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学科建设与其他经济学科建设一样，出现了明显转向，概括起来主要是：逐步从批判西方金融学转向建设中国金融学，从排斥西方经济学转向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诠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注重理论研究转向注重应用研究。出现这“四个转向”，不仅是因为实践发展的需要，而且是因为金融学研究者认识到，金融学科建设既有特殊性，也有一般性。在“四个转向”过程中，我国金融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可喜成果，对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金融发展以及金融学科建设起到了重大作用，但也存在一些比较明显的欠缺。比如：在研究领域和视野上，对策性研究较多，理论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较少；对西方发达国家金融问题研究较多，对发展中国家金融问题研究较少；应时研究、事后研究较多，前瞻性研究、事前研究较少；适应政府部门需要的研究较多，满足企业和一般老百姓需要的研究较少。在研究方式和方法上，定性研究较多，定量研究较少；宏观研究较多，微观特别是“见微知著”式研究较少；就金融论金融的研究较多，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较少。这几多几少表明，与时代进步、实践发展、事业需要相比，我国金融学科建设还存在明显不足，需要在转向中进一步明确方向。
金融学科建设要传承中华文明。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综合性积淀，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和传承性。金融事业发展、金融学科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文化赋予金融学科以灵魂，增强金融学科对本国金融实践的解释性。中华传统文化灿烂多姿，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就儒家文化来讲，它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做人要以德为中心、以诚信为本，要求人们“厚德载物”“格物致知”。具体到金融学科建设和金融领域，人与人之间的金融关系要以诚信为基础；厚德载物意味着人要有担当，而要有担当就必须认识客观事物即“格物致知”。所以，儒家文化中的诚信为本、“厚德载物”、“格物致知”等都是金融事业发展和金融学科建设的根基。金融学研究必须建立在这样的根基上，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才能推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金融学科建设。
金融学科建设要与时俱进。科技在发展，时代在进步，金融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结构及运行规律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当代，金融业产出在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一些发达国家甚至成为主体，这种状态还将继续和扩大；财富已经超出物质资料和产品范围，金融资产成为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财富分配中举足轻重；市场结构更加复杂，金融商品交易占据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在国际市场上，金融商品交易已超过实物商品交易，是价格波动和风险积聚的前沿领域；金融在为居民和企业服务中，不仅发挥货币结算和资金融通作用，而且发挥信息提供、信用保障以及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作用；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在金融业的应用方兴未艾，催生了多种金融衍生产品等金融创新。这些情况表明，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金融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前瞻性地把握金融业发展方向。作为认识、解释、指导金融发展的金融学，自然需要根据实践发展变化，改造甚至重建学科体系。
金融学科建设要与大国地位相称。我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国，在促进金融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以及维护世界经济稳定方面，负有责无旁贷的责任和义务。这在金融领域集中表现为，在建立和健全国际金融组织、推动国际货币资本正常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应适时提出自己的主张、方案、措施，具有一定话语权。在这方面，不仅需要顶层设计、政策导向、舆论支持，而且需要加强专题研究和学科建设。学科建设必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目前，金融学学术研究联系中国实际不够，缺乏前瞻性、战略性研究，不是因为缺乏能力，而是因为对中国实际重视不够。一些人总觉得西方的才是先进的，但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只能成为人家的小跟班。所以说，金融学科建设要注重传承中华文明，要与中国大国地位相称。
最后，金融学学科建设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只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才能多元包容、交流互鉴；只有多元包容、交流互鉴，学科才能繁荣发展。只有学术环境宽松，才能解放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作者为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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