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耀峰The evolution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supply and demand coupling about tourism flow and destin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genesis and system theory: Taking Xi'an as an example
LIUJunsheng, MAYaofeng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7-03-17
修回日期:2017-06-18
网络出版日期:2017-08-10
版权声明:2017《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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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键词：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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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旅游流是游客在目的地空间上的投影,是游客需求的外在显现[1]。旅游流具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旅游流指旅游客流,广义旅游流还包含信息流、资金流、贸易流等[2]。本研究主要聚焦于狭义旅游流。目前,学界对旅游流研究主要立足于地理学与心理学视角,对旅游流的空间分布、空间集散、游客心理行为的研究已较为成熟,对旅游流的空间格局、流动规律、感知与行为偏好等已经基本清晰[3]。随着旅游业在国民经济地位的提升,游客需求的日益增长,目的地竞争也日趋激烈,为保障目的地竞争力的提升与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旅游流需求与目的地供给之间的协调与耦合问题[4]日渐得到学界重视并取得系列研究成果。国外针对旅游流与目的地耦合的研究偏重于理论视角,实证分析研究相对较少。Gunn从供给与需求视角提出旅游供需系统模型,认为旅游系统可分为供给与需求两大子系统,二者之间的匹配关系是实现旅游系统功能的基础[5]。Leiper较早提出旅游地理系统模型,包括旅游者、旅游业、客源地、旅游通道和目的地等五大子系统[6],该模型较完善的体现出了旅游系统的地理空间与供需功能结构。Mitchell提出旅游供需矩阵分析模型,该模型立足于供给、需求与关系三方面,从区位、结构与目的三大层面来研判目的地旅游供需的发展状况与协调程度[7]。实证研究方面,****们对旅游流与国际贸易、生态环境、旅游产品、市场营销、发展战略、交通水平、酒店效率之间的协调与耦合关系进行了不同视角的实证考察[8-14]。国内针对旅游流与目的地耦合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偏重于实证分析,理论分析较为鲜见。已有研究集中在旅游流与信息流、区域经济、文化产业、航空交通、生态环境、星级饭店及目的地耦合等方面,研究尺度包含全国、区域与城市三大层次,研究方法以相对较为成熟的耦合协调度分析为主[15-21],研究内容涵盖了目的地中旅游信息、经济、文化、交通等子系统。
旅游流与目的地是旅游系统的两大组成部分,二者的耦合映射了游客主体与目的地客体文化结构的适应,旅游供给与游客需求功能结构的协调,以及目的地与客源地空间结构的匹配,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则是旅游流与目的地协调关系的外在表征。通过文献梳理发现旅游流与目的地耦合研究存在以下不足：① 现有成果多局限于需求方与目的地供给子系统之间,或目的地内部子系统之间的耦合,相对缺乏从系统整合视角的供需耦合研究,未能整体审视与认识目的地供需协调情况;② 现有研究仅对旅游流与目的地耦合进行实证研究,缺乏理论层次的响应与阐释,难以对旅游流与目的地供需耦合的成长过程进行准确理解与刻画,削弱了研究结果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③ 现有实证研究缺乏相应的理论依据与指导,进而无法准确认识旅游流与目的地耦合的特征与规律,并缺乏对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驱动机制的关照。基于此,以典型旅游城市西安市为例,从旅游流需求与目的地供给系统整体视角,以发生学理论为依据,分析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的演进过程与特征;以系统论为指导,剖析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成长的驱动机制,解释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的成长过程,以期通过上述分析准确理解与把握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成长演进过程的特征、因素与规律,为目的地旅游持续健康发展与宏观调控提供理论参考。
2 理论基础
2.1 发生学
