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volutionary properties and functions of the geo-economic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commodity trade network
YANG Wenlong,1, YOU Xiaojun,2, DU Debin3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20-01-6接受日期:2020-09-2网络出版日期:2021-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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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2020-01-6Accepted:2020-09-2Online:2021-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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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龙(1991-),男,福建平潭人,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世界地理和地缘战略研究。 E-mail: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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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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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龙, 游小珺, 杜德斌. 商品贸易网络视角下地缘经济系统的属性与功能演进. 地理研究[J], 2021, 40(2): 356-372 doi:10.11821/dlyj020200010
YANG Wenlong, YOU Xiaojun, DU Debin.
1 引言
新冠疫情的爆发让世界经济加速进入“区域化、集团化、碎片化”时代,地缘经济的重要性再度攀升[1,2]。一方面,国际体系已由领土扩张和军备竞赛的“军事-政治”二元结构,转向贸易竞争、科技追求、货币争夺的多元结构,形成以竞争为逻辑主轴的地缘经济模式。另一方面,新冠疫情影响着全球化进程,邻近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贸易、投资、金融等互动行为更为频繁,原料供应、产品生产、商品销售等环节相互依存渗透,形成以多层次、多要素、多主体为特征的地缘经济网络。地缘经济逐渐演化成为具备自组织性、耗散性、非线性、动态性等复杂特性的开放系统。然而,现有文献多采用“自上而下”视角探究地缘经济的演化规律,仍停留于体系层面的宏观架构,忽视了微观底层行为体互动对整个系统“自下而上”的影响,导致地缘经济系统与各个主体之间的互动反馈机制无法得到准确解释。因此,地缘经济研究亟需探究微观主体的动态交互关系,从而揭示宏观系统有序、稳定、均衡运行的内在机制。目前学界关于地缘经济系统的概念尚未明确。卢特沃克指出,由国家出面支持或指导国际投资、产品研究与开发、国际市场拓展等经济行为,不是纯粹的商业行为而是地缘经济行为[3]。布热津斯基提出,地缘经济是谋求政治、军事、外交等多方位主导权,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对外经济手段[4]。张丽君认为,地缘经济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位置毗邻、空间相连的地域经济单元,按比较利益开展较为密切的产业和劳动地域分工,通过对外经济联系获取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政策[5]。陆大道等定义,地缘经济是国家间、地区间基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经济结构等因素形成的合作、联合或竞争、对立乃至遏制等经济关系[2]。鉴于地缘经济的复杂性,本文结合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SD)理论与地缘经济概念,将地缘经济系统(geo-economic system)定义为国际行为体之间,在特定区域、特定机制下所产生的经济合作、经济竞争、经济遏制等互动行为的集合。该系统由多层次结构(区域单元、国家单元、城市单元等)组成,受到多个子系统(社会子系统、政治子系统、科技子系统等)影响,存在多个要素流(商品要素、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信息要素、技术要素等)交互反馈(图1)。由此可见,① 地缘经济系统的演进过程存在非线性反馈机制。地缘经济系统的主体与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并形成特定结构,伴随系统属性的变化呈规律性变化。② 地缘经济系统存在等级性。地缘经济系统演进不仅是由不完备系统向完备系统发展的过程,各主体间还存在等级转化。③ 地缘经济的子系统之间存在相似性。判断子系统之间相似性的标准是子系统之间的结构与功能同时存在相似,而且结构功能的相似性是划分地缘经济类型的重要依据。
图1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地缘经济系统的概念框架
Fig. 1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geo-economic system
国际体系与系统动力学理论对解释地缘经济系统演进具有适用性。其一,地缘经济理论发展根植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地缘经济格局变化内生于国际体系变化。国际体系理论已形成系统论转向,开始探究国际行为体(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等)在国际社会规则与机制影响下所形成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互动行为变化,以及这些互动行为变化对国际社会的影响。莫兰·卡普兰把国际社会互动行为的集合界定为“行为系统 (system of action)”,并揭示了国际系统结构、特性以及运行规律[6]。赫德利·布尔区分了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的概念,提出国际体系存在的前提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的交往,彼此之间的行为与决策会相互影响,而且还阐释了国际体系与个体(包括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反馈机制[7]。肯尼思·华尔兹的结构理论认为,国际体系结构能够“自上而下”地影响国家间的互动行为,不同国家间行为存在相似性[8]。查尔斯·赫尔曼和詹姆斯·罗西瑙构建了国际社会的动态系统,揭示了国家行为体以及跨国行为体互动关系对国际体系的作用[9]。其二,系统动力学理论是认识和研究复杂系统的重要理论之一,尤其理解复杂系统的反馈机制。系统动力学于1956年由Jay W. Forrester提出,20世纪70年代末引入国内,此后其理论、方法、工具以及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完善[10]1。随着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动态性、不确定性等不断涌现,系统动力学理论成为经济、创新、环境、资源等研究领域的热点[11,12,13]。近年来,系统动力学理论开始出现在全球发展战略研究,包括国家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等研究领域[14]。系统动力学理论认为,系统模式、属性与功能取决于系统的整体结构与反馈机制,其中系统结构是决定系统属性、功能与行为逻辑的前提条件。系统动力学理论侧重分析复杂系统结构与功能的交互过程,利用反馈、调节和控制机制解释复杂系统的演进规律[10]7。地缘经济系统演进不仅受到不同子系统的交互作用影响,而且受到不同要素结构对系统属性与功能的反馈作用,因此系统动力学理论对解释地缘经济系统演进具有一定适用性。
