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方婷婷2, 李丽1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of farmers’ homestead exit based on the TAM-TPB framework
ZHOU Yihu,1, FANG Tingting2, LI li1收稿日期:2019-12-22修回日期:2020-12-19网络出版日期:2021-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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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2019-12-22Revised:2020-12-19Online:2021-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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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翼虎,男,安徽亳州人,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土地经济理论与政策。E-mail: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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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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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翼虎, 方婷婷, 李丽. 基于TAM-TPB框架的农户宅基地退出决策机理研究. 资源科学[J], 2021, 43(1): 148-160 doi:10.18402/resci.2021.01.12
ZHOU Yihu, FANG Tingting, LI li.
1 引言
新型城镇化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1]中指出,今后应着重解决“3个1亿人”的问题,其进程应是农村人口与建设用地减少,城市人口与建设用地增加的过程[2]。然而,因宅基地功能的逐步转变,当前农村人口减少的同时,农村建设用地却不减反增,农村“一户多宅”“建新不拆旧”等现象普 遍[3]。在中国耕地保护形势日益严峻和建设用地日益稀缺的情况下,农村建设用地的粗放利用行为与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的现实需求相悖,而引导农民有序退出宅基地则正是破解这一现实困境、促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的重要路径[4]。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联合印发《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5],鼓励探索宅基地有偿退出或转让的有效方式;《乡村振兴战略规划》[6]中提出,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引导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宅基地权益;2020年中央1号文件中也提出,严格农村宅基地管理,进一步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7]。农户是宅基地相关权益的享受主体,也是宅基地退出活动中的行为主体。由于宅基地退出工作多为政府主导、整村推进,不尊重农户意愿而强制施行会导致农户权益受损并危害社会稳定。因此,学术界围绕该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普遍认为,宅基地的保障功能仍然在农户决策过程中占据主要影响作用[8];宅基地退出后的生活成本增加、工作不稳定、社会保障缺失等因素制约着农户退出宅基地的动力[9];而近年来宅基地财产功能的凸显,也越发对农户决策产生重要影响[10];城市边界扩张和市区高地价溢出效应使得土地价值提升[11]、宅基地退出的预期收益增加[12]、出租宅基地所获得的长期稳定收入[13]、抵押宅基地可实现的资本变现[14]等一系列农村土地资本价值显化的因素,致使农户即便已经定居城镇,仍然倾向于保留农村宅基地;同时,农户内部分化也使不同就业类型、收入水平、地域分布的农户群体在政策响应及退出意愿方面存在差异,不可一概而论[15]。这些研究对宅基地退出机制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但其中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作为社会人而非理性人的农户群体,其宅基地退出决策的形成,不仅受经济、政策、环境等客观因素影响,也受到自身及所在群体的行为态度、道德规范、价值准则等主观因素影响,以往的研究更多关注于客观领域,而对于主观因素的考量较少;二是不同个体之间对于同一客观指标可能存在不同的心理度量,以往多以客观指标为变量进行的计量分析结果可能与实际存在偏差;三是以往研究中多使用回归分析方法,将研究重点集中于输入因素和输出结果两端,而对于决策产生的中间过程有所疏忽。因此,本文借鉴社会心理学领域的TAM-TPB框架,从主观心理感受的角度构建农户宅基地退出决策模型,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分析方法,重点解析农户在宅基地退出时的心理决策过程、关键影响因素及不同农户之间的异同,并从人地关系的视角出发,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户决策产生差异的原因进行探讨,以期使宅基地相关研究更加完善,为支撑新型城镇化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创新提供参考。
2 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2.1 基于TPB的农户决策理论分析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发源于由Fishbein等[16,17]****提出的理性行为理论。随后,Ajzen[18]在其基础上继续增加了反映个体对行为结果控制能力的知觉行为控制变量,使计划行为理论趋于成熟。该理论认为行为意愿是影响个体行为的直接因素,而主观规范、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则共同影响个体的行为意愿。该理论的优势在于,清晰地构建出了个体针对预期行为的决策过程,并且更加注重个体对客观因素的评价,而不是将客观指标直接纳入分析之中,避免了客观指标在分析中因个体背景不同而产生的度量偏差,使个体心理认知、环境影响与预期行为之间进行了有机结合。计划行为理论自诞生以来,被广泛用于个体意愿与行为研究之中,表现出了良好的解释力和预测力[19,20]。主观规范（Subject Norm, SN）,即个体在决策时感受到的社会压力,反映出他人或团体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对于农户的宅基地退出决策而言,其受到的主观规范影响主要来自于亲人、朋友的示范性规范与来自于村委及政府的指令性规范[21]。亲人与朋友组成的社会网络是农户物质、经济、人脉等社会资源的主要载体,他们的行为与意见对农户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是农户决策时的重要参考依据。而村委、政府作为管理与组织机构,其经济、市场、保障等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会对农户的宅基地退出行为产生直接的引导、促进或阻碍作用,成为农户决策时的指令性因素。
行为态度(Behavioral Attitude, BA),即主体对客体相对稳定的评价性反应[22]。农户对宅基地退出行为的态度评价可分为内部性与外部性两方面。就内部性评价而言,当农户对自有宅基地愈不满意时,其越发希望通过退出宅基地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或改善居住环境;同时,基于农村宅基地超占多占、面积分配不均的现状,自觉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农户可能更希望通过退出宅基地而改善这种局面。就外部性评价而言,农户的行为态度主要表现为其对政策的响应程度,对当前的宅基地退出政策感知愈正向,愈愿意响应政府号召,则其意愿愈向退出宅基地倾斜。农户对宅基地退出的行为态度即是对其内部性与外部性评价综合作用的结果。
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PBC）,即在执行某项行为时,个体自我感觉对行为后果所具有的控制能力,体现了农户对自身资源禀赋的认识。农户的知觉行为控制主要受能力感知与条件评估两方面的影响。能力感知主要反映农户对自身是否具有宅基地退出能力的评判,表现为专业知识的具备程度、年龄大小等因素;而条件评估则是农户对当前宅基地退出客观条件是否充分的评估,表现为保障政策是否健全、退出补偿是否合理、信息是否公开透明等因素。本文选取农户在宅基地退出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潜在困难作为评判因素,当农户对各项困难的认同程度愈高,认为自身能力不足,或退出宅基地的客观条件并不完备时,其退出宅基地的意愿便会愈小。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主观规范对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主观规范愈趋于正面,则农户的退出意愿愈强;
H2：行为态度对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行为态度愈积极,则农户的退出意愿愈强;
H3：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知觉行为控制愈强,则农户的退出意愿愈弱。
