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苏勤,1The social interaction processes and mechanisms between second home sojourners and local residents: A case study of Sanya city, China
WANG Jinlian,1,2, SU Qin,1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9-11-13接受日期:2020-06-8网络出版日期:2021-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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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2019-11-13Accepted:2020-06-8Online:2021-02-1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王金莲（1985-）,女,安徽宣城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 E-mail:
摘要
关键词：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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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莲, 苏勤. 第二居所旅居者与当地居民社会互动过程及机制——以三亚市为例. 地理研究[J], 2021, 40(2): 462-476 doi:10.11821/dlyj020190989
WANG Jinlian, SU Qin.
1 引言
随着城市化和后现代消费主义的发展,都市人度假需求快速释放,旅游与日常生活的二元对立逐步被解构[1],第二居所旅居已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中国海南、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广西北部湾、滇南等区域[2],集“居住生活”与“休闲度假”为一体的第二居所迅速增长。第二居所是指在常住地之外的地区拥有产权或长期租赁用以休闲、度假、养老等生活目的的临时性居所[3]。Muller等根据第二居所的使用情况以及与常住地的位置关系,将其分为周末型和假日型两类：周末型一般位于城市近郊或城市腹地的乡村地区,主要在周末被高频率地使用;假日型位于远离常住地的海滨、山地等度假地,单次逗留时间相对更长,并呈现季节性往返特征[4]。旅居者的概念来源于社会学,是指：一个在另一个国家度过了很多年却没有被同化的陌生人[5]。社会学是从文化的视角辨识这一流动人群,认为旅居者短暂居住在另一种文化环境中,并没有融入当地文化的意愿。因此,旅居者自身的根文化与旅居地异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文化适应等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命题,研究对象聚焦于跨国学习或就业群体。国内****文谨等从地理学视角对旅居进行研究,将旅居视为：个体在有别于其本身居住地和文化环境中做暂时性居住,并返回原住地的整个行为过程,是“人”在空间与时间上的交叉变动,属于典型的地理学“人-地-时空”交汇现象[6]。本文基于旅游地理学视角所研究的第二居所旅居者,较之于社会学中的旅居者,具有以下旅游属性特征：一是空间上的流动性,即发生在旅居地与流出地两个异质空间的往返流动,在空间尺度上不局限于跨国,还包括国内旅居;二是逗留时间的不确定性,可以是周末型短时间、高频次地往返逗留,也可以长时间季节性逗留;三是动机上的体验性,即追求一种新的经历和生活方式,而不是求学或就业动机。旅居者与普通旅游者不同,旅游者停留的时间相对较短,受到的影响有限[6],而旅居者更长的逗留时间使之成为目的地发展不可忽略的新元素[7]。旅居者又不同于永久性旅游移民,他们与来源地保持原有的社会关系,在目的地又建立新的社交网络。这种独特的流动性特征及引发的新的人地关系,使得地理****更聚焦于旅居对旅居者个体和旅居地的影响研究：对旅居者的影响主要包括对自我的重新认知[8]、身份认同的转变[9]、跨文化的适应与地方感的形成等[10];对旅居地的影响,经济上在拉动旅居地地方发展的同时造成额外的公共设施支出、引起房价上涨等问题[11];社会文化方面,旅居者为当地带来社会资本[12],但大量外来人口涌入也会引发社会文化冲突,甚至引起旅居地的“绅士化”现象[13]。
随着西方学界“日常生活”的兴起与转向,“回归生活世界”与生活本体论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新视角[14]。日常生活和社会互动是旅居者的重要特征[7],该群体在目的地的社会互动及形成的社会网络成为学术界关注的另一重点话题。基于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发现,第二居所旅居者一方面通过电话、网络等通讯信息手段与来源地构建虚拟社会网络,以获得跨地域的社会关系支持[15];在旅居地更倾向与具有相同兴趣爱好和生活方式的旅居者交往[7,16],形成特有的内部交往圈子[7]。第二居所旅居者作为一种周期性居民,很难与当地居民产生持久的能称之为融合的社会互动[17,18],并刻意与当地居民保持适当距离,形成隔离东道主的移民飞地[19,20]。人文地理****从两大方面对旅居者与当地居民缺乏深入互动的原因进行分析：一是居住空间隔离[17,19];二是两者在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第二居所旅居者具有典型的消费导向特征,他们在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文化身份、生活方式等方面与目的地居民形成强烈对比,以独特的文化身份构建了城市中“马赛克”式的文化图景和社会空间格局[21]2。这些内在差异外化为态度与行为差异[22]：如旅居者一般是环境“保护者”,通过成立环保协会、进行环境教育来保护环境;而当地居民通常是环境的“消费者”,为获得经济利益通过采掘活动破坏环境[23]。跨国性第二居所旅居者还存在宗教、种族与国籍等方面的差异[24,25],这些固有的差异影响到他们在当地的社会融入[22]。现有研究表明,旅居者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结构性差异是影响两者社会互动的重要因素。但是,没有深入研究这些差异是如何影响两者的社会互动,即缺乏微观作用过程研究。同时,地理学过往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地”,对“人”的关注还停留在静态与同质的层面[14],其个性与能动性常常被忽视。“人”是高度多元化且能动的客观存在[14],可以通过自我认知和经验来感知并建构非内在差异。伴随着地理学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从宏大的结构叙事向后现代的多元化和微观化转向[14],本研究拟突破传统研究视角,在进行内在差异研究的基础上,突出“人”的意识在社会互动中的作用,基于符号互动理论着重对影响社会互动的非内在差异及其微观作用过程与机制进行研究。
