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垃圾污染感知、社会资本对农户垃圾分类水平的影响——基于陕西1374份农户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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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亚娟^,¹^,², 赵敏娟^,¹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杨凌712100

2.西安财经大学管理学院,西安710100

Impact of domestic waste pollution perception and social capital on the farming households’ sorting of waste: Based on the survey of 1374 farming households in Shaanxi Province

JIA Yajuan^,¹^,², ZHAO Minjuan^,¹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an 710100, China

通讯作者: 赵敏娟,陕西兴平人,博士生导师,教授,研究方向为农业自然资源管理。E-mail: minjuan.zhao@nwsuaf.edu.cn

收稿日期:2020-01-9修回日期:2020-06-15网络出版日期:2020-12-25

基金资助:

陕西省社科界2020年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2020Z009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8S15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20YJAZH011

Received:2020-01-9Revised:2020-06-15Online:2020-12-25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贾亚娟,陕西眉县人,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资源环境经济、农村区域发展。E-mail: jia-ya-juan@163.com

摘要
农户是生活垃圾分类的源头主体,其分类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成效,关系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成败。基于农户分类行为的微观数据,本文结合“个体层面”与“集体层面”因素,分析生活垃圾污染感知、社会资本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的影响机理,并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对陕西农村1374份农户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个体层面”的生活垃圾污染感知对农户分类水平具有明显提升作用,农户对生活垃圾在生态环境、社区环境以及身心健康方面产生的污染及影响感知越强,其生活垃圾分类水平越高;②“集体层面”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制度信任、社会参与及社会规范显著提升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但人际信任对其分类水平并无显著影响,说明社会交往频率较高、制度信任度较高、积极参与农村垃圾治理公共事宜以及认为村庄垃圾治理较好的农户,其分类水平较高;③女性的生活垃圾分类水平相较于男性更高一些,低收入家庭相对于高收入家庭的分类水平更高。因此,要实现生活垃圾可持续分类治理,全面建设生态宜居新农村,不仅要强化农户污染感知,而且需要构建良好的社区环境,通过网络沟通以及信息共享加强农户交往频率、提高农户的制度信任度以及公共事务参与度、强化社区约束机制,提升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
关键词： 农村生活垃圾;农户垃圾分类水平;生活垃圾污染感知;社会资本;Ordered Probit模型

Abstract

Farming households are the main agents of rural domestic waste sorting. Their level of sorting directly relates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domestic waste sorting and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micro-data of farmers’ waste sorting behavior, this study combined individual level and collective level factor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farmers’ domestic waste pollution perception and social capital on waste sorting, and used the ordered probit model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test on the data from the survey of 1374 farming households in the rural areas of Shaanxi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llution perception of domestic waste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played obvious roles in improving waste sorting the stronger the farmers’ perceive the pollution and impacts caused by randomly stacked and unsorted domestic waste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mmunity environment,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e higher the waste sorting levels. Social networks, trust on institutions,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norms as social capital at the collective level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s on waste sorting, but interpersonal trust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level of sorting,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farmers who had higher frequency of social interactions, higher degree of trust in institutions, more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public affair of rural waste management, and believed that village waste management is satisfactory tend to exhibit a higher level of domestic waste sorting behavior. In addition, females had higher levels of domestic waste sorting than males, and low-income families had higher levels of waste sorting than high-income families. Therefore, to achieve sustainable sorting and treatment of rural domestic waste and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an ecologically livable new countryside, we need not only to promote waste sorting by strengthening farmers’ pollution perception, but also to build a good community environment. Through network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to strengthen farmers’ communication frequency, improve farmers’ trust in institutions and their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affairs, and strengthen the community self-discipline mechanism, farmers’ domestic waste sorting levels can be improved.

