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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2010年湘江流域城镇化过程时空分异特征

本站小编 Free考研考试/2021-12-29

宫俊霞1,2,, 邹滨1,2,, 刘兴权2
1. 有色金属成矿预测与地质环境监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南大学),长沙410083
2. 中南大学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长沙410083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of urbanization in the Xiangjiang Valley from 1990 to 2010

GONGJunxia1,2,, ZOUBin1,2,, LIUXingquan2
1. Key Laboratory of Metallogenic Prediction of Nonferrous Metals and Ge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Ministry of Education,Changsha 410083,China
2. School of Geosciences and Info-Physic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3,China
通讯作者:通讯作者:邹滨,E-mail:210010@csu.edu.cn
收稿日期:2016-02-22
修回日期:2016-06-20
网络出版日期:2016-09-25
版权声明:2016《资源科学》编辑部《资源科学》编辑部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201384)湖南省地理国情监测重大专项(HNGQJC201503)中南大学创新驱动计划(2015CXS005)地理国情监测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重点)(2014NGCM)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宫俊霞,女,山西宁武人,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城市生态环境效应。E-mail:gjx1115@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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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快速城镇化发展阶段,中国正面临城市人口增长与土地扩张脱节、空城增多等诸多问题。准确识别这一过程中人口和土地城镇化的时空发展规律,对于合理规划、指导区域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载负生态环境保护重任的湘江流域为对象,选用离差系数指标、借助GIS空间自相关模型动态评估了1990-2010年湘江流域各县级单元人口与土地城镇化水平的协调程度及时空集聚特征。结果表明,湘江流域人口和土地城镇化水平整体上均呈现上升趋势,但人口城镇化水平增速普遍较低、增长速率明显滞后于土地城镇化速率。相对于单中心的人口城镇化过程,湘江流域土地城镇化过程呈现出以长株潭城市群、娄底市、邵阳市、衡阳市为中心的多核组团圈层式发展结构。流域人口与土地城镇化过程呈现失调趋势,失调区域主要集中分布在湘江流域的“一核四轴”,呈显著空间聚集状态。

关键词:湘江流域;城镇化;时空演化;空间自相关;离差系数
Abstract
Because of rapid urbanization,China is facing a series of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urban population growth and land expansion,and increasingly empty cities. Accurately identifying the spatio-temporal regularity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is significant for reasonable planning and regional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Here,we took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rea of the Xiangjiang Valley as our focal area. Data included total population and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at a country scale according to the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s Database and 30 m spatial resolution land use data from the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Monitoring Cloud Platform. We then used the deviation coefficient index and GIS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model to assess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spatio-temporal cluster characteristic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at a county level from 1990 to 2010.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both the level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increased over the study period across the Xiangjiang Valley. The level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showed generally low growth rates and the growth rate was obviously lower than land urbanization. Different from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of the single center mode,the progress of land urbanization of the Xiangjiang Valley clearly demonstrated multinuclear group development structure with centers at Chang-zhu-tan Urban Agglomerations,Loudi,Shaoyang and Hengyang city. The growth rate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was imbalanced,and these imbalanced areas are mainly located around the ‘four axes and one nuclear’ of Xiangjiang Valley with significant spatial clustering. The nuclear is Changsha-zhuzhou-xiangtan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the four axes are the Beijing-Hong Kong-Macao axis,Lou-Shao-Yong axis,Tan-Lou-Shao axis and Heng-Yong axis. The results will help optimize land development activities and provide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when protect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Xiangjiang Valley.

Keywords:Xiangjiang Valley;urbanization;spatio-temporal evolution;spatial autocorrelation;deviation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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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俊霞, 邹滨, 刘兴权. 1990-2010年湘江流域城镇化过程时空分异特征[J]. , 2016, 38(9): 1723-1732 https://doi.org/10.18402/resci.2016.09.10
GONG Junxia, ZOU Bin, LIU Xingquan.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of urbanization in the Xiangjiang Valley from 1990 to 2010[J]. 资源科学, 2016, 38(9): 1723-1732 https://doi.org/10.18402/resci.2016.09.10