符号互动理论建立在Mead的社会行为主义与结构主义等理论基础之上,由Blumer率先提出。符号互动理论认为“自我”与“他者”的互动是社会的本质,并通过使用符号来解释彼此间的意义[26]280。人类不是生存在一个纯自然的环境中,任何事物都是经过人的定义才真正进入生活的世界,并通过符号表现出来[27],人们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以及彼此之间的交往,都依赖于对符号意义的理解。因此,符号互动就是个体通过对符号意义的解释而激发行动的一个过程。符号互动理论强调人类的行为充满解释的内涵,即基于经验、认知或者某种情境的特殊需求赋予事物一定的意义,并以此采取相应行动[28]。该理论着眼于人类社会在其中得以形成的互动过程,而不是互动结果,从而有利于揭示人类互动行为背后的机制和规律[29]。Colton、Brown、Dann****指出,符号互动理论对社会主体的整体分析方法非常适合对旅游相关行为的解释,因而引起旅游学界对该理论的关注与运用[26]281：① 在旅游营销与宣传中对符号意义应用的探讨,如Markwick对马耳他明信片[30]、Bhattacharyya对印度旅游手册中符号意义的解读[31]。② 对旅游主客互动中各种关系、角色的研究。张机等利用符号互动理论,系统研究了民族旅游地主客互动中双方的地位、角色与权力等问题[32,33];Evan等基于符号互动理论,先后对旅游者与印第安土著居民主客互动的研究发现,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对符号意义会进行不同的理解,因而容易导致两者的误解与矛盾[34,35],Karch等试图运用“角色协调”来消除误解[36],Sutton建议通过旅游系统的制度化建构来解决矛盾[37]。目前,在旅游地理学中,符号互动理论主要运用于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的主客互动研究,针对第二居所旅居者与当地居民的研究较少,对两者基于符号意义建构的非内在差异及其作用过程缺少关注。Blumer认为,符号意义因情境而生,个体需要通过对自身所处的情境进行定义才采取行动[38]。第二居所旅居这一特殊情境本身就确立了“外地人”与“本地人”身份符号上的差异,个体或群体与另一个群体在共享一个空间时会产生两种认识：一是“他者”与我分离,因此不是我;二是,“他者”与我不同[22]。由于这些认识,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出现在人们感知和解释“他者”及其差异的过程中,并常常将“他者”描述为敌人、不熟悉的、外来的入侵者,导致两者之间往往是基于统治、征服或同化的关系[22]。符号互动理论作为一个理论框架,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视角,但针对第二居所旅居这一特殊情境,旅居者与当地居民之间是如何定义、解释对方并建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社会互动的微观作用过程与机制是本文尚需研究的问题。
2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海南省三亚市被称为“东方夏威夷”,是中国著名的热带海滨旅游城市。本文的研究范围是三亚市中心城区,根据《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及整合）》,中心城区北至三亚绕城高速公路、南至大三亚湾、东至高新技术产业园、西至塔岭,面积约160 km2。之所以选择三亚市开展本研究,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首先,三亚市是中国较早的第二居所发展地,拥有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和旅游资源优势,以一流的人居环境成为国内旅居的首选地。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吸引着大量旅居者前往度假、养老、生活。旅居者在每年10月份开始迁移到三亚,并在4月、5月回到家乡,因此更普遍地被称为“候鸟”[39]。根据海南省政协发布的《进一步加强“候鸟群体”服务管理,发挥“候鸟人才”作用的调研报告》显示,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三亚“候鸟”数达41万人,约为三亚户籍人口总数的70%[40]。旅居者的市场来源结构虽然还缺乏官方的统计数据,但这一现象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并提供了粗略的估计[39]：三亚市旅居者中有70%来自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41]。《2017年海南省旅游抽样调查报告》显示,三亚市旅居者人均逗留101.6天,人均天花费156.72元[42]。参考海南省旅居者基本特征可以发现（表1 ）,这些旅居者具有不同的年龄、职业、收入等人口特征,他们的休闲与生活方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中国其他旅居地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同时,三亚市作为以旅游经济为主导的城市,以第二居所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度假旅游产品推动其城市化发展。在这一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旅居者购买的新建商品房与老城区破旧的居民自建房形成强烈对比,三亚市已分化为显著的二元城市[21]29。三亚市当地居民具有典型的内敛型海岛性特征,与大量涌入的消费性、休闲性旅居者的性格特征、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等强烈碰撞。这两方面的强烈对比,为本文进行两者的差异性及其对社会互动影响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更有利于揭示典型性规律。
Tab. 1
表1
表1海南省旅居者基本特征
Tab. 1
| 特征 | 占比(%) | 特征 | 占比(%) | 特征 | 占比(%) | |||
|---|---|---|---|---|---|---|---|---|
| 性别 | 男 | 43.30 | 职业 | 专业/文教科技人员 | 23.05 | 年龄(岁) | 44及以下 | 3.80 |
| 女 | 56.70 | 工人 | 17.45 | 45~54 | 5.23 | |||
| 收入(元) | 2500及以下 | 8.92 | 企事业管理人员 | 16.51 | 55~64 | 38.63 | ||
| 2501~5000 | 34.58 | 公务员 | 12.75 | 65~74 | 39.25 | |||
| 5000~10000 | 49.89 | 农民 | 5.92 | 75及以上 | 13.09 | |||
| 10000及以上 | 6.61 | 服务销售人员 | 4.05 | - | - | |||
