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制与社区治理对茶农减量施药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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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艳丽, 李桦^,, 薛彩霞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杨凌 712100

Influence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on tea farmers’ behavior of reducing pesticide use

YU Yanli, LI Hua^,, XUE Caixia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

通讯作者: 李桦,女,四川南充人,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资源经济与环境管理。E-mail: lihua7485@163.com

收稿日期:2019-07-5修回日期:2019-11-20网络出版日期:2019-12-25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XJY00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873102

Received:2019-07-5Revised:2019-11-20Online:2019-12-25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于艳丽,女,山东威海人,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资源经济与环境管理E-mail:yuyanli930317@163.com。

摘要
为有效提升茶农减量施药行为,推动农业绿色发展,以陕西、四川、浙江、安徽4省地理标志保护区818户茶农的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逐步回归和调节效应模型分析政府规制、社区治理如何对茶农减量施药行为产生影响。研究发现：现阶段农户的过量施药行为普遍存在;在未引入社区治理情境下,政府规制对农户减量施药行为有显著促进作用;在引入社区治理情境下,政府规制促进作用减弱,社区治理对农户减量施药行为有显著促进作用;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政府规制与社区治理在规制农户减量施药行为时属于互补作用;农户减量施药行为还受家庭党员情况、病虫害防控认知及信息化水平等因素的显著影响。政府为提高规制效率,应引入社区治理机制,出台以社区治理为主、政府规制为辅的相应政策。
关键词： 政府规制;社区治理;减量施药;地理标志保护区;调节效应

Abstrac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behavior of tea farmers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pesticide use and promote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 data of 818 tea farmers in the tea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tection areas of Shaanxi, Sichuan, Zhejiang, and Anhui Provinces. Stepwise regression and moderating effect model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on the behavior of farmers to reduce pesticide use. The results show that famers’ behavior of overuse pesticides is common. Government regulation has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behavior of reducing pesticide use if there is no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pla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roduc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the role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has weakened. Community governance can play a role in replacing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green production of tea farmers. Famers’ behavior of reducing pesticide use is also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party membership of family members, knowledge of pest control, and leve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order to reduce regulatory costs,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community governance, with a view to improving the green production level of tea farmers.

Keywords：government regulation;community governance;behavior of reducing pesticide use;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tection area;moderating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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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于艳丽, 李桦, 薛彩霞. 政府规制与社区治理对茶农减量施药行为的影响. 资源科学[J], 2019, 41(12): 2227-2236 doi:10.18402/resci.2019.12.07
YU Yanli. Influence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on tea farmers’ behavior of reducing pesticide use. RESOURCES SCIENCE[J], 2019, 41(12): 2227-2236 doi:10.18402/resci.2019.12.07

1 引言

目前中国农业发展是将农产品质量导向放在首位的时代,而减少农药施用量是缓解农业发展面临的严峻食品安全问题和生态环境恶化风险的关键途径,严格控制农户施药行为成为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中之重^[1,2],同时也是发展绿色农业,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经之路^[3,4]。近年来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尤其是茶叶等经济作物尤为突出,农业部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对农药的消费量仍居世界首位,单位面积农药施用量是发达国家的一倍以上,农药利用率甚至低于发达国家的50%~65%^[5]。为此,2019年以农业农村部为首的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要落实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的绿色化发展路径,加强质量监管,确保“舌尖上的安全”^[6]。如何有效推进农户施药减量化,使绿色生产成为农户的自觉行动,是学术界和政界共同关注的热点。

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研究政府规制对农户施药行为的约束路径^[7,8]。黄祖辉等^[9]从不同政策实施背景出发,认为命令控制等监管政策能从结果上有效减少农户过量施用农药的现象;黄炎忠等^[10]认为利润型稻农的生物农药施用行为受政府监管等因素的正向显著影响;Li等^[11]提出政府规制与市场激励的协同治理能有效促进菜农施药环节的减量施用;李昊等^[12]得出政府检测及技术培训是促进农户施用环境友好型农药的主要原因;于艳丽等^[13]认为政府组织的绿色防控技术培训及颁布的相关规制政策能够有效提升农户的绿色生产知识素养,进而规制农户的过量施药行为。虽然政府规制是影响农户行为的直接方式,但基于中国分散的小规模农户经营模式,会存在政府规制成本较高等问题^[14,15]。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现农户绿色生产需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发挥社区治理能有效分担政府规制成本压力,进而提高规制效率^[16]。随着社区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政府亲自治理角色逐渐由社区取代,最终实现政府规制成本逐步向社区转移的政社合作治理模式^[17]。Bailey等^[18]研究发现社区、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可以充当政府、农户与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发挥监督生产者行为的作用,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具有重要优势;徐志刚等^[19]认为农户之间的监督会有效影响农户的声誉诉求进而显著促进其亲环境行为选择;李芬妮等^[20]利用微观数据验证了村内非正式制度等对农户绿色生产具有显著促进影响。由此可见,社区治理对推动农户绿色生产方面逐渐发挥着重要作用。