贸易关系是地缘经济系统的重要测度。首先,国家间贸易关系是影响地缘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15,16]。国家间贸易关系强化能够提高彼此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降低地缘经济摩擦[17,18,19]。而且,地缘经济摩擦所采取的主要手段基本涵盖了贸易层面,如贸易制裁、贸易禁运等[16]。其次,国家间贸易关系是地缘经济关系的集中体现,现存文献多以贸易关系为视角开展地缘经济的实证研究[20,21,22,23]。① 研究贸易活动与地缘经济的关系。周晓男等指出,国际社会存在大量贸易活动,对地缘经济秩序影响显著[24,25,26,27];所罗门等认为,国际贸易是地缘经济的主要内容,决定了各个国家的地缘经济实力[28,29,30,31];宋涛等提出,国家之间主要通过贸易、投资、产业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等关键合作,实现地缘经济的互利共赢[16,20,32]。② 研究贸易规模与地缘经济格局的关系。洛克林等以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对外贸易规模为研究对象并考察了全球地缘经济格局,发现这3个国家与邻近国家的贸易关系较为紧密,因此地缘经济体现为对外贸易的地理邻近性[22];马腾等从贸易与投资两个维度,刻画了地缘经济联系的强弱特征,综合比较了中美两国在南美洲的地缘经济格局[33];孟德友等从商品贸易结构的视角,考察了中国地缘经济格局与影响[34]。③ 研究贸易网络与地缘经济关系。潘峰华等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流量数据,借助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探究中国周边区域的地缘经济环境[16,35];李正借助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基于商品贸易流和服务贸易流等表征和测度技术,考察澜-湄流域的地缘经济地域系统的演化过程[36]。虽然,近年来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考察全球贸易关系变化的文献不断出现,但借助贸易网络深入解析地缘经济系统属性与功能的文献较少,导致现有文献对地缘经济系统内在运行规律的解释力不足。
有鉴于此,本文结合系统动力学理论构建地缘经济系统的分析框架,借助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构建1996—2016年全球商品贸易网络,从网络属性特征、国家功能类型、国家功能等级等方面的变化剖析地缘经济系统属性与功能的演进规律,挖掘不同国家在地缘经济系统中发挥的作用,探究地缘经济系统稳定且有序运行的深层机理。本文旨在结合网络分析方法补充地缘经济研究的方法论,融合系统动力学的相关理论拓展地缘经济的分析框架,以期为深入模拟和预测地缘经济系统的演进态势发凡起例,为中国制定精准且有效的对外地缘经济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2 数据说明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说明
贸易关系作为地缘经济关系最直接的体现形式,是地缘经济研究的主要途径之一。鉴于商品贸易数据的完整性与客观性,本文侧重通过1996—2016年全球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双边商品贸易流量探究地缘经济系统的演进规律,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数据类型选择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版(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 Rev. 3, SITC3)。数据获取与处理过程如下:① 采用联合国贸易数据库的数据编码,借助Python的爬虫工具编辑抓取程序,获取各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进出口总额、进出口商品类型的数据。各年度涉及国家(或地区)数量有所不同,其中1996年数据涉及189个国家和18个地区,2016年数据涉及194个国家和28个地区。② 建立缺失数据的处理规则,补充少数国家(或地区)或少数年份缺失的数据。如研究年份内出现国家(或地区)独立,将这些国家(或地区)在宣告独立之前的年份排除;将对方国家(或地区)的进口额替代为数据缺失国家(或地区)的出口额;通过相邻年份进行替代或其他年份数据进行估算。由于缺失数据占比小,这些处理对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影响甚微。③ 利用R语言生成各个国家(或地区)商品贸易流量的关联矩阵。首先,构建节点集合2.2 研究方法
地缘经济系统属性是指地缘经济系统所具备的性质特征,包括小世界性、无标度性、同配性。① 小世界性综合比较现实网络与随机网络的集聚系数与规则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反映了地缘经济系统的空间关联性与可达性。其中,集聚系数刻画了地缘经济联系的空间模式,倾向区域内联系抑或是倾向区域外联系,平均路径长度体现了地缘经济联系的可达性和地缘经济战略的互信度。② 无标度性体现了地缘经济整体系统与局部系统的自相似性。无标度性表现为网络中大部分节点只和少数节点存在连接关系(或连接强度较低),而极少的节点与多数节点存在连接关系(或连接强度较高)。③ 匹配性体现了不同国家(或地区)地缘经济的联系偏好。地缘经济系统功能是指各个国家(或地区)在整个系统中所具有的功效、能力与作用,国家中心性和结构对等性是地缘经济系统功能的重要判断依据。其中,度中心性和权重度中心性体现国家(或地区)对外地缘经济联系的能力;特征向量中心性体现了邻接国家(或地区)对外地缘经济的联系能力;介数中心性体现了地缘经济系统的第三国效应,即国家(或地区)的中转与衔接能力;接近中心性体现了国家(或地区)地缘经济关系的可达能力。不同类型中心性刻画了国家(或地区)在地缘经济系统中的不同功能,其关联度反映出不同功能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构对等性反映出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地缘经济系统中所发挥不同类型的功能。2.2.1 小世界性判定 小世界性是指商品贸易网络同时具有高集聚系数和低平均路径长度[37]。目前,相关文献主要通过测试小世界熵数(small world quotient)判定现实网络的小世界性。这个方法仅以平均路径长度单一指标考察小世界性,而忽视了现实网络的高集聚性[38,39]。因此,本文对小世界判定的算法进行修正。首先,基于ER随机图模型构建相同节点与边数的随机网络,计算其平均路径长度;其次,构建规则网络,计算其集聚系数;最后,借鉴欧式距离公式,计算商品贸易网络的小世界程度值(small world value,SMV)。公式如下:
