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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移民效益评估研究综述

本站小编 Free考研考试/2021-12-29

贾耀锋1,2,
1. 北方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银川 750021
2. 西北民族地区政府治理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银川 750021

Review of benefit evaluation research on ecological migration in China

JIAYaofeng1,2,
1. North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School of Management,Yinchuan 750021,China
2. The Research Center of Governance and Social Management in the Northwest Minority Areas,North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Yinchuan 750021,China
收稿日期:2015-11-6
修回日期:2016-05-25
网络出版日期:2016-08-25
版权声明:2016《资源科学》编辑部《资源科学》编辑部
基金资助:宁夏回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4NXBGL01)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贾耀锋,男,宁夏西吉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资源开发和保护研究。E-mail:jiayf7779@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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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生态移民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时期,成因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系统的不协调性。生态移民政策实施的效果由此也成为政府和****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对中国生态移民效益评估研究文献的全面梳理,系统分析了其评估对象、内容、方法和结果等方面的研究现状。研究发现,已有生态移民效益评估研究主要针对中国中西部各省典型移民工程,应用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从不同视角对移民效益进行了经济、生态、社会的单因子或多因子考察,重点对移民经济收入变化进行了评估;生态移民效益评估结果虽然受迁入区资源环境容量、移民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移民适应能力等的影响,但评估研究的数据来源、评估方法对评估结果也产生重要影响。未来生态移民效益评估研究要强调对反映整个移民区域经济、生态环境、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变化的全面调研,以第三方作为评估主体,甄选适宜的指标和方法对生态移民政策的制定、实施及效果进行全程考察和评估。

关键词:中国;生态移民;效益评估;研究现状;综述
Abstract
Domestic ecological migration began in the early 1980s in China,in which the economic society began its rapid development. Ecological migration stemmed from incoordination between economic society systems and resource environment systems. The effe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ecological migration policy has become a focus of governments and scholars. Here,I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domestic ecological migration research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present research status by evaluating the object,content,methods and results of domestic ecological migration.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of ecological migration benefits are mainly aimed at typical migrant project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By apply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research has investigated the economic,ecological and social benefits of ecological migration by single factor or multi factor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with a focus 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economic income of migrants. The results of the evaluation of the ecological migration benefits are affected by the capacity of the resource environment,the process of migration policy 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and adaptability of migrants,but data sources and evaluation methods for evaluation studies also influence the evaluation results.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benefits of ecological migration in the futur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f economics,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cultural psychology of the whole migration area,and select third-parties to conduct the evaluation for the formulation,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 of ecological migration policy.

Keywords:China;ecological migration;benefit evaluation;research status;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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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耀锋. 中国生态移民效益评估研究综述[J]. , 2016, 38(8): 1550-1560 https://doi.org/10.18402/resci.2016.08.13
JIA Yaofeng. Review of benefit evaluation research on ecological migration in China[J]. 资源科学, 2016, 38(8): 1550-1560 https://doi.org/10.18402/resci.2016.08.13

