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计算机产业转移及其对区域经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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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仙德¹^,², 张旭亮³^,⁴, 李卫江¹, 温家洪¹1. 上海师范大学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上海 200234
2. 瑞士洛桑大学地理与可持续性研究所,洛桑 1015,瑞士
3. 浙江工业大学全球浙商发展研究院,杭州 3100233
4.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杭州 310027

The relocation of Shanghai's computer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its regional economic impacts

LI Xiande¹^,², ZHANG Xuliang³^,⁴, LI Weijiang¹, WEN Jiahong¹1.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and Geographical Scienc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2.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Sustainability, University of Lausanne, Lausanne 1015, Switzerland
3. Academy of Global Zheshang Entrepreneurship,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4.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收稿日期:2018-04-16修回日期:2018-08-11网络出版日期:2019-08-2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7154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3064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57111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30116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JL077

上海师范大学理工科科研发展基金项目

Received:2018-04-16Revised:2018-08-11Online:2019-08-2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李仙德（1984-）,男,福建周宁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城市地理与城市经济E-mail:lixiande2007@163.com。

摘要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生产网络重组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影响日益浮现。上海计算机制造业持续向重庆等地转移,重构了该行业全球生产网络的基本格局。利用上海市投入-产出表以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年报等,采用结构分解等方法分析上海计算机制造业产业变化,结合制造业多样性指数等指标,评估产业转移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上海计算机产业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组装制造环节,2007—2012年,增加值率（增加值与总产出的比值）从7.38%下降为4.29%;劳动者报酬占增加值比例从22.06%上涨为67.97%,推动产业对外迁移。② 受上海市产业转移和国际市场低迷等因素影响,2007—2012年,上海计算机制造业总产出减少了483.9亿元。③ 制造业多样性指数较高的浦东新区受到计算机产业转移的影响较小,制造业多样性指数相对较低且计算机制造业占制造业总产值比例较高的闵行区、松江区在一定时期内仍然面临着计算机产业转移的负面影响。为了降低全球生产网络“去耦合”的冲击,提高区域经济的韧性,上海需要从全球生产网络的成熟产品生产平台转型为新产品研发创新枢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业增加值率,推动产业结构多样化。
关键词： 计算机制造业;产业转移;结构分解分析;制造业多样性指数;上海

Abstract

The impacts of "decoupling"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on China's regional economies have become more pronounced since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Shanghai's computer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re being relocated, especially to Chongqing, an inland Chinese city. Drawing upon Shanghai's Input-Output tables and industrial databases, this study employs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method and industrial diversity index to characterize structural changes in Shanghai's computer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assess the corresponding regional economic impacts. More specifically, this study finds that: (1) As Shanghai's computer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have been 'locked' in the assembly process with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he decreasing value added rates and increasing labor costs are driving firms away from Shanghai. (2) The total economic outputs of Shanghai's computer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decreased by 48.39 billion Yuan during 2007-2012, mainly due to shrinking domestic market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s. (3) The relocation of computer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has limited impacts on the Pudong New Area, which has a more diverse industrial base. By contract, Minhang district and Songjiang district, with less diverse industries, are hit hard by the relocation of computer manufacturers. In order to accommodate the impacts of "decoupling"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improve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Shanghai needs to become 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hub with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have higher labor productivity and value-added rates, as well as host a diversified industrial structure.

Keywords：computer manufacturing industry;industrial relocation;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industrial diversity index;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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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李仙德, 张旭亮, 李卫江, 温家洪. 上海计算机产业转移及其对区域经济影响. 地理研究[J], 2019, 38(8): 1919-1931 doi:10.11821/dlyj020180394
LI Xiande. The relocation of Shanghai's computer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its regional economic impacts. Geographical Research[J], 2019, 38(8): 1919-1931 doi:10.11821/dlyj020180394

1 引言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信息、交通以及生产技术快速发展,减小了地理距离对工业区位的影响,推动商品生产进一步分割成一系列环节^[1]。“产品内分工”的兴起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转移,创造了重要的前提^[2,3]。

