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ogistics Supply Chai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Based on international freight forwarding enterprises data
LIANGShuangbo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7-04-4
修回日期:2017-07-26
网络出版日期:2017-11-20
版权声明:2017《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
-->
展开
摘要
关键词:
Abstract
Keywords:
-->0
PDF (14281KB)元数据多维度评价相关文章收藏文章
本文引用格式导出EndNoteRisBibtex收藏本文-->
1 引言
供应链是由多个相互联系、相互依靠的组织构成的网络[1],涉及到生产、分配(配送)和消费等维度,具有明显的地理特征[2]。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和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全球供应链加快重塑,港口、空港深度嵌入到全球生产消费过程[3,4]。在此背景下,亚太地区许多港口城市(区域)正由枢纽港口向全球贸易中心和供应链中心转型[5,6]。空港系统、陆路运输系统和物流服务系统重组融合,物流服务空间与功能结构发生显著变化,这种包含第三方物流(3PL)新功能在内的物流组织就是物流供应链[7]。目前学术界对物流供应链有不同的理解与表述,但一般认为物流供应链是以第三方物流企业(3PL)为核心,通过对流通过程中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的优化配置,实现物流各功能环节(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等)、功能组织(发货商、运输企业、港口、机场、船公司、货代企业、航运企业)相互协同的网络组织。现代物流企业的空间集散和职能分异,直接影响各城市在供应链中的地位,促进了物流供应链空间格局演化,引起****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全球供应链中心形成与结构演变研究。如王辑宪等以香港为案例,通过构建多重贸易枢纽概念模型和物流价值链分层转换模型,分析了香港从货运枢纽向全球价值链管理中心转型的影响因素与转型路径[5]。O'Connor通过构建全球物流系数(Global Logistics Index)对全球城市区域物流活动区位进行了分析,认为全球城市正成为3PL、4PL等企业集聚的热点,上海—宁波可能演化成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6]。但这种转变不仅需要基础设施的供给,更需要城市拥有综合性的物流服务能力[8]。在国内,王成金对物流企业空间组织网络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不同职能部门的区位取向[9]。曹卫东、梁双波等对苏州和上海物流企业、港航企业区位进行了相关研究[10-13]。宗会明、周素红等分析了全球生产网络(GPN)下深圳市物流业发展格局,探讨了全球化下地方综合服务型物流企业的空间网络组织[14]。二是基于运输(物流)组织的供应链中心发展研究。全球贸易网络的变化加快了供应链网络集成[15],围绕港口、机场物流组织展开的供应链中心相关研究应运而生,以港口、空港为枢纽的海运供应链(maritime supply chain)、海港物流链(maritime port logistics chain)、航运网络(shipping network)、海港陆向供应链整合(supply chain integration)、航空网络研究(aviation network)等领域研究成果显著。如Horst等从企业组织结构视角探讨了船公司、码头运营商、货代等在港口腹地供应链发展中的相互作用[16]。Lam以年箱位量(Annualized Slot Capacity)为表征参数分析了海运供应链服务模式[17],Ducruet等对全球海上集装箱航运网络和东北亚航运网络中心性等进行了分析[18,19],Li等则对全球海运网络的中心性变化展开了研究[20]。Notteboom等在港口区域化的相关研究中开始关注腹地供应链[21,22],Clott等探讨了芝加哥都市区港口陆向腹地供应链整合[23];航空网络则始终是运输地理****关注的重点领域[24-26]。总体上看,国内外****对物流供应链的研究基本是用运量航线数据,把物流业作为一个整体或对某类型物流进行分析,而运用关系型企业数据、定量测度物流供应链格局演化的专门研究较为薄弱。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全球物流网络一体化的推进,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功能日益多元化,企业总部、子公司在不同城市的分布及彼此间联系,构成了城市—城市物流供应链功能联系集合。国际货代的网络化成为物流供应链格局的重要表征,这为其演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向。
长江三角洲地区(以下简称长三角)外向型经济发达,物流业发展基础好,2015年其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3.81万亿,进出口总额13416亿美元。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推进,加快嵌入并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而物流供应链正是提升长三角外向辐射功能、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切入点。基于此,本文以长三角国际货运代理企业数据为基础,从区域和省域两个尺度,运用复杂网络等方法,通过分析城市间企业功能联系强度,进而对长三角物流供应链时空演化过程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重点回答四个方面的问题:物流供应链格局在两种空间尺度上发生怎样的变化?供应链节点组织能力、控制能力如何演变,有何差异?供应链稳定性和效率如何变化,两种空间尺度上是否有差异?物流供应链总体处于什么阶段,什么因素促使其演化?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采用的国际货运代理企业数据来自国家商务部国际货运代理企业信息管理系统,时间截至2015年12月。首先分析国际货代企业总部、子公司在各城市的空间布局,形成基于关系型企业数据的组织网络;然后以城市为节点,进行企业网络叠加、集成,形成城市—城市物流供应链。研究对象是长三角两省一市,共25个地级以上城市,选择2005年、2010年和2015年3个年份进行分析。数据筛选以国际货代子公司为线索,利用上海、江苏和浙江工商局企业基本信息查询系统,查询各子公司对应的总部所在城市,确定国际货代总部—分支结构型物流供应链联系,得到企业样本941家。在此基础上,根据企业经营范围,把国际货代企业划分成单一功能型(仅具有海运、空运和陆运职能中的一种)和综合功能型(至少具有海运、空运和陆运职能中的两种)。在此基础上,按照企业职能部门等级分别赋值为0、1、3等3个数量级别。3代表该城市为公司总部所在地,1为子公司所在城市,没有设立子公司则为0。最终得到一个包含25个城市两两之间连接值的25×25的非对称矩阵,这就是基于国际货代企业总部—子公司联系的物流供应链联系矩阵。
2.2 模型方法
2.2.1 物流供应链网络演化测度模型 物流供应链时空演化主要体现为供应链节点间网络联系强度和方向的变化。根据国际货代企业职能部门在各城市分布的差异,城市a在区域物流供应链中的组织能力可以划分为主动组织能力(Cab,j,总部在城市a子公司在其他城市)和被动组织能力(Cba,k,总公司在其他城市子公司在城市a)两个方面。借鉴“连锁型网络模型”[27],Vij表示j公司在i城市的服务值(Vaj为j公司在a城市的服务值,Vbj为j公司在b城市的服务值),以公司j表示的总部在城市a与子公司在城市b的物流供应链联系强度为:反之,以公司k表示的总部在城市b与子公司在城市a的物流供应链联系强度为:
城市a和城市b之间的物流供应链联系强度可以表示为:
式中:e、f分别代表总部在城市a(b),子公司在城市b(a)的企业数量。
为了更加综合直观的反映各节点在区域物流供应链中的组织能力,借鉴集装箱运输组织网络的相关成果[28],引入物流供应链组织系数(LSCOC)进行测度。LSCOCa是指城市a在区域物流供应链中的组织能力(Cab)与所有城市物流供应链组织能力平均值的比值。计算公式为:
LSCOCa值越大,说明城市a在区域物流供应链中综合的控制组织能力越强,其在物流供应链中的地位也越重要。
在此基础上,引入弦图(Chord Diagram)揭示网络节点间拓扑关系和属性[29]。不同圆弧代表不同的供应链节点城市,值越大,圆弧越长。圆弧间连线为弦,弦的颜色表示节点间拓扑关系,粗细代表关联强度。
2.2.2 物流供应链复杂性结构测度模型 以2.2.1中城市—城市间物流供应链强度关联矩阵为基础,通过分析网络密度、凝聚子群密度、平均路径长度和中间中心性等指标[30],对物流供应链稳定性、组织性能与效率、节点中心性等进行研究,具体指标计算均借助Ucinet实现。
(1)网络密度(D),实际存在的关系数除以理论上可能存在的关系总数。D介于0和1之间,D趋向1说明供应链节点间联系紧密,供应链协同稳定性好。反之,D趋向0说明供应链节点间联系不紧密,网络协同稳定性差。
(2)凝聚子群密度(EI),子群密度与整个网络密度的比值。EI取值范围为[-1,1],EI趋向1说明围绕核心节点的供应链子群内部联系紧密,子群间联系松散,网络整体协同稳定性相对较差;EI趋向-1说明供应链子群内部联系松散,子群间联系紧密,网络整体协同稳定性相对较好。
(3)平均路径长度(L),供应链网络中任意两城市间最短路径边数(拓扑最短距离)的平均值。L值越小说明供应链网络联通性越好,供应链性能和效率越高。
(4)中间中心性(BC),供应链网络中经过某点并连接这两点的最短路径占这两点间的最短路径线总数之比,值越大,节点资源信息控制能力越强。
3 物流供应链多尺度时空演化分析
3.1 物流供应链网络总体演化特征
3.1.1 区域尺度网络演化特征 根据式(3)对城市间物流供应链联系强度的计算显示,以上海为核心、以沪甬、沪(苏)宁、沪杭为骨干链条的放射状物流供应链网络正加快形成(图1)。上海—宁波间的物流供应链联系始终处于首位,中外运、中海环球、亚东国际等知名国际货代企业纷纷在宁波成立子公司,两地物流供应链联系不断加强,3个年份的物流供应链联系强度(Cab)分别达到192、711和921,总部在上海、子公司在宁波的企业数量分别达到了56家、215家和271家;上海—南京间的物流供应链联系位居第二位,城市物流供应链联系强度分别达到120、276和303,总部在上海、子公司在南京的企业数量分别为26家、62家和69家。上海—苏州、上海—杭州间的物流供应链联系强度分别为87、207、261和51、108、135。此外,上海与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物流供应链主要节点的联系在不断加强,2015年上海—无锡、上海-南通和上海—连云港的物流供应链联系强度分别达到84、78和54;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宁波分别构成江苏和浙江省内骨干网络。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12005-2015年长三角物流供应链空间组织
-->Fig. 1Spatial organization of LSC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2005 to 2015
-->
3.1.2 省域尺度网络演化特征 根据式(3),在对城市间物流供应链联系强度计算的基础上,按照省域单元尺度进行合并分析发现(表1),长三角区域物流一体化在不断加强。浙江与上海的物流供应链联系相对更强,联系强度由2005年的274上升到2015年的1116,而沪—苏间联系强度由2005年的282上升到2015年的827。苏—浙间物流一体化仍存在一定障碍,物流供应链联系增长缓慢,由2005年的15上升到2015年的72,且呈波动态势。江苏和浙江省内的物流供应链联系区域差异明显,江苏的物流供应链以苏南内部、苏南苏中地区的联系为主体,苏北地区内部的物流供应链发育较弱,其中苏南内部城市物流供应链联系强度从2005年的396上升到2015年的576;苏南城市与苏中三市间的网络联系在加强,总联系强度从2005年的51上升到2015年的66;苏南与苏北城市间的物流供应链联系主要是围绕南京展开,但徐州、宿迁和淮安三个城市与其他城市的联系均较弱。浙江省的物流供应链以浙东北地区联系为主体,浙西南地区的网络联系较弱。其中浙东北(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内部城市物流供应链总联系强度从2005年的126上升到2015年的342,分别占整个网络的56.76%和47.5%。浙东北与浙西南间的网络联系从2005年的90上升到2015年的282,杭州在货代网络中的地位上升明显,衢州、丽水与其他城市的网络联系较弱。
Tab. 1
表1
表1省域尺度物流供应链联系矩阵
Tab. 1Contact matrix of LSC on provincial scale
上海 | 江苏 | 浙江 | |||||||
---|---|---|---|---|---|---|---|---|---|
2005年 | 2010年 | 2015年 | 2005年 | 2010年 | 2015年 | 2005年 | 2010年 | 2015年 | |
上海 | - | - | - | 228 | 507 | 629 | 222 | 762 | 957 |
江苏 | 54 | 57 | 198 | - | - | - | 9 | 45 | 42 |
浙江 | 52 | 102 | 159 | 6 | 21 | 30 | - | - | - |
新窗口打开
3.1.3 物流供应链功能演化特征 2005年、2015年单一功能、综合功能的国际货代企业数量分别为49家和278家、86家和850家。研究显示,拥有单一功能国际货代企业城市数量分别为16个和20个,企业基本倾向布局在沿江沿海港口城市和拥有机场的城市,如上海、南京、宁波、杭州、南通等地,联系方向主要是沪甬、沪宁、沪杭、甬杭、沪通(图2a、图2b),物流供应链功能以海运或空运服务为主体,主要开展专业化、单一化货代服务;拥有综合功能货代企业的城市数量分别为21个和25个,上海、南京、宁波、杭州企业集聚优势明显,苏州和南通的优势也开始显现,沪甬、沪宁、沪杭、沪苏、宁苏、杭甬等是主要的联系方向(图2c、图2d),物流供应链功能以“海运+空运”或者“海陆空”兼具为主,“海陆”或者“空陆”类型的企业极少,这与长三角独特区位有着极大关联。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2物流供应链功能演化格局
-->Fig. 2Functional evolution pattern of LSC
-->
3.2 物流供应链节点组织能力空间分异特征
3.2.1 区域尺度节点组织能力 根据式(4)的计算结果(表2)显示,上海、宁波、南京、苏州、杭州和无锡在物流供应链中的组织能力总体处于较强水平,其中上海稳居首位,宁波在2010年超过南京成为第二位枢纽。根据节点组织能力演变态势,可以划分成持续上升、持续下降、先升后降和先降后升等四种类型。持续上升型包括上海、宁波、连云港、舟山、湖州、宿迁和淮安,如上海的组织能力从2005年的7.177上升到2015年的8.631,淮安因2005年、2010年缺少国际货代企业布局,其组织能力的演化态势仍需进一步考察;持续下降型包括南京、苏州、无锡、南通、台州等城市,如南京的组织能力从2005年的4.811下降至2015年的3.015,降幅明显;先升后降型包括杭州、金华、台州、盐城等城市,杭州的组织能力变化幅度明显,分别上升、下降0.153和0.115;先降后升型只有常州,变动的幅度相对 较小。3.2.2 省域尺度节点组织能力 运用式(4)分别对江苏、浙江省内城市的组织能力进行研究。计算结果(表3)显示,南京和杭州分别是各自省内物流供应链组织的核心,苏州、无锡分别是江苏的第二、第三位供应链枢纽城市;宁波对浙江省内节点的组织能力始终处于第二位,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宁波在区域物流供应链中服务对象主要是浙江省以外的城市。根据节点组织能力演变态势,可以划分成持续上升、持续下降、先升后降和先降后升等四种类型。先降后升型包括南京、宁波、温州和丽水,这四个节点2015年的组织能力均低于2005年,说明其组织能力总体是下降态势;先升后降型包括苏州、常州、徐州、盐城和杭州、湖州、绍兴、金华、衢州和台州,其中苏州、湖州、衢州和台州2015年的组织能力低于2005年,其组织能力总体也是呈下降态势。持续上升型包括无锡、南通、连云港、淮安、宿迁和舟山,持续下降型包括泰州、扬州、镇江和嘉兴。节点在省域与区域尺度组织能力演变表现出较大差异,这说明尺度对节点组织能力具有明显影响。
