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臣林^1,, 陈璐², 陈银蓉^1,, 张苗³
1.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430070
2. 武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武汉 430014
3. 山东师范大学商学院,济南 250014

Analysis on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farmland transfer performance based on farmers′ satisfaction—— a typical survey in Wuhan and Ezhou

GANChenlin^1,, CHENLu², CHENYinrong^1,, ZHANGMiao³
1.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azho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2. Wuhan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Center, Wuhan 430014, China
3. Business Schoo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通讯作者:通讯作者：陈银蓉,E-mail：chyinrong@126.com
收稿日期:2018-05-3
修回日期:2018-08-28
网络出版日期:2018-11-20
版权声明:2018《资源科学》编辑部《资源科学》编辑部
基金资助:农业部软科学项目（批准号：20152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批准号：14BGL203）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甘臣林,男,湖北大冶人,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土地经济与管理。E-mail：ganchenlin@yeah.net



展开

摘要
本文基于农户满意度的视角,通过构建农户满意度指数模型探讨农地转出绩效的影响因素,并利用武汉、鄂州两市农地流转典型地区的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两地农地转出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研究。研究发现：农户对农地转出活动的感知质量是影响武汉、鄂州两地农地转出绩效的决定性因素。两地政府相关部门对农地流转活动给予的政府支持行为对农地转出绩效的提高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农地转出活动中的可靠性因素对两地农地转出绩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农地转出活动中的规范性措施与人员互动措施对两地农地转出绩效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两地农地转出后期的农户不满处理系统缺乏效率,负向影响了农地转出绩效。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从改善农地转出绩效限制因素、提高农地转出绩效的角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地流转;政策绩效;影响因素;满意度;FSI模型;SEM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satisfaction, this study identifi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land transfer performance by constructing the farmers' satisfaction index model by using the survey data collected in Wuhan and Ezhou where farmland transfer happens frequently, and conducted a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those influencing factors by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t is found that Perceived Quality (PQ) is the decisive factor that influences the performance of farmland transfer in Wuhan and Ezhou. The Government Support (GS) behaviors provided by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of the two places on farmland transfer activities have played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farmland transfer performance. The Reliability (R) factor did exhibit an important impact on farmland transfer in both areas. While the Normative (N) measures and Personnel Interaction (PI) measures illustrated a certain positive impact. Farmers of the two places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 inefficiency of the treatment system in the late period of transfer activities, which negatively affected the performance of farmland transfer. It is proposed that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limitation factors and improve farmland transfer performance,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of Wuhan and Ezhou should first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transfer price to ensure farmers’ transferring welfare level. In addi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management and media service functions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transfer activities, and standardize their transferring procedures. Then a qualification evaluation mechanism for farmland inflows subject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ensure that the inflow subjects have the basic ability to perform the contract. Therefore, it is to set up and complete the complaint mechanism to eliminate the late risk of farmland transfer.

Keywords：farmland transfer;policy performance;influencing factors;satisfaction;FSI model;SEM

-->0
PDF (3147KB)元数据多维度评价相关文章收藏文章
本文引用格式导出EndNoteRisBibtex收藏本文-->
甘臣林, 陈璐, 陈银蓉, 张苗. 基于农户满意度的农地转出绩效影响因素分析——以武汉、鄂州两地典型调查样本为例[J]. 资源科学, 2018, 40(11): 2225-2235 https://doi.org/10.18402/resci.2018.11.09
GAN Chenlin, CHEN Lu, CHEN Yinrong, ZHANG Miao. Analysis on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farmland transfer performance based on farmers′ satisfaction—— a typical survey in Wuhan and Ezhou[J]. RESOURCES SCIENCE, 2018, 40(11): 2225-2235 https://doi.org/10.18402/resci.2018.11.09

1 引言

农地流转作为在农村广泛开展的一项重要政策模式,有“中国农村第二次革命”之美喻^[1],其不仅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2]、增加农民收入^[3]、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4]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还推动着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5]与生计方式转型^[6],以及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迁移^[7]。近年来,国家对农地流转的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从政策层面对农地流转给予了强有力支持,农地流转被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截至2016年上半年,全国已有超过1/3（0.31亿hm²）^[8]的农村承包耕地实现流转。
然而,绩效是政府管理追求的永恒主题,探索绩效的影响因素是公共政策绩效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是进行政策调整、提出政策建议的重要依据^[9]。近年来,学术界围绕农地流转在全国范围内快速推进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对农地流转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其中,陈水生^[10]以浙江慈溪、安徽潜山、重庆市的农地流转状况为代表,对比分析了东中西部三地流转绩效的差异,认为农地流转绩效主要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发展状况、政府职能转型和政府行为、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农地流转的社会承受度和农民意愿4个方面因素的影响。黄东学等^[11]通过对比安徽省皖北、江淮和皖南3个区域的农地流转绩效差异发现,农地流转绩效主要受到包括政策方针、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等在内的多重因素的影响。董国礼^[12]从产权代理角度论证了土地产权代理关系对土地流转绩效的影响,肯定了合理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与委托代理模式在提高土地流转绩效当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还指出构建土地流转的市场机制与土地社会保障替代体系是提高土地流转绩效水平的根本要求。段培^[13]的研究则认为农户的家庭总收入、收入主要来源、流转前后家庭收入对比、农地流转单价等因素对新疆玛纳斯县棉区的农地流转绩效产生显著影响。
从已有文献看,关于农地流转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有宏观^[10,11,12]与微观^[13]两种视角：宏观视角的主要研究思路是通过对比不同区域农地流转的绩效差异来分析引起绩效差异的宏观层面因素,诸如土地流转的政策制度环境与市场化水平、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微观视角则主要讨论了农户的家庭禀赋要素及农地流转相关情况等因素对农地流转绩效的作用。虽然两种研究视角均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各类因素对农地流转绩效的影响,但是,新公共管理理论（New Public Management,NPM）认为,要衡量农村公共政策是否达到了政府部门的预设目标,立足于农户视角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价是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14]。鉴于此,本文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相关观点,将农户视为接受农地转出这项公共服务的“顾客”,运用农户满意度指数（Farmer Satisfaction Index,FSI）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方法来研究农地转出绩效的影响因素,以期为农地转出绩效改进提供决策参考。

