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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时空演变过程与影响机制

本站小编 Free考研考试/2021-12-29
刘志高,1,2,3, 薛嘉顺1,4, 王涛1,4, 宋涛,1,31.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2.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049
3.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4.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ary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China's overseas contracted projects in Africa

LIU Zhigao,1,2,3, XUE Jiashun1,4, WANG Tao1,4, SONG Tao,1,3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4.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通讯作者: 宋涛（1983-）,男,山西太原人,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世界地理、地缘政治、“一带一路”。E-mail: songtao@igsnrr.ac.cn

收稿日期:2020-04-9修回日期:2020-09-23网络出版日期:2020-12-20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53075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0113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0115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01138
中国科学院A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XDA1904040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VDL008
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项目.2019QZKK1007


Received:2020-04-9Revised:2020-09-23Online:2020-12-2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刘志高（1974-）,男,湖北江陵人,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产业演化、对外投资。E-mail: liuzhigao@igsnrr.ac.cn






摘要
工程承包是中非合作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空间分布格局受到的国内外关注日益增多,但在中长期视角下探讨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影响要素的时空差异性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本文首先结合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外交政策变化,总结了1950—2017年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时空演变的基本特征;其次,基于2001—2017年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的相关统计年鉴数据,探讨了影响其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及时间变化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倾向于向市场规模大、开放度高、基础设施不完善、自然资源丰富、无严重外债问题、技术相对落后的东道国集中;受到良好双边关系的促进,并呈现出高经济风险的偏好特征。从时间变化上看,东道国短期市场状况成为愈发重要的影响因素,自然资源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而相关政策措施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政治风险抑制作用降低,高经济风险的偏好仍然存在;双边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丰富了中长期视角下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影响要素的时空差异研究,并为科学制定“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领域在非洲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提供了研究支撑。
关键词： 对外承包工程;时空分异;影响机制;中国;非洲

Abstract
China's foreign contracted projects (FCPs) are generally considered as part of both Sino-Africa cooperation and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China's FCPs, the increasing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in recent years to their spatial patterns, especially in Asian and African countries. However, to date, there have been few studies on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China's FCPs in Africa from the medium- and long-term perspectives. This article tries to fill this gap and examine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ary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China's overseas contracted projects in Africa. 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we firstly summarize the basic features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FCPs in Africa from 1950 to 2017. Secondly, we identify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na's FCPs in Africa and their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by analyzing the transnational panel data collected from 2001 to 2017. It is found that China's FCPs in Africa have experienced four historical stages. In the initial stage from 1956 to 1981, China's FCPs were conducted mainly in the form of foreign aid,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Between 1982 and 1999, China's FCPs experienced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and clustered in African coastal areas. After the rapid growth during 2000-2008, China's FCPs in Africa slowed down, and new project cooperation and financing modes were developed since 2009. From the spatial perspective, China's FCPs tend to concentrate in host countries with large domestic market, high openness, poor infrastructure, rich natural resources, relatively poor technical conditions, and few external debts, especially those countries or regions that keep sound bilateral relationships with China. In addition, the large African destination countries of China's FCPs tend to have higher economic risk to some extent for economic or other considerations. From the temporal perspective, the short-term macroeconomic situations are found to show greater significance while the importance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political risks are weakening. Meanwhile, China's foreign investment policies have much more importance, and with the evolving investment institutions in host countries, China's FCPs in Africa still keep a high-risk tendency for more profit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bilateral relation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FCPs in Africa. The study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the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hina's FCPs in Africa. Additionally, it would be useful in formula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olicies 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Africa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Keywords：foreign contracted projects;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influence mechanism;China;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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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刘志高, 薛嘉顺, 王涛, 宋涛. 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时空演变过程与影响机制. 地理研究[J], 2020, 39(12): 2669-2684 doi:10.11821/dlyj020200298
LIU Zhigao, XUE Jiashun, WANG Tao, SONG Tao.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ary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China's overseas contracted projects in Africa. Geographical Research[J], 2020, 39(12): 2669-2684 doi:10.11821/dlyj020200298


1 引言

基础设施先行建设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1,2,3]。作为“走出去”战略和经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承包工程既能带动中国商品出口,尤其是工程设备出口,又能为海外资源的获取和对外投资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条件,进而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对外援助[4],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得到了快速发展。当前,中国已成为国际工程承包的重要力量。根据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统计,2020年中国共有74家企业入围“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国际营业额共计1200.05亿美元,占所有上榜企业国际营业总额的25.4%[5]。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6,7,8,9],是其他领域合作的重要基础和支撑,在“走出去”战略中发挥着先导性作用[10]。

非洲大陆是“一带一路”历史和自然的延伸,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参与方,一直是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重要市场。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的坦（坦桑尼亚）赞（赞比亚）铁路是中非基础设施领域合作的典范。20世纪80年代后,尤其是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规模和发展力度不断加大。1982年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仅为2103万美元,占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总额的11.1%,1999年已增至18.3亿美元,占比提高到21.1%,2017年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超500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总额的30.4%。目前,非洲是中国海外第二大工程承包市场,仅次于亚洲（占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总额的52.4%）。由于历史原因,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一直相对落后,严重制约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中国企业进军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能有效加强非洲大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降低交通成本和交易成本,改善投资环境,有效推动非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11]。然而,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与挑战。

国际关系、经济管理、资源环境与经济地理等学科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进行了探讨。国际关系****主要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角度探讨了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对全球和重点区域地缘政治、民主化进程和劳工权益的影响[12,13,14,15]。管理学家主要采取个案研究方法研究了中国工程建筑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战略与模式[16,17]。经济学家则多借助跨国面板数据定量测度东道国经济发展潜力、自然资源基础、政治稳定性、政府权力、腐败程度及双边贸易等因素对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空间分布的影响[18]。资源环境与经济地理学家则侧重研究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资源环境生态影响和运行模式（如“基础设施换资源”模式）[19]。同时,也有****从行业角度讨论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中技术转移及其对东道国能源安全、减贫等方面的影响[6,20-24]。尽管上述研究为理解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和经验案例,但目前缺乏中长时间尺度下探讨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空间演变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考虑到非洲是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重要市场,本文试图从中长时间尺度探索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时空演化的影响因素,以期在理论上进一步理解不同影响要素在海外承包工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为科学制定“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领域在非洲高质量发展政策提供科学支撑。本文首先利用统计年鉴数据,结合国内外政治经济体制与外交政策的重大变革,分析总结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空间分布的时空特征;然后进行跨国面板数据回归,从市场、资源、融资能力、技术条件、政治经济风险和双边关系等方面,分析2001—2017年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的影响因素,并探讨这些影响因素的时间差异。

