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fect of educational resource difference on housing price in Jiang’an District, Wuhan City
YANG Shengfu1,2, ZHANG Peng1,2, ZOU Qiuli3收稿日期:2020-04-21修回日期:2020-07-16网络出版日期:2021-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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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2020-04-21Revised:2020-07-16Online:2021-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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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剩富,男,贵州黄平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经济与管理、土地利用转型。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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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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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剩富, 张鹏, 邹秋丽. 教育资源差异对住房价格的影响——以武汉市江岸区为例. 资源科学[J], 2021, 43(4): 790-798 doi:10.18402/resci.2021.04.13
YANG Shengfu, ZHANG Peng, ZOU Qiuli.
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教育公平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1]。如何让适龄儿童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2]。现今,中国义务教育阶段采取“划片招生,免试就近入学”的政策。各学校被划分出相应的学区范围,适龄儿童根据户籍所在地或家庭实际居住地产权证所在的学区就读[3]。家长为了让孩子能够接受优质教育资源,争先在名校学区内买房,促使局部房价高涨,甚至催生了“天价学区房”“教育锦标主义”等社会现象[4,5]。可见,优质教育设施的空间分布影响着居民的教育和居住选择[6]。而探索教育资源差异对住房价格的影响,是评判教育公平措施是否有效实施的重要基础,对促进教育资源分布均衡化、分配合理化以及维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具有重要意义[7]。教育资源对房价的影响一直以来是****热议的话题[8]。自Oates[9]发现财产税和公共投入对房价产生影响以来,基于特征价格模型(HPM)[10,11]方法探讨教育资源对房价影响的类似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Bogart等[12]研究发现优质学区提升了区域住宅价格。温海珍等[13]通过住宅特征价格分析,发现了影响住宅价格程度较大的9个特征变量。Nguyen-Hoang等[14]梳理了1999—2010年的大量相关研究,总结发现已有研究一致认为教育资源对房价具有显著的影响。近几年的研究通过地理加权回归模型[4,15,16]、分层估计[17]等方法发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资本化存在空间异质性。
针对于遗漏重要变量导致评估系数误差较大的问题[18],****结合实施的学区制探索更多的重要变量。石忆邵等[19]构建对数型特征价格模型,发现优质教育资源对学区房价格的影响程度之和达20.63%,且与重点小学相比,重点中学的影响特征更加明显。胡婉旸等[20]提出,不可测的区位变量以及居住空间分化会导致学区溢价估价的显著偏误,并通过学区房与相邻非学区房、房价与租金两个配对回归模型,处理遗漏变量问题,指出北京市学区房存在8.1%的溢价。张骥[21]针对商品住房与非商品住房,构建配对回归模型,发现北京市重点小学会给学区房带来24.3%的溢价。根据Wadu[22]的研究,香港学区房的溢价高达39%。此外,王永超等[23]指出双学区溢价亦高于单学区溢价2倍有余。
面对优质教育资源资本化愈发严重,不同地区制定了相关政策,然而政策实施是否对优质教育资源资本化起到抑制作用,****们展开了相关论证。Wen[24]在特征价格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时间虚拟变量,证明杭州市“零学校选择”政策的实施加强了基础教育的学区效应。戴特奇等[6]以北京石景山区为例,运用二次规划模型探索教育资源的空间分配,发现在现有的教育资源和学校分布不变的情况下,“多校划片”相比于“就近入学”显著降低了教育分配的空间差异。然而,关于学区制改革政策实施前后,区域住房溢价变化的研究仍然较少;并且各地学区制改革政策处在探索阶段,也导致了****们关注的问题存在区域差异性,并未得到一致性结论。
