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 2.
3.
Reflection on China’s tourism stud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ield of place
CHEN Xiaoliang1,2, CAI Xiaomei3, ZHU Hong,1,2,*1. 2.
3.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9-04-24修回日期:2019-08-16网络出版日期:2019-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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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2019-04-24Revised:2019-08-16Online:2019-11-2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陈晓亮（1984-）,男,内蒙古赤峰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旅游与社会文化地理,移民研究E-mail:43097483@163.com。
摘要
关键词：
Abstract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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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陈晓亮, 蔡晓梅, 朱竑. 基于“地方场域”视角的中国旅游研究反思. 地理研究[J], 2019, 38(11): 2578-2594 doi:10.11821/dlyj020190317
CHEN Xiaoliang.
1 引言
当前,旅游化（touristification）已经成为显在的常态景观,无论是对国民经济增长,还是对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旅游消费已然成为全球民众不可或缺的社会活动。旅游的日益平民化也使其成为现代社会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性的语境下,旅游已成为地方社会文化变迁和社会结构变更的重要力量之一[1]。据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发布的《世界旅游经济趋势报告（2018）》显示：2017年全球旅游总人次约119亿,为全球总人口的1.6倍,旅游业已经演变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其中,亚太地区旅游人次占比最高,并以中国位居首位,达45.3亿人次。汪洋也在国务院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上强调：2017年中国人均出游达3.7次,出境旅游人数居世界第一位,旅游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就业的综合贡献率超过10%,战略性支柱产业地位更加突出[2]。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现代性的逻辑在中国日臻至极的一种体现。一方面,人们享受现代性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又通过旅游这一方式实现对生存条件异化、生存意义缺失、工作性质程式化、都市环境状况恶化等时代病症宰制的逃离和解脱[3,4,5,6]。随着技术变革的加快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推进,空间障碍对主体行动的约束开始失去边界效用,社会进入到“全球流动体”的时代[7]。在流动性的语境下,“旅游”逐渐向“旅行”转变,旅游越来越被看作是一个过程而非短暂的经济现象,体验性和精神性追求成为旅游的新动机。在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大趋势下,旅游新业态层出不穷,旅游行业的边界愈发模糊。甚至人们的日常工作、学习、街道、劳作等场所都成为新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与日常生活越来越重叠在一起,旅居开始变得常态化,客源地与目的地也越发向融合化发展[8]。旅游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移动性时代的到来,让人们把旅游放置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核心而不是边缘[9,10,11]。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2]。而旅游作为一门综合性幸福产业,旅游与公共服务相互促进,其所彰显的民生价值将对美好生活的构建提供重要的支撑。同时,2018年4月8日,随着文化和旅游部的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旅游供给将发生结构性的改变,文化元素将在未来的旅游发展中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以往的“资源吸引”将越来越向“文化品牌标识”建设转变。鉴此,有必要重新审视新时代背景下旅游对社会时空的组织方式,有必要重新审视“现代性对世界的符号化和编码的过程所导致的旅游对于自由和解放潜能的初衷的背离”。旅游作为一种世界观的隐喻,新时代应该如何重构旅游的发展观?如何重建旅游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本文在考察西方当前旅游发展和研究趋势特点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旅游发展和研究的现状,针对旅游研究理念亟待创新的要求,提出“地方场域”这一思考框架,以期为未来旅游发展和研究提供借鉴性的参考。
2 当代中西方旅游发展和旅游研究反思
从历史角度讲,旅游并不是现代才出现的事件,以游山玩水和享乐等为目的的旅行自古有之。二战后,随着世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交通运输工具的变革使得大规模远距离出行成为可能。加之,带薪假期的制度化以及旅游教育的越加普及,这些为大众旅游的社会发生提供了必备要件。随着跨国交往和旅游活动的增加,早期的旅游者们对目的地国家的“社会入侵”带来了社会变迁和文化认同感的缺失[13],旅游业所引发的商业化过程造成传统文化组织功能和文化象征意义的丧失[14],旅游成为现代社会生活商品化的延伸,是资本主义积累的重要途径[15,16],并被贴上殖民主义的标签[17]。总的来看,西方百余年的旅游发展历程,旅游已经成为更广阔的经济政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化进程日渐成熟的背景下,西方国家社会进入到了后工业化发展阶段,旅游发展也由“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转变,旅游需求和消费模式变得多元化,个性化旅游大量兴起。同时,受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催生出了大批推崇保护自然环境、尊重当地文化、践行低碳理念、提倡负责任的旅游出行方式,典型的如生态旅游者、背包客、骑行者、志愿者游客[18]等群体。这些被冠以“另类旅游”、“新旅游”、“软旅游”、“低影响旅游”、“特殊兴趣旅游”等标签的出行群体,旨在通过所谓“新”的或代替性的、正义的旅游实践,渴望推动建立旅游业的新秩序,重新理解并建构自我与世界的关系[19,20]。在某种意义上来看,旅游本身即是一种哲学行为。随着研究的拓展和深入,旅游现象的复杂性被得到认可。旅游存在于人们所能想到的所有社会组成要素或与之相伴随的要素中[21],并以其特有的方式动员多数或全部社会机构参与到这些元素的配置过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旅游具有社会总体的属性。可以说,旅游是不同组织层次行为主体相互关联所构成的复杂集合体,多重行动主体因社会角色和认知旨趣等不同,形成相互纠缠、相互依存、相互嵌套的关系系统。这一关系系统又因行动者组成的异质性和旅行实践的多样性而呈现出跨尺度协调和全球多层次治理的不稳定性特征。
旅游研究是一个具有多元研究范式和多重学科属性的领域[22,23]。大体可以分为两大学术体系：一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由第一代****如经济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所建立起来的基础研究领域[24,25],强调旅游研究的社会属性;二是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经济技术导向兴起下的商业和管理学方法,强调消费主义和盈利能力[26]。前者所关注的主题多集中在旅游类型、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旅游目的地吸引、旅游发展与影响等方面;后者则偏重于旅游市场营销、旅游接待业管理、旅游目的地管理等范畴[27]。需要指出的是,实证主义范式下,商业和管理学研究多专注于小规模、技术性问题的解决,但在促进解决基本的社会、政治和伦理问题等方面因批判性反思不足而受到广泛质疑[28,29,30]。而社会科学研究则将旅游放在更广泛的经济、环境、文化和政治变化背景之中加以考察,并与前沿的社会运动和文化思潮相结合,强调理论发展在现实中的解释作用。如从存在主义和建构主义视角对旅游体验和地方展演的探讨,发展了多元社会空间维度的旅游真实性理论（authenticity）[31,32]。引入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视觉分析研究,发展了旅游凝视理论（tourist gaze）,指出了旅游凝视的多样性,从更一般的层面揭示了旅游行进过程中隐藏的权力运作和权威问题[33,34,35]。基于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理论,引入符号互动主义,探讨了旅游角色和景观表征问题[36,37],以及结合社会交往概念,引入表现理论（performance）,拓展了旅游地主客交往过程中的性别展演和行为分析等话题[38,39]。