****先后提出“全球商品链/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等理论框架来分析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劳动分工。“全球商品链/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框架注重价值链的权力关系、治理以及地方产业的升级。Humphrey等指出地方产业集群可以采取过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跨部门升级等方式,提升地方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劳动分工位置^[4]。Gereffi等将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划分为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俘获型、层级型,探讨了各个不同类型治理结构的权力关系。在俘获型治理结构中,跨国公司相对地方企业具有更强的权力,其战略决定了地方专业供应商和分包商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位置^[5]。

Ernst等提出的“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强调了地方能力的重要性,指出地方企业要想继续留在全球生产网络之中,必须不断升级,保持并发展具有高技术力的人力资源^[6]。曼彻斯特学派提出的“全球生产网络”框架强调区域通过“战略性耦合”（strategic coupling）的过程参与全球领先公司的网络,进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指出有力的耦合能够加强区域在价值创造、价值增加、价值分配的过程掌握更多的议价权力,推动区域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7]。MacKinnon认为全球生产网络中地方和跨国公司的关系是动态演化的。他在“战略性耦合”这一概念基础上,提出了“去耦合（decoupling）”“再耦合（recoupling）”等概念,强调了全球生产网络的阴暗面,指出跨国公司的撤资将使能力较弱的区域进一步暴露在全球的资本流动和金融危机之中^[8]。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生产网络及其耦合的区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跨国公司出于降低成本的要求,采取了去耦合化策略,推动产业转移,在更低成本的地域“再耦合化”,形成了新的生产中心^[9]。杨伟聪等注意到“战略性耦合”的动态性以及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冲突和风险,提出了“全球生产网络2.0”的概念^[10]。然而,目前经济地理学界对全球生产网络“去耦合”过程及其对产业迁出地区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融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成为了“世界工厂”^[11]。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复杂性瞭望台”分析,2016年中国大陆出口金额最高的产品是计算机,占中国大陆产品出口总金额的比例为7.6%^[12]。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计算机制造业跨国公司特别是台湾的代工大厂结合中国大陆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调整其全球生产网络空间配置,推动中国大陆计算机产业生产中心先从珠三角向长三角、再向重庆转移^[13,14,15]。杨春强调重庆与计算机全球生产网络的“战略性耦合”,关注重庆地方政府通过税收优惠、运输成本补贴、劳动力职业培训等手段营造出吸引台湾代工企业迁入的投资环境^[15]。高菠阳等强调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集聚经济以及重庆地方政府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的城市化经济,降低了计算机制造业从长三角迁移到重庆的成本^[16]。相关研究的着眼点是重庆与全球生产网络的战略性耦合,并未关注上海地区计算机产业“去耦合”过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熟前的去工业化”对社会和经济造成的危害已引发了普遍关注^[17]。2016年,上海工业占GDP的比例下降到了26.01%;上海出台了《上海市制造业转型升级“十三五”规划》,将发展目标定为到2020年“上海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市GDP比例力争保持在25%左右”。促进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上海区域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本研究分析上海计算机产业转移的内在驱动因素,评估产业迁出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提出上海等区域应对全球生产网络“去耦合化”风险的策略,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使用的主要数据包括：① 上海市2007年和2012年投入-产出表。上海市统计局编制了2007年144部门和2012年139部门投入产出表,二者行业分类并不完全一致。参考中国统计局颁发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 4754-2002”及“GB/T 4754-2011”）,借鉴余典范等的行业分类方法^[18],对相关行业进行归并,并以2007年价格为不变价,依据Rohman的方法,利用GDP平减指数进行价格平减^[19],形成行业分类相同、价格可比的2007年和2012年32个产业部门的投入-产出表。② 2007年和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是国家统计局进行规模以上工业统计的基础数据^[20]。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11年颁布了新的规模以上企业划分标准。该数据库中2007年和2013年规模以上企业划分标准并不相同。先以2013年价格为不变价,利用GDP平减指数将2007年数据库中营业收入换算成2013年的价格,选择其中营业收入大于2000万元的工业企业。再以2007年价格为不变价,利用GDP平减指数,对2013年数据库中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进行价格平减^[19]。由此形成了两个年份价格可比、划分口径一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研究采用该数据库中上海制造业相关数据开展分析。

