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2015年东北地区县域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演变及空间差异——以辽宁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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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and economic coupling coordinated evolution and spatial differences at county level in Northeast China during 2000-2015: Taking Liaoni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HAN Zenglin¹^,², ZHAO Qihang², ZHAO Dongxia^,¹^,³, GUAN Dunyi²1. Center of Marine Econom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Liaoning,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y,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Liaoning, China
3. College of Social Management,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Liaoning, China

通讯作者: 赵东霞（1979- ）,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口地理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E-mail: zhaodx99@126.com

收稿日期:2018-10-23修回日期:2019-04-19网络出版日期:2019-12-2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01136

Received:2018-10-23Revised:2019-04-19Online:2019-12-2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韩增林（1956-）,男,山东商河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发展规划、交通运输地理及海洋经济地理等研究E-mail:hzl@lnnu.edu.cn。

摘要
国家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部署格外重视,尤其在“新东北现象”出现后,东北地区的未来发展趋势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选取东北三省人口与经济发展变化特征显著的辽宁省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人口与经济系统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模型,探究2000—2015年辽宁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演变特征及空间差异。结果表明：东北振兴以来,辽宁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关系逐渐加深,呈现高水平耦合发展趋势,但协调关系存在明显的变动,中度失调县区的数量不断增多,基本协调的区域有所下降,且耦合不协调地区以省内陆边界地带为主;耦合度增强、协调度降低的县市具有共同的特征,人口与经济变化不同步,人口综合指数一直下降,而经济综合指数却有增有降,也是导致地区失调的主要原因;辽宁省人口与经济既耦合又协调的地区还存在一定的“圈层+轴线”的空间结构,其中圈层是指以沈阳、鞍山、大连的三圈层结构（由中心向周围递减）,且离中心地区越远,其耦合协调水平越低;轴线结构是处于哈大高铁线路上的沈大城市走廊,形成一条较明显的“梯度轴”。
关键词： 时空差异;格局演变;耦合协调;新东北现象

Abstract

China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revitalizing the old industrial bases in Northeast China. Especially after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Northeast Phenomen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Northeast China beca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gain. This paper, selecting Liaoning province, which is featured by obvious change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establishes the index system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system, and explores the spatial evolution and differences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 Liaoning province since the "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during 2000-2015,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nd economy in Liaoning province was gradually strengthened, showing a high level development trend. However, there were obvious fluctuations in the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The number of moderately incoordinated counties had been increasing, and the primary coordination areas had declined, and the main incoordinated coupling areas were the inland border areas of Liaoning province. The counties and cities with enhanced coupling degree and reduced coordination degree shared common characteristics.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changes were not synchronized, and the population composite index had been declining, while the economic composite index increased or decreased, which is also the main cause for regional imcoordination. In Liaoning province, where population and economy are both coupled and coordinated, there still exists a certain spatial structure of "circle + axis", in which circle refers to the three-circle structure (decreasing from center to surroundings) of Shenyang, Anshan and Dalian, and the farther away from the central area, the lower the level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the axis structure is the urban corridor of Shenyang-Dalian on the Harbin-Dalian High-speed Railway line, which forms a more obvious "gradient axis".

Keywords：spatio-temporal differences;pattern evolution;coupling coordination;New Northeast Phenome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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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韩增林, 赵启行, 赵东霞, 管敦颐. 2000—2015年东北地区县域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演变及空间差异——以辽宁省为例. 地理研究[J], 2019, 38(12): 3025-3037 doi:10.11821/dlyj020181154
HAN Zenglin.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coupling coordinated evolution and spatial differences at county level in Northeast China during 2000-2015: Taking Liaoni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Geographical Research[J], 2019, 38(12): 3025-3037 doi:10.11821/dlyj020181154

1 引言

继西部大开发之后,国家又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部署,这是在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基础上,实行东西互动的重大举措。为调和东北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解决资源性城市主导产业衰退,消除“东北现象”,2003年中央先后出台了若干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指导性意见。经过近十年的改造和推进,东北整体的经济质量和效益有了明显的提高,截止2012年底,东北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速达到12.7%^[1]。但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东北尤其是辽宁省却出现了经济大幅回落、平均经济增速不到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伴随而来的人口外流、老龄化加重、生育率下降等一系列人口问题也开始不断凸显,振兴东北再次成为国内外共同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从人口经济学视角探察振兴东北以来,这个区域中人口与经济的运动过程,以及二者的耦合协调状态和格局演化特征,以此来揭示东北人口与经济发展所遭遇的困境,必将具有重要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于人口与经济关系的探讨,最早亚当·斯密（Adam Smith）^[2]提出人口的不断增长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因。20世纪,国外****主要关注人口数量^[3,4,5]与规模^[6,7]同经济之间的耦合关系。到21世纪,国外****从单纯的人口数量、规模开始转向了人口流动、人力资本累积等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如Tsen研究亚洲经济体时发现,日本、韩国、泰国的人口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中国、新加坡和菲律宾仍然是人口流动带动经济增长,马来西亚则是经济带动着人口增长^[8];Bucci等通过建立资本累积、人力资本投入和横向R&D模型对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定量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投入和创新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9]。

中国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开始关注人口与经济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相继有****提出“最优人口经济效益”理念^[10]、控制人口增长对国民收入有积极作用^[11]、建立“成本-收益”模型来探讨人口生育率与经济关联性^[12]、人口多要素与经济关系^[13]等。进入21世纪,****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更加丰富和多元,有从宏观尺度找出区域间经济收入与经济规模对省际人口流动的影响^[14,15,16]、区域内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异与关联性^{[17,18,19,20]};还有从中微观尺度刻画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特征及二者之间耦合关系^{[21,22,23,24,25,26,27,28]}等;针对东北地区或东北三省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从市域尺度来研究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24]、“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协调性^[26]、人口与经济空间格局演变^[29]等。