总之,尽管旅游学科在专业化过程中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旅游依然在解决全球政治、经济发展不平等,强化环境正义,促进多元文化相互理解等方面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实际上,西方旅游研究一直存在着本体论的焦虑。即表现在对旅游定义的认同一致性上,旅游究竟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包括旅游者、客源地、旅游交通、目的地、旅游产业）[40],还是一种他组织系统,即与外部世界仅存在纯粹的关系（凝视关系、意向性、交往机制）[41]。不同的研究视角带来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同时,旅游研究也多受学科本体论层面的困扰,即所谓“合法论危机”[42,43]。在学科专业化发展的背景下,旅游究竟是一门被称为“旅游学”的“独立”领域,还是其他学科研究社会问题的对象或手段[44]。似乎由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转向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研究是一种未来努力的方向[21,45]。在认识论层面,基于后现代主义和多元认识论视角,批判性的反思传统旅游研究中固化的二元对立思维,尤其是移动性范式[7]对家/非家、工作/休闲、主体/客体、本土/国际和日常生活/特殊假期等二元结构的消解,将旅游概念化为移动实践的生活呈现。近年来,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开始被尝试性地引入到当前的旅游研究中[46,47],使旅游领域的知识生产被置于更广阔的“人与非人（human and non-Human）”的关系中加以解读,重新审视了自然、社会,以及技术主体在旅游世界中的关联重现。此外,自旅游凝视理论提出以来,旅游研究进入到了“哲视宰制（théorétisme）”时代①(① 哲视宰制表达西方视觉理论和认识论对世界的理解和看待方式,它强调了视觉的特权,同时又是思想、视觉和触觉的统一体,是一种精神性的直观。详见张尧均发表在《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重新看世界：梅洛—庞蒂论哲学与非哲学的相互蕴涵》（被人大复印《外国哲学》2017年第10期转载）。),视觉中心主义话语长期占据了旅游研究的核心位置。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的去中心化思潮以及本体论政治对主体间性的强调,旅游体验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旅游研究开始进入到“通感（synaesthesia）”研究时代,人在移动过程中所产生出的多感（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等）沟通和转换研究极大挑战了单一叙事话语对人与旅游世界关系的解读。旅游研究由实证主义向后实证和建构主义演变。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后学思潮影响下的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对后殖民主体一直抱有反思情怀,在旅游研究领域则体现为对“非西方”旅游知识和“土著知识（地方性知识）”的热衷和关注,从而寻求对西方霸权知识生产的解构和消解,这是尤其值得重视的方面。
相比于西方,中国的旅游发展和旅游研究有其自身特殊的文化制度背景和时代发展的复杂性[48]。总结来看,中国的旅游研究不同发展时期的价值取向可以用理想主义、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的理性回归并与现实主义相结合三个阶段来概括 [49]。然而,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以英美为主导的话语体系对国内学术界影响甚大,表现为现有的旅游研究既要强调与现有知识体系的联结和对话,又要注重对西方知识成果的反思[50]。转型时期出现的大量社会现象成为检验和补充西方理论的重要素材而存在。尽管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强调中外对话的重要性,但中国大陆的旅游研究人员对国际学术界的贡献依然不足[51],尤其是在理论建构层面较显匮乏[52,53]。当前中国社会正经历从农村到城市,从生产型向消费型社会,从封闭型向开放型的系统的快速巨变,中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为旅游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在对西方1986—2015年旅游研究关键词统计中,“中国（China）”作为高频关键词呈现出快速的上升趋势,位居前二[54],说明中国正成为旅游研究关注的热点领域。总之,中国的旅游研究不应该仅仅满足于为西方旅游知识提供经验分析的场域,而应该努力促生一些关于本地的知识,尤其是特定地方的理论、概念和思想[55]。同时,将有价值的“地方知识”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层面的“一般知识”,进而构建具有中国情境的旅游理论体系。
3 新时代背景下基于“地方”理论的再思考
3.1 重构地方本体论
随着西方对旅游认识的深入扩大,无论是从理论建构,还是从知识生产的视角,对特定的区域或类型（如非西方、本土知识、中国情境）这一要素所赋予的叙述意义都提高到了一种新的高度,即地方（或地方场域）以及地方性知识作为一种重要的创新源泉和反思性力量而存在,构成了自我及其外在世界的再创造和再想象过程。在旅游“去地理化”的思辨讨论之下[56],有必要重新思考地理学对旅游研究的支撑和贡献,有****已经重申“地方”的多元理论视角是透视复杂的旅游社会形式及其内涵的有效方式[57]。鉴于此,本文从关系主义视角出发,将“地方这一特殊的场域”作为一种整合旅游知识系统的重要潜能来看待。地方作为一种空间性概念和社会实践,对其内涵性的再认识经历了从单一抽象到多元复杂的演变过程,并且地方与空间经常作为一组辩证的概念而交互使用。毋庸置疑,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认识客观世界的两大最重要维度,但工业革命后期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对空间的讨论一直隐藏在“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话语叙事之下。20世纪70年代以来,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空间的生产”理论[58]为人文社会科学带来了“空间转向”的革命,“空间”从“时间”的宏大叙事结构掩盖下被释放出来,空间成为开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维度。在新马克思主义时空辩证观下,空间不再是冷冰冰的、空洞的、抽象的物理容器,而是具有鲜活历史条件的社会生产的产物。不同的社会历史状态生产出了不同形态和类型的社会空间。在人本主义****看来,空间具有经验属性,人们对于某一空间的社会生活实践过程成为构建某一特定地方的核心特质。在存在主义和现象学视角下,地方成为感知的价值中心和情感维系的场所[59]。人们通过主体的自我投射活动和不断重复性的日常生活实践建构了地方特有的韵律,镌刻了地方的空间呈现样态[60]。地方营造（place-making）和地方意义的建构是一个充满文化政治的过程,其间交织着性别、身份、阶层、种族、资本等权力关系。在地方的文本化过程中,语言和话语的力量成为各种政治主体展开权力争夺的重要层面[61]。
地方并非一成不变的僵化的稳定实体,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的“进步的地方感（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理论在理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本地-全球”的关系至关重要[62]。她强调地方是多维尺度权力关系复杂互动的交汇点,受到地方内部和地方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影响而呈现出流动性、异质性和经验性的特点。这种提倡包容、开放地看待地方的观点打破了传统关于地方保守、封闭边界的认知。针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流空间兴起和地方同质化的担忧,新马克思主义旗手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指出,时空压缩背景下地方特质在资本的全球化积累过程中反而变得更加重要,新的产业集聚区、地方生产网络、全球城市、全球化社区等地方所发挥的领导作用愈发强大,地方形象和地方身份在“全球-本地”紧张关系中被重新定义和生产[63]。同时,地方通过多元文化主义策略和混杂性（hybridity）实践建构出了“第三空间”,从而成为后现代主义寻求空间解放的批判源泉[64]。
需要指出的是,地方与地方性也是旅游研究中一个重要话题,旅游地的开发、管理和发展过程与地方以及地方性的营造密切相关[65,66]。但以往的研究多在空间生产理论视角下探讨旅游地的社会空间再现与形象建构、地方感知和认同过程[67],强调地方的客体属性和理性逻辑过程,缺乏复杂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下的社会文化过程和地方意义的分析,忽视了地方作为一种文化自信的本底和实践智慧的能动主体在重构“本地-全球”互动关系中的作用。地方被局限在独立的社会生产系统中而被加以解读,并且在旅游研究中尚未释放其巨大的研究潜能[68]。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受根茎理论（rhizome）、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等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界掀起一股“关系转向”的热潮,强调物质以及非人（non-human）主体在整个网络体系运转中的能动作用。在这一视角下,地方愈发突破纯粹的本质主义路径倾向,成为多元行动主体的交汇点以及互动的场域。
总结来看,自列斐伏尔提出“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以来,在大卫·哈维、爱德华·苏贾（Edward Soja）、爱德华·雷尔夫（Edward Relph）、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人的影响下,社会科学领域兴起了一场“空间转向”的热潮。可以说这种对于空间化的认知和偏好成为反思现代性弥散过程中的重要维度和批判的源泉。萌芽于15世纪的现代性过程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步伐而得以在全球范围扩张,在现代性语境下,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大行其道。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重新定义了一套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所谓进步性的意识形态,是一整套新的社会规范和制度取代地方性的、传统的社会秩序的过程。时空的分离导致了社会体系的脱嵌,社会关系被从地方的场景中抽离出来,在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的作用下,人们完全依赖抽象的科学知识来指导社会生活与行为方式[69]。在现代性的作用下,人与地方的联系被不断弱化,地方的意义也在资本主义全球生产关系中被不断消解和重构。泰勒用“地方-空间张力”（place-space tension）描述了现代性的政治地理过程,即用理性化和无差别的空间法则作用于地方的社会文化背景并使之同质性,而地方原有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边界亦在全球化过程中被不断的挑战和瓦解,从而消解了地方的文化意义[70],地方的边界和地理界限也面临着消亡的危险[71]。由此看来,全球化背景下,似乎全球与地方这两个空间认知实体构成了一种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更有****用“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或non-place）理论[72,73]批评所谓的缺乏历史厚度和地方意义的人造空间,而其恰恰忽略了地方实践和地方意义生产和建构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实际上,全球化过程远非单一的“去地方化”过程,全球化与地方化是全球化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种运动,两者相互交织、整合和分解,并且相辅相成构成了权力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再组织和分配过程。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所创造的“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即是本土条件对全球化的反馈作用以及普遍化与特殊化趋势的融合这一过程的最佳描述[74]。也可以说,地方差异性和新的空间秩序的产生正是不同地方对于资本积累过程响应的程度和结果的特定呈现。将全球与地方关系窄化并置于二元对立的关系中无疑漠视了全球化的多种路径和可能性,也忽视了形塑全球化力量关系的复杂性。鉴于此,文化理论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全球现代性”（global modernity）理论为人们重新认识现代性与地方和全球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在德里克看来,现代性是一种“全球化了的（globalized）”现代性,因此不能用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来理解现代性,现代性是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和场域,应该从关系的角度加以理解,尤其是要放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加以观察和分析。德里克提醒人们必须把现代性放在历史话语中加以解读,而非永久化的现象,表现为欧美中心主义对于现代性的支配是一种偶然的、地方性的特殊过程和结果,它受到多种力量的反抗和抵制[75]。可见,德里克的观点将地方从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中解放出来,并被赋予了消解全球结构性力量、反抗霸权主义的可能性和政治潜能。