Tab. 2
表2
表2区域尺度物流供应链节点综合组织能力演变
Tab. 2Integrated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evolution of LSC nodes on regional scale
类型 | 节点 | 2005年 | 2010年 | 2015年 | 类型 | 节点 | 2005年 | 2010年 | 2015年 |
---|---|---|---|---|---|---|---|---|---|
持续上升型 | 上海 | 7.177 | 8.301 | 8.631 | 先升后降型 | 杭州 | 1.656 | 1.809 | 1.694 |
宁波 | 3.588 | 4.974 | 5.243 | 金华 | 0.315 | 0.371 | 0.334 | ||
连云港 | 0.237 | 0.323 | 0.440 | 台州 | 0.158 | 0.210 | 0.187 | ||
舟山 | 0.039 | 0.048 | 0.067 | 盐城 | 0.118 | 0.129 | 0.120 | ||
湖州 | 0.079 | 0.081 | 0.093 | 绍兴 | 0.079 | 0.145 | 0.147 | ||
宿迁 | - | 0.016 | 0.027 | 衢州 | - | 0.032 | 0.027 | ||
淮安 | - | - | 0.013 | 丽水 | - | 0.162 | 0.133 | ||
持续下降型 | 南京 | 4.811 | 3.295 | 3.015 | 持续下降型 | 扬州 | 0.355 | 0.162 | 0.133 |
苏州 | 2.721 | 2.164 | 2.094 | 镇江 | 0.394 | 0.226 | 0.213 | ||
无锡 | 1.104 | 0.888 | 0.827 | 徐州 | 0.039 | 0.032 | 0.027 | ||
南通 | 0.907 | 0.678 | 0.640 | 温州 | 0.355 | 0.323 | 0.307 | ||
泰州 | 0.237 | 0.129 | 0.107 | 嘉兴 | 0.315 | 0.275 | 0.253 | ||
先降后升型 | 常州 | 0.315 | 0.226 | 0.227 |
新窗口打开
Tab. 3
表3
表3省域尺度物流供应链节点综合组织能力演变
Tab. 3Integrated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evolution of LSC nodes on provincial scale
类型 | 节点城市 | 2005年 | 2010年 | 2015年 |
---|---|---|---|---|
持续上升型 | 无锡 | 1.328 | 1.466 | 1.469 |
南通 | 0.839 | 0.880 | 0.935 | |
连云港 | 0.140 | 0.440 | 0.490 | |
淮安 | 0.000 | 0.000 | 0.045 | |
宿迁 | 0.000 | 0.000 | 0.045 | |
舟山 | 0.149 | 0.154 | 0.229 | |
持续下降型 | 泰州 | 0.349 | 0.342 | 0.312 |
扬州 | 0.559 | 0.391 | 0.356 | |
镇江 | 0.699 | 0.586 | 0.579 | |
嘉兴 | 1.041 | 0.720 | 0.688 | |
先升后降型 | 苏州 | 2.726 | 2.786 | 2.671 |
常州 | 0.489 | 0.538 | 0.490 | |
徐州 | 0.070 | 0.098 | 0.089 | |
盐城 | 0.210 | 0.342 | 0.312 | |
杭州 | 3.716 | 3.907 | 3.758 | |
湖州 | 0.149 | 0.154 | 0.138 | |
绍兴 | 0.297 | 0.463 | 0.413 | |
金华 | 0.892 | 0.977 | 0.917 | |
衢州 | 0.000 | 0.051 | 0.046 | |
台州 | 0.595 | 0.668 | 0.642 | |
先降后升型 | 南京 | 5.591 | 5.132 | 5.209 |
宁波 | 3.270 | 2.622 | 2.888 | |
温州 | 0.892 | 0.822 | 0.871 | |
丽水 | 0.000 | 0.463 | 0.413 |
新窗口打开
3.3 物流供应链复杂性结构演化特征
3.3.1 物流供应链网络稳定性 物流供应链网络密度计算显示(表4),区域尺度上,长三角网络密度(D)从2005年的0.103持续增长到2015年的0.16,供应链协同稳定总体趋好;但从网络密度变化(△D)情况看,2010-2015年的△D为0.012,较2005-2010年的△D(0.045)有所下降,这显示区域物流供应链协同性在总体趋好的基础上又有所下降。省域尺度看,江苏和浙江的物流供应链网络密度均表现为持续上升趋势,分别从2005年的0.135和0.146上升到2015年的0.199和0.218,省域内部节点间物流供应链稳定性趋好。从2005-2010年、2010-2015年网络密度变化(△D)情况看,2005-2010年江苏和浙江的物流供应链网络稳定性强化程度均较高,浙江尤为明显。这说明省域尺度物流供应链协同性在总体趋好的基础也呈现一定的下降态势。凝聚子群密度(EI)的计算显示(表4),区域尺度上,EI从2005年的0.32下降到2010年的0.049,转而上升到2015年的0.091,这说明长三角内部子群与子群间联系开始加强,网络整体协同稳定性趋好,但其稳定性在2010年后又有所下降。省域尺度上,浙江的凝聚子群密度(EI)趋向于-1,且表现出持续降低态势,这说明浙江的供应链子群间联系紧密,网络整体协同稳定性较好,但2010-2015年的稳定性也有所下降。江苏的凝聚子群密度(EI)小于零且呈先变大后变小态势,这说明江苏省内子群间的联系是先松散后紧密,省内供应链在总体稳定的基础上呈现出一定波动。Tab. 4
表4
表4物流供应链网络密度与凝聚子群密度演变
Tab. 4Evolution of LSC network density and agglomerated subgroup density
2005年 | 2010年 | 2015年 | ||||
---|---|---|---|---|---|---|
D | EI | D | EI | D | EI | |
长三角 | 0.103 | 0.320 | 0.148 | 0.049 | 0.160 | 0.091 |
江苏 | 0.135 | -0.222 | 0.180 | -0.200 | 0.199 | -0.273 |
浙江 | 0.146 | 0.000 | 0.209 | -0.176 | 0.218 | -0.222 |
新窗口打开
3.3.2 物流供应链网络效率 平均路径长度是网络整体性的重要表征。对区域尺度、省域尺度物流供应链平均路径长度(L)的分析发现(表5),区域尺度上,长三角物流供应链平均路径长度呈下降的态势,L从2005年的2.143下降到2015年的2.031,这说明物流供应链网络空间组织性能和效率在不断提高。省域尺度上,江苏物流供应链平均路径长度(L)先降后升,从2005年的2.62下降到2010年的2.289,转而上升为2015年的2.306,但比2005年低,说明其性能和效率总体是上升趋势,但略有波动,这与无锡、南通、连云港等节点在省内组织能力的持续上升存在极大关联。浙江的物流供应链平均路径长度(L)先升后降,从2005年的1.4上升到2010年的2.038,转而下降到2.025,但仍高于2005年,这显示其性能和效率呈先下降后略有上升的态势,主要跟杭州、宁波节点在省内组织能力的演变有关。
Tab. 5
表5
表5物流供应链平均路径长度演变
Tab. 5Evolution of LSC average path length
2005 | 2010 | 2015 | |
---|---|---|---|
长三角 | 2.143 | 2.074 | 2.031 |
江苏 | 2.62 | 2.289 | 2.306 |
浙江 | 1.4 | 2.038 | 2.025 |
新窗口打开
3.3.3 节点物流信息控制能力 节点中间中心性计算显示(表6),区域尺度上,上海、宁波对物流资源信息控制能力始终位列前两位,但上海的控制能力在不断强化,其中间中心性(RBC)从2005年的27.379上升到2015年的43.376;宁波的区域尺度中间中心性(RBC)呈倒“V”型走势。南京的区域尺度中间中心性(RBC)则呈“V”型走势,RBC从2005年的12.234下降到2010年的7.053,而后又上升到18.877。连云港、杭州和苏州、南通对物流资源信息控制能力也保持较高水平,但苏州、南通和无锡的中间中心性总体呈下降态势,RBC分别从2005年的1.329、1.908和0.664下降到2015年的1.111、0.845和0.556;2005年的盐城、2015年的绍兴表现出一定的物流资源信息的控制能力,嘉兴在2010年后物流资源信息控制能力才出现并不断加强,其他城市的节点中间中心性则均为0。省域尺度上,南京对江苏省内物流资源信息控制能力始终处于首位,PBC从2005年的39.394上升到2015年的71.212;南通在江苏省内物流资源信息的控制能力超过苏州,始终处于第三位,三个年份PBC均为4.545;连云港和无锡的中间中心性较为稳定,盐城则下降幅度较大,从2005年的24.242降为0,其他城市的节点中间中心性则均为0。杭州对浙江省内物流资源信息的控制能力始终处于核心地位,2010年其中间中心性(PBC)达到61.852;宁波对省内物流资源信息的控制能力总体是上升态势,但有一定的波动性;嘉兴的信息控制能力也有了较大提升,其他城市的节点中间中心性则均为0。
Tab. 6
表6
表6区域—省域尺度供应链节点中间中心性演变
Tab. 6Intermediate centrality evolution of LSC nodes on regional and provincial scales
2005年 | 2010年 | 2015年 | ||||
---|---|---|---|---|---|---|
RBC | PBC | RBC | PBC | RBC | PBC | |
上海 | 27.379 | - | 43.279 | - | 43.376 | - |
宁波 | 19.662 | 25.556 | 21.322 | 28.519 | 18.919 | 26.667 |
南京 | 12.234 | 39.394 | 7.053 | 39.394 | 18.877 | 71.212 |
连云港 | 7.415 | 13.636 | 8.285 | 13.636 | 8.575 | 16.667 |
杭州 | 4.771 | 25.556 | 8.14 | 61.852 | 6.347 | 60 |
苏州 | 1.329 | 3.03 | 1.292 | 3.03 | 1.111 | 3.03 |
南通 | 1.908 | 4.545 | 0.918 | 4.545 | 0.845 | 4.545 |
无锡 | 0.664 | 1.515 | 0.646 | 1.515 | 0.556 | 1.515 |
盐城 | 1.087 | 24.242 | 0 | 0 | 0 | 0 |
嘉兴 | 0 | 0 | 0.731 | 0.741 | 0.912 | 2.222 |
绍兴 | 0 | 0 | 0 | 0 | 0.483 | 0 |
新窗口打开
4 物流供应链时空演化模式与影响因素
4.1 物流供应链演化模式
以上述分析为基础,综合考虑节点间网络联系强度、节点综合组织能力与信息控制能力,物流供应链演化可以初步划分成以下五个阶段(图3)。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3物流供应链演化模式
-->Fig. 3Evolution pattern of LSC
-->
第一阶段,萌芽期(图3a)。在各省内部,以综合交通区位和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为依托,节点城市对省内其他城市的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配置作用凸显,逐步成为物流供应链枢纽,节点等级层次性逐渐显现。在此阶段,区域枢纽节点是各省之间联系的主要载体,枢纽节点与省内其他节点的联系较弱,彼此间呈分散、无序状态。
第二阶段,雏形期(图3b)。伴随区域经济发展和综合交通网络建设,拥有大型港口、机场等设施的城市在物流供应链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其辐射范围开始向区域乃至更大空间尺度拓展,节点城市物流组织能力和物流信息控制能力分异扩大。在此阶段,枢纽节点间、枢纽节点与省内节点的功能联系增强,但供应链稳定性和效率仍处于较低水平。
第三阶段,初步发育期(图3c)。随着全球生产网络演变和物流一体化的推进,枢纽节点间物流联系仍然是跨省物流联系的主体,且强度不断增强;省内物流供应链呈网络化、扁平化特征,跨省边界地区一些优势区位节点得到较快发展;物流供应链枢纽节点与其他省份节点间的联系开始出现,但仍处于较弱状态。
第四阶段,快速成长期(图3d)。区域一体化和区域生产网络的发展加速了物流企业职能部门的空间分异,这种企业组织网络的演化反过来又加强了物流供应链网络的复杂性。区域枢纽节点间的物流联系进一步增强,枢纽节点与省域边界节点的联系强度发生分异;物流供应链网络整体的稳定性和网络效率较上一阶段有所强化。
第五阶段,成熟完善期(图3e)。在网络经济不断发展和物流业转型的背景下,以价值链分工为导向的区域物流供应链演化加速,高端供应链价值环节主要在区域节点城市集聚,中低端环节则重点向周边地区转移,节点等级结构日益有序化;物流供应链的纵向一体化、横向一体化规模水平均大幅提升,省域内部、省域之间的物流供应链高度融合、协同,逐步形成供应链节点服务空间和功能有序补充的网络模式。
结合2005年以来长江三角洲物流供应链多尺度时空演化分析,并梳理各省市交通志等资料,可以判断,当前长三角物流供应链基本处于第四阶段的发展演化过程中。
4.2 物流供应链演化的影响因素
物流供应链演化受到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综合区位优势、宏观政策调控与市场化建设、物流一体化与物流资源整合、全球生产网络与物流企业组织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和交互作用。4.2.1 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综合区位 区域经济快速发展产生旺盛的运输需求,这刺激了物流业规模扩大,各类物流企业开始在优势交通区位城市集聚,并不断沿主要交通通道和运输联系方向向周边城市扩散,部分省域边界城市、沿海大型港口城市、省内枢纽节点城市组织能力得到提升,由此促进区域物流供应链发展演化。统计显示,2005-2015年长三角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外贸进出口总额分别从41264亿元、5216.78亿美元增长到138126亿元、13416亿美元,年均增长12.8%和9.9%。上海、宁波、南京、杭州和无锡以及上海周边的节点城市如苏州、南通、嘉兴等得到快速发展。