| - | - | 其他 | 20.27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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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收集与处理
整个调研过程分为3个阶段：① 第一阶段为2018年12月20—27日,调研对象为现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三亚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三亚市人才服务中心等相关部门。初步了解了三亚市第二居所旅居发展现状与影响,以及政府在促进旅居者与当地居民互动方面的措施、管理政策等。同时,对第二居所旅居者和当地居民进行了预访谈,为下一阶段访谈提纲的制定奠定基础。② 第二阶段为2019年3月24—31日、2019年4月9—17日,对第二居所旅居者和当地居民进行正式访谈。采取综合式抽样策略选择访谈对象：在研究之初,采取“机遇式抽样”方法随机抽取;随着访谈的深入,发现访谈对象内部最大的异质性特点,即旅居者存在“东北人”与“内地人”之分,此时采用“最大差异抽样”方式,以来源地（东北区域和非东北区域）这一因素作为抽样的标准对访谈对象进行筛选。同时,为使访谈样本具有代表性,综合考虑受访者在各自群体中的地位、人口统计特征等对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43]。经过对27位旅居者（其中东北地区的旅居者17人）和20名当地居民的访谈,每次访谈时间为20~120分钟,访谈信息达到理论性饱和[44]。③ 第三阶段为2019年5月7日,对三亚市天涯区儋州社区居委会根据作者需求推荐的3名旅居者和2名当地居民进行焦点小组访谈,访谈时间3个小时,主要是针对前一阶段访谈所得的观点和结果进行讨论,即对访谈数据来源进行三角测量。为确保访谈数据的真实性,调研组成员通过在旅居者的家中共进午餐、参与广场舞、参加当地社区组织的观看电影活动等形式进行参与式观察。非参与式观察主要是在广场、公园、超市等观察旅居者与当地居民的日常行为。为了多方验证所得的数据资料,本研究搜集了网络媒体、期刊报道等资料,对数据进行相互验证与补充。根据Babbie提出的定性内容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和解释,即理论驱动下的内容分析[45]。借鉴Wolcott的研究方法[17,46],对数据进行如下分析：首先,将每个访谈题目按列排列,每个访谈者的回答按行排列并形成一个分析矩阵,在每个单元格中,编写了描述所响应的主题;其次,对矩阵中的每个单元进行分析,以获取本研究所需的两个主要目标信息;最后,根据前期关注到的重要话题对访谈内容进行重新审查,以获取解释信息,并对反复出现的信息给予特别关注。同时,对搜集的网络媒体及期刊报道,在相应的话题中做补充解释。可信赖性和可信度是通过在研究中变化使用不同来源的数据,以及通过第一和第二作者同时对数据进行分析,实现反身性和三角验证[47]。本文在引用受访者原话时,采用“A+编号”和“B+编号”形式,分别代表旅居者和当地居民。
3 研究发现
3.1 第二居所旅居地“我者”与“他者”的对视及其内在差异
研究发现,三亚市第二居所旅居者与当地居民“两者”之间的分类,比简单的“我者”与“他者”的定义要复杂得多,存在着“三亚人”“内地人”“东北人”三种划分,主客互动关系呈现动态演化特征。本文根据访谈内容和搜集的期刊报道,结合三亚市旅居发展历程,参照Doxey愤怒指数理论中感知与态度变化的阶段特征[48],利用关键事件技术法[49],将旅居者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主客关系划分为3个演化过程：20世纪90年代至2003年为漠然与防备期：20世纪90年代,三亚市房地产泡沫破裂房价大跌,吸引着最早一批旅居者前往置业旅居。由于这一时期,旅居者以购买第二居所为主,较少租赁,在经济上与当地绝大数居民没有产生过多的利益关系,当地居民并没有呈现出最初的兴奋期而是漠然。“当时他们来就来了,他们过他们的日子,我们过我们的日子,也没觉得好不好的”（B19）。这一时期,三亚当地居民统称旅居者为“内地人”,在语义上没有任何褒贬之义。“内地人不了解,其实称呼内地人没有其他意思,海南自古以来,叫内地人”（B16）;“习惯都是称呼内地人,以前的习惯都是这样子的。内地人就是一个称呼,父辈都是这样的,三亚本来就是一个岛,我们父辈他们也都是从内地过来的”（B10）。旅居者在最初的主客互动中,处于一种防备状态。“我们是2000年开始来三亚的,当时三亚不像现在,社会治安不是很好。我老伴的项链就曾被骑摩托车的给抢走了。所以那时,一般不敢和当地人打交道”（A01）。
2003—2010年为恼怒期：2003年以后,作为“零非典”城市的三亚市,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背景下,更是吸引了大量的旅居者前往健康养老、休闲旅居。随着旅居人数的增加,旅居者在三亚市被进一步细分为“东北人”和“内地人”两类。“东北人”特指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旅居者,而三省之外的统称为“内地人”。“三亚人”对“内地人”表示欢迎,两者之间关系和谐,而对“东北人”的态度则较为消极。“东北人是有一种特殊性。内地人与东北人,有差异的。在三亚主要的问题是三亚和东北的问题,与其他地方都挺和谐”（B16）。“我们对东北人的看法不太好,对其他人没有看法。东北人喜欢闹事”（B05）。
2010年至今为对视期：伴随着2010年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三亚市旅居人数倍增,旅居发展趋于饱和[33],“三亚人”与“东北人”两者之间表现出明显的“我者”与“他者”的对视。这一时期,媒体报道的一系列关于东北旅居者在三亚的负面事件,也加剧了“三亚人”与“东北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三亚人”和“东北人”的对视,与两个地域群体所属自然地理与人文社会环境导致的内在差异密切相关。三亚当地居民与东北旅居者在饮食文化、生活习俗、性格特质以及语言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对两者的互动产生一定影响[50]：① 东北地区位于高寒之地,气候寒冷干燥,严峻的自然环境及饮食习惯练就了东北人强壮魁伟的体态和粗犷豪爽的性格;加之抗日战争和闯关东时期的独特历史与谋求生存的困境,使得东北人急躁易冲动[51]。这对体态偏瘦小、温和内敛的三亚居民形成压力,容易造成矛盾。② 在语言方面,三亚方言具有复杂多样性,仅黎语就可分为“哈”“杞”等五种方言,特别在表达的语气、语调等方面具有独特内涵[50],与东北地区存在较大差别,容易造成误解。③ 在地理环境方面,东北地势辽阔、浑然一体,整个地势呈开放状态。东北自古是多民族聚居地,东北民族文化兼有游牧、渔猎和农耕文化的特点,文化模式具有多元性[52]。三亚市地处海南岛,历史时期受海峡的阻隔作用,海南文化长时间在偏向封闭的环境中发展[53]。同时,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得三亚人较少受饥寒冻馁之忧,加之没有战争的侵扰,也绝少天灾人祸,使其文化呈现闲适从容、保守、传统、务实的强海岛性征[53]。这与东北文化模式的流动性与开放性形成强烈碰撞,为两者互动设置障碍。
3.2 非内在差异的建构及其对社会互动的作用过程