发生学起源于生命科学,最早是用来分析胚胎发生发育的理论[22],主要对生物体的孕育、形成、出生、成长、衰老与死亡全生命过程进行研究[23]。社会科学领域中,皮亚杰较早运用发生学理论剖析了儿童心理的发育与成长过程,随后,发生学方法被广泛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24]。发生学方法是通过分析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现象发生、发展与演化的过程与特征,表征与揭示其历史阶段、发展形态和演进规律的方法。其主要特征是根据现有资料,采取回溯式研究法与前瞻式叙述法,对研究对象发展与演进过程进行动态考察,并注重分析主导研究对象历史发展过程的主要与本质的必然因素[25,26]。根据布罗代尔对历史过程的观照研究看,发生学的历史时段划分可分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长时段是指长期不变或变化极慢的因素,时段跨越百年以上;中时段指具有演变周期或趋势的现象,时段为几十年至一百年;短时段指具有突发性的时间,时段较短[27]。总之,发生学方法对认识与把握事物成长与发展规律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时空之内事物的成长与发展均涉及到发生学的问题[26]。发生学方法已运用到城市成长过程、遗产廊道保护与城市形态复原等人文地理研究中[23,25,28]。发生学对剖析城市旅游发展历程与运行规律具有重要作用,但采取发生学方法对城市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的解释研究极为鲜见。从发生学来看,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供需耦合演进是一种复杂的自组织现象,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是二者互动演化状态的外显与评估,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所包含的因素、子系统在不同自组织阶段所起的作用不同,而主导因素与子系统的演进转换与变化,以及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完善,最终使得二者的耦合成长曲线呈现不同的发展程度、阶段特征与演进规律（图1）。故运用发生学方法对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的成长过程、发展特征与演进规律进行剖析,可了解不同阶段下二者耦合因素的转换过程,明确不同阶段主导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的主导因素,为目的地进行旅游供给侧调控提供理论参考。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成长曲线模型
-->Fig. 1The growth curve model of tourism flows and destination system coupling
-->
2.2 系统论
系统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29]。系统论是研究系统本质与规律的理论的总称。系统论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系统论指一般系统论,广义的系统论包括一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混沌理论与自组织理论等[30]。本研究主要基于系统论的特征与定律对研究内容进行分析。系统内容与结构的复杂性使得其在发展与演化的过程中呈现整体性、层次性、开放性、突变性、稳定性、自组织与相似性的特征,并演绎出结构功能相关律、涨落有序律与优化演化律等定律[31]。系统论所具备的上述特征与定律对从整体视角指导与理解事物演进规律具有重要意义。旅游业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与关联性,从系统论角度可以准确剖析旅游业发展规律。从旅游系统研究看,主要有从功能与结构角度构建的旅游供需系统模型,从地理空间视角建构的旅游地理系统模型[5-6,32]。上述模型的建立加深了对旅游业综合性与关联性的认识,也从整体角度为更好理解旅游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旅游系统思想也运用到旅游地演化机制、旅游本质探讨、旅游地系统演进等方面[33-36]。综上可见,系统论对分析与理解目的地系统演进机制具有重要作用。但从已有研究看,缺乏从系统论角度对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演进及其机制分析的关注。从系统论看,旅游流与目的地是组成旅游系统的两大子系统,其中旅游流是需求子系统,目的地是供给子系统。二者在互动的自组织耦合过程中的演进特征与驱动机制如何?二者互动的外在耦合表征呈现出何种涨落规律?二者演进过程是否满足系统论的优化规律?针对上述问题,目前学界尚无清晰结论。本研究尝试从系统论角度探讨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的驱动机制,以从整体上加深对旅游供需耦合演进与发展规律的认识。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方法
3.1.1 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 借鉴已有研究,采用线性加权法[16]对西安市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式中：ui为系统第i年的综合发展水平值;uij为指标j对系统的功效贡献大小;wij为指标的权重,并采用比较客观的熵值赋权法计算得出[19]。功效贡献uij是根据指标对系统的作用与贡献程度,运用正功效函数[20,37]对各项指标进行分析得到,取值范围为[0,1]：
式中：Xjmax和Xjmin为第j项指标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3.1.2 耦合度评价模型 基于物理学中的耦合模型,参考已有研究[16-21],建立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相互作用的耦合度评价模型：