以上研究虽从不同层面探究了政府规制及社会力量对农户施药行为的影响,但未将政府规制与社区治理相结合进行研究,未能判断社区治理对政府规制起到替代还是互补作用。鉴于此,本文以全国重点茶叶主产区（秦巴山区和黄山山区）茶农为研究对象,采用逐步回归和调节效应模型探究政府规制与社区治理对农户减量施药行为的影响,为政府有效解决农业绿色发展和食品安全问题提供参考建议。

2 研究方法与变量选取

2.1 研究方法

2.1.1 未考虑社区参与下的政府规制路径

农药作为生产要素投入之一,并不能够直接增加农产品产量,而是通过减少病虫害或杂草对茶叶的损害来保证茶叶产量不受损失,这符合Damage-Abatement生产函数要求^[21]。

假设C_i（T）代表害虫数量随着农药施用减少的比例,没施用农药时,害虫数量为A₀,农药对害虫影响的表达式为：

（1）

A = A_{0} [1 - C_{i} (T)]

假设害虫对茶叶产量以D_i（A）的形式影响,茶叶的潜在产量为F（X）,实际产量为Y,假设x为劳动力、资金等其他要素投入,β为茶叶受害虫损害的比例,i为第i个样本农户,则损失控制函数为：

（2）

Y = (1 - β) F (x) + βF (x) [1 - D_{i} (A)]

将式（1）代入式（2）可得：

（3）

Y = (1 - β) F (x) + βF (x) \{1 - D_{i} [A_{0} - A_{0} C_{i} (T)]\}

农户农药施药行为受其对产出成本收益分析的影响,构建农户利润函数为：

（4）

I = pY - wx - rT

式中：I代表利润;p表示茶叶销售价格;Y表示产量;x为其他要素（如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投入量;w为其他要素投入价格标准化;r为农药价格;T为施药量。

将（3）式代入（4）式同时求一阶偏导数可得农户选择最优农药施用量的决策条件：

（5）

r = pβ A_{0} F (x) D_{iA} C_{iT}

由（5）式可知,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即是农户施用农药的最优决策条件。

D_{iA} C_{iT}

为

\{1 - D_{i} [A_{0} - A_{0} C_{i} (T)]\}

的导函数。假设损失控制函数为指数分布形式,令指数分布^[22]：

（6）

G_{i} (T) = 1 - \exp (- m_{i} n_{i} T) = \{1 - D_{i} [A_{0} - A_{0} C_{i} (T)]\}

（7）

D_{iA} C_{iT} = G_{_{i}}^{'} (T) = m_{i} n_{i} \exp (- m_{i} n_{i} T)

政府规制能使经济主体更加恪守某种行为,惩罚力度越大,遵守行为就越明显^[23],但有效治理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必须引入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参与,需要发挥村委会的作用,引导全社会共同治理^[24]。m_i表示第i个农户受政府规制的约束作用^[25,26],由于社区治理受政府规制影响,假设n（m_i）为第i个农户受社区治理的约束作用。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茶叶价格p难以随农药施用量（T）发生变化,所以本文以不变价格p表示。将（7）式代入（5）式,即可得最优农药施用量为：

（8）

T^{*} = [\ln β m_{i} n (m_{i}) pF (X) - \ln r] / m_{i} n (m_{i})

当T^*=0时,代表施用量为0,T^*越小,减量施药行为越明显,T^*越大,施药量越多。

根据上述推导结果可知,政府规制越大,农户施药量越小。由此提出如下假说：

H1：在没有社区治理参与情境下,政府规制对农户减量施药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2.1.2 考虑社区治理参与情境下的政府规制路径

经实地调研可知,不同区域政府规制程度不同,同时社区治理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参与情景,社区治理参与情境下,政府由直接对农户的监管转变为对社区的监管,形成社区直接治理农户的基层乡村治理格局^[27]。此时,政府的规制作用路径发生转移,最终实现政府由规制服务垄断者到规制服务雇佣者身份的转变^[18]。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在有社区治理参与情境下,政府规制作用减弱,社区治理对农户减量施药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协同治理理论认为政府与社区的合作治理更能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与优化配置^[28]。政府的空间让渡与能力扶持能够有效激励社区发挥其内在动员机制,让内生乡村权威进入基层治理机构,有效降低整体治理成本^[29]。社区治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削弱政府规制效果,在降低治理成本的同时发挥规制替代作用;社区治理内生潜力的发挥离不开政府的正确引导,在约束农户施药行为时两者又起到互补调节作用。因此,社区治理的内生潜力对政府规制效果是替代还是互补作用仍有待探究。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3：社区治理在约束农户减量施药行为过程中对政府规制产生替代或互补作用。