2.2 研究方法

2.2.1 结构分解分析方法经济学家钱纳里最早提出结构分解方法（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该方法比较两个时间点上投入-产出表的产出变化,并将产出的变化分解为若干变量变化之和,进而明确各变量变动对产出变化的贡献^[21]。借鉴张永庆等方法^[22],对上海计算机制造业等产业总产出变化,进行结构分解分析。具体步骤如下：

在投入产出表中,总产出

X

的计算公式如下^[22]：

（1）

X = AX + W + H + F + E - Q - M

式中：A为直接消耗系数;AX是中间投入;W为最终消费;H、F、E、Q、M分别是投资、调出、出口、调入、进口的金额。

调入系数q是调入某产品占该地区实际使用该产品总量的比例^[22],计算公式如下：

（2）

q = \frac{Q}{AX + W + H}

进口系数m是指进口某产品占该地区实际使用该产品总量的比例^[22],计算公式如下：

（3）

m = \frac{M}{AX + W + H}

把公式（2）和公式（3）代入公式（1）可得^[22]：

（4）

X = AX + W + H + F + E - q (AX + W + H) - m (AX + W + H)

地区内自产产品的完全需要系数矩阵R的计算公式如下^[22]：

（5）

R = {(I - αA)}^{- 1}

公式（5）中：α为单位矩阵I减去调入系数以及进口系数后的数值。把公式（5）代入公式（4）,可得^[22]：

（6）

X = R [α (W + H) + F + E]

两个年度的产出变化用公式（7）表示为^[22]：

（7）

Δ X = R_{2} [α_{2} (W_{2} + H_{2}) + F_{2} + E_{2}] - R_{1} [α_{1} (W_{1} + H_{1}) + F_{1} + E_{1}]

可整理得公式（8）如下^[22]：

（8）

Δ X = R_{2} α_{2} Δ W + R_{2} α_{2} Δ H + R_{2} Δ α (W_{1} + H_{1}) + R_{2} Δ F + R_{2} Δ E + Δ R [α_{1} (W_{1} + H_{1}) + F_{1} + E_{1}]

式中：

Δ X

表示总产出变化;

R_{2} α_{2} Δ W

表示最终消费变化对各部门产出变化的影响;

R_{2} α_{2} Δ H

表示投资变化对各部门产出变化的影响;

R_{2} Δ α (W_{1} + H_{1})

表示调入及进口替代变化对各部门产出变化的影响;

R_{2} Δ F

表示调出变化对各部门产出变化的影响;

R_{2} Δ E

表示出口变化对各部门产出变化的影响;

Δ R [α_{1} (W_{1} + H_{1}) + F_{1} + E_{1}]

表示技术变化对各部门产出变化的影响^[22]。

2.2.2 产业多样化的评估方法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研究认为产业结构专业化降低了区域应对冲击的能力,多样化有助于提高区域经济应对冲击的韧性^[23]。Isard 指数

I_{S}

是反映区域产业专业化水平的指标^[24]。上海市各区县的Isard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所示^[24]：

（9）

I_{S} = \frac{1}{2} \overset{p}{\sum_{j = 1}} |\frac{n_{ij}}{n_{i}} - \frac{n_{j}}{n_{w}}|

式中：

n_{ij}

是上海市i区县j制造业的总产值;

n_{i}

是上海市i区县制造业的总产值;

n_{j}

是上海全市j制造业的总产值;

n_{w}

是上海全市制造业总产值。

在Isard指数基础上,可以构建制造业多样化指数D^[24]。

（10）

D = 1 - \frac{1}{2} \overset{p}{\sum_{j = 1}} |\frac{n_{ij}}{n_{i}} - \frac{n_{j}}{n_{w}}|