1 引言

生态移民是指把位于生态脆弱区或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地区,以及自然环境条件恶劣且已丧失基本生存条件地区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其它地区迁移,实现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其组织方式有自发移民和政府主导的两种移民方式。多数自发移民的诉求是增加收入而谋求更好的生活,而政府主导的移民有更明确的双重目标: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环境。作为一种可协调和充分发挥区域人口、资源、环境条件,推动规划区域及生态脆弱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式[1],生态移民政策在国内外得以推行,尤其是在中国国内得到了大量的实践,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某些区域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国内生态移民涉及地域广泛,相对集中于西部的高山地区、岩溶地区、高寒牧区、草原牧区、沙漠化地区、水土流失地区以及水库淹没地区等几种比较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及工程开发引起的移民。国内在实施生态移民战略实践的30多年中,既实现了移民政策设计的部分目标,也由此产生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诸多****对生态移民的这些实践问题和相关理论进行了多角度深入探讨,其研究成果为国家和地方进一步完善生态移民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使生态移民政策更具科学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这对于提高生态移民效益,实现其“迁得出、稳得下、富得起来”和“协调人地关系”的终极目标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中国生态移民实践现状及相关研究领域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针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宏观政策作出重大调整的大背景下,主要由政府主导的生态移民实践经历了三个阶段:
(1)1983-1994年期间为第一阶段。生态移民政策初步形成于1983年开始实施为期 10年的“三西”(包括甘肃的“定西、河西”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农业建设计划,该计划标志着生态移民成为中国新时期扶贫重要政策的创立和创新,并在“三西”地区首先付诸实施[2]。宁夏从1983年开始将西海固地区的农牧民迁移到引黄灌区,建设“吊庄移民”基地25处,开发耕地5.53hm2 [2],其推行的异地搬迁扶贫方式——“吊庄移民”成为该阶段生态移民的典型代表,这也是中国式“生态移民”实践的开端。同一时期,甘肃省亦推行了将定西、河西地区部分贫困农牧民迁移到河西走廊地区和中部引黄灌区的“开发性移民”措施。至20世纪90年代初,这些地区约有 30 万人实施了搬迁,仅宁夏从 1980-1986年就搬迁15万多人[3]
(2)1994-2001年期间为第二阶段。该阶段缘于1994年开始实施为期 7年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这一时期在国家主导政策中明确提出了“对极少数生存和发展条件特别困难的村庄和农户,实行开发式移民”[4]。由于宁夏、内蒙古、云南和贵州等省区的自然条件较差,自然环境恶劣,连片贫困地区较多,该计划首先把这些地区列为易地扶贫开发试点地区。内蒙古自治区于1994年在阿拉善实施了以孪井滩灌区为主要迁入区域的易地扶贫开发式移民。1996年,陕西、山西等省也将生态移民纳入扶贫攻坚计划。新疆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亦开始实施了针对贫困乡村的生态移民。截至2000年底,全国17个省区共258万人被纳入生态移民工程[5]
(3)2001年以来为第三阶段。该阶段是以 2001年国家出台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和《关于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的实施意见》为标志,对生态移民的对象进一步具体化为“目前极少数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自然资源贫乏地区的特困人口”。其后,部分省区陆续出台了生态移民相关政策,推行生态移民。2001-2003年,首先在云南、贵州、内蒙古、宁夏4省区开展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搬迁贫困群众74万人[6];同时,在广西、四川、陕西、甘肃等省区开展小规模试点,搬迁4万多人。至2004年,易地扶贫搬迁试点范围由4省区扩大到9省区,即云南、贵州、内蒙古、宁夏、广西、四川、陕西、青海和山西。以上各省在“十二五”以来的生态移民规模进一步扩大,推进速度进一步加快。
从中国西部地区生态移民的实践来看,部分地区生态移民政策的规划目标得以实现,即通过生态移民,不仅减轻了迁出地的资源环境压力;同时,把超载的人口迁移到生态较好且容量较大的区域发展,为移民创造了脱贫致富的条件。但从各省实践中也发现,随着移民工程的深入推进,移民本身的一些复杂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如农牧民经济收入的持续增长受挫、就业困难、新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的难以适应,以及移民区后续替代产业未能形成、新的生态环境等问题。所以,生态移民设计的“解决区域人口超载,促进经济系统和资源环境系统良性运转”的目标并未在所有生态移民工程、并未在每一地区的长期移民过程中得以实现。
随着国内生态移民的持续推进,以及****于20世纪初以来对于全球环境与移民相关问题探讨的日益拓展和深入[7],相关****们开始关注中国国内的生态移民问题。1993年“生态移民”这一概念首次在国内文献中出现之后[8],众多****基于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学、生态学、地理学、人口学、心理学等学科理论针对生态移民的诸多方面展开了广泛而深入地研究。如针对生态移民的概念与分类[9,10]、战略与作用[11,12]、必要性与可行性[13,14]、区划、搬迁与安置[15-17]、社会融合、适应与稳定[18,19]、问题与对策(涉及贫困问题[20]、后续产业问题[21]、资金投入问题[13]、新的环境问题[13]、生态补偿问题[22]、思想观念问题[9]、民族与宗教问题[23,24]、公正与法律问题[14]、科技与制度保障问题[14,25]、政府责任与管理问题[26,27]、可持续发展问题[28]等)、以及效益评估[14]等生态移民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具体探讨。国内生态移民实践引发的这些研究,尤其是针对生态移民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研究,对于制定和调整移民政策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3 中国生态移民效益评估研究现状

生态移民效益是指由生态移民工程引致的一定区域的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的一系列后果,涉及移民迁出区和迁入区的经济、社会、心理、文化和环境等诸多因子方面的变化。基于国内生态移民实践中出现的二次移民、移民返乡、效益低下等重大现实问题,****日益关注国内生态移民效益的评估研究,他们重点审视了搬迁后移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思想意识和风俗习惯的变化、文化变迁和社会适应、社区凝聚力维持及生态环境变化等许多方面。

