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臣林A study on farmers' land investment behavior in resettlement area based on PVT
RENLi, GANChenlin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8-01-27
修回日期:2018-04-12
网络出版日期:2018-08-25
版权声明:2018《资源科学》编辑部《资源科学》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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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久以来,在中国农村地区的非自愿性移民安置实践中,“农业安置”是最基本也是最常见的安置模式,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特定历史时期非自愿性移民安置的现实困难,为农村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这种“以土为本、以农为主”思路的有效性,是基于农村地区农民生存禀赋和生计资本的实际,通过为其配置一定数量的土地资源以恢复和重建其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然而近年来,随着基础设施建设阶段的持续深入,这种依赖土地资源禀赋和人地关系调整的安置模式在实践中遇到较大阻力,安置效果和安置效率呈现出“双低困局”,传统的移民安置模式亟待改革创新[1,2]。针对移民农业安置模式面临的现实困境,众多****基于不同视角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如陈银蓉等认为,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造成的土地淹没、灭失不可避免,进而加剧了移民安置区人地关系的局部紧张[3];魏珊等、刘灵辉等从制度设计层面分别强调了移民安置控制权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对移民农业安置效果产生的负面影响,并探讨了各方在利益分配中的矛盾冲突原理[4,5];王永平等从环境生态的角度解读了环保标准提高、耕地开垦受限、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政策对土地资源稀缺地区移民安置工作造成的困扰[6];贾永飞、马力等、刘远新等基于经济学理论构建指标体系,针对农户生计资本、家庭收入结构、劳动力就业、农户满意度等多方面对现行农业安置效率进行了分析,认为纯粹的农业安置已经不适应城市化发展的要求,并且制约着农村移民的就业选择[7,8,9]。
从已有文献来看,现有研究多是围绕资源配置和制度设计层面展开,对移民农业安置模式的现实困境具备一定的解释能力,但忽略了一个事实：土地资源不仅是移民安置活动最重要的生计资本,同时也是农户生产性投入行为最直接的客体,农业安置模式的效果和效率,会具体表现为农户土地投入意愿和行为的变化[10]。感知价值理论指出,农户由于认知水平的差异,对于利益和风险的感知会有所不同,进而影响其行为意愿和行为响应[11,12]。
徐玉婷等对农户土地投入行为的研究中发现,不同类型农户由于潜在的家庭和禀赋特征,会呈现出显著的行为差异[13]。在移民迁移过程中,依附于土地的社会关系、生计方式、人文精神、情感归属等会发生解体与重构[14,15],这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农户的认知变化。这些变化是否会引起农户土地投入行为的差异,差异的结果又是如何,是移民安置模式改革创新亟需研究的问题。基于此,本文试图在感知价值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农户土地投入行为决策模型”,分析安置区原住民与移民两类农户主体土地投入行为差异的理论逻辑,并根据调研数据和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从农户行为的视角解释当前形势下移民农业安置模式的现实困境。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2.1 感知价值理论
感知价值理论最早起源于1988年Zeithaml对消费者意愿及行为的研究,他认为顾客的消费意愿与行为由其个人对产品、服务或行为的感知价值所决定,而感知价值是消费者基于个体认知对产品或服务所带来的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的主观权衡与评价[16]。关于感知价值的来源,“层次模型”基于个体处理感知信息的三个阶段对其进行了阐述：在第一阶段,个体首先会对具体的产品属性或行为结果形成价值判断;随后的第二阶段,又会对其他伴生性收益或风险进行主观评价（如情感变化、舆论压力等）;而在第三阶段,个体会基于自身所处的环境条件对前面两个阶段的认知结果进行综合考量,并最终形成感知价值。“层次模型”说明的是感知价值形成的机理和过程,并强调了这种价值认知的主观性[17]。关于感知价值对个体行为决策机制的影响,“权衡模型”认为感知价值是个体行为利得和行为利失之间的权衡比较,且个体的行为意愿和行为响应与感知价值的大小显著正相关[18]。因此,基于感知价值理论,个体行为在行动逻辑路径上遵循“认知层次→认知权衡→感知价值→行为意愿→行为响应”的范式。由该范式可以看出,个体行为受到感知价值的支配,但其本质是受到认知层次（感知价值的来源）的影响,认知个体对某一事物认知层次的差异决定了其对该事物感知价值的不同,感知价值的不同又进一步作用产生不同的行为响应[19]。2.2 理论模型：农户土地投入行为决策模型