2 理论分析框架

2.1 满意度与绩效评估

满意度的概念源于消费心理学领域对顾客满意度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西方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NPM）运动将这一概念引入到政府公共部门的绩效测评考核之中。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服务型政府的价值理念,以公众的满意度作为政府公共部门的绩效评估标准^[15];认为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实质是以“公众满意度导向”为核心理念对公共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估^[9,16];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效率大小取决于公众的认可程度与满意程度^[17]。在绩效评估实践上,新公共管理理论通过构建公共部门顾客（公众）满意度指数（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CSI）模型,定量测算公众对公共部门所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满意度指数（CSI）来评估该公共部门的绩效。目前,美国、英国、德国、瑞典、韩国、马来西亚等诸多国家均已建立全国性的公众满意度指数模型,以公众满意度为核心的绩效评估实践在各国广泛开展,公众满意度已成为各国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满意度被广泛运用于农村各项公共政策与公共服务（如,生态补偿^[18]、土地整治^[19]、精准扶贫^[20]、惠农政策^[21]等）的绩效评估当中。农地流转作为政府广泛推行的一项农村公共政策,尽管在组织形式、实施方式等方面与其他农村公共政策存在一定差异,但在理论与技术上,立足于农户满意度视角的绩效评估对于农地流转值得借鉴。将农户视为接受农地流转这项公共政策的“顾客”,以农户满意度为中心,以农户的需求为导向,保证农地流转满足农户的偏好,这对提高农地流转活动实施的有效性具有重大意义。

2.2 农地转出农户满意度指数模型

目前,国内外****在顾客（公众）满意度的研究中,已提出了多个顾客（公众）满意度指数（CSI）模型^[22,23,24]。本文在综合借鉴已有顾客（公众）满意度指数（CSI）模型逻辑框架及量表设计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农地转出活动实际情况,构建农地转出绩效评估的农户满意度指数（Farmer Satisfaction Index,FSI）模型（图1）。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1FSI模型框架
-->Figure 1The FSI model framework
-->

如图1所示,FSI模型以农户满意（Farmer Satisfaction,FS）为核心概念,政府支持（Government Support,GS）、农户期望（Farmer Expectation,FE）、感知质量（Perceived Quality,PQ）是FS的前置影响因素;理论上,政府支持（GS）与感知质量（PQ）对农户满意（FS）存在正向影响,农户期望（FE）对农户满意（FS）存在负向影响。农户抱怨（Farmer Complaints,FC）与农户推介（Farmer Recommend,FR）为FS的后向结果;理论上,农户满意（FS）对农户抱怨（FC）存在负向影响,对农户推介（FR）存在正向影响。规范性（Normative,N）、可靠性（Reliability,R）、人员互动（Personnel Interaction,PI）属于农地转出活动的质量因子,是PQ的前置因素,表示农地转出过程中一些具体的微观质量信息^[22];理论上,3个层面的质量因子对感知质量（PQ）均存在正向影响。FSI模型框架中各变量的测量维度与含义如表1所示。
Table 1
表1
表1FSI模型变量的测量维度与含义
Table 1Measurement dimensions and meanings of FSI model variables

