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消费经济学首届年会暨第十八次全国消费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专家观点摘录
作者：刘铭
编者按 11月14日，（中国）消费经济学会首届年会暨第十八次全国消费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四川成都的西南财经大学召开。会议主题为“中国消费新常态：机遇·挑战·对策”。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南财经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厦门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34家学术单位的100多名专家学者，紧紧围绕消费新常态的内涵、消费新常态的发展趋势，以及如何进一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献计献策。会议议题涉及绿色消费、服务消费、文化消费、老年人消费、城乡二元消费、消费经济学研究等众多领域，为我国扩大消费需求、促进居民消费、保障民生贡献出了新智慧、提供了新思路。现根据部分与会专家学者的研究论文、主旨演讲、研讨发言，摘录整理刊出。需要说明的是，限于时间和报道篇幅，对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观点不能做到全部、全面呈现，摘录集纳中难免会有偏差，敬请谅解。
图：研讨会现场。与会代表分组讨论。优秀成果颁奖。
■本报记者 刘铭 文／摄
经济新常态下的消费新常态
全国政协常委、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赵振铣：中国经济要实现基于内需开放的经济体系转型，必须强化消费驱动，关注多样化消费需求，推进消费扩大与产业转型升级，带动新产业、新业态加速发展，推动消费潜力释放。过去政府和理论界更多的关注点是供给，关注生产，长期下去必然会导致供给和消费的脱节，甚至导致经济运行不畅，被不合理的产品结构所拖累。所以，中国经济转型首先是适应消费的转型，需要对消费经济进行深入研究，为政府、企业提供一些理论、实务的支撑。
湖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唐未兵：消费新常态是一个由经济新常态引出的话题。经济新常态主要有三方面特征：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发生变化；二是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三是经济增长动力发生变化，由外生动力为主转变为内生动力为主，主要通过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经济新常态必然引起消费的新常态，而消费的新常态本身就是经济新常态的一个结果，同时它又内在于经济的新常态之中，成为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的内在规定与表征之一。
消费新常态至少呈现出3个重要的特征。一是消费理念出现变化。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有两个支撑因素，即人口和资源。新常态发展的现实，迫切要求通过绿色发展，培养绿色经济增长点。这要求我们转变消费理念，就是要树立绿色消费理念，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二是消费结构的变化。消费将朝着智能、绿色、健康、安全方向转变。三是消费率的增长速度发生变化，将会由过去相对低速转变为中高速增长，消费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在消费新常态下将进一步上升。
适应消费新常态要从3个层面来把握，第一个层面，消费者要加快转变消费观念，树立绿色消费的新理念；第二个层面，企业要积极拓展新的消费业态；第三个层面，政府要加快制度环境创新的步伐，促进消费新常态下的消费健康发展。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管理学院教授、博导文启湘，西南培华学院文辉：经济新常态包含和要求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就是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创新驱动。消费既是有效配置社会资源的重要依托，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因而，消费要适应新常态、服务新常态、并引领新常态，促进和引导经济更加稳健、更有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为此，必须加快推进消费转型升级，实现消费创新发展，充分发挥消费驱动作用。推进消费转型升级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期的战略任务。我国消费领域正在呈现多元化、体验化、个性化、情感化、品牌化、休闲化、绿色化等七大趋势。谁掌握了消费的变化发展趋势，谁就能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
西南财经大学原校长、教授王裕国：当前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期，也是经济发展转型期，同时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从消费经济角度看，是居民消费进入了扩量升质发展新时期。所谓扩量升质，是指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总量扩大、结构升级，质量优化、公平共享。居民消费扩量升质是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导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
湖南商学院教授柳思维：我们要认识经济新常态下的消费发展新趋势。第一个趋势，消费增长的速度放缓，进入消费力提升相对较快的新阶段，与GDP同步的消费增长速度已经放缓，消费需求增幅在稳步上升，但是消费额度在下降。第二，消费结构处在升级和优化阶段。第三，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由过去排浪式的购买，渐变为个性化和差异化的选择。第四，攀比式的公款消费，已经转化为严格限制的理性化的公款消费。第五，消费购买力的时空限制被打破，消费的国际化、全球化特征将更加明显。第六，消费由单一的实体购物转向了虚拟和实体购物并重的时代，而且虚拟购物比重在不断上升，虚拟购物爆发的非常规性、非常态性都是不可避免的。