Keywords：rural domestic waste;farmers' level of waste sorting;perception of domestic waste pollution;social capital;Ordered Probi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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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贾亚娟, 赵敏娟. 生活垃圾污染感知、社会资本对农户垃圾分类水平的影响——基于陕西1374份农户调查数据. 资源科学[J], 2020, 42(12): 2370-2381 doi:10.18402/resci.2020.12.09
JIA Yajuan, ZHAO Minjuan. Impact of domestic waste pollution perception and social capital on the farming households’ sorting of waste: Based on the survey of 1374 farming households in Shaanxi Province. RESOURCES SCIENCE[J], 2020, 42(12): 2370-2381 doi:10.18402/resci.2020.12.09

1 引言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电子商务在农村的逐步渗透,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转变,由此产生的生活垃圾数量及种类迅速增加^[1]。目前,农村生活垃圾带来的污染已经成为中国农村的主要污染源之一^[2]。而且大多数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处理主要以丢弃、混合填埋和焚烧为主^[3],这不但难以实现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间的平衡,而且还会影响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美丽乡村的建设进程。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4],近几年,国家发改委等政府部门先后出台了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多项政策措施,202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就地分类、源头减量处理,推进“美丽家园”建设^[5]。因此,实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既迫在眉睫又势在必行。

伴随着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理论的发展与实践,相关****认为,要彻底根治农村内源化环境污染问题,不能仅靠政府,而是要让农村生活垃圾的直接产生者和治理成效的受益者——农户参与其中,真正发挥其主体作用^[6,7,8]。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是农户将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分类投放到指定地点的环境行为^[9]。心理感知是个体实施环境行为的心理基础,可以通过个体对外在客观事物感知后进行的评价与判断作用于个体行为^[10,11]。因此,农户对生活垃圾在生态环境、社区环境及身心健康方面产生的污染及影响进行评价,形成的“个体层面”生活垃圾污染感知,会作用于其分类行为,影响其分类水平。此外,生活垃圾分类是利于社会的合作环保行为^[12],农户进行分类的成本（时间、精力）需要自己承担。基于理性人假设,个体在实施行为时会倾向于“搭便车”,陷入集体行动困境。社会资本被认为是有效激励个体积极参与合作,避免集体行动困境出现的重要因素^[13,14,15]。信任、规范及准则等“集体层面”要素可以通过信息共享、行动协调和集体决策调动农户积极性,增加环境治理集体行动成功的概率,塑造个体的意愿及行为^[16]。

综合现有文献,目前学术界基于农户视角研究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农户参与治理的支付意愿及合作行为^[8,17,18]、无害化处理行为^[12]、集中处理行为^[3]、分类意愿及行为差异^[19,20]等方面,而重点关注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及影响的研究相对甚少。尤其是综合“个体层面”及“集体层面”分析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的研究基本空白。基于此,本文通过Ordered Probit模型对陕西农村1374份农户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试图寻求“个体层面”的生活垃圾污染感知以及“集体层面”社会资本各维度变量能否提升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的答案,以期为推动农村生活垃圾可持续分类治理提供参考依据,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新思路。

2 理论分析及假说

2.1 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生活垃圾污染感知

环境污染驱动假说认为环境污染严重会唤醒公众的环保意识,促使其采取行动来保护环境,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21,22]。生活垃圾污染感知是农户对生活垃圾产生的环境问题的评价与判断,农户根据自己的知识对农村生活垃圾随处堆放、不分类所产生的环境问题进行判断,评价其带来的后果,进而决策是否要实施环保行为。如果农户认为生活垃圾随意堆放产生的污染比较严重,而垃圾分类投放等环保行为可以减少环境污染,农户就更愿意进行分类投放,因此,农户的生活垃圾污染感知会对其分类水平产生一定影响。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1：农户生活垃圾污染感知显著提升其分类水平。

2.2 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集体层面”的影响因素——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在以亲缘、血缘和地缘相结合的农村社会中,村庄规范、共同准则、村民互惠以及情感信任等“集体层面”因素不仅影响农户的认知及行为,而且增强农户生产生活中的信任程度,减少冲突,从而有效实现集体合作^[13,23,24]。学术界普遍认为,社会资本中的网络、信任、参与以及规范等要素可以有效抑制人们在公共环境治理中的机会主义,为人们实现合作创造条件^[25,26,27]。

社会网络是个体之间因交往互动而形成的比较稳定的社会关系,根据嵌入性理论观点,个体所处的社会网络对其行为决策实施具有一定影响^[28]。在农村“差序格局”和乡土关系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农户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与乡亲邻里、亲朋好友之间的社会交往活动形成的广泛社会网络,可以增进农户间的熟知程度,降低行为决策时的不确定性,提升其生活垃圾分类水平。