式中：u1和u2为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的综合评价值;C2为两个系统的耦合度。C∈[0,1],C值越大,表示上述系统及内部要素之间的耦合水平越高;当C=1时,耦合度最大,两系统内部达到最佳耦合状态,系统结构由无序演变为有序;当C=0时,两系统内部处于不协调状态,系统结构表现为无序发展。
3.1.3 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 耦合度模型中会出现两系统综合发展水平都较低时而协调度较高的假象,参考已有研究[16-21],构建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模型：
式（5）中：D为耦合协调度;C为耦合度;T为系统耦合协调指数。耦合协调度值D∈[0,1],当D=0时,耦合协调度最小,系统内部及内部要素之间处于无关状态;D越大,系统之间及内部要素之间耦合协调状况越好;当D=1时,耦合协调度最大,系统之间及内部要素之间达到耦合最佳状态。式（6）中：u1和u2代表旅游流及目的地系统的综合评价值;α和β为待定系数。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协调过程中,旅游流是需求方,目的地为供给方,考虑到两大系统地位及作用程度,确定了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的待定系数,其中α与β值均为0.5。
3.1.4 耦合协调度划分区间 为更好从发生学角度理解西安市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协调发展状况,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等级进一步划分。耦合协调度等级主要有“四分法”“六分法”“七分法”“十分法”4种[38]。从概括性与明确性看,七分法对分析城市旅游耦合现象更具优势[38],故采用七分法划分西安市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协调度（表1）。
Tab. 1
表1
表1耦合协调度等级七分区间划分标准
Tab. 1Criteria for evaluating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 协调度(D) 协调水平 | 协调度(D) 协调水平 |
|---|---|
| (0.00,0.30] 严重失调 (0.30,0.40] 中度失调 (0.40,0.50] 轻度失调 (0.50,0.60] 初级协调 | (0.60,0.70] 中级协调 (0.70,0.80] 良好协调 (0.80,1.00] 优质协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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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指标体系构建
吴必虎等结合冈恩与雷珀的旅游系统模型,构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旅游系统模型。该模型由客源市场系统、出行系统、目的地系统与支持系统四部分组成,广义上理解,出行系统与支持系统也是目的地宏观系统的组成部分。具体来看,目的地系统包含吸引物、基础设施与服务、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自然环境、安全保障等子系统[32]。鉴于此,从系统论视角出发,以吴必虎等的旅游系统模型为理论基础,在参考已有研究[15-21,39-42]的基础上,从指标层、要素层、子系统与系统层面,构建本研究的供需指标体系（表2）。需求层面指标主要包括旅游收入、旅游人次、消费能力与停留时间四大方面。目的地供给层面主要包括旅游景区、旅游企业、区域经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基础设施等六大方面。基于系统性、层次性、科学性与连续性等原则,遴选的显性指标主要从西安市统计年鉴获得,少数指标需要多次统计,其中旅游景区数量统计了13种高级别的景区,主要有世界遗产、国家4A级以上旅游景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历史文化名街[40],同时对拥有多种称号的景区,在历时性统计时不进行重复计算。Tab. 2
表2
表2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指标体系
Tab. 2Tourism flows and destination system coupling index
| 系统层 | 子系统层 | 要素层 | 指标层 | 编号 | |||||
|---|---|---|---|---|---|---|---|---|---|
| 需求系统（X） | 旅游效益 | 旅游收入 | 国际旅游收入（万元） | X1 | |||||
| 国内旅游收入（万元） | X2 | ||||||||
| 消费能力 | 国际旅游人均消费（元） | X3 | |||||||
| 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比重（%） | X4 | ||||||||
| 旅游规模 | 旅游人次 | 国际旅游人数（万人） | X5 | ||||||
| 国内旅游人数（万人） | X6 | ||||||||
| 停留时间 | 国际旅游人天数（人 | X7 | |||||||
| 国际人均停留时间（天） | X8 | ||||||||
| 供给系统（Y） | 旅游景区 | 景区规模 | 旅游景区固定资产（万元） | Y1 | |||||
| 景区从业人员数量（人） | Y2 | ||||||||