2.2 基于TAM的农户决策理论分析
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同样起源于理性行为理论,于1986年由Davis[23]首次提出。与理性行为理论一样,技术接受模型也认为个体的行为来源于其意愿,而意愿则受个体的态度影响。但在此基础上,Davis同时吸收期望理论与自我效能理论中的部分思想,提出了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两个概念,认为感知有用性同时作用于个体态度和意愿,而感知易用性在影响个体态度的同时,也对感知有用性产生作用。该理论问世以来,被广泛用于个体对某一事物的采纳程度研究中,得到了大量****的验证与完善[24,25]。而近年来,技术接受模型的应用领域正在不断扩展,跨学科及引入新理论与新变量的趋势也在增加,与计划行为理论相结合即是其中之一。感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 PU）,反映个体认为采纳一个系统可以为自身带来红利的多寡。农户在进行宅基地退出决策时,会对退出后的影响进行预先判断。从家庭成员的身份来看,退出宅基地能否提高其家庭生活水平、改善其居住环境等,将是农户判断该行为有用性时重点思考的问题;而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来看,退出宅基地是否有利于村庄发展、能否更加高效的利用土地等,也是其决策时重点考察的因素。当农户认为退出宅基地对家庭和村庄都较为有利时,其对这一行为的有用性感知就会较高,进而态度会愈发积极,行为意愿向退出偏移。
感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 PEU）,即个体认为使用某一系统的难易程度。个体认为该系统愈容易被自身掌控,则其对该系统的态度便会愈积极,同时也会认为该系统的有用性愈强。在面对宅基地的处置问题时,农户为避免自身权益受损,其更倾向于选择自身较为了解的处置方式,以增强自身在活动中的自决性,避免不确定风险。因此,当农户认为自身对宅基地退出信息掌握较多、对政府推动宅基地退出的方式较为了解时,其感知易用性评价便会较高,进而促进其感知有用性提升,对宅基地退出这项活动的态度也会更加积极。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感知有用性对农户的行为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愈大,则农户的行为态度愈积极;
H5：感知有用性对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愈大,则农户的退出意愿愈强;
H6：感知易用性对农户的感知有用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感知易用性愈强,则农户的感知有用性愈强;
H7：感知易用性对农户的行为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感知易用性愈强,则农户的行为态度愈积极。
2.3 理论整合与模型构建
计划行为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都是基于理性行为理论发展而来,这种理论上的同源性与衔接性为两个理论的整合提供了可能。研究表明,整合后的TAM-TPB框架比单独使用计划行为理论或技术接受模型的解释能力更强[26]。杨翾等[27]、LEE[28]等****均运用该框架进行了相关研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此外,根据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某一行为所蕴含的潜在价值与其带来的潜在风险之间存在逻辑关系。当个体对该行为的感知有用性较高时,其克服困难与承担潜在风险的信心与动力便会增加[29],而当个体认为该行为易于执行时,也会认为行为后果将更加趋近于自身期望[30]。基于此,本文在原TAM-TPB框架上增加“感知有用性—知觉行为控制”及“感知易用性—知觉行为控制”两条路径,构建农户宅基地退出决策模型（图1）,并提出如下假设：图1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基于TAM-TPB框架的农户宅基地退出决策模型
Figure 1Decision model of homestead exit based on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AM-TPB) framework
H8：感知有用性对农户的知觉行为控制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感知有用性愈强,则农户的知觉行为控制愈弱;
H9：感知易用性对农户的知觉行为控制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感知易用性愈强,则农户的知觉行为控制愈弱。
模型中,农户的主观规范、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及行为意愿等要素均为潜变量,无法直接观测,需要通过观测变量进行测量。本文基于理论分析及前人的研究[21,26,31,32],构建了包含25个观测变量的量表（表1）,统一采用Likert五级量表的形式,以1、2、3、4、5分别代表“完全不同意”“不同意”“不确定”“同意”和“完全同意”,请受访农户逐条进行评判。
Table 1
表1
表1观测变量设计与编号
Table 1
| 潜变量 | 观测变量 | 编号 |
|---|---|---|
| 主观规范 | 村委会支持我退出宅基地 | SN1 |
| 村民小组支持我退出宅基地 | SN2 | |
| 村中元老认同我退出宅基地 | SN3 | |
| 邻居认同我退出宅基地 | SN4 | |
| 家人支持我退出宅基地 | SN5 | |
| 行为态度 | 我支持国家宅基地退出政策 | BA1 |
| 我支持在本村开展宅基地退出活动 | BA2 | |
| 我对目前居住的宅基地感到满意 | BA3 | |
| 我支持对超标宅基地收费以促进退出 | BA4 | |
| 知觉行为控制 | 信息不公开会阻碍宅基地退出 | PBC1 |
| 保障不健全会阻碍宅基地退出 | PBC2 | |
| 专业知识匮乏会阻碍宅基地退出 | PBC3 | |
| 年龄较大会阻碍宅基地退出 | PBC4 | |
| 补偿不合理会阻碍宅基地退出 | PBC5 | |
| 宣传不足会阻碍宅基地退出 | PBC6 | |
| 感知有用性 | 退出宅基地可提高家庭生活水平 | PU1 |
| 退出宅基地可改善家庭居住条件 | PU2 | |
| 退出宅基地有利于土地高效利用 | PU3 | |
| 退出宅基地有利于村庄发展 | PU4 | |
| 感知易用性 | 我了解宅基地退出的相关信息 | PEU1 |
| 我了解政府推动宅基地退出的方式 | PEU2 | |
| 宅基地对家庭生活帮助较小 | PEU3 | |
| 行为意愿 | 我愿意用宅基地换城镇统一安置房 | BI1 |
| 我愿意用宅基地换村内统一安置房 | BI2 | |
| 我愿意用宅基地换资金补偿 | BI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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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来源与研究区概况
3.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课题组于2018年进行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调研。2015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授权在全国33个县（市、区）进行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及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本次调研共涉及试点中的6个区（市）,分别为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南省浏阳市、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重庆市大足区、山东省禹城市与河南省长垣市。调研中,课题组以距离市中心远、中、近为划分原则,在每个区（市）中分别选定3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选择2个村庄,并依据人均纯收入高、中、低的分层原则,每个层次选取20户农户,每个村庄共确定60户农户作为调研对象进行结构式访谈。调研共回收问卷2302份,经过剔除无效问卷和宅基地相关变量缺失的问卷,本文最终得到可利用问卷1792份。其中,武进区315份、浏阳市373份、郫都区186份、大足区339份、禹城市273份、长垣市306份。3.2 研究区概况与样本分组
由于资源禀赋与发展战略的差异,本次调研涉及的6个地区有着不同的发展特点,因而具有分组研究的必要。武进区与浏阳市分属长三角与长株潭城市群之中,两大城市群发展历史悠久,工业基础雄厚。受地区整体环境影响,武进区与浏阳市的城市经济水平与人民生活水平均较高。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8年武进区与浏阳市GDP已分别达到2380.13亿元与1342.10亿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2.98万元与3.18万元,故本文将之归入经济较发达地区组别。郫都区与大足区均位于成渝城市群之中,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支持下,两地的工业化建设已初具规模。2018年郫都区与大足区GDP分别为580.20亿元与517.65亿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61万元与1.63万元,本文将之归入经济次发达地区组别。禹城市与长垣市均属于华北平原地区城市,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优质棉和肉类生产基地。2018年禹城市与长垣市GDP仅分别为308.42亿元与368.60亿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47万元与1.95万元,城市经济水平与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距,故本文将之归入经济欠发达地区组别。从而,本文在分析农户宅基地退出决策过程的同时,可以对不同经济水平地区影响农户决策的环境因素进行对比。3.3 样本特征描述