模型影响因素（变量）	测量维度（观测变量）	测量维度的含义
农户满意（FS）	整体满意（FS1）	农户对农地转出活动整体情况的直观感受中产生的满意感
	期望满意（FS2）	农户对农地转出活动整体情况与事先预期状况的对比中产生的满意感
	理想满意（FS3）	农户对农地转出活动整体情况与最理想状况的对比中产生的满意感
政府支持（GS）	行政关注（GS1）	在流转政策落实层面,政府相关部门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对农地流转给予的重视与关注
	监督管理（GS2）	在流转角色作用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在农地流转活动中起到的监督管理作用
	中介服务（GS3）	在流转角色作用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在农地流转活动中起到的促成农地流转交易的媒介作用
农户期望（FE）	整体期望（FE1）	农户关于农地转出活动在整体上对家庭产生积极影响的期望
	价格期望（FE2）	农户对获得合理转出价格的期望
	福利期望（FE3）	农户对农地转出后家庭福利状况获得改善的期望
感知质量（PQ）	整体质量（PQ1）	农地转出活动能够在整体上对农户家庭产生积极作用
	价格合理（PQ2）	农户能够在农地转出活动中获得合理的流转价格
	福利改善（PQ3）	农户能够在农地转出活动中获得一定的家庭福利改善机会
农户抱怨（FC）	投诉想法（FC1）	农户对农地转出活动存在不满意且沟通协调不畅时,向上级相关部门进行投诉或上访的想法与冲动
	生人抱怨（FC2）	农户对农地转出活动存在不满意且沟通协调不畅时,向周围的陌生人进行抱怨的行为
	熟人抱怨（FC3）	农户对农地转出活动存在不满意且沟通协调不畅时,向周围的熟人进行抱怨的行为
农户推介（FR）	正面评价（FR1）	农户对农地转出活动感到满意时,对所参与的农地转出活动持正面评价
	效果宣传（FR2）	农户对农地转出活动感到满意时,向他人宣传所参与的农地转出活动的效果
	经验推荐（FR3）	农户对农地转出活动感到满意时,向其他组织或个人推荐所参与的农地转出活动的成功经验
规范性（N）	农民自愿（N1）	农地转出活动中遵循农民自愿的原则
	程序规范（N2）	农地转出活动中流转程序的合法规范性
	过程简便（N3）	农地转出活动中流转实施过程的简便高效性
可靠性（R）	合同公正（R1）	农地转出活动中流转合同的公开、公正、公平性
	对方信誉（R2）	农地转出活动中流入方良好的合同执行信誉
	流转纠纷（R3）	农地转出活动中流转纠纷的妥善处理情况
人员互动（PI）	方案知晓（PI1）	农地转出活动中公示告知具体流转方案
	民主决策（PI2）	农地转出活动中民主评议流转相关决策
	思想疏导（PI3）	农地转出活动中对参与农户进行及时有效的思想疏导

新窗口打开

2.3 农地转出绩效及其影响因素

根据NPM理论的观点,政府公共服务与政策的绩效源于公众在接受该公共服务与享受该公共政策后的认可程度与满意程度,即,政府公共服务与政策的绩效直接用公众的认可程度与满意程度来反映。就农地转出而言,这项农村公共政策与服务的绩效也可直接用已经实施农地转出农户的认可程度与满意程度来衡量。
按照FSI模型中各个变量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可将9个模型变量归为三大类：其中,GS、FE、PQ这3个变量是FS的前置影响变量,可共同归为“前置因素变量”;N、R、PI这3个变量为PQ的前置影响变量,属于农地转出活动的质量因子,可共同归为“流转质量因子”;FC、FR为FS的后向结果,是农户在经历农地转出活动后在行为与态度上的表现,与FS一样,该两个变量也能直接反映农地转出活动的实施效果,因此将FS、FC、FR这3个变量共同归为“绩效指示变量”,3个变量共同指示农地转出绩效。逻辑关系上“前置因素变量”与“流转质量因子”均是农地流转的“绩效影响变量”。依据上述分析,FSI模型的9个模型变量分类结果汇总如表2所示。
Table 2
表2
表2FSI模型变量分类
Table 2Classification of FSI model variables

类别	绩效指示变量	绩效影响变量
		前置因素变量	流转质量因子
变量	FS FC FR	GS FE PQ	N R PI

新窗口打开

3 研究方法

在数量关系上,FSI模型是一个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因此,FSI模型适宜采用SEM的相关研究方法和软件（AMOS21.0）来定量研究。
在FSI模型的SEM数理关系中,测量模型为：
X=Λx×ξ+δ（1）
Y=Λy×η+ε（2）
式中 X表示GS、N、R、PI这4个外生潜在变量（即“因”变量）的12个观测变量（GS1、GS2等共12个）的测量值构成的向量; ξ表示4个外生潜在变量组成的向量; Λx表示 X对 ξ的因子载荷矩阵; δ表示 X的测量误差所构成的向量; Y表示FE、PQ、FS、FC、FR这5个内生潜在变量（即“果”变量）的15个观测变量（FE1、FE2等共15个）的测量值构成的向量; η表示5个内生潜在变量组成的向量; Λy表示 Y对 η的因子载荷矩阵; ε表示 Y的误差所构成的向量^[26]。
在FSI模型的SEM数理关系中,结构模型为：
η=B×η+Γ×ξ+ζ（3）
式中 B表示5个内生潜在变量之间的结构系数矩阵; Γ表示4个外生潜在变量之间的结构系数矩阵; ζ为结构模型的误差向量^[26]。