1 引言

城镇化是指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和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1],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扩大内需、促进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城镇化水平表示一个地区城镇化达到的程度,是衡量特定区域城镇化发展程度的数量指标。借助城镇化水平指标探索区域城镇化过程的时空演化规律,有利于引导和调控城镇化过程,提高城镇化质量[2]。城镇化包括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四个方面[3]。其中人口城镇化主要反映人口向城镇聚集的过程和聚集程度,土地城镇化反映城镇土地的扩张程度。土地是城市活动的载体,越来越多的城镇人口对住房、交通和公共设施的需求不断加强。因此,人口城镇化是土地城镇化的最直接的动因,土地城镇化是人口城镇化的必然结果。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质量不高问题日益凸显,城市空间建设无序,土地城镇化速度远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出现了冒进式城镇化,诸多问题使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问题在学术界得到积极回应。越来越多的****关注城镇化,特别是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程度[4]。针对顾及单一指标评估城镇化发展过程的片面性,研究人员多组合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两个指标、围绕两者间协调匹配程度的测算、失调的成因解析及典型案例区城镇化调控策略等方面开展研究。在协调匹配程度测算方面,主要发展了协调性指数模型[5]、应用协调性指数模型[6]、Logistic城镇化过程模型[7]、发展水平评价模型[8]、离差系数[9]和主成分分析法[10]等方法。在城镇化失调成因解析方面,基于面板数据定性或半定量地解释了地形条件、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等因素对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发展不协调的影响强度[11]。研究过程中,多重点关注中部省份等省域[4],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经济发展区域或发达区域[12],成都平原等特定地形地貌区域[13]的国家宏观层面研究和南昌市等市域[14]微观层面的研究。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人口和土地城镇化水平评估、失调成因解析及策略研究已经相对成熟,但不容忽视的是,不同区域自然禀赋及社会经济状况不同,不能较好地满足中国十三五亟待开展的以流域为对象的环境综合治理任务需求。不仅如此,现已报道的研究还缺乏对城镇化水平长时间序列的动态跟踪分析,对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和土地城镇化失调关系的转化过程与规律尚未完全揭示。
湘江流域作为湖南省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区域,是中国“两型社会”建设的两个试验区之一。伴随着全国城镇化建设工作的深入推进,流域内土地城镇化过程加速,给流域载负的生态环境保护功能带来了巨大挑战。本研究以湘江流域为对象,拟以1990-2010年不同时期人口和土地城镇化水平测算为基础,评价流域内部土地城镇化过程的发展规律与合理性,为优化湘江流域国土资源开发活动、保护流域生态环境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同时为协调推动即将全面启动的中国新一轮城镇化建设与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任务提供借鉴。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湘江流域概况

本研究的湘江流域包括湖南境内的长沙、湘潭、株洲、衡阳等9市67个县市区,人口约4000万、面积约8.5万km2。湘江流域是湖南省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集中区和引领区。流域城镇空间格局呈现出以长株潭城市群为核心,衡阳、郴州、永州、娄底等四个次级中心城市为支撑极点,京港澳、娄邵永、潭娄邵、衡永等四条交通走廊为轴线的“一核四极四轴”发展格局。流域内主要包括重点开发区域、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类功能分区,如图1所示。伴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加速,人口快速增长、城镇建设用地加速扩张、人类活动广度与强度空前加剧,城镇发展所致的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环境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失调已经成为影响湘江流域生态屏障保护功能实现的重要因素,也已发展成为困扰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目标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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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湘江流域区域范围
-->Figure 1A range of Xiangjiang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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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来源

鉴于测算人口和土地城镇化水平的需求与研究设计,本研究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http://tongji.cnki.net/kns55/index.aspx)收集了县级行政单元尺度湘江流域内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分县总人口和非农业人口面板数据、同时相三期30m空间分辨率土地利用分类数据以及湘江流域1∶1万矢量边界数据。其中,矢量边界数据与土地利用分类数据从地理国情监测云平台(http://www.dsac.cn/)获取。在此过程中,采用土地利用分类数据二级分类标准中城镇和工交建设用地之和表示城镇建设用地。

3 研究方法

3.1 城镇化水平计算方法

考虑评价湘江流域内部土地城镇化过程发展规律的需求,采用人口城镇化率和土地城镇化率两个指标测算流域内各县域单元不同时期的城镇化水平。前者通常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非农业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的百分比来表示,用于反映区域人口向城镇聚集的过程和聚集程度;后者多用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比重来度量,用于反映区域内土地扩张程度[15]。计算公式如下:
RPU=RPTP(1)
RLU=RLTL(2)
式中 RPURLU分别表示本研究中的人口城镇化率和土地城镇化率; RPTP分别为各县域单元非农业人口数量和总人口数; RLTL分别为各县域单元城镇建设用地的面积和总面积。