从上文分析可知,旅居者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内在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并影响两者社会互动关系,导致上述“三亚人”与“东北人”的对视。这些差异是如何作用于社会互动?其具体作用过程如何?根据符号互动理论,人类在确定个人行为上具有能动性,有能力选择、诠释差异,“三亚人”与“东北人”之间的差异经过人的主观认知、定义与解释赋予特殊意义,并建构出新的内涵与行为路径。通过对访谈内容的深入分析,发现非内在差异的建构及其对社会互动的作用过程具体分为不了解对方、污名化对方、不愿与对方交往3个阶段,并形成一个循环作用关系（图1）。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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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The construction and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non-internal differences
3.2.1 不了解对方阶段 旅居者与当地居民对彼此认知甚少,大部分旅居者表示对当地居民几乎不了解。“对当地居民不了解,和我们不接触,咱们跟人家不说话”（A05）。“语言无法沟通,听不明白,说得太快。跟他们买东西,你要是多问两遍,态度可不好了,人家也不跟我们解释那么多”（A19）。由于旅居者缺乏对当地居民及其行为背后原因的深入了解,造成了与当地居民的一些误解。如旅居者普遍反映的本地商贩对他们的不理睬,多问几句表现出的不耐烦,其实是和三亚当地的风俗习惯有关。《崖县现状》中说到：“黎人极重信用,与人交易,直截了当[53]”。“在当地看来,每天早上的生意,特别是第一单生意,如果交易不成功是比较忌讳的。而东北人喜欢货比三家,经常出现询问价格后不买的情况。对此,当地人只能采取不搭理的方式”（B17）。旅居者由于不了解这一风俗,误解为：“他们的意思是,他们生产的这些东西自己都不够吃的,我们增进来了,说我们东北老人都不好。他不想我们给他带来生意,他也不想赚你钱,东西不想卖给你,卖给你了当地人怎么办。他们有报复力,想办法报复你,认为物价是我们东北人抬起来的”（A18）。
在这一行为的背后,同时还存在着“三亚人”不了解“东北人”。在当地居民的意识中,来三亚旅居的人生活都比较富裕,都是“花钱买夏天”（B01）,“东北人来买房子,很多人都有钱,没有钱,根本来不了这里过冬”（B03）。但是,当地居民并不了解,近年来东北面临传统产业的发展困境,经济增速下降,东北旅居者经济水平并非想象中的高。“我们的退休工资很难维持在三亚的生活费用,但老夫妻俩都有哮喘病,又不得不来三亚。刚来三亚那会儿,我儿子大学还没毕业,在三亚过得很拮据。周边很多跟我们一样的东北‘候鸟’其实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有钱,都是比较拮据的”（A07）。正因为旅居者与当地居民之间,对彼此生存环境及其形成的地域文化缺乏深入的了解,很难形成同理心,造成了两者的误解与对视。
反之,如果“两者”彼此了解就会减少差异带来的互动障碍。少数受访者（3名旅居者和2名当地居民）反映了互动比较融洽的情况,并认为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差异。“我来自辽宁,我对当地居民还是比较了解的,生活习惯、人文地理都比较清楚。本地人大部分原来都是广东人,挺好的,对我们都还是欢迎的,我有不少当地朋友,平常喝酒喝茶聊聊天”（A09）。“对当地老百姓比较了解,很多东北老乡说这边人说话听不明白,我感觉挺能听明白的,也没啥差异,海南人也挺好的,他们已经改变了不少”（A24）。“以我个人,我是欢迎她们来过冬。她们艺术方面多才多艺,增加了艺术的浓度。和我们跳舞的姐妹们有时候一起去吃饭,我们海南五六个,她们东北两三个,今年三八节还一起去爬山了”（B13）。这进一步说明,人对差异的解释具有主观能动性,互动中对对方的了解、认知程度,会影响两者对差异的感知,从而影响对对方的评价与交往。
3.2.2 污名化对方阶段 根据上文所知,来自南北区域的两个群体在社会文化上的差别是适应各自生存环境的结果,但不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在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依据少量信息快速而非准确地把握,是人们做出判断的本能习惯,容易产生认知上的偏差。访谈中,在回答“你如何评价旅居者”这一问题时,当地受访者对“内地人”和“东北人”两类旅居者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大部分内地人还是好的,我们不喜欢东北人”（B12）。虽然当地居民也表示“有些东北‘候鸟’不错,只是有些人素质比较差”（B04）,但在对旅居者的评价中,当地居民仍是以少数人的越轨行为去推断“东北人”整体,存在对东北地域的污名化现象。访谈中发现,在三亚旅居的“东北人”被贴上“强势”“喜欢闹事”“素质不高”“脾气不好”“斤斤计较”等标签,并刻意以符合刻板印象的证据对此进行解释。“有一次,我亲眼看到的,有个东北老奶奶去超市买东西,背那种包,把那个牛奶放进包里,被监控看到了,这种就不好”（B18）。“在超市看到东北‘候鸟’把那个菜叶剥掉,特别爱插队”（B20）。“有时候坐公交车,口音一听,就是那些东北人在车上为了座位吵啊闹啊,我都是亲眼看到的。偷东西,到菜地、商场去偷,偷水果,曝光的那些老太太,印象中大家都认为是东北人”（B05）。
然而,对当地受访者多次提到的“偷芒果”“偷蔬菜”事件,他们并非亲眼所见,而是通过社会舆论或媒体报道听闻。作者于2019年5月30日在百度搜索中,输入“候鸟在三亚偷芒果”关键词,出现122条相关报道,包括网易、新浪网等大型网站。这些报道以“三亚6名‘候鸟’老人结伙偷110斤芒果”“200多斤！三亚6名‘候鸟’老人结伙偷芒果当场被抓”等醒目标题出现。但当地居民为何传播并相信对整个东北人的污名?这是因为“我者”要选择与“他者”的不同之处,只有放大差别之后才容易区分,特别是“他者”的负面信息更容易被传播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三亚当地居民污名化东北人的同时,在“我者”与“他者”权力斗争中,作为一种反击,东北旅居者也开始污名化三亚本地人。旅居者在回答“你如何评价三亚本地人”时,虽然有少数旅居者对当地居民做出了“纯朴”“善良”等正面的评价,但明显发现东北旅居者给予的大多是一些诸如“思想落后”“文化水平低”“不上进”“保守”等负面标签,并列举了一些具体行为来印证他们的评价。“当地人怎么说呢,思想意识文化水平差。当地人就是打麻将,要不坐下来喝茶瞎扯,看不到他们当地人还干些啥”（A15）。“他们这些人吧,保守思想太厉害,不往前看。男的不干活,其他抱孩子做饭家务都是女同志来干,就是这种风俗习惯。对小孩教育也不懂,今天吃完不管明天”（A22）。
研究发现,符号的使用尽管缩减了互动中的解释环节,但将两者的负面形象夸张化。污名本质上就是扩大某些差异产生片面认知,使得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被放大。“三亚人”与“东北人”在语言、风俗习惯、价值观等方面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差异本身不会造成区隔,而是经过污名化的过程使差异变得明显而突出,导致具有负面标签的东北旅居者与当地居民之间形成一种社会分离的状态。
