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级学子入学时，校名为“河南师范大学”，1984年毕业时校名已恢复为“河南大学”



1984年5月，我校恢复河南大学校名。6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为学校题写校名



1984年5月26日，校报由《河南师大》改为《河南大学》



恢复河南大学校名，是海内外河大人共同的心愿。1985年9月25日，遵照省委省政府的指示，河南大学举行建校73周年庆典。来自海内外的校友回到母校，参加了庆典



恢复河南大学校名后师生佩戴的校徽



学校现存的相关文件和材料，记录了恢复河南大学校名的全过程

大礼堂内，当李润田校长宣布恢复河南大学校名时，所有的老师都激动地站了起来，一起鼓掌。掌声如雷，持续不断，响彻了整个大礼堂。
掌声、欢呼，都不足以表达河大人的兴奋；笑容、泪水，也无法承载河大人对母校的挚爱。
30年间，河南大学把敬畏与低调植入心底，把骨气与自信融入生命，把迎接挑战、逾越难关、奋力前行作为常态，以积沙成塔、集腋成裘的不懈努力，化小胜为大胜，由量变到质变，赢得了河南大学又一个最为珍贵的黄金发展时期。

历史是什么？历史不仅是书上的记载，还是记忆的痕迹；不仅是枯燥的文字，而且是情感的共鸣。如今，回首这段历史时，我们依旧激动，依旧感动，依旧触动。
恢复河南大学校名
河大人乐开了花

一切，要从教育部下发的一份文件说起。

1984年5月15日，教育部颁发“教计字（84）094号文件”：“河南省教育厅：关于来文提出将河南师范大学改为河南大学一事，准予备案。今后如增设新专业，应按规定程序报批。”

除了下发给省教育厅外，这份文件还抄送给了国家计委和河南省计委。

不过寥寥数语，但对于身处开封的河南师范大学而言，这却是天大的喜讯。

文件送达学校后，学校很快召集各职能部门、各系相关负责人，在小礼堂召开会议，宣布这一消息。与会的所有人，都很高兴，围绕着恢复河南大学校名后学校发展问题畅所欲言。会议提出，要借助这一契机，鼓舞师生的士气，进一步做好各项工作，开创建设发展新局面，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

当时，靠近铁塔的丁四排、丁五排房，住的是历史系81级的学生。吃过晚饭，大家围在一起，守着系里配的一台21英寸的电视，聚精会神地观看新闻联播。

参加工作两年的关学增老师，也住在丁四排房，和大家一起看新闻。等看完新闻联播后，他站起来对大家说：“同学们，给大家通报个好消息，我们学校要改名为河南大学了。”

在场的同学听到这个消息，齐刷刷地站了起来。有人大叫一声“好”，大家齐声欢呼，热烈鼓掌。西边住的是体育系的学生，听到这边很热闹，都好奇地跑了出来。问明情况后，也跟着欢呼了起来。

学生越聚越多，欢呼声也越来越大。“大家群情激昂，一片欢腾。这个场面，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三十年后，关学增提起当年的事情，打电话讲了半个小时。

掌声和欢呼声，是年轻学子愉悦心情最好的表达。在他们看来，报名入学时是河南师范大学，而以后上的就是河南大学了。而校名的变化，一定会对学子们产生重要的影响。

那时候，李文山还是1980级政教系学生，他知道这个消息的时间稍微晚了一些。不过，当辅导员朱秀云老师在教室向大家宣布这一消息时，所有的同学都兴奋异常。大家拍着桌子，齐声叫好，甚至有同学爬到桌子上，大声欢呼。

消息逐渐在校园传开，各系的学生都以不同形式表达喜悦之情。李文山还记得，当时中文系的同学在东操场举办了一场篝火晚会，吸引了不少学生前去狂欢。大家唱着跳着，用最朴素的情感庆祝学校恢复河南大学校名。

而学校公开宣布恢复这个消息，是在1984年5月20日，恰逢星期天。已经五十岁的大礼堂，亲历了时事风云变幻，见证了师生喜乐悲欢。作为无数河大人的精神圣殿，那一刻，她一派祥和。

大礼堂内，坐满了前来开会的老师。当李润田校长宣布恢复河南大学校名时，所有的老师都激动地站了起来，一起鼓掌。掌声如雷，持续不断，响彻了整个大礼堂。

刚刚度过90大寿的李润田校长，是恢复河南大学校名的关键推动者。在回忆整个过程时，尽管有些细节他已经淡忘，但当说到宣布恢复校名时，他提高了语调：“大家都很高兴，乐开了花。大家都说这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幸福。恢复河南大学校名，大家归功于我，而我认为这是国内外校友、全校师生和省领导共同努力的结果。”