综上,国外成果主要聚焦在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间相互关系及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关系。而国内****大多对省域、市域,或者经济较发达区域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更为集中,从县域尺度,微观上探究二者的相互关系却成果不多。尤其是西部、东北部等国家政策重点建设发展的区域,相关研究更为少见。虽然有****探讨了东北地区地级市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格局演化^[25],但东北振兴以来,特别是当东北人口与经济不断下滑的状况下,从更小尺度去获取人口与经济间是否耦合协调会具有重要的价值。因此,本研究基于县域尺度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辽宁省,通过收集2000年、2010年、2015年统计数据来研究人口与经济的耦合协调演变及空间差异,分析从“东北十年振兴”到“新东北现象”期间辽宁县域人口与经济间发展变化以及存在的问题,为振兴东北战略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为东北未来的建设提供新思路、新方向。

2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选取辽宁省作为研究区域,一方面辽宁省作为东北的一部分,其与吉林省、黑龙江省一直协同发展,共生共建,地域文化禀赋及其相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国家赋予东北三省“工业的摇篮”称号,在产业结构、发展模式、资源开发等方面也都具有共同特征。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受国企改革、经济体制转型、人口外流等影响,东北三省开始出现经济衰落下滑、老工业衰退、人才流失等问题。此外,通过对比东北三省2000年以来GDP和人口的发展变化（图1）,发现吉林省、黑龙江省的人口变化情况较为稳定,GDP缓慢增长后逐渐平稳;而辽宁省却呈现不同特征,人口情况先增长后有所回落,GDP先是增长幅度较大,2012年后出现较为明显的“断崖式下滑”。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现象值得关注。因此,从更小尺度去研究东北振兴以来辽宁的人口与经济相互耦合协调关系,找出辽宁省在整个东北三省经济发展中到底遇到怎样的难题,这不仅对辽宁未来应如何建设发展提供了方向,也有助于促进东北三省通力合作、共同振兴战略的实现。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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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000—2018年东北三省人口与GDP演变

Fig. 1Population and GDP evolution during 2000-2018 in Liaoning, Jilin and Heilongjiang

2.2 人口与经济指标选取意义及体系构建

遵循科学性、全面性、可比性等原则,结合辽宁地区近年来整体发展态势分别建立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人口系统一般包括“人口水平、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人口净迁移量、城乡结构、医疗基础设施、受教育程度”等指标,为客观全面的反映辽宁省人口情况,利用频度统计法和专家咨询法对人口指标进行筛选,选取了13个指标构成人口系统（表1）。

Tab. 1
表1
表1辽宁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系统指标体系
Tab. 1The index system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 Liaoning province

	指标类型	指标	单位	熵值法权重	层次分析法	综合权重
人口系统	人口水平	X₁总人口数	人	0.1107	0.0373	0.0753
		X₂人口密度	人/km²	0.1489	0.1179	0.1552
		X₃出生率	‰	0.1028	0.0293	0.0247
		X₄死亡率	‰	0.0362	0.0123	0.0235
		X₅人口自然增长率	‰	0.0177	0.0227	0.0391
	劳动力人口	X₆15~64岁人口	％	0.1136	0.2127	0.1822
	性别结构	X₇人口性别比	％	0.0204	0.0433	0.0643
	人口迁移	X₈人口净迁移量	人	0.0046	0.2388	0.0348
	城乡结构	X₉城镇化率	％	0.0561	0.0918	0.0841
	医疗设施	X₁₀医院数	个	0.1112	0.0540	0.0908
		X₁₁医院床位总数	床	0.1582	0.0540	0.1083
	受教育程度	X₁₂平均受教育年限	岁	0.0627	0.0572	0.0701
		X₁₃文盲率	％	0.0564	0.0286	0.0471
经济系统	经济总量	Y₁GDP	万元	0.0908	0.0833	0.1084
		Y₂地方财政收入 Y₃地方财政支出	万元万元	0.1327 0.0449	0.1668 0.0357	0.1855 0.0499
	经济水平	Y₄人均GDP	万元/人	0.0181	0.0676	0.0261
		Y₅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Y₆人均地方财政支出 Y₇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万元/人万元/人万元/人	0.0463 0.0121 0.1019	0.0402 0.0363 0.1058	0.0538 0.0261 0.1295
	经济要素	Y₈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	万元	0.0874	0.0714	0.0985
		Y₉出口商品供货总值	万元	0.1539	0.0714	0.1307
		Y₁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0.0312	0.0714	0.0588
	经济结构	Y₁₁第一产业增加值	万元	0.0214	0.0254	0.0291
		Y₁₂第二产业增加值	万元	0.0770	0.0562	0.0821
		Y₁₃第三产业增加值	万元	0.1104	0.0945	0.1274
		Y₁₄工业总产值	万元	0.0713	0.0739	0.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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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人口水平和性别比重反映辽宁省各县市区人口的基本情况,采用全国普查数据和1%抽样调查数据,统计口径为常住人口;选择“15~64岁”年龄段来反映劳动人口对人口系统的影响程度,并结合东北地区振兴以来人口流动现象较为明显的情况,引入“人口净迁移量和城镇化率”来表示人口流动迁移情况和城镇化发展水平,其中人口净迁移量选取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及部分统计年鉴中的迁入迁出人口进行计算,指的是户籍迁移情况,统计口径为户籍人口,15~64岁劳动人口及城镇化率所用到的统计口径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采用城镇人口与常住人口比重来计算。因东北在中国属于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地区,其医疗设施水平也需考虑在内,选取“医院数和医院床位数”表示医疗设施水平;另外,考虑到教育水平对地区发展的重要性和数据可获取性,选取统计年鉴中“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文盲率”来反映辽宁省人口的受教育程度。

经济系统一般包括“经济总量、经济水平、经济要素、经济结构”等指标。不同经济指标所反映经济现象不同,为将具有代表性的经济指标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借鉴已有研究成果^[29]并结合东北振兴以来辽宁省的经济发展状况,选取了14个经济指标构成经济系统。其中“地方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反映地区经济总量;“人均GDP、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和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反映经济水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出口商品供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区域经济要素水平;此外,选取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具有地区代表性的工业总产值作为反映经济结构的指标。考虑指标的相对稳定性以及县市级评价单元数据的准确性^[30],指标权重分别采用熵值法客观赋权与层次分析法主观赋权相结合,通过乘法合成的归一化处理,使权重分配更为合理,公式如下：