3.2.3 不愿与对方交往阶段 由于不了解对方、污名化对方,导致了不愿与对方交往。研究发现,旅居者与当地居民以购物、交房租等商业性的交往居多;其次是邻里之间见面打招呼,但仅限于点头之交;再次是以唱歌、跳广场舞等形式的交际交流,但仅发生于广场、公园等公共空间,很少发展为长久的友谊关系。当地居民表示：“在小区里面只是打招呼,处的比较好的没有,没跟他们有过多交往,也不愿交往。反正感觉就是谈不到一起,不管是语言上、观念上讲不到一起去。讲出来的想法和我们不一样。像我们本地人,大方、豪爽、不计较”（B09）。“不愿跟他们交往,太强势那种,感觉比本地人强势,本地人很随和”（B11）。
旅居者同样也表达了与当地居民相处时的感受：“就是觉得这边人不容易沟通,除了语言,还有思维不一样。年轻人也是这样小富即安,没有斗志,刚来的时候,各种不习惯,感觉这边人很安逸的感觉,跟我们北方年轻人完全不一样”（A11）。“不愿跟本地人交往。本地人文化水平差,说话艺术水平差,说话一听,态度相当不好,不像咱东北客客气气的。他低声咕噜,我们也听不到、听不懂,再问人家,就说我们光问不买。他们大人孩子都没有礼貌,有一个十一二岁小孩,钱掉了,我告诉了他,一声谢谢都没有,没反应。要是在咱东北,肯定是谢谢奶奶”（A26）。
访谈中,当地居民和旅居者都会无形中以“我群”的优点与对方的缺点进行比较。基于自身的价值观与“文化符号”,选择性地解释对方的负面文化特征,进而施加对方“受损的身份”。两者利用一些文化差异标识出与对方的边界,并努力寻找“我群”优于对方的特质,目的是为了征服对方。如果两个群体都不能得到对方的承认与认可,两者之间的关系就会是一种冲突关系,不断地否定对方,并转化为强加“我群”价值观的权力斗争[17],为两者的社会互动设置障碍。
3.3 差异对社会互动的作用机制
综上所述,第二居所旅居者与当地居民缺乏社会互动并形成“三亚人”与“东北人”之间“我者”与“他者”的对视,是分别来自“地”的客观因素与“人”的主观因素形成的内在差异与非内在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图2）：图2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差异对社会互动的作用机制
Fig. 2The mechanism of differences affecting social interaction
3.3.1 在“地”的客观因素方面 旅居者来源地与旅居地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差异是影响社会互动并形成“我者”与“他者”对视的根源。Reisinger认为,旅游地主客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程度,即文化间性的程度,是影响社会互动的关键变量[54]。文化背景相似或差异较小的群体之间,文化间性程度低,不会由于文化上的差异性而分离;而文化背景差异大且不兼容的群体之间,文化间性程度大,两者的相遇会导致摩擦、误解与诠释错误,其结果便会阻碍社会互动[54]。因此,对社会互动产生影响的并不只是群体之间差异的有无,还有其差异的大小。中国地域辽阔,南北地势地貌和气候等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大相径庭的南北文化。梁启超以“北峻南孊,北肃南舒,北强南秀,北僿南华”描绘了中国南北区域自然环境和文化特质的差异[55],这些差异以语言、性格、价值观、生活方式等形式为表征。三亚与东北这两个南北区域较之于其他区域差异更大,文化间性程度高,对两者互动的阻碍作用更为明显。同时,东北旅居者是最早一批来三亚旅居的人群,在三亚旅居历程长、占比最大,相较于其他地域文化,东北文化在三亚的文化势能大,与三亚本土文化的碰撞也最为激烈。因此,从文化间性程度和文化势能方面,可以看出为什么“三亚人”只与“东北人”对视而不与其他“内地人”对视的问题。
3.3.2 在“人”的主观因素方面 根据符号互动理论,客观因素造成的内在差异经过“人”的主观定义与解释被赋予不同意义,建构出不同的内涵并影响互动实践。旅居者来源地与旅居地之间的地理文化差异引起旅居情境中“主-客”对视,形成“我者”与“他者”的相互影响。在这一作用过程中,对“我者”与“他者”关系及其差异的不同感知与理解,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互动模式：① 自我中心型社会互动：近代Descartes的“我思故我在”哲学思想将“我者”与外部世界相分离,形成主客体的对视关系,并将“我者”确定为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凌驾于“他者”之上[56]。在旅居情境中,以自我为中心的旅居者和当地居民都以自身特质及价值观衡量对方,否定与“我群”不同的文化模式,导致两者之间是基于统治、征服或同化的关系[22]。两者在彼此不了解的情况下,基于刻板印象贴于对方负面标签符号、污名化对方,利用语言、意识形态等方式贬低“他者”,目的是为了在强加“我群”价值观的权力斗争中征服对方。本研究中,“外地人”与“本地人”身份符号的存在,使得三亚市旅居者与当地居民之间,特别是“三亚人”与“东北人”之间的互动模式,绝大多数属于这种自我中心型社会互动。Evans等对旅游者与印第安土著居民的主客互动研究同样表明,旅游地主客交往加剧了民族中心主义,使主客双方更加坚信自己的价值观[34,35]。自我中心性的过度泛滥,导致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变得更加明显与突出、矛盾不断加剧[55],形成“我者”与“他者”的对视;② 互为中心型社会互动：Levinas的“他者”理论反对传统哲学的自我中心主义,承认“他者”的差异性,认为“我者”与“他者”之间不应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工具性关系,而是一种互为中心的伦理关系[57]。在第二居所旅居情境中,互为中心型旅居者与当地居民能够客观、理性地对待两者之间的差异,承认“他者”及其差异的存在,而不是试图将其编码或同化。在本研究中,“三亚人”与“内地人”以及极少数“东北人”之间存在着互为中心型社会互动,“我者”与“他者”在尊重双方异质性文化基础上进行互动,削弱了差异对社会互动的阻碍作用,形成较和谐的主客关系。
4 结论与讨论
旅游者和当地居民是旅游过程中的两个关键群体,主客互动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并形成一系列理论。符号互动理论在众多理论中更为强调互动双方的微观行动过程,为主客交往的双向性与互动性研究提供了理论视角。符号互动理论作为社会现象的一个解释域,本文用以解释旅居者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揭示互动行为背后的机制和规律。根据符号互动理论,主体赋予客体的意义是社会互动的基石,意义具有一定的动态性,在解释的过程中不断被修正,从而带来行动的不断调整[38]。因此,第二居所旅居者和当地居民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伴随着意义符号的修正与调整呈现出动态演化特征,即经历了漠然与防备期、恼怒期和对视期3个演化过程。第二居所旅居者与当地居民之间往往是跨文化群体的交往,是人们对诸如语言、饮食、风俗习惯等文化符号的理解与定义的过程。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旅居者与当地居民,对同一符号的理解与定义往往有差异,从而产生了自我中心型与互为中心型两种不同的行动模式。