总之,对于地方的理解与诠释应该超越所谓的地方“纯粹本质（unsullied essence）”,地方内部隐含着复杂而多元的权力关系和社会网络关系,地方认同融合和冲突、地方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和融合都形塑了地方内部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和他者性（alterity/otherness）[76,77]。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应该辩证的看待现代性与地方的矛盾和悖论,世界并没有同质化,反而出现了多元主义和混杂性、本土化等倾向,表现在对于传统文化的推崇,以及基于地方的社会实践、环保运动、创新实践等层出不穷。当然,地方本身并不是完整的,这些实践策略和地方意义的塑造无疑都是地方内部和外部世界相互建构的结果。
3.2 旅游、邂逅与地方
“关系主义”视角下地方特质和价值意义的生产是由复杂的社会网络关系所决定,并处在不断的生成状态和变动之中。地方的建构不仅仅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格局发生纠缠,还受到地方内部以及地方之间的“人与非人主体”所构建的行动者网络的影响,从而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因此,就扩展意义下的旅游而言,地方可以被概念化为高密度的流动性关系的集合体,其间充斥着无休止的人与物质的跨界流动及其网络关系过程[78]。从时空关系的角度来讲,旅游可以看作是邂逅的地方场域,人与人以及人与非人等流动性主体的相遇构成了旅游活动的总体。这一论断中,场域的概念形构了一种关系网络和关系空间,不同行动主体通过社会互动和力量竞争动态化定义了场域自身的界限[79]。本文提出的旅游场域的动态化过程能够促使研究者跳出以往结构式的固化理解旅游现象的弊端,即旅游现象总是关于某一特定范围、特定地方的社会事件,其窄化了旅游运行机制背后所涉及的隐性网络关系。同时,邂逅（encounter）作为关于“相遇”和“接触”的理论框架,它为理解“不同主体如何在与他人的联系中以及如何通过与他人的联系而被形构的”提供了一种分析性和批判性的视角[80]。它强调了主体和主体的种种相遇不是处于一个隔离的语境中,而是被置入一种集体存在的、具有相互作用的和连锁效应的实践中,并在相遇的过程中交织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作用[81]。借用邂逅这一“认识论透镜”,旅游不是由先验的、设定的“游客-目的地”和“旅游生产者-旅游消费者”等主客二元对立系统所组成的稳定整体。相反,旅游反而成为一个在移动性过程中不断生成（becoming）的有关经验性的、体验性的以及实践性的产物。邂逅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多元文化主义的相遇和融合被期望成为塑造世界大同主义的重要路径[82]。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认为城市就是由相遇而产生,城市空间是多重相遇的产物,并在相遇中不断被建构[83]。对于旅游业来说,作为旅游研究核心的吸引物其差异性和相似性并不是天然形成和固定的,而是邂逅的产物,并在相遇的互动中被重塑和赋予意义[84,85]。邂逅能够带来启迪以及新的智慧,当然期间是一个充满风险、胁迫和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在场,却同时也是即兴创作和交流互动的在场,在这一过程中行动者的伦理道德以及政治潜能被重新分配、赋权和确认[86]。
此外,邂逅的旅游研究要求从具身性（embodiment）的维度展开主体认知与旅游环境关系的探讨,提倡超越表征（more-than-representational）[87]、超越文本话语、聚焦身体知觉通感、关注主体体验的后结构主义认识观,强调从实践理论的视角分析移动过程中此在在世界网络中的存在状态（being-in-the-world）。在邂逅视角下,旅游成为某一时刻身体与地方恰好共同存在和相互接近的交汇点,是共时性体验与历时性经验知识相互交织的统一体。总之,旅游作为一个消费地方的过程[88],以及一种典型的空间性实践行为和体验性活动,地方这一场域为理解旅游的邂逅过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切入窗口。概言之,旅游活动和旅游现象不再由单一的主客二元主导,而是由地方参与的复杂多维行动主体共建共在的结果。在这种意义上,旅游情境下的地方场域具有主体间性的内在属性,是一种行动价值的共同体。
概言之,地方场域视角下,旅游可以被定义为：人与人以及人与非人等流动性主体通过邂逅和相遇的过程,所形塑的不断变化的有关经验性的、体验性的、反思性的以及实践性的地方场域。为方便理解,基于地方场域视角的旅游概念和研究可以由图1进行表达。与经典的旅游地理模型不同（从空间形式来看,旅游系统是旅游客源地与旅游目的地通过旅游通道相互作用的一个空间系统）,旅游场域实际上是由“人与非人构成整体”的“在场（presence）”的地方与“人与非人构成整体”的“不在场（absence）”的地方通过邂逅和相遇所形塑的流动的空间性关系体。这一理解中暗含了一个哲学预设,即人的存在或存在状态并不是孤立性的存在,而是一种在追求自我（self）与地方同一性（identity）的过程中（人地关系过程中）通过实践经验所形塑的共在性的认识,也就是说人对自身和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总是或多或少带有“地方”的烙印,这是一种基于地方经验和日常生活网络所建构的必然结果。每一个旅游主体都会基于“自身的地方”建构相应的地方场域,旅游场域可以看作是不同旅游主体所建构的地方场域之间冲突和融合的总体。关于encounter的理解,实际上既可以被翻译成邂逅也可以被翻译成相遇,但是二者中文词汇语境的差异性恰恰共同构成了本文所强调的概念内涵,即在旅游活动日益生活化的今天,不期而遇（邂逅）和平常的遇见（相遇）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共同反映日常生活的真谛。本图中,相对于旅游主体而言,在场的地方常常表现为隐性的地方场域,它由微观心理层面的旅游主体的心理认知、环境知觉和宏观社会层面的社会惯习、行为模式、文化知识、社会阶层、日常生活策略以及潜在的政治实践等构成;不在场的地方常常表现为显性的地方场域,它由旅游客体的物质构成、社会形态、文化环境、组织模式等旅游吸引物系统构成。同时,场域和场域之间在社会互动和意义建构的过程中被不断的消解、整合、渗透和重构,表现为一种相互影响的建构性关系,这就使得隐性的地方场域和显性的地方场域之间能够不断的转换和变化,并形成新的隐性或显性的地方场域。在该模型中,旅游通道以及相关旅游必备要素实际上被整合进人与非人构成的整体之中,一方面体现了旅游通道或者旅游交通边界的模糊性,表现为随着技术的进步,旅游交通所构成的旅游连接过程越发具有多样化和体验性,旅游交通在一定条件亦成为构成旅游吸引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信息时代移动随身设备在日常生活和旅游过程中其重要性越发突出,已经成为身体尺度层面的连续性的延伸。需要指出的是,在该模型中,地方场域的边界和范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地方场域的边界及其尺度随着旅游主体的移动和交互作用,呈现出不断变化的特征,原因在于旅游主体对于感知信息处理的“调取性”和“创造性”过程具有流动性的特点。最后,旅游主体和旅游客体之间具有相互转变的特征,表现为在某些情况下,游客既是旅游消费的主体,同时在特定的商品化策略下,也可能是“被消费”的客体。需要提醒的是,旅游场域并非是一个“去政治化”的领域,期间也交织着冲突和权力政治关系,不同旅游主体（旅游者、不同层级管理机构、媒介组织、地方居民、“看客”、非人等技术实体,以及制度、话语等）之间通过关联机制共同参与旅游场域的政治化实践过程。不管怎样,旅游地方场域模型突破了传统的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二分法的局限,将旅游现象和旅游活动作为一个复杂的、不断生成的基于地方的关系体来研究,无论在方法层面还是在视角层面,都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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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Tourism research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ield of place theory
3.3 基于地方场域视角的旅游知识生产方向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谱系学研究提醒人们,知识总是情境性的,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指出,知识的构成受到三种利益的驱动,不同的利益旨趣会促进不同类型知识的生产。旅游管理领域的知识网络构成主要揭示了工具技术知识以及经验分析知识对现实世界的解释作用[89]。当然,知识的生产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实体,而是一套持续的实践。知识永远不会是同质的和无争议的,旅游研究也不会以一种一致的声音和方式来说明或呈现。对于知识的反思和理解尤为必要。实际上,通过前述论述可以知道,全球现代性理论在元叙事层面赋予了地方以后殖民主体式的价值,重新定义和认识人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地方传统的挖掘和再创造、地方内部主体的实践多元性,以及地方之间交流、融合、冲突所带来的丰富的地方想象过程。地方的内涵及其所形塑的场域具有知识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政治可能性,人与地方所形塑的场域可以是实体性的社会空间,如基尔伯恩（Kilburn）之于多琳·马西、洛杉矶（Los Angeles）之于爱德华·苏贾,未来亦可以是非实体性的社会空间,比如对于遗产保护数字化处理所形成的仿真性空间。无论形式如何,其关键在于如何打开对话的窗口,释放其能动性潜能。当然,需要警惕地方本体论政治过程中的“地方主义”或领地性（territoriality）陷阱,因此,批判性、反思性研究不可或缺。