式中：D在0~1之间变动,D越趋向于1,表明产业结构更加多样化;D越趋向0,则表明产业结构更加专业化^[24]。

3 上海计算机制造业的变化及结构分解分析

3.1 上海计算机制造业的变化分析

3.1.1 增加值下降,劳动者报酬大幅上涨 2007—2012年,上海计算机制造业增加值从272.49亿元下降为137.85亿元,降幅达49.42%。上海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最低月工资标准从840元上涨为1450元;计算机制造业的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从22.06%上涨为67.97%,增幅为45.91%,远大于电子元器件、汽车等其他制造业（图1）。随着外资税收优惠政策逐渐到期,该行业的生产税净额率从5.81%上升为13.55%;固定资产折旧比例从13.99%下降为9.19%,表明该行业新增投资较少,固定资产在当期生产中较少有价值转移;营业盈余比例从58.15%下降为9.29%（图1）,表明扣除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之后,营业盈余较少,该行业处于薄利的状态。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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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007年和2012年上海若干制造业细分行业增加值的结构分析

注：根据上海市2007年和2012年32部门的投入产出表整理计算。
Fig. 1Gross domestic product composition of Shanghai'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2007 and 2012

Dicken关注到跨国公司趋向于将全球生产网络中高层次的决策、研发功能放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性功能放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造成了全球尺度的就业质量差异,强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需要更加关注就业质量,摆脱分厂经济（branch plant economy）的陷阱^[25]。从业人员的学历结构是反映就业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计算机代工企业广达集团和英业达集团的全球生产网络中,研发中心位于中国台湾地区,上海、重庆等地区是其主要的生产据点^[26]。根据两家企业2013年年报,广达集团全球76349名员工中高中以下、高中、大专、硕士、博士教育程度比例分别为65.67%、9.35%、18.69%、6.15%、0.15%^[27];英业达集团全球46803位员工中,高中及以下、大专、硕士、博士教育程度比例分别为74.05%、22.38%、3.46%、0.11%^[28]。可见,两家公司从业人员中,高中及以下文凭比例占据绝对优势。大量采用低学历的劳动力,表明这两家公司在生产制造环节只需要简单的劳动技能,以降低劳动力成本为目的。薄利的、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对劳动力等成本上涨较为敏感。国际原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税务成本上涨已经对上海等长三角地区计算机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29]。

3.1.2 中间投入率上升,增加值率下降 2007—2013年,广达、英业达等外资企业占上海计算机总产值的比例从99.81%变为99.47%,外资仍是该产业的主导力量。杨伟聪区分了全球伙伴型、自主创新型、生产平台型三种战略性耦合的模式。相对而言,在生产平台型的战略性耦合模式中,跨国公司的嵌入性以及地方的能力均较低,地方产业升级面临较大的困难^[30]。广达、英业达等代工企业将上海定位为计算机产业全球生产网络的组装生产平台^[27,28]。2007—2012年,上海计算机制造业中间投入率（即中间投入与总产出的比值）从92.62%增长到95.71%,而增加值率（即增加值与总产出的比值）从7.38%下降为4.29%。2007年和2012年上海计算机制造业增加值率分别比全市平均水平低12.90%和15.55%。2012年上海计算机制造业的增加值率是全行业倒数第3名;电子元器件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增加值率分别为24.28%、19.68%,分别是计算机制造业的5.66倍、4.58倍,可见上海计算机制造业创造新价值的能力比较薄弱。

此外,广达和英业达的主要供应商以美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地区企业为主（表1）。一些供应商的关键零部件生产仍在海外进行,广达、英业达等以进口的方式获取这部分关键零部件。一些供应商在上海设立了生产基地,配套广达、英业达等组装厂商。这种较为封闭的全球生产网络,不利于本地企业参与深层次的劳动分工、获得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也限制了本地技术能力的形成^[31]。

Tab. 1
表1
表12013年台湾广达集团和英业达集团全球生产网络核心零部件主要供应商
Tab. 1Key suppliers of Quanta Group and Inventec Group in 2013