受访样本中,各分组农户男女比例接近1:1,均以40岁及以上年龄段为主,文化程度集中于初中及以下学历阶段。各分组农户家庭均以“一户一宅”为主,欠发达分组“一户两宅”的比例略高（6.56%）,调研中未发现农户家庭具有3宗及以上宅基地的情况。各分组农户家庭宅基地面积差异明显,欠发达分组户均宅基地面积已达288.10 m2,而较发达与次发达分组仅为185.29 m2与192.25 m2。同时,欠发达分组发放“双证”的情况不容乐观,仅有39.38%和53.89%的受访农户持有房产证和宅基地使用证,而较发达与次发达分组农户持有“双证”的比例均超过7成。各分组农户家庭宅基地利用情况较好,较发达、次发达与欠发达分组闲置宅基地的比例仅为2.73%、2.70%与1.21%。4 结果与分析
4.1 数据与假设检验
4.1.1 数据信度与效度检验运用SPSS 20.0与AMOS 21.0对3个分组数据的信度与效度进行检验。根据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剔除3个分组模型中载荷系数小于0.5或P值大于0.05的观测变量,得到3个分组最终分析模型（表2）。较发达分组、次发达分组与欠发达分组数据的Cronbach’ α值分别为0.734、0.799与0.788,高于0.7的可接受标准,CR值均达到0.6的最低要求,证明数据具有良好的信度。3个分组KMO值分别为0.780、0.788与0.800,P值均小于0.001,且各潜变量AVE值均大于0.5,证明数据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
Table 2
表2
表2数据信度与效度检验
Table 2
| 变量名称 | 变量代码 | 标准化载荷系数 | AVE | CR | ||||||||
|---|---|---|---|---|---|---|---|---|---|---|---|---|
| 较发达分组 | 次发达分组 | 欠发达分组 | 较发达分组 | 次发达分组 | 欠发达分组 | 较发达分组 | 次发达分组 | 欠发达分组 | ||||
| 行为态度 | BA1 | 0.924 | 0.914 | 0.909 | 0.827 | 0.900 | 0.862 | 0.906 | 0.947 | 0.926 | ||
| BA2 | 0.895 | 0.982 | 0.947 | |||||||||
| BA3 | —— | —— | —— | |||||||||
| BA4 | —— | —— | —— | |||||||||
| 主观规范 | SN1 | 0.920 | 0.966 | 0.950 | 0.887 | 0.852 | 0.743 | 0.959 | 0.945 | 0.919 | ||
| SN2 | 0.987 | 0.995 | 0.992 | |||||||||
| SN3 | 0.916 | 0.796 | 0.801 | |||||||||
| SN4 | —— | —— | 0.667 | |||||||||
| SN5 | —— | —— | —— | |||||||||
| 知觉行为控制 | PBC1 | 0.903 | 0.906 | 0.895 | 0.628 | 0.788 | 0.701 | 0.891 | 0.949 | 0.933 | ||
| PBC2 | 0.950 | 0.974 | 0.963 | |||||||||
| PBC3 | 0.779 | 0.880 | 0.872 | |||||||||
| PBC4 | —— | —— | 0.773 | |||||||||
| PBC5 | 0.586 | 0.817 | 0.758 | |||||||||
| PBC6 | 0.685 | 0.854 | 0.740 | |||||||||
| 感知有用 | PU1 | —— | —— | —— | 0.721 | 0.845 | 0.660 | 0.884 | 0.916 | 0.851 | ||
| PU2 | 0.688 | —— | 0.648 | |||||||||
| PU3 | 0.910 | 0.946 | 0.934 | |||||||||
| PU4 | 0.928 | 0.892 | 0.829 | |||||||||
| 感知易用 | PEU1 | 0.784 | 0.727 | 0.750 | 0.559 | 0.631 | 0.500 | 0.716 | 0.772 | 0.666 | ||
| PEU2 | 0.709 | 0.856 | 0.661 | |||||||||
| PEU3 | —— | —— | —— | |||||||||
| 行为意愿 | BI1 | —— | 0.448 | 0.661 | 0.508 | 0.534 | 0.542 | 0.672 | 0.671 | 0.804 | ||
| BI2 | 0.770 | 0.931 | 0.804 | |||||||||
| BI3 | 0.650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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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模型拟合度检验
数据与模型的匹配程度是影响研究结果准确性的重要因素,基于理论框架构建的分析模型可能存在路径的缺失或赘余,导致变量之间的关系不能得到充分反映[31]。通过计算3个分组模型的修正指数得知,模型中部分误差项之间存在共变关系,应在模型中添加双向影响路径。如表3所示,模型路径修正后,3个分组的数据与模型之间拟合程度良好,满足研究所需。
Table 3
表3
表3模型拟合度检验
Table 3
| 指标类型 | 拟合度统计量 | 拟合标准 | 拟合度统计值 | ||
|---|---|---|---|---|---|
| 较发达 分组 | 次发达 分组 | 欠发达 分组 | |||
| 绝对适 配度 | X 2/df | <3.00 | 2.495 | 2.239 | 1.947 |
| GFI | >0.90 | 0.960 | 0.953 | 0.956 | |
| RMSEA | <0.06 | 0.047 | 0.049 | 0.040 | |
| 比较适 配度 | NFI | >0.90 | 0.969 | 0.971 | 0.967 |
| TLI | >0.90 | 0.974 | 0.979 | 0.979 | |
| CFI | >0.90 | 0.981 | 0.984 | 0.984 | |
| RFI | >0.90 | 0.958 | 0.962 | 0.958 | |
| 简约适 配度 | AGFI | >0.90 | 0.937 | 0.931 | 0.938 |
| PNFI | >0.50 | 0.705 | 0.745 | 0.758 | |
| PCFI | >0.50 | 0.714 | 0.754 | 0.77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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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假设检验
通过AMOS 21.0软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TAM-TPB框架下农户宅基地退出决策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标准化路径系数见图2-4所示（图中*、**、***分别表示P<0.05、P<0.01、P<0.00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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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Analysis results of the economically developed group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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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Analysis results of the less developed group
图4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欠发达分组模型分析结果
Figure 4Analysis results of the under-developed group
在3个分组模型中,农户行为态度与感知有用性均对其行为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2与H5得到验证;感知易用性与感知有用性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行为态度,假设H4与H7得到验证;同时,在较发达分组模型中,主观规范显著正向影响行为意愿,感知易用性显著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假设H1与H6得到验证;感知易用性则在较发达与欠发达分组模型中显著负向影响知觉行为控制,假设H9得到验证;感知有用性仅在欠发达分组模型中显著影响知觉行为控制,但影响方向为正,假设H8未得到支持;假设H3则在3个分组模型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P>0.05）,不予支持。
4.2 结果分析与地区差异
在3个分组模型中,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行为态度与主观规范等潜变量对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经统计,其影响效应如表4所示。Table 4
表4
表4潜变量对行为意愿的影响效应
Table 4
| 潜变量 | 中介变量 | 直接效应 | 中介效应 | 总效应 | ||||||||