山东大学教授左锋：我们基于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互动视角对消费新常态进行了研究，认为在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消费成为拉动内需主要动力，并呈现消费额增长率中高速增长、个性化多样化消费突出、消费模式线上线下结合、公共消费生态消费迅速涌现等特征。在消费新常态特征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互动的逻辑。财税、产业政策、金融、民生等领域的制度变迁，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构成了消费新常态的内在支撑。助推消费新常态，需要依靠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互动所产生的复合动力。
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西南财经大学原校长、教授王裕国：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有17处论及“消费”这一范畴，有15处使用“生活”范畴。相互联系理解，这是党中央对新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人民生活、消费理念、最终消费、居民消费、扩大消费，以及消费方式、消费结构、消费创新等系列范畴作出新的科学阐释。“十三五”规划建议特别明确指出“引导消费朝着智能、绿色、健康、安全方向转变”，是指导我们探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消费发展问题的指导纲领。学习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应当全面把握“扩大消费”的实质；互联网+开辟了消费扩量升质发展新天地；把握消费质量提升的新视角；高度重视发展成果在消费领域的公平与共享；更加重视现代文明消费。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管理学院教授、博导文启湘，西南培华学院文辉：我们提出了推动消费转型升级的6个命题，一是密切关注和积极研究消费变化；二是着力提高与发展消费能力；三是扩大和加强文化消费；四是大力发展服务消费；五是加快零售业转型创新；六是推动线上线下互动，创新消费方式。消费的转型升级，首先要以消费力即消费能力持续发展与提高为基础和前提。消费力包含丰富的内容，不仅要有经济收入形成的支付能力即购买力，同时，要具备相关的商品知识——对商品的认识、观赏、鉴别的常识，而且要拥有商品及劳务使用、操作技能和享受能力，还要有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能力。因此，应该全面发展消费力。在我国，发展和提高消费力主要路径包括，大力提高人们经济收入水平；加快发展文化教育与科学技术，从根本上提高人的素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广泛持久地开展消费教育；坚持以人为本加强消费引导。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海学院教授卢嘉瑞：中国和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已经进入了智能化的时代，智能产品已经广泛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智能化是消费的大趋势。第一，生产的智能化、流通的智能化、消费的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第二，智能化的问题特别是标志性产品机器人，现在的生产规模在不断扩大。第三，智能化消费主体已经出现了，就是50岁以下的中青年家庭。这个层面的消费者，思想观念、消费行为都是相当现代化的，因此能助推智能化和智能产品的发展。智能化和智能化生产的发展，将会给居民的消费结构、消费方式和消费产品结构带来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湖南商学院教授柳思维：要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必须培育质量消费、健康消费、安全消费、绿色消费四大新的消费热点。培育四大消费热点可以进一步扩大消费空间，释放消费需求的新潜力；可以适应新的信息革命、技术革命，继续更好地发挥技术对消费第一推动力的作用；可以全面提升消费质量；可以提升人的全面发展自觉性。
河北经贸大学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田学斌、张春娇：
从现实看，我国居民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尚未发挥主导作用。居民消费观念、收入分配不平衡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是主要制约因素。要完成“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的“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的要求，改善当前居民消费不足的现状，扩大居民消费需求，需要从多个方面着手。主要是正确引导消费，逐步改善居民消费观念；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正确引导消费，逐步改善居民消费观念上，首先，加强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力度，改善商品的质量，加大对假冒伪劣商品的打击力度，改善消费环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消费者不敢消费的后顾之忧。其次，稳定物价，消除物价波动对消费者消费倾向的影响。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孔祥利、卓玛草：我们利用中国城乡居民1999—2012年30个省份数据，结合预防性储蓄和习惯形成理论，对中国城乡居民储蓄率超常持续增长和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展开研究，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面临着未来收支更大的不确定性上，城乡居民都存在显著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但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相对大于城镇居民；在消费行为上城乡居民都有一定的惯性,但农村居民的消费惯性更强，使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远低于城镇居民。因此，通过增加农民收入扭转城乡收入差距、建立全方位社会保障体系减少不确定性预期、倡导农村居民改变消费行为和消费观念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是降低中国居民高储蓄率和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的根本途径。
“互联网+”对消费影响大