式中:APLreal、CCreal、APLrand、CCreg依次代表商品贸易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和集聚系数、随机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规则网络的集聚系数;SWV的取值范围为[0, 1],其值越大说明小世界性越强。
平均路径长度(average path length, APL)为任意两个节点距离的平均值,因此商品贸易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可定义为任意两个国家(或地区)间商品贸易距离 ( 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距离为连接两个国家(或地区)最少贸易关系的边的数目,即两个节点之间最短路径的边的数目。)的平均值,该指标反映了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可达性和商品贸易网络的连通性。公式如下:
式中:N为国家(或地区)数;dij表示存在商品贸易关系的任意两个国家(或地区)间最短路径的商品贸易关系边数,即最短路径长度。
集聚系数(clustering coefficient,CC)为节点与其所有邻接点之间连接边的数目与可能最大连接边数目的比值的平均值,反映了国家(或地区)的集聚情况。公式如下:
式中:N代表国家(或地区)数;Ei代表国家(或地区)i的ki个邻接边的数量。若CC值越大,表示国家(或地区)之间形成短距离关系的程度越大;CC=0,说明国家(或地区)i没有邻接边;CC=1,说明国家(或地区)i与所有邻接点都连接。
ER随机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① 随机网络的节点数设定为参与商品贸易网络的国家(或地区)数量;② 任意两个节点以概率
规则网络的集聚系数公式如下:
式中:k为各年份商品贸易网络的平均度。
2.2.2 无标度性判定 节点度(degree)为国家(或地区)存在贸易关系的数目d(x),节点权重度定义为国家(或地区)对外商品贸易总额wd(x)。P(k)表示节点度或权重度概率分布函数。当所有节点的P(k)满足幂函数时,指示整体网络结构具有无标度性质;当只有部分节点的P(k)满足幂函数时,指示网络具有局部无标度性质,这些节点的分布区间为无标度区间;当没有节点的P(k)满足幂函数时,指示该网络不具备无标度性质。
商品贸易网络具备无标度性或存在无标度区间,代表了地缘经济系统“核心-边缘”结构显著,即少数核心国家(或地区)与大部分国家(或地区)存在地缘经济关系(或联系强度高)。而且,整个网络可划分为多个子网络,不同子网络与整体网络都存在相似的“核心-边缘”结构。
2.2.3 匹配性判定 根据Newman的定义,通过网络度和权重度的同配系数(assortativity coefficient)刻画网络匹配性,公式如下:
式中:ji和ki为第i条边所连接两个国家(或地区)之间商品贸易关系的数量或强度,(i=1, 2, 3, …, M,M为总边数)。本文通过Pearson检验同配系数的显著性。若同配系数为正数,则网络具有同配性,反之,网络具有异配性。
2.2.4 结构对等性判定 结构对等性用以识别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商品贸易网络中的位置和功能[40],即拥有相似关系模式的节点是否符合特定的角色或者处于特定的网络“位置”,或者处于相似角色或“位置”的节点是否会参与特定的关系模式。若两个行动者相互替换后没有改变整个网络的结构和性质,则认为二者在结构上对等[41]。结构对等性与商品贸易网络中国家(或地区)功能类型的划分具有共通性。例如,当两个国家(或地区)具有相同的地缘经济关系数,且与连接国家(或地区)所处的位置相同时,则认为两个国家(或地区)等级或功能类型相同。因此,借用结构对等性分析方法,通过Pajek软件识别商品贸易网络中国家(或地区)的功能类型,深入挖掘其地缘经济意义[42]。
3 地缘经济系统的属性演进
3.1 小世界性:与世界经济阶段性发展共轭
商品贸易网络具有小世界性,其演进态势与世界经济局势变化共轭(表1)。总体来看,商品贸易网络同时具备规则网络的高集聚系数和随机网络的低平均路径长度,1996—2016年小世界程度值均超过0.890,平均值高达0.912。小世界性的高集聚系数一定程度体现了地缘经济联系的空间邻近性,区域内部国家(或地区)建立地缘经济关系的概率高于区域之间国家(或地区)建立地缘经济关系的概率;低平均路径长度指示了商品贸易联系有助于降低国家(或地区)间信息非对称性,有效提高地缘经济战略的互信度。分阶段看,1996—2001年,小世界程度值由0.894增长至0.911,表明区域化进程推动着邻近国家(或地区)地缘经济关系的形成。2002—2008年,小世界程度值总体稳定在0.915水平,但平均路径长度呈现下降趋势,表明地缘经济关系空间阻滞效应弱化,区域之间的合作意识开始加强。2009—2016年,小世界程度值出现下降,而聚类系数和平均路径长度出现增长,一定程度上指示了区域化发展快于全球化发展,国家(或地区)更倾向与邻近国家(或地区)建立商品贸易联系,地缘属性凸显。Tab. 1
表1
表11996—2016年商品贸易网络的小世界程度值
Tab. 1
年份 | 聚类系数 | 平均路径长度 | 小世界程度值 | |||||
---|---|---|---|---|---|---|---|---|
商品贸易网络 | 规则网络 | 随机网络 | 商品贸易网络 | 规则网络 | 随机网络 | |||
1996 | 0.850 | 0.732 | 0.206 | 1.808 | 2.940 | 1.796 | 0.894 | |
1997 | 0.853 | 0.735 | 0.231 | 1.768 | 2.587 | 1.767 | 0.894 | |
1998 | 0.840 | 0.736 | 0.253 | 1.742 | 2.395 | 1.745 | 0.906 | |
1999 | 0.836 | 0.737 | 0.273 | 1.732 | 2.287 | 1.726 | 0.910 | |
2000 | 0.830 | 0.738 | 0.272 | 1.725 | 2.263 | 1.729 | 0.915 | |
2001 | 0.835 | 0.738 | 0.276 | 1.728 | 2.237 | 1.724 | 0.911 | |
2002 | 0.831 | 0.738 | 0.281 | 1.711 | 2.193 | 1.717 | 0.915 | |
2003 | 0.828 | 0.739 | 0.293 | 1.697 | 2.132 | 1.708 | 0.917 | |
2004 | 0.832 | 0.739 | 0.305 | 1.682 | 2.053 | 1.696 | 0.914 | |
2005 | 0.828 | 0.739 | 0.304 | 1.680 | 2.033 | 1.694 | 0.918 | |
2006 | 0.831 | 0.740 | 0.313 | 1.672 | 2.005 | 1.686 | 0.915 | |
2007 | 0.830 | 0.740 | 0.322 | 1.658 | 1.952 | 1.677 | 0.916 | |
2008 | 0.828 | 0.740 | 0.333 | 1.648 | 1.901 | 1.667 | 0.918 | |
2009 | 0.828 | 0.740 | 0.333 | 1.651 | 1.902 | 1.667 | 0.918 | |
2010 | 0.829 | 0.741 | 0.338 | 1.639 | 1.869 | 1.660 | 0.917 | |
2011 | 0.829 | 0.741 | 0.344 | 1.636 | 1.849 | 1.657 | 0.917 | |