4.2.2 宏观政策调控与市场化建设 长三角物流供应链的发展演化与政府宏观政策的调控引导,以及物流业市场化改革紧密相关。《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发改地区[2010]1243号)、《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改规划[2016]1176号)等对长三角港口、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提出明确要求,港口和航空枢纽间的分工协作受到重视,综合交通网络日益形成。依托港口枢纽,由沿海沿江港口物流园区—物流中心—配送节点、内陆无水港等组成的物流网络不断完善;港口、机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平台建设加快,这极大的推进了区域间物流分工协作,物流供应链得到快速发展。此外,随着2005年中国加入WTO后过渡期的结束,物流产业进入全面开放阶段,外资可以在华设立独资物流企业。如2005年长三角的国际货代机构数量(总部、子公司)为327家,到2015年底已达到941家。此外,结合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允许外商在上海自贸试验区独资设立国际船舶运输企业,这将极大提升上海物流供应链枢纽节点功能。国际货代企业可以根据自身企业发展战略需要和市场需求,自主决定在长三角城市设置总部、子公司等,这促进了物流供应链网络发育,但同时也会加剧不同城市间竞争。
4.2.3 物流一体化与物流资源整合 从全球供应链发展趋势看,着眼于优化整个供应链网络,实现客户价值共同创造是供应链系统关注的重点,而上下游合作伙伴的动态选择则是网络整合的焦点[31]。物流业作为供应链的关键一环,全球物流网络一体化得到发展(图4),不同物流环节间、不同地区(城市)物流网络间合作加强[32],超级承运人、综合服务商出现并得到发展[33]。在此背景下,长三角门户枢纽城市纷纷加快提升物流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其在整个物流供应链中的竞争力,各省内部处于非优势交通区位的城市(如宿迁、淮安、衢州)主动加强与门户枢纽节点(如南京、宁波)联系,省域“轴辐”网络开始形成。如江苏围绕重点物流园区、主要港口等物流枢纽,加强物流衔接配套,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在口岸合作、物流园区运营、物流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合作不断加强,区域物流联动格局形成。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4物流供应链功能一体化注:据Robinson R改绘。
-->Fig. 4Function integration of LSC
-->
4.2.4 全球生产网络与物流企业组织 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重构是推动物流专业化的重要因素。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内综合型物流企业空间扩张呈现出“先国内、后国际”的时间特征和“接触式扩散+跳跃式扩散”的空间扩张特征[34],企业空间组织不断演变。在此背景下,长三角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成为国际、国内综合物流企业区位首选地。如截至2015年底,上海已布局有全球第一大国际船舶管理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卫狮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航运总部(中国经贸船务有限公司)等重点航运企业,总部在上海的外资船级社达15家(全国22家)。这对上海物流组织能力和长三角物流供应链效率发挥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5 结论与讨论
伴随全球生产网络的演变和区域物流业发展,物流供应链正成为交通运输地理学和物流地理学关注的重要议题,是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新领域。基于长三角国际货代企业数据,从区域—省域尺度研究了2005年以来长三角物流供应链演化过程,并探讨了物流供应链的演化模式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长三角物流供应链基本形成以上海为核心的放射状格局,物流供应链功能日益综合化;物流一体化程度在不断加强,但江苏和浙江间的物流供应链联系增长较为缓慢。省域内部物流供应链的联系差异明显,苏北、浙西南地区物流供应链发育相对较弱。
(2)供应链节点在区域—省域尺度的组织能力、物流信息控制能力空间分异明显。区域尺度上,上海、宁波、南京、苏州、杭州和无锡组织能力总体处于较强水平,上海、宁波始终位列前两位,这与已有长三角城市网络研究成果有所不同[35,36];省域尺度上,南京和杭州是各自省内物流供应链组织核心和物流资源信息控制中心,这与区域尺度格局有一定差异。
(3)区域—省域尺度上物流供应链稳定性均总体趋好,但有一定下降态势。区域尺度上物流供应链效率总体不断提高,但省域尺度上有所差异,江苏供应链效率总体上升但呈先降后升态势,浙江供应链效率总体上升但呈先升后降态势。
(4)物流供应链演化可以划分成五个阶段。在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综合区位优势、宏观政策调控与市场化建设、物流一体化与物流资源整合、全球生产网络与物流企业组织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和交互作用下,当前长三角物流供应链正处于第四阶段。
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功能转型为物流供应链时空演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以长江三角洲为例,对物流供应链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展开研究,在供应链演化、供应链稳定性和效率、节点组织能力等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有几方面仍需进一步关注:① 受数据限制,目前主要利用关系型数据对区域—省域尺度物流供应链展开分析,城市尺度内部、不同类型(内外资)货代数据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② 尺度对物流供应链演化具有一定的影响。目前研究初步揭示了区域—省域尺度物流供应链的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但这种演化过程在不同尺度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还有待深入。③ 物流供应链演化与城市(区域)生产、消费空间格局重构紧密相关,但这种交互的影响如何,该方面的研究尚待加强。
围绕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建设的推进,提出以下建议:一是要充分发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作用,加强上海与周边苏州、南通、嘉兴等节点的组织联系,共同打造国际供应链中心。二是明确杭州、宁波在浙江省和整个长三角地区承担的功能中的差异,应进一步加强宁波、杭州节点的组织分工与引导,明确杭州以省内服务为主,宁波以区域服务为主,通过协调“双核”功能联合做大做强。三是结合扬子江城市群建设,应充分加强扬(州)—泰(州)间的协作,以此为桥梁,增强苏南对苏北地区的辐射。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1] | , |
[2] | , Global supply chains have a distinct geography that involves the dimensions of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This geography, at the heart of many sourcing strategies, is often neglected by supply chain managers, or at least scholars investigating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However, this essay underlines that this geography reveals patterns that depict well the organization and structure of outsourcing with distribution systems supporting the dichotomy between the geography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Significant segments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exist solely to support this spatial divergence. Global processes are also reflected in regional structures and the case of third party logistics providers is investigated. Depending on the gateway and the type of supply chain being serviced, North American 3PLs display a clustering that is particularly prevalent around airport terminals and crossborder ports of entry. Such firms are highly flexible and changes in the locational behavior are likely to reflect changes in outsourcing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
[3] | , This article build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help explain governance pattern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It draws on three streams of literature – transaction costs economics,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and firm-level learning – to identify three variables that play a large role in determining how global value chains are governed and change. These are: (1) the complexity of transactions, (2) the ability to codify transactions, and (3) the capabilities in the supply-base. The theory generates five types of global value chain governance – hierarchy, captive, relational, modular, and market – which range from high to low levels of explicit coordination and power asymmetry. The article highlights the dynamic and overlapping nature of global value chain governance through four brief industry case studies: bicycles, apparel, horticulture and electronics. |
[4] | . , 长江沿岸港口体系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支撑.本文首先对自古以来长江沿岸港口体系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了科学实证,发现港口体系经历了“港口的起源与产生—港口体系萌芽—港口体系雏形—港口体系形成—港口体系升级”5个阶段.依据实证分析,对长江沿岸港口体系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归纳演绎,认为相关港口对水水中转和陆水中转腹地的长期相互竞争是导致港口体系形成的主要机制,其中对水水中转腹地的竞争尤为关键,而港口对中转腹地的竞争随时间推移不断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推进.最后从政策层面,对长江沿岸港口体系和长江经济带综合运输体系建设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讨伦. , 长江沿岸港口体系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支撑.本文首先对自古以来长江沿岸港口体系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了科学实证,发现港口体系经历了“港口的起源与产生—港口体系萌芽—港口体系雏形—港口体系形成—港口体系升级”5个阶段.依据实证分析,对长江沿岸港口体系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归纳演绎,认为相关港口对水水中转和陆水中转腹地的长期相互竞争是导致港口体系形成的主要机制,其中对水水中转腹地的竞争尤为关键,而港口对中转腹地的竞争随时间推移不断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推进.最后从政策层面,对长江沿岸港口体系和长江经济带综合运输体系建设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讨伦. |
[5] | ,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ritical challenges encounter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Hong Kong from a freight transport hub city to a knowledge-based global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enter (GSCMC). The exploration involves an examination of the structural issues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in Hong Kong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global value chains (GVC).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a series of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to reveal the essential problems that the key parties of the Hong Kong logistics industry face if the transition of Hong Kong into a GSCMC is to be successful in all segments of the industry. Through a categorical analysis of logistics segments, the hurdles to the GSCMC as well as the institutional measures are also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