鉴此,本文从旅游发展自身的改变和旅游研究的改变入手,提出五种知识生产模式抑或称之为未来的研究方向：基于地方实践的知识生产、基于批判反思的知识生产和基于技术变革的知识生产,强调的是旅游发展自身的改变而产生出的新的内在要求;基于参与共建的知识生产和基于跨学科研究的知识生产强调的是旅游研究的改变进而产生出的未来研究思考（见图2）。不管怎样,研究希望通过五个方面的论述来为未来的基于地方场域的旅游研究打开对话的窗口。
图2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基于地方场域视角的旅游知识生产
Fig. 2Tourism knowledge produc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ield of place theory
（1）基于地方实践的旅游知识生产。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标榜着科学理性和唯智精神的西方文化价值观以席卷全球之势强力冲击着非西方国家的当地知识体系,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生活地景,外来的教育构架扰乱了当地的学习方式而代之以抽象的知识获取模式。在西方霸权和文化殖民主义视角下,根植于非西方社会的本土知识因被“他者化”和“妖魔化”而呈现出消亡的状态。作为一种文化持有者的内部世界和宝贵的遗产财富,地方性知识是地方实践的重要产物。普遍意义上来讲,全球各地的人类社会都发展了丰富的与他们生产和生活环境密切相关的经验和解释,这些知识体系被称为“传统知识”、“本地知识”、“民间知识”或“地方知识”,它是嵌入当地的、源于特定文化与地理条件、特定生活环境的知识[90]。这些知识既包括口头传承的、零散的、故事性、艺术性以及工艺性的知识,也包括许多规范性的知识形式。地方性知识的很多方面（如材料、植物、生态、气候、方法等）都与旅游发展密切相关,而这些都是地方智慧的象征体现。地方性知识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知识类型,它是地方居民精神意义建构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载体。地方性知识的存在经常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多重证据表明,地方性知识在提供生物多样性的利用、保护和管理等决策信息[91,92],以及创新体系中[93]扮演着重要角色。过往,关于地方性知识的论述总是与殖民主义和现代性视角相关的旅游话语中出现。整体来看,地方实践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是基于本土智慧的地方性知识的生产和地方传统的挖掘与再创造过程,二是在“全球地方化”和“地方全球化”过程中地方与外部世界冲突、整合过程中所生产出的超越地方和全球的具有创造性和解放性的知识。两者共同构成了对文化殖民霸权的反抗,是反思西方知识生产逻辑的重要源泉。当然,基于地方实践所产生出的创造潜能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消解西方中心主义,从而在全球现代性中形塑自己的权力结构关系,是一个长效而富有挑战性的话题。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在长期拥抱现代性的过程中产生出了多种多样的地方实践,未来旅游研究可以结合“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命题,探讨基于地方实践的本土性智慧生产,以及如何实现与西方知识的互补、协作和整合等话题。
（2）基于批判反思的旅游知识生产。批判性是现代性主体政治自我反思的重要途径,在实践中要求时刻注意文化批判精神和价值指涉的偏向性。旅游是一个建立在实践领域的学科,产业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使得旅游研究因制度环境、政治文化、经济条件等不同呈现出高度情境化的状态。在中国的旅游研究过程中,“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生产”具有先在的优势,发展了旅游从业人员以规划项目、决策报告、遗产保护和社会服务等为兴趣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理念。强调应用知识对现实的改变作用,追求有用和高效知识,受功能主义认识论的支配。同时,在以客观性和价值中立为导向的“科学”精神引领下,“寻找现实真相”成为学术研究的使命。这种关注“现实是什么和我们知道什么”,而忽视“现实应该可能成为什么”之知识生产模式低估了主体性参与有意义世界的创造价值。实际上,知识在参与现实应用和改造的过程中总是存在一定的价值立场,现实与理想的统一性总是存在某种尴尬的妥协[94]。在快乐的旅行已经成为当前社会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语境下,普遍联系的世界中,旅游不仅仅是对现实社会的隐喻,更是立场争斗的中心地带[95]。旅游知识的生产不可避免的受到人、规则、地位、目的和意识形态的影响[96]。中国旅游三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用理论知识解决了诸多实践难题,也创造了许多新的技术知识,但却同时,在知识的应用过程中也衍生出了更多的亟待解决的新问题。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所伴生而来的现代性的深度弥散,使得当下主义（活在当下）、享乐主义等“自由理念”盛行,这种自我实现和社会责任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旅游场域中也愈发常见。这就要求学术研究不仅仅要关注知识生产的结果,也要关注知识生产的方向,需要未来在实证主义研究中更加强调文化批判的维度。通过发挥文化批判的想象力,以道德和伦理之美赋予行动者以力量,倡导负责任的旅游方式。未来旅游研究可关注地方场域中多类型旅游主体和旅游活动的创造性和文化反思性,强调对人类福祉和公共健康的追求,既要拓展中微观层面的行动者与社会生态关系的研究,也要强化宏观层面的行动者与全球环境系统变化（如气候变化等）的探讨。
（3）基于技术变革的旅游知识生产。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驱动力,并成为形塑社会形态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革命性力量。当今时代,科技产品成为所有人都为之迷恋的对象。技术变革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它是人们能够“立足于自然界”的基石,并将人们的身体活动从地理空间的限制中解脱出来,从而允许越来越多的人“自由地”生活在他们想要的地方。在旅游领域,科技进步降低了运输成本,提升了移动的速度和频率,增加了人们与遥远世界接近的可能性。互联网技术（特别是社交媒体）改变了传统的旅游产品分发和服务方式,为企业创造了直接与消费者联系以及消费者之间相互联系的新机遇。在线互动信息资讯在云计算等信息处理技术下变成了一个个的数字“痕迹”,成为可供商业分析和定位追踪的“大数据”。新的移动通讯技术（智能手机、便携式电脑等）的发展,甚至改变了人们的旅游体验,引发了旅游认识观念的重新表达和呈现。因为越来越多的游客将移动设备带入到旅程中,形成与远距离社交网络的有形共存,新技术允许即时直接社交,创建和维护共存是当前旅游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97],也成为社交生活的必需品[98]。通过分享旅行日记、照片、视频和其他媒体信息,实现了跟随的朋友和家远距离的共同旅行,而他人也通过积极参与转发和评论共同创造或重造了与旅游体验相关的图景[99]。对于新移动的精英成员们来讲,个人电子邮件、博客、微信、推特（Twitter）和脸谱（Facebook）而非“物理居所”成为他们唯一的永久地址[100]。在万物互联的时代,基于位置的服务技术和物联网技术正在改变传统的出行方式,作为流动化身的汽车[101]其智能化和无人驾驶化发展趋势将使得人类与周边旅游环境的相互作用呈现出全新的交互模式,必将改变人们对旅游世界的感知和体验状态。此外,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和人工智能服务的实现也将会极大地改变人类社会的互动规则和交互方式,这种交互性不但会改变人与世界的作用关系,还会改变用户的深层情感结构,从而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近年来,虚拟现实技术（VR）的日益流行使得人与环境的体验呈现出“混合现实”模式,移动增强技术（AR）所带来的身临其境感改变了人们的休闲方式,甚至将网络空间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休闲目的地[102]。总之,数字空间技术以及无处不在的连接性正在重新组织人与其网络之间的社会互动地理[103],信息技术的变革也使得基于地方的关系网络被延伸至更广阔的数字空间当中,进一步丰富了旅游的内涵。当然也需要警惕技术要素或技术政治在形塑地理空间过程中的同质化和虚幻化倾向,数字化过程中的“去实体地方化”或“重塑”地方性方式对于旅游体验的影响和作用模式等还都需要大量的实证案例加以探究。需要强调的是,实际上技术变革在旅游发展中一直都起着重要作用,但相关研究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加之社会科学研究中对非人要素的重视,未来旅游研究需要加强旅游活动中技术变革要素的影响,进而从旅游视角反思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
（4）基于参与共建的旅游知识生产。实际上,地方关系视角下的旅游研究不仅仅关注行动者与非人行动者在制定、组织、构成旅游现象过程中的复杂、动态、连接的网络关系,重新审视非人主体和物质性在理解社会关系中的参与性、显在性、策略性、交互性和可识别性;同时还强调知识的生产并不是某一单一类型行动者所主导的,而是行动者与非人行动者所形成的网络共同创造、共同构建的结果。知识存在于多种表现形式中,美食、诗歌、戏剧、绘画、雕塑、歌剧、舞蹈、录像、摄影、表演或讲故事等都以其特有的方式进行着旅游知识的传播和生产[104]。后常规科学时代（post-normal science）,知识的生产不再是少数人员或机构的特权,在广泛分布的知识世界中,旅游研究人员（以及机构、企业和政府）不能完全仅仅依靠自身的“内部”研究,而是必须要借鉴和利用“来自组织外部的专业知识”。后常规科学的最明显特征在于公众参与[105]。通过参与联合研究活动,传统网络可以孕育出协作优势,并经常会产生出意想不到的结果[106]。尤其是当前互联网时代,知乎、百度百科、维基百科等开源网站,已经成为公众参与知识生产、讨论、修正、补充等重要交流对话平台。而推特（Twitter）、脸谱（Facebook）、微信、微博、大众点评、携程、去哪儿等社交媒体和应用接口对旅游知识的生产、建构、分配和传播也正以迅雷不及之势影响着人们对于旅游现象和旅行观念的认识。这种因“资源开放和网络共享”带来的知识生产变革方式,使得基于地方的知识网络结构被拓展到更加广阔的领域中。鉴于互联网在当今社会革命性的影响,利伯德（Janne J. Liburd）在借鉴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以共识规范为导向的基础上,甚至提出了一种基于网络技术（Web 2.0）和知识版权形式（copyleft）的旅游研究范式,希望未来能够构建开放互惠交流的协作规范,从而潜在地增进相互理解[107]。不管怎样,信息技术使得科学研究和知识生产变得相对平等,并且充分释放了个人对知识贡献的潜能。未来旅游研究需要知晓旅游研究参与主体的遍在性和偶然性,尤其可以关注并探讨不同类型参与主体的地方实践的能动性,及其参与共建的模式和实现方式,从而以更加开放和对话的姿态迎接日益丰富和多样的知识创造和挑战。