那一年，佟培基教授才40岁。他清楚地记得，学校在大礼堂开完会后，过了几天，中文系在十号楼进行政治学习。得知系里要宣布恢复河南大学校名的消息，年迈的任访秋先生、华锺彦先生、高文先生、于安澜先生，都来到了会场。于安澜先生平时身体不好，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进了教室。消息宣布后，宋景昌先生诗兴大发，当众朗诵了一首诗歌以示祝贺。

30年后，在回忆当年情形时，年近七旬的佟老师，流下了热泪。“系里开会时，到场的老先生们都很激动。几十年了，河大人总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恢复河南大学校名，全世界的河大人终于有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当时，刚刚毕业工作不久的王发曾，正忙于进修英语准备出国，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助教进修班学习。知道学校恢复河南大学校名，自然是兴奋异常。在他看来，老校名的恢复将会使学校的办学平台大为提升。作为刚留校的青年教师，只有努力工作，尽快成才，才能赶上时代的步伐。

掌声、欢呼，都不足以表达河大人的兴奋；笑容、泪水，也无法承载河大人对母校的挚爱。国内外许多老校友，听到恢复河南大学校名的消息，心情都非常激动，纷纷致函母校表示祝贺，并深情地回忆当年在校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情况，表达对母校的眷恋之情。

河大老校友、时任复旦大学教授的中国微生物病毒学家王鸣岐先生来函说：“听到河南大学校名恢复的消息后，我非常高兴。我虽在上海工作30多年，但热爱母校不减当年。”随后他捐款近一万美元，表达对母校的热爱。除了王鸣歧外，当时还有很多老校友通过各种方式，为母校的建设和发展献计献策。

三十年过去了，曾经见证此事的一些师生或已作古，或已满头银发，步履蹒跚，而那些亲身经历此事的学子，大部分已经从校园走出，奋斗在全国各地。

一部分学子毕业后留在学校工作，有的成为了知名专家，有的成为学校各部门的负责人。提及此事，大家总是一下子就记起来，然后便神采飞扬，滔滔不绝。

大家都说，恢复河南大学校名很不容易。那么，其中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前后又有哪些故事呢？
恢复河南大学校名
是河大人的心愿

改革开放后，恢复河南大学校名已经成为海内外校友的夙愿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共识。

从1912年到20世纪80年代，河南大学培养出的8万多名学子遍布世界各地，但他们都不会忘记自己是“河大人”。故地重游，物是名非，备感怅然，感叹不已。他们怅然的是，“有学子而无学校”；他们感叹的是，“有祖国而无母校”。

学校的一些老师，也在不同场合，议论此事。历史文化学院魏千志，1950年来校工作，他回忆说，当时各地的校友们和老师们呼声都很高，希望能恢复河南大学校名。

另外，学校以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注册的名字是“河南大学”，由于几度易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给学校的一些资料，学校也无法收到。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经过建国后数次院系调整，学校从拥有6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改为仅有13个专业的师范性院校，虽然学校于1979由开封师范学院改名为河南师范大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受到了制约。

早在1978年2月，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逐渐加大了对重点大学的支持力度，但河南省高等教育事业还很落后，没有一所全国重点大学。

河南高等教育事业需要发展，学校各项工作需要开拓，河南社会各界希望能够加快重点大学建设的步伐。如何把学校办得更好，办得更有活力？这是当时摆在河南社会各界人士和师生们眼前的重要问题。

1982年2月，省委、省政府对学校的校领导班子进行了重大调整，任命韩靖琦为党委书记、李润田为校长。

5月，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韩劲草来校调研。一个月之后，省长戴苏理、副省长何竹康一行来校视察。省委、省政府领导在视察调研时，对学校取得的成绩表示满意，同时也鼓励学校开拓办学思路，加快发展步伐。

而学校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上任后，对学校现状和社会各界的建议作了认真的分析研究，认为恢复“河南大学”校名对学校的发展非常有利，势在必行。

首先，有利于发展河南经济，可以充分发挥老校的潜力，增设短缺专业，扩大招生规模，多快好省地培养河南急需的各种人才；其次，有利于引进智力，可以进一步加强与校友的联系，扩大与国内外高校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再者，有利于全面提高学校的教学科研水平，适应世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和学科间相互交叉渗透日益深化的发展趋势，发展新兴、边缘学科专业，更好地面向现代化，培养大批又红又专的适应性更强的人民教师和专门人才。

关学增记得，学校曾在老行政楼三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就学校的发展征求意见。出席会议的有校党委副书记赵文山、校党委办公室主任李会、党委宣传部部长申志诚、教务处处长张综，以及全校各系的代表。