3.1 文献梳理

以“生态移民评估”为检索词,分别用“全文”、“主题”、“篇名”通过中国知网(CNKI)的跨库检索,从1993年的第一篇文献出现到2014年底,分别共检索5801篇、942篇和886篇相关文献。生态移民评估的相关文献数量变化在2003年和2011年有两个明显的时间节点。即1993-2002年,相关文献较少,如通过“主题”和“篇名”检索到的文献每年只有一两篇,且通过“篇名”未检索到1994-2000年的文献;2003-2010年的相关文献明显增加,从每年的20多篇增加到50多篇;2011-2014年,相关文献大幅增加,从每年的100多篇增加到200多篇。这与生态移民政策在国内快速推行是基本同步的。

3.2 研究分析

3.2.1 评估对象
生态移民评估对象具体涉及到移民地区、移民工程、利益主体以及实施过程和评估时间等方面。
从文献分析统计可以看出,生态移民评估研究涉及的移民地区在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均有分布,但相对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且以内蒙古[29-42]、宁夏[43-48]、青海[49-52]、新疆[53-56]、甘肃[57,58]移民工程为主,其次为陕西[59]、湖北和重庆[60,61]、广西[62]、云南[16]、贵州[63]、山西[64]等省的移民工程,这与国内生态移民的地域分布、实践历程及规模基本一致。生态移民评估研究一般是基于行政区划选择各省典型的移民工程为主要评估对象,如内蒙古阿拉善盟的孪井滩移民工程[32,41,42]、宁夏的红寺堡移民工程[43,45-47]、青海的三江源移民工程[49-52]、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移民工程[54-56]、甘肃的甘南移民工程[57,58]、湖北和重庆的三峡移民工程[60,61]等。文献分析还可以看出,已有的生态移民效益评估研究涉及了生态脆弱区或重要功能区、生态环境破坏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等中国重要的生态移民区。但是,在对某一个移民工程进行评估时,已有研究并未对移民工程涉及的迁入区和迁出区进行整体评估,只重点关注了生态移民的迁入区,而对迁出区的关注较少。
在评估的利益主体选择上,已有的生态移民效益评估研究重点关注了迁入区的移民,对迁入区的非移民(迁入地原住居民)和迁出区的未移民(迁出地现居民)因生态移民工程实施导致的各方面变化关注很少。多数评估研究明确了移民工程及考察评估的时间期限,部分未能指明起止时间。对于明确时间期限的考察评估,其时间跨度长短不一,多数研究是对移民政策实施之后的4~7年[14,30,33-36,49,55]、8~11年[29,37,45,47,52,54,62]的考察评估,还有少数考察评估了移民之后1~3年[58,59]、12~20年[8,41,42,64]的变化情况。另外,已有的评估研究主要是对移民之后的现状评估,回顾评估和预测评估仅在少量的文献中出现[32]
3.2.2 评估内容
生态移民效益的评估内容包括对整个移民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诸多因子的变化进行综合评估,但在具体评估时,已有的生态移民效益评估研究依据其研究目标、资料获取情况等选择了不同的因子对生态移民效益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分析。表现为既有单因子的效益评估,如经济效益评估[30,34,36,43,45,62]、生态环境效益评估[29,38,64]、社会效益评估[58],也有双因子的效益评估,如经济和环境效益评估[8,14,20,25,55]、经济和社会效益评估[33,41,49,54]、环境和社会效益评估[35,65],还有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三个因子同时评估[32,46,47,51,53],而包括经济、社会、心理、文化和生态环境等多因子的综合评估近年来在少量研究中才有所涉及[42,52]
在各因子的评估视角选择方面,已有的研究分别从不同视角维度对生态移民效益进行了评估。总体上,经济效益评估的视角主要是对移民家庭/人均收入在移民前后的纵向考察,对因移民产生的生产、生活成本变化关注较少;同时,对移民收入与非移民和未移民收入的横向比较评估不多,仅有少数****做了较全面的收入考察[43,45]。另外有些研究从移民组织方式、安置方式和移民意愿性等视角对生态移民政策的效益进行了考察评估[16,59,60,66]。对生态环境效益的评估集中在迁出地的环境变化上,而对迁入地生态环境因移民导致的变化评估较少。社会效益评估的关注焦点主要是教育、医疗、卫生、交通、就业等条件的考察,而就生活方式、社会关系、文化习俗、观念等方面变化的考察评估很少。
作为一项协调区域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工程,生态移民产生的效益是综合的,这不仅反映在移民产生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多方面的、相互关联的影响上[40],而且也表现在对包括移民迁出区和迁入区的整个移民区域的共同影响上。从文献分析统计可以看出,在评估因子的选择上,已有的生态移民效益评估研究主要倾向于迁入区移民的经济效益,而对生态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心理效益的考察分析相对较少,尤其是对移民的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心理方面效益的深入调研和综合评估很少。基于生态移民产生的社会、经济、文化心理及环境方面影响的复杂性,所以仅从某几个因子的独立或相关评估是很难解读由生态移民导致的这种综合和复杂影响的,由此对于移民政策调整和制定提供的基于事实的理论借鉴就非常有限。
