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1,, 郭杰^1,2,, 欧名豪^1,2
1. 南京农业大学土地管理学院,南京 210095
2. 农村土地资源利用与整治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南京 210095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farmers' intentionfor farmland transfer and their circulation behavior

CHENZhen^1,, GUOJie^1,2,, OUMinghao^1,2
1. College of L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2. Center of Urban-rural Joint Development and Land Management Innovation, Nanjing 210095, China
通讯作者:通讯作者:郭杰,E-mail: guojie@njau.edu.cn
收稿日期:2018-04-28
修回日期:2018-07-22
网络出版日期:2018-10-25
版权声明:2018《资源科学》编辑部《资源科学》编辑部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774086）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2015ZSTD004）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KYCX18_0728）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陈振,男,安徽宣城人,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经济、规划与管理。E-mail: 2016209009@nja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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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改进的计划行为理论,结合安徽省郎溪县实地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户农地转出意愿与转出行为的差异及其原因,以期为促进农地有序流转,提高农地流转效率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①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是理想状态下的选择,主要受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控制影响;而转出行为是现实状态下的决定,主要受行为态度和知觉控制影响;②农地流转后转入户毁约弃耕、承包地被过度利用或撂荒等风险严重阻滞了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向转出行为顺利转化,是导致意愿与行为相悖离的关键因素。因此,要想切实提高农地流转效率,必须为年龄偏大的农户提供就业培训,为其增加稳定的非农就业机会;加强农地流转相关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增强农户流转意识;慎重对待农地流转可能带来的各类隐性风险,严防毁约弃耕、不合理的土地利用行为以及大规模囤地、撂荒等现象的发生。

关键词：农地转出意愿;农地转出行为;计划行为理论;风险预期;安徽省郎溪县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s rural land system reform has transformed farmers from a simple “laborer” to a dual identity of “producer” and “operator”, which greatly mobilizes the enthusiasm of farmers for production 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operations. However,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proces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househol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the defects of small-scale operation, small division of land, and low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have begun to become prominent. Farmland transfer has emerged as an effective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land fragmentation, scale operation, and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farmland transfer. Based on the improved planning behavior theory, coupled with the survey data of Langxi in Anhui Province, the current study characteriz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farmers' intention for farmland transfer and their transfer behavio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① The farmers' intention for farmland transfer was an ideal choice, which was mainly influenced by behavioral attitudes, subjective norms, and perceptual control. The transfer behavior was a decision in the actual state, which was mainly influenced by behavioral attitude and perception control. ② The risk was the key factor that led to the separation of intention and behavior. These risks include destroy the farmland, overuse the farmland, and waste the farmland. Therefore, if we want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farmland transfer, we should provide an employment training for older farmers and increase their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strengthen the promotion and guidance of relevant policies and increase farmers' awareness of circulation; take care farmland transfer risks, prevent the destroy, waste of farmland, and unreasonable land use behaviors.