当时，会议室中间是一个长桌，周围摆放一圈椅子。关学增没有坐在桌子周围，而是坐在会议室的东北角。

轮到他发言，他谈了学校在1979年改为师范大学后的情况，又陈述了改校名为河南大学的意义。“很多人说我讲得好，认为学校应当继续争取。开完会，赵书记拍着我的肩膀说：‘讲得好，有道理，后生可畏！’”

“当时大家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去做，学校的担子实在是很重。”三十年后，李润田在回忆时，唏嘘不已。

“我们曾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希望能恢复河南大学校名，但是人家并没有同意。”李润田回忆，当时学校向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刘杰、刘正威、韩劲草、何竹康、张树德等反映问题，寻求支持。

刘杰当时是省委第一书记，对恢复河南大学校名的想法也很支持，曾多次过问此事。李润田回忆说，当时，教育部一位领导来河南视察，在省委第三招待所召开座谈会，就河南教育方面的问题征求意见，李润田也参加了这个座谈会。会上，刘杰向这位领导转达了学校的想法，希望他回到教育部后，尽快促成此事。

刘正威当时任省委书记（当时设第一书记），对河南高等教育发展很重视，韩劲草、何竹康曾经到学校视察过，对学校比较熟悉，也很关心学校的发展。而张树德曾经长期在辽宁任职，曾担任辽宁省委书记，后调任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跟李润田算半个老乡。这些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都支持学校恢复河南大学校名。

1983年6月，李润田、周守正赴京参加全国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们递交了提案，希望能恢复河南大学校名。

李润田校长说：“恢复河南大学校名，是河大人的心愿，我们责任重大。”
恢复河南大学校名
过程紧张而秘密

恢复河南大学校名的想法，在1984年得以实现。

2月11日，中共河南省委顾问委员会副主任韩劲草，以个人名义，用书面形式向刘杰、刘正威、何竹康及其他省委常委提出了“关于改河南师范大学为河南大学的建议”。韩劲草阐述了恢复河南大学校名的深远意义及对河南教育发展的重大影响，同时也就具体做法进行了设想。他写道：“恢复河南大学，从发展河南教育事业上来说，从为四化建设培养人才上说，有这个必要。”

这份珍贵的资料一共六张，用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信纸，保存于河南大学档案馆。上面的内容，对恢复河南大学校名至关重要。

建议提交省委后，2月21日，校党委向省委报送了“关于将河南师范大学改名为河南大学的请示”。“实际上，这个过程进行得很秘密。”时任校党委秘书的周铁项表示，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

据周铁项回忆，拿到报告初稿后，他和韩靖琦书记一起连夜在办公室修改。等修改完，交给党办的机要员打出来，然后他自己在办公室油印。油印稿出来后，又逐字修改。定稿后，就把油印纸给烧了。“可以说，除了报送到省委外，文件就没有出过我的办公室。”

如今，在档案馆有一本编号为0418的档案，标题为“河南大学关于将河南师范大学改名为河南大学的请示报告批复”。这本档案一共有45页，分为6个部分，辑录了恢复河南大学校名前后的重要文件或相关文件的复印件。周铁项所提的修改稿和油印稿，也在其中。

报告送到省委后，恢复河南大学校名的速度开始加快。

4月6日，中共河南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同意河南师范大学恢复河南大学校名，并下发豫文（1984）18号文件，以秘密文件的形式发给学校。

在这份文件中，省委提出，恢复河南大学校名后，可考虑在明年举行七十三周年校庆活动，邀请国内外校友中知名学者及其他知名社会人士回校参加，藉此联络感情、交流学术信息与成果，疏通智力与外资引进的渠道，以利加速我省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省委要求学校，“要进一步加强对师生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发扬老校的革命传统与优良学风，把学校办成教学、科研中心，为向国家输送更多更好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为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新局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省委同意之后，省教育厅需要将有关材料报教育部备案。周铁项记得，相关材料一夜就写完了，第二天与王文金副校长到了教育厅，在那里又修改了一遍。4月18日，省教育厅将有关决定报教育部备案。

经过省委、省政府领导的积极协调，5月15日，教育部以“教计字（84）094号文件”通知河南省教育厅，对河南师范大学恢复河南大学校名准予备案。

“这是学校的一件大事，也是学校的一件喜事。”时任校长办公室主任的贺陆才说，恢复河南大学校名，海内外校友很高兴，全校师生也都很高兴。这是领导们关心的结果，是校友们努力的结果，也是全体师生努力的结果，大家都做了很多贡献。

