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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erentiation and effects of social-spatial accessibility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resources in Nanjing
SONG Weixuan1, TU Tangqi2, YIN Shanggang3, XU Yan4, LIU Chunhui5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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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稿日期:2018-06-1修回日期:2018-07-20网络出版日期:2019-08-20
基金资助: |
Received:2018-06-1Revised:2018-07-20Online:2019-08-2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宋伟轩(1981-),男,吉林敦化人,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地理E-mail:
摘要
关键词:
Abstract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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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宋伟轩, 涂唐奇, 尹上岗, 徐岩, 刘春卉. 南京义务教育资源的社会-空间可达性差异及效应研究. 地理研究[J], 2019, 38(8): 2008-2026 doi:10.11821/dlyj020180575
SONG Weixuan.
1 引言
教育资源配置公平是国内外地理学和社会学领域持续关注的一个学术问题[1,2,3,4,5,6,7],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应有之义,其研究具有明确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习总书记强调“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事实上,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教育资源配置的区域、城乡、校际差距依然显著,不断吸引着各界****对教育公平问题开展相关研究。其中,城市地理****更多关注教育资源在城市中的非均衡布局及其空间优化[8,9,10,11],更以教育资源的空间可达性分析为重点[12,13,14],通过对比教育资源供给与其服务范围内需求状况的匹配程度来揭示资源配置的空间均衡性。****们利用GIS空间分析技术,采用最小距离或最短时间法[14]、两步移动搜索法[15,16]、潜能模型[17]、时空可达性[18]等计算方法,对各类型城市的幼儿园[19]、小学[20]、初中[21]、高中[8,14,22]等教育设施空间可达性差异进行量化分析,并基于计算结果评价城市内部教育资源空间配置的合理性。然而,由于教育资源具有显著差异性和服务获取门槛,教育资源配置公平不能简单以某地到达最近学校的难易程度来衡量。学区制度下城市公办义务教育资源的可达性与公平性更趋复杂,传统物理空间可达性研究存在明显不足:其一,学区制度赋予所有适龄儿童“就近入学”的权利,但“就近”并不是指到“离家最近”,而是指到户籍所属学区内学校就读,所以空间可达性需要在学区内计算,忽略学区空间范围及其变化将扩大可达性误差[17,20]。其二,以推进教育公平为初衷的“就近入学”政策,前提是要缩小区域内各学校办学水平差距,但校际差距一直显著存在,而户籍所在学区直接影响孩子的教育质量[23,24],传统可达性较难反映这种因学校优劣造成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其三,学区制度使“分择校”“权择校”“钱择校”现象减少,但随着“学区房”价格猛涨,“房择校”成为社会群体争夺教育资源的主要手段,而传统空间可达性同样较难表达这种因阶层群体支付能力差异,造成的优质教育资源分配公平性问题[25,26]。因此,需要突破传统空间可达性的局限,综合考虑教育资源的通达成本、获取机会和经济代价等因素,衡量城市教育资源(本文中提到的教育资源特指城市公办小学和初中,民办中小学数量少且不采用学区制,故不予讨论。)配置在空间布局上的均衡性和在社会群体间的公平性。
2 学区制度下教育资源社会-空间可达性的提出
城市内部教育资源配置差异的内涵包括:① 教育资源等级或教育质量差异;② 教育资源与机会的空间分布差异;③ 教育资源选择能力的社会群体间差异等。由于义务教育具有强制性、基础性、普及性等特点,在就近入学制度影响下,教育公平的核心矛盾并非“有”和“无”或者“远”和“近”,而是聚焦于教育质量的“优”和“劣”。教育资源差异化配置,使教育对社会身份生产与再生产的关键作用更加凸显[27],也使教育资源获取与阶层群体代际代内社会流动的关联更加显著[28,29,30]。一方面,群体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等内生属性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育机会的获得[31,32,33],而在学区、单位、户籍等外生制度的作用下,具有高经济社会地位的群体更容易获取高质量教育资源,并在优质学区内形成聚居;另一方面,教育质量对后续高等教育进入、职业选择能力、社会身份认定等发挥着显著作用[7],进而造成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等阶层关系的代际复制和传递,并驱动城市社会空间重构与再生产。由此可见,教育资源配置分化与阶层社会空间分异之间,存在着代内耦合与代际循环关系。即是说,城市教育资源的均衡与公平配置,具有减缓社会分化、促进社会流动的深层次作用;反之,教育资源配置差异的扩大,则可能加剧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空间失衡,甚至因减弱社会流动而导致阶层固化[34,35]。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正因为人们逐渐认识到教育资源公平配置的重要社会功能,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教育服务公平性研究,先后经历了“设施地域均等”“机会空间公平”“配置社会公平”3个阶段[36,37]。研究侧重从强调物质和设施角度的空间可达性,即由起点出发,克服各种空间障碍,到达终点的难易程度[38],转为强调机会均等和服务可及的社会可达性。中国新时代背景下的教育公平,同样应以促进教育机会和质量公平为重点,既要考虑学校布局的空间均衡,更要充分关切教育资源的质量差异,以及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公平和经济代价问题。