西南财经大学原校长、教授王裕国：“互联网+”开辟了消费扩量升质发展新天地。从消费经济学角度，我以为这种新经济形式至少表现出4个方面的功能，第一，巧妙运用价值规律，先进即时的商品与资金的交互网络，以及方便快捷的运输通道，电子商务成了扩大消费的急先锋。第二，开启了智能消费和普惠共享的经济新模式。第三，开启小康社会个性化消费新天地。第四，推进了各类消费的大发展。电子商务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制造者与消费者的直接联系，即M2C，真正实现消费者说了算，想设计什么，生产部门就提供什么，借助于智能交互平台，一人一款、一人一变的精准配对的定制式或定单式生产将成为现实，消费者的个性、素质甚至梦想，都将在这种新型交易的享用过程中得到全面展现。这种全新的商业价值观和消费逻辑，必将进一步提升智能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同时，要密切关注网络交易、网络支付中存在的欺诈与风险，以完善法治、堵塞技术漏洞等手段，着力惩罚假冒伪劣商品和服务的侵蚀，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广东惠州学院经济管理系教授汤跃跃、张毓雄：合作式消费己经成为“互联网+”时代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一种新模式。从理论上讲，合作式消费是消费者通过互联网平台，将自己的闲置资源，如房子、汽车、家电、家具甚至技能等，与其他有需求的消费者进行分享，并从中获取经济利润。其核心是实现服务方与消费方共赢。合作式消费实际上是一种共享经济模式，具有共享、开放、暂时和重复等特征。合作式消费是在“云大物移”技术、高密度的居住人口资源、服务方与消费方共赢等背景下产生的。同时，合作性消费的实现需要供需双方的沟通平台、信任、交易动机以及赢利模式等条件。合作式消费在美、德、新加坡等发达国家迅猛发展，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新常态下，创新管理模式、完善信任机制、大力宣传共享消费理念、将共享经济的理念融入城乡规划建设中等措施，是发挥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扩大服务消费为重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的必然选择。在中国，由于受技术、政策、法律、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合作性消费发展相对缓慢。主要障碍有，制度和政策存在“盲区”；数字技术扩散的广度和深度不够；消费实现的支撑体系不健全；观念冲突。合作式消费在中国发展的路径选择包括，完善的信任机制；创新管理方式；政策积极；法律严格管制。
湘潭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韩雷、张磊：我们基于2002—2013年中国省际动态数据，从消费、生产和分配3个角度考察了电商经济的相关效应，尝试从不同视角为研究电商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提供证据。研究结论与一般认识略有不同，通常，学者认为电商经济既是有效率的又是公平的，是新型的经济革命。我们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发现，电商经济并未脱离传统经济变迁的特征——充满效率但有失公平，甚至这种高效率性也可能随着发展的深入而产生垄断和禁锢。从消费视角看，电商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当地消费的大幅度提升，并有利于当地成为区域消费中心，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网络消费可以提供更加廉价的商品，另一方面也是电商经济打破市场的空间限制和产业限制的表现；从生产视角看，当前中国电商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市场进入门槛，增加区域市场内的企业数目，提升整个市场的效率，也可以提升微观企业主体的效益，并且这种效益带有正的外部性，有利于企业的集聚发展，但也不可忽视发展中可能带来的用户垄断和禁锢；从分配角度看，电商经济可以提升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但这种收入的提升并不平衡，也不能提升全体劳动者的市场参与度，以及城镇居民收入提升的幅度。
服务消费助推消费新常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杨圣明：按生活消费的对象不同，消费可以划分为实物消费与劳务消费两类。对劳务消费近年来开始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也有明显进展。关于服务消费定义，学界有不同的观点。著名消费经济学家尹世杰认为，服务（或劳务）是一个经济范畴，是通过人们的经济活动而生产的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它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劳务，系指服务行业提供的劳务，包括饮食、理发、照相、旅社、沐浴、洗染、园艺、旅游服务性手工业、修理业以及其它生活服务。如果从广义上说，通常还包括文化、教育、艺术、出版、卫生、保健、体育、商业、金融、情报、咨询、运输、邮电等部门提供的劳务。
消费经济学家何小锋认为，劳务是服务部门的劳动者生产出来的、用来交换的一种特殊产品。服务部门包括教育、文化艺术、医疗卫生、体育、部分商业、旅游和个人服务（包括旅馆、浴室、照相、咨询、职业介绍、殡葬……）等。这里把劳务与服务分开，服务是以人为劳动对象的劳动活动，劳务是服务劳动所生产的用于交换的特殊产品。
消费经济学家陆立军认为，劳务是指流动形态上的劳动，它除了包括何小锋指出的那些部门外，还包括交通运输、邮电、线性粹商业、物资供销和租赁业、金融、保险、信托业、园林、消防服务、新闻、出版、广告、社会薄记、住宅、市政公用事业等。
消费经济学家智效和认为，服务有两个定义。服务的第一个定义，是从劳动的物质形式上讲的。服务的第二个定义是从劳动的社会形式上讲的。前一个定义把服务规定为以活劳动的形式提供的使用价值；后一个定义则称“服务是非生产劳动”。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管理学院教授、博导文启湘，西南培华学院文辉：消费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从商品实物消费转向服务或劳务消费。随着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对象重点，从实物形态的物质产品，逐步转向非实物形态的劳务或服务，这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品质提升的客观必然。加快推进消费转型升级必须大力发展服务消费。为此，应积极抓好3个主要环节，首先，大力发展多种类型的生活服务业。就服务消费主体年龄段而言，今后特别要抓两头，一是大力发展婴幼年服务业。通过其对婴幼年人群提供精细、全面的服务，保障下一代的健康发育成长。二是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通过其对老年人提供温馨、周到、贴心的养老服务，保障老年人延年益寿和安享晚年。其次，加强各种新型消费服务设施建设。其中，特别是要加强商业、文化、教育、体育、旅游消费服务设施的建设，并促进它们融合发展。要支持文化产业园区、艺术街区、国际品牌街、酒吧街、名特餐饮及小吃街等的建设与发展。第三，培训服务业从业人员。 （下转3版）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导、副教授张慧芳，博士艾天霞：我们运用灰色预测模型和主成分回归模型，对陕西省城镇居民服务消费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陕西城镇居民服务消费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服务项目价格、第三产业增加值、城镇化率呈正相关，与家庭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呈负相关；全省城镇人均服务消费支出逐年增加，服务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为了促进城镇居民服务消费发展，我们建议，首先要提高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服务消费的需求收入弹性，这就需要政府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并引导居民转变原有消费观念、增加消费意愿；其次，要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提高服务产品质量，刺激服务消费需求；第三，要加快城镇化进程，提高城镇化水平，改变城乡结构，转变原有农村旧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最后，要降低人口负担程度。2015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提出四方面促进就业的措施，对提高就业率，降低家庭人口负担程度，提高家庭人均服务消费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教授夏杰长：休闲旅游业正在成为最具潜力的现代服务业。消费结构的升级无非是从衣食住行走向康体娱乐，休闲旅游是实现康体娱乐的重要抓手。休闲旅游消费品分为四大类，度假、文化、康娱、专项类。休闲旅游品大部分是准公共品，但是准公共品又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维持型的，比如植物园、博物馆、图书馆；第二是经营型的，比如旅游纪念品、大型沐浴与SPA场所；第三是发展型的，比如历史文化名村、老旧街区改造等。不同类型的投资方式和供给方式不一样，维持型的准公共品尽量采取公共提供方式，但公共提供方式不等于政府生产，也可能是私人生产、政府购买。第二种是市场提供方式，就是经营性的，完全可以市场化。发展型的休闲旅游公共品，建议采取公私合作和PPP的模式做，具体来讲有3种方式，一是购买服务，二是特许经营，三是股权合作。
文化消费与消费新常态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管理学院教授、博导文启湘，西南培华学院文辉：消费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从物质消费转向文化精神消费。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的调整，人们消费对象重点从物质商品消费，逐步转向非物质的文化精神消费，或借助物质产品得到文化元素的享受消费和发展消费。文化消费是指对文化精神产品及其服务的占有、欣赏、享受和使用。可见，扩大文化消费是推进消费转型升级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必要条件。扩大文化消费，必须创建3个基本条件：一是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保障广大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二是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健康发展，使其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三是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培育和拓展文化消费空间。
当前，在我国扩大文化消费，既要增加文化消费规模（总量），又要提高文化消费水平，优化和提升文化消费结构与品味。为此，应认真做好几个方面工作，一是增加城市居民经济收入，广泛开展文化消费教育。二是创新商业经营模式，拓展大众文化消费市场。三是开展特色文化消费，提供文化精品和多样化消费方式。四是加强和提高基层文化消费水平。五是积极发展文化旅游，实行文旅结合，发挥旅游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
西南财经大学消费经济研究所毛中根教授、孙豪博士：为研究中国文化消费发展规律，我们首先分析了文化消费行为的两个典型特征：一是文化消费属于较高层次的消费需求，是非必需性消费；二是随着收入的增加，文化消费需求的迫切性逐渐增加。结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和恩格尔加和原理，随着收入的增长，文化消费将逐渐从非迫切性消费需求转变为最迫切的消费需求，文化消费需求对收入从缺乏弹性转变为富有弹性。文化消费发展的“国际经验”即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文化消费快速增长，超过5000美元时，文化消费将呈现“井喷”式增长。然而，该“国际经验”在中国并未显现。通过对城乡居民文化消费需求收入弹性的分析表明，中国文化消费的发展规律是文化消费数量随着居民收入增长快速增加，文化消费在居民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将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发展轨迹。
研究得出的结论与启示：对“国际经验”失灵及文化消费“巨大缺口”的解释：中国的文化消费发展规律似乎不符合文化消费发展的“国际经验”，这里有两点有必要澄清。第一，消费行为特别是文化消费行为的变化滞后于经济增长。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文化消费的“国际经验”不能直接拿来应用，该“国际经验”来自于对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文化消费发展历程的归纳总结。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人均收入从1000美元增长到5000美元只用了9年时间，西方发达国家这一增长过程要缓慢很多。当收入快速增长时，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的变化也滞后于经济发展，因此，当收入达到3000美元或5000美元时，文化消费并不会出现“井喷”式增长。第二，收入的不可比性。我们国家人均收入达到的3000美元和5000美元，与“国际经验”中的3000美元和5000美元不可比。“国际经验”中的收入是西方发达国家当时发展阶段中的美元价值，我们现在提到的收入是按现价计算的美元价值。特别是在近年来人民币迅速升值背景下，这两种收入更加不可比。文化消费3万亿元的“巨大缺口”夸大了我国文化消费的短缺。3万亿元文化消费缺口是按照GDP与文化消费的对应关系依照“国际经验”估算得出的。显然，这样的估算没有考虑文化消费行为特征，也忽略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及消费特征。在人均收入较低时，文化消费并不能成为居民最迫切的消费需求，文化消费需求对收入缺乏弹性。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典型的东亚消费文化，也使我国文化消费发展相对滞后。