社会信任一般包括人际和制度信任两方面：人际信任主要缘于内心深处的“爱有差等”“人有亲疏”^[23],表现为农户对亲朋邻里的信任程度^[26]。人际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户是否愿意信任他人或依靠他人的建议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因此,农户的人际信任关系可以提高其生活垃圾分类水平。建立在“非人际”关系上的制度信任所形成的软约束机制可以规制农村社会秩序,有效抑制“搭便车”等现象的出现^[29,30],由此可见,农户越是认同和信任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相关制度政策,就会对垃圾分类治理的美好未来更加憧憬,其分类的自觉性就越强,分类水平就越高。

社会参与是指农户以某种方式参与、干预或介入集体公共事务,从而影响社会发展^[31],反映农户对农村公共事务的认同感和价值规范以及自身的利益诉求^[32]。农户在参与有关农村公共事务的决策商议、管理实施、评价奖罚等活动时,不仅可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增强价值认同与责任归属感,而且可以降低农户之间的监督成本,使其更清楚的认识到各种公共事务的重要意义及作用,因此,农村公共事务参与度越高的农户,生活垃圾分类的认同感越强,分类水平就越高。

社会规范主要用于约束自身行为、调节人际交往关系以及维护社会秩序^[33,34]。规范不仅包括外在的诸如法律、制度、准则等正式规范,还包括个体已内化的、自觉遵守的诸如村规民约、习俗惯例及道德约束等非正式规范^[35,36]。农户在实施决策行为时要考虑个体理性,还要考虑社区道德规范等行为准则,进而采取符合社区价值认同体系的行为,由此获得亲朋邻里的支持与认可,提高自身良好声望^[26]。因此,制度越健全、社会规范水平越高的农村社区,农户越愿意遵守村规民约,实施符合社区发展道德准则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生活垃圾分类的水平就越高。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2：社会网络显著提升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

H3：社会信任显著提升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

H4：社会参与显著提升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

H5：社会规范显著提升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

2.3 理论框架

综上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本文提出生活垃圾污染感知、社会资本各变量影响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的理论分析框架（图1）。农户是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源头,其垃圾分类行为是具有显著正外部性的合作环保行为。农户在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时,会受到自身所感知的生活垃圾污染程度的影响,也就是说,农户所感知到的生活垃圾随意堆放、不分类在生态环境、社区环境及身心健康方面产生的影响越强烈,分类投放的积极性就越高;另外,作为理性个体的农户在决策是否进行分类投放时,往往会趋向于“搭便车”,而社会资本中的网络、信任、参与及规范可以通过信任互惠、信息传播、规范约束和关系网络引导农户减少“搭便车”行为,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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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生活垃圾污染感知、社会资本对农户分类水平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

Figure 1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impact of domestic waste pollution perception and social capital on farmers’ sorting of domestic waste

3 数据、变量及模型

3.1 数据来源

2018年4—5月及2019年1月,课题组在陕西的陕南、关中及陕北地区根据分层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开展了农户调查,主要包括生活垃圾处理方式、生活垃圾污染感知、社会资本以及农户基本信息等内容,两次调查的有效问卷1374份,有效率为97.45%。调查共涉及18个乡镇72个村庄。其中,陕南山地区19个村庄381个农户,关中平原区33个村庄617个农户,陕北高原区20个村庄376个农户。两次调查农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为9781.76元,与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0265元^[37]相接近。综合村庄、样本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说明本文抽样具代表性。

3.2 变量描述

3.2.1 因变量

根据现行分类标准,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厨余、有毒有害及其他垃圾4类。本文结合预调研以及农村居民的生活习惯,将因变量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设置为4个层次,而分类水平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因此,本文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具体问题及样本分布频率如表1所示。1374个被调查农户中,有36.4%的农户对生活垃圾不进行分类,全部混合一起倒掉;有561个农户（40.8%）将生活垃圾分为两类,这主要由于农村居民生活相对比较节俭,出于对部分生活垃圾具有经济价值的考虑,将可回收垃圾进行分类;只有10.2%的农户对可回收垃圾分类基础上,继续对厨余垃圾进行再分类,这部分农户有些是在家中将厨余垃圾进行简单发酵后用于种植蔬菜花卉,还有些是用剩饭剩菜等喂养家里的鸡、鸭、猪等牲畜;其余12.6%的农户在3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有毒有害垃圾的进行了细分。

Table 1
表1
表1样本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频率分布
Table 1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sample farmers’ sorting of domestic waste