2 对外承包工程区位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

对外承包工程是一种兼具对外援助和对外投资性质的复合型对外经济活动。从中长时间尺度看,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时空格局演变是多尺度、多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受到东道国经济水平、自然资源禀赋、市场规模等影响,又受到中国与东道国政治、经济、文化双边关系影响,同时还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另外,中国国内市场化转型和鼓励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政策对工程企业“走出去”也有深刻的影响。为此,本文构建了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图1）。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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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

Fig. 1Analytical framework of determinants of China's foreign contracted projects (FCPs)



2.1 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变化与中国转型经济影响

2.1.1 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断推进,传统世界殖民体系逐步崩溃,新兴的民族国家为争取经济独立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20世纪80年代后,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增长进一步扩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而欧美发达国家进入后福特主义社会,国际工程承包中的工程施工等低端环节不断向日本、韩国和中国转移。中国快速发展的基础设施带来高速的经济增长,为非洲国家提供了成功样本;同时,2000年成立的“中非合作论坛”为中国工程企业走进非洲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沟通机制与平台。

2.1.2 中国转型经济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市场化和分权化改革,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不再单纯服务于对外援助,开始逐步转向市场经济行为。对外承包工程经营权的下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建设的确定,促进了中国承包工程企业向海外发展。1995年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开始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提供“两优贷款”（援外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买方信贷）,有效扩大了对外承包工程的资金来源。伴随着国内市场的饱和,国际工程承包市场对中国承包工程企业生存和发展更为重要。在此背景下,中国工程企业纷纷加快“走出去”步伐。而中非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落实,更为中国工程企业在海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2.2 东道国影响

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东道国的市场潜力、资源禀赋条件、融资能力、技术条件和风险要素等是影响对外承包工程的重要因素[17,25]。

2.2.1 市场潜力。 规模庞大、快速增长的东道国市场意味着大量的盈利机会和强大的基础设施需求[26,27],对跨国承包工程企业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开放度较高的市场通常高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制度安排完善,提供更多贸易和投资机会[28]。研究表明,开放而快速增长的庞大东道国市场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中国对外承包工程[25]。

2.2.2 资源禀赋条件。 东道国资源禀赋条件是影响国际工程承包的重要原因之一。研究表明,获取资源是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重要动机。由于建设资金的严重短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往往采取“资源换基础设施”的模式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合作[19]。另外,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具有人力资源优势,并能够带来更大的消费市场,有助于扩大国内承包工程市场。

2.2.3 融资能力。 承包工程往往周期长、规模大,需要巨大的融资支持。尽管中非发展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跨国性金融机构着力于解决项目融资问题,但东道国的财政支持仍然是承包工程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外债问题严重、外汇储备短缺的情况下,东道国在与中国进行承包工程合作时将面临更大挑战。

2.2.4 技术条件。 由于历史和政治等原因,大多数非洲国家技术条件相对落后,不足以自主完善先进的基础设施网络。因此,在寻求基础设施相关合作时,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更愿意促进中国承包工程,通过学习或借助中国相对先进的技术以改善本国基础设施条件,进而实现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年度专利申请数量和科技期刊论文数量等指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东道国技术条件。

2.2.5 风险要素。 政治和经济风险往往会抑制国际投资,尤其体现在工程时间长、沉没成本大的领域。通货膨胀、汇率波动等经济风险不仅会影响工程的结算、融资和收益,还会抑制国际工程承包的进入;战争、政局的动荡等政治风险会直接影响东道国的市场稳定和承包工程的顺利推进。然而,相关实证研究表明,为了规避竞争和开拓市场,中国企业可能会在高风险地区展开对外承包工程活动[29]。

2.2.6 其他要素。 除以上要素外,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相比于直接投资更加受到自然地理区位、对外经济合作政策等的影响。从区位来看,沿海国家地区由于良好的水土气生条件以及港口等重要战略资源,更容易吸引中国承包工程。从政策上来看,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一带一路”倡议等为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持。

2.3 双边关系

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双边关系可以增进两国政府的信任,完善经济合作的制度规范,降低承包工程等经济合作活动的交易成本。研究表明,良好的双边关系对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5]。

2.3.1 政治关系。 政治关系是中国承包工程进入东道国的重要考量。领导人访问、外交峰会等活动能加强双方交流,增进互信,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承包工程的合同签订和项目实施。与中国建交历史的长短、是否于1971年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等指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双边政治关系的好坏。

2.3.2 经济关系。 紧密的经济关系不仅有助于合作双方的信息交流和文化相容,还反映了双方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双边投资协议（BIT）等为双方经济活动提供了便利化的制度安排,从而降低了母国投资风险;而双边货物贸易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双边经济联系强度。

2.3.3 文化关系。 亲和的双边文化关系能降低潜在的交流合作成本,增加基础设施领域合作的机会。孔子学院数量、当地华人数量、双边文化合作协议等指标往往能够反映双边文化关系,从而影响中国承包工程的进入。

3 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时空演变特征

根据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规模及其占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总额比例变化,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政治经济体制与外交政策变革,将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的发展历史划分为1956—1981年、1982—1999年、2000—2008年、2009—2017年4个阶段（图2）。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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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982—2017年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Fig.2Completed turnover of Chinese foreign contracted projects (1982-2017)