文化消费增长拐点。可以预见，现阶段是文化消费发展的重大机遇。城镇居民文化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已经初步显现出文化消费正在成为居民最迫切的消费需求，文化消费增长拐点即将到来。文化消费增长拐点，一方面体现出居民基本消费需求得到较好的满足，另一方面也是在较高收入条件下文化消费富有弹性的体现。文化消费对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民素质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转入“新常态”，转方式和调结构依然是改革的重点，经济发展更加注重增长质量，更加关注民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背景下，积极发展文化产业，提升文化消费，是居民收入超过5000美元之后发展文化消费的重要契机。
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何昀副教授、谢迟：文化消费质量问题正日益受到关注，但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关于文化消费质量的已有研究严重欠缺。我们尝试从人均文化消费水平、文化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文化消费与收入的匹配度、文化消费的内部结构、文化消费的差异以及文化消费的成本与消费效果6个维度对文化消费质量的科学内涵进行刻画，借此构建文化消费质量的描述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该指标体系对2001-2013年我国居民文化消费质量状况进行了测度。通过测度发现，2001-2013年我国居民文化消费质量指数总的趋势是持续上升的，个别年份因故出现过下降，居民文化消费质量的提升空间还很大。提高居民文化消费质量应有针对性、系统性的思路。应着重从消费者、文化企业、政府和文化市场四个角度来探究提升文化消费质量的具体途径。一要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作为“奢侈性”消费品，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是提升文化消费质量的前提；二要丰富文化产品及服务供给，满足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三要加强政策引导和扶持，尤其是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文化建设和消费的帮扶力度，缩小地区差异；四要完善文化消费市场机制，促进良性竞争，降低文化消费产品及服务的价格，提升质量；五要提升全民文化素养，从根本上提升文化消费需求的品质，最终全面提升我国居民文化消费质量。
上饶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徐和清：通过时间序列的协整分析，我发现城镇化对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一是城镇化促进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扩大；二是城镇化通过两种途径影响农村居民文化消费，一方面，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带来直接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城镇化通过扩大城镇居民文化消费间接带动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提升，导致城乡文化消费差距扩大。缩小城乡文化消费差距，促进城乡文化消费均衡发展，关键是要抑制城镇化对农村文化消费的消极影响，发挥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促进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功能。一要大力培育小城镇，发挥小城镇对农村文化消费的带动作用；二要挖掘农村特色文化市场价值，通过市场激活农村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和消费的可持续性；三要促进文化产业链上的人才培育与发展，克服文化供给上的人才瓶颈，保障文化供给质量。
绿色消费与消费新常态
（中国）消费经济学会会长，成都市社科联主席杨继瑞教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是科学发展观在新常态背景下的丰富与完善，是“升级版”诠释。其中绿色发展理念，让人眼前一亮。绿色发展理念是一个有机体系，是人们“五大生态文明需求”——“天蓝、地绿、水净、空清、食优”在发展理念上的高度概括和凝练。绿色消费是“五位一体”的消费行为和过程，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是有效性消费，追求消费产品和服务边际效应最大化；是崇尚自然生态的消费；是“三R”消费，在消费过程中，要节约资源，鼓励“减量”“重复利用”“循环资源”；是健康消费。支撑绿色发展的绿色消费，注重的是消费模式的更加环保、更加和谐。坚持绿色消费，将深刻影响一地区的发展模式和幸福指数。要想实现绿色消费，需要不断地技术创新和理念创新，需要协调各种关系，需要借鉴一些国家的经验和规避走过的弯路。同时，绿色消费将显著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使共享发展成为有质量的发展。只有加大绿色投资，促进绿色消费，使投资和消费都提档升级，从而拉动我国的经济增长保持稳健的中高速，才能够使我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坎。
湖南商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陶开宇：初步将生态消费定义为四个特征，即绿色生态；持续安全；厂消合作；天人合一。引导公民社会生态自治具有理论依据及现实背景。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生态消费理念未到位、生态消费制度不完善。引导公民社会生态消费自治的基本思路是：在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的同时，如果能引导消费者对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品进行货币投票，则因消费影响生产，生产者可以从根本上减少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也就最终保护了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在此观点引领下，消费者和生产者都可以各在其位，各尽其职。政府则可以从消费前选择和消费中保护及消费后保障等各环节实现引导生态消费的积极作用。在生态消费引导过程中，国际上有很多成功的范例。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征收生态消费税、明确生态消费品标签、给予生态消费者激励、鼓励建立诸如日本大地守护协会等民间消费者联盟上都有长期的探索和较明显的成效。引导公民社会生态消费自治的对策：一是树立正确生态消费观念，引导消费者关注消费品的来源和制造流程，开展消费教育；要进行生态消费知识教育，加强常识普及。二是创新生态消费制度，可以推行生态消费标签化；提倡建立民间消费者联盟；加快完善生态消费积分制度；鼓励建立生态消费基地和基金；落实政府倡行节约、遏制过度消费的好制度。