Keywords：farmland transfer intention;farmland transfer behavior;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risk expectation;Langxi in Anhu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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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 郭杰, 欧名豪. 农户农地转出意愿与转出行为的差异分析[J]. 资源科学, 2018, 40(10): 2039-2047 https://doi.org/10.18402/resci.2018.10.12
CHEN Zhen, GUO Jie, OU Minghao.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farmers' intentionfor farmland transfer and their circulation behavior[J]. RESOURCES SCIENCE, 2018, 40(10): 2039-2047 https://doi.org/10.18402/resci.2018.10.12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将农民由单纯的“劳动者”转变为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的双重身份,从而大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经营效率。然而,随着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背景下农户经营规模偏小、土地划分细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缺陷开始凸显,农地流转作为解决土地细碎化、实现规模经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途径应运而生。国家对待农地流转的态度也经历了“禁止—放开—鼓励”的过程,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农地承包经营权禁止流转^[1];而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开始积极鼓励农地向集体内种田能手集中,但这种流转并未得到法律认可;1988年宪法修订案^[2]和《土地管理法》^[3]从法律层面承认了农地流转;2002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4]则进一步提高了农地流转法制化程度;此后2008—2018年连续1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农地流转问题作了具体部署。在国家政策的鼓励和推动下,中国农地流转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据农业部统计,1996年全国耕地流转率还不足1%,2008年这一数值已经增长至8.9%,2012年上升到21.5%,而截止2016年6月底,全国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达到3066.67万hm²,占承包耕地总面积的比例超过33.3%^[5]。
与此同时,农地流转相关问题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已有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包括农地流转现状分析^[6]、区域特征^[7]、模式差异^[8]等;微观层面则主要包括农户农地流转意愿^[9,10,11]、行为^[12,13,14]、满意度^[15]等,其中尤以农户意愿和行为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关注度最高,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在农户意愿方面,许恒周等认为农民阶层分化是影响其土地流转意愿的直接原因^[9];钟涨宝等基于农地的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双重功能,认为农户农地转出意愿主要取决于家庭劳动力配置自由度和农地保障功能可替代程度^[10];阿依吐尔逊·沙木西等基于新疆库尔勒市的调查,发现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受家庭资源禀赋影响较大^[11]。在农户行为方面,马贤磊等基于苏、鄂、桂、黑四省（区）的调查,认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主要受土地产权安全性影响^[12];张桂颖运用社会嵌入理论,分析了乡村社会政治、认知、文化和网络等嵌入因素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机理^[13];冀县卿等认为交易费用显著抑制了农户农地转出行为^[14]。上述研究成果对丰富农地流转理论、提高农地流转效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纵观已有研究不难发现,****们多基于不同理论、从不同研究视角考察了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和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但缺乏包含农户意愿与行为的统一分析框架,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差异,具体表现为：单独研究农户意愿无法体现其与行为决策的差异,降低了政策指导价值;而单独研究农户行为决策又割裂了其与农户意愿的联系,降低了行为研究的科学性。
实际上,虽然社会行为学领域普遍认为“个体意愿往往直接决定个体行为决策”,但从农户产生农地转出意愿到最终行为发生,必然要经历一个从认识到接受的过程,这其中受各种内外部环境的作用,可能导致农户最终行为并不一定遵循最初意愿。现有研究中,钟晓兰等和程建等都发现了农地流转中农户意愿与行为相悖离的现象^[16,17],但遗憾的是,两位****均是在相关研究中略带提及了该类现象,却没有作进一步深入分析,而将该现象的原因简单定性概括为“外部环境”,那么到底是什么“外部环境”造成了农户意愿与行为的差异?显然,现有研究尚无法回答此疑问。为此,本文在总结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社会心理学领域经典理论——“计划行为理论”进行有效改进,结合安徽省郎溪县的实地调查,试图揭示农地流转中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和转出行为的差异及其原因,并得出相关结论与启示,以期为促进农地有序流转,提高农地流转效率提供参考。

2 理论分析框架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是由美国心理学家IcekAjzen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提出的社会心理学领域经典理论^[18]。该理论认为,个体行为决策主要由意愿决定,而个体行为意愿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响,即：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控制（见图1）。其中,行为态度（Behavior Attitude,BA）是指个体对采取某项行为自身所持有的正面或负面的态度,态度越正面,行为意愿越强;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s,SN）是指个人对于是否采取某项行为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受到的社会支持越大,行为意愿越强;知觉控制（Perceived Control,PC）是指个体依据自身经验感知到执行某项行为的难易程度,预期阻碍越少,行为意愿越强,另外通过知觉控制往往可以间接预测行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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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计划行为理论经典框架
-->Figure 1The classic framework of theory of plan behavior
-->