（1）

λ_{i} = {(a_{i} b_{i})}^{\frac{1}{2}} / \overset{m}{\sum_{i = 1}} {(a_{i} b_{i})}^{\frac{1}{2}}

式中：

λ_{i}

表示第

i

个指标的组合权重;

a_{i}

、

b_{i}

分别为第

i

个属性的客观权重和主观权重。

2.3 研究方法

耦合协调模型^[31]。耦合度与协调度是对区域内人口与经济二者相互关系及其密切程度的一种分析方法。耦合度说明的是二者之间关联作用的强弱关系,而协调度则说明二者在关联作用下的协调关系,如二者耦合关系较高,但其协调关系较差,导致的结果则是二者越发展其协调程度越差;同样的,如果二者耦合关系较高,其协调关系也较好,则说明二者越发展其协调程度越好。

首先,耦合度模型。其计算公式如下：

（2）

U_{i} = \sum λ_{i} u_{ij} (0 \leq λ_{i}, \sum λ_{i} = 1)

式中：

U_{i}

是耦合系统的序参量;

λ_{i}

为各个序参量的权重;

u_{ij}

表示第

j

个县市区的第

i

个综合评价值;

j \in \{1,2, 3 ? 57\}

,其代表意义为辽宁省57个县市区。

（3）

C = 2 \times \{{[U_{1} \times U_{2} / Π (U_{1} + U_{2})]}^{\frac{1}{2}}\}

式中：由于本文选取人口与经济系统为研究对象,所以

U_{1} 、 U_{2}

分别代表人口系统和经济系统;

C

是人口与经济之间的耦合度,取值范围在0~1之间,

C

值的大小是人口与经济空间功能决定的,其值越大说明区域的人口与经济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越强烈。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32,33,34,35]}并结合本研究的实际情况,将人口与经济相互作用耦合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表2）。

Tab. 2
表2
表2人口与经济耦合度类型划分
Tab. 2The types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coupling degree

耦合度	耦合类型	耦合特征
$C \in [0,0.4]$	低水平耦合区	人口与经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相互作用不是很大,当 $C = 0$ 时,人口与经济之间处于无关状态,呈现无序状态发展。
$C \in (0.4,0.6]$	拮抗型耦合区	人口与经济之间相互作用加强,二者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处于错综复杂的拮抗作用。
$C \in (0.6,0.8]$	磨合型耦合区	人口与经济之间存在着较为紧密的联系,人口与经济之间处于不断磨合与适应的过程。
$C \in (0.8,1.0]$	高水平耦合区	人口与经济之间呈现很强的相互作用关系,区域人口与经济同步,二者联系密切,当 $C = 1$ 时,人口与经济处于一种有序状态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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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度虽能反映人口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但不能体现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是高水平上相互促进还是低水平上相互制约,因此,引入协调指数,以构建人口与经济间协调度模型,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4）

T = α U_{1} + β U_{2} D = \sqrt[]{(C \times T)}

式中：D为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度;C为人口与经济的耦合度;T为人口与经济综合评价指数;

α 、 β

分别为人口和经济的待定系数。由于人口与经济二者皆为区域发展的核心要素,因此本文将人口与经济视为同等重要的指标,故选取

α = 0.5 、 β = 0.5

;

U_{1} 、 U_{2}

分别代表人口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序列值。参照相关研究成果^[34,35]并结合文章研究实际,将辽宁省人口与经济空间协调关系划分为五种类型（表3）。

Tab. 3
表3
表3人口与经济协调度类型划分
Tab. 3The types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coordination degree

协调度	协调类型	特征
$D \in [0,0.2]$	严重失调	人口与经济无法相互促进,出现相互制约情况,二者呈现相互排斥的状态。
$D \in (0.2,0.4]$	中度失调	人口与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制约状况,但与严重失调相比,二者之间并未达到相互排斥的状态。
$D \in (0.4,0.6]$	基本协调	人口与经济之间处于勉强协调,人口与经济之间存在着互相促进的趋势,但并不明显。
$D \in (0.6,0.8]$	中度协调	人口与经济之间存在这较为明显的协调状态,二者相互促进,人口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反之亦然。
$D \in (0.8,1.0]$	高度协调	人口与经济之间存在着良好的协调发展关系,二者相辅相成,呈现明显的促进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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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数据来源

人口系统数据采用第五次（2000年）和第六次（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1%抽样调查数据（2015年）,其中抽样调查数据中部分地区缺失的人口净迁移量、平均受教育年限、医院床位数等指标数据,以2016年版辽宁省各地级市统计年鉴数据作为补充;为保证人口与经济两系统的耦合匹配,同样选用2000年、2010年、2015年经济系统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数据来源于2001年版、2011年版、2016年版《辽宁省统计年鉴》和《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3 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时空演变特征

3.1 人口与经济耦合度时空分异特征

根据公式（3）所构建的人口与经济耦合度模型,分别测算2000年、2010年、2015年辽宁省57个县市区单元的耦合度值,通过ArcGIS 10.2软件进行空间可视化处理,形成2000年、2010年、2015年辽宁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度空间分布图（图2）。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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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00—2015年辽宁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度空间分布

Fig. 2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coupling degree during 2000-2015 in Liaoning province

从局部来看,2000年人口与经济耦合度高水平地区主要是沈阳市区周边部分县市、大连市区周边县市、鞍山市区及辽阳市区周边部分区域、辽宁省东部部分县市区域、葫芦岛市区等,呈现较为分散的分布状况;而低水平耦合区主要集中于辽宁省西北地区的朝阳市区及周边地区、阜新市周边地区等。到2010年,除了西部的建昌县地区处于拮抗型耦合外,省内各县市区都成为磨合型耦合区和高水平耦合区。其中,耦合水平开始从分散向集聚发展,出现较为明显的集中分布趋势,且以市区为核心向周边县级市拓展。到2015年,建昌县仍处于拮抗型耦合阶段,但高水平耦合区范围有了显著扩张,磨合型耦合地区大量减少。其中宽甸满族自治县、铁岭市、调兵山市、朝阳市等下辖县区却出现从高水平向磨合型耦合逆向走向,这种变化表明2010—2015年,这几个县区的人口与经济相互作用出现衰减,紧密关系开始松动。通过数据分析,主要原因是人口整体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经济却出现了负增长,导致二者的耦合在下降。建昌县2000年耦合水平与全省相比差距不大,但之后的十五年随着其他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差距开始明显增大,除地理位置偏远外,还与中心县市区的联动性不强有关,致使其人口与经济耦合度一直在降低。