在周铁项看来，在学校恢复河南大学校名的过程中，韩靖琦书记和李润田校长等校领导班子成员功不可没，省委、省政府领导，尤其是时任河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的侯志英的关心也至为重要。

侯志英，1954年被保送到河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后留校工作，曾任政治系副主任、校党委办公室主任、河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1982年10月，调任河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后担任省人大副主任、省社科联主席。

编号为0418的档案，可以印证周铁项的说法。

档案的第0015页，是当时省委办公厅文件的复印件。而省委办公厅的这份文件，内容是韩劲草的建议，文件上有三个批示。其中，省委书记刘正威在2月28日的批示为：“我赞成，请宣传部与教育厅研究个具体意见。”

而侯志英在3月2日的批示为：“省委宣传部与省教育厅，可召开一次联合办公会议，将劲草同志的建议和河南师大党委的报告提交办公会议讨论一下，然后由两家联合写个报告，正式提请省委与省政府审批。”

到了3月30日，侯志英再次在这份文件上批示：“经3月29日省委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讨论，一致赞成劲草同志的建议和河南师大党委的报告。并认为，既然师范性质和培养目标基本不变，适省委决定后，由教育厅呈报教育部计划司方案即可，此件请教育厅党组研究后，再提交省委常委会讨论决定。”

档案的第0013页，是一张省教育厅文件处理笺的复印件。4月2日，省教育厅召开党组会议，同意关于改河南师范大学为河南大学的建议。文件处理笺上写道：“由于学校性质未变，俟省委审批后由厅负责向国家教育部呈报备案。”4月4日，侯志英对这份文件做出批示：“改河南师大为河南大学问题，刘杰书记也很关心，曾几次提及此事。此件送刘杰书记或正威书记阅后，再提交省委常委会议审定。”

从上述批示不难看出，侯志英不但是恢复河南大学校名的推动者，也是谋划者和布局者。

“侯志英是河大的学生，担任过学校的党委副书记，对学校感情很深，非常支持学校恢复河南大学校名。”三十年过去了，现任河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的周铁项说：“现在看来，在整个过程中，他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恢复河南大学校名
胡耀邦题写校名

在省领导、校领导的积极争取下，6月3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为学校题写了“河南大学”校名。

在一张河南省人民政府信笺上，张新民给李润田校长写道：“李校长：您好。耀邦同志题的校名昨日寄来，并给何省长附来信一封，来信要求：一、千万不要落他的名字，亦不可登报和广播；二、将缩小的复制件送我处三份，一份我这里存档，二份给耀邦同志带去。何省长指示，请你们收到原件后，即按耀邦同志处的要求办。耀邦同志是六月三日题的校名，请你们自己备案。别无他事，请代问学校各位领导与师长好。”

恢复河南大学校名，加上胡耀邦总书记题写校名，让河大人兴奋不已。

很快，河南大学就启用胡耀邦的题词，将南大门原有的“河南师范大学”校名换了下来。关于此事，也有一段掌故。

1979年，学校由“开封师范学院”改为“河南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的校名，是用鲁迅先生的字集成的。1984年5月15日，教育部同意学校恢复河南大学校名后，学校很快就要换掉南大门上“河南师范大学”校名。

据佟培基教授回忆，由于时间紧张，宣传部的张振江老师找到了附中的石如灿老师。石老师当时60多岁，是当时开封比较知名的书法家，让他题写了“河南大学”的校名，并挂在了南大门上。

有意思的是，新校名挂上去后，石老师天天去南大门，得意地站在那里看，还拉着佟老师点评。不到一个月，胡耀邦的题词送到了学校，石老师题写的校名很快也被换了下来。但石老师还是经常去南大门，盯着校名看。

一天，佟老师从南大门经过，又遇到了石老师。石老师说：“我写的校名挂了不到一个月，天天有人批评，而胡总书记的字挂上去，没有一个人批评。你说，我的字不好吗？”

佟老师笑着对他说：“不是你的字不好，是你的身份配不上学校的名字。”说罢，两个人哈哈大笑。

6月18日，河南省人民政府颁发“河南大学”印鉴一枚，原“河南师范大学”印鉴同时作废。6月20日，学校下发文件，正式启用新印鉴。此后不久，河南大学介绍信用章，各职能部门、各系及科研机构用章陆续更换。

李文山记得，当时1980级的学生即将毕业，担心毕业证和学位证的印章是河南师范大学，而不是河南大学，于是大家纷纷都去系里打听。得知学校正在加班加点，在毕业证和学位证印上“河南大学”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到了9月1日，学校发布文件，要求换发工作证、学生证及校徽。文件指出，我校恢复了校名，原工作证、学生证及校徽一律作废。学生的学生证、校徽由教务处学生科办理，研究生的学生证、校徽由科研处研究生科办理，教职工的工作证、校徽由校长办公室办理。先交旧证，再发新证。