目前,计划行为理论在行为决策领域（如网络消费、二孩生育、自主创业等）已得到广泛运用^[19,20,21],近年来在农地流转行为^[17]、宅基地退出行为^[22]等方面也得到初步运用,证明了其良好的适应性和解释能力。但相关研究一般都以“个体意愿直接决定行为决策”为假设前提,或者通过知觉控制预测行为决策发生的可能性,有****指出,这种假设并不符合现实中个体意愿向行为决策的转化过程,个体行为的发生一般要经历“动机”和“执行”两个阶段,动机阶段个体往往只是基于理想状态的考量、形成初步行为意愿,并受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控制影响;而执行阶段个体则会更多地考虑现实情形、评估行为风险,再制定具体的执行计划,同样也会受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控制三者直接影响^[23]。另外,计划行为理论最新研究表明,意愿和行为之间可能存在某种中间变量,而这个中间变量可能就是导致最终意愿和行为相悖离的重要因素^[24]。
综上所述,本文对计划行为理论进行有效改进,同时引入“损失厌恶理论”中“风险”的概念,提出如下假设：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控制不仅决定了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同时也直接影响农户农地转出行为;此外,农户对农地流转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类风险的预期是导致其意愿与行为相悖离的主导因素（见图2）。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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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改进的计划行为理论分析框架
-->Figure 2The improved framework of theory of plan behavior
-->

（1）行为态度。指农户对农地转出行为所保持的正面或负面的评价,评价越正面,行为态度越积极,反之则越消极。一般而言,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户,其行为态度主要取决于对转出土地收益和附加影响的评价,当农户认为流转收益可观,会促使其参与农地流转;其次,出于农民对集体和土地的“特殊情感”,如果农地流转有利于发展规模农业、壮大集体经济,则会产生积极的行为态度。因此,在模型中增加行为态度对行为决策的直接影响。
（2）主观规范。指农户对于决定转出承包地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在农户进行农地转出行为决策的过程中,对农户产生影响的个人或社会群体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家人和亲戚,农村社会中家人和亲戚是农户最重要的社会资源,他们的意见往往可以左右农户的最终决策行为,一般家人和亲戚越支持,农户转出承包地的可能性越高;二是政府和村委会,这类群体在农村社会在一般拥有较高的威望和号召力,对农户决策行为会起到很强的带动和影响作用;三是邻居和朋友,这类群体是农户最主要的社会网络,周围邻居朋友的农地流转经历会对农户起到很强的示范效应,促使其参与农地流转^[25]。因此,在模型中增加主观规范对行为决策的直接影响。
（3）知觉控制。指农户对其参与农地流转进行控制的感知程度。这里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农户的感知因素,是指其参与农地流转所具备的能力、资源和机会,农户年龄、职业、家庭劳动力状况、政策了解程度等都成为其执行农地转出行为所具备的能力、资源和机会。另一方面是农户的评估因素,指这些能力、资源和机会在其参与农地流转、执行农地转出行为时的重要性,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户的禀赋特征。当农户认为其具备参与农地流转的能力,或者拥有相关的资源和机会愈多时,知觉控制能力越强,转出土地的可能性越大^[26]。因此,在模型中增加知觉控制对行为决策的直接影响。
（4）风险预期。风险预期是指投资人对投资风险的评估研判。农地流转过程中转出户损失了一定年期的土地经营权,而收获了相应的经济补偿,但同时农地转出行为也可能给其土地权益、社会保障和耕地地力带来诸多的不确定性。依据“损失厌恶理论”,理性农户在面对转出土地可能带来的诸多风险时,往往会小心翼翼,不断评估各类风险的发生概率和危害程度^[27],农户的风险预期是影响其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农地流转可能带来的失地、失业、耕地过度利用抑或撂荒等风险阻滞了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向转出行为的顺利转化。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2016年7月—2016年8月在安徽省郎溪县就“农户农地转出意愿与转出行为”开展的农户问卷调查资料。郎溪县地处安徽省东南部,长江三角洲以西,皖、苏、浙三省交界处,地形以丘陵为主,自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提“家庭农场”以来,郎溪县通过出台相关认定标准、鼓励适度规模经营、建设农民合作社信息化项目以及整合涉农项目资金等措施,积极支持各类“家庭农场”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效果,逐渐成为全国家庭农场“五种典型模式”之一。据郎溪县农委统计,截止2015年上半年底,全县共注册家庭农场720家,共流转土地总面积10 825.70hm²;规模方面,6.67~13.33hm²136家,13.33~33.33hm²105家,33.33~66.67hm²26家,66.67hm²以上14家,全县农地流转水平整体较高,且呈流转规模加大、速度加快之势。与此同时,该县“家庭农场”的发展也面临一定的挑战,据县农委工作人员介绍,全县在家庭农场发展初期土地流转较为顺利,但当农地流转率达到一定水平后,近年来再难有突破,农地流转市场出现了供需不平衡的现象,一方面有很多种粮大户和外来资本表示渴望继续扩大经营规模,但另一方面,很多农户则不愿意参与流转,有的甚至宁愿请人代耕也不愿转出土地,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该县家庭农场的进一步发展。郎溪县农地流转市场供需不平衡的现象为研究农户农地转出意愿与转出行为问题提供了适宜的研究区域。
为了保证调查的科学性,尽可能反映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及职业的农户对待农地流转的态度,本次调查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选取建平镇、飞鲤镇、十字镇和涛城镇等4个较为典型的乡镇,每个乡镇再选取2~3个典型行政村（社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为了保证数据的真实性,调查形式采取调研员与农户一对一问卷的方式,调查过程中一方面尽量避开村干部,另一方面向农户说明调查意图,防止农户出现策略选择。共发放问卷440份,回收有效问卷406份,占问卷总数的92.27%,其中流转户（转出）194份,未流转户212份。