| 景区数量（家） | Y3 | ||||||||
| 景区效益 | 景区营业收入（万元） | Y4 | |||||||
| 景区效率 | 景区全员劳动生产率（万元 | Y5 | |||||||
| 旅游企业 | 企业规模 | 旅行社固定资产（万元） | Y6 | ||||||
| 星级饭店社固定资产（万元） | Y7 | ||||||||
| 旅行社数量（家） | Y8 | ||||||||
| 星级饭店数量（家） | Y9 | ||||||||
| 旅行社从业人员数量（人） | Y10 | ||||||||
| 星级饭店从业人员数量（人） | Y11 | ||||||||
| 企业效益 | 星级饭店营业收入（万元） | Y12 | |||||||
| 旅行社营业收入（万元） | Y13 | ||||||||
| 企业效率 | 旅行社全员劳动生产率（万元 | Y14 | |||||||
| 星级饭店全员劳动生产率（万元 | Y15 | ||||||||
| 系统层 | 子系统层 | 要素层 | 指标层 | 编号 | |||||
| 供给系统（Y） | 区域经济 | 经济规模 | GDP（亿元） | Y16 | |||||
| 人均GDP（元） | Y17 | ||||||||
| 固定投资（亿元） | Y18 | ||||||||
|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亿元） | Y19 | ||||||||
| 经济结构 | 第二产业生产总值（亿元） | Y20 | |||||||
| 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亿元） | Y21 | ||||||||
| 第二产业占GDP比重（%） | Y22 | ||||||||
|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 Y23 | ||||||||
| 对外贸易 | 外商实际投资额（万美元） | Y24 | |||||||
| 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 Y25 | ||||||||
| 基础设施 | 城市供水 | 全年供水总量（万m2） | Y26 | ||||||
| 年末供水管道长度（km） | Y27 | ||||||||
| 城市供气 | 供气管道长度（km2） | Y28 | |||||||
| 供气总量（万m3） | Y29 | ||||||||
| 城市供热 | 供热面积（万m2） | Y30 | |||||||
| 城市交通 | 载客汽车数量（辆） | Y31 | |||||||
| 铁路里程（km） | Y32 | ||||||||
| 公路里程（km） | Y33 | ||||||||
| 民航通航里程（km） | Y34 | ||||||||
| 客运量（万人) | Y35 | ||||||||
| 旅客周转量（万人 | Y36 | ||||||||
| 邮电通讯 | 邮电业务总量（万元） | Y37 | |||||||
| 固话年末总数户（户） | Y38 | ||||||||
| 移动电话户数（户） | Y39 | ||||||||
| 互联网户数（户） | Y40 | ||||||||
| 自然环境 | 污水处理 | 污水排放量（万m3） | Y41 | ||||||
| 污水处理量（万m3） | Y42 | ||||||||
| 污水处理率（%） | Y43 | ||||||||
| 城市绿化 |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m2） | Y44 | |||||||
|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 | Y45 | ||||||||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Y46 | ||||||||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Y47 | ||||||||
| 园林绿地面积（hm2） | Y48 | ||||||||
| 年末绿化覆盖面积（hm2） | Y49 | ||||||||
| 城市环卫 | 公共厕所（座） | Y50 | |||||||
| 市容环卫专用车辆（辆） | Y51 | ||||||||
| 三废整治 | 工业废水排放量（万t） | Y52 | |||||||
| 工业废气排放量（亿m3） | Y53 | ||||||||
|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t） | Y54 | ||||||||
| 社会环境 | 生活水平 | 城镇居民收入（元） | Y55 | ||||||
| 家庭居民收入（元） | Y56 | ||||||||
| 文化环境 | 高等学校在校人数（万人） | Y57 | |||||||
| 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站）机构数（个） | Y58 | ||||||||
| 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站）展览个数（个） | Y59 | ||||||||
| 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站）组织文艺活动次数（次） | Y60 | ||||||||
| 社会医疗 | 卫生机构数（个） | Y61 | |||||||
| 卫生机构床位数（张） | Y62 | ||||||||
| 卫生技术人员数（人） | Y63 | ||||||||
| 社会治安 | 刑事案件立案数起（起） | Y64 | |||||||
| 交通事故数（起） | Y65 | ||||||||
| 火灾事故数（起） | Y66 | ||||||||
| 社会治安受理数（起） | Y67 | ||||||||
