在7月5日上午的讲座中Stefan Hedlund教授重点分析了区域研究中的文化价值与遗产。是日下午，Stefan Hedlund教授以《Area Studies II – Cultural Zone and Social Capital》为题，对文化区域（cultural zone）与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做进一步阐释。
Hedlund教授阐释了文化区域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他指出，全球各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表现与制度存在着巨大差异，宗教信仰和社会对政府的信任水平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因素。他指出，在欧洲，信仰天主教与信仰新教的地区对于腐败等概念的认知不同，造成了腐败程度的差异。
在意大利，南部与北部贫富差距悬殊，社会与经济制度迥异。意大利南部是犯罪资本主义（criminal capitalism），社会与经济受黑手党控制，较为贫困；意大利北部却实行稳定的市场经济，较为富裕。Hedlund教授认为，其南北差异根源在于历史上南北部政府塑造社会规范与社会对政府的信任水平不同。在11世纪至14世纪，威尼斯、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北部地区政府鼓励地中海贸易和市场秩序，在长期的贸易过程中建立了平等互信的社会秩序，走向富裕。而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王国却走向了截然相反的专制威权体系，禁止商品流通，逐渐陷入贫困。
随后，Hedlund教授引用了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观点：经济扩张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而市场交易的潜在规模因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而不同。他说，信任是市场经济和商品交易的基础，社会信任水平对扩大市场规模、提高经济水平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在传统的集体主义社会中，如意大利南部，国家能力较弱，人们的行为受非正式的道德规范约束、由黑手党等社会组织来制裁。因此社会信任水平较低，交易规模与交易额十分有限。而在个人主义社会，如意大利北部，强有力的国家机关与成文的法律法规为陌生人之间的交易保驾护航，因此其市场规模远大于传统社会。
Hedlund教授引用了弗朗西斯·福山的理论，暴力是社会秩序的重要部分。在早期社会，人们用非正式的规范来约束偷盗等暴力行为。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逐渐建立起正式的社会规则及法律，形成了完善的社会秩序以及国家机关。这提高了社会信任水平，促进了市场的扩张与国家财富的累积。
最后，Hedlund教授介绍了国家以及社会资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首先，他强调了政府在保护财产方面的关键作用。政府需要切实捍卫人民的利益，保护个人财产安全，培养人们对于政府的高度信赖感。他说，如果政府建立社会规范，并切实履行自身职责，社会信任度将显著提高，从而极大地促进投资、市场扩张与经济发展。而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往往没有良好的信誉，造成国家资本与市场缺乏活力。
Hedlund教授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个群体内共享的价值观及信仰。同时也指出，社会资本具有两面性。积极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建立信任与良好的公民社会，消极的社会资本则带来仇恨及暴力。Hedlund教授认为，传统规范和价值观是具有韧性的。每个族群的价值观和社会资本会代代相传，不会随着环境日新月异而轻易改变。当然，传统规范并非是非理性的，但是其难以改变，并有时会阻碍现代化的发展。讲座结束后，Hedlund教授耐心解答了同学们的问题。
欧亚班是上外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和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两院以及政治学学科和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两个一级学科点的协同创新合作的结果，已作为子项目入选“上海市一流研究生教育引领项目——上海外国语大学区域国别研究特色研究生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