|---|---|---|---|---|---|---|---|---|---|---|---|---|
| 较发达分组 | 次发达分组 | 欠发达分组 | 较发达分组 | 次发达分组 | 欠发达分组 | 较发达分组 | 次发达分组 | 欠发达分组 | ||||
| PEU | BA、PU | — | — | — | 0.137 | 0.074 | 0.073 | 0.137 | 0.074 | 0.073 | ||
| PU | BA | 0.394 | 0.240 | 0.168 | 0.085 | 0.159 | 0.122 | 0.479 | 0.399 | 0.290 | ||
| BA | — | 0.350 | 0.474 | 0.347 | — | — | — | 0.350 | 0.474 | 0.347 | ||
| SN | — | 0.130 | — | — | — | — | — | 0.130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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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感知易用性分析
在3个分组模型中,农户的感知易用性均显著正向影响其行为态度,即农户愈感觉退出宅基地是一项易于执行的行为,则其对于退出宅基地的态度便愈积极。组别间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欠发达分组模型中,感知易用性对农户行为态度的影响作用最强（0.211）,较发达分组次之（0.180）,次发达分组影响作用最弱（0.155）。感知易用性在较发达分组模型中显著影响了农户的感知有用性（0.154）,表明该部分农户认为宅基地退出行为愈容易执行,则行为结果愈趋近于自身期望。在较发达和欠发达分组模型中,农户的感知易用性同样影响了其知觉行为控制（-0.170;-0.114）,但由于知觉行为控制未显著影响农户行为意愿,所以感知易用性仅以行为态度或感知有用性作为中介变量,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间接影响,较发达、次发达与欠发达分组的效应值分别为0.137、0.074与0.073。
在解释因素方面,模型中3个分组表现相同。PEU1与PEU2是影响农户感知易用性的主要因素,较发达与欠发达分组农户的感知易用性更加受宅基地退出信息掌握程度的影响（0.784;0.750）,而在次发达分组,更了解宅基地退出方式的农户会具有更高的感知易用性（0.856）。PEU3在3个分组模型中均没有对农户的感知易用性产生显著解释作用。
4.2.2 感知有用性分析
在3个分组模型中,农户的感知有用性对其行为态度和行为意愿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即农户认为退出宅基地可以为自身带来的帮助愈多,则其退出宅基地的态度和意愿便会愈强烈。其中,次发达与欠发达分组农户感知有用性对行为态度的作用程度相当（0.335;0.353）,较发达分组作用程度稍弱（0.242）。较发达分组农户感知有用性对行为意愿的作用程度最强（0.394）,次发达分组次之（0.240）,欠发达分组最弱（0.168）。因此,感知有用性一方面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以行为态度为中介变量,通过“感知有用性—行为态度—行为意愿”路径对农户意愿产生间接影响,3个分组的总效应值分别为0.479、0.399与0.290。
在解释因素方面,PU3与PU4在3个分组模型中均显著影响农户的感知有用性。其中,较发达分组农户更加在意退出宅基地对村庄发展的帮助程度（0.928）,次发达与欠发达分组农户则对土地能否得到高效利用更为关心（0.946;0.934）。这说明农户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员,其在进行宅基地退出决策时,不仅会考虑自身利益,也会对“集体”利益进行判断,当集体会因为退出宅基地而受益时,农户对这一行为的有用性判断也会增强。同时,PU1在3个分组模型中均不显著,PU2仅在较发达与欠发达分组模型中显著,且解释程度较弱（0.688;0.648）,说明农户并不确定自身家庭能否因退出宅基地而获益,群体内部意见分异较大,是否家庭受益与是否退出宅基地之间未表现出明确的逻辑关系。
4.2.3 行为态度分析
3个分组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农户的行为态度对其行为意愿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即农户退出宅基地的态度愈积极,则其愿意执行该项行为的意愿便愈强烈。在影响程度方面,次发达分组态度因素对意愿影响最强（0.474）,较发达与欠发达分组影响程度相近（0.350;0.347）。同时,行为态度在模型中的显著,证明了模型内中介效应的成立,农户感知易用性与感知有用性以行为态度为中介,对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作用。
在解释因素方面,BA1与BA2是影响3个分组农户态度的显著因素,较发达分组农户对国家宅基地退出政策的支持程度更高（0.924）,而次发达与欠发达分组农户则更支持宅基地退出活动在本村开展（0.982;0.947）。BA3与BA4在3个分组模型中均未对农户的行为态度产生显著影响。究其原因,当前农村地区的宅基地退出仍然是一项政府主导开展的政策性活动,农民自决性在此类活动中仍处于较弱势的地位,因此其对于宅基地的满意程度难以对其退出宅基地的行为态度产生显著影响。同时,虽然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已在部分试点地区施行,但通过调研发现,对超标宅基地的有偿使用费不收、难收、少收的现象普遍,政策力度较低可能是该项因素未能显著影响农户行为态度的原因。
4.2.4 主观规范与知觉行为控制分析
主观规范仅在较发达分组模型中显著影响了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0.130）,农户的社会压力主要来源于村委会（0.920）、村民小组（0.987）和村中元老（0.916）,次发达与欠发达分组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并未受主观规范影响。这与王昶等[26]、杨留花 等[32]、Godin等[33]及Hagger等[34]的研究结果相似,与中国是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集体规范和意见对个体行为意愿有重要影响的论点相悖。究其原因,宅基地与农户的家庭生活息息相关,其退出与否及退出后的补偿方式对农户家庭的后续生存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在强烈的自我利益相关性面前,来自他人的规范性社会压力可能很难对农户意愿产生影响。同时,知觉行为控制在3个分组模型中均未显著影响农户行为意愿。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宅基地退出补偿的规则和方式多为政府根据地区经济水平及现实条件等因素预先统一制定,农户仅能遵循已有规则,从既定选项中进行选择,难以根据自身条件自由决定退出的标准和方式,因此导致知觉行为控制因素对意愿影响有限。
4.2.5 行为意愿分析
本文从宅基地换城镇安置房、换村内安置房及仅资金补偿3个方面对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进行了考察。通过观测变量得分可知,各分组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并不强烈,退出意愿的平均得分均未达到“同意”程度。其中,较发达分组农户的退出意愿最强,但3种退出方式的平均得分仅为2.91,农户意愿接近于“不确定”。模型分析结果显示,BI2与BI3是反映该分组农户退出意愿的主要因素,获得村内安置房是其首选（0.770）,如该条件不能满足,农户则更期望获得较为丰厚的现金补偿（0.650）,而不是城镇统一安置房,这说明“经济”因素在较发达分组农户决策过程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次发达分组农户的退出意愿稍弱于较发达分组,3种退出方式的平均得分为2.83。该分组农户的退出意愿来源于BI1与BI2两种因素,但BI1（0.448）的解释程度远低于BI2（0.931）,说明“环境”因素在次发达分组农户决策过程中占据核心地位,能否在原村落熟悉的生活环境内获得安置房继续生活是农户决策时的重要考量。欠发达分组农户的退出意愿最弱,3种退出方式的平均得分为2.69,农户意愿介于“不同意”与“不确定”之间。该分组农户的退出意愿同样来源于BI1与BI2两种因素,除在原村落获得安置房补偿外（0.804）,农户也愿意迁移至城镇居住（0.661）,说明“住房”是欠发达分组农户对退出补偿的主要期望,在城镇房价高涨和欠发达地区农户经济实力较弱的背景下,获得住房补偿是其退出宅基地的心理底线。
4.3 基于人地关系视角的讨论
人与周围环境间的相互作用是影响其决策的重要因素[35],宅基地作为农户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载体之一,农户对其的利用方式和处置意愿即是人地交互影响的一种呈现形式。然而,不同地区之间因经济水平、发展方向等因素的影响,所展现出的人地关系并不相同,使各地区农户在决策时感受到的环境压力存在差异,致使其选择偏好有所不同。因此,为揭示各组别间农户决策存在差异的原因,本文基于人地关系的视角展开进一步讨论。武进区隶属的长三角经济区利用区位优势,从国际上承接发展了大量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加工工业。浏阳市隶属的长株潭经济区则是中部地区城市群一体化建设的先行者,侧重于战略型新兴产业的建设。产业的发展促使两地对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产生了旺盛的需求。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武进区与浏阳市分别吸引外来人口48.00万与77.83万人,占总人口的33.09%与52.46%。同时,重工轻农的发展方向带动了乡村工业的蓬勃发展,农村的人口吸引能力大幅增加,宅基地由“自住”为主的保障功能向“办厂”“出租”等生产和经济功能扩展,农村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农户的非农收入迅速增加,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依赖性减小。然而,人口的聚集与土地要素向非农产业转移也导致了当地地价的升高和土地资源的相对不足,呈现出“资源紧缺”型的人地关系。因此,土地资源稀缺及农村条件优越导致了较发达分组农户在退出宅基地后仍然倾向于在原村落内居住,从而继续保留手中的承包地资源。而如果该条件不能满足,鉴于农户较高的经济能力,其更愿意以宅基地换取资金补偿,在心仪的地区自由置业和生活,城镇统一安置房对其吸引能力较小。