| 政策支持 | 旅游管理政策（项） | Y6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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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统计的可得性、连续性与系统性等原则,参考布罗代尔的历史阶段划分中的“中时段”区间[27],以1995-2014年作为本研究的历时时段。其中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历时性数据均来自于1996-2015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43]《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副本》[44]《西安统计年鉴》[45],部分数据来源于1996-2015年西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旅游景区部分数据来源于国家旅游局官网、陕西旅游政务网、西安旅游网、中国森林公园网、国家文物局官方网站、国家水利风景区官方网站、国家林业局官方网站、中国国家公园网等;旅游管理政策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务院办公厅官网、国家旅游局官网、陕西省旅游局官网、西安市旅游局官网,并参考了已有研究成果[46]。旅游管理政策的权重经3位旅游管理专业教师赋值后获取,并以历年政策权重之和为基础作为分析数据源。此外,针对少数年份统计缺失的数据,采用趋势外推法计算获得。4 实证分析
4.1 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成长的发生学整体分析
由图2可知西安市旅游流、目的地供给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与耦合协调度成长曲线的演进过程及特征。从发生学来看,1995-2014年20年间,西安市旅游流综合发展水平曲线波动程度较大,标准差为0.263,环比增长率均值为23.4%。旅游业具有脆弱性,受2003年“非典”与2008年“汶川地震”等特殊事件年的影响,旅游流综合发展水平成长曲线整体上呈现“三峰三谷”的涨落演进特征。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旅游流—目的地系统发展水平与耦合协调度成长曲线
-->Fig. 2The growth curve of tourism flows and destin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and coupling
-->
目的地综合发展水平曲线的波动程度较小,标准差为0.239,环比增长率为14%。目的地系统不仅包含与旅游流密切相关的旅游景区、旅行社等产业子系统,还包含区域经济、自然与社会文化环境等宏观子系统。可见目的地供给系统的内容与结构较旅游流系统更为复杂与多样,系统稳定态较强,其综合发展水平成长曲线呈现“平稳增长”的演进特征。
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成长曲线也具有一定波动性,标准差为0.143,环比增长率均值为7.36%。耦合协调度成长曲线呈现“三峰三谷”的涨落演进特征,与旅游流发展水平曲线演进过程较为一致。其原因可能是旅游流作为需求方,受国内微观与国际宏观多种因素影响,使得旅游流较目的地系统更易出现波动与变化,进而影响与支配其与目的地系统耦合的成长过程。整体来看,旅游流综合发展水平环比增长率均值最高,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协调度环比增长率均值最低,旅游流需求是影响二者耦合成长的基本驱动力。二者耦合协调度类型实现了由严重失调至中级协调的本质转变。
4.2 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成长的发生学阶段分析
基于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协调度分析结果,首先,对二者不同耦合阶段总体特征进行概括（图2）;其次,为明确不同阶段内旅游流需求与目的地供给各指标的关系,采取逐步回归、强制回归与相关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旅游流指标为因变量,目的地供给指标为自变量,分析两大系统内部与系统之间指标间的互动影响关系（表3）;最后,以各指标的功效贡献值为基础,分析不同阶段各要素与子系统的贡献程度与作用（图3、图4）。Tab. 3
表3
表3不同阶段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各指标关联分析
Tab. 3The index correlation of tourism flows and destination system in different stages
| 协调阶段 | 严重失调1995-2000年 | 中度失调2001-2005年 | 轻度失调2006-2010年 | 初级-中级协调2011-2014年 |
|---|---|---|---|---|
| 国际旅游 收入X1 | X3*、X5**、X8、Y4、Y13*、Y16**、Y21**、Y25、Y27*、Y28、Y31*、Y38**、Y43**、Y44*、Y46、Y55**、Y57*、Y59、Y64** | X3、X7**、Y4*、Y13**、Y22、Y61、Y68 | X4*、X5*、X6、Y3、Y7**、Y9、Y16、Y22、Y62 | X3、X7、Y4*、Y13、Y55*、Y61、Y68 |