2.2 模型选择

为验证上述研究假说,本文建立如下逐步回归模型进行估计。

在没有社区治理参与情境下,模型中仅对政府规制及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验证政府规制对农户减量施药行为的作用效果,具体形式如下：

（9）

y_{i} = γ_{0} + γ_{1} X_{1} + γX + ε_{i}

式中：y_i表示第i个农户的施药行为变量,包括有减量施药行为和无减量施药行为;X₁代表政府规制;X代表其他控制变量,如家庭特征及地区虚拟变量;ε_i为误差项。如果政府规制能促进农户减量施药行为,则政府规制变量系数

γ_{1}

应当显著,且系数为正。

有社区治理参与情境下,将社区治理变量纳入式（9）回归模型中,验证政府规制与社区治理对农户减量施药行为的共同作用效果,具体形式如下：

（10）

y_{i} = γ_{0} + {γ_{1}}^{'} X_{1} + γ_{2} X_{2} + γ^{'} X + {ε^{'}}_{i}

式中：X₂代表社区治理变量,如果社区治理促进农户减量施药行为,则式（10）中社区治理系数

γ_{2}

显著,且系数为正。如果社区治理对政府规制有显著调节（替代或补充）作用,那么式（10）在加入社区治理变量之后,政府规制的系数与式（9）相比应下降或者变得不显著。

为进一步验证政府规制与社区治理在约束农户减量施药行为中的互补或替代关系,本文使用交互项调节效应分析模型进行回归,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11）

y_{i} = γ_{0} + {γ_{1}}^{''} X_{1} + {γ_{2}}^{'} X_{2} + γ_{3} (X_{1} \times X_{2}) + γ^{''} X + {ε_{i}}^{''}

式中：X₁×X₂是政府规制与社区治理的交互项,如果社区治理对政府规制有补充作用,交互项系数

γ

₃为正,且显著;如果社区治理对政府规制有替代作用,交互项系数

γ

₃为负,且显著。

2.3 变量选取

2.3.1 样本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2015年农业部制定了“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农药减量施用是推行农业绿色发展的核心环节,因此本文选用农户减量施药行为作为核心被解释变量（表1）。茶树属于多年生经济作物,茶园面积相对稳定,茶树品种在短时间内并没有发生较大变化;近5年病虫害类似,农户每次农药施用量基本变化不大;5年内农药市场上流通的农药种类也没有较大改变。鉴于此,本文用农户2017年相对2012年农药施用次数增减作为被解释变量,借鉴二元赋值法,若有减少,则赋值为1;若增加或数量不变,则赋值为0。受访者中,只有27%的农户有减量施药行为,这表明茶农减量施药行为还未形成普遍共识。

Table 1
表1
表1变量含义及赋值
Table 1Variable description and value assignments

变量	定义与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减量施药行为	近5年是否有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是=1,否=0	0.2677	0.4430
解释变量
政府规制
政府监管力度	政府是否对施用农药行为进行监管?是=1,否=0	0.2702	0.4443
社区治理
社区农户监督作用	社区内农户之间普遍在茶叶绿色生产中相互监督：1=完全不同意,2=不同意,3=一般,4=同意,5=完全同意	3.2983	1.1257
社区政策宣传培训	村委会是否为茶农提供绿色生产培训/宣传?是=1,否=0	0.2616	0.4398
社区收购商监督作用	社区收购商是否对农户绿色生产进行监督?是=1,否=0	0.2861	0.4522
控制变量
家庭特征
户主年龄	户主实际年龄/岁	58.2066	10.2244
户主受教育程度	户主受教育的年份/年	6.1161	3.5125
户主是党员	户主是否是党员?是=1,否=0	0.1247	0.3306
劳动力人口	家庭中家庭劳动力的数量	2.6822	1.1943
病虫害防治认知	是否发现害虫就立即施药?是=1,否=0	0.4792	0.4999
种茶时间	种茶叶的累积时间/年	25.3399	12.5871
海拔	当地的实际海拔/m	434.1967	263.1709
信息化程度	是否使用智能手机?是=1,否=0	0.5844	0.4931
品牌追溯体系	当地是否建立茶叶品牌追溯体系?是=1,否=0	0.1834	0.3872
地区虚拟变量（以浙江省为参照组）
陕西	地区处于陕西?是=1,否=0	0.3557	0.4790
四川	地区处于四川?是=1,否=0	0.2518	0.4343
安徽	地区处于安徽?是=1,否=0	0.2384	0.4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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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心解释变量。根据上文理论分析,本文以政府规制和社区治理为核心解释变量。政府规制主要是指政府对茶农施药行为是否进行监管,政府监管力度均值为0.27,说明目前只有27%的茶农得到政府的规制。社区治理,是指人民生活的共同体,主要包括社区内部成员之间的监督和社区管理者由上而下的监督;社区农户之间的监督作用在3.3左右,说明农户之间存在较强的监督作用;村委会提供政策宣传及培训的茶农只占26%,这表明村委会在绿色生产宣传的普及率较低;受社区收购商监督的茶农只占29%,这表明目前社区收购商的监督水平较低。