3.1 援外起步阶段（1956—1981年）

这一阶段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以对外援助为主要形式,援建项目多以成套工程为主,由中国政府提供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工程建设由中国企业承担完成。中国基础设施援建项目从朝鲜和越南等周边友好国家开始,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后扩展到非洲国家。1964年,中国政府确立了以平等互利、不附带条件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基本方针。承包工程是中国对非洲经济援助的重要形式之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20世纪60—70年代中国援助的坦赞铁路是该阶段最具代表性的项目,是中非友谊的象征。

3.2 市场化探索阶段（1982—1999年）

该阶段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由援助导向转为经济利益导向。随着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的出台,中国承包工程企业开始实行投资包干制和工程招标承包制等市场化导向的企业内部改革。随着对外工程承接经营权向地方与企业的下放,各地按照中央关于“每个省市、每个部委设立一家公司”的指示精神,纷纷成立了“窗口”型企业[10]。1995年中国进出口银行开始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提供具有政府援助性质的中长期低息优惠贷款。在这一阶段,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业务不断扩大,1999年完成营业额为18.28亿美元,是1982年的90多倍,年均增速为30%。该阶段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由劳务分包和施工分包为主转向施工总承包模式,工程体量较小,但逐渐呈现出向非洲大陆沿海国家集聚的趋势,如苏丹、埃及等东北部沿海国家,南非、莫桑比克等东南部沿海国家以及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等西北部沿海国家（表1）。

Tab. 1
表1
表11982—2017年中国对非洲主要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Tab. 1Completed turnover of Chinese foreign contracted projects in main African countries (1982-2017) 单位：万美元
国家(地区)1982年1999年2008年2017年国家(地区)1982年1999年2008年2017年
阿尔及利亚748962420227784898利比亚289741185118
埃及291150851379154179卢旺达13381523455119627
埃塞俄比亚366898252552174马达加斯加19072140213270
安哥拉827322203669326马拉维2208958771
贝宁22020308110马里98841632538323
博茨瓦纳55254051825281毛里求斯902754611720
布基纳法索2482802927毛里塔尼亚1718561922821
布隆迪842512692704摩洛哥1232804337649
赤道几内亚508471239102500莫桑比克101910012110875
多哥552288825729纳米比亚2481748469667
厄立特里亚334367712239南非17462473156880
佛得角894311694南苏丹35473
冈比亚495261010尼日尔905221717150
刚果(布)436292574754尼日利亚23110372161353310383
刚果(金)64828029149954塞拉利昂46628049193
吉布提660173236605塞内加尔53991400494765
几内亚1085715061500塞舌尔292339681044
几内亚(比绍)50003439669圣多美和普林西比50116122
加纳97838806108511苏丹637289326217482125
加蓬2928155347548索马里22101527
津巴布韦84491588830591坦桑尼亚356941688102586
喀麦隆16486222189239突尼斯998535321896
科摩罗624761457乌干达148515373217429
科特迪瓦4877147597663赞比亚202721792230749
肯尼亚534538693372919乍得2591307562785
莱索托79832751441中非24041981
利比里亚354622136
注：数据整理自《中国商务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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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快速发展阶段（2000—2008年）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承包工程企业开始集团化。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建立后,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业务快速发展。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尤其是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后,中非基础设施合作领域进入新的阶段。“中非合作论坛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的成立和中非合作论坛合作机制的不断完善,有力推动了中国与非洲大陆在铁路、公路、港口、电站、通讯设施等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在这一阶段,中国企业开始探索对非洲承包工程运营维护模式,对非洲承包工程规模和占全球比例都不断增长。2008年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达197.5亿美元,是2000年的18倍,占全球比例由2000年的16.4%攀升至34.9%。从空间分布看,2008年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主要集中在阿尔及利亚、安哥拉,以及非洲东北部沿海国家（如苏丹、利比亚、埃及、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

3.4 “勘投融建营一体化”阶段（2009—2017年）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各国吸引外资难度加大,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导致非洲国家发展外部环境恶化和基础设施市场萎缩,非洲国际工程承包低端业务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在此背景下,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由传统的施工总承包、“交钥匙”和EPC工程总承包等模式逐步向BOO（建设、拥有、运营）、BOT（建设、运营、移交）、BOOT（建设、拥有、运营、移交）等模式转变,向勘察设计、投融资、施工和营运企业一体化方向发展。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进一步加强与非盟《2063年议程》和非洲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与非盟共同编制《中非基础设施合作规划》,基础设施合作成为2015年中非“十大合作计划”主要领域。在这一阶段,尽管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规模持续增加,但增速放缓。2009年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为281亿美元,2015年为547.8亿美元,随后两年稳定在510亿美元以上。2009—2017年间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年均增速为7.8%,远远低于上一阶段的增速（43.5%）。该阶段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南移,主要集中在非洲东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6个国家）和中部（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等国。

4 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影响因素的计量实证分析

4.1 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由于非洲国家2001年之前部分数据的严重缺失,加上2001年后中国企业对非洲承包工程规模明显扩大,本研究选取2001—2017年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作为跨国面板数据回归的被解释变量,并从市场、资源、融资能力、技术、风险和双边关系等方面选取解释变量,分析2001年后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本研究采用的变量及其数据来源等见表2。