藉此,本文提出教育资源的“社会-空间可达性”概念,用以描述在义务教育资源学区分配原则下,城市居民获取义务教育服务的时空障碍、机会大小、经济代价等综合难度。具体可从3个方面进行度量:① 地理可达性(geographic accessibility),从时空角度测量居民获取教育服务的通学距离,即传统意义上学区内各家庭(住宅)到所属学校的通达成本;② 机会可得性(opportunity availability),从资源配置角度比较获取某学校教育服务的机会概率,可简单理解为根据学区内住宅规模判断某学校提供教育机会的多寡;③ 经济可能性(economic affordability),从资源选择角度测度居民获取教育服务的经济成本,即家庭通过购买“学区房”实现“择校”的经济负担。
基于对城市教育资源社会-空间可达性的理解,兼因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内嵌于学区制度和学区空间之中,本文选择南京公办小学和初中为研究对象,以学区为空间分析单元,提出社会-空间可达性计算方法。通过分析南京教育资源社会-空间可达性差异格局与演变特征,多维考察和比较优质教育资源在空间上和群体间的配置差异,透视城市教育资源的社会空间配置模式与差异机制,从而评判城市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程度,窥探由教育资源非均衡导致的阶层分化和居住分异等社会空间问题,为各城市推进教育公平提供参考。
3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对象
南京在二线城市中具有较强代表性,能够较好反映中国大城市教育资源社会空间配置的一般模态。本文选择南京主城区(包括明城墙围合的内城区和外围地区)为研究区域,以公办小学、初中学区(即施教区)为空间单元,以住宅小区(或居住组团)为统计对象,分别计算2008年和2018年两个时间节点南京教育资源的社会-空间可达性。理由包括:① 选择主城区为研究区域,是因为南京“一主城三副城八新城”的空间格局中,主城区的教育基础设施配套已经相对成熟和稳定,而副城区和外围新城的教育资源布局尚处在不断完善和调整状态中,故未纳入本文研究范围。② 以小学、初中学区为空间单元,是因为学区空间具有不规则且范围可变、服务指向性和封闭性强等特点,采用格网或行政单元均难以表达出学区空间的特殊性。③ 以住宅小区为统计对象,是因为入学权与住宅产权相捆绑,采用居住小区(组团)统计口径,既可以较准确地计算出学区内居民获取教育资源的平均时空距离和社会成本,亦可避免以单套住宅或常住人口为统计对象造成的数据冗余或误差扩大等问题。④ 比较不同时间断面,是考虑到由于学区调整、住宅拆建、房价增长等因素的影响,教育资源社会-空间可达性会随时间发生改变,而选择2008年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南京住宅规模和价格大幅增长[39],意味着十年间教育资源获取难度可能出现显著变化。3.2 数据特征
根据南京市教育局提供的数据,2008—2018年期间,研究区域内公办小学(学区)数量由154所减少至143所,学区面积由平均1.91 km2增加至2.06 km2;初中数量由47所增加至50所,学区面积由平均6.26 km2缩小至5.89 km2;中小学学区面积均呈现出以新街口为中心,由内城向外围逐渐扩大的特征(图1c~图1f)(学区范围来源于南京市教育局网站(www.njedu.gov.cn),由于学区范围划定比较复杂,比如同一住宅小区可能分属不同学区,因此本文绘制学区地图时力争细致,但为方便计算,将相同住宅小区划入到一个学区,整体上不会对计算结果产生较大影响;学校空间位置来源于南京教育地图网站(maps.nje.cn)。)。图1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2008年、2018年南京主城区中小学、居住区分布及学区档次划分
Fig. 1Distribu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residential areas, and division of school districts in main urban area of Nanjing in 2008 and 2018
考虑到学校教育质量差异,按照各小学“小升初”进入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录取率(由于“小升初”不统考,故南京市小学排名无官方统计数据,通常以各小学被南京外国语学校初中部(该校虽为公办,但并不采用学区制,而是采用全市统考,凭分录取)录取的人数作为小学排名依据;考虑到小学规模差异,本文采用各小学当年南外录取率评价小学教育质量和划分等级。)和各初中中考平均分数,将2008年和2018年南京小学和初中划分为“顶级”“优质”“较好”和“一般”4个档次(表1、表2)。发现阶段内学校档次空间格局变化不大,高档小学主要分布在鼓楼区和玄武区,高档初中分布相对均衡,但鼓楼区、玄武区和秦淮区居多(图1a~图1b)。
Tab. 1
表1
表1南京主城区公办小学教育质量等级划分与学校名称
Tab. 1
学校等级 (录取率) | 2008年 | 2018年 | |||
---|---|---|---|---|---|
数量 | 名称 | 数量 | 名称 | ||
顶级 (≥10%) | 6 | 拉萨路(16.01);琅琊路(14.05);力学(12.24);金陵汇文(10.82);芳草园(10.24);银城(10.18) | 7 | 琅琊路(17.01);拉萨路(16.25);芳草园(15.6);北京东路(13.2);力学(12.5);银城(11.34);金陵汇文(10.07) | |
优质 (2%~10%) | 10 | 南师附小(7.93);北京东路(7.59);天正(5.58);汉江路(5.01);游府西街(4.57);南理工实验(3.36);凤凰花园城(2.64);成贤街(2.41);长江路(2.17);鼓楼区第一中心(2.08) | 11 | 南师附小(7.14);天正(6.98);游府西街(6.36);汉江路(5.71);赤壁路(3.31);树人附小(2.85);三牌楼(2.75);金陵中学实验(2.46);南师附中新城(2.37);夫子庙(2.13);凤凰花园城(2.08) | |
较好 (0.5%~2%) | 13 | 赤壁路(1.72);小营(1.67);金陵中学小学部(1.4);瑞金路(1.25);鼓楼区第二实验(1.22);南师附中新城(1.1);三牌楼(1.03);夫子庙(0.83);立贤(0.83);后标营(0.76);五老村(0.74);晓庄学院第一实验(0.7);天妃宫(0.54) | 18 | 天妃宫(1.85);龙江(1.83);长江路(1.79);科利华(1.76);小营(1.69);南财(1.67);丁家桥(1.6);小西湖(1.46);雨花外国语(1.42);鼓楼区第一中心(1.06);立贤(1.01);察哈尔路(0.95);五老村(0.92);雨花台区实验(0.9);鼓楼区第二实验(0.74);石鼓路(0.72);南理工实验(0.64);成贤街(0.56) | |