新常态下的教育消费
西南财经大学消费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张恩碧：通过对财政教育支出与城镇居民教育支出、收入和消费的相关研究表明，短期内我国实际财政教育支出变动1%，会导致城镇居民实际人均教育支出同方向小幅变化0.89%，但其短期波动不是导致城镇居民教育支出变化的格兰杰原因。长期内我国实际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增加1%，会导致城镇居民实际人均教育支出反方向减少1.59%，其影响作用非常明显。长期内城镇居民教育支出变化的0.98%-11.26%原因可以由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变动做出解释。也就是说，我国城镇居民教育支出与财政教育支出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反方向变动关系，增加国家财政教育支出对城镇居民教育支出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合理的推断是，我国农村居民教育支出与财政教育支出之间应该也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反方向变动关系，国家财政教育支出对农村居民教育支出也具有“挤出效应”。建议：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的精神，稳定和增加国家财政教育支出，发挥其对居民教育支出的“挤出效应”，减轻居民教育负担、扩大消费需求、实现教育消费公平。第一，减轻居民教育负担，释放消费需求；第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第三，降低居民教育储蓄率；第四，缩小受教育机会差异，促进教育消费公平。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蔡伟贤副教授朱锋：我们就“撤点并校”对农村家庭消费影响进行实证研究，试图就“撤点并校”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程度和影响途径提供实证依据。研究结论表明，“撤点并校”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一影响反映在该项政策使农村居民增加了多种教育支出，挤出了农村居民的其他消费。要破解“撤点并校”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激励扭曲所造成的种种问题，一方面需要中央政府在实施类似教育政策的过程中适当集权，加大对地方政府在实施“撤点并校”过程中的监管力度，摒弃以财政奖励和政绩考核的方式刺激地方政府推行这一政策的做法；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决策过程中，需要倾听农村居民的呼声，采取各种手段让农村居民参与到“撤点并校”的决策过程中来。对学校尚未被撤并的农村社区，应当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教育条件和交通状况决定是否裁撤当地学校；对于学校已经被裁撤的农村社区，一方面要采取适当的救济措施消除“撤点并校”政策实施后产生的不利影响，如对上学不便的农村子女家庭予以补助，为服务半径过大的学校配备校车等；另一方面，根据农村社区的交通等实际情况恢复部分已经被撤并的学校，让在外就学但出行不便的适龄儿童重新就近入学。
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刘湖副教授张家平、王莹：基于本科、专科、研究生的研究视角，我们对新常态下生产性教育消费的贡献与挑战性进行了研究分析。研究结论是：生产性教育消费作为一种特殊的消费，它能够提高全民职业素质，增加全社会人力资本存量。随着中国教育体制的不断完善，生产性教育消费需求将会不断增加，从而直接促进经济的增长，有效实现人力资本的增值。研究型教育消费和应用型教育消费都是生产性教育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生产性教育消费的合理化，就要同时实现研究型教育消费合理化和应用型教育消费合理化，专科教育和本科教育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同等重要，二者相辅相成，应该做到二者协调发展。建议：优化教育消费结构；建立高校创新环境，探寻新的创新机制，培养新型研究型人才；加大政府对专科教育的支持力度；建立健全科学的学校管理体制。应该努力借助互联网平台来实现教育消费的转型升级，尤其教育信息化的建设，从而不断促进我国教育消费合理化和公平化，促进教育消费的多元化，最终为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贡献更多、更优的人力资本。
新常态下的家庭消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教授易行健、经济与贸易学院陈仁静、金融学院来特：在论文《家庭教育水平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基于收入不确定性机制的实证分析》中，我们利用2010年与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验证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对家庭储蓄率是否存在正向影响。结果发现，总体而言，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对家庭储蓄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鉴于预防性储蓄动机在我国居民储蓄行为中的重要性，以及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不确定性指标之间的联系，通过继续分析教育程度影响家庭储蓄率的收入不确定性机制，结果发现，教育程度通过收入不确定性机制对储蓄率产生负向影响，这一影响占总影响的41.67%。这意味着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储蓄率较低，其中一部分原因正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面临的收入不确定性较小，预防性储蓄动机相对较弱，故储蓄率相对较低。建议：鉴于教育水平的提升会导致家庭储蓄率降低，故提高居民教育水平将有助于提高居民素质、改变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提高其抵御不确定性的能力，从而刺激居民消费，改善目前居民消费率较低和储蓄率较高的现状；家庭成员的教育程度将会通过收入不确定性机制影响家庭储蓄率，同时，这些机制变量本身也会对家庭储蓄率产生影响，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提高居民的失业保障、医疗保障和收入保障来降低居民的收入不确定性，帮助其达到平滑消费的目的，同时降低其储蓄倾向。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李正明：可以用4个字说明老年人消费不容忽视——强、大、高、低。强，老年人的消费刚性强，不存在价格低的时候需要，价格高的时候就不需要的情况；大，主要体现在量上面，全国有钱的老年人已经不是小数目，他们的需求很大，这个“大”还包括一个方面，就是多样性；高，老年人消费的边际效应是很高的，他的钱基本都能花光，例如，以前有的老年人不会弹钢琴，现在他就去买钢琴了，消费效率比较高；低，老年人目前奇异性消费偏好是比较低的。老年人消费确实值得我们国家注意，它应该可以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