（5）基于跨学科研究的旅游知识生产。旅游研究一直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其中工商管理、人文艺术、宗教、新闻传播、法律、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心理学、政治学、民族学等在旅游学术研究中占据着重要话语权。作为一种政治经济现象,围绕旅游活动形成了庞大的产业体系和资金链条。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旅游能够启发想象力,激发人们对环境美学的认知,编织美好生活的愿景,创造解放的潜能。然而,多学科的学术团体构造虽然促进了旅游的发展和研究的繁荣,但也使旅游学科的发展变得愈发碎片化,难以形成稳定的学术共同体诉求。实际上,旅游现象还涉及大量的医学、生物、物理、化学、气候、工程、计算科学等领域知识,但旅游业的学术分析中对其研究的聚焦和参与明显不足。鉴此,可以发挥地方理论优势,通过关系认识论,从网络的视角整合自然与社会的鸿沟,促进旅游研究从多学科向跨学科转变。而跨学科模式的成功将有助于将各个分散的学科汇集融合在一起,促进学术术语的跨界流动,从而真正形成一门综合性的旅游学[108]。跨学科通过协作和概念方法的整合能够促进新的概念知识和思维观念的产生,并表现出总体功能大于局部之和的效用[109]。跨学科研究被公认为是通过综合方法解决社会关注的重要手段[110]。它被认为是有望在实现创新和经济增长以及社会需求方面取得更大突破和成功[111]。跨学科的研究是学科专业性和开放性的有机统一体,是现有知识技能的共同建构,它除了将各学科观点进行并置统筹外,还需要在研究过程中进行有组织的协调,以实现知识的协作、整合和联合生产[112]。换个角度来看,未来的旅游研究或者说跨学科研究将会是一个以团队、以机构组织为核心特征的研究“群落”。当然,这一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缓慢的转型过程。旅游具有其先天内在的复杂性特征,地方关系视角下的旅游研究中又将其他非人或物质要素纳入到旅游的知识生产过程中,无疑增加了旅游研究的复杂性,但跨学科的研究倾向是掌控这一复杂性的重要方式。另外,跨学科的旅游研究并不否认各个分支研究领域的合法性,反而为其提供了一个整合的平台和对话交流的场域,为不同领域的知识互动提供了一个协商的空间和整体联系的视域。未来旅游研究可尝试从多学科和跨学科视角探讨旅游知识生产的可能性,关注不同类型学科在同一研究中共同解释旅游现象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论基础,进而拓展和深化旅游研究的学术穿透力。
4 结论
旅游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也是实践的产物。旅游研究是一门实践的社会科学。实践是一个基于历史、物质和未定的知识组织过程,它提供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方式,能够使得主体通过能动的、网络化的参与过程,重新确立休闲、交往与审美本质。旅游作为一种地方邂逅的场域,通过强调有意义的时空相遇过程,重构了旅游知识生产体系,倡导关注生命健康和诗意栖居的福祉价值观,提出了基于地方关系网络的旅游研究本体论政治议程。当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是非常困难的,本文主旨也不在于提出一种全新的范式转型,也不希望用统一的理论概括旅游现象中的所有研究。基于地方场域的旅游研究与其说是研究范式,更不如说是一种研究认识论和研究视角,它为重新思考快速流动性背景下“本地-全球”的紧张关系提供了一种分析路径,也为解释旅游过程中的人地互动关系呈现出一幅网络化的图景。旅游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史也是中国旅游发展和旅游学术研究繁荣辉煌的历史。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这一任务的提出对人们重新审视自然环境与社会系统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地方场域视角下的旅游研究关注非人类的行动者在构成旅游现象中的重要性,突出自然生态在社会关系建构中的能动作用,强调多维行动主体的共在、共建、共荣的网络关系。而这种行动者与外在环境的统一性同时也是全域旅游的内在核心所在。基于本地智慧的旅游生产模式还为实现“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再到“文化输出”提供了理论路径的可能性。
总之,在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化、参与全球治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态势下,在推行“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倡议下,基于关系网络视角的旅游发展在地缘政治策略、跨文化合作交流等领域中无一不起到先行军的作用。可持续旅游发展的指导方针在于促进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间的理解和宽容,探求社会向更为公平的方向转变,重视伦理和道德义务。未来的旅游研究必将在推进“通过全球旅游促进社会公正和平等”的政治议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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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0160-7383(88)90028-XURL [本文引用: 1]
Three basic assumptions, common in the literature on tourism, regarding 'commoditization', 'staged authenticity', and the inability of tourists to have authentic experiences are re-examined. Authenticity is conceived as a negotiable rather than primitive concept, the rigour of its definition by subjects depending on the mode of their aspired touristic experience. New cultural developments may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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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annals.2011.02.002Magsci [本文引用: 1]
Scholarship on backpackers speculates some individuals may extend backpacking to a way of life. This article empirically explores this proposition using lifestyle consumption as its framing concept and conceptualises individuals who style their lives around the enduring practice of backpacking as 'lifestyle travellers'. Ethnographic interviews with lifestyle travellers in India and Thailand offer an emic account of the practices, ideologies and social identity that characterise lifestyle travel as a distinctive subtype within backpacking. Departing from the drifter construct, which (re)constitutes this identity as socially deviant, the concept of lifestyle allows for a contemporary appraisal of these individuals' patterns of meaningful consumption and wider insights into how ongoing mobility can lead to different ways of understanding identities and relating to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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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annals.2011.07.002Magsci [本文引用: 2]
Tourism is currently a complex and globalised phenomenon with demonstrated socio-economic importance. While tourism is a socially recognised phenomenon, its status as scientific object within an academic field seems to be still in question. We ask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at is the order of construction of the field of knowledge constituted around tourism? Is it a paradigmatic order or an epistemic order? In what ways do the scientific object's specificities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understanding of a new episteme? How do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tourism allow for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eld? This article seeks to summarise the current debate in the light of broader reconstructions of scientific discourse and reflect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epistemologic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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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annals.2009.05.001Magsci [本文引用: 1]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This article critically analyses the territories and tribes of tourism studies, an aim which initially divides into two objectives. The first of these is an epistemological enquiry which focuses on the nature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field. The second objective is a sociological one which focuses on the culture and practices of academics in the field. However whilst this traditional distinction can bring some clarity to an initial understanding of tourism studies, additional insights into the complexity and dynamics of the field are obtained by adding a further layer of analysis. Here actor-network theory is deployed to link relevant objects and reveal academic network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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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77/1350507612454097Magsci [本文引用: 1]