近年来,为治理“天价学区房”“教育锦标主义”等问题,2014年教育部发文敦促实行划片就近入学政策,各地也积极采取了相应措施。如2016年初武汉市针对区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行了学区制改革,强校、弱校捆绑发展,即将相应的义务教育学校纳入统一共同体,构建教育资源共享平台。为探索学区制改革政策效果,本文以武汉市江岸区这一特大城市传统教育资源富集区为例,基于研究区2016年6月—2018年5月的住房交易数据,从住房建筑特征、区位特征、邻里特征、学区特征等方面构建特征价格模型,引入政策公告期、政策实施期2个时间虚拟变量以及对口中小学质量和时间的交互项,探索学区制改革政策实行前后学区房价格变化,以期揭示优质教育资源的资本化效应,为武汉市学区制和住房制度的调整和完善提供参考。
2 研究区概况
江岸区位于长江以北,是武汉市主城区之一,区域总面积70.25 km2,常住人口100万。江岸区是武汉市教育资源富集区,学前、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等基础教育资源处于全市前列,其中教育资源较为突出且得到社会广泛认可的有武汉第二初中、育才小学、七一中学等。江岸区内部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武汉第二初中、育才小学、七一中学主要集中在中山大道、花桥等区域,而优势教育资源比较缺乏的区域有堤角、岱山一带。近年来,江岸区作为武汉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机制改革的试验区,不断为推动武汉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进程而探索。由江岸区公立中小学分布(图1)可知,西南部学校密度最大,是优质学校集中区,主要有花桥、劳动街;东北部分学校密度最小,同时也没有优质学校在这一区域,主要是堪家矶、岱山、堤角地段。图1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2018年武汉市江岸区公立中小学分布
Figure 1Distribu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Jiang’an District, Wuhan City, 2018
为有效破解优质教育资源不均衡难题,江岸区从2016年起推行学区制改革试点。2017年,辖区所有教育资源被划分为A(六初育才学区)、B(二初育二学区)、C(七一长春学区)3个学区。每个学区内既包含优质小学和初中,也包含若干质量相对薄弱的小学、初中,形成学区内强校和弱校联合的共同体。通过资源共享、相互合作,最终实现辖区内教育机构的共同进步。截至2017年年底,江岸区一体化的学区制构架已经完成。
3 数据和方法
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基于学区政策制定周期,本文选取的二手住房交易数据涵盖2016年6月—2018年5月,分为3个时间段:政策前期T0(2016年6月—2017年1月),政策公告期T1(2017年2月—2017年9月)和政策实施期T2(2017年10月—2018年5月)。住房交易数据涵盖367个小区,包含2138个住房样本。其中T0包含629个住房样本,T1包含814个住房样本,T2包含695个住房样本。本文住房价格数据采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修正。住房交易信息爬取自链家(https://wh.lianjia.com)。公立小学和初中的数量、教育质量和位置属性获取自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网(http://www.jiangan.gov.cn)和POI等多源数据。由于私立小学不受学区限制,故本文仅选取公立学校的学区信息。利用ArcGIS软件将各社区范围、小区坐标位置、学校坐标位置及所属关系进行综合划分,在此基础上确定各小区对口的学区。3.2 研究方法
3.2.1 特征价格模型特征价格模型被广泛地应用于房价影响机制分析。依据特征价格原理,房屋的价格是其具有的建筑特征、邻里特征、区位特征等特征变量的综合反映和表现[13]。根据该方法可以定义房价的特征价格函数:
式中:
对学区房的研究中,更加关注义务教育资源对住房价格的影响,因此,本文把教育因素从邻里特征中分离出来进行分析。构建的特征价格模型常见形式主要包括线性、半对数、对数模型[14]。
线性模型:
半对数模型:
对数模型:
式中:
为进一步分析江岸区学区制政策的实施是否影响住房价格,基于传统的特征价格模型,引入2个时间虚拟变量[24],政策公告期T1(2017年2月—2017年9月)和政策实施期T2(2017年10月—2018年5月)。此外,还增加了对口中小学质量和时间的交互项。学校质量和时间的交互项意味着不同时期基础教育资源对房价的影响差异,即学区制政策对房价的实施效应。在时间段T0+T1,T1+T2和T0+T1+T2中引入时间虚拟变量构建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式中:
3.2.2 江岸区特征价格模型体系
住房价格是对住房价值的衡量,有挂牌价格、实际销售价格等类型。根据学区制度,拥有房屋所有权成为入学的必备条件,因此本文选取二手房交易价格作为江岸区住宅特征价格模型的因变量。基于已有文献,研究从建筑、邻里和区位和学区特征4个方面选择自变量,具体而言:建筑特征包括建筑面积、房龄等2个变量;区位特征不仅包括到江汉路商圈的距离、到最近地铁站的距离这类商服繁华度和交通通达度变量,还选取了到对口小学的距离、到对口初中的距离2个反映教育资源时间成本的变量;学区特征则基于现存教育质量的差异性选取了对口小学质量、对口初中质量2个变量。所涉及各变量的描述、定量方法和预期符号及其描述性统计如表1。
Table 1
表1
表1特征变量及其描述性统计
Table 1
特征类别 | 变量 | 定义变量及量化 | 预期符号 | 极小值 | 极大值 | 均值 | 标准差 |
---|---|---|---|---|---|---|---|
因变量 | 房价(P) | 指二手房交易价格/(元/ m2) | 7000.00 | 62643.37 | 18770.64 | 6267.88 | |