一般(<0.5%) | 125 | (略) | 107 |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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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2
表2
表2南京主城区公办初中教育质量等级划分与学校名称
Tab. 2
学校等级 (中考分数) | 2008年 | 2018年 | |||
---|---|---|---|---|---|
数量 | 名称 | 数量 | 名称 | ||
顶级 (≥575) | 7 | 南师附中树人(624.2);南师附中新城(616.6);三中(597.6);二十九中(592.6);科利华(589.7);金陵汇文(581.3);一中(579.9) | 4 | 南师附中树人(598.9);南师附中新城黄山路(577.5);三中(577.0);二十九中(576.8) | |
优质 (550~575) | 7 | 中华(566.5);五十中(563.4);十三中锁金(562.3);伯乐(558.2);三中文昌(554.1);十二中(553.0);九中(552.0) | 5 | 南师附中新城(572.6);科利华(572.4);化工厂江南(565.8);金陵汇文(561.7);一中(559.5) | |
较好 (525~550) | 10 | 雨花台(546.8);二十九中致远(544.7);宁海分校(542.7);南航附中(542.7);化工厂江南(541.8);十三中红山(540.6);三十九中(539.6);五中冶城小区(538.5);弘光(536.4);中华中学上新河(535.4) | 9 | 中华(547);五十中(544.2);十三中锁金(543.9);伯乐(539.0);三中文昌(535.7);十二中(534.3);九中(533.5);雨花台(528.7);二十九中致远(526.4) | |
一般(<525) | 23 | (略) | 32 |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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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房价行情平台提供的数据,选取房价和户数等属性信息齐全的住宅小区,分别为2008年的1372个和2018年的1958个;分布格局与小学和初中类似,中心集聚而外围分散,期间内新增住宅小区主要分布在外围地区(图1g~图1h)。
3.3 计算方法
基于对城市教育资源社会-空间可达性的理解,由于不同类型可达性及其影响因素存在本质差异,较难采用空间叠加、权重赋值等量化手段测度教育资源的总体可达性指数。因此,本文从地理可达性、机会可得性和经济可能性指数三个层面进行解构计算,方法见表3:① 地理可达性指数采用空间可达性测度中的最近距离法,基于小区、学校空间点位和城市道路网矢量信息,计算学区内各小区到达学校的最短空间距离并取平均值(优点是操作简单、直观易懂,缺点是未考虑空间阻隔、距离衰减作用、交通方式选择等影响因素。);② 机会可得性指数受到学区规模、学区内单位和住宅属性等因素影响,结合住宅数量与质量特征,简化计算学区内住宅规模与研究区住宅总规模的比值(优点是直观显示空间表象概率,缺点是无法反映出“部分人比其他人具有更多机会”的客观现实。);③ 经济可能性指数反映选择某教育资源,即空间植入某学区所需的经济代价,计算学区内单位面积住宅均价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优点是客观真实、容易理解,缺点是仅考虑购置“学区房”成本,而忽略交通、配套服务等其他成本。)。Tab. 3
表3
表3城市教育资源社会-空间可达性指标分解与计算方法
Tab. 3
地理可达性指数 | 机会可得性指数 | 经济可能性指数 | |
---|---|---|---|
变量描述 | 学区内各居住小区到学校的平均路网距离(m) | 学区内住宅规模占案例区住宅规模比例(‰) | 学区内住宅均价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年/m2) |
计算方法 | 学区内各小区到学校最短步行距离之和/小区数量 | 学区内各小区住宅规模(采用住宅数量*质量系数计算)之和/研究区住宅总规模 | 学区内各小区每m2住宅均价的平均值/人均可支配收入 |
备注说明 | 存在学校合并后一校多址情况时,分别计算多址可达性指数并取平均值 | 质量系数=(建筑寿命-小区房龄)/建筑寿命;建筑寿命按照中国《民用建筑通则》中规定的最低标准50年计算 | 住宅价格按照住宅交易挂牌价格计算;人均可支配收入按照当年全市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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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南京教育资源社会-空间可达性格局与演变
4.1 地理可达性差异
地理可达性衡量的是居住地与学校的物理空间邻近性,基于城市路网,采用最小出行距离法计算学区内各小区到学校的平均步行距离,可以不考虑道路等级、出行方式、街道限行和交通拥堵等影响因素,较客观反映出学区内居民获取教育服务的平均空间距离成本。通过分析发现:① 2008—2018年期间,小学由于学区平均面积扩大,各小区到所属小学的路网距离平均由736 m增加为840 m;初中平均学区面积缩小,但新建住宅多在外围,距学校普遍较远,使小区到初中的平均路网距离由1610 m略增至1630 m。② 小学平均通学距离增加的同时,由于内城学区合并和外围学区拆分,学区地理可达性差异显著缩小,比如,可达性指数高于2000和低于300的极值学区,分别由2008年的5个和11个,降低为2018年的3个和5个;初中学区地理可达性的内外城区差异与小学类似,但十年间变化没有小学明显。③ 反映在空间上,2008年内城中小学学区地理可达性显著优于外围地区,2018年内外城区相对更加均衡(图2)。图2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2008年、2018年南京主城区中小学地理可达性空间格局及演变
Fig. 2Spatial pattern and evolution of geographic accessibilit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main urban area of Nanjing in 2008 and 2018