从整体来看,环渤海地区人口与经济耦合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这与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产业结构多样、交通发达等因素密切相关,在省内对人口、人才的吸引力和经济发展所需的物质条件等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辽宁中部县市区则以省会沈阳为核心,在其经济辐射和主体功能区的作用下,周边县市区经济活动联系不断紧密,形成了区域经济共同发展的趋势,也保持着较高水平的耦合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省边界地区一直从低水平耦合向高水平耦合递进,且耦合度不断增强,一方面说明辽宁省与周边省份间相互作用、相互往来在提高,另一方面受国家政策的影响,辽宁省对该地区的重点扶持和着力建设已见成效。

3.2 人口与经济协调度时空分异特征

根据公式（4）测算2000年、2010年、2015年辽宁省57个县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并通过ArcGIS 10.2软件进行数据可视化处理,分别生成2000年、2010年、2015年辽宁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空间分布图（图3）。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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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00—2015年辽宁省人口与经济协调度空间分布

Fig. 3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coordination degree during 2000-2015 in Liaoning province

从局部看,2000年人口与经济高耦合协调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沈阳、大连两个辽宁省人口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其辐射周边部分地区同样处于基本协调和耦合的状态,说明这两个城市对临近县域的带动和影响是显著的。其中,沈阳与大连之间区域大多呈基本协调,表明沈阳与大连的“两核双驱”联动功能在发挥效用,对沿线地区的人口经济发展有较好的促进。但内陆边界及辽西北城市群中县域的人口与经济却是中度失调,这也是低水平耦合集中的区域,说明人口与经济联系并不密切,彼此之间协调性较差,其GDP在辽宁省排名垫底。到2010年,辽宁省耦合度向高水平发展,同时中度失调地区的数量也略有增加,人口与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但相互制约、阻碍作用也开始显现。沈阳和大连仍保持高耦合、高协调状态,其中沈阳周边基本协调地区出现收缩现象,部分转变为中度失调地区,表明沈阳在大力推动经济区建设后,虹吸效果增强、极化作用突出,影响了对周边地区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大连市也出现涓滴效果减弱现象,且受到鞍山地区、辽东湾盘锦、营口地区的快速发展,盖州市协调度下降,进入中度失调状态。此外,处于“沈阳-大连”间的鞍山市辖区县域耦合协调性明显上升,可能继沈阳、大连外成为第三个区域增长点。2015年,辽宁省县域的人口与经济整体上处于较高水平耦合状态,但协调性再次发生变动。中度失调地区数量继续上升,说明大连和沈阳的“双核”辐射拉动作用开始减弱,沈阳经济区建设对周围县区的虹吸影响依旧存在,沿海经济带中葫芦岛市区协调度下降,进入中度失调状态,盖州县区仍处于中度失调情况,这对于辽宁提出的“一极一带”振兴战略将是严峻的挑战。

从整体看,十五年间辽宁省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关系一直处于高度协调到中度失调之间,尚未出现严重失调现象。这说明辽宁虽然面临人口负增长、人口外迁、经济下滑等问题,但总体上人口和经济仍保持稳定可控的发展态势。值得关注的是,省内陆边界地区长期处在中度失调,且总数量达到了全省的2/3以上,既是辽宁振兴发展的一大阻力,又牵制了临近省份的建设。此外,“沈阳-大连”的双核驱动、“一极一带”的联动效应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周边地区的县域人口与经济仍有中度失调的问题。

3.3 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演化与趋势分析

根据辽宁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特征,通过观察其耦合协调演变图可以看出（图4）,辽宁省2000—2015年间高水平耦合地区数量不断增多,同时上升的速度也在增强,尤其是2015年,人口与经济两大系统耦合关系愈加紧密,高水平耦合地区占全省86%,这说明在当前环境下辽宁省经济与人口总体是相互匹配、相互支撑。但从协调演变图发现,协调与耦合并不是同步同向变化,中度失调的县市区数量在不断增长,到2015年中度失调地区占全省70%,这说明辽宁省人口与经济之间存在相互抑制关系,经济的发展受人口的牵制,反过来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也受经济的消极影响。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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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辽宁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演变

Fig. 4The evolution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 Liaoning province

为深入了解辽宁省县市区内部人口与经济耦合不协调问题,通过公式（2）计算数据来分析3个年份中协调性变化显著、且到2015年降为中度失调的地区（表4）。从结果来看,这12个协调性较差的县市都有共同特征,即人口综合指数一直在下降。而经济综合指数有增有减,主要原因在于：国家提出振兴老工业基地之后,辽宁省编制完成了沈阳经济区八大城市发展总规划,通过重大项目启动、招商引资等,增速推进沈抚（沈阳、抚顺）、沈本（沈阳、本溪）、沈铁（沈阳、铁岭）、沈阜（沈阳、阜新）、沈辽鞍营（沈阳、辽阳、鞍山、营口）等5条重点产业带和十大产业集群建设,经济发展政策和人口引力的重心向北、向东倾斜,结果势必对西部、南部造成一定程度的抑制。这其中沈阜（沈阳、阜新）产业带的协调性一直处在中度失调位置,没有实现预期的规划效果;另外,沈铁（沈阳、铁岭）产业带出现了协调性先升后降的情况。2010年铁岭市及下辖县市区的经济综合指数比2000年有显著的提升,但到2015年却迅速下降到2000年水平甚至更低。2010年沈阳经济区被国家发改委批复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对沈阳经济区战略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新沈阳经济区范围为沈阳、鞍山、抚顺、本溪和辽阳5个城市,经济空间回缩,导致“沈阳-铁岭”城际连接带发展受到了影响。