而证件和校徽上“河南大学”四个字，也都换成了胡耀邦的题词。换了新校徽，学子们都很激动，纷纷找来相机，在校园里留影。如今，很多学子都存有当年的照片，个个精神抖擞，脸上充满了喜悦。

不过在此之前，一些学生已经迫不及待地戴上了“河南大学”的校徽。1981级的李卫国记得，大家听说要换新校徽，都很激动。有的同学想出了点子，把原来“河南师范大学”校徽中的“师范”二字凿掉，然后别在胸前，得意洋洋。他们的举动，在校园里传为笑谈。

而在佟培基教授的记忆中，换校徽是一件极为神圣的事情。

当年将近中秋节时，中文系举行了换证仪式，大家依次走过去，领新校徽。本科生的是白色的，研究生是黄色，老师的是红色的。大家都很高兴，也很庄重。尤其是老先生们，大家身着整齐的中山装，一个个都很严肃，互相给对方别校徽。“校徽别上的时候，我就像当兵时领到枪、被授军衔一样激动。这种感觉，只有当兵的人才能理解。”

尽管换了证件和校徽，但当时所用的发文稿纸，上面印的还是“河南师范大学”，而非“河南大学”。

历史系1984级的孙君健说：“我们入校时，食堂的饭票上面印的还是‘河南师范大学’，好像过了两年才印成了‘河南大学’。”
恢复河南大学校名
三十年后看价值

1984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一瞬。

但对于河南大学来说，这是极为重要的一年。就在这一年，学校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恢复河南大学校名，对于散落四海的河大学子而言，无疑是一个福音。无论岁月沧桑，风云变幻，无论年龄阅历、地位成就、荣辱得失千差万别，但拥有共同的母校，拥有共同的精神家园，这对每位河大学子都是公平的。

这是一种认同感，唯有对母校怀有认同感，学子们才会鸿雁传书传深情；这是一种归属感，唯有对母校怀有归属感，才会漂洋过海探故园。无论来自何方，无论走向何处，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都会转化为个人成长的积淀，成为学校发展的动力。

恢复河南大学校名，对于饱经沧桑的河南大学而言，无疑是一次涅槃。从1912年到1923年，先贤们筚路蓝缕，终于在中原大地建起一所真正的大学——中州大学，1930年她的名字改为省立河南大学；从1937年到1942年，前辈们辗转播迁，弦歌不辍，让她升格为国立。她受人敬仰，令人向往，可后来却被撕裂，被削弱，几遭拆析，数次易名，直到1984年才恢复了自己的名字。

但是，无论名字怎样更换，她始终植根于中原文化沃土，致力于为国家富强培养栋梁，为民族复兴提供精神动力，为文化传承贡献力量。当恢复名字的那一刻，她如浴火的凤凰，重获新生，华美依旧。

恢复河南大学校名，对于迫切需要发展的河南大学而言，无疑是一次机遇。河南大学继续秉承“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校训，坚守河大精神，在适时调整自己的办学理念与服务面向的过程中，奋发前行，开拓进取。

从1984年开始，学校逐步恢复综合性大学的办学传统，从单一的师范专业逐步壮大，拥有了越来越多的专业和学科，学校的办学思路才得以不断拓宽，发展步伐才得以不断加快。正如关爱和书记所言，恢复河南大学校名，在河南大学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30年间，河南大学把敬畏与低调植入心底，把骨气与自信融入生命，把迎接挑战、逾越难关、奋力前行作为常态，以积沙成塔、集腋成裘的不懈努力，化小胜为大胜，由量变到质变，赢得了河南大学又一个最为珍贵的黄金发展时期。

恢复河南大学校名，也优化了河南高等教育的整体格局。改革开放之初，河南省高等教育事业非常落后。在恢复河南大学校名以后，经过磨合与重组，河南省才形成了种类多元、结构完备的高等教育体系。

而随着学校人才培养、科研水平的提高，河南大学逐渐成为河南人才培养高地和技术研发的高地，河南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智力支持，这对于河南经济社会发展而言，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然，恢复河南大学校名的意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也有不同的认知。但对学校发展的关心，对学校历史的关注，相信河大人是一致的。

历史是什么？历史不仅是书上的记载，还是记忆的痕迹；不仅是枯燥的文字，而且是情感的共鸣。如今，回首这段历史时，我们依旧激动，依旧感动，依旧触动。

1984年，河大人不应忘记，河大人也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