4.2 机会可得性差异
严格的学区制度,意味着不考虑“择校”等特殊情况,教育机会应与学区内住宅规模大致匹配。在充分考虑学区内住宅数量的基础上,引入以“房龄”为参数的住宅质量系数修正“住宅规模”(城市内特别是内城中留存有大量传统多层住宅,年代和户型陈旧,并缺乏物管、安保、电梯、绿化和车位等现代化居住区必要的配套服务设施,导致住房“宜居性”大打折扣,因此引入住宅质量修正参数。),同时为便于比较,计算各学区内住宅规模占比作为机会可得性指数。分析发现,如图3所示:① 中小学教育资源机会可得性均表现为内城弱于外围,其中小学机会可得性的内外城区差距更为显著;② 2008—2018年间,伴随内城住宅老化拆迁,以及河西新城等外围城区大量新建住宅,内城学区的机会可得性相对降低;③ 内城名校的机会可得性降低尤为显著(初中情况总体与小学类似,但也有例外,比如紧邻“拉力琅”的29中,由于学区调整,面积由1.8 km2扩大至4.7 km2,使得机会可得性指数由6.56升高至12.19,但依然显著低于周边学区和全市平均水平。),例如南京公认的三大名小——拉萨路、力学和琅琊路小学(统称“拉力琅”),机会可得性指数分别由0.88、3.17、4.21降为0.56、1.93和3.23。图3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2008年、2018年南京主城区中小学机会可得性空间格局及演变
Fig. 3Spatial pattern and evolution of opportunity availabilit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main urban area of Nanjing in 2008 and 2018
4.3 经济可能性差异
经济可能性衡量的是在不同学区购买相同面积住宅的经济负担程度。计算发现:① 排名靠前学区与高房价学区之间的耦合度较高,特别是小学学区表现更为突出(表4),说明就名校学区内住宅而言,教育资源超越区位交通、环境配套和住宅类型档次等传统影响要素,成为高房价的主导因素[40]。② 2008—2018年间,小学平均经济可能性指数由0.47上升为0.56,而入读名校的经济成本增加更快,如排名前十位小学的平均经济可能性指数由0.70上升为0.93;初中也有类似的发现,例如29中学区的平均房价一直保持全市最高。③ 2008年,购房经济负担最重的学区主要分布在内城名校集中的鼓楼区和玄武区,到2018年,随着“城市新中心”建设,获取河西新城教育资源的经济代价迅速升高(图4)。Tab. 4
表4
表4排名前十位小学学区经济可能性指数排名情况
Tab. 4
学校 成绩 排名 | 2008年 | 2018年 | |||||||
---|---|---|---|---|---|---|---|---|---|
小学名称 | 录取率 (%) | 经济可能性 | 小学名称 | 录取率 (%) | 经济可能性 | ||||
指数(年/m2) | 排名 | 指数(年/m2) | 排名 | ||||||
1 | 拉萨路 | 16.01 | 0.678 | 5 | 琅琊路 | 17.01 | 1.160 | 2 | |
2 | 琅琊路 | 14.05 | 0.864 | 1 | 拉萨路 | 16.25 | 1.004 | 3 | |
3 | 力学 | 12.24 | 0.826 | 2 | 芳草园 | 15.60 | 0.980 | 4 | |
4 | 金陵汇文 | 10.82 | 0.538 | 39 | 北京东路 | 13.20 | 0.711 | 19 | |
5 | 芳草园 | 10.24 | 0.777 | 3 | 力学 | 12.50 | 1.178 | 1 | |
6 | 银城 | 10.18 | 0.589 | 13 | 银城 | 11.34 | 0.867 | 5 | |
7 | 南师附小 | 7.93 | 0.754 | 4 | 金陵汇文 | 10.07 | 0.861 | 6 | |
8 | 北京东路 | 7.59 | 0.661 | 6 | 南师附小 | 7.14 | 0.752 | 14 | |
9 | 天正 | 5.58 | 0.601 | 9 | 天正 | 6.98 | 0.784 | 11 | |
10 | 汉江路 | 5.01 | 0.615 | 8 | 游府西街 | 6.36 | 0.849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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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2008年、2018年南京主城区中小学经济可能性空间格局及演变
Fig. 4Spatial pattern and evolution of economic affordabilit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main urban area of Nanjing in 2008 and 2018
4.4 综合可达性评价
从传统空间可达性上判断,2008—2018年间南京主城区教育资源空间配置更趋均衡,但从机会可得性和经济可能性角度,南京教育资源的社会空间不平衡依旧显著。以空间分异特征更为显著的小学学区为例,从地理可达性、机会可得性和经济可能性的时空演变轨迹上看(图5),大体上与南京主城区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相呼应:地理可达性中心强于外围且十年间差距在缩小;机会可得性正相反,中心弱于外围且空间差异呈拉大趋势;经济可能性指数最低的是“名校”所在的学区。同时,上述教育资源社会-空间可达性在城市内部亦表现出多元复杂的空间分异和演变趋势。如图6所示,通过将学校质量大体区分为高、较高、一般三个档次,将地理可达性、机会可得性和经济可能性大致分为强、中、弱三个等级,可大致抽象出南京主城区教育资源社会-空间可达性的时空差异及演化格局:优质教育资源主要集中于内城北部及与其相邻的河西新城龙江片区;内城教育资源的综合可达性在减弱,而且越是优质资源的机会获取和经济支付难度越大;外围地区地理可达性和机会可得性指数提升,但教育质量提高并不明显。图5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教育资源社会-空间可达性时空演变轨迹示意
Fig. 5Time-space evolution path of social-spatial accessibility to education resources
图6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6南京主城区教育资源社会-空间可达性空间分异与演变模型
Fig. 6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evolution model of social-spatial accessibility to education resources in main urban area of Nanjing