| 国内旅游 收入X2 | X1*、X4、X5**、Y4、Y18**、Y22**、Y24、Y28**、Y31*、Y33、Y37**、Y39**、Y53**、Y56*、Y57**、Y61、Y64** | X3*、X5、X6**、Y1*、Y2、Y3、Y8*、Y19*、Y21*、Y24、Y29*、Y31*、Y34、Y38*、Y39*、Y50*、Y52*、Y55*、Y57*、Y61、Y66** | X3*、X6**、Y3*、Y8**、Y10、Y12*、Y18**、Y20*、Y25**、Y29**、Y31**、Y38**、Y42**、Y46、Y48**、Y56**、Y60*、Y62**、Y67** | X3、X5、X6**、Y1、Y3**、Y8、Y19**、Y21**、Y25、Y29*、Y31**、Y34、Y38、Y39、Y50*、Y52*、Y56**、Y57*、Y61、Y65、Y68 |
| 国际旅游人均 消费X3 | X1*、X4、X5、X8**、Y4、Y7、Y14**、Y17、Y23**、Y27**、Y39、Y46、Y51**、Y52、Y54**、Y55*、Y58**、Y65 | X2*、X6、X8**、Y8**、Y18*、Y20*、Y24、Y29*、Y31*、Y39*、Y46*、Y55*、Y60*、Y61、Y66* | X2*、X6*、Y3*、Y6**、Y12*、Y18*、Y20*、Y25*、Y29*、Y31*、Y38**、Y42*、Y48*、Y56*、Y62* | X2、X6、X8、Y8、Y18、Y20、Y25*、Y29、Y31、Y39、Y41、Y46、Y56、Y60、Y61、Y66、Y68 |
| 旅游总收入 占第三产业 比重X4 | X1、X6、Y17、Y21、Y24*、Y27、Y36**、Y39、Y58 | X2、X6、Y2*、Y62*、Y65、Y68 | X1*、X7*、Y3、Y11*、Y16、Y22、Y62、Y66* | X2、X6*、Y2、Y62*、Y65、Y68 |
| 国际旅游人数 X5 | X1**、X2**、X3、X6**、Y4、Y10*、Y13*、Y19**、Y20**、Y24、Y28**、Y31**、Y40**、Y53**、Y55*、Y57**、Y61、Y64** | X1*、X3、X7*、X8、Y4*、Y13*、Y61、Y68 | X1*、X3、X7**、X8、Y3、Y11**、Y16、Y22、Y62 | X1、X3、X7**、X8、Y4、Y13、Y22、Y61、Y68 |
| 国内旅游 人数X6 | X1**、X2**、X5**、Y4、Y8*、Y13*、Y19**、Y20**、Y24、Y27、Y28**、Y31**、Y38**、Y48、Y53**、Y55**、Y57**、Y58、Y61*、Y64**、Y65 | X2**、X7、Y13*、Y22、Y24、Y53、Y55、Y60*、Y61、Y67* | X2**、X4、Y3*、Y8**、Y12*、Y18**、Y20**、Y25**、Y30*、Y31**、Y38**、Y42**、Y48**、Y56**、Y60*、Y61、Y62**、Y67** | X2**、X7、Y13、Y24**、Y61、Y67*、Y68 |
| 国际旅游 人天数X7 | X1*、X5*、Y4、Y17*、Y23*、Y27、Y39、Y49*、Y53*、Y55*、Y58、Y61 | X1**、X4、X5*、X8、Y4*、Y13**、Y61、Y68 | X1*、X5**、X8、Y6、Y11**、Y16、Y22 | X1、X4**、X5**、X8、Y13、Y61、Y68 |
| 国际人均 停留时间X8 | X1、X3**、Y4、Y7*、Y14**、Y17、Y21、Y27**、Y30、Y51**、Y54*、Y55、Y57、Y58**、Y60 | X3**、X5、Y8*、Y15*、Y16、Y18*、Y20*、Y25*、Y27*、Y40*、Y41*、Y46**、Y56*、Y61、Y65* | X5、Y16、Y22、Y24、Y55、Y68 | X3、X5、Y8、Y15、Y16、Y18、Y20、Y25、Y27、Y40、Y41、Y46、Y56、Y61、Y65、Y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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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旅游流与目的地子系统贡献值
-->Fig. 3The contribution of tourism flows and destination subsystem
-->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各要素贡献值
-->Fig. 4The contribution of tourism flows and destination system elements
-->
4.2.1 严重失调阶段
1995-2000年,西安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协调度较低,协调度值位于0.198~0.299之间,此阶段处于严重失调阶段。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1995-1998年,两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基本持平,1999-2000年,旅游流综合发展水平相对超前,目的地系统发展较为滞后。
通过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中指标的回归与相关分析可知,旅游流系统内部指标间的关系来看,国际旅游收入、国际旅游人均消费与国际旅游人数与旅游流系统各指标的相关关系较为密切,相关系数在0.9以上,回归关系较为显著,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在0.7以上,此阶段入境旅游指标表现较好,国内旅游指标表现不明显。目的地系统对旅游流系统指标的影响来看,景区收入与效率、饭店与旅行社等旅游企业指标,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及外商投资等经济指标,城市绿化环卫指标,居民生活水平与文化环境等社会文化环境指标,以及刑事与交通案件等社会治安指标与旅游流系统各指标回归与相关关系较为密切,回归系数均高于0.7,相关系数均高于0.85。