（3）控制变量。本文将家庭特征以及地区虚拟变量设为控制变量。家庭特征样本农户中的户主平均年龄为58岁,反映了当前农村家庭户主的平均年龄偏高;户主的受教育年限平均为6年,说明其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种茶时间平均为25年,表明茶农具有较丰富的种植经验,有58%的农户使用智能手机,意味着目前中国农村居民的信息化水平较良好,但是有建立茶叶品牌追溯体系的农户占比只有18%,这表明目前中国农村地区茶叶追溯体系建立的并不完善。地区虚拟变量,以浙江省为对照组,将地区设置为虚拟变量,分别设置3个变量：陕西、四川和安徽,陕西、四川、安徽以及浙江分别所占比例为35.6%、25.2%、23.8%和14.5%。

3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区域概况

茶叶是世界三大饮品之一,又是最具中国特色的重要农产品,在带动“一带一路”的区域合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高经济利润的存在,茶农为保证茶叶产量存在农药过量施用的情况。本文以秦巴山区和黄山山区茶叶地理标志保护区为例,秦巴山区位于中国中南部,以秦岭山脉和大巴山脉为依托由西向东延伸,横跨甘肃、四川、陕西、重庆、河南、湖北6个省市,总面积为7.5万km²,该区域属于温带季风气候,降水量充足且分布均匀,为茶叶生长提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但这里经济落后,贫困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7%,茶叶是秦巴山区农户经济的主要来源。黄山山区位于中国的东南部,以安徽省南部和浙江省北部为主,这里经济比较发达,农户的收入来源有多种途径,安徽、浙江茶叶品牌价值位列全国前20名,因此通过对比研究秦巴山区和黄山山区茶农经营行为,对实现绿色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为保证样本具有代表性,随机在每个省抽取1~3个县,每个县按照茶叶平均收入水平高、中、低随机选取3个乡（镇）,研究区域样本乡镇分布见图1。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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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秦巴山区与黄山山区研究区域抽样乡镇分布

Figure 1Distribution of towns in the Qinling-Daba and Huangshan mountain area

3.2 数据来源

课题组于2018年7—8月对陕西、四川、浙江和安徽茶叶地理标志保护区种植户的随机抽样调查,在每个乡随机选取2个村,每个村在有种茶叶的农户中随机访谈15~20份问卷,受访者全部是有茶叶种植的农户,采用一对一问卷访问的方式,访问者均是受过专业培训的调研人员,课题组共发放83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818份。调查的内容包括农户家庭基本特征、茶园基本情况、茶园施药、施肥情况、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情况等（表2）。

Table 2
表2
表2样本农户分布及地理标志品牌分布状况
Table 2Distribution of the sample farming households an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brands

省份	县区	乡镇	样本量	比例/%
陕西	紫阳县	城关镇、焕古镇、向阳镇	100	12.22
陕西	西乡县南郑县	峡口镇、堰口镇、沙河镇法镇、牟家坝、红庙乡	95 96	11.62 11.74
四川	万源县	旧院镇、白羊乡、固军乡	107	13.08
四川	青川县	孔溪乡、七佛乡、蒿溪乡	100	12.22
浙江	开化县	齐溪乡、苏镇、池淮镇	125	15.28
安徽	黄山区	新明乡、龙门乡、三口乡	103	12.59
安徽	祁门县	箬坑乡、历口镇、平里镇	92	11.25
合计	——	——	81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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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与分析

4.1 不同省份政府规制、社区治理及茶农减量施药行为差异

如表3所示,不同省份茶农减量施药行为具有较大差异,陕西省茶农减量施药行为所占比例最高,同时陕西的政府监管力度、社区农户监督、社区政策宣传力度等也高于其他省份;四川的茶农减量施药行为所占的比例最低,但其政府监管力度及社区治理力度均不是4省中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在于四川省海拔最高,茶农初始年份的用药量就比较低,因此近5年的减量施药行为占比也较低;安徽和浙江的茶农减量施药行为所占比例相差不大,均处于较低水平,安徽的政府监管力度和社区治理力度均处于较低水平,而浙江的社区农户监督和社区收购商监督力度处于较高水平,但政府监管力度处于最低水平。