行为经济学研究发现,理性个体具有提高收益、规避风险的行为倾向[11],这从理论上支持了从感知价值的视角对农户土地投入行为进行研究。基于2.1章节中的个体行为逻辑路径范式,结合农户土地投入行为的实际情况以及相关****的农户行为研究成果,从农户感知价值的视角,可构建“农户土地投入行为决策模型”,如图1所示。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农户土地投入行为决策模型
-->Figure 1The model of farmers’ land investment behavior
-->
“农户土地投入行为决策模型”以感知价值（Perceived Values,PV）为核心概念,表示农户根据自身情况综合权衡土地投入利益与风险后,对土地投入价值做出的主观评价。感知利益（Perceived Benefits,PB）和感知风险（Perceived Risks,PR）为感知价值（PV）的前置因素,表示感知价值（PV）是感知利益（PB）和感知风险（PR）权衡的结果;投入意愿（Behavioral Intentions,BI）和投入行为（Behavior Responses,BR）为感知价值（PV）的后置因素,表示感知价值（PV）会影响行动主体的行为意愿（BI）和行为决策（BR）。
投入意愿（BI）表示农户对土地投入的心理意向,理论上若农户对土地投入持较高的感知价值（PV）会刺激其土地投入的心理意向,提高投入意愿（BI）。投入行为（BR）表示农户在实际耕作中对土地的投入程度,理论上若农户对土地的投入意愿（BI）越强烈,其将该意愿付诸实际行动的可能性就越大,会提高农户的投入行为（BR）强度。此外,行为经济学指出行为决策是个体对感知收益和感知风险进行比较——即感知价值（PV）的结果[11],因此农户对土地投入的感知价值（PV）越高,也会直接促进农户的土地投入行为（BR）。
感知利益（PB）表示农户根据自身情况对土地投入利益做出的主观评价,而感知风险（PR）表示农户根据自身情况对土地投入风险做出的主观评价。理论上,感知利益（PB）越高,表示农户对土地投入利益的评价越佳,这不但会直接促进土地投入感知价值（PV）的提高,也会直接对农户的土地投入意愿（BI）及土地投入行为（BR）产生一定的正面影响;相反,感知风险（PR）越高,表示农户对土地投入风险的评价越大,这不但会直接降低土地投入感知价值（PV）,也会直接对农户的土地投入意愿（BI）及土地投入行为（BR）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经济利益因子（Economic Benefit Factors,EBF）、心理利益因子（Psychological Benefit Factors,PBF）、情境利益因子（Situational Benefit Factors,SBF）、经济风险因子（Economic Risk Factors,ERF）、心理风险因子（Psychological Risk Factors,PRF）、情境风险因子（Situational Risk Factors,SRF）6个变量是土地投入感知价值（PV）的价值因子,包括3个利益因子和3个风险因子,是从利益和风险两个维度对土地投入存在的一些具体得失情境的测度。理论上,农户对土地利用的利益或风险因子的感知强度越大,表明对农户而言土地投入存在的好处或风险损失就越大,农户关于土地投入的感知利益（PB）或感知风险（PR）就越高[20,21,22,23,24,25,26]。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结合农户半结构访谈和安置区农业生产的实际,设计29个观测指标和问卷题项,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的指标赋值方式,测度理论模型中的11个变量。具体指标选取与赋值如表1所示。
Table 1
表1
表1农户土地投入行为决策模型变量设计与指标赋值
Table 1Variables design and index assignment of the farmers’ land investment behavior model
| 模型变量 | 测量指标 | 指标赋值 |
|---|---|---|
| 经济利益因子 （EBF） | 农产品收成可节省农户部分家庭食品开支（EBF1） | □完全赞同 □比较赞同 □一般 □不太赞同 □完全不赞同 |
| 获得农业收入可为农户家庭提供一定的经济来源（EBF2） | □完全赞同 □比较赞同 □一般 □不太赞同 □完全不赞同 | |
| 持续耕种土地能享受国家相关优惠补贴政策（EBF3） | □完全赞同 □比较赞同 □一般 □不太赞同 □完全不赞同 | |
| 心理利益因子 （PBF） | 耕种土地可实现农户的社会价值（PBF1） | □完全赞同 □比较赞同 □一般 □不太赞同 □完全不赞同 |
| 耕种土地可获得一定的社会认同（PBF2） | □完全赞同 □比较赞同 □一般 □不太赞同 □完全不赞同 | |
| 耕种土地有利于农户的身心健康（PBF3） | □完全赞同 □比较赞同 □一般 □不太赞同 □完全不赞同 | |