5 教育资源差异的锁定机制与社会空间后效
5.1 历史惯性下教育资源分异的空间锁定
南京素有“六朝古都”之称,历史悠久,崇文重教,古有承揽明清半数以上状元的江南贡院,今有在数量等级上仅弱于京沪的高等学府。就中小学而言,南京拥有25所建校超百年的中小学,主要集中在内城,其中最早由法国传教士创办的石鼓路小学已有近150年的历史。从历史溯源角度看,南京千年城市发展史,深远影响着当代城市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异格局。具体而言:自三国时期吴国建都,南京即形成“市南宫北”的空间格局,居民区、市坊等大多分布在内城南部秦淮河沿岸;随后历经多朝都城建设,“市南宫北”的城市功能空间格局不断强化,居民则按照阶层和职业特征,采用“仕者近宫,工商近市”的原则组织聚居[41];发展至民国,内城南部是人口密度高、居住拥挤的旧城区,而内城北部地区是民国中央政治区所在地,也是政府职员、知识分子集中居住的区域[42,43];延续到21世纪,内城南部的老城区仍为工薪阶层集中分布区,北部扇区则主要为高社会经济地位人口聚居区[44]。由此可见,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格局具有显著的历史发展惯性,这种长期积淀下来的城市格局,使内城北部因政府机关、科研院所和相关从业者的聚集,拥有了相较城南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因此形成教育质量“北强南弱”的空间格局。此外,南京在建城后至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城市建设都局限在明城墙围合的43 km2范围内,于是城市人口和教育、医疗、商业等公共服务设施集中于内城,造成内城小学和初中学区的密集与碎化格局,并使内城教育资源的地理可达性明显优于外围城区。5.2 单位作用下教育资源分配的机会锁定
相较于城市历史积淀促成内城“北强南弱”的教育质量差异格局和内城密、外围疏的教育资源分布格局,1949年以后存续半个世纪的“单位制度”,更加深刻地影响着城市教育资源的空间配置。计划经济时期,“单位”承担着包括职工住房、基础教育在内各项公共服务的配给功能,形成自给自足的封闭内向型空间组织模式。改革开放以后,尽管“单位大院”逐步瓦解,但单位制度及其变迁依然是理解中国城市社会空间转型的绝佳视角[45]。至今,中国城市结构普遍映射出单位社会的痕迹,如政府机关、科研院所、国有企业等部分大型单位社区得以保存并运转良好,并在学区制度下以更为隐匿的方式影响着城市教育资源的社会空间配置[46]。事实上,学区空间与单位制空间有着密切的历史与制度渊源[6]。例如“拉力琅”和29中主要为其附近的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提供教育服务,而上述单位的职能等级和资源配置能力,使“拉力琅”们更容易获取稀缺教育资源;加上学校师资力量较强、生源质量较高等因素的累积作用,便频繁出现“好单位”配套“好学校”现象,意味着这些单位职工家庭拥有更多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如图7所示,空间紧邻的“拉力琅”学区内部,密集分布有江苏省委、省政府、省公安厅、省人民医院、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等众多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以及大量由上述单位兴建于住房市场化改革以前的配套家属区。虽然“取消择校”的呼声日渐高涨,“择校生”比例降低,但中小学为关系单位预留“入学指标”的现象依然存在,结果是学校限于招生规模,被迫缩小学区范围以减少户籍生源数量(例如2018年“拉力琅”学区面积分别仅为0.698 km2、0.843 km2和0.498 km2,远低于1.846 km2的平均学区面积。)。这导致名校教育资源的机会可得性极低,“体制外”的普通家庭更多只能通过购买“学区房”获得入学资格。
图7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7“拉力琅”小学学区内的单位与住宅分布
Fig. 7Institutions and residences in the "La-Li-Lang" primary school areas
5.3 城市扩张下教育质量差距的格局锁定
改革开放初期,南京内城区曾一度居住有150万人口,人口密度达到非常拥挤的3万人/km2以上。直到20世纪末,人口集聚于内城的状况才发生根本性改变。以住房市场化改革为标志,南京为疏解内城人口,通过规划建设河西新城和新建大量商品住宅等手段,推动内城和新迁入居民向外围郊区迁移。1998年,研究区294.8 km2范围内共有住宅小区760个,其中,内城区占不到15%的空间聚集高达56%的住宅小区;1998—2008年期间,区域内新建住宅小区1298个,外围地区占64%,说明已经出现较为明显的城市郊区化。由于该阶段外围地区居住小区建设多为零星式拓展,使教育等公共服务配套建设滞后于居住郊区化。2008年,相对于内城平均每5633套住宅配备1所小学,外围地区每所小学平均服务覆盖规模达到10272套住宅,加上住宅布局分散,直接导致外围地区教育资源地理可达性偏低。2008—2018年,随着教育公共服务设施郊区化跟进,外围地区小学数量增加了5所,而内城则减少了16所;同期内91.7%的新建住宅分布在外围地区,于是外围教育资源地理可达性和机会可得性升高。然而,城市教育资源质量差异格局具有相对稳定性,数量增加易、质量均衡难,成为外围地区教育资源配置的新问题。除靠近内城的鼓楼龙江片区以外(河西新城北部的鼓楼区龙江板块,是南京市政府规划建设的第一个新城区,众多政府机关、高等院校等单位家属区迁建于此,并兴建大量高档次商品住宅区,同时联合琅琊路小学、拉萨路小学等名校集团在龙江兴建分校,如排名前列的芳草园小学、银城小学、金陵汇文小学等。在政府、单位、家庭等多方因素共同作用下,上述学校在不到20年时间内迅速发展成为南京市顶级名校。),城市外围学校教育质量相对不高,并且2008—2018年间未见显著改善,造成教育品质的空间不均衡。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显然放大了这种不均衡效应,优质教育机会愈发凸显出稀缺性,更少比例的人有机会享受到优质教育。5.4 市场竞租下教育资源配置的经济锁定