Table 3
表3
表3不同省份政府规制、社区治理及茶农减量施药行为情况
Table 3Government regulation,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tea growers’ pesticide use reduction in different provinces

省份	政府监管力度	社区农户监督	社区政策宣传	社区收购商监督	减量施药行为	海拔/m
陕西	0.4880	3.5808	0.3540	0.3024	0.3333	545.29
四川	0.2087	3.2670	0.2841	0.3301	0.1845	671.33
安徽	0.1744	2.8974	0.2051	0.1385	0.2564	154.60
浙江	0.0159	3.3175	0.0952	0.4048	0.2698	2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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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茶农减量施药行为的模型检验

本文采用Stata软件对以上模型进行回归来检验政府规制与社区治理对农户减量施药行为的作用关系,按照式（9）和式（10）分别进行模型1和模型2回归（表4）,模型1表示在没有社区治理参与情境下,政府规制对农户减量施药行为的影响,模型2表示加入社区治理情境下,两者共同对农户减量施药行为的影响。

Table 4
表4
表4茶农减量施药行为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
Table 4Estimat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esticide reducing application behavior of tea growers

变量	模型1	模型2
变量	系数（标准误）	系数（标准误）
政府规制
政府对农药的监管	0.2526**（0.1200）	0.0517（0.1327）
社区治理
社区农户监督	—	0.1187**（0.0518）
社区政策宣传培训	—	0.2529**（0.1244）
社区收购商监督	—	0.3605***（0.1155）
家庭特征
户主年龄	-0.0922（0.3172）	-0.0233（0.3214）
户主受教育水平	-0.0210（0.0156）	-0.0218（0.0160）
户主是党员	0.3403**（0.1476）	0.3192**（0.1486）
劳动力人口	-0.0532（0.0456）	-0.0426（0.0462）
非农劳动力占比	0.1001（0.1997）	0.1270（0.2015）
病虫害防治认知	-0.5764***（0.1017）	-0.6103***（0.1041）
种茶时间	0.0862（0.0856）	0.0823（0.0853）
海拔	0.1552（0.1684）	0.0787（0.1651）
信息化程度	0.2258**（0.1107）	0.2101*（0.1133）
品牌追溯体系	-0.0869（0.1352）	-0.2891**（0.1413）
地区虚拟变量
陕西	0.0673（0.2311）	0.2073（0.2274）
四川	-0.4562*（0.2596）	-0.3405（0.2588）
安徽	-0.0188（0.1736）	0.1107（0.1796）
常数项	-1.0848（1.6974）	-1.5027（1.7058）
样本量	818	818
Wald chi²	62.40	82.28
P值	0.0000	0.0000
Pseudo R²	0.0698	0.0937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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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政府规制与社区治理对农户减量施药行为的结果分析

模型1中政府规制对农户减量施药行为有正向显著影响,意味着在没有社区治理加入情境下,政府加强对农药施用的监管能显著促进农户的减量施药行为,与假说H1相符;模型2中,政府规制对农户减量施药行为不显著,社区治理对农户减量施药行为均具有显著影响,表明在有社区治理加入情境下,政府规制对农户减量施药行为促进作用减弱,而社区治理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政府规制的作用,这与假说H2、H3相符。原因在于社区治理参与情境下,政府规制作用路径发生转移,将更多规制权利赋予给社区,对农户的直接规制作用减弱。在社区治理参与情境下,农户的生产行为直接受控于所在基层社区组织监管,在社区治理中,周边农户对施药的监督作用会明显促进农户的减量施药行为,原因是周边农户对施药的监督会对茶农的施药行为形成严格的约束作用,造成较大舆论压力的同时增加其施药的机会成本;社区在绿色生产方面的宣传培训能够通过改变农户认知进而促进农户的减量施药行为;社区收购商的监督也能很好地约束农户的减量施药行为。因此,在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关键时代,发挥社区治理的作用进行减量施药行为规制显得尤为重要。