| 情境利益因子 （SBF） | 耕种土地是保障家庭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方式（SBF1） | □完全赞同 □比较赞同 □一般 □不太赞同 □完全不赞同 |
| 耕种自家土地能为农户家庭提供更安全的农产品（SBF2） | □完全赞同 □比较赞同 □一般 □不太赞同 □完全不赞同 | |
| 改善耕种条件可以促进土地保值和增值（SBF3） | □完全赞同 □比较赞同 □一般 □不太赞同 □完全不赞同 | |
| 总体感知利益 （PB） | 总体而言,耕种土地能够带来多方面的利得（PB1） | □完全赞同 □比较赞同 □一般 □不太赞同 □完全不赞同 |
| 经济风险因子 （ERF） | 耕种土地所需的资金成本太高（ERF1） | □完全赞同 □比较赞同 □一般 □不太赞同 □完全不赞同 |
| 耕种土地所需的劳动力成本太高（ERF2） | □完全赞同 □比较赞同 □一般 □不太赞同 □完全不赞同 | |
| 耕种土地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太低（ERF3） | □完全赞同 □比较赞同 □一般 □不太赞同 □完全不赞同 | |
| 心理风险因子 （PRF） | 耕种土地会引发一定的家庭矛盾（PRF1） | □完全赞同 □比较赞同 □一般 □不太赞同 □完全不赞同 |
| 在家务农会造成农户的颜面损失（PRF2） | □完全赞同 □比较赞同 □一般 □不太赞同 □完全不赞同 | |
| 耕种土地会带来严重的心理负担（PRF3） | □完全赞同 □比较赞同 □一般 □不太赞同 □完全不赞同 | |
| 情境风险因子 （SRF） | 农业生产会受到气象、病虫等灾害的影响（SRF1） | □完全赞同 □比较赞同 □一般 □不太赞同 □完全不赞同 |
| 农产品销售会受到市场行情波动的影响（SRF2） | □完全赞同 □比较赞同 □一般 □不太赞同 □完全不赞同 | |
| 农业收成和收入不稳定,具有不确定性（SRF3） | □完全赞同 □比较赞同 □一般 □不太赞同 □完全不赞同 | |
| 总体感知风险 （PR） | 总体而言,耕种土地会带来多方面的利失（PR1） | □完全赞同 □比较赞同 □一般 □不太赞同 □完全不赞同 |
| 感知价值 （PV） | 农户对土地投入行为的基本态度（PV1） | □十分肯定 □比较肯定 □一般 □比较否定 □十分否定 |
| 农户对增加土地投入的意义认知（PV2） | □十分积极 □比较积极 □一般 □比较消极 □十分消极 | |
| 农户对增加土地投入的价值认可（PV3） | □完全认可 □比较认可 □一般 □不太认可 □完全不认可 | |
| 投入意愿 （BI） | 农户在土地投入行为中付出劳动的主观愿望（BI1） | □非常愿意 □比较愿意 □一般 □不太愿意 □完全不愿意 |
| 农户在土地投入行为中付出资金的主观愿望（BI2） | □非常愿意 □比较愿意 □一般 □不太愿意 □完全不愿意 | |
| 农户在土地投入行为中付出时间的主观愿望（BI3） | □非常愿意 □比较愿意 □一般 □不太愿意 □完全不愿意 | |
| 投入行为 （BR） | 农户在土地投入行为中付出劳动的相对多寡（BR1） | □比大家多得多 □比大家多一些 □和大家一样多 □比大家少一些 □比大家少得多 |
| 农户在土地投入行为中付出资金的相对多寡（BR2） | □比大家多得多 □比大家多一些 □和大家一样多 □比大家少一些 □比大家少得多 | |
| 农户在土地投入行为中付出时间的相对多寡（BR3） | □比大家多得多 □比大家多一些 □和大家一样多 □比大家少一些 □比大家少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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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假说
在移民安置区,原住民与迁入安置区的移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无法完全融合的两类不同农户群体。对安置区的移民农户而言,非自愿的移民安置活动给其生活、生产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由于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移民农户被迫永久搬离世代赖以繁衍生息的故土,在这过程中不仅失去了原先居住、耕作的土地,还意味着依附于原先居住、耕作土地（生活、生产空间）的社会关系、生计方式、人文精神、情感归属等遭受很大程度的破坏或损失;尽管移民农户通过安置活动在安置区获得了一定的居住、耕作的土地以及资金和其它补偿,但在安置区获得的居住、耕作土地已不再是曾经熟悉的故土,依附于故土的社会关系、生计方式、人文精神、情感归属等遭受的破坏或损失也无法通过资金和其它补偿方式完全弥补[14]。而对于安置区的原住民农户而言,移民安置活动给其生活、生产带来的影响则相对较小：为安置迁入的移民,安置区原住民被迫调整出一定的居住、耕作土地用以移民生活、生产的恢复并获得相应的资金和其它补偿,在这过程中,原住民的生活、生产空间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其社会关系、生计方式、人文精神、情感归属受移民安置活动的影响也较小[15]。由此可见,移民安置活动对安置区的原住民与迁入安置区的移民的两类农户主体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两者获得的资金和其他补偿额度也存在差异。