伴随20世纪末中国城市延续近50年的住房分配制度改革为商品化供给,传统以体制内身份地位差异为准则的教育资源配给方式,逐步转向教育资源社会化供给与城市居民自由化选择。这种教育资源由社会等级体系分配,到由学区地理属地赋予的社会-空间转向[6],使中国教育制度经历了由福利分配向“新自由主义”市场竞租的时空变革[47]。因学区制度下教育资源获取资格绑缚于学区内住宅产权,购买“学区房”近乎成为普通家庭择校的唯一途径,于是优质学区内住宅价格在房地产市场整体火爆的情势下以更快速度上涨。例如2008—2018年,研究区内平均房价由12090元/m2上升为30337元/m2,而“拉力琅”学区内平均房价从20130元/m2猛涨到60310元/m2。而且,通过“学区房”入学通常需要附加条件,这更加剧了“学区房”的炙手可热:如“拉力琅”所在的鼓楼区,规定新生报名必须在户口所在地“实际居住满一年”;“一套住房六年内只提供一个入学名额”;如果生源数量突破“学额”,居住时间较长的住户优先入学。此类制度设计无疑增加了“学区房”的稀缺性,也迫使学生家长恐慌性购买“学区房”,进一步抬升学区内房价和教育准入门槛,降低了优质教育资源的经济可能性。按照当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2008年和2018年购置100 m2“拉力琅”的“学区房”,分别需要花费相当于个人78年和111年的全部收入。这意味着,优质教育资源的经济成本,已经超出城市大多数普通家庭的负担能力。由于“学区房”已成为奢侈品,在优质教育资源争夺战中,富裕家庭因掌握更多经济资本而占得先机。5.5 锁定机制下教育公平与分异固化问题
学区制“就近入学”政策意图是消除分数择校、权力择校和关系择校现象,减少家庭背景对学校教育名额分配的影响,但在实际操作中,学区制度并不能完全避免关系择校现象,反而借由“学区房”交易形成了一个优质教育资源的竞租市场,使得教育的“门第差异”得以延续,甚至扩大。住宅市场的“学区房热”现象,不断抬高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门槛,使富裕家庭拥有更多就读名校的机会。这种高收入群体为谋求子女高质量教育和向上流动机会而竞相高价购买“学区房”,在优质学区内形成聚居的“学区中产阶层化”(jiaoyufication)[6,48]现象,帮助富裕家庭实现经济资本向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代际转化、传递的同时,也可能由此引发居住隔离、教育不公和阶层固化等社会空间问题[7]。正如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实践理论所言,行动者在场域中所拥有资本的量和质的不同,决定了其地位与实践,而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利用教育“场域”的相互转化与代际传递,不但使得阶层的再生产成为可能,更不断推高了各种场域的“进入壁垒”[49]。由此形成教育资源配置和社会空间分异的锁定机制(图8):优质教育资源吸引着重视后代教育的高经济社会地位群体,通过中产阶层化等途径实现向名校学区空间聚居,形成教育驱动的居住空间分化[7],并通过教育资本累积和社会身份认定,使后代拥有获取理想职业和社会地位的更多更好机会。相反,由于房地产市场过滤效应,低收入家庭因难以获得优质教育资源而产生新的教育不公平现象,间接阻滞了贫困家庭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的路径,增加了他们困守于城市社会和空间边缘的概率。
图8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8教育资源配置的社会空间分异与循环锁定路径
Fig. 8Social-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cyclic locking path of education resources allocation
必须承认,在教育资源空间不均衡和市场化配置的前提下,要实现绝对的教育公平极其困难[50]。上述因教育资源配置差异及社会空间锁定造成的教育不公平,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共服务或设施的分配对特定人群存在制度和体系上的歧视”[51],但如果任其发展,稀缺优质教育资源会继续向重点学校、高阶群体和优势空间流动与集聚,后果将是普通家庭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越来越少、难度越来越大。因此,鉴于教育对社会流动的深层作用,有必要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部教育资源的校际和群体间差距,增强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性与社会-空间可达性。
6 结论与讨论
6.1 大城市教育资源社会-空间可达性的差异特征
城市教育资源配置公平,既涵盖空间层面“量”的均衡,也涉及社会层面“质”的差异。本文提出教育资源社会-空间可达性概念,并分解为地理可达性、机会可得性和经济可能性指标,综合衡量城市内部教育资源配置的社会空间公平性。通过对南京公办中小学社会-空间可达性分析发现,2008—2018年期间,地理可达性差异由于内城并校和外围建校而整体收敛,而机会可得性和经济可能性的内外城区间、优劣校际间差异则有所增加,特别是小学教育资源表现尤为突出。总而言之,教育资源学区配给制度下,尽管在教育资源“量”的均衡方面有所改善,但在“质”的均衡方面并不理想,优质义务教育资源的“社会-空间可达性”偏低,普通家庭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难度越来越大。作为发达地区典型大城市,南京上述研究发现在中国其他城市中能够找到大量类似案例。以北京、杭州、西安、成都等城市为例,各地均采取学校合并的方式推进教育资源均衡发展,但顶级教育资源的获取难度有增无减。如北京二环内学区房价动辄每平米20万~30万的实验二小和北京四中;杭州城内毗邻省市政府和浙江大学西溪校区的学军小学、文三街小学和保俶塔小学;西安城墙边西北工业大学院内的西工大附属小学和附属中学;成都市中心彼此相邻的实验小学、泡桐树小学、东城根小学和树德中学等。上述各城市公认的“最牛”中小学本部教育资源,毫无例外的表现为地理可达性强(学区范围小)、机会可得性弱(住宅数量少而机关事业单位多)、经济可能性低(学区房价高)的社会-空间可达性特征,且一定程度上存在区域和校际间差异不断强化的趋势。
6.2 城市教育资源的分异趋向与社会空间重构效应
城市教育资源配置差异,既有城市发展长期积淀的历史原因,也有快速城市化、市场化转型时期的时代背景,还有单位制、学区制等相关制度成因。多样化影响因素的综合与相互作用导致教育资源的分化及社会空间配置差异,而伴随教育资源极化和城市规模扩张所产生的优质教育资源供需矛盾加剧,催生了一种新型的、由教育驱动的社会空间分异现象。自1949年以来,推动中国城市居民聚居的社会联系纽带,或者说居住空间分异模式,由计划经济时代的“业缘型”(典型如单位大院和工人新村),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地缘性”(典型如“浙江村”“新疆村”等),再到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后的“产缘型”(典型如先富阶层的别墅区和贫困群体的棚户区),发生了由被动到主动、由强纽带到弱联系、由“社会资本”到“经济资本”的转变。学区制度下教育驱动的社会空间分异现象,本质上主要是重视教育的中产阶层群体通过购买高价“学区房”实现向优质学区集聚的社会空间过程,这使“学区”成为阶层再生产的社会空间,更有可能造成社会流动的路径锁定和居住分异的空间固化。6.3 学区制度下的教育公平问题与政策修正建议