建筑特征 | 建筑面积(Ar) | 指住房的建筑面积/m2 | + | 11.50 | 264.49 | 92.57 | 36.61 |
房龄(Ag) | 指住房的房龄/年 | - | 0.00 | 32.00 | 10.43 | 6.09 | |
邻里特征 | 物业费(F) | 指小区的物业费/(元/月·m2) | + | 0.20 | 4.80 | 1.48 | 0.77 |
容积率(R1) | 指小区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值 | - | 0.12 | 13.60 | 3.31 | 1.90 | |
绿化率(R2) | 指小区的绿化率水平/% | + | 8.10 | 55.00 | 34.50 | 7.30 | |
公园绿地(G) | 小区1 km内有公园绿地记1,无记0 | + | 0.00 | 1.00 | 0.83 | 0.38 | |
商店超市(M) | 小区1 km内有商店超市记1,无记0 | + | 1.00 | 1.00 | 1.00 | 0.00 | |
区位特征 | 到江汉路商圈的距离(D1) | 指从小区中心到江岸区CBD的直线距离/km | - | 0.20 | 11.10 | 5.51 | 2.75 |
到最近地铁站的距离(D2) | 指从小区中心到最近地铁站的直线距离/km | - | 0.07 | 1.31 | 0.58 | 0.25 | |
到对口小学的距离(D3) | 指从小区中心到对口小学的直线距离/km | - | 0.04 | 2.24 | 0.62 | 0.46 | |
到对口初中的距离(D4) | 指从小区中心到对口中学的直线距离/km | - | 0.06 | 6.76 | 1.24 | 1.45 | |
学区特征 | 小学质量(S1) | 省级示范小学记3,市级示范小学记2,普通小学记1 | + | 1.00 | 3.00 | 1.22 | 0.51 |
初中质量(S2) | 重点初中记2,普通初中记1 | + | 1.00 | 2.00 | 1.08 | 0.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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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线性、半对数、对数模型回归结果的拟合度和显著性,本文选取对数函数形式建立模型。其中,连续自变量采用对数形式,虚拟变量和等级变量采用直接代入的方式。
在对数模型中,自变量是连续变量时,标准化回归系数指代相应变量对住房价格的弹性系数。而自变量是虚拟变量或者等级变量时,采用相应的公式计算出半弹性系数。
3.2.3 最小二乘法
研究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特征价格模型的回归系数,它是一种线性无偏估计方法。设存在一个多元线性回归方程:
式中:
式中:
3.2.4 岭回归模型
当自变量出现多重共线性时,基于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回归估计往往会导致参数估计值的方差变大,估计结果变得不可靠。1970年Hoerl等提出岭回归,它是一种有偏估计,是对最小二乘法估计的改进。岭回归在基本的最小二乘法估计系数是增加了一个正则化项,使回归系数更加稳定。岭回归的参数估计为:
式中:
4 结果与分析
4.1 学校质量差异对房价的影响
研究使用SPSS软件,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特征价格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分析。通过逐步回归法,最终进入模型的变量有房龄、物业费、绿化率、公园绿地、到江汉路商圈的距离、到最近地铁站的距离、到对口初中的距离、小学质量、初中质量9个变量,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回归结果显示,变量符号与预测符号一致。VIF值均小于10,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方差分析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因此模型显著,且住房特征变量和住房价格之间的对数关系是有效的。回归系数的t检验表明,变量的估计系数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可通过0.0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Table 2
表2
表2模型1回归结果
Table 2
变量 | 标准系数 | 标准误差 | t | 共线性统计 | |
---|---|---|---|---|---|
容差 | VIF | ||||
lnAg | -0.066** | 0.029 | -2.293 | 0.373 | 2.679 |
lnF | 0.358*** | 0.028 | 12.765 | 0.388 | 2.578 |
lnR2 | 0.114*** | 0.020 | 5.735 | 0.767 | 1.304 |
G | 0.108*** | 0.019 | 5.629 | 0.834 | 1.199 |
lnD1 | -0.145*** | 0.024 | -6.128 | 0.542 | 1.844 |
lnD2 | -0.091*** | 0.018 | -4.96 | 0.909 | 1.100 |
lnD4 | -0.104*** | 0.022 | -4.815 | 0.659 | 1.518 |
S1 | 0.111*** | 0.022 | 5.032 | 0.625 | 1.599 |
S2 | 0.244*** | 0.021 | 11.533 | 0.682 | 1.466 |