核心零部件	广达集团主要供应商	英业达集团主要供应商
中央处理器（CPU）	英特尔（美国）、超微半导体（美国）	英特尔（美国）、超微半导体（美国）、威盛电子（中国台湾省）
液晶显示器	友达（中国台湾省）、奇美（中国台湾省）、LG（韩国）、三星（韩国）	LG（韩国）、三星（韩国）、群创光电（中国台湾省）
硬盘驱动器	日立（日本）、希捷科技（美国）、西部数据（美国）	东芝（日本）、昱科环球存储（美国）、希捷（美国）
光盘驱动器（ODD）	松下产业（日本）、日立乐金数据储存（日韩合资）	-
电池	新普科技（中国台湾省）、松下产业（日本）	-

注：根据广达集团和英业达集团2013年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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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主要厂商产能转移,重塑生产网络劳动报酬上涨、增加值率以及营业盈余比例下降成为了上海计算机主力厂商产业转移的内在推力。重庆市政府采用的“品牌厂商+代工厂+零部件厂”的招商模式成为上海计算机产业转移的外在引力^[32]。惠普公司生产以及结算中心2009年迁入重庆,带动了代工厂商英业达和广达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进入重庆。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来看,2007—2013年,广达集团上海生产据点从9家下降为4家,工业总产值下降了663.56亿元。英业达上海子公司工业从4家减少为3家,工业总产值下降了7.76亿元（图2、图3）。这两家企业已经将发展重心向重庆转移,持续减少上海地区产能^[27,28]。2013年广达集团和英业达重庆生产基地的工业总产值已分别为467.02亿元和152.29亿元,重庆已经成为这两家企业生产网络的重要据点,而上海在计算机产业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则有所衰退（图2、图3）。根据重庆、上海以及中国2010年和2016年统计公报,2010—2016年,重庆计算机微型计算机产量从189.19万台上升为6764.65万台,占全国比例从0.77%上升为23.32%;而上海微型计算机产量从9388.44万台下降为3083.95万台,占全国比例从39.19%下降为10.63%。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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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07年若干计算机主要厂商在中国大陆的生产网络

注：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7年）整理绘制。
Fig. 2The production networks of selected key computer manufacturers in Chinese mainland in 2007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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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13年若干计算机主要厂商在中国大陆的生产网络

注：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13年）整理绘制。
Fig. 3The production networks of selected key computer manufacturers in Chinese mainland in 2013

此外,华硕集团于2011年进入重庆,2013年其重庆计算机工厂工业总产值为319.23亿元。华硕集团旗下的昌硕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转型为美国苹果手机代工工厂,退出计算机生产领域。联想集团则于2010年进入成都,2013年其成都公司工业总产值为31.27亿元,表明联想集团在当年尚未将产能大规模向成都转移（图3）。

3.2 上海计算机制造业总产出变化结构分解分析

本研究根据公式（1）~公式（8）,将包括计算机在内的上海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总产出变化进行结构分解分析（表2）。

Tab. 2
表2
表22007年和2012年上海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总产出变化的结构分解分析（亿元）
Tab. 2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of Shanghai's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between 2007 and 2012 (100 million yuan)

产业	最终消费变化的影响	投资变化的影响	调入及进口替代变化的影响	调出变化的影响	出口变化的影响	技术变化的影响	总产出变化
计算机	1.98	-7.98	-312.67	-743.40	1486.98	-908.81	-483.90
通信设备	-8.57	34.69	-233.85	318.98	574.18	-138.54	546.89
电子元器件	1.67	-4.63	70.57	245.82	-475.09	141.06	-20.60
视听、广电、雷达其他电子设备	-0.42	-1.60	-52.50	82.59	69.34	-67.71	29.71