3.2 样本特征

调查显示,样本农户中男性占64.78%,女性占35.22%;且年龄普遍较大,其中51~60岁范围的占比最多,约占35.71%;受教育程度基本都在高中及以下,其中以初中文化程度居多,约占36.45%;兼业农户最多,占47.78%。从家庭状况来看,53.20%的农户家庭非农劳动力人数在2人及以下;家庭年收入在5万~8万的农户居多,占样本农户的40.89%。整体而言,样本农户特征基本符合目前中国农村留守农户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现实,且相关经济数据符合地方年鉴统计资料,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农户意愿与行为方面,研究区样本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整体较高,73.40%的农户表示愿意转出承包地,但却仅有47.78%的农户转出了承包地,约四分之一的农户出现了流转意愿与流转行为相悖离的现象（见表1）。
Table 1
表1
表1样本农户描述性统计
Table 1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ample farmers

项目	选项	频数	频率/%	项目	选项	频数	频率/%
性别	男	263	64.78	非农劳动力人数/人	≤2	216	53.20
	女	143	35.22		3	117	28.82
年龄/岁	≤30	33	8.13		4	48	11.82
	31~40	56	13.79	≥5		25	6.16
	41~50	98	24.14	家庭年收入/万元	≤3	53	13.05
	51~60	145	35.71		3~5	79	19.46
	>60	74	18.23		5~8	166	40.89
受教育程度	未上学	56	13.79		8~12	66	16.26
	小学	105	25.86	>12		42	10.34
	初中	148	36.45	是否愿意转出承包地	不愿意	108	26.60
	高中	88	21.67		愿意	298	73.40
	大学及以上	9	2.23	是否已经转出承包地	否	212	52.22
职业	务农	153	37.68		是	194	47.78
	兼业	194	47.78
	非农就业	59	1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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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模型构建