与原住民农户相比,移民农户生活、生产方式属于“推倒重来”式重建,在安置区重建生活、生产方式时,移民农户有更加广阔的选择空间（农业、非农业、兼业）和更加强劲的资金支持（政府资金补偿更多）,在生活、生产方式重建选择过程中,移民农户关于土地利用的认知层次必然与安置区原住民农户产生差异[15]。
根据感知价值理论的“层次模型”[17],移民安置区移民农户与原住民农户关于土地利用的三个认知层次均存在一定差异：①与安置区原住民农户相比较,移民农户对在安置区获得的土地是陌生的,其对于该土地的自然属性（土壤肥力、质地等）、地理属性（空间位置等）、文化属性（土地情节等）等具体属性的感知与故土的土地存在差异,这引起了两类认知主体在土地利用第一认知层次上的差异;②与安置区原住民农户相比较,移民农户在生活、生产方式重建过程中有选择不同于以往生计方式的动机与动力,在面临土地利用选择问题时,移民农户所承受的机会成本更大,其对土地利用可能带来的其他方面的收益和风险的感知也不同,这引起了两类认知主体在土地利用第二认知层次上的差异;③移民安置区中两类认知主体所处的具体情境有本质区别,与安置区原住民农户相比较,移民农户在生活、生产方式重建过程中需要考量的土地利用不确定因素更多,土地利用的风险也更大,这引起了两类认知主体在土地利用第三认知层次上的差异。
由此可见,理论上,移民安置区的原住民农户与移民农户这两类认知主体在土地利用的认知层次上存在一定差异。然而,依据感知价值理论的认知主体行为逻辑路径范式及农户土地投入行为决策模型,移民安置区中两类认知主体在土地利用上的认知层次的差异,必然导致其对土地投入感知价值的差异,进一步形成两类认知主体土地投入意愿与行为的差异。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移民安置区农户土地投入行为差异的理论逻辑链,如图2所示。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移民安置区农户土地投入行为差异的理论逻辑链
-->Figure 2The logic chain of the differentiation of farmers’ land investment behavior in agricultural resettlement areas
-->
根据“农户土地投入行为决策模型”,移民安置区原住民与移民两类农户主体的土地投入行为差异结果会直接体现在模型参数估计值的差异上,因此本文提出待验证的研究假说：移民安置区原住民与移民两类农户的“土地投入行为决策模型”参数估计值存在显著差异。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方法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以下简称SEM）属于多变量高等统计学的范畴,是一种被广泛采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方法[11, 19]。“农户土地投入行为决策模型”描述了农户进行土地投入行为决策时的逻辑路径,该模型的变量关系和模型结构符合SEM的方法特征,如图3所示。其中PV、BI、BR、PB、PR、EBF、PBF、SBF、ERF、PRF、SRF这11个模型变量为SEM的潜在变量;而EBF1、EBF2、EBF3等29个测量指标为SEM的观测变量;各潜在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构成了SEM的结构模型;观测变量与潜在变量之间的对应关系则构成了SEM的测量模型[27]。同时,为验证移民安置区农户土地投入行为差异假说,需从多群组的视角对比分析安置区原住民与移民两类农户群体的行为差异。因此,基于“农户土地投入行为决策模型”的特点及研究需要,适宜采用多群组SEM的相关研究方法和软件（AMOS 21.0）来进行定量研究。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农户土地投入行为决策结构方程模型
-->Figure 3The SEM of farmers’ land investment behavior
-->
3.2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湖南渫水皂市水利枢纽工程的移民安置方案属于典型的移民农业安置模式,本文样本数据来自2015年7—8月和2016年1月对皂市水利枢纽工程移民安置区农户（包括原住民农户与移民农户）的访谈调查,调查区域包含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澧县和临澧县,访谈调查中共回收有效问卷460份,其中安置区原住民农户样本274份,移民农户样本186份。两类调查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如表2所示。Table 2
表2
表2调查样本描述性统计特征
Table 2Descriptive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 under investigation
| 变量 | 分类准则 | 移民农户 | 原住民农户 | 变量 | 分类准则 | 移民农户 | 原住民农户 | ||||||
|---|---|---|---|---|---|---|---|---|---|---|---|---|---|
| 户数 | 比例/% | 户数 | 比例/% | 户数 | 比例/% | 户数 | 比例/% | ||||||