4 研究区域及样本概况

武汉、鄂州两市是湖北省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试验的先驱,两市农地流转活动较为活跃,在农地流转实践中累积了大量宝贵经验。2009年4月,武汉成立了全国第二个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2012年,武汉成为全国唯一被入列国家新一轮“农村改革试验区”的省会城市。在不断探索和创新中,武汉市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形成了以土地流转为核心的“武汉模式”,包括创造了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模式,以及“交易-鉴证-抵押”的市场交易和融资模式、“市、区、乡”三级交易市场体系和“六统一”市场管理模式,与产权管理部门形成“统一受理、分职履责、归口管理”的工作机制等创新模式与机制^[27]。截止2017年底,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累计组织农村产权交易3631宗,交易金额达199.87亿元,涉及面积9.00万hm^2[28]。2008年,鄂州市成为湖北省第一个城乡一体化试点城市,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始终位于湖北省前列。在农地确权颁证、扩大农村抵押担保物范围、构建农村产权交易信息平台、组建农业发展投资公司等方面,鄂州市先后出台了20多项政策文件,形成了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勇闯“深水区”的顶层设计体系^[29]。2012年5月,鄂州市成立了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形成了“市、区、乡镇、社区”四级联动的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体系,极大地促进了农地流转。截止2017年6月,鄂州全市通过出各种形式的农村承包地流转面积达2.36万hm²,占总农村承包地面积的42.6%^[30]。
本文计量数据来源于2015年7月—8月对武汉、鄂州两市农地流转典型地区的调查,调查区域包括武汉市江夏区安山街道的7个村组、五里界街道的8个村组,鄂州市鄂城区燕矶镇的8个村组、梁子湖区涂家垴镇的3个村组。在调研过程中,对被调查农户采用一对一的半结构访谈模式,以保证调查内容的完整性、准确性与真实性。调查共有效访谈了253个参与农地转出活动的农户,调查内容涉及了农户的个人基本情况、家庭禀赋基本情况、农地转出基本情况、农地转出的满意度相关情况等内容。调查的253个有效样本中,受访者以男性为主,有179人,占总样本数的70.75%;女性74人,占总样本数的29.25%。受访者年龄主要集中在45~54岁、55~64岁之间,占比分别为26.88%、28.85%;其次是35~44岁、65~75岁之间,占比分别为19.37%、17.00%;受访者年龄在35岁以下及75岁以上的样本较少,比重分别为3.16%、4.74%。受访者的文化程度以小学、初中学历为主,比重分别为37.94%、32.41%;文盲和高中学历的样本相对较少,比重分别为18.97%、9.88%;学历在高中以上的样本极少,比重仅为0.97%。受访的253个样本主要是普通村民,比重为86.56%;受访者身份是中共党员和村干部的情形较少,比重分别为9.09%、4.35%。受访对象的职业大部分属于兼业情况,其中兼农（工作时间一半农业一半非农业）的比重最大,为36.36%;纯农（工作时间全部农业）、半纯农（工作时间大半农业小半非农业）和半兼农（工作时间小半农业大半非农业）的比重较大,分别为22.92%、20.55%和15.42%;非农（工作时间全部非农业）的比重较小,仅为4.74%。

5 数据模型分析

5.1 数据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SEM的数据质量检验包括信度检验与效度检验两个环节。其中,信度检验通常采用Cronbach’s α系数不小于0.6的标准^[31];效度检验通常分为Bartlett球体检验和因子分析两个步骤,Bartlett球体检验常以KMO值不小于0.5为标准^[31],因子分析常以因子载荷系数不小于0.5为标准^[31]。运用SPSS 23.0软件对253个样本进行质量检验的结果如表3所示。
Table 3
表3
表3信度检验与效度检验结果
Table 3Results of the reliability test and validity test

变量类型		模型变量	测量题项			信度检验		效度检验
						α系数		KMO值	因子载荷
绩效指示变量		农户满意（FS）	FS1	FS2	FS3	0.818		0.714***	0.872 0.877 0.834
		农户抱怨（FC）	FC1	FC2	FC3	0.859		0.730***	0.899 0.892 0.864
		农户推介（FR）	PR1	PR2	PR3	0.825		0.721***	0.858 0.867 0.857
绩效影响变量	前置因素变量	政府支持（GS）	GS1	GS2	GS3	0.857		0.737***	0.862 0.863 0.877
		农户期望（FE）	FE1	FE2	FE3	0.808		0.672***	0.780 0.896 0.871
		感知质量（PQ）	PQ1	PQ2	PQ3	0.845		0.748***	0.864 0.867 0.834
	流转质量因子	规范性（N）	N1	N2	N3	0.851		0.704***	0.859 0.899 0.901
		可靠性（R）	R1	R2	R3	0.867		0.693***	0.836 0.929 0.900
		人员互动（PI）	PI1	PI2	PI3	0.841		0.727***	0.860 0.882 0.875

注：“***”表示KMO统计值的伴随概率小于0.001。
新窗口打开
由表3可知,253个样本数据信度检验中的α系数,效度检验中的KMO值与因子载荷系数均满足相应的阈值标准,模型数据质量满足研究要求。

5.2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分析

根据AMOS 21.0软件的运行结果,汇总整理得到FSI模型的拟合指数,如表4所示。
Table 4
表4
表4FSI模型的拟合优度
Table 4Goodness of fit of FSI model

统计量	χ2/df	GFI	AGFI	RMR	NFI	RFI	PGFI	PNFI
统计值	2.057	0.934	0.919	0.034	0.935	0.921	0.804	0.833
标 准	<3.00	>0.80	>0.80	<0.08	>0.80	>0.80	>0.50	>0.50

新窗口打开
根据AMOS软件输出的模型参数估计结果,整理得到FSI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如图2所示。
依表4、图2所示,FSI模型各项拟合指标均满足相应的阈值条件,表明SEM拟合效果较好,且各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与模型理论分析保持一致,农地转出中FSI模型的有效性得到验证。
根据AMOS21.0软件对FSI模型的运行结果,汇总各绩效影响变量对绩效指示变量的标准化总效应,如表5所示。
Table 5
表5
表5绩效影响变量对绩效指示变量的标准化总效应
Table 5The standardized total effect of performance impact variables on performance indicators