Blumer将符号互动分解为解释与定义两个过程,解释是对他人的语言、姿势等符号内涵进行理解,定义是在理解基础上所采取的行动[38]。在第二居所旅居者与当地居民互动过程中,如果在第一个解释阶段符号意义不能被双方共同理解、两者都不了解对方,就会出现主观性标签符号评价,互动双方就会从自身的文化角度对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符号进行片面理解,导致这些差异符号不能“被正确解码”。因而,在接下来的定义过程中就会出现Colton所描述的：如果互动双方对同一情境与符号表现出不同的理解,两者就不愿意进行交往,互动则难以维持,甚至产生文化冲突现象[58]。本文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可能的对话与讨论：本文是在前人进行社会互动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为回答这些因素“为什么”以及“怎么样”影响主客互动这一问题进行的诠释性研究。从研究视角来看,相对于宏观理论,符号互动理论更微观细致,能够弥补先前研究对旅居者与当地居民社会互动微观视角的忽略。同时,对旅游地理学中关于主客社会互动的研究进行反思。以往对影响旅居者与当地居民社会互动的研究,都是从“地”的方面造成的客观差异进行的思考,缺少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研究。较之先前文献,本文更聚焦于“人”建构的非内在差异及其对社会互动的作用过程。之所以要关注人的主观作用及微观过程,是因为宏观结构所导致的客观因素是通过微观层面“人”的具体行为而产生作用。要从宏观层面制定促进社会互动的相应政策,就必须从微观层面找到其内在的运作机制,如此才能使政策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33]。因此,在实践层面,要从客观上理解第二居所旅居所带来的宏观社会文化影响,并制定有效的促进融合政策,就必须借助旅居者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微观互动过程研究。具体而言,本研究结果对第二居所旅居地包容性城市建设具有以下几点启示：
（1）在“我者”与“他者”符号互动过程中,“外地人”和“本地人”身份符号的存在,使得旅居者和当地居民视对方为与我不同的“他者”,无形中放大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忽视了与对方的相同之处。因此,需要一个身份符号再定义的过程,建立共同的符号认同与情感归属。对于旅居者而言,虽然当前与“三亚人”是“我者”与“他者”的对视关系,但对三亚这一“地方”具有深厚的情感。旅居者表示：“对三亚非常有感情,没有感情也不会连续来这么多年”（A23）;“三亚是我的第二故乡,我非常热爱这里,我去世以后要把我的骨灰撒进大海里”（A10）。因此,当地政府在城市管理中,积极思考如何通过“人-地”关系的构建,重构旅居者的身份意义,将旅居者“外地人”的身份符号转化为“新三亚人”,从而改善旅居者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人-人”关系。同时,对当地居民加强理念教育,树立中华一家亲的观念,将“新三亚人”看作与“我们”一样,建构两大群体共同的地方认同。
从旅居者到“新三亚人”的身份转化是一个复杂的再社会化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从宏观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将旅居者纳入当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建设以及社区建设体系,加大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力度。通过社区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措施,充分考虑旅居者与当地居民的差异,保障旅居者享受公共服务和社区参与的权利,培养旅居者的城市认同感。当地社区应鼓励旅居者与当地居民共同加入社区的各类议事机构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增强旅居者作为“新三亚人”的归属感。通过共同参与面向地方利益的集体活动,增强旅居者与当地居民的凝聚力,促进两者的社会互动。将第二居所旅居者纳入社区建设体系后,仅靠政府和社区力量,无论在人力还是时间精力方面都难以实现,需要积极引入社会组织参与其中。目前,旅居者在三亚市已成立了众多民间组织（如三亚市异地老年人养老协会）,是旅居者在三亚市的重要支持系统。这些组织与旅居者和当地社会均有紧密联系,在旅居者与当地居民之间具有重要的桥梁作用。当地政府在城市管理与社区建设中,引入这些社会组织的力量进行资源整合,将极大地推进旅居者在当地社会生活中的交往程度。另外,三亚市的当地社会组织特别是社工机构,具有专业知识与技能,在组织相关活动促进两者互动方面,较之政府与社区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因此,政府顶层设计、社区搭建平台、社会组织提供沟通服务,是促进旅居者与当地居民社会互动的有效模式。
（2）非内在差异对社会互动的循环作用过程中,不了解对方造成了不愿与对方交往,而不愿与对方交往就更加了解不了对方。因此,需要创设两者社会互动的空间与平台,增加互相了解的机会,促进群体间的交往实践。作为容纳旅居者与当地居民两大群体的社区日常生活空间,是两者日常接触和相互了解的重要空间载体。深入解析日常生活空间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对旅居者与当地居民邻里交往的影响,以此为切入点,创设邻里互动空间,增进两者的互动实践。如运用社区开阔场地举办面向旅居者与当地居民的各类文体娱乐活动、成立各种兴趣爱好交流小组等,增进旅居者与当地居民的邻里交往和群际接触。另外,较之国外,中国发生在公共空间的以唱歌、跳广场舞为形式的社会互动占有较高比例。广场、公园等公共空间成为旅居者与当地居民彼此汇聚、建构社会关系的重要场域。符号互动理论认为,人们的互动行为建立在对姿势或符号的理解并赋予特定的意义基础上所采取的行动。公共空间内的“他者”通过即兴的语言、动作、姿态或行为传递一定的信息,自我则依据一定的社会角色、规范和准则对信息加以反馈,而这一“代码互动”的过程培养了对“他者”及其差异的尊重[59],有利于促进互为中心型的社会互动行为。因此,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以及在此基础上市民文化的培育,将成为旅居地包容性城市建设与管理关注的重点。
（3）污名化对方在3个作用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三亚市“我者”与“他者”的对视主要发生在“三亚人”与“东北人”之间,除了因为两者存在内在差异之外,还因为两个群体互相贴标签、污名化对方,将两者的差异扩大化。在污名化的过程中,社会舆论与媒体对东北旅居者负面形象的报道和渲染,更加强化了当地居民对“东北人”的负面认知,并将个别越轨行为泛化为“东北人”群体,导致了当地居民对东北旅居者的群体排斥。因此,要促进两者的社会互动就需要一个去标签化、去污名化的过程。政府相关部门在社会宣传中,要加强舆论引导,摒弃对东北旅居者的污名,肯定其社会价值,传播旅居者与当地居民和谐互动的正面信息。在访谈中发现,外来旅居者通过志愿者服务、社会公益等活动,为三亚城市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当地居民却鲜少感知。因此,如何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对旅居者的正面形象进行宣传、建立正面的标签和符号,是未来旅居地社会宣传与社会建设需关注的另一命题。