| 性别 | 男 | 104 | 55.91 | 185 | 67.52 | 社会阶层地位 | 普通村民 | 171 | 91.94 | 217 | 79.20 | ||
| 女 | 82 | 44.09 | 89 | 32.48 | 中共党员 | 10 | 5.38 | 36 | 13.14 | ||||
| 村干部 | 5 | 2.69 | 21 | 7.66 | |||||||||
| 年龄 | ≥65岁 | 48 | 25.81 | 56 | 20.44 | ||||||||
| 55~64岁 | 72 | 38.71 | 81 | 29.56 | 就业情况 | 在家以务农为主 | 94 | 50.54 | 177 | 64.60 | |||
| 45~54岁 | 35 | 18.82 | 75 | 27.37 | 在家以非农为主 | 45 | 24.19 | 52 | 18.98 | ||||
| 35~44岁 | 28 | 15.05 | 52 | 18.98 | 外出务工 | 39 | 20.97 | 36 | 13.14 | ||||
| <35岁 | 3 | 1.61 | 10 | 3.65 | 暂未就业 | 8 | 4.30 | 9 | 3.28 | ||||
| 文化程度 | 高中及以上 | 13 | 6.99 | 27 | 9.85 | 移民安置后家庭承包地面积 | >10亩 | 3 | 1.61 | 18 | 6.57 | ||
| 初中 | 63 | 33.87 | 96 | 35.04 | 5.1~10.0亩 | 48 | 25.81 | 106 | 38.69 | ||||
| 小学 | 78 | 41.94 | 106 | 38.69 | 2.1~5.0亩 | 120 | 64.52 | 134 | 48.91 | ||||
| 文盲 | 32 | 17.20 | 45 | 16.42 | ≤2亩 | 15 | 8.06 | 16 | 5.8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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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可知,安置区原住民与移民两类农户样本受访对象整体上以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中年男性普通村民为主,其家庭承包地面积在0.13~0.67hm2（2~10亩）之间。农户的基本特征符合研究的要求,研究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也可以看出,两类农户样本受访对象在性别结构、年龄结构、文化程度结构、社会阶层地位结构、就业情况结构以及移民安置后家庭承包地面积结构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4 数据模型分析
4.1 数据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在使用SEM进行定量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对样本数据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在11个潜在变量中,感知利益（PB）和感知风险（PR）的测量题项是唯一的,因此无需检验其信度与效度。通过SPSS 23.0软件检验剩余9个潜在变量的信度与效度,结果如表3所示。Table 3
表3
表3农户土地投入行为决策结构方程模型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
Table 3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results of the farmers’ land investment behavior SEM
| 变量类型 | 模型变量 | 测量题项 | 信度检验 | 效度检验 | ||
|---|---|---|---|---|---|---|
| α系数 | KMO值 | 因子载荷 | ||||
| 主体因素 | 感知利益（PB） | PB1 | — | — | — | |
| 感知风险（PR） | PR1 | — | — | — | ||
| 感知价值（PV） | PV1、PV2、PV3 | 0.856 | 0.754*** | 0.877、0.903、0.910 | ||
| 投入意愿（BI） | BI1、BI2、BI3 | 0.833 | 0.721*** | 0.858、0.847、0.913 | ||
| 投入行为（BR） | BR1、BR2、BR3 | 0.804 | 0.684*** | 0.882、0.857、0.835 | ||
| 价值因子 | 经济利益（EBF） | EBF1、EBF2、EBF3 | 0.814 | 0.691*** | 0.802、0.839、0.746 | |
| 心理利益（PBF） | PBF1、PBF2、PBF3 | 0.828 | 0.709*** | 0.875、0.838、0.870 | ||
| 情境利益（SBF） | SBF1、SBF2、SBF3 | 0.769 | 0.675*** | 0.832、0.851、0.801 | ||
| 经济风险（ERF） | ERF1、ERF2、ERF3 | 0.821 | 0.714*** | 0.824、0.759、0.863 | ||