4.2.2 家庭特征与地区变量对农户减量施药行为的结果分析

家庭特征中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对农户减量施药行为均有负向影响,可能因为年龄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越不愿改变自身的经验;户主是党员的家庭减量施药行为显著,这表明党员家庭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能够积极响应党提出的关于绿色生产的号召来推进减量施药行为;劳动力人口对农户减量施药行为有负向影响,非农劳动力占比对其则有正向影响,原因在于家庭劳动力人口越多,对茶叶管护力度越大,会更容易依赖传统路径增加施药次数,但若家庭非农劳动力占比大,从事茶叶等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就会越少,因此就会有较为明显的减量施药行为。错误病虫害防控认知对减量施药行为有负向显著影响,错误的虫害防治认知是茶农形成非绿色生产行为的关键;种茶时间和海拔对茶农减量施药行为均有正向影响,老茶树和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的茶树,对病虫害的感染几率低,农户具有明显的减量施药行为;信息化程度对茶农减量施药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是因为智能手机的普及给农户传播绿色生产知识提供便利,进而促进了农户的减量施药行为;品牌追溯体系对农户减量施药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原因在于有品牌追溯体系的地区一般是茶叶产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农户对茶叶的管护力度较高,但目前品牌追溯体系还未建设完善,对农户减量施药行为的监督力度不强,反而会加剧农户的施药量。地区虚拟变量,在没有社区治理加入情境下,只有陕西地区的农户有明显的减量施药行为,当加入社区治理情景时,陕西及安徽地区的农户都会有明显的减量施药行为,这表明在不同地区农户减量施药行为存在显著差异,在社区治理参与的情景下有减量施药行为的地区更多。

4.3 调节效应检验

为验证政府规制对农户减量施药行为影响过程中,社区治理确实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同时也为了进一步验证政府规制与社区治理在约束农户减量施药行为过程中的互补或替代关系,根据温忠麟^[30]的研究,按照式（11）的模型设计,当调节变量和自变量都为分类变量时,可做交互项分析进行调节效应检验。所以（1）、（2）、（3）栏分别为政府规制与社区农户监督、社区政策宣传以及社区收购商监督3类社区治理变量的调节效应分析（表5）。

Table 5
表5
表5调节效应检验
Table 5Moderating effect test

变量	社区农户监督调节（1）	社区政策宣传调节（2）	社区收购商监督调节（3）
政府规制
政府对农药的监管	0.0933（0.1337）	0.0286（0.1426）	0.2045*（0.1230）
社区治理
社区农户监督	0.1535***（0.0519）	—	—
政府规制×社区农户监督	0.2495**（0.1246）	—	—
社区政策宣传培训	—	0.2703**（0.1339）	—
政府规制×社区政策宣传培训	—	0.4220*（0.2555）	—
社区收购商监督	—	—	0.3594***（0.1170）
政府规制×收购商监督	—	—	0.3903*（0.2302）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样本量	818	818	818
Wald chi²	72.17	70.49	74.23
P值	0.0000	0.0000	0.0000
Pseudo R²	0.0842	0.0803	0.0840

注：控制变量数量过多,不作具体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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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规制与社区农户监督、社区政策宣传培训和社区收购商监督的交互项对农户减量施药行为均有正向显著作用,且分别在5%、10%和10%水平下显著,这表明以社区农户监督、社区政策宣传及社区收购商监督的社区治理模式能显著促进政府的规制效果,验证了政府规制与社区治理在规制农户减量施药行为时属于互补作用,再次验证了假说H3。由此可见,在政府对农户施药行为监管时,农户间的监督、社区政策宣传培训和社区收购商的监督均能显著促进农户的减量施药行为。这与实际调研情况相符,在有社区治理的社区,政府采取较低成本将规制权利下放到社区,社区采取措施对农户施药行为进行规制,受社区治理环境的影响,农户的减量施药行为更明显;在没有社区治理的社区,政府规制小农会付出较大的监管成本,且受宽松社区环境的影响,农户的减量施药行为并不明显。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5.1 结论

农户的减量施药行为对促进农业绿色发展、保证食品安全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陕西、四川、浙江及安徽4省茶叶地理标志保护区818户茶农的调查数据,分析茶叶地理标志保护区政府规制与社区治理对茶农减量施药行为的影响,得出结论：

（1）茶叶种植户中的减量施药行为比例较低,仅有27%的茶农存在减量施药行为,由此可见茶农的非绿色生产行为普遍存在,农户的减量施药行为仍需进一步提高。

（2）在没有社区治理情景下,政府规制对农户减量施药行为有正向显著影响,这表明在没有社区等组织涉入治理时,政府规制能显著促进农户的减量施药行为;在有社区治理情景下,政府规制对农户减量施药行为影响变得不显著,且系数降低,但社区治理均能显著促进农户的减量施药行为,这表明社区等组织参与治理农户减量施药行为时,对政府规制作用有一定的调节效应,分散政府规制压力,转移政府规制成本。

（3）社区治理中的社区农户监督、社区政策宣传培训及社区收购商的监督在政府规制对农户减量施药行为影响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这表明政府规制与社区治理在规制农户减量施药行为时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且两者间属于互补的作用效应。

（4）错误的虫害防治认知会明显加剧农户的施药行为;党员家庭以及使用智能手机的家庭减量施药行为显著,这表明较高的政治觉悟以及信息化的便利程度均能促进农户的减量施药行为;品牌追溯体系会加剧农户的施药行为,这表明目前未完善的品牌追溯体系相反会加剧农户的施药行为。