“就近入学”政策理论上是中国城市教育资源配置的更合理、更公平模式,但实际上,由于教育资源分化和社会空间分异的加剧,学区制度并未真正实现教育资源在空间上的均衡和群体间的均等。导致教育不公平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教育资源的不均衡,有人提出通过优化调整学区空间促进教育服务均等化,但因教育资源调整对利益相关群体而言将产生复杂的社会经济外部性,尤其是调整优质学区在现实中并非易事。以南京为例,尽管多年来内城学区频繁调整,名校“拉力琅”的学区却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再如游府西街小学与小火瓦巷小学的合并计划,因前者学生家长和学区业主的强烈反对而导致长期搁置。可见,要实现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的公平共享实难一蹴而就,需要政府、教育部门和学界的集体智慧和长期努力。关于城市教育资源配置的下一步研究,应聚焦于如何采取可行政策手段与实施路径,推进学区制度的优化修复和改革创新,不断降低城市内部区域和校际教育质量差异,最大限度促进教育质量的空间均衡和教育机会的社会公平。例如探索采用集团化办学、强校并弱校、大学区制(多校划片)、优秀教师校际流动、教育经费向薄弱学校倾斜等措施,促进城市教育事业优质、平衡与充分发展,进而通过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与空间正义。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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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sci [本文引用: 2]
基于分形理论和可达性理论,运用学校规模测度技术和地理空间测度技术对南京市2006年和2010年普通高中学校规模和空间布局进行分析。具体方法包括运用Hausdorff维数测度学校规模位序,运用关联维数测度学校空间分布的相关性,运用集聚维数测度学校空间分布的集聚性,运用时间可达性测度技术测度学校的可达性。测度结果显示:①2006~2010年间,南京市普通高中学校规模呈扩大趋势,但体系规模总体均衡,且5 a来规模差异有所缩小;②学校空间布局相关性高,且2006~2010年间的布局调整使空间相关性呈现加强趋势;③学校空间布局表现出集聚的特征,且2006~2010年间的布局调整使主城区学校空间布局趋于均衡(分散),而使郊区空间布局趋于集聚(集中);④无论5 a来趋于分散的主城区学校布局还是趋于集中的郊区学校布局,调整后区域内学校可达性都降低,学生上学时间成本普遍增加。建议教育部门在"十二五"期间进一步采取措施,一方面提高学校办学质量,另一方面在让学生就学更加便捷的前提下实现学校空间布局的均衡,以促进教育公平。
Magsci [本文引用: 2]
基于分形理论和可达性理论,运用学校规模测度技术和地理空间测度技术对南京市2006年和2010年普通高中学校规模和空间布局进行分析。具体方法包括运用Hausdorff维数测度学校规模位序,运用关联维数测度学校空间分布的相关性,运用集聚维数测度学校空间分布的集聚性,运用时间可达性测度技术测度学校的可达性。测度结果显示:①2006~2010年间,南京市普通高中学校规模呈扩大趋势,但体系规模总体均衡,且5 a来规模差异有所缩小;②学校空间布局相关性高,且2006~2010年间的布局调整使空间相关性呈现加强趋势;③学校空间布局表现出集聚的特征,且2006~2010年间的布局调整使主城区学校空间布局趋于均衡(分散),而使郊区空间布局趋于集聚(集中);④无论5 a来趋于分散的主城区学校布局还是趋于集中的郊区学校布局,调整后区域内学校可达性都降低,学生上学时间成本普遍增加。建议教育部门在"十二五"期间进一步采取措施,一方面提高学校办学质量,另一方面在让学生就学更加便捷的前提下实现学校空间布局的均衡,以促进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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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Magsci [本文引用: 1]
<p>利用GIS 网络分析技术可真实模拟可达性,实现设施优化布局。以大连市甘井子区兴华街道小学配置为例研究,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公安部门统计数据,通过实地调研,兼顾流动人口,利用GIS技术构建网络分析数据集,采用最小化阻抗模型和最大化覆盖范围模型比较研究,确定研究区小学配置方案。结论表明,基于最大覆盖范围原则的小学选址更合理。保持区域原有的兴华小学、松江路小学、千山路小学、华中小学和芙蓉小学5 所小学在原区位继续运行,在2 号和45号点位再配置2 所小学,较为合理。</p>
URLMagsci [本文引用: 1]
<p>利用GIS 网络分析技术可真实模拟可达性,实现设施优化布局。以大连市甘井子区兴华街道小学配置为例研究,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公安部门统计数据,通过实地调研,兼顾流动人口,利用GIS技术构建网络分析数据集,采用最小化阻抗模型和最大化覆盖范围模型比较研究,确定研究区小学配置方案。结论表明,基于最大覆盖范围原则的小学选址更合理。保持区域原有的兴华小学、松江路小学、千山路小学、华中小学和芙蓉小学5 所小学在原区位继续运行,在2 号和45号点位再配置2 所小学,较为合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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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000-5862.2011.06.026URL [本文引用: 1]
教育公平已成为当前基础教育的突出问题,基础教育资源空间布局均衡性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以ArcGIS为平台,在南昌市基础地理数据和中小学校分布数据的支持下,利用空间分析技术,以可达性为视角,从不同区域和不同出行方式等方面对南昌市基础教育资源可达性格局做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南昌市城区中小学校空间分布不均衡,区域差异明显;整个南昌市城区学校的可达性较好,平均时间成本7 min 48 s;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可达性存在较大差异.