变量类型		变量	绩效指示变量			效应排序
			农户满意（FS）	农户抱怨（FC）	农户推介（FR）
绩效影响变量	前置因素变量	政府支持（GS）	0.487	-0.355	0.785	2
		农户期望（FE）	-0.049	0.036	-0.037	6
		感知质量（PQ）	0.932	-0.678	0.698	1
	流转质量因子	规范性（N）	0.393	-0.286	0.295	4
		可靠性（R）	0.501	-0.365	0.376	3
		人员互动（PI）	0.346	-0.252	0.259	5

新窗口打开
标准化总效应反映了各绩效影响变量对绩效指示变量综合影响程度的大小,结合图2与表5分析可知：
（1）PQ对FS、FC、FR这3个绩效指示变量的总效应分别为0.932、-0.678、0.698,在所有绩效影响变量中总体总效应值最大。表明PQ是农地转出绩效的决定性因素,且PQ主要通过影响FS来影响农地转出绩效（PQ对FS的总效应为0.932>0.698>0.678）。这反映出武汉、鄂州两地的农地转出活动在整体上对农户家庭产生积极影响的状况（PQ1）,及农户在农地转出活动中能够获得合理流转价格收入的状况（PQ2）与一定的家庭福利改善机会的状况（PQ3）对两地农地转出绩效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由此表明,武汉、鄂州两地农地转出绩效改进的关键是要提高农地转出的农户满意度,在这过程中,核心点是要提高农户对农地转出的感知质量,不仅要保证农地转出活动能够在整体上对农户家庭产生积极影响,还要保障农户在农地转出活动中获得公平、合理的流转价格及一定的家庭福利改善机会。
（2）GS对FS、FC、FR这3个绩效指示变量的总效应分别为0.487、-0.355、0.785,在所有绩效影响变量中总体总效应值较大。表明GS是影响农地转出绩效的关键因素,且GS主要通过影响FR来影响农地转出绩效（GS对FR的总效应为0.785>0.487>0.335）。这反映出武汉、鄂州两地政府相关部门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在行政方面对农地流转活动给予的重视与关注（GS1）,以及在农地流转中起到的监督管理（GS2）与媒介服务（GS3）等政府支持行为对农地转出绩效的提高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由此表明,武汉、鄂州两地农地转出绩效改进的重要内容是要提高农地转出后农户的推介行为,在这过程中,政府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政府相关部门不仅要在行政上对农地流转活动给予必要的重视与关注,还要在农地流转活动中充分发挥监督管理与媒介服务等功能。
（3）R对FS、FC、FR这3个绩效指示变量的总效应分别为0.501、-0.365、0.376,在所有绩效影响变量中总体总效应值处于中等。表明R是影响农地转出绩效的重要因素,且R因素主要通过影响FS来影响农地转出绩效（R对FS的总效应为0.501>0.376>0.365）。这反映出武汉、鄂州两地农地转出活动的微观质量信息中,农户最看重流转合同的公正性（R1）、流入方执行流转合同的信誉情况（R2）及流转纠纷的妥善处理（R3）等可靠性因素。由此表明,武汉、鄂州两地农地转出农户满意度的提高除改善农户对农地转出的感知质量外,还要重点关注流转合同的公正性、流入方的信誉与流转合同执行情况及流转纠纷的妥善处理情况。
（4）N与PI对FS、FC、FR这3个绩效指示变量的总效应分别为0.393和0.346、-0.286和-0.252、0.295和0.259,在所有绩效影响变量中总体总效应值相对较小。表明N与PI是影响农地转出绩效的有效因素。这反映出武汉、鄂州两地农地转出活动中,农地流转组织者采取的诸如遵循农民自愿的原则（N1）、规范流转程序（N2）、简便流转实施过程（N3）等规范性措施,及告知流转的具体方案（PI1）、民主评议流转相关决策（PI2）、对农户进行及时有效的思想疏导（PI3）等人员互动措施,对农地转出绩效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由此表明,在尊重农户意愿的原则下,规范并简化农地流转程序,对参与农地转出的农户采取必要的沟通与互动措施,是提高农地转出绩效不可或缺的环节。
（5）FC对FR的影响为负（FC→FR的路径系数为-0.19,图2）,存在抱怨行为的农户对农地转出活动在态度与行为上的认可与推介程度较低。由此表明,武汉、鄂州两地现有的农地转出案例中,相关组织者还未能对流转后期农户的不满与抱怨行为进行十分有效地处理,农地转出后期的农户不满处理系统缺乏效率,负向影响了农地转出绩效。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2FSI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
-->Figure 2Normalized path coefficient of FSI model
-->

（6）FE对FS的影响为负（FE→FS的路径系数为-0.49,图2）,且FE对FS、FC、FR这3个绩效指示变量的总效应分别为-0.049、0.036、-0.037,总体总效应值甚微。由此表明,武汉、鄂州两地农户对参与农地转出的获得期望值大于实际获得感,两者符合“期望不一致”模型,但“期望”与“实际”的不一致并未对农地转出绩效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6 结论、讨论与建议