| 心理风险（PRF） | PRF1、PRF2、PRF3 | 0.896 | 0.765*** | 0.857、0.869、0.907 | ||
| 情境风险（SRF） | SRF1、SRF2、SRF3 | 0.889 | 0.873*** | 0.906、0.933、0.85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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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可知,各潜在变量的α信度系数在0.769~0.896之间,大于0.6的阈值条件,样本数据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检验的结果则显示,各潜在变量的KMO值在0.675~0.873之间,大于0.5的阈值条件,且Bartlett球体检验的伴随概率均小于0.01;所有指标的因子载荷在0.746~0.933之间,大于0.5的阈值条件。以上结果表明,问卷的测量结果稳定可靠,且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数据质量通过检验。
4.2 多群组的SEM结果分析
多群组的SEM分析能够直接评估同一理论模型在不同的群体之间是否始终有效或参数具有不变性[27],根据模型限制条件的严苛程度,多群组的SEM分析有多种模型设定方式,本文基于研究目的选择“无限制模型”（模型中未设定限制参数,允许两个群体有不同的测量模型、结构模型等,本文主要考察两个群体结构模型的路径系数是否有显著差异）的参数估计结果来分析。根据AMOS 21.0软件的多群组SEM分析结果,汇总得到“无限制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标,如表4所示。Table 4
表4
表4农户土地投入行为决策结构方程模型拟合优度检验
Table 4Fitting test of the farmers’ land investment behavior SEM
| 适拟合优度统计量 | 适拟合优度统计值 | 标准值 |
|---|---|---|
| χ2/df | 2.831 | <3.00 |
| GFI | 0.925 | >0.80 |
| AGFI | 0.933 | >0.80 |
| RMR | 0.043 | <0.08 |
| NFI | 0.941 | >0.80 |
| RFI | 0.909 | >0.80 |
| PGFI | 0.727 | >0.50 |
| PNFI | 0.784 | >0.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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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表4所示,“无限制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均满足阈值条件,多群组的SEM拟合效果较好,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汇总安置区原住民与移民两类农户主体土地投入行为决策模型的估计参数以及其差异显著性状况如表5所示。
Table 5
表5
表5路径系数估计值及其差异显著性状况
Table 5The estimated values of path coefficients and the difference significance
| 路径 | 系数估计值 | 路径系数差 异显著性 | 路径 | 系数估计值 | 路径系数差 异显著性 | |||
|---|---|---|---|---|---|---|---|---|
| 原住民 | 移民 | 原住民 | 移民 | |||||
| PB←EBF | 0.574*** | 0.433*** | 否 | BR←PB | 0.137* | 0.121 | 是 | |
| PB←PBF | 0.407*** | 0.323*** | 否 | PV←PR | -0.576*** | -0.723*** | 是 | |
| PB←SBF | 0.259*** | 0.242*** | 否 | BI←PR | -0.172* | -0.289** | 是 | |
| PR←ERF | 0.524*** | 0.711*** | 是 | BR←PR | -0.132 | -0.206** | 是 | |
| PR←PRF | 0.301*** | 0.384*** | 否 | BI←PV | 0.811*** | 0.503*** | 是 | |
| PR←SRF | 0.472*** | 0.501*** | 否 | BR←PV | 0.406*** | 0.273*** | 是 | |
| PV←PB | 0.402*** | 0.357*** | 否 | BR←BI | 0.621*** | 0.324*** | 是 | |
| BI←PB | 0.286** | 0.183* | 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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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5可知,安置区原住民与移民两类农户主体的土地投入行为决策模型路径及路径系数不完全相同,且ERF→PR、PB→BR、PR→PV、PR→BI、PR→BR、PV→BI、PV→BR、BI→BR这8条路径的路径系数存在显著性差异。由此表明,移民安置区原住民与移民两类农户主体的土地投入行为存在显著性差异,研究假说获得证实。