问题	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	样本数/个	相对频率/%	累计频率/%
现在您家的生活垃圾是怎样处理的?	1. 不分类,将所有垃圾一起倒掉 2. 分为2类（可回收/可卖钱、其他） 3. 分为3类（可回收/可卖钱、厨余/可腐烂和其他） 4. 分为4类（可回收/可卖钱、厨余/可腐烂、有毒有害和其他）	500 561 140 173	36.4 40.8 10.2 12.6	36.4 77.2 87.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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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自变量

本文所关心的核心自变量为生活垃圾污染感知及社会资本中的网络、信任、参与及规范。

（1）生活垃圾污染感知。生活垃圾污染感知可以用农户对当前农村生活垃圾污染产生影响程度的评判来衡量^[23],通过农户对环境的评价以及容忍程度等体现出来^[38]。因此,为了更确切、更有针对性地了解农户生活垃圾污染感知,本文结合预调研所了解的农村实际情况以及目前农村生活垃圾产生的危害,通过农户对生活垃圾随意堆放、不分类在生态环境、社区环境及身心健康3个方面产生的污染及影响来调查农户的生活垃圾污染感知,问题包括：①生活垃圾随意堆放、不分类对农村生态环境（水质变差、污染土壤、产生恶臭等）的影响;②生活垃圾随意堆放、不分类对村容村貌及村内生活秩序的影响;③生活垃圾随意堆放、不分类对您身体健康（滋生蚊虫、传播疾病等）和心情的影响。问题的答案选项为“非常小”“比较小”“一般”“比较大”“非常大”,分别赋值为1、2、3、4、5。对于这3个问题本文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进行了降维处理,因子的方差贡献率达到74.058%,Bartlett球形检验卡方值为1511.057,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2）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具有多维度性,参照Woolcock等****的研究,本文将社会资本细分为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参与及社会规范4个维度^[39]。①社会网络。参照史恒通等^[40]的研究,采用互动频率反映农户的社会网络,本文设置了3个问题：农户到邻居家串门的频率、家里有客人来访的频率以及经常和乡亲们一起玩乐（打牌、打麻将、下棋、跳舞）的频率,并运用因子分析进行降维处理,其方差贡献率为75.656%,Bartlett球形检验卡方值为1731.698（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②社会信任。根据何可等^[23]、贾亚娟等^[8]、张苙芸等^[41]、邹宇春等^[42]的研究,本文采用农户对家人、朋友、亲戚、邻居、村干部、当地政府、村里制度法规及生活垃圾治理相关制度的信任程度,共8个具体问题反映社会信任,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了“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两个公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71.424%,分别为37.455%和33.969%（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③社会参与。参照史恒通等^[26]的研究,通过“农户是否参与过本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有关活动（比如垃圾处理设施的修建、维护、集中商议处理对策等）”来衡量;④社会规范。参照史雨星等^[25]的研究,通过“农户对目前本村生活垃圾治理情况的评价”进行衡量。因子分析原始指标如表2所示。

Table 2
表2
表2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原始指标
Table 2Primitive indicators for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原始指标		指标含义	均值	标准差
生活垃圾污染感知社会网络人际信任制度信任	生活垃圾随意堆放、不分类对农村生态环境（水质变差、污染土壤、产生恶臭等）的影响：非常小=1,比较小=2,一般=3,比较大=4,非常大=5 生活垃圾随意堆放、不分类对社区环境（村容村貌及村内生活秩序）的影响：赋值同上生活垃圾随意堆放、不分类对您身体健康（滋生蚊虫、传播疾病等）及心情的影响：赋值同上到邻居家串门的频率：从不=1,较少=2,一般=3,较多=4,非常多=5 家里有客人来访的频率：赋值同上经常和乡亲们一起玩乐（打牌、打麻将、下棋、跳舞）的频率：赋值同上对家人的信任程度：非常不信任=1,比较不信任=2,一般=3,比较信任=4,非常信任=5 对朋友的信任程度：赋值同上对亲戚的信任程度：赋值同上对邻居的信任程度：赋值同上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非常不信任=1,比较不信任=2,一般=3,比较信任=4,非常信任=5 对当地政府的信任程度：赋值同上对村里制度法规的信任程度：赋值同上对生活垃圾治理相关制度的信任程度：赋值同上		3.4338 3.9396 4.0393 3.7897 3.9025 3.3988 4.7031 4.4512 4.1900 4.2897 3.8836 3.7525 3.8886 3.8275	1.2896 1.1437 1.0631 1.1906 1.1254 1.4177 0.5918 0.6934 0.7573 0.7627 0.9979 1.0255 0.9775 1.0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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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控制变量