Tab. 4
表4
表4人口与经济协调系统协调度降低的县域分布
Tab. 4County-level distribution with reduced coordin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and economy coordination system

年份	人口综合指数			经济综合指数			协调度指数
年份	2000	2010	2015	2000	2010	2015	2000	2010	2015
辽中县	0.2823	0.2171	0.1386	0.1320	0.1139	0.1447	0.4393	0.3965	0.3763
新民市	0.3707	0.2353	0.1324	0.1112	0.0991	0.1149	0.4506	0.3907	0.3512
北宁市	0.3983	0.2180	0.1503	0.0718	0.0468	0.0605	0.4112	0.3178	0.3088
铁岭市	0.3202	0.3284	0.2759	0.0636	0.0968	0.0638	0.3778	0.4223	0.3642
调兵山市	0.4347	0.3585	0.2232	0.0560	0.1141	0.0315	0.395	0.4497	0.2897
开原市	0.3438	0.2469	0.1310	0.0651	0.1364	0.0470	0.3867	0.4283	0.2801
灯塔市	0.4229	0.2193	0.1313	0.0772	0.0803	0.0782	0.4251	0.3642	0.3183
盖州市	0.3258	0.2767	0.1703	0.0658	0.1427	0.0531	0.454	0.3309	0.3084
凤城市	0.3652	0.2273	0.1279	0.0913	0.1028	0.0764	0.4273	0.391	0.3144
东港市	0.3442	0.2381	0.2381	0.1484	0.1315	0.0900	0.4754	0.4206	0.3446
凌海市	0.3865	0.2067	0.1479	0.0817	0.0966	0.0741	0.4215	0.3759	0.3235
葫芦岛市	0.3294	0.2831	0.2182	0.1556	0.1320	0.1162	0.4758	0.4396	0.3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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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辽宁省县域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关系还存在一定的“圈层+轴线”的空间结构,其中圈层是以沈阳、鞍山、大连的三圈层结构（由中心向周围递减）,轴线结构是沈大城市走廊,形成一条较明显的“梯度轴”（图5）。从轴线结构来看,沈大城市走廊处于哈大高铁线路上,提升了中部城市的互动效率,对沿线城市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从圈层结构来看,处在轴线上的县市区耦合协调度符合“距离衰减法则”——离中心地区越远,其耦合协调水平越低。另外,沈阳市和大连市作为辽宁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度最高的区域,其发展模式与人口和经济结构却有所差异,沈阳市区耦合协调度（0.89）是全省最高值,但对周边地区的辐射程度并未增强;而大连市区（0.82）耦合协调度仅低于沈阳,对周边地区辐射程度却较高,主要原因在于：沈阳市区地理位置处于省内中心,四周均连接其他县域,受主体功能区政策的影响,沈阳对周边县域的辐射曾发挥过显著作用,2003年辽宁省政府提出沈阳经济区建设到2013年获批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沈阳市增强了自身经济能力发展,对周边的辐射开始减弱;而大连地处辽宁省最南端,三面环海,一面向北与陆地连接,自2003年提出“大大连”战略后,将瓦房店市（县级市）、普兰店（县级市）和庄河（县级市）等纳入到大连的行政区划后,大连对北部地区的“涓滴”效果明显增强。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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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辽宁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梯度轴

Fig. 5The gradient axial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 Liaoning province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比东北三省2000—2015年GDP和总人口的发展变化,发现吉林省、黑龙江省的人口经济发展总体同步趋缓,而辽宁省却出现2012年以后经济迅速垂落的现象。因此,从小尺度探究辽宁省人口与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对于东北振兴战略的实施会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本研究通过建立耦合协调模型,计算辽宁省57个县市区耦合协调指数,得出2000—2015年人口与经济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揭示并评价辽宁省县域尺度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特征及格局演化,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策略。主要结论如下：

（1）从耦合特征来看,东北振兴以来辽宁省县域人口与经济耦合关系逐渐加深,一直向高水平耦合发展,但区域差异显著。空间上高水平耦合地区以沈阳、大连两个省内人口和经济相对最集聚发达的城市为中心,逐渐向外扩散带动周边区域;而省边界地区由于地理位置欠佳、周边省份对其辐射不强等因素,耦合度低于中心地区。此外,还出现了从高水平耦合回落到磨合型耦合、从磨合型到拮抗型的现象,剖析原因主要是经济波动导致的结果。

（2）从协调特征来看,2000—2015年辽宁省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关系一直处于高度协调到中度失调之间,尚未有出现严重失调的现象,这说明辽宁虽然面临人口负增长、经济下滑等问题,总体上人口和经济的协调发展仍保持可控态势。但有两大问题需要关注解决：一是省内陆边界地区长期处在中度失调,人口和经济综合指数除了彰武县、朝阳县、喀喇沁左翼蒙古自治县有小幅增长外,其他都一直在下降,这不仅制约辽宁的振兴,同时也抑制了与临近省份的共建共兴;二是“沈阳-大连”的双核驱动、沿海经济带的联动效应,以及沈阳经济区的辐射功能,都没有发挥显著作用,周边地区的人口与经济仍存在中度失调的问题。

（3）省内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地区存在一定的“圈层+轴线”空间结构,其中圈层是以沈阳、鞍山、大连的三圈层结构（由中心向周围递减）,且离中心地区越远,其耦合协调水平越低;轴线结构是指处于哈大高铁线路上的沈大城市走廊,形成一条较明显的“梯度轴”,是辽宁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地区。但从数据结果来看,鞍山的协调性不如沈阳和大连,尚处在基本协调水平,在圈层中地位不突出,无法发挥第三增长极的作用,应当引起重视。从轴线来看,处在哈大高铁线上的昌图县、开原市、铁岭市、辽阳市、盖州市,在2015年协调度降为中度失调,部分地区人口和经济综合指数已回落至2000年水平,这对于通过推进哈大沿线互动发展,实现东北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将是较大的挑战。