通过功效贡献值的均值分析发现,从贡献要素来看,游客消费能力、停留时间、旅游企业效率、城市供水与文化环境等要素对此阶段二者耦合协调度的贡献程度较大,贡献值均在0.292以上。从子系统贡献值来看,旅游效益、旅游规模与旅游企业子系统的贡献程度较大,贡献均值在0.201以上。从成长动因来看,此阶段旅游流与目的地耦合的主导成长动因以旅游流系统与旅游供给子系统等内生性因素为主,其中入境旅游流规模与效益要素表现突出,目的地系统中景区、饭店与旅行社部分要素的贡献值相对较高,但其他子系统的贡献程度总体上相对较小。整体上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中包含的因素与子系统耦合程度较弱。
4.2.2 中度失调阶段
2001-2005年,西安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协调度值位于0.317~0.366之间,此阶段处于中度失调阶段。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除2003年“非典”特殊年外,旅游流综合发展水平均高于目的地系统发展水平,整体上来看旅游流综合发展水平相对超前,目的地系统发展水平较为滞后。
通过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中各指标的回归与相关分析可知,旅游流系统内部指标关系来看,除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比例这一指标外,其余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均较为密切,相关系数在0.8以上,回归关系较为显著,回归系数均在0.7以上。此阶段入境与国内旅游指标表现均较好。目的地系统对旅游流系统指标的影响来看,景区固定资产、从业人员、景区数量与旅行社数量等旅游企业指标,固定投资、外商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等国民经济指标,载客汽车数量、民航通航里程、固话与移动电话等交通设施指标,公共厕所、工业废水废气等环卫指标,以及城镇居民收入、卫生机构数量、刑事与交通案件等社会环境指标与旅游流系统各指标回归与相关关系较为密切。
通过功效贡献值的均值分析发现,从贡献要素来看,游客消费能力、停留时间、旅游企业规模、经济结构、城市供水、邮电通讯、文化环境与社会治安等要素对此阶段二者耦合协调度的贡献程度较大,贡献值均在0.383以上。从子系统贡献值来看,旅游企业、旅游规模、旅游效益与社会环境的贡献程度较大,其贡献均值在0.308以上。从成长动因来看,此阶段旅游流与目的地耦合的主导成长动因包括了旅游流系统、旅游供给子系统等内生性因素,以及目的地社会环境子系统这一外生性因素。其中,旅游企业子系统对此阶段二者成长贡献较上阶段提升90%,旅游效益与旅游规模子系统的贡献值较上阶段也提升了55%以上,社会环境子系统的贡献值较上阶段提升了40%。整体上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中各子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有所提升。
4.2.3 轻度失调阶段
2006-2010年,西安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协调度位于0.405~0.497之间,此阶段处于轻度失调阶段。从两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来看,2006-2007年,旅游流综合发展水平相对超前,目的地系统发展水平较为滞后;受2008年地震、雪灾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旅游流综合发展水平与速度有所下降,2008-2010年旅游流综合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目的地系统发展水平较为超前。
通过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中各指标的回归与相关分析可知,旅游流系统内部指标关系来看,国际旅游收入与人次、国内旅游人次与收入等旅游流系统指标的相关关系较为密切,相关系数在0.85以上,回归关系较为显著,回归系数在0.61以上。此阶段得益于国内旅游需求的勃发,以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等政策的出台,国内与入境旅游指标表现抢眼。目的地系统对旅游流系统指标的影响来看,景区数量、旅行社与酒店数量、收入与固定资产等旅游企业指标,GDP、人均GDP、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及外商投资等国民经济指标,城市供水、供气与载客汽车数量等设施指标,污水处理、建城区绿化覆盖率、园林绿地面积与公共厕所等城市环卫指标,以及群众艺术文化文艺活动、卫生机构数量、火灾与社会治安等社会环境指标与旅游流系统各指标回归与相关关系密切,回归与相关系数均较高。
通过功效贡献值的均值分析发现,从贡献要素来看,游客停留时间、旅游企业规模、旅游企业效率、经济结构、三废整治、邮电通讯、旅游政策与文化环境等要素对此阶段二者的耦合协调度贡献程度较大,贡献值均在0.532以上。从子系统贡献值来看,旅游规模、旅游企业、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贡献程度较大,其贡献均值在0.406以上。此阶段二者子系统的耦合程度有较大提升。从成长动因来看,此阶段旅游流与目的地耦合的主导成长动因包括了除旅游规模与旅游企业子系统等内生性因素外,目的地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子系统等外生性因素的贡献值也较突出。其中,旅游企业子系统对二者成长贡献较上阶段提升48%,旅游规模子系统的贡献值较上阶段也提升了63%,社会环境子系统的贡献值较上阶段提升了43%,自然环境子系统的贡献值较上阶段提升幅度最大,为158%。