6.1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农户满意度的视角,将农户视为接受农地转出政策服务的“顾客”,根据农户满意度指数（FSI）模型探讨农地转出绩效的影响因素,并利用武汉、鄂州两市农地流转典型地区的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农地转出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研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1）农地转出活动是否能够在整体上对农户家庭产生积极的影响,及农户在农地转出活动中是否能够获得合理的流转价格收入与一定的家庭福利改善机会等感知质量因素,是影响武汉、鄂州两地农地转出绩效的决定性因素。
（2）武汉、鄂州两地政府相关部门对农地流转活动给予的重视与关注,及在农地流转中起到的监督管理与媒介服务作用等政府支持行为对农地转出绩效的提高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3）武汉、鄂州两地农地转出活动的微观质量信息中,农户最看重流转合同的公正性、流入方的信誉与流转合同执行情况及流转纠纷的妥善处理情况等因素,这些因素对农地转出绩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武汉、鄂州两地农地转出活动中,农地流转组织者采取的诸如遵循农民自愿的原则、规范流转程序、简便流转实施过程等规范性措施,及告知流转的具体方案、民主评议流转相关决策、对农户进行及时有效的思想疏导等人员互动措施,对农地转出绩效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5）武汉、鄂州两地现有的农地转出案例中,相关组织者还未能对流转后期农户的不满与抱怨行为进行十分有效地处理,农地转出后期的农户不满处理系统缺乏效率,负向影响了农地转出绩效。
（6）武汉、鄂州两地农户对参与农地转出的获得期望值大于实际获得感,两者符合“期望不一致”模型,但“期望”与“实际”的不一致并未对农地转出绩效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然而,已有研究表明,农地转出绩效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在宏观层面,诸如国家制度环境^{[11, 12]}、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10, 11]}、农村社会保障状况^[10,11,12]、农地流转的运作模式^[10,11,12]等因素均对农地转出绩效有着一定影响;在微观层面,诸如性别、年龄、职业等农户个体因素及家庭人口、收入、农地面积等家庭禀赋因素也对农地转出绩效有着一定作用^[13]。本文由于研究视角的局限,未对这些宏观与微观层面的农地转出绩效影响因素进行讨论。

6.2 建议

根据模型结果分析与研究结论,从改善武汉、鄂州两地农地转出绩效限制因素,提高农地转出绩效的角度,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加强流转价格管理,保障农地转出农户的家庭福利水平。研究表明,提高武汉、鄂州两地农地转出绩效的核心要点是要保证农户获得公平、合理的流转价格,保障其在农地转出后的家庭福利水平不下降。现阶段,中国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尚未成熟,农地流转的市场化运作程度较低,农地转出活动大多采取协商定价模式,农地转出价格未能切实体现农户关于农地转出价值的诉求,农地转出价格缺乏合理的形成机制,农地转出价格较为混乱。在调查中发现,一些流转较好的地区其转出价格可以达到每亩每年数千元,而一些流转较差的地区其转出价格仍在沿用十多年前的每亩每年数十元的标准,这极大地损害了农户的流转利益,引起了农户的强烈不满。因此,两地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地社会经济状况制定能够体现农户关于农地转出价值诉求的流转价格标准,重视并加强对流转价格的管理,如采用“流转指导价”、“流转保护价”等形式规范管理流转价格^[32],以保障农户的家庭福利水平在转出农地后不受负面影响。
（2）加强政府相关部门在农地流转中的监督管理与媒介服务功能,尊重农户意愿,规范农地流转程序。研究表明,两地政府相关部门对农地流转活动给予的支持行为对农地转出绩效的提高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农地转出活动中,农地流转组织者采取规范性措施与人员互动措施,也对农地转出绩效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现阶段,农户由于自身局限,在农地流转活动中对政府或村委会具有较强的依赖,农户主动或被动委托政府或村委会进行产权代理在武汉、鄂州两地农地流转活动中普遍存在,在调查样本中,绝大多地方的农地大规模流转均是由政府或村委会主导进行的。村委会或政府参与流转代理虽然降低了农户对流转政策和渠道的掌握程度与自主决策能力的要求,但也存在村镇干部在代理过程中“寻租”,侵害农户权益的行为,引起了两地农户的强烈不满^[22]。因此,两地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在农地流转中充分发挥监督管理与媒介服务功能,提高农户的流转决策能力;同时,尊重农户流转意愿,规范农地流转程序,通过设定专门的农地流转监察部门、畅通监督举报机制,以杜绝相关“寻租”行为。
（3）建立农地流入主体资格考评机制,保证农地流入主体具备根本的履约能力。研究表明,武汉、鄂州两地农地转出可靠性层面的微观质量因素对农地转出绩效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武汉、鄂州两地的农地流转对流入主体资格缺乏系统全面的考评,农地流入主体的质量参差不齐,农户农地转出合同的公平性、合同的履约情况以及流转纠纷妥善处理情况等可靠性因素无法获得稳定的保障,这不但削弱了农户农地转出的积极性,也影响了农地转出绩效。因此,两地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建立农地流入主体资格考评机制,流转组织者应当对农地流入主体的信誉状况、资金状况、效益状况等重要指标进行系统全面地考评,拒绝考评不合格的主体流入农地,以保证农地流入主体具备根本的履约能力,保护农地转出农户的长期利益。
（4）建立并完善农地流转后期农户不满申诉机制,消除农地转出的后期风险。研究表明,武汉、鄂州两地相关组织者未能对农地转出后期农户的不满与抱怨行为进行十分有效地处理,负向影响了农地转出绩效。对农户而言,农地转出是在流转合同期限内长期持续的过程与状态,在这过程中难免发生一些损害农户利益的变故。目前,农地流转尚未建立可靠的后期农户不满申诉机制,流转相关组织者很大程度上只关注到流转的实施过程,而忽视流转后期可能存在的一些变故,流转后期的农户不满缺乏有效的调处解决途径;调查中发现,当流转后期遭遇损害自身利益的变故时,农户只能“忍气吞声”或者采取上访、告状甚至暴力冲突等极端处理方式。因此,两地政府相关部门应当重视流转后期存在的变故,建立并完善农地流转后期农户不满的申诉机制,妥善处理农地转出后期的农户不满,消除农地转出的后期风险。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