注：根据上海市2007年和2012年32部门的投入产出表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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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具体各项来看：① 最终消费变化带来的计算机制造业总产出增长仅为1.98亿元,也表明上海本地居民和政府部门对计算机的需求相对饱和,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有限。② 投资变化导致计算机制造业总产出减少7.98亿元。上海计算机企业盈利能力低下,投资乏力,进一步削弱了该行业的成长动力。③ 调入和进口增长导致总产出减少312.67亿元,表明国内市外调入以及进口的计算机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本地生产。④ 国内市外调出减少导致计算机制造业总产出减少743.4亿元。这反映了上海计算机制造业转移到重庆等地之后,导致其国内市场份额减少,加速衰退。⑤ 技术变化使上海相关产业部门减少了对计算机制造业产品的中间使用,使产出减少了908.81亿元。⑥ 出口增长带来了1486.98亿元的总产出增长。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来看,2007年和2013年上海计算机制造业出口交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分别为89.53%和82.50%;明显高于上海制造业全行业33.55%、24.16%的平均水平,对出口市场具有较强依赖。然而,全球市场对个人计算需求持续下降,截止到2017年第四季度,全球个人计算机的出货量已连续13个季度出现下滑^[33]。在全球市场情况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对出口依赖程度加深,进一步加强了上海计算机制造业的市场风险。

再考察表2中计算机制造业的重要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制造业的总产出变化情况。调入和进口替代减少使得电子元器件产业总产出增加了70.57亿元;国内市外调出增长使得该行业总产出增长了245.82亿元,也意味着该行业在上海市以外的国内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该行业出口下降,使得总产出下降了475.09亿元,也反映出其在国际市场上并不具备强大的竞争力。与计算机,通信设备,视听、广电、雷达和其他电子设备不同（表2）,技术变化使得电子元器件产业的总产出增加了141.06亿元,这意味着其他行业对电子元器件产业具有较强的需求,加强了中间使用。就此而言,增加值率相对较高的电子元器件产业才是上海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核心部门。然而,上海计算机等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核心研发技术缺位、上中游高端制造薄弱等问题比较突出,整机设备的核心零部件集成电路90%以上源于进口^[34]。对于上海而言,固然计算机、通信设备等组装工厂能够带来大量的工业总产出,但真正创造的增加值有限。上海电子信息产品发展的关键在于集成电路等电子元器件产业。

4 上海计算机产业转移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评估

4.1 市级尺度的分析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7年、2013年）的统计表明,2007—2013年上海计算机制造业总产值减少了844.35亿元,人均工业总产值减少了23.59万元,从业人员减少了24860人,行业明显处于衰退阶段（表3）。计算机制造业占上海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的比例也从2007年的14.46%下降为2013年的7.64%。由于这一时期内汽车等其他制造业总产值增长量大于计算机制造业总产值减少量,上海制造业总产值仍增长了8167.38亿元。在2013年节点,就全市层面而言,计算机产业转移并未对上海制造业造成较大的影响（表3）。

Tab. 3
表3
表32007—2013年上海规模以上制造业若干指标变化
Tab. 3Changes in key indicators of Shanghai's large-scal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between 2007 and 2013

指标	计算机制造业	全部制造业
2007年总产值（亿元）	3112.84	21525.61
2013年总产值（亿元）	2268.49	29692.99
总产值变化（亿元）	-844.35	8167.38
2007年人均总产值（万元）	240.36	85.14
2013年人均总产值（万元）	216.77	72.60
人均总产值变化（万元）	-23.59	-12.54
2007年从业人员（人）	129509	2528217
2013年从业人员（人）	104649	4089749
从业人员变化（人）	-24860	1561532

注：资料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7年、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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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13年上海外资工业总产值和出口交货值仅分别增长了4248.91亿元和414.54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分别下降了4.17%和9.38%,表明上海长期依赖外资制造业,融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之中,并以此带动外贸出口增长的发展模式遇到了瓶颈。更值得注意是,这段时期内,上海制造业总产值的增长率仅为37.94%;而从业人员增长率为61.76%,增长速度相对较快;产业增长更大程度上依靠人员投入。其结果是上海全市劳动生产率（从业人员人均制造业总产值）从85.14万元下降为72.60万元,下降了12.54万元（表3）。劳动生产率下降是衡量工业空心化的先行指标^[35],上海需要特别警惕该指标持续恶化。