R2 | 0.378 | ||||
调整R2 | 0.3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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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公式(8)对最小二乘估计所得的回归系数进行转换,得到虚拟变量的半弹性系数。其中,对口小学质量的半弹性系数为11.739%,对口初中质量的半弹性系数为27.634%。
在回归模型中可见,学区特征变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住房价格。对口初中的质量和对口小学的质量对应的回归系数是正值,并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这一结果表明,基础教育资源对住房价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教育资源正向资本化为学区房房价。具体而言,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小学质量升高一级,住房价格将平均升高11.739%。初中质量升高一级,住房价格将平均升高27.634%。到对口初中的距离系数为-0.104,表示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到对口初中的距离增加1%,住房价格将平均下降0.104%。
4.2 学区制的政策效应
4.2.1 含时间变量的特征价格模型分析随后将时间虚拟变量引入回归模型,构建模型2、3、4(表3)。具体而言,模型2数据选取的是T0和T1时期的房价数据,模型3数据选取的是T1和T2时期的房价数据,模型4数据选取的是T0、T1和T2时期的房价数据。基于基本特征价格模型,模型2引入T1时间虚拟变量,模型3引入T2时间虚拟变量,模型4引入T1、T2两个时间虚拟变量。研究发现3个模型中个别变量的VIF大于10,存在严重的共线性。本文采用岭回归分析法解决变量间的共线性问题,其实质是通过在最小二乘法的最小化目标中添加一个惩罚项来改良回归模型。
Table 3
表3
表3岭回归结果
Table 3
模型 | 模型2 | 模型3 | 模型4 |
---|---|---|---|
(常量) | 9.586*** | 9.755*** | 9.591*** |
lnAg | -0.082*** | -0.039** | -0.053*** |
lnF | 0.154*** | 0.118*** | 0.139*** |
lnR2 | 0.092*** | 0.088*** | 0.098*** |
G | 0.085*** | 0.057** | 0.071*** |
lnD1 | -0.091** | -0.088*** | -0.081*** |
lnD2 | -0.055** | -0.061*** | -0.056*** |
S1 | 0.031*** | 0.051** | 0.024*** |
S2 | 0.211*** | 0.206*** | 0.189*** |
lnD4 | -0.042*** | -0.024*** | -0.035*** |
T1 | 0.096** | - | 0.072*** |
T2 | - | 0.019*** | 0.107*** |
S1T1 | 0.050*** | - | 0.049** |
S1T2 | - | 0.016*** | 0.060*** |
S2T1 | -0.080*** | - | 0.074*** |
S2T2 | - | 0.026*** | 0.0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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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输入语法命令调用SPSS宏程序进行岭回归分析,得到k值下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岭轨图(图2)。随后,依据岭轨图各个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趋于平稳时的最小k值,得到一定k值下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因为k值越小,引入的单位矩阵越少,偏差越小。根据模型2、模型3、模型4岭轨图,可以观察到,当3个模型的k值分别为0.23、0.40、0.28时,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趋于稳定,因而设置模型2、模型3、模型4最佳k值分别取0.23、0.40、0.28。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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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Ridge trace of models 2, 3, and 4
4.2.2 岭回归模型分析
最佳k值下的岭回归结果显示变量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表3),具有解释意义。在模型2中,虚拟变量T1的系数为0.096,将其代入公式(8)后得出:与政策前期T0相比,T1期间的整体房价上涨了10.08%。在模型3中,虚拟变量T2的系数为0.019,同理可知,从时间段T1到时间段T2,住房价格整体上涨了1.92%。这表明江岸区研究期间的房价一直呈现上升趋势。