Tab.2
表2
表2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
Tab.2Variable definition and data sources
影响要素变量符号变量类型数据来源预期作用
/对外承包工程：年完成营业额FCP被解释变量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2002—2005）
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06—2018）		/
市场市场规模：东道国GDPGDP主要解释变量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市场规模：东道国人均GDPPGDP备选解释变量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市场增长速度：东道国GDP增长率GDPG主要解释变量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市场增长速度：人均GDP增长率PGDPG备选解释变量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市场开放度：东道国货物贸易占GDP比例OPEN主要解释变量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基础设施状况：固定电话订阅数量(每百人)FTS主要解释变量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资源劳动力丰富度：15-64岁人口比LFP主要解释变量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自然资源丰富度：矿石、金属以及燃料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例NRE主要解释变量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自然资源丰富度：自然资源租金占GDP比例NRR备选解释变量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融资能力外债占比：外债存量与同期GNI的比例EDS主要解释变量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外汇储备：外汇总量与外债总量之比TR主要解释变量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技术专利申请：年专利申请总量PA主要解释变量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期刊论文：年科学和技术期刊论文发表量SCI备选解释变量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风险政治风险：-2.5 =不稳定;2.5=稳定PS主要解释变量世界银行WGI数据库+
经济风险：选取经常账户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代理变量,取值越高,经济制度风险则越低。ER主要解释变量ICRG国家风险指数+
双边关系政治关系：是否于1971年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0 =反对;1 =弃权,2 =支持UN主要解释变量整理自网络+
政治关系：建交年数YED备选解释变量外交部官网+
政治关系：是否与台湾建交TAIWAN备选解释变量整理自网络+
经济关系：当年是否有生效的双边投资协议BIT主要解释变量商务部官网+
经济关系：中国至东道国的出口总量FOB备选解释变量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IMF+
文化关系：孔子学院数量CN主要解释变量孔子学院总部官网 (汉办)+
其他变量自然地理区位：是否为内陆国家,0=沿海,1=内陆。LANDLOCK主要解释变量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政策：是否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BR主要解释变量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资本：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比例FDI备选解释变量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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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保证模型的简洁性和准确性,本研究通过初步回归选取主要解释变量进行研究探讨,并利用备选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分析。基于上述解释变量,构建如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

lnFCPit=β0+β1lnGDPit+β2GDPGit+β3OPENit+β4FTSit+β5LFP+β6NREit+β7EDSit+β8TRit+β9PAit+β10PSit+β11ERit+β12LANDLOCKi+β13BRi+β14UNIONi+β15BITit+β16CNit+εit

式中：i和t分别代表第i国和第t年。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是处理面板数据的常用模型,但由于本研究时间维度较长,每个国家个体所含信息较多,因此放松随机扰动项独立同分布的假设,考虑其可能存在的异方差与自相关问题。具体而言,本研究通过Wald检验和LM检验等识别模型可能存在的组内自相关、组间同期相关和组间异方差问题,并将结果报告在每个模型结果之后。在综合考虑统计检验结果和模型假设之后,本研究采用Greene提出的面板校正标准误进行修正[30]。在报告回归结果之前,表3中列出了OLS回归下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结果,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Tab.3
表3
表3方差膨胀因子检验
Tab.3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test
变量VIF1/VIF变量VIF1/VIF
ln GDP3.780.264727CN1.550.646777
ER2.710.369352LANDLOCK1.490.669967
FTS2.680.373290BIT1.480.674542
PA2.250.444537OPEN1.430.701606
NRE2.220.450909UNION1.390.720941
PS2.040.489784TR1.260.79186
LFP1.950.511597BR1.250.802925
EDS1.650.607244GDPG1.050.954957
Mean VIF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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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空间分布主要影响因素的识别

4.2.1 市场导向明显,市场规模、开放度、基础设施状况是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表4列出了面板校正标准误修正后的回归及检验结果。结果显示,东道国市场规模（ln GDP）、市场开放度（OPEN）、基础设施状况（INFRA）均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倾向于在市场规模大、开放度高、基础设施较差的国家投资。基础设施状况较差的国家往往具有更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和承包工程市场,因此更加吸引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东道国市场增长速度（GDPG）没有通过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其原因可能是承包工程往往得到双方政府融资支持,并且工程价款结算一般按照合同约定办理,故而更加关注东道国短期市场状况。

Tab.4
表4
表4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
Tab.4Locational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foreign contracted projects in Africa
2001—2017年2001—2005年2006—2011年2012—2017年
lnGDP0.438***0.01380.437***1.014***
(0.107)(0.0746)(0.0594)(0.0459)
GDPG-0.003550.0492**-0.00180-0.0111**
(0.00872)(0.0236)(0.0137)(0.00517)
OPEN0.0152***0.001280.0147***0.0117***
(0.00247)(0.00600)(0.00366)(0.00187)
FTS-0.0636***0.00817-0.0297-0.154***
(0.0160)(0.0258)(0.0189)(0.0148)
LFP0.00651-0.01010.0213***0.0252***
(0.00534)(0.00682)(0.00544)(0.00225)
NRE0.00451**0.001240.00956***0.00259**
(0.00190)(0.00391)(0.00145)(0.00127)
EDS-0.0120***-0.00695***-0.00726***0.00464
(0.00123)(0.00248)(0.00279)(0.00299)
TR0.000688***0.00102***0.000459***0.000687***
(7.67e-05)(0.000369)(0.000127)(0.000140)
PA-0.000252***-0.000145*-1.55e-05-0.000260***
(7.18e-05)(7.78e-05)(5.61e-05)(4.41e-05)
PS-0.0584-0.0950-0.185***0.0391
(0.0790)(0.109)(0.0638)(0.0560)
ER-0.180***-0.190***-0.139*-0.101**
(0.0594)(0.0648)(0.0732)(0.0483)
LANDLOCK-0.209**-0.411***-0.180-0.329***
(0.0958)(0.0858)(0.179)(0.104)
BR-0.382*-1.265***-0.385*0.395***
(0.215)(0.445)(0.227)(0.139)
UNION0.585***0.818***0.792***0.452***
(0.0731)(0.0802)(0.0861)(0.0334)
BIT0.826***1.349***0.712***-0.127
(0.132)(0.178)(0.118)(0.111)
CN0.774***-0.814*0.367***0.198***
(0.107)(0.450)(0.0958)(0.0414)
Constant-2.3987.760***-4.062***-16.08***
(2.559)(1.549)(1.424)(1.026)
组间异方差1692.59***2448.73***7461.53***3680.25***
组间同期相关（Frees）3.652***1.686***3.158***2.368***
组内自相关4.816**0.68124.174***13.984***
观测数量612180216216
R20.5800.4620.6120.642
国家数量36363636
注：括号中的数值表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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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自然资源动机较强,对劳动力资源不敏感。 自然资源（NRE）通过了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东道国自然资源出口占比每增加1%,中国对其承包工程将平均增长0.45%。该结果与预期符号一致,表明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东道国自然资源的吸引。劳动力资源（LBP）没有通过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该结果与预期不一致,表明从整体看东道国劳动力资源并非吸引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的重要影响因素,这可能与非洲国家工程技术人员普遍短缺有关。