研究不足与展望：本文是在前人进行内在差异研究的基础上,从“人”的主观因素出发,着重对非内在差异及其作用过程与机制进行研究,难免有夸大符号作用的主观主义倾向。事实上,社会互动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完全剥离其他客观差异进行研究十分困难。旅居者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内在差异和非内在差异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如何权衡两种差异在社会互动中的作用大小?是未来研究继续探讨的问题。同时,本研究对象为假日型第二居所旅居者,而周末型旅居者在与当地居民社会互动方面存在怎样的异同,未来值得进一步比较研究。
致谢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老师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结果分析中社会互动时间维度方面的演化特征、不同类型互动模式的分类总结等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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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esponse to demands to restructure and diversify their economies, many rural communities have welcomed the expanding phenomenon of second homes. However, while the second home owners bring new resources to the host communities, the literature also suggests that large second home populations in rural communities provide fertile ground for a number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conflicts and contestations. The present paper analyses the views of the local rural populations on the second home phenomenon,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variation in these views, both within and between the rural communities (municipalities). The analysis uses material from the survey City, countryside, second homes 2008, which was conducted among a large-scale and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the population in Norwegian rural second home municipalities. The first section of the paper addresses the rural populations' stance towards the second home phenomenon, both in general and as it unfolds in their own vicinity. Results show generally positive views on second home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analysis identifies a substantial minority which is negative to the second home expansion. Nevertheless, the second section shows that even those rurals who are negative towards further developments of second homes largely report harmonious social relationships with the second home population that is already present. Third, the paper presents and discusses a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se how different segments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vary in their views on second home phenomena. Here, results suggest differences at both micro and macro levels: the local rural elites, in particular those with direct economic interests in the second home sector, are most positive towards further development. On the municipality level, resistance towards second homes is stronger in municipalities with a high density of second homes. Nevertheless, a high growth rate in the number of second homes, due to high investments, seems to increase local support. (C) 2011 Elsevier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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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ntexts and complexity of consumption of Maltese postcard images at the meta-level. The paper draws o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nature of photography as a system of