[6] | ,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extend and develop research surrounding the links between transport and urban regions. An understanding of transport activity has long involved the use of spatial frameworks, seen in the idea of a gateway city (with its surrounding hinterland) and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hubs or nodes. The particular framework used here is the global city region, a build-out from the much researched global city, and acknowledged as the most prominent feature of spatial development in the global economy. As these areas can accommodate important sea and airport infrastructure, the global city region can be expected to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global logistics. Whether that significance extends just from the physical realm, as reflected in the infrastructure, or whether it is embedded in the scale and complexity of the advanced business services sector within the global city, is the issue that lies at the heart of the research. The research has set out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w important are these regions in logistics activity?. The question has relevance in the context of transport geography as it provides an urban structure perspective on what is commonly seen as separate port or airport activity. Its relevance is enhanced as its answer relies upon a simultaneous analysis of both sea and air freight activity. Results show these regions counted for a substantial and growing share of sea and air freight between 1996 and 2006. In accounting for that outcome the research explores the particular effect of infrastructure (showing that global city regions with multiple seaport and airports play a special role) and also isolates the links with global city functions.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some insight on the special challenge these places create for strategic urban planning policy. |
[7] | . , |
[8] | |
[9] | . , 物流企业是承担物流活动的专业化组织,是具有空间网络的企业形 式.基于相关研究的评述,分析了物流企业网络的基础理论,重点解析其空间体系、职能联系与运营机制.通过研究,认为物流企业由企业属性要素和物流属性要素 组成,其共同作用形成企业部门的职能分化和区位分离,由此形成物流企业网络,包括企业组分网络和物流运营网络.物流企业在城市和区域尺度构筑企业组分网 络,城市网络包括总公司、配送中心和营业点,总公司布局于市中心区,配送中心倾向于近郊区,营业点集中在物流密集区;区域网络包括总部、区域分公司、地方 分公司、办事处和受理点,总部布局于国内大城市,区域分公司倾向于各区政治经济中心,地方分公司集中在省会、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办事处与受理点在企业网 络外部或内部空白处布局.物流运营网络由运输专线、配送体系和物流网络组成,运输专线形成支线和干线两类,是物流运营的基本途径;配送体系形成区域、城市 区域和城市三层,是物流企业提升竞争力的保障:运输专线和配送体系的交错、融合和优化,最终形成轴辐物流网络. , 物流企业是承担物流活动的专业化组织,是具有空间网络的企业形 式.基于相关研究的评述,分析了物流企业网络的基础理论,重点解析其空间体系、职能联系与运营机制.通过研究,认为物流企业由企业属性要素和物流属性要素 组成,其共同作用形成企业部门的职能分化和区位分离,由此形成物流企业网络,包括企业组分网络和物流运营网络.物流企业在城市和区域尺度构筑企业组分网 络,城市网络包括总公司、配送中心和营业点,总公司布局于市中心区,配送中心倾向于近郊区,营业点集中在物流密集区;区域网络包括总部、区域分公司、地方 分公司、办事处和受理点,总部布局于国内大城市,区域分公司倾向于各区政治经济中心,地方分公司集中在省会、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办事处与受理点在企业网 络外部或内部空白处布局.物流运营网络由运输专线、配送体系和物流网络组成,运输专线形成支线和干线两类,是物流运营的基本途径;配送体系形成区域、城市 区域和城市三层,是物流企业提升竞争力的保障:运输专线和配送体系的交错、融合和优化,最终形成轴辐物流网络. |
[10] | . , This paper studies spatial pattern and evolution location of urban logistics enterprises and reveals its general laws. Through establishing logistics space and attribute database of Suzhou during 1990-2007, with GIS spa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module and visualization, this paper applies quadrat,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hotspot analysis to study urban logistics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e following results. (1) In recent 20 years, generally the logistics enterprise distribution has been in a state of agglomeration, but as time goes by, the decline of BPI marks a weakening tendency, for the logistics enterprise distribution expands from few intensive centers to other aggregation centers, lacking global higher and lower value centers. Thus, the distribution displays evolution and migration. (2) Globally, the hotspot of logistics enterprise distribution shows apparent expansion and migration. First, the area of hotspot evolves from singleness to multiplicity, and expands from downtown to sub-center towns. Second, the spatial expansion of hotspots shows the striking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along the roads (G312 National Road and Shanghai-Nanjing Road) and river (Yangtze River). (3) Asset and non-asset logistics enterprise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pattern evolution: asset logistics hotspots have weakened in the downtown, further expansion and centrifugation, while non-asset logistics hotspots are mainly in the downtown, with obvious centralization and distribution along G312 National Road. , This paper studies spatial pattern and evolution location of urban logistics enterprises and reveals its general laws. Through establishing logistics space and attribute database of Suzhou during 1990-2007, with GIS spa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module and visualization, this paper applies quadrat,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hotspot analysis to study urban logistics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e following results. (1) In recent 20 years, generally the logistics enterprise distribution has been in a state of agglomeration, but as time goes by, the decline of BPI marks a weakening tendency, for the logistics enterprise distribution expands from few intensive centers to other aggregation centers, lacking global higher and lower value centers. Thus, the distribution displays evolution and migration. (2) Globally, the hotspot of logistics enterprise distribution shows apparent expansion and migration. First, the area of hotspot evolves from singleness to multiplicity, and expands from downtown to sub-center towns. Second, the spatial expansion of hotspots shows the striking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along the roads (G312 National Road and Shanghai-Nanjing Road) and river (Yangtze River). (3) Asset and non-asset logistics enterprise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pattern evolution: asset logistics hotspots have weakened in the downtown, further expansion and centrifugation, while non-asset logistics hotspots are mainly in the downtown, with obvious centralization and distribution along G312 National Road. |
[11] | . , , |
[12] | . , , |
[13] | . , 以上海港口物流企业数据为基础,运用GIS空间分析、数理统计等方法,探讨港口物流企业空间格局及演化规律,并对其关键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上海港口物流企业空间格局总体呈集聚化和郊区化特征,中心城区仍是港口物流企业集聚的主要区域,但企业所占比例呈下降态势,郊区企业所占比例则不断上升。不同类型港口物流企业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处于价值链低端的运输仓储型企业倾向于向郊区转移,处于价值链中高端的综合服务型企业仍主要布局在中心城区,但已显现出郊区化端倪。上海港口物流企业空间格局演化受到港口功能演变、综合交通网络建设、商务支撑条件、城市规划及发展政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 以上海港口物流企业数据为基础,运用GIS空间分析、数理统计等方法,探讨港口物流企业空间格局及演化规律,并对其关键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上海港口物流企业空间格局总体呈集聚化和郊区化特征,中心城区仍是港口物流企业集聚的主要区域,但企业所占比例呈下降态势,郊区企业所占比例则不断上升。不同类型港口物流企业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处于价值链低端的运输仓储型企业倾向于向郊区转移,处于价值链中高端的综合服务型企业仍主要布局在中心城区,但已显现出郊区化端倪。上海港口物流企业空间格局演化受到港口功能演变、综合交通网络建设、商务支撑条件、城市规划及发展政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