What needs to happen in business schools to create a space for social justice? In this article I explore business faculty members' perspectives on social justice as a means of illumina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 forces affecting pedagogy and examining the future for social justice within business schools. Participants identified three hegemonic forces driving business programs: profit-driven business ideologies, the particular character of MBA programs, and bias toward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business programs. These forces negated the ways in which faculty engaged with social justice concepts and the ways in which they could teach and research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business schools. I review these hegemonic forces and suggest that in order for social justice to be realized within business schools there has to be institutional redesign which could, potentially, be triggered by disruptive institution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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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S0160-7383(99)00065-1URL [本文引用: 1]
In order to contribute to the emerging body of knowledge concerning power in tourism, this paper provide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based on the work of Michael Foucault. Four issues are discussed: power is omnipresent in tourism as in all walks of life; the power relationships are conspicuous for inspection in tripartite tourism systems; the touristic gaze is considered a primary mechanism by w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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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S0160-7383(01)00037-8Magsci [本文引用: 1]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needs and tourist role preference patterns for men and women over the adult lifecourse. A purposive sample of New England (USA) residents ranging in age from 17 to 91 years was surveyed. Three trends in tourist role preference over the lifecourse were observed: roles that decrease in preference, roles that increase in preference, and roles that demonstrate variability. Time series analysis revealed that roles engaged in while on vacation are a function of a complex interplay of satisfied and unsatisfied psychological needs which assert themselves at different stages in the adult lifecourse.</p><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Résumé</h2><p id="">Rôles touristiques, besoins et parcours de vie. Cette étude a investigué le rapport entre les besoins psychologiques et les préférences de rôle touristique des hommes et des femmes en fonction du parcours de vie. Un échantillonnage empirique de résidents de la Nouvelle Angleterre (USA) âgés de 17 à 91 ans a participé à un sondage. Trois types de préférence de rôle touristique en fonction du parcours de vie ont été repérés: des rôles qui diminuent en préférence, des rôles qui augmentent en préférence et des rôles qui varient. Une analyse de série temporelle a révélé que les rôles adoptés par des touristes pendant leurs vacances sont en fonction d'une interaction complexe des besoins psychologiques satisfaits et non-satisfaits qui se manifestent aux différentes étapes du parcours de vie de personnes adulte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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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annals.2009.11.006Magsci [本文引用: 1]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The articulation and conceptualisation of power relations in the field of tourism research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recent scrutiny. This article makes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is discussion by addressing the world-building and knowledge creation we undertake as researchers. Actor-network theory is presented as a way to encompass knowledge as a relational effect of the creative and constraining workings of heterogeneous entities and performances in tourism research. The article highlights and critically interrogates the practices which generate tourism research and tourism realities, using research narratives to show how knowledge is constantly ordered and orchestrated.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ourism research can be conceptualised as fractionally coherent, hence cancelling out unproductive discussions of the tourism studies/management divi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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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80/14616688.2014.963663Magsci [本文引用: 1]