4.2.3 倾向于在外债少、外汇储备充足的地区投资。 外债规模（EDS）和外汇储备（TR）均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外债存量占东道国GNI比例每增加1%,将在平均意义上导致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减少1.2%;外汇与外债总量之比每增加1,将平均增加0.07%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该结果与预期一致,表明东道国政府的融资能力越强,越能够吸引中国承包工程,推动国内基础设施建设。

4.2.4 在技术落后地区投资。 东道国申请专利数量（PA）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申请量每增加1,将导致中国承包工程平均减少0.03%,表明东道国的较高的技术水平将抑制中国承包工程进入当地市场。其原因可能是中国对外承包工程通过发挥技术层面的比较优势进入当地市场,在改善当地基础设施状况的同时,通过提供服务和技术创造一定的营业收入。

4.2.5 在高经济制度风险的地区投资。 政治稳定性（PS）没有通过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不能验证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的政治风险规避意识。该结果可能来自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是中国政府早期援助在当地积累了一定的民意基础;二是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双方投资协定等提供了较为完善的合作保障机制,故而对政治风险并不十分敏感。经济制度风险（ER）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但与预期符号不一致。结果显示,经济制度指数每增加1,将平均减少18%的中国承包工程,具有强烈的抑制作用。该结果表明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具有高经济风险倾向,可能与当地较缓和的承包工程市场竞争和双方政府制度安排有关,反映中国承包工程企业的受到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行为特征。

4.2.6 呈现向非洲沿海地区集中的趋势。 东道国自然地理区位（LANDLOCK）变量通过了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非洲沿海国家比内陆国家平均多吸引20.9%中国承包工程。该结果与预期一致,表明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倾向于向沿海地区集中,与现有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的空间分布态势一致。同时,沿海的自然地理区位条件相对更加优越,长期以来的水土气生条件也为当地积累了一定的优势。

4.2.7 双边关系显著促进工程承包,是影响其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 政治（UNION）、经济（BIT）、文化（CN）双边关系都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在1971年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以及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东道国在平均意义上能够吸引更多中国承包工程;而孔子学院数量每增加1,完成营业额平均增长77.4%。该结果表明,良好的双边政治、经济、文化双边关系是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的重要影响因素。

4.3 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的时间变化特征

2006年和2012年在北京分别召开第三届和第六届中非合作论坛会议,是中非合作开展的重要事件,也是国内外宏观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重要节点。为探析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本研究划分2001—2005年、2006—2011年和2012—2017年3个时间段,研究上述影响因素的时间变化特征。其回归结果见表4中最后三列。

4.3.1 市场动机日趋明显,更加关注短期市场。 2006年以后,市场规模和开放度均在1%水平下显著,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市场增长速度的影响由正向显著先后变为负向不显著和负向显著,与预期不一致,表明东道国市场增长速度并非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该结果可能来自以下两方面原因：第一,21世纪初中国刚加入WTO,以及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尚不完善,承包工程更多关注整体市场及其增长潜力;第二,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经济疲软、形势不容乐观的东道国更希望通过基础设施状况的改善来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基础设施状况仅在2012年以后通过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能够反映出对东道国建筑市场的日益关注。

4.3.2 自然资源寻求动机有减小趋势,劳动力资源重要性凸显。 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均只在2006年后通过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劳动力资源的重要性在2006年之后逐渐凸显。这说明,随着中国政府不断引导企业海外合规经营,在非洲的中国承包工程企业开始积极践行正确义利观和履行海外社会责任,深度融入非洲当地社会,提高了工程技术人员的属地化管理。同时,模型结果显示,自然资源由1%水平下显著降低为5%水平下显著,表明对非洲承包工程受自然资源的影响在不断变弱。这可能与中国国内自然资源进口渠道多样化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有关。

4.3.3 外债总量影响减弱,但东道国外汇储备发挥更大作用。 外债总量占当年GNI比例在2012年后不再通过1%水平下显著性检验,重要性有所减弱。而外汇储备在三个时间段均通过1%水平下显著性检验,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该结果表明,东道国债务问题和工程融资能力能够影响中国承包工程的进入,而在更加完善的制度安排下,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更加关注东道国的外汇储备情况。

4.3.4 技术成为重要影响因素。 专利申请数量仅在2012年后通过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该结果具有以下两方面的启示：一是在中国融入全球市场和非洲市场的早期,技术条件可能并非中国投资的优势所在,更多依赖资本、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二是随着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不断完善,双方政府不断加强技术层面的合作,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技术层面的比较优势,改善东道国基础设施状况。

4.3.5 经济风险规避意识加强。 政治稳定性仅在2006—2011年通过5%水平下显著性检验而经济制度风险仅在2006—2011年未通过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但仍然通过了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该结果表明,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更加关注东道国的经济风险,对政治风险不够敏感。同时,对经济风险的规避意识呈现出加强的趋势,可能是由于市场范围的扩大和中非合作的深入,承包工程开始向高风险的区域覆盖。

4.3.6 “一带一路”政策影响不断凸显。 政策变量（BR）先后表现为负向显著、负向不显著和正向显著,表明“一带一路”政策措施对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的影响在不断加大。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区域成为中国对外合作的重点区域之一,同时也体现着中国转型经济的影响。该结果也表明,2012年以后,尤其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呈现向“一带一路”合作地区集中的趋势。

4.3.7 双边关系的作用有所减弱。 政治关系在3个时间段均显著,经济关系仅在2012年前通过1%水平下显著性检验,而文化关系则仅在2006年后通过1%水平下显著性检验。结合回归系数来看,三类双边关系的作用都在减弱,表明良好的双边关系仅能够在早期发挥促进作用,而在未来的双边合作中,需要作出更多互利共赢、有利于双方进一步发展的合作措施。