3.2 离差系数

离差系数常用于定量刻画某一时期一定地域范围内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间的不匹配关系,表现为城镇人口增长与城镇建设用地增长之间的差异状况[9]。离差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CV=SXˉ=12P-P+L22+L-P+L22P+L2=P-LP+L(3)
式中 CV为离差系数;P为城镇人口综合增长率;L为城镇建设用地综合增长率;SXˉ分别为基于变量PL计算的标准差和平均值。同一时期某地域单元人口城镇化水平与土地城镇化水平的离差系数越小,表示该时期该地域单元内人口城镇化增长速率和土地城镇化增长速率相当,失调性小;反之,表明人口城镇化增长速率和土地城镇化增长速率相差较大,失调性严重。参照相关研究成果[9],依据公式(3)计算出离差系数的值,将人口城镇化水平和土地城镇化水平的协调程度分为极度失调、严重失调、高度失调、中度失调、轻度失调和协调发展六类,如表1所示。
Table 1
表1
表1基于离差系数的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失调等级划分阈值
Table 1Thresholds of imbalance levels betwee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based on deviation coefficient
极度失调严重失调高度失调中度失调轻度失调协调发展
CV1,+0.8,1.00.6,0.80.4,0.60.2,0.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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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空间自相关模型

空间自相关模型是一种用于度量特征间空间相关性强弱的常用方法,包括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前者主要用于描述连续分布地理现象的区域空间特征以及衡量区域之间整体上的空间关联与空间差异程度[16],借助Moran’s I指数表征[17];后者用于进一步度量每个地域单元与其临近空间单元的属性特征值之间的相似性或相关性[18],可以确定区域空间聚集过程并识别其空间集聚模式[19]。计算公式如下:
I=ni=1nj=1nWij(xi-xˉ)(xj-xˉ)i=1nj=1nWiji=1n(xi-xˉ)2(4)

式中I为Moran指数;ZI)为局部Moran指数;n为研究单元个数; xixj分别为空间单元ij的城镇化水平; xˉ为城镇化率 xi的平均值; Wij为按照邻接标准求得的空间权重矩阵的值,若两空间单元有公共边界,空间权重取1,否则取0。

4 结果分析

4.1 湘江流域城镇化空间维度特征

Northam认为城镇化呈“S”型曲线发展,其过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城镇化水平较低且发展缓慢的初始阶段、城镇化水平急剧上升的加速阶段、城镇化水平较高且发展平缓的最终阶段[20]。对此,综合国内****研究成果,本研究将<30%、30%~50%、50%~70%、>70%分别作为划分城镇化初期、加速期、减速期和后期的依据[21,22],据此分析湘江流域城镇化空间维度特征。
就地级市单元而言,1990-2010年,湘江流域各市人口城镇化水平与土地城镇化水平均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1990年及2000年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水平呈现“中间高,两端低”的发展趋势,长沙市及周边湘潭市、株洲市、娄底市人口城镇化水平较高,永州市、衡阳市人口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2010年,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水平由“中间高,两端低”的发展趋势转变为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中心的圈层结构,表现为长沙市人口城镇化水平最高,株洲市、湘潭市、衡阳市次之的圈层结构。1990-2010年,土地城镇化空间格局基本稳定,高值区主要集中在长株潭城市群。
图2是湘江流域县域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图。图2显示,湘江流域人口及土地城镇化水平县域分布不平衡。1990年,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水平整体偏低且圈层结构不明显,表现为单中心的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水平大多处于城镇化初期,人口城镇化水平和土地城镇化水平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等发展较快的中心点,绝大多数县域土地城镇化水平较低。2000年,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较1990年有所变化,人口城镇化水平高值区开始向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衡阳市等近郊市县扩张,人口城镇化水平低值区主要集中于邵阳县等农产品主产区及宁远县和江华瑶族自治县等生态功能区。同期,长沙市、湘潭市、株洲市及其周边市县域土地城镇化水平有明显提高,呈现出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中心的圈层结构,但江永县、桂阳县等重要生态功能区以及湘阴县等农产品主产区土地城镇化水平较低。这一特点与长株潭城市群北部多为地势低缓的开阔平原,西南整体地势起伏较为和缓,中部以沿江冲积台地和相间分布的岭谷地形为主的地形特征相关。2010年,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空间分布格局为:人口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县域集中在安仁县、宁远县、道县及汝城县,多数县域人口城镇化水平处于城镇化初期。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邵阳市、娄底市及衡阳市人口城镇化水平较高,且处于城镇化减速期。土地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异现象明显,受湘江流域南北长,东西窄,长株潭城市群对南北边缘的城镇带动作用弱的特征,湘江流域土地城镇化出现了长株潭城市群、娄底市、邵阳市和衡阳市多极核心,并呈现出以这些区域为中心的多核组团圈层式发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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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湘江流域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
-->Figure 2The spatial difference of urbanization rates in Xiangjiang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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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湘江流域城镇化时间维度特征