5.2 政策启示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有效提升茶农的减量施药行为,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1）建立健全严格的政府规范治理制度。政府需进一步加强农药施用监管力度,在没有社区治理情景下,还应充分发挥政府监管对农药减量施药行为的约束作用。

（2）加强多主体协同治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充分利用社区治理在政府规制农药减量施用过程中的补充作用,尤其要发挥农户之间的监督作用,鼓励村民之间形成互相监督体制,同时应注重社区收购商对农药残留检测的重视程度,多方规范形成良好的社区监管体系。

（3）注重对农户绿色生产知识素养的培养。社区治理时需多向茶农宣传正确的病虫害绿色防治知识,合理利用茶农种植经验引导其减量施药行为。

（4）发挥农户之间的模范带头作用,并搭建有效的市场机制。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同时大力推广智能手机的使用,提高农村居民信息化、网络化水平,进而有效提升农户减量施药行为意识;建立严格的农药残留检测系统,健全完善的品牌追溯体系,进而有效实现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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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sure to commonly used pesticides poses significant health risks to humans and wildlife. Hence, accurate and sensitive pesticide residue testing methods are imperative to minimize potential health hazards. In this study, we report a method to detect several pesticide residues at trace levels utilizing colloidal gold nanoparticles and surface-enhanced Raman spectroscopy (SERS). Gold nanoparticles suspended in water have been found to enhance Raman scattering from 21 pesticides, including fungicides and insecticides, such as neonicotinoids and organothiophosphates. Measured limits of detection ranged from 0.001 to 10 parts per million (ppm). Furthermore, simultaneous detection of two pesticides, phosmet and thiram, in both a mixture solution and on apple skin, was performed using the SERS method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he results presented here indicate that SERS coupled with colloidal gold nanoparticles is a potential useful tool for identifying pesticides at trace levels for food safety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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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erbicide 2,4-dichlorophenoxyacetic acid (2,4-D) is applied directly to aquatic and conventional farming systems to control weeds, and is among the most widely distributed pollutants in the environment. Non-target organisms are exposed to 2,4-D via several ways, which could produce toxic effects depending on the dose, frequency of exposure, and the host factors that influence susceptibility and sensitivity.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experimental evidences have shown concerns about its presence/detection in the environment, because several investigations have pointed out its potential lethal effects on non-target organisms. In this review, we critically evaluated the environmental fate and behavior of 2,4-D along with its eco-toxicological effects on aquatic, plants and human life to provide concise assessment in the light of recently published reports.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2,4-D is present in a low concentration in surface water of regions where its usage is high.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s of 2,4-D were detected in soil, air and surface water surrounded by crop fields, which suggest that mitigation strategies must be implanted locally to prevent the entry of 2,4-D into the environment. A general public may have frequent exposure to 2,4-D due to its wide applications at home lawns and public parks, etc. Various in vivo and in vitro investigations suggest that several species (or their organs) at different trophic levels are extremely sensitive to the 2,4-D exposure, which may explain variation in outcomes of reported investigations. However, implications for the prenatal exposure to 2,4-D remain unknown because 2,4-D-induced toxicity thresholds in organism have only been derived from juveniles or adults. In near future, introduction of 2,4-D resistant crops will increase its use in agriculture, which may cause relatively high and potentially unsafe residue levels in the environment. The recent findings indicate the urgent need to further explore fate, accumulation and its continuous low level exposure impacts on the environment to generate reliable database which is key in drafting new regulation and policies to protect the population from further exp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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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study, a low-cost microfluidic device from polymethyl methacrylate was fabricated by laser engraving technique. The device is consisted of a central chip unit with an aligned microchannel. Both sides of the engraved microchannel were sandwiched by two synthesized sheets from polyamide/titania (PA/TiO₂) hollow nanofibers as extractive phases. The inlet and outlet of the device were connected to the polyether ether ketone tubes, while a peristaltic pump was used to deliver both sample and desorbing solvent through the microchannel. The recorde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images from the surface of the synthesized PA/TiO₂ nanofibers, exhibit a good degree of homogeneity and porosity throughout their structures. Also, the presence of titanium was indicated by the energy dispersive X-ray analysis, while the recorded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a confirmed their chemical structures. The addition of titania in the composition of polyamide nanofibers, not only improved the mechanical stability of the extractive phase but also enhanced its extraction capability. The major parameters associated with the extraction performance were studied and eventually the method was validated by the use of a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The limits of detection for the selected triazines were between 0.01 and 0.03ngmL^-1, while the limits of quantification ranged from 0.04 to 0.1ngmL^-1. In addition, the interday and intraday reproducibility (RSD%) were lower than 6.6% (n=3). The calibration graph for atrazine was linear in the range of 0.2-50ngmL^-1 while two linear ranges for ametryn and terbutryn (0.1-10 and 20-500ngmL^-1) were achieved. Relative recoveries were between 89 and 98% with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range of 0.9969-0.