3.2.3 评估方法
评估方法选择对于生态移民效益评估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从一般评估方法的定性和定量分类而言,现有生态移民效益评估研究对此亦有反映。从定性定量的研究方法引入到生态移民评估的历程来看,早期的研究主要倾向于定性描述的方法[8,14,20,35,46,53,54],近年来定性描述和定量测算相结合的方法在生态移民政策评估中逐渐增多[30,34,41-43,47,52,62],并成为重要的评估方法。
定量评估涉及到评估体系构建、指标权重确定和效益测算等方面。层次分析法(AHP)是构建生态移民评估指标的主要方法,该方法围绕政策目标可较为系统地构建生态移民经济、社会及环境效益评价指标体系[41,42,47,48,59]。已有研究对指标的选择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和移民工程所在地区特点,受获取数据资料情况、研究区特点及移民实际,各个评估研究最终筛选出的指标不尽相同。就经济效益评估方面的指标多选择微观的各类产值、收入、支出、财产状况和宏观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增长等指标。社会效益方面的指标多选择人口结构、人的素质或教育技术水平、公共基础设施或居民生活便利程度(有些研究将此指标归入到经济效益评估里[42])、社会安全与保障、劳动效率、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和移民满意度等指标的评价(有些研究将此指标归入到文化心理效益评估里[42])。生态效益评估方面的指标选择受区域自然环境特点的影响而差异很大,多选择水体环境质量、土壤质量、森林草场、自然灾后等指标。马斌等极少的研究者将文化心理作为一个与经济、社会、环境并行的评估主题,并从民族文化变迁程度、社会交往活动、移民心理承受能力、移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就业机会和与同村居民收入差距等具体指标进行了考察[42]。主成分分析法(PCA)和客观赋值法是测算指标权重及效益值的主要方法[44,47,62]。有些研究还进行了指标独立性筛选[39],即采用极大不相关法进行指标筛选。
基于对移民农户、非移民农户和未移民农户调研数据构建的双重差分法(倍差法,DID),在分析生态移民前后农户收入变化情况,及与非移民和未移民作比较研究方面也有许多应用[43,45,62]。双重差分法是通过对调研数据或官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并应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然后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最后采用基于面板数据建立DID模型(如固定效应模型),运用某测算方法(如一阶差分估计方法)对生态移民政策的效果进行定量评估。另外,评估资源利用和持续发展模式之一的“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SR模型)[63]、测定两地间人口迁移效率的迁移差别指数[51]、权衡效益与费用的费用-效益分析[33,36,60]、考察移民因果关系的回归分析[66,67]及评估生态环境效益的生态足迹模型[68]等方法也应用到生态移民的评估当中,还有能力理论模型在近年也应用于生态移民前后“福祉”变化的评估当中[52]。评估数据来源有单方面官方统计数据[8,14,37,46,53,57,65]、调查数据[30,33-36,49,60,66,67,69,70]、遥感影像数据[47]等。多数研究选取的数据来源为官方统计数据,用到的数据模型主要有跨时独立混合横截面数据模型和综列数据模型。
基于获取数据资料情况、移民区特点及移民实际,已有的生态移民效益评估研究多选择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层次分析法(AHP),该方法即可应用于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生态环境等效益的单一因子评估,又可应用于多因子的综合评估。但AHP的评估指标甄选及其权重确定的主观性较大,导致同一个生态移民工程可能会有不同的评估结果。双重差分法(DID)主要应用于经济效益的评估当中,该方法可以通过移民前后纵向比较,移民与未移民、移民与非移民的横向比较,可真实地揭示移民工程的经济效益。但DID反映收入与支出的经济数据的获取途径(官方统计数据、调查数据等)会对评估结果产生重要影响,所以,应用该方法时应尽量通过实地调研获取数据资料,对于官方统计数据的使用应进行与现实的比较而加以甄选。同时,DID方法不能用于生态移民的多因子综合评估。PSR模型、迁移差别指数、费用-效益分析、能力理论模型等评估方法受模型建立、数据获取等方面的影响,在生态移民效益的评估研究中的应用相对较少。
3.2.4 评估结果
生态移民效益的评估结果可用“正效应”或“负效应”来描述。从对生态移民工程评估的结果来看,生态移民的正效应突出[8,14,37,41-43,46,53,57],这体现生态移民基本目标的实现。但负效应也有[30,33-36,38,52,60,70],正负效应评估结果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个方面均有体现。