4.2 区县尺度的分析

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7年、2013年）,2007年和2013年上海分别有9076家和9017家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利用公式（9）和公式（10）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7年、2013年）中上海制造业企业的数据,计算上海各区县2007年和2013年的制造业多样性指数。将计算机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与各区县的制造业多样性指数相叠加,得到图4。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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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007年、2013年上海计算机产业区位及各区县的制造业多样性指数

注：资料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7年、2013年）。
Fig. 4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computer industry in Shanghai and industrial diversity index for each district of Shanghai in 2007 and 2013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经历了工业郊区化的进程^[36]。2007—2013年上海中心城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较少,总产值比例占全市比例分别仅为8.94%和7.69%,制造业多样性指数相对较低（图4）。2007年,浦东、闵行以及松江三区占上海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分别27.78%、13.40%、15.66%,占全市比例合计为56.84%;制造业多样性指数分别为0.72、0.68、0.5。2013年,这三个区占上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例分别为27.91%、11.36%、11.40%,合计占全市比例为50.68%;制造业多样性指数分别为0.73、0.58、0.56。可见,浦东新区仍然是上海最重要的制造业生产基地,且其制造业多样性指数维持了全市第一的地位,而闵行区和松江区在上海制造业体系中的地位略有降低,且闵行区的制造业多样性指数出现了下降（图4）。

由于地方政府给予开发区的进出口制度便利以及税收优惠,出口导向的上海计算机整机制造业企业趋向于开发区特别是出口加工区集聚^[36]。浦东新区、闵行区、松江区的多个开发区成为上海计算机产业较为集中区域（图4）。2007—2013年,浦东新区、闵行区、松江区计算机制造业总产值分别下降了128.96亿元、18.10亿元、661.92亿元。由于在2013年其他制造业仍然有所增长,上述三区制造业总产值相对2007年仍维持了增长（表4）。其中,松江区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仅为12.71亿元,明显趋缓。

Tab. 4
表4
表42007年、2013年上海浦东新区、闵行区、松江区的计算机等产业发展变化
Tab. 4Industrial changes in Pudong new district, Minhang district and Songjiang district of Shanghai between 2007 and 2013

区域	行业	2007年总产值 (亿元)	2007年总产值占该区比例(%)	2013年总产值(亿元)	2013年总产值占该区比例(%)	2007—2013年总产值变化(亿元)
浦东新区	计算机	536.11	8.97	407.15	4.91	-128.96
浦东新区	全部制造业	5979.07	100.00	8288.79	100.00	2309.72
闵行区	计算机	549.09	19.03	530.99	15.75	-18.10
闵行区	全部制造业	2885.34	100.00	3589.18	100.00	487.07
松江区	计算机	1958.67	58.09	1296.75	38.31	-661.92
松江区	全部制造业	3371.76	100.00	3384.47	100.00	12.71

注：资料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7年、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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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来看,上海商务成本将持续上涨,计算机制造业也将最终退出上海等长三角地区^[29]。由于产业结构存在差异,这三区对计算机制造业转移冲击的应对能力也并不相同。2007—2013年,计算机制造业占浦东新区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比例从8.97%下降为4.91%,排名也从第2位下降为第6位（表4）。2013年,联想集团在浦东新区的总产值为250.84亿元,占浦东新区比例为3%,即使联想集团产能全部向成都转移,对浦东区域经济造成的影响也相对有限;制造业多样性指数较高的浦东新区已摆脱对计算机制造业的依赖。

闵行区计算机制造业比例从19.03%下降为15.75%,在2013年时间节点,计算机制造业仍是闵行区规模最大的工业门类（表4）。英业达集团在闵行区的528.73亿元计算机制造业产值占全区比例为14.73%。上海市闵行区统计局201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闵行区生产计算机259.45万台,比2012年下降了81.1%,闵行区工业总产值仍受到英业达产业转移的影响^[37]。