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地区进行考察调研时强调振兴东北势在必行^[36]。辽宁省也提出了“沈阳经济区、辽西北先行区、沈抚同城、沿海经济带、县域经济新业态”等区域发展新战略、新格局、新方向,这是东北振兴以来辽宁又一次根据实际的县区发展现状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根据上述结论,建议如下：

（1）保持耦合协调优势地区发展。辽宁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地区是以两大副省级城市为核心的圈层结构,在优势地区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应因地制宜的加大相关政策力度,对“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并存”的发展模式进行调整,将重工业和装备制造业等集聚能力强且较为稳定的产业向中心地区周边扩散,增强其对外的辐射扶助功能,弱化“虹吸效应”,提升“涓滴作用”;重点促进鞍山市县人口与经济的协调性,使其在圈层结构中突出作用。建议鞍山跳出以鞍钢企业作为经济支柱的产业格局,一方面加强鞍钢企业技术升级改造,以高新技术取代资源环境代价来实现增效,另一方面打造开放式的县域经济体系,向北与沈阳、向南与大连建立产业集群,形成鞍山为核心的第三增长点。

（2）耦合不协调地区主要以省内陆边界地区为主,交通可达性差、产业结构单一、资源开发粗放枯竭等问题明显。因此,要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尽量避免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发展较为灵活的第三产业,提高地区吸引力,大力引进高科技创新型人才,走内生发展道路;同时,加强省边界地区的交通可达性,加大与中心地区的合作,同相似城市借鉴发展经验,通过辽宁省提出的“县域经济新业态”战略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淘汰和限制落后的过剩产能、从投资拉动转变为创新驱动,抬升民营经济的营商环境,以及哈大高铁沿线城市走廊的联动,消除制约东北经济的体制性、机制性弊病,发展具有东北特色的新型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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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motivates the research strategies of nations and institutions? We suggest that research primarily serves two masters-altruism and economic growth. Some nations focus more research in altruistic (or non-economic) fields while others focus more research in fields associated with economic growth. What causes this difference? Are there characteristics that would suggest why a nation is more aligned with altruism or economic growth?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e have identified nine major fields of research by analyzing the publication activity of 4429 institutions using Scopus data. Two fields of research are clearly altruistic (there is relatively little involvement by industry) and two fields are clearly aligned with economic growth. The altruistic vs. economic nature of nations based on their publication profiles across these fields is correlated with national indicators on wealth, education, capitalism, individualism, power, religion, and language. While previous research has suggested that national research strategy is aligned with national wealth, our analysis shows that national wealth is not highly correlated with the tradeoff between altruistic and economic motives. Instead, the tradeoff is largely captured by a culture of individualism. Accordingly, implications for national research strategies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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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onsider the labor-market effects of mandates which raise the costs of employing a demographically identifiable group. The efficiency of these policies will be largely dependent on the extent to which their costs are shifted to group-specific wages. I study several state and federal mandates which stipulated that childbirth be covered comprehensively in health insurance plans, raising the relative cost of insuring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I find substantial shifting of the costs of these mandates to the wages of the targeted group. Correspondingly, I find little effect on total labor input for that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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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dependency on savings between 65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LDCs) and 23 developed countries over time and cross-sectionally since 1960. The study tests a modified Leff model and the Mason life-cycle framework. Empirical estimates address potential simultaneity between savings and output growth. The price indices of Summers and Heston are used because each country's national accounts are converted from nominal into purchasing-power variables. This eliminates the problems with using exchange rates which vary systematically by level of development with a &quot;true&quot; index of purchasing power. Savings (S/Y) is the percentage share of gross national saving in gross domestic product. Ygr is the growth of per capita income. Y/N gr is the growth in the 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nalysis is based on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and two-stage least squares techniques, treatment for heteroscedascity, aggregation periods, several definitions of savings, different country samples, and aged dependency and youth dependency. Findings support the Mason variable-growth life-cycle framework that shows that changes in demographic factors accounted for a large part of savings. The relationships in the modified Leff-type model were weak,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mildly negative youth and elderly dependency impact in the 1980s. The rate of growth of youth dependency was negative and significant in all cross-sections for the full sample, all panel estimates for both LDCs and the full sample, and in the 1980s for LDCs. In the OLS model, life-cycle effects were weaker, but direct dependency effects were stronger. S/Y over time became slightly more sensitive to changes in life cycle impacts but less sensitive to youth dependency. Demography's impact on savings over time is attributed to the increase in the pace of youth dependency decline and secondarily to its increasing sensitivity to life-cycle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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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口空间分布及其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协调性评价为核心,提出了一整套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水平评价的指标体系与模型方法；以分县为基本单元,定量评价了2010 年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协调程度；根据人口分布适宜度高低和限制性差别,划分了中国分县人口分布适宜等级和限制类型,定量揭示了中国不同地区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和地域特征。研究表明：① 2010 年中国有3/5 以上的县（市、区）人口分布与人居环境基本适宜,中国分县人口分布与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保持了高度一致性；② 2010 年中国有1/2 以上的县（市、区）人口发展基本不受水土资源约束,分县人口分布与水土资源适宜性处于中等水平；③ 2010 年中国有超3/5 的县（市、区）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基本协调,人口分布的社会经济协调性良好；④ 2010 年中国近3/5 的县（市、区）人口分布适宜度在60 以上,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处于基本协调或相对协调状态；⑤2010 年中国分县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协调程度东部优于中部、中部优于西部；⑥ 2010 年中国分县人口分布适宜度可划分为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基本协调、相对协调、有待协调和亟待协调4个适宜等级与10 个限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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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3,35(4):118-124.]

[本文引用: 1]

[23]

李晶晶, 苗长虹 . 长江经济带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
地理学报, 2017,72(2):197-212.