模型4是模型2和模型3的嵌套扩展模型,具有完整的观测结果,本文选择模型4作为代表模型来分析基础教育资源对房价的影响。由表4可知,在政策前期(T0),小学质量和初中质量的系数分别为0.024和0.189,其显著性水平均低于0.01。在政策公告期(T1),小学质量系数显著增加至0.073,计算半弹性系数可知,小学质量每升高一级,住房价格平均升高7.57%;初中质量系数显著增加至0.263,即初中质量每升高一级,住房价格平均升高30.08%。同时,在政策实施期(T2),小学质量系数显著增加至0.084,小学质量每升高一级,住房价格平均升高8.76%;初中质量系数显著增加至0.278,同理可知,初中质量每升高一级,住房价格平均升高32.05%。
Table 4
表4
表4不同时期内小学质量和初中质量的估计系数
Table 4
T0 | T1 | T2 | |
---|---|---|---|
S1 | 0.024 | 0.073(0.024+0.049) | 0.084(0.024+0.060) |
S2 | 0.189 | 0.263(0.189+0.074) | 0.278(0.189+0.0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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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质量和时间的相互作用项(ST)的回归系数代表着不同教育资源下政策对学区房价的影响。由表3可知,学区制政策对小学的影响S1T1、S1T2的系数分别为0.049、0.600,对初中的影响S2T1、S2T2的系数分别为0.074、0.089,均为正向影响。可见,无论是针对小学还是初中,学区制政策对房价起正向影响,政策的实施并没有让优质教育资源在学区房中的资本化效应减弱,学区制政策的均衡效果还未显现。
江岸区的学区制改革中将全区的教育资源分为三大学区,各学区内由名校牵头,强校与弱校形成教育共同体,通过教育资源流动共享,以期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化。然而,学区内名校和普通学校之间尚存在明显的教育资源差异,普通学校的教育质量仍不能与名校持平,已有改革措施尚未能满足学生对优质教育均等化的需求,购房者仍倾向买优质学区的住房。分析发现,虽然学区内的各学校通过干部流动管理、教师流动教学、学生邻近蹭课、课件平台共享、初中优质扩容等方式提升教学水平较为薄弱的学校,但由于学区制政策实施时间不长,改革力度和辐射广度有限,学区内联合教研、教师交流等措施落实成效仍需持续关注。同时,研究期武汉市房价整体持续上涨,出售者对学区房价格增长的预期导致其对学区房溢价的坚守。此外,购房者对学区房政策调整的担心和对购买最近学区房的安心可能也是改革政策效果未突显的原因。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利用武汉市江岸区2138个二手房交易数据建立特征价格模型,定量评估义务教育资源差异对住房市场的资本化率,探索教育政策对住房价格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1)小学和初中质量对学区的住房价格产生显著影响,且初中质量较小学质量的影响程度更大。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小学质量升高一级,住房价格将平均升高11.739%;初中质量升高一级,住房价格将平均升高27.634%。可见,居民愿意为学区内优质的教育资源支付更高的房价。
(2)在政策公告期,小学质量每升高一级,住房价格平均升高7.57%;初中质量每升高一级,住房价格平均升高30.08%。在政策实施期,小学质量每升高一级,住房价格平均升高8.76%;初中质量每升高一级,住房价格平均升高32.05%。与政策前期相比,在政策公告期和实施期,江岸区优质中学和小学对住房价格的影响进一步加强。
(3)学区制政策对小学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49(政策公告期)、0.060(政策实施期),对初中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74(政策公告期)、0.089(政策实施期),影响系数均为正值。结果表明学区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学区内二手房交易市场发展,强化了义务教育资源的学区效应,尤其是初中的学区效应。
(4)学区制政策实施时间不长,改革力度和辐射广度有限;出售者对学区房价格增长的预期、以及购房者对学区制调整的担心和对购买最近学区房的安心等原因,使得研究期内江岸区学区制政策并没有达到抑制房价的预期效果,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效果还未突显。
5.2 讨论
由本文结论可见,学区制政策对学区房产生显著溢价,这与已有相关研究结论相同[25,26]。对比相关研究发现,武汉市租售同权政策实行的效果也未能有效抑制学区房价[27]。因此,地方政府仍需结合当地实际,一方面,充分考虑义务教育资源与住房市场的空间特征及相互关系,借助城市规划、土地供应市场等载体,不断优化区域义务教育资源的社会-空间可达性[26];另一方面,创新性地建立与学区制相匹配的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体系,并持续通过行政手段加强优质义务教育资源流动,实质性地推动其均衡配置,缩小校际教育质量差距,从而促进义务教育资源供给与住房市场的协调发展[28,29,30]。然而,本文仍存在以下几点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内容。首先,数据的局限性导致难以剔除不可观测变量对模型的影响,变量优选仍是回归模型重点关注的内容[31,32]。其次,由于学区房的溢出效应可能存在空间差异性,相关空间计量模型如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空间滞后/误差模型的对比分析也有待进一步探索。