广州工商学院副教授温燕萍：家庭消费是指家庭成员转化各种资源以满足自身生存发展享受等需要的过程。它是反映一个家庭发展活力的“晴雨表”。但是，家庭消费并非仅仅属于家庭内务，其价值关乎国家形象。从人类进步的意义上说，社会发展、生产力解放和消费的进化会相互印证。社会发展和生产力发展往往会体现在人的消费的不断改善和提升上，而不断改善的消费力伴随生产力持续融入家庭的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因而家庭消费也是反映国民福利高低、地区或国家财力大小的缩影和名片。家庭，这个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目标共同体，无论是血缘为纽带组成的，还是非血缘因素组成的，都是消费的生力军。生活品质应该成为家庭消费的战略目标。家庭消费的诉求应该被细分和尊重，要把老年人消费点亮，使年青人消费活力更大，使中年人消费“自由奔放”。
湘潭大学商学院吴朝霞副教授、张智颖：使用中国家庭金融微观调查（CHFS）数据，我们首次从家庭人口结构层面-家庭抚养子女数量因素实证考察了其对城市居民家庭的资产配置选择行为的影响。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发现：首先，家庭抚养子女数量因素不仅会对城市居民家庭是否参与股市与风险资产市场决策显著影响，而且还会对它们的持有比重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其次，相比未成年子女数量因素，成年子女数量因素对参与股市和风险资产决策及其占总财富比重具有显著负向效应；最后，居民家庭参与股票市场与风险资产的参与率及其投资参与比重具有“生命周期效应”，在年龄上呈“钟形”特征分布。建议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减小家庭面临的消费风险约束；提高居民的教育水平，积极培育居民的金融意识。
消费教育、消费引导和保护消费者权益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导文启湘教授、李忠飞：广泛持久地开展消费教育、增强消费者权益维护能力和以人为本加强消费引导，是提高消费力的路径之一。消费教育包括对生产者教育和对消费者教育两个方面。消费教育不仅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引导消费，消费维权的需要，而且是提高国民素质，增进消费知识与消费技能的需要，进而是发展和提高消费力，扩大消费，增进可持续消费的内在要求。因此，消费教育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关系民生与全局的战略性任务。消费教育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8项：1.倡导文明、科学消费观念的教育；2.提高消费者消费知识与消费技能的教育；3.改进消费方式的教育；4.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教育；5.矫正消费者不正确心理预期的教育；6.提高厂家、商家对消费的认识的教育；7.消费环境知识与生态消费的教育；8.增强信息意识、树立知识价值观的教育。为了广泛持久地开展消费教育，一要将消费教育纳入全民教育体系，使其成为全民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二要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发挥宣传舆论的教育作用；三要充分发挥消费者协会、社区、民间机构、工商企业的作用，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消费教育活动。
增强消费者权益维护能力。消费者权益指消费者在生活消费中，主要是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过程中应享有的权利和利益。从本质上说，市场经济是消费者主权经济。维护消费者权益，既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需要，又是维护社会秩序，建设精神文明的要求。我国现阶段市场发展水平还较低，市场机制不健全，一些生产经营者缺少诚信，制假售假等市场欺诈不断出现，消费者权益遭受损害的现象、案例屡见不鲜。其中除客观因素外，主观原因就在于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消费者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薄弱。要提高消费力必须大力增强消费者自身的维权意识和能力，尤其是提高农民维权意识和能力。为此，一要促进消费者主动接受消费教育；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并获取丰富的商品知识，掌握商品或服务产品的使用、操作技能；二要通过消费法律教育，使消费者明确并掌握自身权利的基本内容，包括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结社权、受教育权、受尊重权、监督权等，要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三要促使消费者依法行使结社权，通过消费者组织的力量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样可以解决单个消费者因势单力薄自我保护乏力的问题，增强消费者的维权力量；四要健全市场经济法制，完善法律体系，加大执法力度，并建立健全消费者保护的行政体系和社会体系，以加强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
坚持以人为本，加强消费引导。一要运用多种教育形式和媒体，引导广大人民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转变消费观念，树立与加强科学消费观，弘扬消费本质和人的本性，反对消费异化和“物化”，发展文明消费和绿色消费。二要继续大力运用经济手段，如运用财政、税收、信贷，价格手段进行调节和引导。三要在运用经济手段的同时，充分运用行政手段，如计划、组织监督、制度、政策、奖惩等手段加以引导。四要认真运用法律手段，如运用法律规范、法律保护来引导消费，取缔黄色消费，打击黑色消费，制止破坏生态的炫耀性消费。