[14] | . , 本研究以对外贸易和物流为研究对象,选择国际化程度较高,物流业 发展国内领先的深圳市为案例,分析了深圳市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物流业发展地位和发展格局。提出全球生产网络下物流业会有较大的发展,每个城市和地区都应积极 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中;融入过程受到周边区域和城市的激烈竞争;港口和空港是城市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物流终端,政府应重视港口和空港货运发展,尤其是未 来空港货运发展。 . , 本研究以对外贸易和物流为研究对象,选择国际化程度较高,物流业 发展国内领先的深圳市为案例,分析了深圳市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物流业发展地位和发展格局。提出全球生产网络下物流业会有较大的发展,每个城市和地区都应积极 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中;融入过程受到周边区域和城市的激烈竞争;港口和空港是城市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物流终端,政府应重视港口和空港货运发展,尤其是未 来空港货运发展。 |
[15] | , Monitoring maritime cargo worldwide transport routes is currently a strategic aspect of any port authority activity. These types of vessels carry by-products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of raw materials, which used to be transported by the world fleet of bulk carriers. These cargoes are handled in different ways when loaded/unloaded, depending on the logistic modes: containerised or uncontainerised. Regardless of the advantages and drawbacks inherent to both choices, it can be deduced that the signing of a charter party depends largely on the value of the cargo being shipped. It can thus be observed that there is a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ransport flow dynamics and the type of cargo being shifted.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maritime cargo routes that affect the European Continent port system.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describe how connectivity evolved between the difficult period from March 2007 to March 2011. Information of relevance to the way in which the world maritime traffic of uncontainerised (general cargo hereinafter) and containerised cargo evolved will be shown for that period. It was decided to use Graph Theory techniques additionally with statistical techniques, so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describe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each port in the world transport context. |
[16] | , Many different private companies shipping lines, terminal operating companies, forwarders, hinterland transport providers, and inland terminal operators are involved in hinterland transport. In addition, different public actors such as the port authority, customs, and infrastructure managers are involved. Creating effective hinterland transport chains requires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all these actors; coordination does not come about spontaneously. Its development may be hindered by free-riding problems, a lack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a lack of incentives for coopera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analyses of the coordination problems in hinterland chains of seaports and arrangements to resolve these problems. The most relevant coordination problems in hinterland chains are discussed. Based on insights from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four main categories of arrangements to improve coordination are identified: the introduction of incentives, the creation of an interfirm alliance, changing the scope of the organisation, and collective action. An analysis is presented of a substantial number of coordination arrangements in hinterland transport to and from the port of Rotterdam, thereby indicating how coordination could be improved. |
[17] | , This paper offers a tool for analysing patterns of maritime supply chains. The study uses empirical data on slot capacity deployed by container shipping lines for analysing ports (as nodes) and routes and shipping lines (as links) that are embedded within the maritime supply chain. The ports of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are chosen to illustrate the respective transhipment and gateway perspectives. Findings reveal that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changes in the constitution of players can have reverberations on the maritime supply chain dynamics that traverse the port. Furthermore, evidence from trade route data also shows that maritime supply chain dynamics associated with transhipment and gateway ports could be governed by different levels of scope economies, demand complementarity and market power. The paper illustrates the abundant potential of slot capacity analysis for academic and industry/market research. Thus, future research can be pursued in various contexts and for different applications. |
[18] | , This article is essentially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 the network analysis of inter-port traffic flows. Based on a database of vessel movements, it applies conventional techniques of network analysis to the graph of Northeast Asian liner networks in 1996 and 2006. Such an approach proves particularly helpful for analyzing the changing position of major hub ports and for revealing their respective tributary areas within the region. Despite rapid traffic growth at Chinese port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study, the latter seem to remain polarized by established hubs such as Korean ports and Hong Kong. This research reveals the strong relation between local port policies and the evolution of shipping network design. |
[19] | , Abstract Port and maritime studies dealing with containerization have observed traffic concentration and dispers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Globalization, intermodal transportation,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in the shipping industry have resulted in both network extension and rationalization. However, lack of precise data on inter-port relations prevent the application of wider network theories to global maritime container networks, which are often examined through case studies of specific firms or regions. In this article, we present an analysis of the global liner shipping network in 1996 and 2006, a period of rapid change in port hierarchies and liner service configurations. While we refer to literature on port system development, shipping networks, and port selection, the article is one of the only analyses of the properties of the global container shipping network. We analyse the relative position of ports in the global network through indicators of centrality. The results reveal a certain level of robustness in the global shipping network. While transhipment hub flows and gateway flows might slightly shift among nodes in the network, the network properties remain rather stable in terms of the main nodes polarizing the network and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the system. In addition, mapping the changing centrality of ports confirms the impacts of global trade and logistics shifts on the port hierarchy and indicates that changes are predominantly geographic. |
[20] | , Port and maritime studies dealing with containerization have observed close correlation between global liner shipping and world trade, and centrality in global shipping network (GSN) may change as the situation of world economy and trade changes. Meanwhile, the influence that shipping areas have on the GSN is much greater than any single port,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these shipping areas affect the structure of the GSN. This paper wishes to understand the dynamic changing of the centrality in the GSN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01 to 2012, which sees both booms and depressions in world economy and liner shipping. The paper divides global shipping into 25 areas from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and presents an analysis of each shipping area position in the GSN through indicators of centrality.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o a large extent Europe is always in the center of the GSN from 2001 to 2012, but its central position is declining. Additionally, mapping the centrality distribution of those shipping areas in the latest year confirms their current positions in the GSN. |