郫都区与大足区均位于成渝经济区之中,是西部地区重要的产业聚集地带。两地近年来经济发展均较为迅速,虽然农户收入水平仍有待提高,但地区整体经济水平已远超欠发达分组。产业发展促进了就业岗位的增加,带动了劳动力空间分布格局的变化,2018年西部地区农民工回流速率高达6.55%,其中,郫都区吸引外来人口23.42万人,占总人口的27.32%,大足区所属的重庆主城区都市圈也吸引外来人口76.44万人,两地已成为中国西部重要的人口重心地区。人口的逐渐回流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均需要土地要素的大量投入,使两地的人地关系处于由“粗放利用”型向“资源紧缺”型过渡的中间阶段。同时,受制于西南地区复杂的地形条件,两地农业发展受到一定限制,外出务工成为改善农户家庭经济条件的有效手段。对于当地农户而言,与迁移至距离遥远的沿海地区务工相比,在产业发展已具规模的本地务工无疑是更加方便可行的选择;与在城镇生活相比,在农村生活无疑更加节省生活开支。因此,在本地就业机会增多、土地资源日渐稀缺,而农户经济能力仍显不足的环境背景下,宅基地的保障功能重新凸显,次发达分组农户在宅基地退出决策时,仍将在原村落内进行住房安置作为重要条件。
禹城市与长垣市均属于华北平原地区城市,是中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8年两地第一产业增加值分别占GDP总量的14.20%与11.31%,远高于其他4个调研地区,农户收入水平与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距。同时,在人口吸纳能力方面,禹城市与长垣市仍有所欠缺,2018年两地常住人口数均小于户籍人口数,人口流失分别达到3.96%与11.29%,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成为常态。而与此相矛盾的是,该分组户均宅基地面积已近290 m2,远超较发达与次发达分组。常住人口流失与宅基地面积超标使两地的人地关系仍存在“粗放利用”的特征,开展宅基地整治的现实要求尤为迫切。然而,从地域分工的角度出发,保证农产品供给仍然是该地区的重要任务之一,从事粮食生产活动既是满足国家战略要求,也是欠发达分组农户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使农户与农村土地之间存有较大的粘性。同时,由于较低的收入水平,在城市自主购房对于欠发达分组农户而言仍是一项较重的负担,住房作为家庭生存的重要保障,是其进行宅基地退出决策时的核心考量因素。因此,农业生产的需求和置业能力的不足使欠发达分组农户更加倾向于“以房换房”,以宅基地换取农村或城镇统一安置房均是其可以接受的选项。
基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较发达、次发达与欠发达分组农户的宅基地退出决策差异,其实质是不同地区人地关系差异的表征。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造成的环境差异化,才是影响各分组农户做出不同决策的深层次因素。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5.1 结论
本文借鉴社会心理学领域的TAM-TPB框架构建了农户宅基地退出决策模型,重点解析了不同地区农户决策机理间的异同与关键影响因素,并基于人地关系的视角探讨了地区环境差异对农户决策产生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在农户的宅基地退出决策过程中,其行为意愿主要受行为态度、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3个因素的影响。其中,行为态度是影响3个地区农户意愿的直接因素,且在经济次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影响效应最强。农户对国家政策及相关宅基地退出活动愈认同,则其行为态度便愈积极,继而退出宅基地的意愿也愈强烈。
（2）感知有用性以直接与间接两种方式对各地区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影响,且在较发达地区的影响效应最强。一方面,其通过“感知有用性—行为意愿”的路径直接影响农户意愿;另一方面,其以行为态度为中介变量,通过“感知有用性—行为态度—行为意愿”的路径对农户意愿产生间接影响。而宅基地退出活动对村庄发展与土地利用愈有益,农户的感知有用性便愈强,行为意愿也愈发向退出宅基地倾斜。
（3）感知易用性分别以行为态度和感知有用性为中介变量,对3个地区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间接影响,农户对宅基地退出信息和退出方式愈了解,则感知易用性愈强,继而更加愿意退出宅基地。但较之行为态度与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对各地区农户意愿的影响效应均较弱。
（4）不同地区农户对宅基地退出方式的偏好程度略有不同,人地关系紧张及经济能力较强使较发达地区农户对宅基地换城镇安置房的方式存在排斥;次发达地区农户得益于本地经济环境的好转,更加愿意在原村落内进行住房安置,以方便其就近务工;而欠发达地区农户与农村土地之间粘性较强,并受制于较弱的经济能力,更加倾向于“以房换房”的宅基地退出方式。
5.2 政策启示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可供参考的政策启示如下：（1）针对较发达地区农户,应更多展示宅基地退出项目的优秀案例,使农户了解退出宅基地对农村发展和家庭生活带来的增益,消除其心理上对行为后果的不确定性,从而发挥感知有用性在农户决策过程中的促进作用。对于次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农户,应重视政策宣传在宅基地退出活动中的作用,使农户充分了解相关政策的含义,明晰宅基地退出的过程与方式,消除其心理上对未知因素的排斥效应,进而发挥行为态度在决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2）应充分重视宅基地退出过程中的农户安置工作,退出时优先解决农户的居住问题,改善农户的居住条件,尽可能采取就地安置以提升农户退出意愿。同时,适当提高退出补偿标准,使宅基地的保障性功能得到有效转移与替代,消除农户“利益受损”的锚定心理,减少宅基地退出进程中的矛盾和纠纷,避免宅基地退出过程中或退出后发生大规模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问题。
（3）应适当提升宅基地退出补偿方式的灵活性。以农户“自决性”为重要参考,使其可以根据家庭人口规模、劳动能力、市民化意愿等因素,对补偿方式进行自由选择与组合。同时,针对较发达地区农户,应重视资金补偿对农户意愿的促进作用;而对于次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农户,则应优先考虑住房补偿的可行性。从而以补偿效率和针对性的提升,增强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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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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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宅基地退出过程中农户的期望收益及退出后的风险预期两个方面对宅基地退出行为进行分析,构建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分析框架,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分析农民宅基地退出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为建立自愿、有偿的宅基地退出制度提供借鉴。研究结果显示:①农户的年龄、兼业时间、家庭年均收入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宅基地块数对农户的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负向显著影响;②期望收益的影响因素中,补偿金能够全部兑现,会促进农户做出退出宅基地的行为;农户认为补偿合理会推动农户的宅基地退出行为;宅基地退出后村集体获得的收益比重更小、农户获得的收益比重更大,会推动农户的宅基地退出行为;③风险预期因素中,退出宅基地后房屋面积减少,农户宅基地的财产性收入功能消失,面临着房屋价值降低的风险,阻碍了农户的宅基地退出行为;生活成本增加、宅基地退出后工作变得更不稳定,会抑制农户做出退出宅基地的行为。因此:宅基地退出过程中,补偿金能够全部兑现、补偿越合理、期望收益越高,将促进农户的宅基地退出行为;宅基地退出后面临的风险越高,将阻碍农户的宅基地退出行为。所以,政府在制定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制度时应充分考虑农户宅基地退出过程中的期望收益和退出后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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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8402/resci.2016.08.09URL [本文引用: 1]