文献分析发现,生态移民效益评估研究本身所涉及的评估数据来源对生态移民效益评估的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生态移民正效应评估结果的数据来源多是官方统计数据[8,14,37,43,46,53,57],而负效应评估结果的数据来源主要集中在研究者通过实地调研获取的数据[30,33-36,38,52,60,70]。这既反映了生态移民效益评估主体(政府和调研者)对移民本质问题关注层面和研究深度的不同,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政府初次评估(统计数据)重政绩性的一面,忽略了移民过程中存在的现实和潜在问题。由此引出了影响生态移民工程效益评估结果的两个重要因素:①评估数据来源问题(实地调研数据的重要性);②评估主体的问题(第三方评估的重要性),即由谁来评估生态移民效益,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
评估方法的选择对生态移民效益的评估结果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这在同一个移民项目的效益评估结果中得到了最好地印证。如对内蒙苏尼特右旗生态移民的经济效益评估,部分****认为其效益逐年增加[37],部分****在进行移民收入与成本比较之后,指出收入增速远低于成本增速[30]。这也从另一方面指出了在经济效益评估时应考虑的变量问题:是仅考虑收入还是要全面考察收入与支出(成本)问题。已有的生态移民效益评估,绝大多数的研究只考察了移民的人均收入或家庭收入,对移民的各种支出的考察很少,这其实掩盖了经济的本质问题:效益问题,不考虑投入(成本)的经济效益考察是不全面的,也是无现实意义的。通过对已有的生态移民效益评估研究文献的分析发现,评估结果的不同与项目实施的时间长短没有直接的关系。
生态移民效益评估结果也揭示了一些更为深层次的影响生态移民效益的因素。生态移民效益评估结果首先揭示了移民迁入区资源环境容量对移民效益的显著影响。如宁夏生态移民效益的评估结果[43,45-47]表明该区域的移民效益较为显著,而内蒙古多个生态移民项目的效益评估结果表明部分项目喜忧参半[36,71],部分项目的经济效益不明显[30,33,34],同一项目部分移民生活条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有恶化的现象[36],部分项目的生态环境效益较差[20,29,32,34,38],在长时间尺度上,出于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态移民工程可能会产生更为严重和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29,38]。比较宁夏与内蒙古主要迁入地区的资源环境状况可以看出,这种生态移民效益在区域间的差异与迁入地区的资源环境容量有直接的关系,宁夏主要的移民迁入地区宁夏平原是宁夏水土等资源最为优越的地区,资源环境容量较大,而内蒙古移民迁入地区主要集中在区域内资源条件相对较好的交通干线、城镇周边地区,资源环境容量非常有限,由此造成了生态移民效益的显著区域差异。这明确地揭示了区域资源环境容量对于生态移民的基础性限制作用,所以,生态移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充分考虑到移民迁入地区的资源环境容量问题。
生态移民效益评估结果揭示了移民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的合理化等对移民效益亦产生重要影响[30,31,69],移民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对生态移民意愿的充分调研和需求的满足成为生态移民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因素[33,58,66,72],评估发现的自主移民[16]及其征求移民意愿的梯度搬迁[54,60]效益较高充分说明了移民意愿在生态移民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至关重要性。移民意愿从根本上反映了移民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上的公正问题,而这种公正问题进一步深刻影响着生态移民政策实施的效益问题[73,74],然而国内在生态移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对移民真正意愿和需求的充分调研仍是缺失的。
另外,农牧民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影响着生态移民的综合效益,而现实是他们对于新环境下的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适应是很多移民面对的重要问题[35,36,41,50]。事实上,生态移民过程中出现的影响移民效益的诸多问题,其本质上是移民对新环境在诸多方面的不适应性,表现为由于区域地理环境差异引起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等方面的难以适应,如影响生产方式最基本的因素“土地”的能否拥有对于农民/牧民适应新环境产生了重要作用,“无土安置”和“有土安置”在农民/牧民选择迁入和适应新环境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深刻地影响着安置后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71]。还有,生态移民政策实施之前未经充分调研情况下的仓促推行、根深蒂固依赖于土地资源谋生的移民面对迁入区将拥有很少或完全失去土地资源的严重挑战、短期不充足的社会资助等因素都会影响到生态移民的效益问题[36,72]