2012 | 0.833 | 0.740 | 0.333 | 1.658 | 1.905 | 1.667 | 0.915 | |
2013 | 0.835 | 0.741 | 0.339 | 1.643 | 1.877 | 1.661 | 0.912 | |
2014 | 0.836 | 0.741 | 0.346 | 1.634 | 1.844 | 1.654 | 0.911 | |
2015 | 0.833 | 0.741 | 0.341 | 1.636 | 1.860 | 1.658 | 0.913 | |
2016 | 0.839 | 0.740 | 0.326 | 1.658 | 1.939 | 1.674 | 0.9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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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无标度性:分形结构特征趋向优化
商品贸易网络的度分布呈现阶段性分形特征,无标度区间变窄乃至消失;权重度分布呈现显著的无标度性,分形结构趋向优化(图2、图3)。从度分布的无标度性来看,4个年份的度分布幂律拟合参数alpha均大于2且不断增加(图2)。其中,1996年和2002年的度分布为局部分形。1996年,无标度区间存在133个国家(或地区),占比64.25%,前20%国家(或地区)拥有58.27%的商品贸易关系数;2002年,无标度区间存在97个国家(或地区),占比44.09%,前20%国家(或地区)拥有47.09%的商品贸易关系数。这一结果表明了地缘经济关系建立的初期存在择优选择机制,国家优先选择与大国建立地缘经济关系,形成多个具备“核心-边缘”结构的子网络。2009年和2016年商品贸易网络度分布的分形结构消失,表明了地缘经济关系的均衡化发展。主要由于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开放水平日益增强,地缘经济关系逐步形成北北国家、南北国家、南南国家“三环并重”的格局。图2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1996—2016年地缘经济系统度累计分布及幂律拟合检验
Fig. 2Cumulative distribution and power law fitting test of degree in geo-economic system, 1996-2016
图3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1996—2016年地缘经济系统权重度累计分布及幂律拟合检验
Fig. 3Cumulative distribution and power law fitting test of weighted degree in geo-economic system, 1996-2016
从权重度分布的无标度性来看。4个年份的权重度分布幂律拟合参数alpha均小于2(图3)。这一结果表明了地缘经济联系强度存在多个次一级子网络,表现为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边缘国家(或地区)对核心国家(或地区)依赖性较强。这些子网络分别对应以美国、德国、中国为核心的北美地缘经济组群、西欧地缘经济组群与亚太地缘经济组群,组群内部的地缘经济联系强度远高于组群之间的地缘经济联系强度。随着时间推移,商品贸易联系强度网络逐渐趋向“二八法则”,中间位序的国家(或地区)增多。1996年无标度区间存在135个国家(或地区),占比65.21%,前20%国家(或地区)的商品贸易总额占比95.52%;2002年无标度区间存在125个国家(或地区),占比56.56%,前20%国家(或地区)的商品贸易总额占比92.88%;2009年无标度区间存在158个国家(或地区),占比71.49%,前20%国家(或地区)的商品贸易总额占比90.68%;2016年无标度区间存在144个国家(或地区),占比64.57%,前20%国家(或地区)的商品贸易总额占比92.08%。这表明对外地缘经济联系强度的择优选择机制与增长性更强。国家通过优先选择强化与大国的地缘经济联系,带动自身地缘经济实力的发展,缩小与核心国家之间的差距。近年来,亚洲四小龙、金砖国家、东南亚国家等新兴经济体主要通过与欧美发达国家的贸易联系实现经济复兴,推动商品贸易网络的中间位序的国家(或地区)数量增多,而金融危机使得新兴经济体与欧美国家的地缘经济实力差距缩小。
3.3 匹配性:联系偏好的大国效应弱化
总体来看,商品贸易网络是异配型网络(表2),地缘经济系统存在大国效应,这也是地缘经济系统择优选择机制的重要佐证。分阶段看,度与权重度的匹配系数同步变化。1996年,度和权重度的匹配系数分别为-0.5874和-0.5309,地缘经济系统表现为节点错位联系,具有较强的择优机制。2002年,度和权重度匹配系数的绝对值急剧下降,分别由0.5874下降至0.2538,0.5309下降至0.2099。2009年和2016年,度与权重度匹配系数保持在[-0.3, -0.2]区间。一方面无标度性的存在,使贸易小国优先选择与贸易大国构建地缘经济合作关系;另一方面战略资源的稀缺性与空间非均质性,使得地缘经济大国之间形成竞争,但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提升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竞争的强化。Tab. 2
表2
表21996—2016年地缘经济系统的同配系数及其皮尔逊检验
Tab. 2
年份 | 相关系数 | 95%置信区间 | t | |
---|---|---|---|---|
度 | 1996 | -0.5874*** | [-0.6065, -0.5678] | -48.11 |
2002 | -0.2538*** | [-0.2754, -0.2319] | -22.13 | |
2009 | -0.2724*** | [-0.2918, -0.2527] | -26.26 | |
2016 | -0.2714*** | [-0.2909, -0.2516] | -26.05 | |
权重度 | 1996 | -0.5309*** | [-0.5518, -0.5093] | -41.52 |
2002 | -0.2099*** | [-0.2320, -0.1877] | -18.12 | |
2009 | -0.2061*** | [-0.2263, -0.1858] | -19.54 | |
2016 | -0.2073*** | [-0.2275, -0.1869] | -19.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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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缘经济系统的功能演进
4.1 中心性关联度:关系依赖效应相对稳定
总体来看,特征向量中心性与权重度中心性的相关性最高,度中心性与权重度中心性的相关性次之(图4),表明地缘经济系统存在关系依赖效应,国家(或地区)间商品贸易总量越高,其邻接国家(或地区)商品贸易总量也越高。分阶段看,1996年,特征向量中心性和权重度中心性的相关系数为0.95,度中心性和权重度中心性的相关系数为0.72,均呈极显著;2016年,特征向量中心性和权重中心性的相关系数保持0.96高值,权重度中心性和度中心性的相关系数下降至0.60,均呈极显著。这一结果指示了小国与大国之间地缘经济联系趋于强化。而且,介数中心性与接近中心性的关联度逐渐提高,说明了地缘经济中转能力能够带动可达性的提升,中转型国家(或地区)的功能等级趋于提升。例如,东亚、东南亚国家(或地区)具备零部件生产、商品组装等比较优势,吸引全球大量的跨国投资,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联系的纽带,中转功能提升又带动了东亚、东南亚国家(或地区)对外地缘经济联系规模的扩大。图4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1996年和2016年地缘经济系统不同中心性的相关系数及其散点图