The explosive growth of tourism in China since the 1980s has generated attendant interest in tourism research in the country, among researchers both in the mainland and outside.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two communitie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ers) is also growing, but is as yet still limited, with insufficient contributions from Chinese mainland tourism researchers to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world. China provides a rich field for examining the cultural,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 in which tourism develops. Recent studies of village-based community tourism development in China, with an emphasis o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provide some insight on the dynamic and complex changes of rural communities along with tourism development. In general, these papers show that village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 making is growing, although examples of disempowerment are as rife as those of growing empowerment. Contested resources are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factors in this struggle, along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tourism that the country has experienced since the 1980s. The papers in this special collection also demonstrate the distinct character of domestic tourism research in China, which engages the rich body of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Chinese, but is generally less connected to broader international debates in the predominantly Anglo-American English publishing rea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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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annals.2012.05.021Magsci [本文引用: 1]
Morality tends to receive little direct consideration in the realm of mainstream social science, but moral dimensions are an unavoidable feature of all human activities, including scholarly pursuits. The paucity of formal discussion about this issue is particularly unfortunate in tourism studies, given that those of us working here operate on loaded moral territory, confronting a phenomenon that at once speaks of light-hearted pleasure and heavy social consequences. This conceptual paper briefly traces the history of moral concerns in tourism studies, indirectly articulated as they have typically been, and then attempts to provide some grounding analysis on why overt talk of such matters has been so difficult to tackle in this domain-and why things need to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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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annals.2005.11.001Magsci [本文引用: 1]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re is congruence between the theorized world of tourism (the canon of its knowledge) and its phenomenal world. Adopting a social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it conceptualizes and analyzes the knowledge force-field which is demonstrated to mediate between them. The five key factors that operate in the knowledge force-field are found to be person, rules, position, ends, and ideology. The literature is interrogated to demonstrate how these forces contribute to a double-selectivity in knowledge creation. Despite many truths being established, the whole truth about tourism is left untold resulting in gaps, silences and misconstructions.</p><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Résumé</h2><p id="">La vérité du tourisme. Cet article examine le degré auquel il y a conformité entre le monde hypothétique du tourisme (ses connaissances canoniques) et son monde phénoménologique. En adoptant une approche de constructionnisme social, l’article est une conceptualisation et une analyse du champ de force des connaissances qui, selon ce qui est démontré, sert d’intermédiaire entre les deux mondes. On trouve que les cinq facteurs clé qui fonctionnent dans le camp de force des connaissances sont: individus, règles, position, buts et idéologie. On interroge la littérature pour démontrer comment ces forces contribuent à une double sélectivité dans la création des connaissances. Malgré l’établissement de nombreuses vérités, on ne dit pas toute la vérité du tourisme, ce qui conduit à des vides, des silences et de fausses impressions.</p>
DOI:10.1016/j.annals.2006.07.001Magsci [本文引用: 1]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Tourists now routinely travel with cell phones, have ready access to Internet cafes, and use low-cost fixed telephone services to remain in contact with people at home. Using the guiding ideas of the intersubjective construction of space and location, the meanings of “home” and being “away” were explored in relation to the regular contact made possible by these new communication services. It was found that the easy and frequent contact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members was associated with a feeling of being simultaneously at “home”, with continued participation in pre-existing social networks, while also being “away”.