3.3.1 意愿模型
依据计划行为理论,农户农地转出意愿主要受行为态度（BA₁-BA₃）、主观规范（SN₁-SN₃）和知觉控制（PC₁-PC₄）三方面因素影响。将被解释变量Y₁（转出意愿）作如下定义：不愿意=1,愿意=2。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并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ln[P1/(1-P1)]=∑i=13αiBAi+∑i=13βiSNi+∑i=14γiPCi+b+ε（1）
式中P₁为农户农地转出意愿Y₁的水平概率;BA、SN、PC分别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控制类变量;α、β、γ为各变量回归系数;b为常数项;ε为随机扰动项。
3.3.2 行为模型
依据改进的计划行为理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决策不仅受行为态度（BA₁-BA₃）、主观规范（SN₁-SN₃）和知觉控制（PC₁-PC₄）三方面因素影响,还受到风险预期因素（RE₁-RE₅）的制约。将被解释变量Y₂（转出行为）作如下定义：未转出=1,已经转出=2。同样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并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2）
式中P₂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Y₂的水平概率;BA、SN、PC、RE分别表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控制和风险预期类变量;α、β、γ、θ为各变量回归系数;b为常数项;ε为随机扰动项。各变量定义与统计见表2。
Table 2
表2
表2变量定义与统计
Table 2Variable definition and statistics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转出意愿	Y1	不愿意=1,愿意=2	1.73	0.44
转出行为	Y2	未转出=1,已经转出=2	1.48	0.50
解释变量
1.行为态度
流转收益可观	BA1	完全不同意=1,不同意=2,不确定=3,同意=4,完全同意=5	4.16	0.68
流转有利于发展规模农业	BA2		3.12	0.63
流转有益于壮大集体经济	BA3		3.27	0.79
2.主观规范
流转行为受家人和亲戚影响程度	SN1	无影响=1,影响很小=2,不确定=3,有影响=4,影响非常大=5	3.65	0.81
流转行为受政府和村委会影响程度	SN2		3.39	0.67
流转行为受邻居和朋友影响程度	SN3		3.51	0.84
3.知觉控制
年龄大了,促使流转	PC1	完全不同意=1,不同意=2,不确定=3,同意=4,完全同意=5	4.07	0.55
家庭劳动力短缺,促使流转	PC2		3.93	0.77
非农就业机会多,促使流转	PC3		3.87	0.74
流转政策很熟悉,促使流转	PC4		3.44	0.62
4.风险预期
是否担心转入户毁约弃耕	RE1	完全不担心=1,有点担心=2,一般=3,担心=4,十分担心=5	4.21	0.75
是否担心合同结束后无法收回承包地	RE2		3.19	0.71
是否担心流转后养老没有保障	RE3		3.06	0.51
是否担心承包地被过度利用	RE4		4.17	0.66
是否担心承包地被撂荒	RE5		3.94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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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及分析

运用SPSS17.0软件分别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与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模拟,采用“向前（条件）”的方法将对应变量带入模型,统计量通过90%置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设为变量进入依据,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Table 3
表3
表3二元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
Table 3Binary logistic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意愿模型（n=406）				行为模型（n=298）
		系数	显著性	优势比		系数	显著性	优势比
1.行为态度
流转收益可观	BA1	1.238***	0.009	2.198		0.747**	0.029	1. 839
2.主观规范
流转受政府和村委会影响程度	SN2	0.552*	0.092	1.115
3.知觉控制
年龄大了,促使流转	PC1	0.873*	0.071	0.752		1.452**	0.025	0.985
家庭劳动力短缺,促使流转	PC2	0.274**	0.047	0.579		0.311*	0.057	1.137
非农就业机会多,促使流转	PC3					0.697*	0.063	0.674
流转政策很熟悉,促使流转	PC4					1.157 **	0.039	2.428
4.风险预期
是否担心转入户毁约弃耕	RE1					-0.641***	0.008	3.216
是否担心承包地被过度利用	RE4					-0.764**	0.039	1.622
是否担心承包地被撂荒	RE5					-0.272*	0.084	0.967
-2 log likelihood		124.672				235.421
H-L Tests		Sig.=0.252				Sig.=0.318
Model Chi-Square		6.569				11.642
模型预测准确率/%		87.240				91.120