注:*、**、***分别代表P<0.5、P<0.1、P<0.05水平上显著相关。其中,wd,bt,cl,ec,d依次代表权重度中心性、介数中心性、接近中心性、特征向量中心性、度中心性。
Fig. 4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nd scatterplots of different centralities in geo-economic system in 1996 and 2016
4.2 中心性空间结构:呈现空间均衡化发展
商品贸易网络不同类型中心性的空间格局存在差异(表3)。① 特征向量与权重度中心性的空间分布高度相似,呈现以中美为核心、东西并立的格局。1996年特征向量中心性呈现以美国与加拿大为核心的双核结构,权重度中心性呈现以美国与德国为核心的双核结构;2016年特征向量中心性与权重度中心性均呈现以中美为核心的双核结构。② 介数中心性呈现嵌入式格局,空间分布呈现均质化趋势。介数中心性的变异系数由1996年的1.56下降至2016年的0.97。其中,2016年介数中心性处于第一层级的国家(或地区)主要包括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巴西、菲律宾、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芬兰、丹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一方面,欧美国家“再工业化”战略导向,使得中间品生产、产品组装等环节出现回流趋势;另一方面,中国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开始衰减,东南亚成为承接全球中间品生产、加工、组装的集聚地。③ 接近中心性的空间格局为片状分布,呈现由核心区向边缘区转移的空间态势。1996年接近中心性变异系数为0.17,处于第一层级的国家(或地区)主要集中在北欧、东欧和东亚。这表明融入全球生产与分工的后发国家(或地区),在该时期与其他国家(或地区)构建双边或多边贸易关系的频率较高。2016年高接近中心性出现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转移,变异系数下降至0.12。处于第一层级的国家(或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北欧、拉丁美洲和非洲。Tab. 3
表3
表31996年和2016年不同中心性处于第一层级的国家(或地区)
Tab. 3
年份 | 权重度中心性 | 特征向量中心性 | 介数中心性 | 接近中心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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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 美国、德国 | 美国、加拿大 | 挪威、印度、英国、芬兰、爱尔兰、希腊、墨西哥 | 芬兰、爱尔兰、印度、挪威、希腊、土库曼斯坦、巴拉圭、瑞典、巴巴多斯、塔吉克斯坦、丹麦、塞内加尔、墨西哥、匈牙利、爱沙尼亚、贝宁、中国澳门、斯洛文尼亚、伊拉克、捷克、圭亚那、新西兰、阿尔巴尼亚、刚果(金) |
2016 | 中国、美国 | 中国、美国 | 卢森堡、澳大利亚、冰岛、菲律宾、缅甸、墨西哥、芬兰、丹麦、中国澳门、新西兰、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美国、印度尼西亚、秘鲁、马耳他、卡塔尔、巴西、捷克、加拿大 | 卢森堡、冰岛、塞拉利昂、吉尔吉斯斯坦、澳大利亚、卡塔尔、秘鲁、沙特阿拉伯、斐济、马耳他、芬兰、菲律宾、阿根廷、门店、利比亚、墨西哥、圭亚那、阿富汗、赞比亚、塞尔维亚、捷克、马来西亚、斯洛伐克、以色列、葡萄牙、亚美尼亚、斯里兰卡、丹麦、印度尼西亚、瑞典、加拿大、毛里求斯、新西兰、巴西、柬埔寨、约旦、罗马尼亚、阿塞拜疆、赞比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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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功能类型分层特征:“金字塔”型核心-边缘结构日益凸显
本文借助层次聚类法挖掘商品贸易网络的结构对等性,划分出核心型地缘经济区、中转型地缘经济区、一般型地缘经济区、孤立型地缘经济区这四大功能区。其中,核心型地缘经济区具备地缘经济联系的高活跃度以及地缘经济资源的强控制力,主导着全球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聚与辐射;中转型地缘经济区具备地缘经济联系的中转能力,处于系统的结构洞位置,一方面与区内核心型国家(或地区)保持着紧密的地缘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将承接的商品流、资金流等辐射至边缘国家;一般型地缘经济区的中转功能以及地缘经济联系的活跃度均处于或略低于平均水平;孤立型地缘经济区依赖于与少数核心型国家(或地区)的地缘经济联系,是地缘经济系统的“冷区”。(1)从数量特征看,国家功能类型的等级逐步形成“金字塔”型结构(表4)。核心型地缘经济区、中转型地缘经济区、一般型地缘经济区、孤立型地缘经济区的国家(或地区)数量随等级降低依次递增。1996—2016年,一般型和孤立型地缘经济区的国家(或地区)数量始终高于核心型和中转型地缘经济区的国家(或地区)数量,占比一直高于70%,但逐渐递减。核心型和中转型地缘经济区的国家(或地区)数量结构处于动态变化,中转型地缘经济区的国家(或地区)数量大幅增加,核心型地缘经济区的国家(或地区)数量也略微增加。这主要由于商品贸易网络的中间位序国家(或地区)数量增多。2016年,地缘经济系统功能区划的特征量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型结构,核心型国家(或地区)数量为27个,占比12.11%;中转型国家(或地区)数量为42个,占比18.83%;一般型国家(或地区)数量为69个,占比30.94%;孤立型国家(或地区)数量为85个,占比38.12%。
Tab. 4
表4
表4不同功能类型的国家(或地区)数量与非相似性系数
Tab. 4
区域类型 | 1996年 | 2002年 | 2009年 | 2016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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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区)数量 | 非相似性系数 | 国家(地区)数量 | 非相似性系数 | 国家(地区)数量 | 非相似性系数 | 国家(地区)数量 | 非相似性系数 | ||||
核心型地缘经济区 | 20 | 0.81 | 25 | 0.82 | 22 | 0.43 | 27 | 0.43 | |||
中转型地缘经济区 | 16 | 0.81 | 17 | 0.51 | 21 | 0.60 | 42 | 1.31 | |||
一般型地缘经济区 | 81 | 0.63 | 81 | 1.45 | 82 | 1.93 | 69 | 1.87 | |||