4 中国生态移民效益评估研究展望

由生态移民实践引出的效益评估研究已是多学科领域众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应用多种方法对生态移民的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影响及效益进行了多层次的分析和评估,这对国内生态移民政策的科学实施起到了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但通过以上对国内生态移民效益评估研究文献的全面分析,生态移民效益评估研究还需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评估内容的选择要充分考虑到生态移民对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文化心理等的复杂而深刻的影响。生态移民效益评估研究首先要关注移民政策设计的主要目标:脱贫和环境恢复,所以经济和环境效益应是评估的重点,这也在已有研究中得到充分体现。经济效益评估除注重包括宏观效益和微观效益的全面评估之外,还要甄选易于统计和测算的关键性的投入产出的系列指标,进行移民在移民前后的纵向比较,以及移民与未移民、非移民的横向比较研究。生态环境效益评估除对迁出区生态环境变化的考察外,更应持续关注迁入区因移民不断迁入,生产生活地域不断扩展和影响深度不断加深导致的生态环境变化问题,评估指标应依据移民区自然环境的特点及限制性资源环境因素进行甄选。另外,生态移民引起的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变化评估应在移民效益评估研究中得到特别的关注。由于生产方式及其活动空间的巨大变化,移民固有的生活习俗、文化信仰、社会关系等会受到极大地冲击,广泛变革的社会文化深刻影响着移民的心理和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面对新环境的压力,移民可以去适应,但巨大的差异可能使移民无法在短期内(或长期)改变已固化的文化心理状态,但他们却要面对现实的生产和生活,由此会产生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影响。因此,对于由于移民引起的新的社会心理、文化等问题的关注和评估,就显得非常重要,而这恰是目前生态移民效益评估方面最大的不足,急需重点关注诸如移民意识形态、社会族群/民族关系、生产方式、文化心理适应等因移民之后而发生的深刻变化。
(2)生态移民政策的制定、实施及效果的全程考察和评估。政策评估是评估主体根据一定的政策评估标准和程序,对政策系统质量、政策过程效益和政策结果等方面进行评价,其目的是改善政策系统质量和提高政策过程效益,以保证政策目标实现。生态移民政策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移民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结果,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共同行动的复杂性和政策执行的动态关系影响着政策执行的效率。所以对于生态移民的科学评估也应包括政策形成、实施过程及其结果的整个过程,除现在关注的移民结果评估之外(狭义的移民评估),还应对移民意愿、需求、过程、效率等进行全方位评估。如在制定移民计划时移民参与程度不同,影响着移民真正需求能否满足,或期望的基本实现。另外,生态移民效益评估除重点关注对移民之后现状的考察分析(现状评估)之外,还应关注生态移民政策在实施之前的预测评估,以最大限度避免移民政策实施之后复杂而不可逆转问题的发生。
(3)生态移民效益评估要特别重视对移民真实情况的把握,即对信息真实性的强调。在依据区情构建评估指标体系(包括评估指标的选择、权重确定和效益测算)之后,要深入实地对反映移民、非移民、未移民和移民区(迁出地和迁入地)的这些指标进行全面的社会调查,以获得能揭示生态移民各方面情况的真实数据,避免局限于对官方统计数据简单分析的政绩性评估。
(4)构建可行的生态移民效益第三方评估制度。政策评估的权威性有赖于政策评估中独立第三方的形成[75],生态移民政策实施效果评估主体的选择对评价结论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从文献研究表明,由政府主导的生态移民效益评估容易突出成绩而淡化存在的问题,为了客观公正反映生态移民的真实效益和存在的问题,在基于移民群体评价、政府评价、学术界评价以及监督与媒体评价的基础上,应选择第三方作为评估主体,因为第三方的独立性在逻辑上是源于政府内部评估的矛看、政策涉及的多元利益的冲突、社会公正的本质要求以及政策评估的专业化发展。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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