4.4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来进行稳健性检验：① 在同样考虑了组间同期相关、组间异方差、组内自相关等情况下,本研究采用全面的可行广义最小二乘（FGLS）估计方法再次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基本一致的回归结果;② 利用备选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结果表明,本研究的结论较为稳健。由于空间有限,表5仅列出了全时段的部分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5
表5
表5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稳健性检验
Tab.5Locational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FCPs in Africa (Robustness check)
FGLS替换主要解释变量
市场变量资源变量技术变量双边关系变量
ln GDP0.821***0.513***0.444***-0.0209
(0.105)(0.111)(0.106)(0.0712)
GDPG-0.0145***-0.00643-0.00438-0.00694
(0.00243)(0.00861)(0.00885)(0.00674)
OPEN0.0125***0.0132***0.0122***0.0151***-0.00296
(0.00174)(0.00235)(0.00239)(0.00251)(0.00249)
FTS-0.0529**-0.0675***-0.0683***-0.0729***-0.0700***
(0.0231)(0.0207)(0.0149)(0.0162)(0.0157)
LFP-0.006000.0129*0.003830.00426-0.0105**
(0.0142)(0.00694)(0.00468)(0.00522)(0.00423)
NRE-0.004660.00644***0.00470***0.00830***
(0.00324)(0.00219)(0.00181)(0.00141)
EDS-0.00807***-0.0140***-0.0114***-0.0119***-0.00558***
(0.00107)(0.00131)(0.00120)(0.00127)(0.00111)
TR0.000318***0.000663***0.000694***0.000772***0.000372***
(9.35e-05)(7.84e-05)(7.68e-05)(8.60e-05)(5.95e-05)
PA-0.000254***-0.000125**-0.000290***-0.000320***
(7.66e-05)(5.17e-05)(6.80e-05)(3.70e-05)
PS0.180*-0.325***-0.00157-0.1090.308***
(0.0989)(0.113)(0.0726)(0.0744)(0.0570)
ER-0.0983*-0.166***-0.162***-0.151**-0.0311
(0.0554)(0.0611)(0.0516)(0.0589)(0.0382)
LANDLOCK-0.200-0.147-0.263***-0.178*0.977***
(0.462)(0.103)(0.100)(0.104)(0.108)
BR-0.947***-0.0768-0.432**0.301-0.482**
(0.293)(0.267)(0.204)(0.315)(0.233)
UNION0.673***0.680***0.567***0.629***
(0.146)(0.0557)(0.0742)(0.0621)
BIT0.06231.013***0.862***0.828***
(0.178)(0.110)(0.128)(0.134)
CN0.428***0.847***0.784***0.852***0.306***
(0.0513)(0.0990)(0.101)(0.112)(0.0725)
ln PGDP0.329***
(0.117)
PGDPG-0.00247
(0.00954)
NRR0.0225***
(0.00558)
SCI-0.000208***
(3.93e-05)
FGLS替换主要解释变量
市场变量资源变量技术变量双边关系变量
YED0.0109***
(0.00411)
TAIWAN-2.303***
(0.174)
ln FOB0.789***
(0.0730)
FDI-0.0144*
(0.00766)
Constant-10.15***4.864***-3.984-2.5522.709*
(3.042)(1.199)(2.754)(2.576)(1.557)
组间异方差1692.59***2213.89***2745.12***2033.84***1590.22***
组间同期相关（Frees）3.652***3.761***3.651***3.733***2.210***
组内自相关4.816**5.154**4.886**4.760**5.086**
观测数量612612612612612
R2-0.5640.5860.5800.693
国家数量3636363636
注：主要解释变量替换详见表2;括号中的数值表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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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工程承包是中非合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双方经济合作的重要领域,是经济、地理、投资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现有大量研究或讨论其对地缘政治、民主化进程、劳工权益等方面的影响,或探讨中国国际承包商的国际化经营策略,或研究其资源环境生态影响和运行模式,尽管有少量****利用面板数据讨论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空间分布,但从中长时间尺度探讨其空间分布的研究仍然较为缺乏。非洲是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重要市场。本文结合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与中国政策的演变揭示了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不同阶段的主要特征,并利用面板数据回归的方法,研究了2001—2017年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及其时间变化特征。

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的时空演变经历了4个阶段。援外起步阶段（1956—1981年）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以援助为主要形式,体量较小,奠定了民意发展基础。市场化探索阶段（1982—1999年）,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业务初步扩大,且逐步呈现出向非洲沿海地区集聚的趋势。快速发展阶段（2000—2008年）,规模快速扩大,主要集中在阿尔及利亚、安哥拉,以及非洲东北部沿海国家。“勘投融建营一体化”阶段（2009—2017年）,总体规模增速放缓,工程模式逐步向资本建设与融投资结合的方向拓展。该阶段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主要集中在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以及非洲东部和中部地区。

从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来看,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企业倾向于在市场规模大、开放度高、基础设施不完善、自然资源相对丰富、无严重外债问题、技术相对落后的沿海地区投资,这表明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具有多元化动机,除了获取自然资源外,还追求市场规模等,并且呈现出高经济风险的偏好,且倾向于在与中国有良好双边关系的国家投资。从影响要素的时间变化看,东道国短期市场状况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自然资源寻求的动机呈现逐渐减弱的趋势,而相关政策措施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政治风险对中国承包工程的抑制作用降低,但高经济风险的偏好仍然存在;双边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本文的贡献在于结合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与中国转型时期经济体系变化刻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对非洲承包工程的四大历史阶段基本特征,利用面板数据分析识别了2001—2017年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并且探讨了这些影响因素的时间差异性,从中长期视角下丰富了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影响要素的时空差异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未来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需要高度关注东道国的经济制度风险,进一步加强与非洲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尤其是基础设施领域重大规划的对接,不断推进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属地化管理。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有限,本文主要采用以国家为单元的统计数据进行影响要素的定量分析,未区分不同行业的承包工程,这需要结合案例和国别研究进一步推进。