孤立型地缘经济区 | 90 | 1.57 | 97 | 2.68 | 95 | 2.47 | 85 |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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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空间分布上看,国家功能类型的等级随着与核心区距离的增加而出现下降,逐步形成“核心-边缘”的圈层格局。总体来看,核心型地缘经济区外围分布着中转型地缘经济区,中转型地缘经济区外围分布一般型地缘经济区,继而是孤立型地缘经济区(表5)。分阶段看:① 核心型地缘经济区。1996年,其结构非相似性为0.81,主要集中在北美、北欧、西欧、东亚等地区;2016年,其结构非相似性大幅下降至0.43,空间分布向东南亚和东欧地区拓展,非相似性下降指示了该区域地缘经济联系结构趋向同质化。② 中转型地缘经济区。1996年,其结构非相似性为0.81,主要集中在东欧、拉丁美洲和大洋洲;2016年,其结构非相似性也提升至13.1,覆盖区域扩散至北非、西亚和东南亚,尤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多属于该功能类型区。③ 一般型地缘经济区。1996年,其结构非相似性为1.93,主要集中在中亚、西亚、东欧、拉丁美洲、东非和北非地区,俄罗斯也属于该功能区,主要由于俄罗斯在冷战结束初期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经贸联系较弱;2016年,其结构非相似性略微下降至1.87,空间覆盖范围出现收缩,尤其东欧、东南亚和北非地区的多数国家(或地区)跃升至中转型地缘经济区。④ 孤立型地缘经济区。1996年,其结构非相似性为1.57,主要集中在拉丁美洲、非洲、中亚以及多数小岛国家(或地区);2016年,其结构非相似性上升至1.87,空间覆盖范围也出现收缩,尼日利亚、赞比亚、刚果(金)等非洲国家(或地区),以及柬埔寨、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或地区)出现功能等级的跃升。地缘经济系统高度极化且存在空间分异的地理现象主要是不同功能区之间相互依存与相互制约,系统内部国家主体伴随国际局势变化的结果。
Tab. 5
表 5
表 51996年和2016年不同类型地缘经济区的国家(或地区)
Tab. 5
年份 | 核心型地缘经济区 | 中转型地缘经济区 | 一般型地缘经济区 | 孤立型地缘经济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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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 中国、美国、印度、日本、中国香港、韩国、德国、加拿大、法国、英国 | 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澳大利亚、匈牙利、捷克、葡萄牙、阿根廷、新西兰、波兰、希腊 | 俄罗斯、马来西亚、秘鲁、巴西、智利、爱沙尼亚、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 | 刚果(金)、文莱、阿富汗斯坦、乌干达、缅甸、尼日尼亚、赞比亚、津巴布韦、柬埔寨、缅甸 |
2016 | 中国、美国、德国、英国、印度、加拿大、中国香港、日本、南非、印度尼西亚 | 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克罗地亚、埃及、阿根廷、澳大利亚、墨西哥、科威特、菲律宾、越南 | 阿富汗斯坦、缅甸、柬埔寨、奥地利、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牙买加、伊朗、伊拉克、肯尼亚 | 乍得、斐济、老挝、东帝汶、索马里、汤加、瓦努阿图、中非、卢旺达、马拉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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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缘经济系统的功能结构受自然地理空间分异、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不同功能区相互作用的影响而呈现动态演进。首先,自然地理的区位条件是不同类型功能区形成的基础条件。由于时间惰性的存在,自然地理空间成为“金字塔”核心-边缘型结构的基础约束。在聚集经济效益、规模效益递增的作用下,核心型地缘经济区一般集中在地理资源丰裕、人口规模庞大、原始资本积累丰富的少数国家(或地区),且在循环累积的正反馈作用下强化。中转型地缘经济区和一般型地缘经济区主要分布在能为核心型地缘经济区提供生产资源和要素的国家(或地区),孤立型地缘经济区则主要分布在核心型地缘经济区的最远端,能为核心区、中转区、一般区提供原始材料供应的国家(或地区)。其次,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是功能区空间格局演进的主导驱动力。国家地缘经济实力决定了其在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及发挥的功能。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地缘经济实力的提升是地缘经济系统结构重塑的动力,推动着各个国家(或地区)在不同功能层级的跃迁和功能类型空间格局的变动。最后,不同功能区的互动机制是地缘经济功能区空间结构演化的重要因素。不同功能区的互动机制表现为核心型地缘经济区通过市场系统、政治系统、供给系统等途径辐射地缘经济资源,包括商品流、资本流、人流、技术流等生产要素;还表现为中转型地缘经济区和一般型地缘经济区对生产要素的集聚与扩散,以及孤立型地缘经济区对生产要素的供给与反馈。在自然地理空间分异、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功能区互动机制作用下,地缘经济系统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型核心-边缘结构。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随着生产协作、国际分工等跨国经济活动弱化全球地域系统边界的“阻滞效应”,国家(或地区)间逐渐形成多层次、多要素、多主体交织融合的网络系统,地缘经济呈现出与大部分现实网络系统相似的复杂属性与功能。本文通过1996—2016年全球国家(或地区)间的商品进出口数据,探究地缘经济系统的属性和功能演进过程,所得结论如下:(1)地缘经济系统具备高集聚系数和低平均路径属性,呈现显著的小世界性,小世界程度值的变化规律与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共轭。地缘经济系统不是完全的无标度网络。其中,度分布分形特征逐渐消失,无标度性也逐步消解;权重度分布分形特征保持着良好的时间稳定性,中间位序国家增多使其分形结构趋向优化。地缘经济系统是异配型网络,各个国家(或地区)对外地缘经济联系遵循择优选择机制,亦可称之为“大国效应”,但大国效应随着地缘经济系统的完备而趋向弱化。
(2)地缘经济系统呈现较强的关系依赖性,“结构洞”功能有助于国家地缘经济的发展。其中,权重度中心性与特征向量中心性存在较高的关联度,介数中心性与接近中心性的相关性趋于增强。不同中心性类型的空间分异特征明显。特征向量与权重度中心性具有较高的空间同配性,逐步形成以中美两国为核心的东西并立格局;介数中心性总体呈现嵌入式的散落分布,空间结构趋向均质化;接近中心性呈现连片式分布,出现高接近中心性由核心国家(或地区)向边缘国家(或地区)转移的趋势。
(3)地缘经济系统的功能类型呈现“金字塔”型的核心-边缘结构。在数量结构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功能类型逐渐形成具有等级性的“金字塔”型特征,与国际体系结构的阶段性演变同步。在空间分布上,地缘经济系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功能类型逐步形成“核心-边缘”集聚的圈层格局,等级随着与核心区距离的增加而递减。在形成机制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功能类型受到自然地理空间分异、社会经济发展、不同功能区互动的共同作用。