</p><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Résumé</h2><p id="">Chez soi et au loin: touristes dans un monde connecté. Les touristes voyagent maintenant de façon routinière avec un téléphone portable, accèdent facilement aux cafés internet et utilisent des services à bas prix de téléphone fixe pour rester en contact avec les gens de chez eux. En utilisant les notions de base de la construction intersubjective du lieu et de l’espace, on a exploré la signification de “chez soi” et “au loin” par rapport au contact régulier que ces nouveaux services de communication rendent possible. On a trouvé que le contact facile et fréquent avec les amis et la famille était associé àun sentiment d’être simultanément “chez soi”, avec une participation continue aux réseaux sociaux préexistants, tout en étant “au loi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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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annals.2009.11.004Magsci [本文引用: 1]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Based on an interpretative analysis of on-line diaries (blogs) written by backpackers from Israel and Denmark, this paper offers a comparison of the way in which the meeting with a foreign culture (India) is presented by writers from different national backgrounds. We distinguish between “cosmopolitans” who are willing to engage with members of a different culture and “provincials” or “locals” who mostly remain rooted in their own culture. Though both types of tourists can be found among the diary writers from both nationalities, the question remains whether one or the other type can be considered as dominant and characteristic of the touristic discourse constructed by the writers from these two particular nation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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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respol.2008.01.008Magsci [本文引用: 1]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This paper offers a systematic reflection on the Gibbons–Nowotny notion of ‘Mode 2 knowledge production’. We review its reception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 and compare it with seven alternative diagnoses of changing science systems. The ‘Mode 2’ diagnosis identifies a number of important trends that require further empirical efforts, but it suffers from severe conceptual problems. It is time to untie its five major constitutive claims and investigate each separatel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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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annals.2011.10.006Magsci [本文引用: 1]
Are we on the verge of a paradigm shift in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knowledge in tourism research? Offering an original contribution to the epistemology of tourism this article outlines an emerging for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referred to as copyleft and a new paradigm of "tourism research 2.0" is identified. These new forms and norms of knowledge are enabled by Web 2.0 technology and based on a pluralist epistemology. Ownership, quality control,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tourism knowledge under this new paradigm are critically evaluated. It is argued that these changing epistemological norms and forms of knowledge present significa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dissemination of tourism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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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annals.2011.07.002Magsci [本文引用: 1]
Tourism is currently a complex and globalised phenomenon with demonstrated socio-economic importance. While tourism is a socially recognised phenomenon, its status as scientific object within an academic field seems to be still in question. We ask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at is the order of construction of the field of knowledge constituted around tourism? Is it a paradigmatic order or an epistemic order? In what ways do the scientific object's specificities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understanding of a new episteme? How do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tourism allow for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eld? This article seeks to summarise the current debate in the light of broader reconstructions of scientific discourse and reflect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epistemologic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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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07/s11192-009-0041-yMagsci [本文引用: 1]
<a name="Abs1"></a>The multidimensional character and inherent conflict with categoris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ity makes its mapping and evaluation a challenging task. We propose a conceptual framework that aims to capture interdisciplinarity in the wider sense of knowledge integration, by exploring the concepts of diversity and coherence. Disciplinary diversity indicators are developed to describe the heterogeneity of a bibliometric set viewed from predefined categories, i.e. using a top-down approach that locates the set on the global map of science. Network coherence indicators are constructed to measure the intensity of similarity relations within a bibliometric set, i.e. using a bottom-up approach, which reveals the structural consistency of the publications network. We carry out case studies on individual articles in bionanoscience to illustrate how these two perspectives identify different aspects of interdisciplinarity: disciplinary diversity indicates the large-scale breadth of the knowledge base of a publication; network coherence reflects the novelty of its knowledge integration. We suggest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two approaches may be useful for comparative studies of emerg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ields, where new and controversial categorisations are accompanied by equally contested claims of novelt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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