为进一步对比分析各个变量对安置区原住民与移民两类农户主体土地投入行为影响的大小差异,在剔除不显著路径后,分别汇总两个模型中各个变量对农户土地投入行为（BI）的标准化总效应,如表6所示。
Table 6
表6
表6各潜在变量对土地投入行为的标准化总效应
Table 6The standardization general effect of potential variables to the land investment behaviors
| 变量类型 | 潜在变量 | 原住民 | 移民 |
|---|---|---|---|
| 主体因素 | 感知利益（PB） | 0.68 | 0.21 |
| 感知风险（PR） | -0.63 | -0.61 | |
| 感知价值（PV） | 0.91 | 0.44 | |
| 投入意愿（BI） | 0.62 | 0.32 | |
| 价值因子 | 经济利益（EBF） | 0.39 | 0.09 |
| 心理利益（PBF） | 0.28 | 0.07 | |
| 情境利益（SBF） | 0.18 | 0.05 | |
| 经济风险（ERF） | -0.33 | -0.44 | |
| 心理风险（PRF） | -0.19 | -0.24 | |
| 情境风险（SRF） | -0.30 | -0.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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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6分析可知：
（1）各个影响变量对安置区原住民与移民两类农户主体土地投入行为的作用存在一定差异。与原住民农户相比较,除PR以外,正向影响变量感知利益（PB）、感知价值（PV）、投入意愿（BI）、经济利益（EBF）、心理利益（PBF）、情境利益（SBF）对移民农户土地投入行为的作用普遍较小,而负向影响变量感知风险（PR）、经济风险（ERF）、心理风险（PRF）、情境风险（SRF）对移民农户土地投入行为的作用普遍较大,反映出移民农户的土地投入行为比原住民农户更加容易受到负向影响变量——成本与风险因素的支配。
（2）在土地投入行为的主体影响因素中,影响安置区原住民与移民两类农户主体土地投入行为的主导因素不同。原住民农户的土地投入行为受感知价值（PV,总效应0.91）主导,而移民农户的土地投入行为受感知风险（PR,总效应-0.61）主导,表明农业安置区原住民与移民两类农户主体的土地投入行为的主要动机存在较大差异。原住民农户的土地投入行为主要建立在对土地投入存在的得失两面（收益与好处、成本与风险）因素的综合考量（PB与PR的总效应基本相当,分别为0.68、-0.63）,其土地投入行为的出发点是基于个体认知的“客观理性”决策;而移民农户对土地投入存在的得失两面因素的考量中更加注重成本与风险因素（PB与PR的总效应相差较大,分别为0.21、-0.61）,表现出较为强烈的“风险厌恶”心理,其土地投入行为的出发点是基于个体认知的“主观理性”决策。
（3）安置区原住民与移民两类农户主体将土地投入意愿（BI）转化为实际投入行为（BR）的比率存在差异。在自由决策下,行为意愿（BI）是行为响应（BR）的前提,而行为响应（BR）是对行为意愿（BI）的表达。安置区原住民与移民两类农户主体的土地投入意愿（BI）对土地投入行为（BR）的总效应分别为0.62、0.32,表明两类农户主体分别将62%、32%的土地投入意愿（BI）转化为了实际投入行为（BR）。由此可见,原住民与移民农户在土地投入行为上均表现出一定的“力不从心”状态（未能将全部意愿转化为实际行为）,但移民农户的“力不从心”状态更加显著。
（4）利益与风险两类价值因子对安置区原住民与移民两类农户主体土地投入行为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从价值因子对土地投入行为的总体作用来看,利益与风险两类价值因子对原住民农户的土地投入行为的总效应之和分别为0.85（0.39+0.28+0.18）、-0.82（-0.33-0.19-0.30）,两者的作用大小几乎是对等的;而两类价值因子对移民农户的土地投入行为的总效应之和分别为0.21（0.09+0.07+0.05）、-0.99（-0.44-0.24-0.31）,风险价值因子对土地投入行为的作用明显大于利益价值因子,这进一步说明了原住民农户的土地投入行为是在对土地投入存在的得失两面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后的“客观理性”决策,而移民农户的土地投入行为则是受成本风险因素支配的“主观理性”决策。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基于感知价值理论,归纳了“认知层次→认知权衡→感知价值→行为意愿→行为响应”的个体行为逻辑路径范式,并结合农户土地投入行为的实际构建了“农户土地投入行为决策模型”,在此基础上,基于农户生计变化的视角,推导了“生计变化差异→认知层次差异→感知价值差异→行为意愿差异”的移民安置区农户土地投入行为差异逻辑链,并通过多群组SEM的分析方法,对移民安置区原住民与移民两类农户主体的土地投入行为展开了研究。综合全文,得到如下几点基本结论：（1）移民安置区原住民与移民两类农户主体的土地投入行为存在显著的差异特征,移民农户的土地投入行为比原住民农户更加容易受到土地投入的成本与风险因素的支配;