representation and its associated social function and applies it to the theory and analysis of tourist desire and motivation. Analysis within this framework suggests that while certain stereotypical images of Malta as an exoticized “sun and sea” destination are sustained, imagery has diversified as tourists attempt to penetrate “backstage realities”. The co-existence of these images points to the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and complex motivations of contemporary tourism and to more complex representational structures and strategies that raise particular and general ethical issues.RésuméCet article examine les contextes et la complexité de la consommation des images de cartes postales maltaises au niveau théorique. L'article fait appel à des perspectives théoriques sur la photographie comme système de représentation et sa fonction sociale connexe et applique ce système à la théorie et à l'analyse du désir et de la motivation touristique. Une analyse dans un tel cadre suggère que, tout en soutenant certaines images stéréotypées de Malte comme destination exotique de “mer et soleil”, l'imagerie s'est diversifiée alors que les touristes essaient de pénétrer les “réalitiés des coulisses”. La coexistence de ces images est une indication des motivations de plus en plus complexes et sophistiquées du tourisme contemporain et des stratégies et structures représentatives plus complexes qui soulèvent des questions éthiques particulières et génér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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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249/j.cnki.sgs.2016.07.012URL [本文引用: 1]
以社会角色与角色冲突的相关理论为指导,以云南丽江白沙村当地纳西族居民家的微观空间为研究对象,对当地居民与游客在互动过程中的角色冲突质性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当地少数民族居民与汉族游客在家空间的互动过程中,双方各自存在角色内冲突的现象,同时彼此之间也存在两种角色间冲突现象。互动双方在处理这些角色冲突的过程中,既反映出当地居民对经济利益的诉求,也反映出当地居民与游客在家空间中的地位与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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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6.02.015URL [本文引用: 3]
民族旅游中的主客互动是旅游人类学和旅游社会学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且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目前的研究多聚焦在主客互动的性质与结果上，而对主客互动的微观过程关注很少。文章以民族旅游地区云南丽江白沙村的当地民族餐馆作为研究的微观场所，借用微观社会学的主要理论流派符号互动论关于社会角色与地位等重要范畴的理论，对当地居民与游客之间的角色协商以及地位与权力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由于主客互动发生在由当地少数民族居民所熟悉和掌控的特定空间中，当地居民因扮演着“主人”和特定文化“圈内人”的角色而控制着主客互动的过程，从而使得他们拥有主导性权力。据此，文章就中国民族旅游的宏观结果即民族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与中外****展开了对话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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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1/dlyj020180673URL [本文引用: 1]
公共空间是城市社会互动与文化实践的最重要载体之一。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城市正在经历着从“熟人社会”到“生人社会”的深刻转型。这一背景下,本文以广场舞休闲活动作为切入点,探讨中国城市空间公共性的理论内涵。利用基于Python的数据挖掘及文本内容分析技术,本研究获取了2011—2015年五年间中国社会有关广场舞的公共话语,并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提取出关键的语义要素进行相关分析。本文认为,社会群体通过广场舞这一空间实践来抵抗人与人之间的疏离,试图恢复正在瓦解的集体归属感。广场舞是在“生人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下,一次微观尺度上的“再熟人化”实践,是对宏观社会变迁的响应和调适。另一方面,什么是公共生活的规则,对于中国都市居民来说没有现成的模板,当代中国城市公共性的建构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协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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