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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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非正式制度与环境规制规范农户生产行为,对于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少耕免耕技术、有机肥施用技术和秸秆还田技术为例,构建多变量Probit模型,利用湖北省1105份农户调研数据,分析了非正式制度、环境规制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①非正式制度和环境规制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均存在促进作用,非正式制度中的价值导向、惩戒监督和传递内化可促进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而环境规制中的引导规制和激励规制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亦具有积极作用。②环境规制中的约束规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当前环境规制存在“相对性制度失灵”现象,在约束农户生产行为方面效果欠佳。③非正式制度与环境规制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存在一定的交互影响,非正式制度可作为环境规制的替代机制,推动农户参与绿色生产行为。基于此,本文认为,非正式制度在推动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中未能得到足够重视,是导致环境规制陷入“相对性制度失灵”的重要原因,今后,既要继续加强环境规制在农民绿色生产中的作用,更要培育非正式制度,构建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互支撑、相互融合的互动机制,从而为诱导和推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创造软硬结合的规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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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oa agroforests can significantly support biodiversity, yet intensification of farming practices is degrading agroforestry habitats and compromising ecosystem services such as biological pest control. Effective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depend on the typ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cultural matrix,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but to date the shape of this relationship is unknown. We linked shade index calculated from eight vegetation variables, with insect pests and beneficial insects (ants, wasps and spiders) in 20 cocoa agroforests differing in woody and herbaceous vegetation diversity. We measured herbivory and predatory rates, and quantified resulting increases in cocoa yield and net returns. We found that number of spider webs and wasp nest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with increasing density of exotic shade tree species. Greater species richness of native shade tree species was associated with a higher number of wasp nests and spider webs while species richness of understory plants did not have a strong impact on these beneficial species. Species richness of ants, wasp nests and spider webs peaked at higher levels of plant species richness. The number of herbivore species (mirid bugs and cocoa pod borers) and the rate of herbivory on cocoa pods decreased with increasing shade index. Shade index was negatively related to yield, with yield significantly higher at shade and herb covers&lt;50%. However, higher inputs in the cocoa farms do not necessarily result in a higher net return. In conclusion, our study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a diverse shade canopy in reducing damage caused by cocoa pests. It also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conservation initiatives in tropical agroforestry landsca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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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l-task performance depends on both modalities (e.g., vision, audition, haptics) and task types (spatial or object-based), and the order by which different task types are organized. Previous studies on haptic and especially auditory-haptic attentional blink (AB) are scarce, and the effect of task types and their order have not been fully explored. In this study, 96 participants,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of task type combinations, identified auditory or haptic Target 1 (T1) and haptic Target 2 (T2) in rapid series of sounds and forces. We observed a haptic AB (i.e., the accuracy of identifying T2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 stimulus onset asynchrony between T1 and T2) in spatial, object-based, and object-spatial tasks, but not in spatial-object task. Changing the modality of an object-based T1 from haptics to audition eliminated the AB, but similar haptic-to-auditory change of the modality of a spatial T1 had no effect on the AB (if it exists). Our findings fill a gap in the literature regarding the auditory-haptic AB, and substantiate the importance of modalities, task types and their order,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These findings were explained by how the cerebral cortex is organized for processing spatial and object-based information in different mod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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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lood risk management, a shift can be observed toward more integrated approaches that increasingly address the role of private households in implementing flood damage mitigation measures. This has resulted in a growing number of studies into the supposed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flood risk perceptions and mitigation behavior. Our literature review shows, however, that, actually, this relationship is hardly observed in empirical studies. Two arguments are provided as an explanation. First, on the basis of 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s discussed suggesting that individuals' high-risk perceptions need to be accompanied by coping appraisal to result in a protective response. Second, it is pointed out that possible feedback from already-adopted mitigation measures on risk perceptions has hardly been considered by current studies. In addition, we also provide a review of factors that drive precautionary behavior other than risk perceptions. It is found that factors such as coping appraisal are consistently related to mitigation behavior. We conclude, therefore, that the current focus on risk perceptions as a means to explain and promote private flood mitigation behavior is not supported on either theoretical or empirical gr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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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esbeckiae Herba (SH), a traditional anti-inflammatory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s originated from the plants of Sigesbeckia pubescens Makino (SP), S. orientalis L. (SO) and S. glabrescens Makino (SG). The current studies reported that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in the three species of plants were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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