致谢: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理论分析框架完善、重要解释变量选取方面给出了建设性意见,使得本文受益匪浅。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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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交通地理格局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理解其演变特征与规律对未来的交通建设与国土开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系统梳理中国交通建设与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利用大数据和GIS等分析方法,探讨了国家交通地理格局的演变特征与空间效应,并从演进阶段、空间结构与秩序等视角系统归纳了中国交通地理格局演化的基本规律。研究发现,当前中国的交通建设已开始进入以质量提升为目标的新阶段,建设模式由早期资本驱动的“规模扩张型”过渡为创新驱动的“质量提升型”,发展方向从优先发展向综合协调发展转变;交通网络的快速建设和扩展改变了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其所营造的空间收敛与空间优势格局,与经济社会空间布局形成了耦合效应,持续推动经济社会空间结构演进,传统以发展轴线为中心的国土开发结构将逐渐转变为以大都市和城市群为中心的网络化国土开发结构;交通地理格局的演化具有显著的阶段性规律,中国当前处于系统结构完善阶段向级联秩序分异阶段过渡的时期,经济社会空间形态从轴线结构向轴—辐结构转变,初步形成了级序有致的网络体系;随着交通网络的不断成熟,宏观尺度上的各类功效空间结构与级联秩序将逐步趋向成熟与稳定,最终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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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研究, 2018,37(2):404-418.
DOI:10.11821/dlyj201802013URL [本文引用: 1]
在“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实施的背景下,中欧班列的建设明显提升了中国与欧洲的陆上集装箱运输量,但陆运较之于海运是否具有比较优势以及形成怎样的空间竞合格局,是当前非常值得研究的经济地理课题。采用中欧班列、中国铁路货物运费及海运数据,将不同价值的集装箱在时间成本中产生的利息纳入运费计算,构建陆海运输平衡线与集装箱价值平衡点模型,刻画中国大陆至欧洲的陆海运输空间格局。研究表明：不考虑时间成本时,陆海运输平衡线位于西北地区,考虑时间成本后,平衡线向东南沿海迁移;以通辽—沈阳—北京—石家庄—襄阳—重庆—丽江—保山为界,形成陆运优势片（阿拉山口区、满洲里区和二连浩特区）和海运优势片（环渤海区、长三角区和珠三角区）,构成“两片六区”格局;考虑未来陆路运价可能降低,以南通—南京—南昌—岳阳—贵阳—昆明—普洱为界可以构建“两片五区”新的陆海运输格局。在此基础上,中国大陆至欧洲的集装箱陆海运输竞合格局可进一步划分为面积占比70.9%、12.9%和16.2%的陆运区、海运区及陆海区。研究说明可以通过陆运运价的调整以及货运集散地的优化布局,来获取中国大陆所需要的陆海平衡线分布,从而谋划基于陆海竞合基础上的中欧集装箱运输的最优联动格局。
[ Lu Mengqiu, Chen Yu, Lu Yuqi. Th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spatial pattern between railway transport and shipping in China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37(2):404-418.]
[本文引用: 1]

刘卫东. “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内涵与科学问题
地理科学进展, 2015,34(5):538-544.
DOI:10.11820/dlkxjz.2015.05.001URL [本文引用: 1]
“一带一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而提出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其核心目标是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一带一路”框架包含了与以往经济全球化完全不同的理念,即“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这正是丝绸之路文化内涵的体现。本文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与经济全球化及世界格局变化的关系;剖析了其空间内涵,认为“一带一路”具有多重空间内涵和跨尺度特征,是统筹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最后,提出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地理学提出的几个重要议题,包括地缘政治、国别地理、对外直接外资理论、交通运输优化组织等。
[ Liu Weidong.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f China and related research theme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5,34(5):538-544.]
[本文引用: 1]

刘卫东, 田锦尘, 欧晓理, 等. “一带一路”战略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本文引用: 1]

[ Liu Weidong, Tian Jinchen, Ou Xiaoli, et al. Research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
[本文引用: 1]

薛德升, 万雅文, 杨忍. 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时空演变过程及影响机制分析
地理学报, 2018,73(10):1942-1953.
DOI:10.11821/dlxb201810009URL [本文引用: 2]
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是一种兼具对外援助、对外贸易、对外投资的复合型的对外商务活动。本文分析了长时间尺度下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的时空演变过程,结合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与中国政策的演变揭示了各个阶段的主要特征与影响机制,并对2000年以来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所在国家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在全球尺度上,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数量、建设形式、空间分布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② 国家在对外建设水电站的时空演变中起到了核心主导的作用,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的时空演变格局经历了国家直接指派（1955-1981年）,维护推动（1982-2000年）,放权激发（2001-2009年）,规划合作（2010年至今）等4个阶段。③ 2000年以来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受到中国与东道国的政治与经济外交关系、东道国的贫困人口比例、电力基础设施条件、接受援助金额、工业增长水平和市场基础等因素影响。
[ Xue Desheng, Wan Yawen, Yang Ren.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pattern and mechanism of China's construction of overseas hydropower station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73(10):1942-1953.]
[本文引用: 2]

Fedderke J, Bogetic Z. Productivity impacts of 19 infrastructure measures
World Development, 2009,37(9):1522-1539.
DOI:10.1016/j.worlddev.2009.01.008URL [本文引用: 1]
SummaryEmpirical explorations of the growth and aggregate productivity impacts of infrastructure have been characterized by ambiguous (countervailing signs) results with little robustness. This paper, utilizing panel data for South African manufacturing over the 1970–2000 period, and a range of 19 infrastructure measures, explores the question of infrastructure endogeneity in output equations. The paper develops an instrumentation strategy generalizable to other contexts. Controlling for the possibility of endogeneity in the infrastructure measures renders the impact of infrastructure capital not only positive, but of economically meaningful magnitudes.]]>

Isaksson A S, Kotsadam A. Racing to the bottom? Chinese development projects and trade union involvement in Africa
World Development, 2018,106(6):284-298.
DOI:10.1016/j.worlddev.2018.02.003URL [本文引用: 1]