We analyzed homestead exiting behavior,expected returns and the expecting risks using a binary Probit regression model and looking at farmers in Shanghai. Our goal w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establishing voluntary and compensatory homestead exiting systems. We found that the age of farmers,part-time months and annual household incom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impact farmer residential quitting behavior. The plot number of residential land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nfluence on farmer homestead quitting. Whether farmers can collect all compensation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quit; if compensation can be given to farmers,farmers show greater willingness to withdraw from the homestead. When farmers consider compensation to be reasonable,they are more willing to withdraw from the household. Regarding risk,after withdrawing residential land and housing area reductions （which results in negative effect that the household land property income for farmers disappear）,when households face a risk of reducing the value of housing the willingness to quit weakens. When the cost of living increases,farmers’ jobs becoming more unstable and both of these factors negatively impact farmer behavior to withdraw from residential land. If compensation can be given to farmers and the compensation is reasonable,farmers share the expected return of the process of residential land quitting and are more willing to withdraw from residential land. However,the higher the risk associated with quitting residential land,the less willing farmers are to quitting. Farmers are more willing to keep the original homestead and production methods in order to reduce risk. Therefore,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sider the farmers’ expected returns and risks during the process of residential qui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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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衡阳市酃湖乡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探讨了城市边缘区不同类型农户宅基地流转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整体上,调查区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偏低,影响不同类型农户决策的因子呈现整体一致、局部差异的特征;②不同类型农户的共同影响因子是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出租和出售是主要的流转方式。流转政策认知程度低、乡土情结重与就业压力大是农户流转决策的主要障碍因子;③纯农业型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受到年龄、劳动力投入量与自然灾害频率的影响。但该类型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最高,以出售为主要流转方式;一兼农业型与农工兼具型农户的影响因子一致,以出租为主要流转方式;二兼农业型农户影响因素最少,流转意愿最低,流转方式以出租和入股为主;纯非农业型农户流转决策受外出务工收入和家庭人口数量影响较大,流转意愿最高,以出租和置换为主要流转方式。研究认为,尽管不同类型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但核心问题还在于流转政策。政府应在农户自愿基础上,完善现有农户宅基地流转政策,解决农户后顾之忧,将有助于提高农户流转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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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surveys of farm households in Linhu County,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ing wa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willingness for,and affecting factors of,homestead circulation of all types of farm households in an urban fringe.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llingness for homestead circulation is low in the study area. Affecting factors show overall consistency and local differences. Economic factors and social factors are common affecting factors of homestead circulation of all types of farm households; the main circulation modes are sale and rental. Main blocking factors of homestead circulation decision-making are low cognition degree of circulation policy,sincere emotions of local complex and high employment pressure. The willingness for homestead circulation of exclusive farming households was affected by age,labor inputs and the frequency of natural disasters. Circulation willingness of exclusive farming households is highest,and the main circulation mode is sale. Affecting factors for households with 20%~40% of their income from non-farm income （type I） are the alignment with mixed farm-business households,the main homestead circulation mode of which is rental. Affecting factors for households with 60%~80% of their income from non-farm income （type II） are least; the homestead circulation willingness of which is lowest,while the homestead circulation modes are rental and shares. Homestead circulation policies of exclusive non-farming households are deeply affected by income from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number of family size,homestead circulation willingness of which is highest,while the main homestead circulation modes are rental and substitution.