根据相关理论及目前关于农户环保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将反映个体特征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以及是否党员或村干部,反映家庭特征的人口数以及年收入,调查区域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

3.2.4 变量描述性分析

本文主要变量的含义及特征如表3所示,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均值为1.9898,总体来看,目前陕西农村地区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并不高。从表2及表3的统计来看,农户的生活垃圾污染感知水平较高;3个方面比较来说,农户认为生活垃圾随意堆放、不分类对身心健康产生的影响大于对社区环境以及生态环境的影响。社会资本方面：农户社会交往的频率较高;制度信任水平略低于人际信任水平;有超过一半的样本农户参与过生活垃圾治理的相关公共事务;农户总体上认为目前本村的生活垃圾治理情况较好,也就是说社会规范能够在村庄中发挥着一定作用。调查样本中男性多于女性,年龄平均为49岁,受教育年限平均在8年以上,村干部或党员样本较少,家庭人口数平均约为5人,家庭年收入均值为3.5939,说明调查样本农户2017年的家庭总收入多在5万~7万之间;而且陕西3个调查区域的样本分布比较均衡。

Table 3
表3
表3解释变量赋值及描述性统计
Table 3Explanatory variable value assignment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核心自变量控制变量	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生活垃圾污染感知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参与社会规范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是否党员或村干部家庭人口数家庭年收入调查区域	不分类,将所有垃圾一起倒掉=1 分为2类（可回收/可卖钱,其他）=2 分为3类（可回收/可卖钱、厨余/可腐烂和其他）=3 分为4类（可回收/可卖钱、可回收/可卖钱、厨余/可腐烂、有毒有害和其他）=4 “生活垃圾污染感知”主成分标准化得分 “社会网络因子”主成分标准化得分 “人际信任因子”主成分标准化得分 “制度信任因子”主成分标准化得分是否参与过村子生活垃圾治理的相关公共事务（比如垃圾处理设施的修建、维护、集中商议处理对策等）：是=1,否=0 目前本村生活垃圾治理情况：非常差=1,比较差=2,一般=3,比较好=4,非常好=5 男=1,女=0 受访者的实际年龄/岁受访者的受教育年限/年是=1,否=0 受访者的家庭人口数/人 2017年家庭总收入/万元 1及以下=1,1~3=2,3（不含）~5 =3, 5（不含）~7 =4,7（不含）~10 =5,10以上=6 关中=1,其他地区=0 陕北=1,其他地区=0	1.9898 0.0001 0.0000 0.0001 0.0000 0.5408 3.7168 0.6783 49 8.3453 0.2562 5 3.5939 0.4491 0.2737	0.9849 1.0000 1.0000 1.0000 0.9999 0.4985 0.8572 0.4673 12 3.7158 0.4367 2 1.3454 0.4976 0.4460	1 -3.2840 -2.5480 -3.2840 -5.4770 0 1 0 19 0 0 1 1 0 0	4 1.3420 1.1930 1.3420 1.0050 1 5 1 81 25 1 12 6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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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模型设定

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属于排序离散变量,带有明显的有序性,因此,本文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模型形式如下：

（1）

Y^{*} = β X_{i} + ε

Y^{*}

为不可被直接观察的潜变量;

X_{i}

是解释变量的集合;

β

为待估参数;

ε

为随机扰动项。利用潜变量可构建被解释变量

Y

的选择模型：

（2）

Y = \{\begin{array}{l} 1, Y^{*} \leq μ_{1} \\ \begin{array}{l} 2, μ_{1} < Y^{*} \leq μ_{2} \\ 3, μ_{2} < Y^{*} \leq μ_{3} \\ 4, μ_{3} < Y^{*} \end{array} \end{array}

式中：

Y

为每个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被定义为1~4的分序变量;

μ_{1} 、 μ_{2}

和

μ_{3}

为

Y^{*}

的3个分界点,将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分开。当

Y^{*} \leq μ_{1}, 即 Y = 1 时

,表示农户不分类,将所有垃圾一起倒掉;当

μ_{1} < Y^{*} \leq μ_{2}, 即 Y = 2 时

,表示农户只将具有经济价值的也就是可以卖钱的进行分类;