参考文献文献选项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1]	陈浩天. 农户土地流转需求意愿的假设证伪与模型建构-基于全国20省236村2998个农户的实证调查 [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5, 29(10): 43-47. [本文引用: 1] [Chen H T.The hypothesis falsification and model construction for farmland desire [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5, 29(10): 43-47. ] [本文引用: 1]
[2]	戚焦耳, 郭贯成, 陈永生. 农地流转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DEA-Tobit模型的分析 [J]. 资源科学, 2015, 37(9): 1816-1824. [本文引用: 1] [Qi J E, Guo G C, Chen Y S.The impact of farmland transfer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J]. Resources Science, 2015, 37(9): 1816-1824. ] [本文引用: 1]
[3]	高欣, 张安录, 杨欣, 等. 湖南省5市农地流转对农户增收及收入分配的影响 [J]. 中国土地科学, 2016, 30(9): 48-56. [本文引用: 1] [Gao X, Zhang A L, Yang X, et al. Farmers’ income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effect of farmland transfer: a case study on 5 cites in Hunan province [J]. China Land Sciences, 2016, 30(9): 48-56. ] [本文引用: 1]
[4]	张艳.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土地流转模式比较 [J]. 中国流通经济, 2012, 26(11): 103-109. [本文引用: 1] [Zhang Y.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ural land circulation pattern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J]. China Business and Market, 2012, 26(11): 103-109. ] [本文引用: 1]
[5]	王倩, 肖渊实, 余劲. 农地流转对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及效果影响探究 [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6, 37(2): 231-236. [本文引用: 1] [Wang Q, Xiao Y S, Yu J.The influence of farmland circulation on households’ land use [J].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16, 37(2): 231-236. ] [本文引用: 1]
[6]	赵立娟, 康晓虹, 史俊宏. 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转型影响的实证分析 [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7, 38(8): 158-162. [本文引用: 1] [Zhao L J, Kang X H, Shi J H.The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effects of the farmland transfer on households'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J].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17, 38(8): 158-162. ] [本文引用: 1]
[7]	陈丹, 任远, 戴严科. 农地流转对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意愿的影响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7, (7): 56-71. [本文引用: 1] [Chen D, Ren Y, Dai Y K.How rural land transfer affect labor migration decision in china? [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7, (7): 56-71. ] [本文引用: 1]
[8]	土流网. 国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达到4. 6亿亩比例已超过三分之一 [EB/OL]. (2016-11-18)[2018-05-03]. .URL [本文引用: 1] [Land Transfer Network. China's Contracted Arable Land Circulation Area Reached 460 Million Mu and the Proportion Has Exceeded One-Third [EB/OL]. (2016-11-18)[2018-05-03]. ]URL [本文引用: 1]
[9]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 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研究 [J]. 中国行政管理, 2013, (3): 20-23. [本文引用: 2] [China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Task Force. Research on government public policy performance evaluation [J].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3, (3): 20-23. ] [本文引用: 2]
[10]	陈水生. 土地流转的政策绩效和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东中西部三地的比较研究 [J]. 社会科学, 2011, (5): 48-56. [本文引用: 5] [Chen S S.The study into the performance and constraint conditions of land transfer policy [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1, (5): 48-56. ] [本文引用: 5]
[11]	黄东学, 程久苗, 费罗成, 等. 安徽省农地流转绩效差异分析 [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7, 38(3): 73-78. [本文引用: 6] [Huang D X, Cheng J M, Fei L C, et al. Analysis on differences of the performance of rural land transfer in Anhui province [J].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17, 38(3): 73-78. ] [本文引用: 6]
[12]	董国礼, 李里, 任纪萍. 产权代理分析下的土地流转模式及经济绩效 [J]. 社会学研究, 2009, (1): 25-63. [本文引用: 5] [Dong G L, Li L, Ren J P.A study on the patter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land conversion based on the property attorneys [J]. Sociological Studies, 2009, (1): 25-63. ] [本文引用: 5]
[13]	段培. 新疆玛纳斯县棉区农地流转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D]. 乌鲁木齐: 新疆农业大学, 2014. [本文引用: 3] [Duan P.Study on Influencing Factor of Farmland Use Right Transference Performance of Cotton Region in Manasi County Xinjiang [D]. Wulumuqi: Xinji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14. ] [本文引用: 3]
[14]	何精华, 岳海鹰, 杨瑞梅, 等. 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及其差距的实证分析-以长江三角洲为案例 [J]. 中国行政管理, 2006, (5): 91-95. [本文引用: 1] [He J H, Yue H Y, Yang R M, et al.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rural public service satisfaction and its gap [J].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6, (5): 91-95. ] [本文引用: 1]
[15]	Matei A, Antonie C.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within the complexity model [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4, 109(2): 1125-1129. [本文引用: 1]
[16]	雷达. 新公共管理对绩效审计的影响及对我国绩效审计发展的启示 [J]. 审计研究, 2004, (2): 36-42. [本文引用: 1] [Lei D.The impact of new public management on performance audit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performance auditing [J]. Auditing Research, 2004, (2): 36-42. ] [本文引用: 1]
[17]	朱玉春, 唐娟莉, 罗丹. 农村公共品供给效果评估: 来自农户收入差距的响应 [J]. 管理世界, 2011, (9): 74-80. [本文引用: 1] [Zhu Y C, Tang J L, Luo D.Evaluation of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 effect: response from farmers' income disparity [J]. Management World, 2011, (9): 74-80. ] [本文引用: 1]