就市域单元而言,1990-2000年,长沙市及湘江流域西部部分市土地城镇化增长率较高;2000-2010年,湘江流域北部和南部土地城镇化增长率较高,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增长较为缓慢,人口城镇化增长率高值区主要集中在湘江流域中部如邵阳市、衡阳市;1990-2010年,湘江流域土地城镇化增长率整体呈现单轴辐射发展趋势,分别以长沙市和永州市为中心,向湘江下游轴线发展。
图3为湘江流域县域人口城镇化增长率与土地城镇化增长率变化空间分布。图3显示,1990-2010年湘江流域人口与土地城镇化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呈现明显时序差异。土地城镇化增长率大于人口城镇化增长率的区域占比较高,反映出微观上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速率滞后于土地城镇化速率。空间上,人口城镇化增长率仅湘江两侧县域较高,而土地城镇化增长率同时相各县域均较高。具体而言,第一阶段1990-2000年人口城镇化增长率较快,长株潭及衡阳周边增长尤为迅速,而同期土地城镇化增长率发展缓慢,仅部分重点开发区域土地城镇化增长较快;第二阶段2000-2010年人口城镇化增长率有所减缓,多数地区人口城镇化增长率均在20%以下,而此阶段除湘潭市、株洲市等地区外土地城镇化增长率均处于80%以上,这表明整体上湘江流域不同阶段城镇化特点不同,人口城镇化增速第一阶段快于第二阶段,土地城镇化增速第二阶段快于第一阶段,且人口城镇化增长具有区域选择性,而土地城镇化呈现冒进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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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增长率与土地城镇化增长率变化空间分布
-->Figure 3Variations of the growth rates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in Xiangjiang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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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背景来看,第一阶段市场经济起步发展阶段,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各城镇均有大量农村人口迁入[23],但与之相匹配的工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发展设施建设相对缓慢、用地需求增加较慢;而第二阶段由于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剧,各城市集聚能力分化严重,由于人口出生率及死亡率等限制因素,人口城镇化增速减缓,但在人口长期融入城镇过程以及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驱动下,城镇土地摊大饼蔓延式的发展方式成为主流。以长沙市为例,长沙市城区面积由1990年的60.19km2扩张到2010年的259.52km2,扩张了199.33km2,城区面积是1990年的4.31倍。1990-2000年,向雨花区轴向扩展,2000-2010年,河西新城和星马新城大力发展,城市进一步扩展。长沙市摊大饼式的蔓延式发展是自然环境、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政府决策、城市规划、交通牵引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就地势而言,长沙市处于从丘陵向平原的过渡地带,发展主要集中在地势平坦的湘江东部地区,而河西区的发展相对滞后;就城市规划引导而言,长沙市2003版城市总体规划(2003-2020年)提出“一主、两次、四组团”的空间结构,为城镇建设用地扩张提供了方向;而与此同时,长沙市芙蓉路的南北拓展带动了城市的南北扩张,岳麓大道、枫林路的西拓则带动了城市的西向发展、雷锋大道的建成则促进了城市的西北方向扩展;除此之外,“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等政策的出台,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湘江流域的土地城镇化进程。