随着广达集团产能外迁,松江区计算机制造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从2007年的58.09%下降为2013年38.31%,但计算机制造业仍是松江区的首位工业门类（表4）。2013年,广达集团在松江区的工业总产值为1273.06亿元,占松江区比例为37.61%。广达集团产能持续向重庆转移,给松江区带来了较大影响。上海市松江区统计局201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受到广达集团等产业转移影响,2012年、2015年和2016年松江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分别同比下降12.6%、4.1%、7.7%,到2017年上半年松江区工业总产值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广达集团产值波动的影响^[38]。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利用上海投入-产出表以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等,分析上海计算机产业转移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1）上海计算机制造业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组装制造环节。2007—2012年,上海计算机制造业增加值降幅高达49.41%,增加值率从7.38%下降为4.29%;劳动者报酬占增加值比例从22.06%上涨为67.97%,企业盈余占增加值的比例从58.15%下降为9.29%。劳动力成本上涨构成了产业转移的内在推力。

（2）2007—2012年,上海计算机制造业持续向重庆等地迁移,总产出减少了483.9亿元。其中,国内市外调入和进口替代增长导致产出减少为312.67亿元,替代了部分上海市内的计算机生产制造活动。与产业转移相对应,国内市外调出减少导致上海计算机制造业产值减少了743.4亿元。技术变化使总产出减少了908.81亿元;出口成长带来了1486.98亿元的产出增长,该行业对持续萎缩的出口市场仍有较大的依赖。

（3）从全市来看,在2013年时间节点,计算机制造业产业转移并未对上海全市造成严重的影响。从计算机制造业集中的区域来看,制造业多样性指数较高的浦东新区已经摆脱了对计算机制造业的依赖。松江区、闵行区产业多样性指数小于浦东新区,2013年计算机制造业在这两个区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且这两个区制造业对已将发展重心向重庆转移的广达集团和英业达集团有较大的依赖,在一定时期内仍然面临着计算机产业持续转移的负面影响。

5.2 讨论

（1）降低全球生产网络“去耦合”风险的关键在于强化区域研发创新能力而非组装制造能力。依靠低增加值率的组装工厂,地方并无法摆脱低收入水平的命运^[35]。与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耦合,对于区域而言,风险与机遇并存^[39]。上海计算机产业的案例进一步证明了产业结构中“一业独大”,制造业多样性指数相对较低的地区,更容易受到全球市场波动的冲击。从长期来看,上海在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时,需要更加注重城市功能从成熟产品的生产平台向新产品的研究和开发枢纽转型,在本地培育关键零部件产业,从源头做起提高产业增加值率、劳动生产率以及区域创新能力。

（2）从制造业的空间配置规律来看,随着大都市商务成本的上涨,制造业产能将向外扩散,但这并不意味着大都市制造业一定会消亡^[35]。以日本东京大都市圈为例,尽管经历了持续的产业转移,东京大都市圈西部仍集聚了大量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机构以及母工厂;日本制造业形成了以东京为顶点的国内和国际劳动空间分工格局^[35,40]。先进制造业仍是上海产业网络的关键节点,具有较强的波及效应^[41]。上海需要借鉴东京大都市圈制造业发展经验,培育上海本地公司为主体的全球生产网络,在产业转移进程中,留住制造业价值链的总部管理、研发创新、品牌营销、新产品试产的母工厂等职能。

（3）综合使用长时段的投入-产出分析表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可以更好地揭示产业演化过程。本研究受到数据的制约,并未系统地反映2014—2018年上海计算机产业转移过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后续研究应利用包括2017年投入-产出表以及2018年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在内的新数据,综合全球生产网络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中国各个区域与全球生产网络的动态耦合过程,系统地探讨产业转移对中国区域经济及其发展路径演化的影响^[42,43]。

致谢：衷心感谢瑞士洛桑大学地理与可持续性研究所Céline Rozenblat教授、加拿大莱斯桥大学徐伟教授以及两位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感谢上海克而瑞研究中心马千里研究员协助处理投入-产出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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