此外,本文选取的时间段是根据研究区学区制的实际情况,均匀选取政策前期、政策公告期和政策实施期,实施后期的效应需加入更长时间序列进行探讨。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不难预见,新的土地市场中,土地租赁和租房等行为将会快速增加,这也将会带来新一轮学区房效应,不同政策期的资本化效应需持续关注。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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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249/j.cnki.sgs.2019.03.009PMID:085F5A10-7D11-4DE9-9BC9-A998F124E028 [本文引用: 1]
选取规模、质量、可达性和承载压力等指标,综合运用Zipf对数模型、G指数、差异判别系数及路网测度技术等方法研究南京城市义务教育设施的空间演化。结果表明:① 义务教育设施总体规模在扩大,但小学规模差异缩小,初级中学则扩大。中心城区和郊区的规模差异呈现不同特征。② 义务教育质量总体表现出空间扩散态势,核心-边缘结构依然明显存在,行政区内极化现象突出。③ 义务教育设施的时间可达性总体降低,学区划分对可达性公平存在重大影响。④ 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设施布局变化,除江宁区和建邺区外的多数地区义务教育承载压力明显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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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D:085F5A10-7D11-4DE9-9BC9-A998F124E028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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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1/dlxb201708011PMID:70031190-DA4D-4037-9593-2541DECA703B [本文引用: 2]
空间优化正从地理学的一个研究方向成为学科分支,但公平导向的公共服务空间分配优化研究还较薄弱。学区配置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针对“多校划片”的随机入学方式,以各居住小区所获得的教育质量期望值的方差来定义入学指标空间分配的公平程度,构建了以该方差最小化为目标、包含最大上学距离约束的二次规划模型,探求各小区对所获得指标进行随机抽签的情景下,各校入学指标在各小区的公平最大化分配,并以北京市石景山区为案例进行了应用研究。结果表明,在维持学校布局和师资配置现状的前提下,与“就近入学”相比,公平最大化的“多校划片”能以有限的上学距离代价,显著降低教育分配的空间差异。在最大上学距离为5 km的约束下,各小区教育质量期望值的方差降幅高达99%,教育质量期望值有所提升的小区或学生比例高达约2/3;付出的上学距离代价较显著但可接受,平均上学距离增加到3.99倍,达到3.20 km,仍低于案例区实际平均上学距离。当模型的最大上学距离参数从5 km逐步增至8 km时,教育公平的改善呈指数增长,平均上学距离呈算数增长;当距离为7 km时,各小区教育质量期望值的方差趋近于0,可基本实现上学机会的空间均等化。本文进一步讨论了优化结果对入学政策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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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1/dlyj020180575PMID:1283022f-186d-400c-98a9-7d80ff034892 [本文引用: 1]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也是多学科交叉的研究热点。城市地理****惯用空间可达性方法评价城市内部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性与公平性,基于此,结合学区制度下义务教育资源供给方式的特殊性,提出教育资源社会-空间可达性理念,分别以地理可达性、机会可得性和经济可能性衡量教育服务的获取难度及其空间差异。以公办小学和初中学区为空间单元,通过比较2008年和2018年南京主城区教育资源社会-空间可达性发现:地理可达性内城优于外围的空间差异正在缩小,而机会可得性和经济可能性的社会空间差异明显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取难度显著增加。历史惯性、城市扩张、单位制度和学区制度等均是导致教育资源在空间上和群体间配置差异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学区制和市场化配置原则下,经济资本逐渐成为社会群体争夺优质教育资源、实现代际再生产的核心要素,终而形成教育资源、社会阶层和居住空间的互动循环与锁定机制。南京案例在中国大城市中具有代表性,由教育驱动的城市社会空间重构值得持续关注和积极规导,而不断缩小校际教育质量差异则是推进城市内部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公平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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