当 μ_{2} < Y^{*} \leq μ_{3}, 即 Y = 3 时

,表示农户将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可卖钱、厨余/可腐烂及其他3类;

当 Y^{*} > μ_{3}, 即 Y = 4

时,表示农户将生活垃圾细分为可回收/可卖钱、厨余/可腐烂、有毒有害及其他4类。

4 实证分析

4.1 回归结果分析

模型估计前,本文首先采用VIF法检验了解释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结果显示VIF最大值为1.13,VIF的均值为1.06,说明解释变量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为了检验生活垃圾污染感知及社会资本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的影响,本文采用模型对比方法,将生活垃圾污染感知,社会资本变量及控制变量逐步引入模型得到模型1-6。表4估计结果显示,同时引入生活垃圾污染感知、社会资本变量及控制变量后,模型6的Pseudo R²达到0.0379,相较于模型1-5明显提高,说明更适用于本研究。为了更直观地识别各变量能否明显提升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本文根据模型6进行了边际效应分析（表5）。在这里,围绕模型6以及边际效应对研究结果进行详细解释。

Table 4
表4
表4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4Model estimation results of farmers’ sorting of domestic waste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生活垃圾污染感知社会网络人际信任制度信任社会参与社会规范性别	0.1629*** （0.0299）	0.1719*** （0.0304） -0.1162* （0.0655）	00633* （0.0303） 0.0386 （0.0317） 0.0492 （0.0300） 0.3176* （0.0627） 0.2135* （0.0362）	0.0591* （0.0320） 0.0251 （0.0326） 0.0443 （0.0303） 0.3497* （0.0648） 0.2107* （0.0367） -0.1503** （0.0659）	0.1922* （0.0310） 0.0948* （0.0308） 0.0420 （0.0317） 0.0815 （0.0305） 0.3291* （0.0628） 0.2041*** （0.0363）	0.1957* （0.0313） 0.0873* （0.0324） 0.0275 （0.0326） 0.0756* （0.0308） 0.0357* （0.0649） 0.2042* （0.0368） -0.1496** （0.0661）
年龄		0.0014 （0.0030）		0.0017 （0.0030）		0.0010 （0.0030）
受教育年限		0.0100 （0.0097）		-0.0029 （0.0098）		-0.0001 （0.099）
是否党员或村干部		0.0193 （0.0717）		-0.0280 （0.0749）		-0.0234 （0.0751）
家庭人口数		0.0300 （0.0196）		0.0120 （0.0198）		0.0186 （0.0199）
家庭年收入		-0.0642***（0.0237）		-0.0506**（0.0239）		-0.0552** （0.0240）
关中		0.0392 （0.0747）		0.0234 （0.0750）		0.0030 （0.0753）
陕北		0.1050 （0.0820）		0.1086 （0.0829）		0.1382 （0.0833）
对数似然值 LR chi²（1）	-1671.2839 29.80***	-1663.5905 45.19***	-1650.0116 72.35***	-1642.0504 88.27***	-1630.6847 111.00***	-1622.3086 127.75***
Pseudo R²	0.0088	0.0134	0.0215	0.0262	0.0329	0.0379
样本数	1374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括号内的值为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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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表5
表5Ordered Probit模型6的边际效应
Table 5Marginal effects of ordered probit model 6

变量	水平1	水平2	水平3	水平4
生活垃圾污染感知社会网络	-0.0694* （0.0108） -0.0309* （0.0114）	0.0130* （0.0028） 0.0058 （0.0023）	0.0181* （0.0031） 0.0081 （0/0031）	0.0382* （0.0063） 0.0170* （0.0063）
人际信任	-0.0098 （0.0116）	0.0018 （0.0021）	0.0026 （0.030）	0.0054 （0.0064）
制度信任	-0.0268** （0.0109）	0.0050** （0.0022）	0.0070** （0.0029）	0.0148** （0.0060）
社会参与社会规范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党员或村干部家庭人口数家庭收入关中地区陕南地区	-0.1261* （0.0225） -0.0724* （0.0128） 0.0530 （0,0233） -0.0004 （0.0011） 0.0001 （0.0035） -0.0083 （0.0266） -0.0066 （0.0070） 0.0196 （0.0085） -0.0011 （0.0267） -0.0049 （0.0295）	0.0237* （0.0055） 0.0136* （0.0031） -0.0099 （0.0046） 0.0011 （0.0002） -0.0001 （0.0007） 0.0016 （0.0050） 0.0012 （0.0013） -0.0037 （0.0017） 0.0002 （0.0050） 0.0092 （0.0057）	0.0330* （0.0064） 0.0189* （0.0036） -0.0139 （0.0062） 0.0001 （0.0003） -0.0001 （0.0009） 0.0022 （0.0069） 0.0017 （0.0018） -0.0051 （0.0023） 0.0003 （0.0070） 0.0128 （0.0078）	0.0694* （0.0130） 0.0399* （0.0074） -0.0292 （0.0130） 0.0002 （0.0006） -0.0002 （0.0019） 0.0046 （0.0147） 0.0036 （0.0039） -0.0108 （0.0047） 0.0006 （0.0148） 0.0270 （0.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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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生活垃圾污染感知的影响