[21] | , Logistics integration and network orientation in the port and maritime industry have redefined the functional role of ports in value chains and have generated new patterns of freight distribution and new approaches to port hierarchy. Existing models on the spatial and functional evolution of ports and port systems only partially fit into the new freight distribution paradigm. This paper aims to add to existing literature by introducing a port regionalization phase in port and port system development.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regionalization phase and associated hinterland concepts demand new approaches to port governance and a functional focus that goes beyond the traditional port perimeter. |
[22] | ,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n port hinterlands have receiv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as they represent substantial opportunitie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global freight distributions. Port regionalization was a concept brought forward by Notteboom and Rodrigue (2005) to articulate the emerging port hinterland dynamics in light of containerizatio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d the setting of inland terminals. This paper expands this concept by focusing on a particular dimension of the regionalization paradigm concerning the evolving role of intermediate hubs. It is argued that, in addition to hinterland-based regionalization, there is also a foreland-based regionalization where intermediate hubs capture a maritime hinterland. This intensity and viability of processes of foreland-based regionalization depend on multiple geographical, technical and market-related factors, and this paper identifies and analyzes these underlying parameters. By doing so, it assesses whether foreland-based regionalization is simply a transitional phase in port development or, alternatively, represents emerging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freight distributions. |
[23] | , 61We discuss Chicago's freight bottleneck and implications for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 (SCI).61We analyze drivers of SCI in intermodal transport, and cases of Chicago infrastructure activity.61A Pareto analysis finds the key Chicago freight supply chain corridors.61Cases show that public/privat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have difficulty addressing SCI challenges.61Deep inter-regional corridor functional cooperation on SCI is the key for success. |
[24] | . , 航空地理学是交通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是其最年轻的学科分支。本文以中国和欧美主流航空地理学研究为考察对象,从历史演进、技术变革和制度变迁的综合视角将近百年航空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分为4 个阶段:20 世纪50 年代前的学科起步发展阶段、50-70 年代的基础体系建构阶段、80-90 年代的理论框架完善阶段以及21世纪以来的理论与实践繁荣阶段。航空地理学传统研究主题包括史志与区域地理总图、机场格局与城镇关联体系、网络结构与组织效应及优化、航空布局与区域发展互动关系、机场布局规划及其影响因素、政策对航空业发展的影响等。近年来,国内外对航空运输地位与作用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加之航空数据可获得性不断提升,航空网络结构的复杂性、世界(中心)城市、机场体系与航空网络的演化规律与机理、航空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成为国际研究热点领域。早期,中国航空地理学研究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同步,但中期受历史原因的制约而大为滞后;近期,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其研究任务与日俱增。国内学界不仅需要完成对20 世纪50 年代以来西方航空地理学基础理论的引入及实证研究,同时须建立航空地理学学科体系,并积极加入国际前沿性课题研究行列。 , 航空地理学是交通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是其最年轻的学科分支。本文以中国和欧美主流航空地理学研究为考察对象,从历史演进、技术变革和制度变迁的综合视角将近百年航空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分为4 个阶段:20 世纪50 年代前的学科起步发展阶段、50-70 年代的基础体系建构阶段、80-90 年代的理论框架完善阶段以及21世纪以来的理论与实践繁荣阶段。航空地理学传统研究主题包括史志与区域地理总图、机场格局与城镇关联体系、网络结构与组织效应及优化、航空布局与区域发展互动关系、机场布局规划及其影响因素、政策对航空业发展的影响等。近年来,国内外对航空运输地位与作用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加之航空数据可获得性不断提升,航空网络结构的复杂性、世界(中心)城市、机场体系与航空网络的演化规律与机理、航空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成为国际研究热点领域。早期,中国航空地理学研究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同步,但中期受历史原因的制约而大为滞后;近期,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其研究任务与日俱增。国内学界不仅需要完成对20 世纪50 年代以来西方航空地理学基础理论的引入及实证研究,同时须建立航空地理学学科体系,并积极加入国际前沿性课题研究行列。 |
[25] | . , 随着民航业市场改革的推进,航空企业逐渐成为影响我国航空网络最为活跃的主体。海航航空是我国最大的股份制航空企业,其网络的空间结构和演化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因此,本文以海航航空为例,采用拓扑网络和复杂网络的相关指标,分析海航航空网络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化特征。研究发现:海航航空网络仍处在不断的发展中,并逐渐呈现出小世界和无标度的特征;节点的中心性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且介中心性位序-规模的变化速率要明显快于度中心性和邻近中心性;网络的中心性处于下降趋势,即网络内部节点的差异逐步减小;海航航空的枢纽选择从地方逐渐扩展到全国,并已基本形成了以北京、西安和海口为核心的网络结构,而其他层级结构尚不明显。 , 随着民航业市场改革的推进,航空企业逐渐成为影响我国航空网络最为活跃的主体。海航航空是我国最大的股份制航空企业,其网络的空间结构和演化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因此,本文以海航航空为例,采用拓扑网络和复杂网络的相关指标,分析海航航空网络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化特征。研究发现:海航航空网络仍处在不断的发展中,并逐渐呈现出小世界和无标度的特征;节点的中心性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且介中心性位序-规模的变化速率要明显快于度中心性和邻近中心性;网络的中心性处于下降趋势,即网络内部节点的差异逐步减小;海航航空的枢纽选择从地方逐渐扩展到全国,并已基本形成了以北京、西安和海口为核心的网络结构,而其他层级结构尚不明显。 |
[26] | . , 随着航空放松管制的逐步深入,航空企业逐渐成为影响航空网络空间格局的主体。以南方航空为研究对象,基于航班时刻表数据,分析其航空网络的空间格局,并以此来甄别通航城市的等级结构;以全国航空网络为比较对象,从航线、通航城市、航班频率及客流量等视角,分析比较南方航空的六类市场类型及其空间格局。研究发现:南方航空的航线网络和通航城市均存在空间布局不均衡的特点,其运营航班主要集中于南部地区及围绕广州及乌鲁木齐展开的航线,但其垄断性市场主要集中在支线机场及与广州相连的航线;运输需求与运营基地是影响航空企业运力投放的重要影响因素。从企业尺度丰富了对航空网络的研究,可为企业航空网络发展及市场化决策做出指导。 , 随着航空放松管制的逐步深入,航空企业逐渐成为影响航空网络空间格局的主体。以南方航空为研究对象,基于航班时刻表数据,分析其航空网络的空间格局,并以此来甄别通航城市的等级结构;以全国航空网络为比较对象,从航线、通航城市、航班频率及客流量等视角,分析比较南方航空的六类市场类型及其空间格局。研究发现:南方航空的航线网络和通航城市均存在空间布局不均衡的特点,其运营航班主要集中于南部地区及围绕广州及乌鲁木齐展开的航线,但其垄断性市场主要集中在支线机场及与广州相连的航线;运输需求与运营基地是影响航空企业运力投放的重要影响因素。从企业尺度丰富了对航空网络的研究,可为企业航空网络发展及市场化决策做出指导。 |
[27] | , Abstract World cities are generally deemed to form an urban system or city network but these are never explicitly specified in the literature. In this paper the world city network is identified as an unusual form of network with three levels of structure: cities as the nodes, the world economy as the supranodal network level, and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 firms forming a critical subnodal level. The latter create an interlocking network through their global location strategies for placing offices. Hence, it is the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 firms operating through cities who are the prime actors in world city network formation. This process is formally specified in terms of four intercity relational matrices lemental, proportional, distance, and asymmetric. Through this specification it becomes possible to apply standard techniques of network analysis to world citi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short conclusion the relevance of this world city network specification for both theory and policy-practice is briefly discussed. |