西安外国语大学王敏、张璐：消费者权益保护一直是人们社会生活中所关注的重大问题，消费安全事件时有发生，经营者的违法成本过低、消费者维权成本过高、维权道路困难重重。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中，损害赔偿制度设计目标应当不仅仅是对已有损害的弥补，更是对潜在损害的预防，若损害赔偿制度能够对违法经营者形成足够的威慑，消费者的权益将得到更好的保护，整个社会福利将得到极大地提升。建议：一是降低维权成本，根据消费侵权纠纷案件的特点，简化诉讼程序，设置小额纠纷处理特别通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二是提高维权收益。消费者实际交易的商品货款与消费者受到的损害并不必然成正比，惩罚性赔偿金额的确定，必须要以消费者所遭受的实际损失为事实依据，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标准，同时，赋予法院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规定最高赔偿限额的基础上，允许法院针对不同情形的案件制定相应的赔偿方案。
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法学院戎素云教授、郭广辉：通过对“草莓农药残留超标”事件及其中的消费者行为进行的经济学解读，我们认为可以从微观层面的消费者行为去探究我国宏观层面的食品安全治理制度缺陷，以便找出问题产生的根源，为合理进行制度改进提供参考。“草莓事件”是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表现，是契约的私人自我实施机制发挥作用的表现。“草莓事件”是市场中主体行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要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不仅需要提高消费者的识货能力和算计能力，而且需要通过根本的制度改进提高政府的食品安全治理能力，提高经营者的正当经营能力，唯此才能通过高效的市场机制促进我国食品生产竞争力的提高。一是完善消费教育制度以提高消费者的识货能力和算计能力；二是改进技术培训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以提高生产者的正当经营能力；三是完善各项制度以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四是创造促成伦理道德和交易诚信建设的制度环境。
消费经济学研究
山东大学消费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臧旭恒：社会经济的研究仍然要坚持马克思经济理论，另外要结合中国现实情况和实际，以及现代消费理论的发展。最近的研究成果：2011年开始承担国家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研究》，目前已经获得了近100万字的研究成果，发表了几十篇研究论文，目前已经整理出50万字左右的最终研究报告，争取今年年底结题。最近的两个成果，第一个是《家庭资产与中国居民消费倾向》；第二个成果是《我国居民预防性储蓄重要性的测度：来自微观数据的证据》。
山东省社科院教授、中国消费经济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李鑫生：中国消费经济研究院成立3年来开展了大量的研究。第一，坚定地赋予消费以崇高的学术地位；第二，对消费重新进行了分类，分为三大消费——生活消费、生产消费、社会消费；第三，加强了对消费生产力的研究；第四，加强了对消费链的研究；第五，加强对科学消费观理论的研究；第六，加强消费主体和客体的研究；第七，加强对消费方式和消费内容的新变化研究；第八，加强高端消费的研究，建议学会要重视企业家的消费市场理论研究。
湘潭大学消费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龚志民：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迪顿主要是从事消费者行为研究的，他的获奖一定会推动我国关于消费经济学的研究，也会使更多人认识到消费经济学的重要性。消费经济学的研究，或者说消费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实际归根结底还是人的行为的研究。人的行为很复杂，人不是简单的投硬币，不是完全随机的，也不是主流经济学所说的企业利润最大化，消费者效益最大化。美国萨拉贝研究所，主张从复杂适应系统这个角度来研究经济学，就是人会根据环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迪顿最重要的是批判精神，经济学的研究需要批判精神，消费经济学的研究更需要批判精神。人的研究应该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中心，消费经济学应该成为经济学的研究中心，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也应该能够成为消费经济研究的中心。
西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教授赵德武：全国消费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一直是我国消费经济学界高层次、高水平学术盛会，至今已举办了十八届，多年来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成立一个属于消费经济学人自己的组织，一个全国性的消费经济学会。今年7月，民政部正式批复学会成立登记。自此，一个努力多年的夙愿终于达成，无疑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中国）消费经济学会的成立可以说恰逢其时，大有可为。对消费经济领域来说，如何紧紧把握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紧密联系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紧紧围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用“五大发展理念”引领我国消费经济发展新实践，是我国消费经济学界面临的课题。面对这样的课题需要我们坚持以问题为牵引，着力研究解决消费经济领域中的发展动力、发展平衡、内外联动、公平正义等重要问题，研究如何补齐消费经济领域的短板，提高消费经济发展品质，让人民群众在消费领域有更多的获得感，不断开拓我国消费经济发展的新境界。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消费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尹向东：学会近期的三大任务：第一大任务就是制定（中国）消费经济学会“十三五”规划，做好学会的五年发展顶层设计；第二大任务就是消费经济学科建设，修订尹世杰2007年出版的《消费经济学》；第三个任务就是适宜消费城市研究，计划2016年适当的时候由学会向全国发布副省级以上城市以及省会城市的适宜消费指数。
原文链接：http://dzb.ccn.com.cn/shtml/xfzb/**/v03.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