DOI:10.11821/dlxb201702002 URL [本文引用: 1]

依据中国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数据,借助泰尔指数、空间分析、回归建模等方法,分析长江经济带经济差异和人口流动的时空格局,探究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基于户籍人口计算的经济总差异和分解差异均大于基于常住人口计算的差异,户籍口径差异随时间扩大,常住口径差异则随时间缩小;② 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差异格局在东、中、西地带呈现不同的中心—外围结构,东部以空间聚合的长三角经济发达县为面状核心区,具有都市连绵带特征,中部和西部则形成多个以中心城市为点状核心区的中心—外围结构;③ 人口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2000年和2010年流动人口比率的提高均显著促进流入地的经济增长,但在2000年会相对减缓流出地的增长,2010年则相对缓慢地促进流出地的增长,县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④ 省域和地带因素会干扰人口流动对县域经济差异的解释,在控制了二者的影响之后,人口流动对县域经济差异的扩大程度明显减弱;⑤ 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最为突出,其次是以工业化水平所体现的经济结构,人力资本、财政分权和区域战略的影响较小;对流出地而言,重视劳动力回流、推进人口家庭化迁移、加快工业化进程,是防止乃至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政策关键。

[ Li

Jingjing

, Miao

Changhong

. Impact of population flow on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72(2):197-212.]

DOI:10.11821/dlxb201702002 URL [本文引用: 1]

于婷婷, 宋玉祥, 阿荣 , 等. 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关系研究
地理科学, 2018,38(1):114-121.

DOI:10.13249/j.cnki.sgs.2018.01.013 URL [本文引用: 2]

以东北地区34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灰色关联模型和耦合度模型,对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整体处于中高等关联水平,人口文化素质和城市化水平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明显;② 自2000年以来,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关系整体经历了波动上升、平稳下降、缓慢上升的过程;③ 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均处于协调发展状态,但是协调水平高低不同;④ 各省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度变化差异较大,辽宁省两系统的耦合度呈现出与整个东北地区大致相同的变化趋势。

[ Yu

Tingting

, Song

Yuxiang

, A Rong, et al.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ortheast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8,38(1):114-121.]

DOI:10.13249/j.cnki.sgs.2018.01.013 URL [本文引用: 2]

吴连霞, 赵媛, 管卫华 , 等. 江苏省人口-经济耦合与经济发展阶段关联分析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6,35(1):57-63.

URL [本文引用: 2]

运用灰色关联法建立耦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人口与经济耦合关联模型，以江苏省县域为研究单元，基于第五次及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定量评判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耦合类型及特征，并将其与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研究耦合类型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2000年江苏省处于工业化初期，各县域大致划分为低水平（14个）、拮抗型（29个）、磨合型（20个）3种类型耦合区；2010年全省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各县域分为拮抗型（40个）、磨合型（11个）和协调型（12个）3种类型耦合区；耦合类型空间分布以长江为界，苏南与苏北两极分化明显，长江以北耦合类型水平较低，长江两岸耦合类型中等，长江以南耦合类型水平较高。从人口与经济发展耦合类型和经济发展阶段变化间的关联来看，在市场开放的条件下，区域的耦合类型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升级而依次升级，经济发展阶段越高，人口与经济耦合程度越高，其耦合类型与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则越趋向于协调一致。

[ Wu

Lianxia

, Zhao

Yuan

, Guan

Weihua

, et al. Association analysis on the coupling types between Population-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in Jiangsu province
Reg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6,35(1):57-63.]

URL [本文引用: 2]

孙平军, 丁四保, 修春亮 , 等. 东北地区“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协调性研究
地理科学, 2012,32(4):450-457.

URL [本文引用: 2]

城市化是一个“人口-经济-空间”三维一体的过程,其内在协调与否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为此,首先通过构建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内在表征指标,运用均方差赋权法,以东北地区(指的是东北三省)34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来综合测度其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水平；其次运用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其协调程度进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类。研究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经济城市化主导人口、空间城市化,但整体水平不高,平均水平基本处于加速发展阶段(0.25~0.35)；② 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水平的空间分异明显,其中人口城市化整体呈现出由北往南递减的趋势,而经济城市化则成由南往北递减的趋势,两者“内在互补(互异)”趋势非常明显；③ 三者城市化协调度低,且区域差异明显,由南往北递减趋势非常明显；④ 依据彼此间协调度主宰程度,将其划分为综合协调导向型,人口-经济、人口-空间、经济-空间协调导向型4 种类型。

[ Sun

Pingjun

, Ding

Sibao

, Xiu

Chunliang

, et al. Population-economy-space urbaniz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32(4):450-457.]

URL [本文引用: 2]

钟业喜, 陆玉麒 .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人口与经济空间耦合研究
经济地理, 2011,31(2):195-200.

[本文引用: 1]

[ Zhong

Yexi

, Lu

Yuqi

.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space in Poyang Lake ecological economic zone
Economic Geography, 2011,31(2):195-200.]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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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涛, 廖和平, 杨伟 , 等. 重庆市“土地、人口、产业”城镇化质量的时空分异及耦合协调性
经济地理, 2015,35(5):65-71.

[本文引用: 1]

[ Li

Tao

, Liao

Heping

, Yang

Wei

, et al. Urbanization quality over time and space as well as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Land, Popul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Chongqing
Economic Geography, 2015,35(5):65-71.]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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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晓梅, 吴金华 . 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人口学刊, 2018,40(1):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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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an

Xiaomei

, Wu

Jinhua

. Dynamics of spatial pattern between population and economies in Northeast China
Population Journal, 2018,40(1):45-55.]

[本文引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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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宇, 郭萌雨, 孙才志 , 等. 基于可变模糊识别模型的现代海洋产业发展水平评价
资源科学, 2015,37(3):534-545.

URL [本文引用: 1]

现代海洋产业的发展对推动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界定现代海洋产业的范畴,遵循科学性、层次性、可操作性和目标导向性原则,从现代海洋产业的总体规模、产业结构、科技支撑、发展潜力、产业效率五个方面构建了现代海洋产业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本文通过可变模糊识别模型得出了2001-2011年沿海11省市区（不包括港澳台）的现代海洋产业发展水平的评价得分,利用Kernel密度估计分析其动态演变趋势,并对沿海11省市区现代海洋产业发展水平进行分类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现代海洋产业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稳步提升趋势,且沿海11省市区主要分为三类地区：广东、上海、山东为现代海洋产业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浙江、天津、江苏、福建、辽宁为现代海洋产业发展水平中等地区,河北、海南、广西为现代海洋产业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因此,沿海各地区要正确认识其现代海洋产业发展特点,加强政策的引导与扶持,努力形成具有本地区特色的现代海洋产业发展模式。

[ Wang

Zeyu

, Guo

Mengyu

, Sun

Caizhi

, et al. The evaluation of modern marine industry development levels
Resources Science, 2015,37(3):534-545.]