4.3 湘江流域城镇化失调格局

湘江流域各市县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程度的空间分布如图4所示(见第1729页)。从图4可知,湘江流域1990-2010年人口-土地城镇化离差系数为0.56,呈中度失调趋势且失调区域空间特征差异明显,主要集中在湘江流域的“一核四轴”,即以长株潭城市群为核心,京港澳、娄邵永、潭娄邵、衡永四条交通走廊为轴线。其中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中心,失调程度以圈层结构递减,而四条发展轴上的县域人口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度多属于高度失调和严重失调。分阶段而言,2000-2010年湘江流域城镇化失调现象较1990-2000年呈现恶化趋势,主要表现为严重失调和极度失调区域增多,协调发展区域减少。以极度失调区域为例,1990-2000年极度失调区域集中于部分市辖区,2000-2010年极度失调区由3个增长到14个,且城镇化极度失调格局具有南北差异性,湘江流域北部呈现出长株潭城市群和衡阳两个组团极度失调的态势,南部呈现极度失调区域分散分布特征。协调程度恶化区主要集中在湘江流域“一核四轴”的国家重点开发区域以及流域中部部分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主要由于国家级、省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和特色专业园区的建设,造成重点开发区域以及部分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城镇人口聚集、大量建设用地扩张,产业发展速度与土地扩张速度失衡,人口吸纳能力不足。各县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度整体趋于恶化,仅湘乡市、永州市和临武县同比趋于协调发展,其余市县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失调趋势,其中株洲市、冷水江市、衡山县和双峰县的失衡情况尤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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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湘江流域人口和土地城镇化协调格局空间分布
-->Figure 4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ordination pattern between popul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in Xiangjiang Valley
-->

4.4 湘江流域城镇化集聚特征

人口-土地城镇化离差系数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Moran’s I指数为0.16,表明湘江流域人口-土地城镇化离差系数的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图5为湘江流域各市县人口-土地城镇化离差系数空间聚集热点空间分布。图5显示,1990-2010年离差系数的高高聚集区主要分布于长沙市、湘潭市、株洲市、望城县、汝城县、资兴市、永兴县,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调程度较高;同期汨罗市、长沙县人口-土地城镇化离差系数呈现低低聚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较为协调。分阶段而言,1990-2000年阶段无高高聚集或低低聚集类型,说明1990-2000年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均质性区域匮乏,仅有部分区域呈现低高集聚或高低聚集的空间异质性发展趋势。2000-2010年阶段,高高聚集县域单元为望城县、长沙市和株洲市等经济社会发达城市,或归于这些区域属于重点开发区域,城镇人口增长,中心城市外扩,受其影响的腹地范围扩大。冷水滩区和常宁市因处于生态功能区,城镇人口增长和城镇建设用地扩张受限制,具有低低聚集的蔓延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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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湘江流域各县域人口-土地城镇化离差系数集聚热点空间分布
-->Figure 5The hot spots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deviation coefficient in Xiangjiang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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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基于ArcGIS和Geoda平台,以载负生态环境保护重任的湘江流域为对象,选用离差系数指标、借助GIS空间自相关模型动态评估了1990-2010年间湘江流域各市域及各县级单元人口与土地城镇化水平的协调程度与时空集聚过程。研究表明:
(1)湘江流域人口和土地城镇化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与阶段性。近20年间,湘江流域整体上土地城镇化增速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水平普遍较低且圈层结构不明显,表现为单中心的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水平呈现出以长株潭城市群、娄底市、邵阳市、衡阳市为中心的多核组团圈层式发展结构。1990-2010年间,人口-土地城镇化离差系数为0.56,呈中度失调趋势,且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特征,离差系数集聚显著的区域主要分布湘江流域的“一核四轴”地区。
(2)鉴于湘江流域部分市县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调以及失调趋势恶化的现状,为保证湘江流域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应合理控制建设用地规模,优化城镇用地内部结构,强化土地资源的集约节约利用,控制土地蔓延式扩张,通过住房、就业、教育、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等措施,推动人口城镇化进程,合理引导农村居民向城镇迁移。
(3)作为承载全国两型社会示范基地试点建设的典型流域,湘江流域城镇化研究结果一方面可以直接为优化湘江流域的国土开发活动、保护流域生态环境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与此同时,还可为中国十三五即将全面启动的全国新一轮城镇化建设与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任务提供借鉴。
(4)人口与土地的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包括社会、经济、环境等多种因素,在国内外当前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水平测算与影响因素分析方法无统一标准的现实约束下,如何在长时间跨度研究中综合考虑方法的普适性问题和统计数据的不确定性问题,是全面深入揭示较大地理尺度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时空演化过程的关键所在。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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