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despite differences in homestead circulation willingness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farm households,the core problem is homestead circulation policies. Government should improve homestead circulation policies on a voluntary basis to settle farm households’ troubles and improve the homestead circulation willingness of farm househo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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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安徽省金寨县农户的调查数据,选用计划行为理论和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宅基地退出意愿与退出行为的影响因素,并对比其差异。结果表明：①整体上农户退出意愿较高,明显大于退出行为,退出意愿与退出行为的影响因素呈现整体一致、局部差异的特征;②退出意愿是农户处于理想状态下的选择,其影响因子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③退出行为是农户处于现实状态下的选择,其影响因子为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完善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提高其指令性规范;赋予农户利益诉求机会,同步提高农户退出意愿与退出行为;开展宅基地价值评估,给予农户足额全面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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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reform the rural land system,protect farmer housing rights,promote urbanization,and coordinat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remain significant projects for China. The rural homestead system at present,with obvious welfare and identity,was established during the planned economy period,and play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role in ensuring the basic residence and habitation of farmers. The rural population has been transferring to towns at a large scale because of new-type urbanization,but rural land systems still stick to a deal,because of this,various conflicts have emerged between land use property,homestead supply guarantee,construction land index circulation and homestead mortgages. As a consequence,rural homesteads have continued increasing instead of decreasing.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research the factors behind farmer rural homestead exit intention and exit behavior using survey data from Jinzhai county in Anhui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methods. We found that farmers have a strong appetite to exit homesteads overall,and exit intention is significantly stronger than exit behavior. Driving factors of exit intention and exit behavior are accordant globally,but different locally. Exit intention are farmers' choice in ideal state and driving factors are behavioral attitude,subjective norm,cognitive behavior control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Exit behaviors are farmers’ choice in actual state,its driving factors are subjective norm,cognitive behavior control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conclusion,the government should complete rural homestead management systems; enhance farmer public participation;give farmers chances to appeal their profits; improve farmer exit intention along with exit behavior;carry out value assessment of homesteads;and compensate farmers suffici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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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solation of CD4 positive T lymphocyte (CD4+) from peripheral blood is important for monitoring patients after HIV infection. Here, we demonstrate a fast isolation strategy for CD4+ cells that involves mixing blood and glass microbubbles. After the specific binding of target cells to the microbubbles carrying specific antibodies on their surface, target cells will spontaneously float to the top of the blood vial and can be quickly separated. Using this strategy, we demonstrate that the isolation of CD4+ cells in less than 5 minutes and with better than 90% efficiency. This strategy for cell isolation based on buoyancy and glass microbubbles is quick and inexpensive, minimizes blood handling, does not require magnetic fields, or centrifugation equipment, and could lead to new, efficient strategies for AIDS diagnosis in resource-limited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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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creasing interest in end users’ reactions to 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has elevated the importance of theories that predict and explain health IT acceptance and us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application of one such theory,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to health care. We reviewed 16 data sets analyzed in over 20 studies of clinicians using health IT for patient care. Studies differed greatly in samples and settings, health ITs studied, research models, relationships tested, and construct operationalization. Certain TAM relationships were consistently found to be significant, whereas others were inconsistent. Several key relationships were infrequently assessed. Findings show that TAM predicts a substantial portion of the use or acceptance of health IT, but that the theory may benefit from several additions and modifications. Aside from improved study quality, standardization, and theoretically motivated additions to the model, an important future direction for TAM is to adapt the model specifically to the health care context, using beliefs elicitat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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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理财市场的健康发展有赖于消费者的理性行为选择。