URL [本文引用: 1]

王成, 唐宁 . 重庆市乡村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与格局演化
地理研究, 2018,37(6):1100-1114.

DOI:10.11821/dlyj201806004 URL [本文引用: 1]

探究乡村三生空间功能间的互动关系,是当前乡村空间优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三生”空间理论与耦合协调模型,定量测算2005年、2010年、2015年重庆市37个区县的乡村三生空间功能及其两两间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并进行空间比较和时序分析。结果表明：耦合度呈现低耦合、拮抗、磨合、协调耦合四种类型,耦合协调度呈现中度失调、基本协调、中度协调三种类型;乡村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差异显著,空间上呈现出“西高东低”的格局特征,时间上呈现由低水平耦合向协调耦合发展的波浪式演进特征;乡村三生空间功能两两之间耦合协调状态差异明显,“生活—生态”功能耦合协调情况较差,是未来优化乡村空间的重点方向。

[ Wang

Cheng

, Tang

Ning

.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of rural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functi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 Chongqing Municipalit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37(6):1100-1114.]

DOI:10.11821/dlyj201806004 URL [本文引用: 1]

刘耀彬, 李仁东, 宋学锋 . 中国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关联分析
地理学报, 2005,60(2):237-247.

DOI:10.11821/xb200502007 URL [本文引用: 1]

以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建立了耦合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构建出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作用的关联度模型和耦合度模型,定量揭示出中国省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的主要因素,并从时空角度分析了区域耦合度的空间分布及演变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要素之间的耦合是复杂的,总体上表现在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的胁迫作用和生态环境对城市化的约束作用两个方面。通过关联度计算遴选出作用于生态环境的16项城市化指标和影响城市化的10项生态环境指标,它们较为全面反映出系统交互耦合的机理;(2) 中国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分布基本符合东、中西空间分异的规律。根据耦合度大小并结合区域城市化与经济发展阶段,大致将全国省区划分为协调、磨合、拮抗和低水平耦合等4种类型,其中以拮抗类型为主;(3) 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的时序变动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波动性。

[ Liu

Yaobin

, Li

Rendong

, Song

Xuefeng

. Grey associative analysis of regional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coupling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5,60(2):237-247.]

DOI:10.11821/xb200502007 URL [本文引用: 1]

马丽, 金凤君, 刘毅 . 中国经济与环境污染耦合度格局及工业结构解析
地理学报, 2012,67(10):1299-1307.

DOI:10.11821/xb201210001 URL [本文引用: 1]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由于从自然界提取资源并进行加工, 最后并排放废弃物质到自然界, 区域经济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通过各自元素的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形成经济环境耦合关系。本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 通过建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耦合度评价指标体系, 对中国350 个地级单元的经济环境耦合度和协调度计算后进行空间格局分析。研究发现, 中国经济环境系统整体上处于低耦合低协调状态, 东部沿海地区的都市经济区和中部重要人口产业集聚区耦合度和协调度相对较高, 远西部和东中部偏远地区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相对较低。根据各地级单元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耦合度和协调度可以将现有国土划分为经济环境和谐区、经济环境磨合区、经济环境拮抗区及经济环境低耦合区4个类型区。通过对4 种类型区的工业结构分析后发现, 不同类型区工业结构存在很大差异。经济环境和谐区工业以电子机械、设备制造等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为主;经济环境磨合区工业主要以机械装备制造和部分污染性的冶金、化工、电力产业为主;经济环境拮抗区工业则以钢铁、石化、煤炭、建材、发电等污染性行业为主, 是中国污染性行业最集中的地区, 也是未来环境质量面临最大风险的地区;经济环境低耦合区工业则以初级产品加工和生产为主。

[ Ma

, Jin

Fengjun

, Liu

. Spatial pattern and industrial sector structure analysis 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ng degree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67(10):1299-1307.]

DOI:10.11821/xb201210001 URL [本文引用: 1]

吴文恒, 牛叔文, 郭晓东 , 等. 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耦合的演进分析
自然资源学报, 2006,21(6):853-861.

DOI:10.11849/zrzyxb.2006.06.001 URL [本文引用: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和经济快速发展,对资源环境影响强烈。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用主成分分析和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1985—2004年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耦合的演进态势,结果表明:①人口综合发展水平整体不断提高,而在后期稍有回落,1998年其指数达到该时段最大值0.8094,资源环境综合状况波动下降,其指数由1985年的0.5511降至2004年的-0.1479;②人口和资源环境的耦合关系由极度失调趋向初级协调,后又转向中度失调,1994年协调发展度达到该时段最大值0.6379;③1994年,我国人均GDP仅有3923元(当年价),与全面小康标准差距较大,资源环境容量空间有限,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压力;④人口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不协同发展贯穿了这一时段,是两者耦合关系变化的直接原因,应选择人口与资源环境良性互动的协调发展模式。

[ Wu

Wenheng

, Niu

Shuwen

, Guo

Xiaodong

, et al. Spatial pattern and industrial sector structure analysis 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ng degree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06,21(6):853-861.]

DOI:10.11849/zrzyxb.2006.06.001 URL [本文引用: 2]

张广海, 刘真真, 王新越 . 中国沿海区域旅游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分析及预测
生态环境学报, 2013, ( 5):79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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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ang

Guanghai

, Liu

Zhenzhen

,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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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lysis and forecast of coupling degree between tourism-oriented development and eco-environment in coastal region of China. Journal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2013, ( 5):79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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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东北三省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 . , 2018-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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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 paid a visit to the thre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and presided over a symposium to promote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northeast . , 2018-09-28.]

URL [本文引用: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