Wegenast T, Krauser M, Strüver G, et al. At Africa's expense?. Disaggregating the employment effects of Chinese mining operations in sub-Saharan Africa
World Development, 2019,118(6):39-51.
DOI:10.1016/j.worlddev.2019.02.007URL [本文引用: 1]

Shen G C, Fan V Y. China's provincial diplomacy to Africa: Applications to health cooperation
Contemporary Politics, 2014,20(2):182-208.
DOI:10.1080/13569775.2014.907993URL [本文引用: 1]
There is a prevailing view of China as a unitary actor in its relationships with African countries. This view is incomplete: on the contrary, China is a collection of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with myriad strategic ties to African countries, with decentralization shaping the current form of Chinese government and its level of efficiency. In this paper, factors have been explored for why Chinese provinces have played a role in foreign cooperation in health of African countries, in addition to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centives and disincentives for Chinese provinces to engage internationally in foreign cooperation and health assistance have been identified. The concept of paradiplomacy for health has been presented and this typology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example of Chinese medical teams. Finally, we draw linkage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members of 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 and South Africa.

Lee C K. The Specter of Global China: Politics, Labor,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Af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
[本文引用: 1]

Pheng L S, Jong H.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2003,129(6):589-598.
DOI:10.1061/(ASCE)0733-9364(2003)129:6(589)URL [本文引用: 1]

Chen Chuan. Entry mode selec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markets: The influence of host country related factors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2008,26(3):303-314.
DOI:10.1080/01446190701882382URL [本文引用: 2]

Co C Y. Chinese contracto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14,150(1):149-171.
DOI:10.1007/s10290-013-0170-5URL [本文引用: 1]
This paper uses turnover data from Chinese contracted projects in as many as 87 low and lower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from 1998 to 2009. Economic fundamentals motivate Chinese contractor prese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their revenues a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countries' per capita income and expected growth. All else equal, contractor project revenues are higher in countries with stronger political rights regimes. Moreover, the estimated positive effect of improvements in political freedom is largest among countries with high fuel endowment, but lowest among countries with high ores and metals endowments. Conclusions relating Chinese contractor activities, perceptions on the level corruption, and resource endowment among sub-Saharan African countries must remain tentative as the estimated relationships are sensitive to the corruption indices used.

Alves A C. China's “win-win” cooperation: Unpacking the impact of infrastructure for-resources deals in Africa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3,20(2):207-226.
DOI:10.1080/10220461.2013.811337URL [本文引用: 2]

Hensengerth O. Chinese hydropower companies and environmental norms in countries of the global South: The involvement of Sinohydro in Ghana's Bui Dam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2013,15(2):285-300.
DOI:10.1007/s10668-012-9410-4URL [本文引用: 1]

Freeman C P. Dam diplomacy? China's new neighbourhood policy and Chinese dam-building companies
Water International, 2017,42(2):187-206.
DOI:10.1080/02508060.2017.1276040URL

Chen Y, Landry D. Capturing the rains: Comparing Chinese and World Bank hydropower projects in Cameroon and pathways for South-South and North South technology transfer
Energy Policy, 2018,115(4):561-571.
DOI:10.1016/j.enpol.2017.11.051URL

Kirchherr J, Matthews N. Technology transfer in the hydropower industry: An analysis of Chinese dam developers' undertakings i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Energy Policy, 2018,113(2):546-558.
DOI:10.1016/j.enpol.2017.11.043URL

Tanmullins M, Urban F, Mang G. Evaluating the behaviour of Chinese stakeholders engaged in large hydropower projects in Asia and Africa
The China Quarterly, 2017,230(2):464-488.
DOI:10.1017/S0305741016001041URL [本文引用: 1]

何凡, 曾剑宇. 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受双边关系影响吗?: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研究
国际商务研究, 2018,39(6):57-66, 94.
[本文引用: 3]

[ He Fan, Zeng Jianyu. Are China's foreign contracted projects affected by bilateral relations?: Research based on the major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earch, 2018,39(6):57-66, 94.]
[本文引用: 3]

Kang Y, Jiang F. FDI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traditional economic factors and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2,47(1):45-53.
DOI:10.1016/j.jwb.2010.10.019URL [本文引用: 1]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factors determin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location choices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 firms. We develope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that synthesizes traditional economic factors and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Then several hypotheses were developed in line with the framework and empirically tested using panel data of Chinese outward FDI to eight economi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cross a time period of thirteen year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institutional factors demonstrate a higher level of significance,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in determining FDI location choice in comparison with economic factors, while both types of factors influence the FDI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 firms. We also found that the FDI location choices of Chinese firms have a dynamic nature, as statistical evidence indicates a heterogeneous response of Chinese FDI towards different economic groups and during different time periods. (C) 2010 Elsevier Inc.

Zhang Xiaoxi, Daly K J.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merging Markets Review, 2011,12(4):389-398.
DOI:10.1016/j.ememar.2011.06.001URL [本文引用: 1]
Globalisation has led to a rapid increase in the growth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globally. Over the last decade China has become the largest recipient of FDI whilst simultaneously increasing its outward FDI dramatically. The growth in China's outward FDI has attracted little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in mainstream research publications. The motivation behind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factors driving this growth from both economic and strategic backgrounds. The paper employs panel data analysis covering the period 2003-2009 where we quantify the main drivers of China's outward FDI across a range of variables including bilateral and multi lateral trade, market size, GDP growth, openness and resource endowment. (C) 2011 Elsevier B.V.

Vernon 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6,80(2):190-207.
DOI:10.2307/1880689URL [本文引用: 1]

曾剑宇, 蒋骄亮, 何凡. 东道国国家风险与我国对外承包工程: 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国际商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17(6):6-18.
[本文引用: 1]

[ Zeng Jianyu, Jiang Jiaoliang, He Fan. Host country's national risks and China's foreign contracted project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multinational panel data
International Business, 2017(6):6-18.]
[本文引用: 1]

Greene W H. Econometric Analysis: 7th edition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12.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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