注：*、**、***分别表示在90%、95%和99%置信水平上的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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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意愿模型。农户农地转出意愿主要受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控制三方面因素影响,其中行为态度变量中BA₁的影响在99%置信水平上显著,主观规范变量中SN₂的影响在90%置信水平上显著,知觉控制变量中PC₁和PC₂的影响在90%和95%置信水平上显著,其它变量未进入模型。说明在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形成过程中,流转收益状况是农户考虑的首要因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户的意愿取向,这也符合S·Popkin的“理性小农”假设^[28],而行为态度中BA₂和BA₃未进入模型,反映出农户的认知往往比较狭隘,一般不会考虑自身行为能否实现更高的社会价值;其次,政府和村委会的态度会对农户意愿产生一定影响,这是因为农村社会中这部分群体往往拥有较高的威望和号召力,其提倡的行为往往会对农户产生很强的带动作用;此外,农业劳动力高龄化、家庭劳动力短缺等现实问题是促使农户产生农地转出意愿的关键。
（2）行为模型。行为态度、知觉控制和风险预期是影响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其中行为态度变量中BA₁的影响在95%置信水平上显著,知觉控制变量中PC₁、PC₂、PC₃和PC₄的影响分别在95%、90%、90%和95%置信水平上显著,风险预期变量中RE₁、RE₂、RE₃的影响则分别在99%、95%、90%置信水平上负向显著,其它变量未进入模型。说明流转收益可观,再加上家庭劳动力不足致使很多农户产生了转出承包地的意愿,而农业比较利益低下、非农就业机会的出现以及对流转政策的逐步了解进一步促使农户作出转出承包地的决策;另一方面,当真正面临是否转出承包地时,农户对由此可能带来的各类风险的预期是影响其行为决策的关键,转入户“毁约弃耕”会直接导致农户经济利益受损,这是农户最难以接受的,另外出于传统农民根深蒂固的“爱地情怀”,使得他们十分关心承包地转出后是否会被过度利用或者撂荒,从而导致土地质量下降,这也是农户无法接受的。而风险预期变量中RE₂未进入模型,这可能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有关,调查显示,研究区超过80%农户已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并将其视为财产权的象征,这部分农户认为只要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就不存在收不回承包地的风险,这也验证了“得到证明的权利比未得到证明的权利更具价值”的国际经验^[29];此外,RE₃也没有进入模型,这可能与当今社会承包地的社会保障价值不断降低有关。
（3）意愿模型与行为模型的对比。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控制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和转出行为的影响呈现总体一致、局部差异的特征,这与改进的计划行为理论的假设基本一致。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受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控制三方面因素影响,而转出行为主要受行为态度和知觉控制两方面因素影响,主观规范对其影响不显著,说明从农户产生农地转出意愿到最终决定行为是否发生的过程中,其在不断弱化社会习俗的规范效用。另一方面,风险预期变量在行为模型中呈现负向显著性,验证了“风险阻滞了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向转出行为顺利转化”的假设,即农户会在反复评估可能发生的各类风险的基础上再决定是否转出承包地。农地流转后转入户毁约弃耕、承包地被过度利用或者撂荒等风险是农户农地转出意愿能否向转出行为顺利转化的关键,一旦农户认为流转后毁约弃耕的可能性很大,且无法避免承包地被过度利用或撂荒,导致土地质量下降,转出承包地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5 结论与启示

农地流转是推动中国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推进农地流转不仅需要农户积极的参与意愿,更需要将参与意愿顺利转化为参与行为。本文在对社会心理学领域经典理论——“计划行为理论”进行有效改进的基础上,结合安徽省郎溪县的实地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地流转中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和转出行为的差异及其原因,得出如下结论和启示：
（1）改进的计划行为理论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和转出行为均具备较强的解释能力。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是理想状态下的选择,主要受行为态度（流转收益）、主观规范（政府和村委会规范作用）和知觉控制（家庭劳动力短缺）影响;而转出行为是现实状态下的决定,主要受行为态度（流转收益）和知觉控制（家庭劳动力短缺、非农就业机会、政策了解程度）影响,主观规范对其影响不显著。因此,要想切实提高农地流转效率,首先必须为年龄偏大的农户提供就业培训,提高其非农就业能力,同时为其增加稳定的非农就业机会,弱化其对农地的依赖程度;其次要加强农地流转相关政策的宣传和引导,消除传统观念对农地流转的抑制,增强农户流转意识。
（2）风险预期是导致农户农地转出意愿与转出行为相悖离的关键因素。研究区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明显高出转出行为,本文通过引入“损失厌恶理论”中“风险”的概念,分析了农户对农地流转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类风险的预期,对转出意愿向转出行为转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农地流转后转入户毁约弃耕、承包地被过度利用或者撂荒等风险严重阻滞了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向转出行为顺利转化,是导致意愿与行为相悖离的关键因素。因此,应该慎重对待农地流转可能带来的各类隐性风险,通过构建规模经营资格准入机制和流转保障金制度等有效措施,严防“毁约弃耕”现象发生;同时加强对农地流转后土地利用状况的监管,严格禁止不合理的土地利用行为及大规模囤地、撂荒等现象。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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