[18]	余亮亮, 蔡银莺. 基于农户满意度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绩效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J]. 自然资源学报, 2015, 30(7): 1092-1103. [本文引用: 1] [Yu L L, Cai Y Y.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obstacle indicator diagnoses of economic compensation for farmland protection policy based on farmers’ satisfaction [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5, 30(7): 1092-1103. ] [本文引用: 1]
[19]	罗文斌, 吴次芳, 倪尧, 等. 基于农户满意度的土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及区域差异研究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 23(8): 68-74. [本文引用: 1] [Luo W B, Wu C F, Ni Y, et al. Research 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land consolation projects and its difference features based on satisfaction of peasant households survey in east,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n China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3, 23(8): 68-74. ] [本文引用: 1]
[20]	刘小珉. 农户满意度视角的民族地区农村扶贫开发绩效评价研究-基于2014年民族地区大调查数据的分析 [J]. 民族研究, 2016, (2): 29-41. [本文引用: 1] [Liu X M.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performanc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ject in ethnic are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households’ satisfaction: base on the survey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of China conducted in 2014 [J]. Ethno-National Studies, 2016, (2): 29-41. ] [本文引用: 1]
[21]	王良健, 罗凤. 基于农民满意度的我国惠农政策实施绩效评估-以湖南、湖北、江西、四川、河南省为例 [J]. 农业技术经济, 2010, (1): 56-63. [本文引用: 1] [Wang L J, Luo F.Performance efficiency eval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agricultural support polices of China based on farmer’ satisfactory-case of 1210 rural household survey in Hunan, Jiangxi, Sichuan, Henan [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10, (1): 56-63. ] [本文引用: 1]
[22]	陈璐, 甘臣林, 梅昀, 等. CSI理论框架下农户农地转出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以武汉城市圈典型地区调查为例 [J]. 中国土地科学, 2017, 31(2): 67-76. [本文引用: 3] [Chen L, Gan C L, Mei Y, et al. Analysis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s’ satisfaction with land conversion under the CSI theory: a case study of Wuhan urban circle [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17, 31(2): 67-76. ] [本文引用: 3]
[23]	刘新燕. 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研究[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本文引用: 1] [Liu X Y.Study o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Model [M]. Beijing: China Financial &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2004. ] [本文引用: 1]
[24]	刘武. 公共服务接受者满意度指数模型研究 [D]. 沈阳: 东北大学, 2009. [本文引用: 1] [Liu W.Research on the Public Services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Model [D]. Shenyang: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2009. ] [本文引用: 1]
[25]	刘卫柏, 李中. 新时期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的运行绩效与对策 [J]. 经济地理, 2011, 31(2): 300-304. [Liu W B, Li Z.Operation performance for the modes of rural land transfer and strategies in new times [J]. Economic Geography, 2011, 31(2): 300-304. ]
[26]	吴明隆. 结构方程模型-AMOS的操作与应用[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 [本文引用: 2] [Wu M L.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MOS Manipulation and Application[M].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 [本文引用: 2]
[27]	湖北日报. “武汉模式”, 探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EB/OL]. (2013-12-18)[2017-06-24]. .URL [本文引用: 1] [Hubei Daily. ‘Wuhan Mode’, Exploring the Reform of Rural Property Rights System [EB/OL]. (2013-12-18)[2017-06-24]. ]URL [本文引用: 1]
[28]	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 2017年度武汉市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分析报告 [EB/OL]. (2018-02-11)[2018-05-03]. .URL [本文引用: 1] [Wuhan Rural Comprehensive Property Rights Trading Center. 2017 Wuhan Rural Property Rights Exchange Market Analysis Report [EB/OL]. (2018-02-11)[2018-05-03]. ]URL [本文引用: 1]
[29]	湖北日报. 鄂州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盘活沉睡资源 [EB/OL]. (2015-03-15)[2018-05-03]. .URL [本文引用: 1] [Hubei Daily. Ezhou Rural Property Right System Reform Activates Sleeping Resources [EB/OL]. (2015-03-15)[2018-05-03]. ]URL [本文引用: 1]
[30]	鄂州市人民政府.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力我市生态农业基地已达443个 [EB/OL]. (2017-07-11)[2018-05-03]. .URL [本文引用: 1] [Ezhou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ies Is Rapid, and There Are 443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Bases in Ezhou [EB/OL]. (2017-07-11)[2018-05-03]. ]URL [本文引用: 1]
[31]	武松, 潘发明. SPSS统计分析大全[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本文引用: 3] [Wu S, Pan F M.The Full Role of SPSS in Statistical Analysis [M].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14. ] [本文引用: 3]
[32]	甘臣林, 谭永海, 陈璐, 等. 基于TPB框架的农户认知对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8, 28(5): 152-159. [本文引用: 1] [Gan C L, Tan Y H, Chen L, et al. Effects of the farmers’ cognition on the farmland transfer based on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framework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8, 28(5): 152-159. ] [本文引用: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