[28] | . , Marine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is an important transportation organization model and impacted the evolution of world ports system. Now it is developing quickly in China and became a key factor to develop national economy. Research on the organization networks of marine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became the importan field of transportation geography. Based on history research of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China, the author discussed the theory in detailed about liner ship transportation and spatial organization model of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ub and Spoke System. Then the author chose 70 container shipping liner companies,360 ports(including 45 Chinese ports and 315 international ports)and the container shipping data at 1-7 on October in 2004 as the studying objects, and designed the spatial analysis model. Then the author took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line, schedule, spatial relation and region system as studying aspect, and analyzed China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organization networks, and summarized these conclusions: (1)Hong Kong port and Shanghai port have the most strong ability to organize marine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Shenzhen port, Ningbo port, Qingdao port, Xiamen port, Tianjin port and Dalian port have stronger organization ability;the ability of other ports to organize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is very weak. (2)Different port has different main organization region. The northern ports and eastern ports in China have strong transportation relation with Japan and Korea, southern ports have stronger transportation relation with North America, Europe and Southeast Asia, which show China have stronge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 with those regions. (3)There have six region organization systems of Hub and Spoke in China, including Dalian system, Tianjin system, Qingdao system, the eastern China system, the southern China system, Southeast of Fujian system, whose hub ports are Dalian port, Tianjin port, Qingdao port, Shanghai port, Shenzhen-Xianggang port which promote Chinese economy. These six organization systems formatted the basic networks of marine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in China which is alike with its regional economic framework. (4)Chinese ports were belong to thre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ystems of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including Busan, Osaka-Kobe and Singapore system which constructed 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ystems of marine container,and whose hub ports including Busan port,Osaka port, Kobe port and Singapore port which control the international container flow in China. , Marine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is an important transportation organization model and impacted the evolution of world ports system. Now it is developing quickly in China and became a key factor to develop national economy. Research on the organization networks of marine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became the importan field of transportation geography. Based on history research of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China, the author discussed the theory in detailed about liner ship transportation and spatial organization model of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ub and Spoke System. Then the author chose 70 container shipping liner companies,360 ports(including 45 Chinese ports and 315 international ports)and the container shipping data at 1-7 on October in 2004 as the studying objects, and designed the spatial analysis model. Then the author took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line, schedule, spatial relation and region system as studying aspect, and analyzed China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organization networks, and summarized these conclusions: (1)Hong Kong port and Shanghai port have the most strong ability to organize marine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Shenzhen port, Ningbo port, Qingdao port, Xiamen port, Tianjin port and Dalian port have stronger organization ability;the ability of other ports to organize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is very weak. (2)Different port has different main organization region. The northern ports and eastern ports in China have strong transportation relation with Japan and Korea, southern ports have stronger transportation relation with North America, Europe and Southeast Asia, which show China have stronge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 with those regions. (3)There have six region organization systems of Hub and Spoke in China, including Dalian system, Tianjin system, Qingdao system, the eastern China system, the southern China system, Southeast of Fujian system, whose hub ports are Dalian port, Tianjin port, Qingdao port, Shanghai port, Shenzhen-Xianggang port which promote Chinese economy. These six organization systems formatted the basic networks of marine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in China which is alike with its regional economic framework. (4)Chinese ports were belong to thre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ystems of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including Busan, Osaka-Kobe and Singapore system which constructed 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ystems of marine container,and whose hub ports including Busan port,Osaka port, Kobe port and Singapore port which control the international container flow in China. |
[29] | . , The multi-level perspective and multi-scalar city network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critical pathways to understand spatial interactions and linkages. The road linkages represent distinguished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dependence and distance decay,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depicting spatial relationships at regional scale. Based on the data of highway passenger flows between prefecture-level administrative units, this paper tries to identify the functional structures and regional impacts of China's city network,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patterns of the existing functional regions, aiming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city network structure and provide new cognitive perspectives for the extant research.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1) It is immediately visible that the highway flows are extremely concentrated on the mega-regions of eastern coastal China and major economic zone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And city networks based on highway flows demonstrate strong spatial dependence and hierarchic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to a large extent has spatial coupling with the distributions of major mega-regions in China. It is a reflection of spatial relationships at regional scale and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2) A total of 19 communities that belong to important spatial configurations are identified through community detection algorithm, and we believe that they are urban economic regions within urban China. Their spatial metaphors can be conclud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ly, many communities have the same boundaries with provincial level administrative units, which reveals that significant administrative region economy still exis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econdly, trans-provincial