DOI:10.3969/j.issn.1000-5862.2011.06.026URL [本文引用: 1]
教育公平已成为当前基础教育的突出问题,基础教育资源空间布局均衡性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以ArcGIS为平台,在南昌市基础地理数据和中小学校分布数据的支持下,利用空间分析技术,以可达性为视角,从不同区域和不同出行方式等方面对南昌市基础教育资源可达性格局做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南昌市城区中小学校空间分布不均衡,区域差异明显;整个南昌市城区学校的可达性较好,平均时间成本7 min 48 s;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可达性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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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本文引用: 1]
从地理空间的角度理解我国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政策与择校现象,引入空间模型模拟学校与居民点之间的供需关系,并尝试解释与择校现象密切相关的“热校”和“冷校”问题。使用最近距离模型、引力模型和Huff模型,以河南省巩义市50所初级中学和1276个居民点为例,在ArcGIS软件中进行模型分析。在模型有效性检验的基础上,引入学校热度指标鉴别“热校”和“冷校”,并统计各类学校的规模、生均资源分配和平均入学距离等指标。研究表明:Huff模型能较好地模拟义务教育供需现状;“热校”、“冷校”与其他学校的规模、生均资源和入学距离存在显著差异。该研究对于就近入学政策实施和学校布局调整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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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空间的角度理解我国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政策与择校现象,引入空间模型模拟学校与居民点之间的供需关系,并尝试解释与择校现象密切相关的“热校”和“冷校”问题。使用最近距离模型、引力模型和Huff模型,以河南省巩义市50所初级中学和1276个居民点为例,在ArcGIS软件中进行模型分析。在模型有效性检验的基础上,引入学校热度指标鉴别“热校”和“冷校”,并统计各类学校的规模、生均资源分配和平均入学距离等指标。研究表明:Huff模型能较好地模拟义务教育供需现状;“热校”、“冷校”与其他学校的规模、生均资源和入学距离存在显著差异。该研究对于就近入学政策实施和学校布局调整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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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Magsci [本文引用: 3]
学校是公共服务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空间分布以及可达性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受教育者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方便程度。把可达性的概念引入到教育公共设施的规划中,利用Mapinfo公司的控件MapX和Borland公司的可视化编程语言Delphi,开发了基于时间最短的路径选择信息系统,生成了学校可达性的等时线图和学校服务范围图,通过该系统可直观地看到区域内任何一点到达学校所花费的最短时间以及通过的路径。以江苏省仪征市的高级中学为例,运用该系统对高级中学的可达性进行了评价,并提出了其规划方案。
URLMagsci [本文引用: 3]
学校是公共服务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空间分布以及可达性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受教育者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方便程度。把可达性的概念引入到教育公共设施的规划中,利用Mapinfo公司的控件MapX和Borland公司的可视化编程语言Delphi,开发了基于时间最短的路径选择信息系统,生成了学校可达性的等时线图和学校服务范围图,通过该系统可直观地看到区域内任何一点到达学校所花费的最短时间以及通过的路径。以江苏省仪征市的高级中学为例,运用该系统对高级中学的可达性进行了评价,并提出了其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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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672-1586.2014.02.006URL [本文引用: 1]
针对贫困区基础教育资源分布中出现的教育资源空间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以连片特困区——武陵山片区的重庆市黔江区为例,以自然村尺度进行测算,重点研究并解决了贫困区教育资源空间布局现状的评估技术,以及两步移动搜寻法在农村贫困山区的关键技术改进和实现,并从供给和需求角度出发评价了教育资源的空间可达性。结果表明两步移动搜寻法适用于评估贫困山区教育资源的空间配置状况和分布情况;研究区教育可达性较高的地区不及需求总数的30%,分布在地形相对平坦,海拔较低的地区,服务范围内的学校多为中心校和实验小学,师资和占地面积优势大,但整体可达性并不理想。为相关部门有效配置教育资源,提出了"跑教"提升师资力量和恢复原有教学点等合理化建议。
DOI:10.3969/j.issn.1672-1586.2014.02.006URL [本文引用: 1]
针对贫困区基础教育资源分布中出现的教育资源空间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以连片特困区——武陵山片区的重庆市黔江区为例,以自然村尺度进行测算,重点研究并解决了贫困区教育资源空间布局现状的评估技术,以及两步移动搜寻法在农村贫困山区的关键技术改进和实现,并从供给和需求角度出发评价了教育资源的空间可达性。结果表明两步移动搜寻法适用于评估贫困山区教育资源的空间配置状况和分布情况;研究区教育可达性较高的地区不及需求总数的30%,分布在地形相对平坦,海拔较低的地区,服务范围内的学校多为中心校和实验小学,师资和占地面积优势大,但整体可达性并不理想。为相关部门有效配置教育资源,提出了"跑教"提升师资力量和恢复原有教学点等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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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sci [本文引用: 1]
对西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研究进展及理论脉络进行梳理.结果表明:战后西方国家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研究历经3个阶段:二战后至70年代,基于公共物品理论和社会公共服务的政府单中心供给模式,布局区位及影响机制是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研究的重点;70-90年代,从公共服务的双主体联合供给理论出发,重在探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空间公平;90年代以来,在公共服务多元供给理论基础上,从社会结构的深层次视角研究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可达性差异及社会空间分异.最后,从深化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改革、明确公共服务设施的市场化范围、与城市空
Magsci [本文引用: 1]
对西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研究进展及理论脉络进行梳理.结果表明:战后西方国家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研究历经3个阶段:二战后至70年代,基于公共物品理论和社会公共服务的政府单中心供给模式,布局区位及影响机制是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研究的重点;70-90年代,从公共服务的双主体联合供给理论出发,重在探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空间公平;90年代以来,在公共服务多元供给理论基础上,从社会结构的深层次视角研究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可达性差异及社会空间分异.最后,从深化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改革、明确公共服务设施的市场化范围、与城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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