5.2 讨论
地缘经济系统演进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重要内容,商品贸易网络是探究地缘经济系统的重要途径。结合研究结果,本文进一步挖掘地缘经济系统演进与世界秩序变化的关系,阐述不同功能类型对地缘经济系统演进的作用。(1)地缘经济系统的小世界性变化呈现出“系统重构-有序运行-无序形态”的规律,这对应了世界秩序发展的不同阶段,包括冷战结束、和平发展、后金融危机等不同时期。冷战结束,全球多边主义开始涌现,区域贸易协议大幅增长,世界秩序开始重构。21世纪初期,全球进入和平发展时代,双边贸易关系逐步完备,世界秩序呈现稳定且有序的运行状态。金融危机爆发,以及随后出现的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欧洲极右势力冲击、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国际事件,导致世界秩序呈现高度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尤其,在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各个国家(或地区)出现短期的经济停摆,大量产业链出现中断,这将加速全球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进入大调整时期。而且,跨国公司注意到国际断供的风险,选择内向化、本地化、缩短化的生产模式,倾向选择国内供应链、区域性供应链替代国际供应链。这些将可能加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导致地缘经济系统的无序形态进一步延续。
(2)地缘经济系统的无标度性与匹配性的演进体现了国家对外经济联系偏好的大国效应趋向弱化,这也是世界秩序出现逆全球化,地缘经济作用凸显的重要佐证。度分布表现为自相似缩放标度消失,地缘经济关系构建趋向空间均质化;权重度分布表现为自相似缩放标度较宽,次一级系统结构与整体系统结构具有相似性;度与权重度的匹配性体现出国家地缘经济联系的择优选择机制。然而,国家地缘经济联系偏好会在内部社会环境和外部国际局势的双重作用下,产生适应性行为并出现偏好调整。正如,新冠疫情是由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引起的国际局势变化,暴露出世界秩序的诸多问题,包括国家战略互信问题、国际治理问题、经济全球化问题等。新冠疫情强化了国家保护主义、淡化了全球主义,甚至切断了边缘国与核心国的地缘经济联系。这些都让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地缘经济联系偏好产生适应性调整,世界经济的地缘属性将一步强化,区域内部国家(或地区)“抱团取暖”行为将更为频繁,商品贸易的地理邻近性也将更加凸显。
(3)地缘经济系统功能类型的“金字塔”结构透视出国家经济在全球层次的力量对比。雅尔塔体系和两极格局崩塌之后,国际关系呈现“一超多强”的格局,地缘经济系统形成单极主导与多极均势交互发展的特征。该时期的新兴经济体在地缘经济系统中的功能有限,所处等级层次较低。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个国家(或地区)不断强化与邻近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合作,提升本国在系统中的功能,地缘经济系统逐步走向稳定且有序的发展状态,形成多极均势的“金字塔”结构。其主要特征为“金字塔”顶层的国家(或地区)占比仍是最低,但国家数量日益增多,而且中转型国家数量大幅增加,形成不以少部分国家(或地区)为主导且相互依存渗透的地缘经济系统。地缘经济系统的“核心-边缘”的圈层格局也高度符合伊曼纽尔·沃勒斯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世界体系。国家资本积累和经济空间的追求,让区域性生产协作与劳动分工存在不平衡性。核心型国家(或地区)影响甚至主导着全球贸易、金融、市场等运作体系,利用对生产要素的控制力实现国内的资本积累。孤立型国家(或地区)成为向核心型国家(或地区)提供原材料、廉价劳动力和销售市场的地区,主要从事初级产品的生产。中转型和一般型国家(或地区)凭借地缘经济资源的集聚与扩散能力,成为地缘经济系统的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的结构性稳定要素,以及避免核心型与孤立型国家(或地区)直接冲突乃至对抗的重要缓冲区。此外,边境地区也是不同功能区的重要战略缓冲地带,其空间行为也将成为决定地缘经济系统功能结构稳定的重要因素。简言之,不同功能区之间的互动反馈机制为地缘经济系统演进赋予了新的内涵。
本文研究发现,商品贸易网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地缘经济系统的特征及其运行规律,系统动力学理论对国际关系与地缘经济分析具有一定适用性。然而,地缘经济系统并非单纯的商品贸易网络,国家(或地区)间投资合作、产业合作、科研合作等也应该是地缘经济系统的重要考量。由于地缘经济系统内涵的复杂性、深层性、宏大性,以及子系统之间的交互耦合性,导致本文无法基于多个变量的相互作用关系刻画地缘经济系统。因此,未来笔者将从地缘经济系统的不同侧面、地缘经济变量之间的交互机理等持续展开研究工作,探寻地缘经济系统深层次的运行逻辑,以期对地缘经济系统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
致谢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地缘经济系统的理论框架搭建、地缘经济的指标选择与描述、研究结论的梳理与分析方面给予的客观、详实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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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1/yj2013050009URL [本文引用: 1]
都市圈经济资源环境系统通过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具多重反馈的耦合巨系统,三者间存在互相制约、相互作用的高阶、非线性复杂关系,传统的线性研究范式面临挑战。引入系统动力学理论,通过因果关系和流图分析方法,以武汉城市圈为例,建立经济-资源-环境耦合作用的系统动力学模型,结果显示:①模型具有很好的普适性,能真实反映系统要素之间相互耦合的动态演化过程,可以为调控经济资源环境系统协调发展提供决策参考;②借助模型可以对内部错综复杂、相互联系和相互耦合的巨系统进行动态多情景模拟,并揭示出协调发展模式下的经济快速增长为资源有效利用和环境保护治理提供更好的支持,三者相互促进,是武汉城市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相对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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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PMID:16009300 [本文引用: 1]