整合传统消费者行为模型TAM/TPB的研究测量模型,结合消费者内在特征,把感知风险划分为功能性和情感性两个风险维度,共同探讨感知特性、感知风险和信任这三个重要因素对消费者行为意愿的影响以及前置因素之间的逻辑关联,并导入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研究结果发现:消费者信任是影响其行为选择的首要关键因素;不同维度的感知风险对信任存在强弱影响,其中功能性风险较情感性风险显著负向影响信任;不同感知特性也会影响信任。最后提供的重要建议是:只有政府、经营企业、消费者等市场参与方协同,有效提高消费者感知特性水平,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才能既显著降低感知风险,又直接提升信任,从而促进行为意愿的真实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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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安徽省宿州、界首、郞溪、肥西和凤阳5县市的农户问卷调研数据,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框架,以结构方程模型为数理分析工具,从内在心理特征角度分析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行为意愿,揭示农户心理决策过程,构建农户心理决策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流转决策过程中,农户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均对决策有显著影响,其中行为态度影响最大,知觉行为控制影响次之,主观规范影响相对较小;行为态度以工具性态度影响为主,流转收益、可持续生计等是构成行为态度的主要因素;知觉行为控制影响意愿表达,亦能直接影响行为发生;主观规范中村组意见影响最大,流转政策设计应重视基层自治组织;农户流转行为与意愿大多一致,若存在差异则主要源于家庭资源禀赋、市场环境和政策制度等客观因素对农户决策的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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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questionnaire data from rural households in Suzhou , Jieshou , Langxi , Feixi and Fengyang of Anhui Province,the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households to participate in farmland transfer wa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using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e found that during the decision-making of farmland transfer,households' attitudes toward behavior,subjective norms 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decision-making. For these three influencing factors,attitudes toward behavior has the greatest effect,the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has a minor effect and subjective norms have the smallest effect. The attitudes toward behavior are mainly based on the instrumental attitude influence, transfer benefit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re the major factors to formulate attitudes toward behavior.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affects willingness expression and directly affects behavioral occurrence. In subjective norms,the group's opinion has the greatest effect,so the design of transfer policie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grassroot self-governing organizations. Household transfer behavior and willingness are mostly the same,some differences are mainly due to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objective factors such as family resource endowment, market environment and policy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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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To review applications of Ajzen's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in the domain of health and to verify the efficiency of the theory to explain and predict health-related behaviors. METHODS: Most material has been drawn from Current Contents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and Clinical Medicine) from 1985 to date, together with all peer-reviewed articles cited in the publications thus identified. FINDING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theory performs very well for the explanation of intention; an averaged R2 of .41 was observed. Attitude toward the action 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were most often the significant variables responsible for this explained variation in intention. The prediction of behavior yielded an averaged R2 of .34. Intention remained the most important predictor, but in half of the studies reviewe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significantly added to the prediction. CONCLUSIONS: The efficiency of the model seems to be quite good for explaining intention,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being as important as attitude across health-related behavior categories. The efficiency of the theory, however, varies between health-related behavior categ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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