linkages can be formed through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mega-regions within specific communities. Thirdly, cities located in the marginal areas of provinces and attracted by powerful center cities in neighboring provinces may become increasingly disconnected with their own provinces and be enrolled into communities of neighboring provinces, which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trans-provincial core-periphery structures. (3) Each community, with its distinguished city network system, demonstrates strong spatial dependence and various spatial organization patterns. Regional patterns have emerged with the features of a multi-level, dynamic and networked system. (4) From the morphology perspective, the spatial pattern of regional city networks can be basically divided into monocentric structure, dual-nuclei structure, polycentric structure and low-level equilibration structure, with the monocentric structure as the major type. , The multi-level perspective and multi-scalar city network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critical pathways to understand spatial interactions and linkages. The road linkages represent distinguished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dependence and distance decay,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depicting spatial relationships at regional scale. Based on the data of highway passenger flows between prefecture-level administrative units, this paper tries to identify the functional structures and regional impacts of China's city network,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patterns of the existing functional regions, aiming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city network structure and provide new cognitive perspectives for the extant research.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1) It is immediately visible that the highway flows are extremely concentrated on the mega-regions of eastern coastal China and major economic zone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And city networks based on highway flows demonstrate strong spatial dependence and hierarchic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to a large extent has spatial coupling with the distributions of major mega-regions in China. It is a reflection of spatial relationships at regional scale and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2) A total of 19 communities that belong to important spatial configurations are identified through community detection algorithm, and we believe that they are urban economic regions within urban China. Their spatial metaphors can be conclud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ly, many communities have the same boundaries with provincial level administrative units, which reveals that significant administrative region economy still exis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econdly, trans-provincial linkages can be formed through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mega-regions within specific communities. Thirdly, cities located in the marginal areas of provinces and attracted by powerful center cities in neighboring provinces may become increasingly disconnected with their own provinces and be enrolled into communities of neighboring provinces, which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trans-provincial core-periphery structures. (3) Each community, with its distinguished city network system, demonstrates strong spatial dependence and various spatial organization patterns. Regional patterns have emerged with the features of a multi-level, dynamic and networked system. (4) From the morphology perspective, the spatial pattern of regional city networks can be basically divided into monocentric structure, dual-nuclei structure, polycentric structure and low-level equilibration structure, with the monocentric structure as the major type. |
[30] | |
[31] | , Many predictions were made in the growing field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o establish the state of key concepts in the field as well as to motivate discussion, help guid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initiatives, and spark research to enhance understanding of many revolutionary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topics. The environment for supply chain activities has changed considerably since 2000, and many experts predict that even more significant change will occur over the next decade. This article will review industry progress on a set of 10 megatrends originally proposed in 2000, as well as extrapolate what the state of these trends may be over the next decade. In addition, new trends are identified that were not yet on the horizon in 2000, but will likely be influential in driving the changing supply chain over the next 10 years. |
[32] | ,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ith the rapid and pervasive restructuring of supply chains and of the logistics pathways in which ports are embedded, existing paradigms no longer offer adequate insights into the functions of ports or port authorities. Rather, ports must now be seen as elements in value-driven chain systems or in value chain constellations. They deliver value to shippers and to third party service providers; customer segmentation and targeting is on the basis of a clearly specified value proposition; and the port captures value for itself and for the chain in which it is embedded. The role of ports and port authorities, and the way in which they position themselves in the new business environments beyond 2001 must be defined within a paradigm of ports as elements in value-driven chain systems, not simply as places with particular, if complex, functions. |
[33] | ,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brings into discussion some recent changes in the dynamics of the European container handling business, in particular as a result of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ntegration strategies of container terminal operators. The industry structure has become sufficiently consolidated to raise a fundamental question about whether market forces are sufficient to prevent the abuse of market power. In this context, reference is made to the theory of contestable market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aper looks more closely to the issue of contestability by means of an exploratory and qualitative study of elements that could prevent other players entering or exiting the European container handling market. As such, a first indication is given of the degree of contestability in the container handling industry. |
[34] | . , , |
[35] | . , , |
[36] | . , 基于2015年长三角地区25个地级市之间的公路、普速列车、高速列车与信息网络数据,对流视角下该地区的网络结构特征及其效率进行综合分析与判断。研究表明:1流视角下长三角地区网络结构呈现出"Z"字型向"一轴多极"的网络空间结构转变、网络中核心与边缘城市节点价值的此消彼长和"等级+网络"等新特征;2现代化的交通与通信技术变革加速了高端生产与管理要素在区域的集聚与扩散,促使长三角地区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格局;3长三角地区网络化的综合效率一般,仅有少部分城市达到了最优,但各城市的规模效率相对较好,是未来综合效率提高的主要影响因素。 , 基于2015年长三角地区25个地级市之间的公路、普速列车、高速列车与信息网络数据,对流视角下该地区的网络结构特征及其效率进行综合分析与判断。研究表明:1流视角下长三角地区网络结构呈现出"Z"字型向"一轴多极"的网络空间结构转变、网络中核心与边缘城市节点价值的此消彼长和"等级+网络"等新特征;2现代化的交通与通信技术变革加速了高端生产与管理要素在区域的集聚与扩散,促使长三角地区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格局;3长三角地区网络化的综合效率一般,仅有少部分城市达到了最优,但各城市的规模效率相对较好,是未来综合效率提高的主要影响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