Both planning and design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s require accurate prediction of solid waste generation. Yet achieving the anticipated prediction accuracy with regard to the generation trends facing many fast-growing regions is quite challenging. The lack of complete historical records of solid waste quantity and quality due to insufficient budget and unavailable management capacity has resulted in a situation that makes the long-term system planning and/or short-term expansion programs intangible. To effectively handle these problems based on limited data samples, a new analytical approach capable of addressing socio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situations must be developed and applied for fulfilling the prediction analysis of solid waste generation with reasonable accuracy. This study presents a new approach--system dynamics modeling--for the prediction of solid waste generation in a fast-growing urban area based on a set of limited samples. To address the impac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ity wide, the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was assessed by a case study in the city of San Antonio, Texas (USA). This area is becoming one of the fastest-growing regions in North America due to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 The analysis presents various trends of solid waste generation associated with five different solid waste generation models using a system dynamics simulation tool--Stella. Research findings clearly indicate that such a new forecasting approach may cover a variety of possible causative models and track inevitable uncertainties down when traditional statistical least-squares regression methods are unable to handle such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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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1/dlyj201504015URL [本文引用: 4]
周边对一国地区稳定、经济发展等影响重大,中国也一直奉行“邻国是首要”的外交战略,推行“睦邻、富邻、安邻”的邻国政策。主要分析中国及其周边国家贸易网络,在经济依赖度分析等基础上,借助社会网络分析工具进行程度中心性分析、结构同型分析等一系列分析,从而对中国及其周边国家贸易网络进行多方面解剖。结果表明: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不平等的经济依赖度;贸易网络存在较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中国在周边贸易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影响力不断上升。研究表明,地缘政治研究中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可以实现空间关系的网络化和网络关系的空间化,深化对地缘环境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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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noting the rise of geoeconomic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the paper ascertains how the age of geoeconomics re-defines power and the rules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game. Of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is that a nation’s economic security eclipses its military security (or traditional national defense). In this context, I examine the meanings of the rise of a re-ascendant China for world politics in general and for Taiwan’s future in particular. Considering Taiwan’s heavy dependence on imported natural resources and its isolation and exclusion from vita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groupings, such as FTA’s. ASEAN, ASEM, and the 16-nation Asian super economic bloc in the marking. Finally, I take a prospective look at the prospect of a future cross-Strait integr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dictate of geo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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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PMID:9623998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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