（2）移民安置区原住民农户的土地投入行为决策是对土地投入存在的得失两面（收益与好处、成本与风险）因素所进行的综合考量,是基于个体认知的“客观理性”决策,具有较强的逻辑性;而移民农户的土地投入行为主要受到土地投入成本与风险因素的支配,其土地投入行为是基于个体认知的“主观理性”决策,在土地投入上表现出较为强烈的“风险厌恶”心理;
（3）移民安置区原住民与移民农户在土地投入行为上均表现出一定的“力不从心”状态,但移民农户的“力不从心”状态更加显著。
5.2 讨论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大力推行的社会背景下,学术界对移民农业安置模式的效率问题存在讨论。移民安置区农户土地投入行为的差异现象表明,移民安置活动尽管在很大程度上统一了安置区原住民与移民之间的生产、生活环境,但并不能在一定程度上统一原住民与移民之间的生产、生活方式。移民安置活动对原住民农户的影响有限,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移民农户原本的“纯农”属性;从本质上讲,安置区原住民与移民隶属于两类不同的社会群体,原住民农户的“纯农”属性更强,而移民农户的“非农”属性更强。具体来看,就增加土地投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言,移民农户比原住民农户面临更多局限：①对移民农户而言,移民安置活动意味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推倒重建”,而在他乡重建生产、生活方式过程中存在诸多风险,如何有效规避风险成为移民农户在安置区重建生产、生活方式过程中考虑最多的问题,因此,移民农户在土地投入行为上表现出较为强烈的“风险厌恶”心理以及显著的“力不从心”的状态;②移民安置活动使得移民农户的“非农”属性增加,在重建生产、生活方式过程中有更加广阔的空间（农业、非农业、兼业）,由于从事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相对较为低下,在比较利益的驱使下,选择非农业或兼业更能抵御生产、生活方式重建过程中的风险;③从受访对象的基本特征来看（表2）,移民农户的年轻男性比例比原住民农户低（年轻男性外出务工）,而从事、兼业或非农产业的比例比原住民农户高,表明在生计方式选择上移民农户比原住民农户更倾向兼业与非农业;④从家庭承包土地面积来看,移民农户家庭土地面积普遍小于原住民农户（原住民户均0.35hm2,移民户均0.29hm2）,这不利于土地规模经营,在完全从事农业生产的情况下甚至无法满足家庭生活需要。
综上分析,对安置区移民农户而言,土地不再是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而更类似家庭的固定资产与社会保障（养老、就业等）。由此可见,移民农业安置模式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并未激发移民农户的农业生产积极性,被安置的土地不仅利用效率较为低下,而且还加剧了安置区土地细碎化,使得土地规模经营更加难以实现,从这个层面看,传统移民农业安置模式是无效率的。在非自愿性移民中,移民农户的传统小农身份发生转型,在新的认知环境下,他们缺乏的不仅仅是土地资源本身,更是附着于土地之上的生计功能与社会保障,因此,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大环境下,不仅要赋予农户更多的土地财产权利,同时还要促进农户的土地财产权利实现,使征地过程中实现土地财产权利的移民农户有更加自由的安置方式的选择空间,进而提高移民安置工作的社会效率。
此外,在方法选取和数据处理方面,本研究重点考虑了农户认知因素对其土地投入行为意愿的影响,但农户的行为决策不仅与认知水平相关,也可能与其他个体和环境因素有关。近年来不断有研究发现,农户的受教育年限、家庭年龄结构、劳动技能掌握等个体因素,以及家庭承包地面积、集中连片度、土地质量和通勤距离（农户家到承包地的距离）等土地资源禀赋因素均会影响其土地投入行为决策。本文所构建的理论模型没有考虑农户异质性和资源禀赋差异所产生的效应,如何将其纳入分析框架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其次,本研究的展开是基于微观调研数据,在不同的研究区域和研究对象条件下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研究结果。例如,胡业翠等在对广西生态移民安置区农户土地利用与生计变化的研究中指出,移民比原住民的土地利用集约度更高,而原住民的农业生计多样化指数更高[10],这与本文结论并不一致。一方面,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是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所导致;另一方面,则可能是不同样本间各类控制变量（又称无关变量、无关因子、非实验因素或非实验因子）无法有效统一的结果。在研究农户行为的过程中如何剔除这些因素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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