表4模型6实证结果表明,农户生活垃圾污染感知显著提升其生活垃圾分类水平,表明农户对于农村生活垃圾产生污染的心理感知越强,分类水平越高,也就是生活垃圾随意堆放、不分类对生态环境、社区环境及身心健康产生的污染及影响感知越强的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越高。进一步,表5的边际分析结果显示,生活垃圾污染感知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户对生活垃圾不进行分类的概率下降6.94%,而将生活垃圾分为2类、3类及4类的概率分别提高1.30%、1.81%和3.82%。合理的解释是农户根据自己价值观对生活垃圾产生的污染进行评价,农户认为生活垃圾污染越严重,分类就越细,从而可以减少因生活垃圾而产生的生态环境、社区环境及身心健康方面的负面影响。可以说明,农户对于生活垃圾污染的感知越强,越愿意采取行动,分类水平就越高。由此,假说1得到了验证。

4.1.2 社会资本的影响

总体看,除社会信任中的人际信任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影响不显著外,其余社会资本变量（社会网络、制度信任、社会参与及社会规范）均显著正向促进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具体来看,农户社会网络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提升其分类水平,到邻居家串门较多的、家里经常有客人来访的以及喜欢和乡亲们一起打牌、打麻将、下棋、跳舞的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更高。边际效应分析显示,农户社会网络每增强一个单位,不分类的概率下降3.09%,将生活垃圾分为2类、3类及4类的概率分别提高0.58%、0.81%和1.70%。说明社会网络规模越大、互动频率越高的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越高。假说2在此得到验证。

社会信任中的人际信任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没有显著作用,可能的解释是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及投放具有一定的家庭内部相对封闭性,受亲朋邻居的影响相对较小,因而农户与亲朋邻居的信任关系并没有对其分类水平产生直接影响。而社会信任中的制度信任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促进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需要从源头到末端的连续分类才能真正实现,而且也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事,而是涉及整个村庄及整个社会的合作行为。因此,农户对于当地政府及村干部的引导指挥、政策推动、组织协调、工作胜任等方面能力的认可程度越高,对于目前村里生活垃圾治理相关制度政策认同度及信任度越高,就会对垃圾分类治理的前景越看好,分类水平就越高。表5的边际分析显示,农户的制度信任每提高一个单位,其不分类的概率下降2.68%,将生活垃圾分为2类、3类及4类的概率分别提高0.50%、0.70%和1.48%。说明制度信任度越高的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越高。因此,假说3得到部分验证。

社会参与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提升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表明农户对于本村生活垃圾治理相关公共事务（比如垃圾处理设施的修建、维护、集中商议处理对策等）的参与度越高,生活垃圾分类水平越高。进一步边际效应分析显示,农户的社会参与每提高一个单位,其不分类的概率下降12.61%,将生活垃圾分为2类、3类及4类的概率分别提高2.37%、3.30%和6.94%。可能的解释是参与过村庄垃圾治理相关公共事物的农户对村庄的归属感以及生活垃圾治理的认同感更强,对村庄的居住环境更加关心且保护的积极性更高,从而生活垃圾分类水平更高。因此,假说4得到验证。

社会规范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边际效应显示社会规范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不分类的概率下降7.24%,将生活垃圾分为2类、3类及4类的概率分别提高1.36%、1.89%和3.99%。认为本村生活垃圾治理情况越好的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越高。合理的解释是农户在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时不仅考虑个体利益,而且还会顾及村庄长期形成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等所产生的行为约束,进而采取符合村庄整体价值观的行为,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且分类水平较高。因此,假说5得到验证。

4.1.3 控制变量影响分析

从表4模型6的回归分析来看,控制变量中的年龄、受教育年限、是否党员或村干部、家庭人口数以及地区变量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影响均不显著,而性别及家庭收入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的生活垃圾分类水平更高,且生活垃圾不分类的概率下降5.30%,将生活垃圾分为2类、3类及4类的概率分别提高0.99%、1.39%和2.92%。一种合理的解释是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说,所承担的家务劳动更多,更了解生活垃圾混合处理的危害,因此分类水平更高。家庭收入越低的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越高,相对于收入高的家庭,低收入家庭对生活垃圾不分类的概率下降1.96%,将生活垃圾分为2类、3类及4类的概率分别提高0.37%、0.51%和1.08%。可能的解释是农村居民相对生活比较节俭,尤其是经济状况较差的家庭相对更是节俭,对于具有经济价值的生活垃圾更愿意进行回收变卖,而且更愿意将厨余垃圾进行再利用,从而降低生活成本,这也与实际调研情况相吻合。

4.2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模型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将生活垃圾污染感知、社会资本变量及控制变量引入到Ordered Logit 模型中进行回归（表6）,结果显示Pseudo R²为0.0352,整体通过显著性检验。生活垃圾污染感知以及社会资本各变量对于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的影响与Ordered Probit模型6的回归结果一致,变量制度信任的显著性水平有所提高。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比较稳健。

Table 6
表6
表6Ordered Logit模型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6Robustness test results of ordered logit model

变量	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生活垃圾污染感知社会网络人际信任制度信任社会参与社会规范性别	0.3341* 0.0839 0.0465 0.1273 0.5639* 0.3555* -0.2736	0.0540 0.0544 0.0439 0.0530 0.1094 0.0641 0.1108
年龄受教育年限	0.0026 -0.0039	0.0051 0.0165
是否党员或村干部家庭人口数	-0.0281 0.0349	0.1254 0.0326
家庭年收入关中地区陕北地区	-0.0918** 0.0210 0.2448	0.0404 0.1273 0.1420
LR chi²(1)	110.61***
对数似然值	-1626.8787
Pseudo R²	0.0352
样本数	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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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启示

5.1 结论

基于陕西农村地区1374份农户调查数据,本文通过Ordered Pr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回答了生活垃圾污染感知、社会资本能否提升农户分类水平的问题。研究结论如下：

（1）“个体层面”影响因素——生活垃圾污染感知显著提升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农户对生活垃圾随意堆放、不分类在生态环境、社区环境以及身心健康方面产生的污染及影响感知越强,其生活垃圾分类水平就越高。

（2）“集体层面”影响因素——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制度信任、社会参与以及社会规范显著促进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在”差序格局“的农村社区中,农户的社会交往频率、制度信任程度、公共事务参与度以及乡村规范约束对于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而农户对于亲友邻居的人际信任并没有对其生活垃圾分类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3）性别及家庭收入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相对于男性,女性的生活垃圾分类水平更高;低收入家庭由于经济状况较差,生活垃圾分类水平更高。

5.2 启示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1）强化农户污染感知,提升垃圾分类水平。各级政府部门、农村社区以及公益组织或个人可以通过多方式、多渠道进行宣传教育,让农户真正认识生活垃圾产生的污染以及危害,强化农户对于生活垃圾随意堆放、不分类的污染感知,激励其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促进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的不断提升。

（2）加强“集体层面”的约束机制,营造“全民参与、农户主体”的良好社区环境。在农村生产生活各项活动中,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农村网络信息渠道,加强农户之间的交往频率、信息共享;利用基层社区组织强化村庄文化、行为规范及道德准则,鼓励农户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规范社区制度环境,提升农户分类水平,全面推动农村生活垃圾可持续分类治理。

（3）发挥女性及低收入家庭的作用,带动全员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女性作为家务劳动的主体,让其积极带动全家参与分类,提高分类水平及分类效益;在低收入家庭中全面宣传生活垃圾分类的经济、社会及生态效益,使其分类行为通过信息渠道、社会网络进行有效传递,实现从“户到户、户到村、村到村”全员参与分类的良好局面。

参考文献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1]

贾亚娟, 赵敏娟, 夏显力, 等.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模式与建议
[J]. 资源科学, 2019,41(2):338-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