4.2.4 初级—中级协调阶段 因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包含指标较多,二者耦合的初级与中级协调阶段时间序列较短,影响指标的回归分析结果,故为更好说明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指标之间的互动影响关系,将初级协调与中级协调阶段合并为一个阶段分析,以更好探讨各指标与因素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2011-2014年,西安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协调度位于0.543~0.685之间,此阶段处于协调阶段。从两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来看,旅游流综合发展水平相对超前,目的地系统发展水平较为滞后。
通过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中各指标的回归与相关分析可知,旅游流系统内部指标关系来看,旅游流系统各指标的相关关系均较为密切,相关系数在0.9以上,回归关系较为显著,回归系数在0.6以上。目的地系统对旅游流系统指标的影响来看,景区收入与效率、旅行社数量、星级饭店全员劳动生产率等旅游企业指标,GDP、固定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等经济规模指标,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及外商投资等经济结构指标,年末供水管道长度与供气总量等供水供气指标,载客汽车数量、民航通航里程、固话年末总数户、移动电话户数与互联网用户数等邮电通讯指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公共厕所、工业废水排放量等城市环卫指标,以及高等学校在校人数、卫生机构数、群众艺术馆、文化馆文艺活动次数、卫生机构床位数、交通事故数与火灾事故数等社会环境指标与旅游流系统各指标回归与相关关系较为密切,回归系数与相关系数均较高。
通过功效贡献值的均值分析发现,从贡献要素来看,游客停留时间、旅游企业效率、旅游人次、旅游企业效益、游客消费能力、城市供水供气、城市污水处理、城市绿化、文化环境、社会医疗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等要素对此阶段二者的耦合协调度贡献程度较大,贡献值均在0.812以上。从子系统贡献值来看,除旅游景区子系统的的贡献程度为0.462以外,其余子系统贡献均值在0.731以上。此阶段旅游流与目的地子系统的贡献程度均有所提升,二者各子系统的耦合程度达到较高水平。从成长动因来看,此阶段旅游流与目的地耦合的主导成长动因除旅游景区的贡献值较低外,其余的内生与外生性因素贡献值均有大幅度的提升。其中,旅游效益与区域经济子系统对二者成长贡献较上阶段提升95%以上,基础设施与社会环境子系统的贡献值较上阶段也提升了80%以上,旅游规模与自然境子系统的贡献值较上阶段提升了60%。
4.3 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的驱动机制分析
从系统论角度来看,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成长过程是一种复杂的自组织现象,在二者自组织演化的过程中受系统内部要素与子系统的变化以及外部宏观环境的影响,使得二者的耦合演化过程呈现出不同的涨落现象,并通过不同阶段系统内部要素与子系统的转换与变化,优化两大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最终实现两系统由低质耦合到高质耦合的成长演化。具体来看,从基本驱动力、原生驱动力、内部驱动力与外部驱动力四方面来分析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成长曲线的演进过程与驱动机制（图5、图6）。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成长曲线的演进过程
-->Fig. 5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ourism flows and destination system coupling growth curve
-->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6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成长“四位一体”驱动机制
-->Fig. 6The quaternity driving mechanism of tourism flows and destination system coupling growth
-->
游客需求是引致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成长的基本驱动力（图6）。二者耦合成长现象的发生,主要基于游客的内生期望、动机与需求引起的规模效应。20年间西安旅游发展迅速,游客需求日益增长。从规模上看,20年间国内外游客人数的环比增长率均值分别为16.2%和9.7%,国际旅游人天数环比增长率均值为12.7%。从效益上看,20年间国内外旅游收入的环比增长率均值分别为19.8%和15.7%,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比例的环比增长率均值为14.5%。正是强大的游客需求,引致并推动了旅游流与目的地耦合现象的产生与演化。
旅游流需求与目的地供给的自组织发展与动态演化是决定二者耦合成长曲线的原生驱动力（图6）。旅游流需求来看,2014年国内外旅游相关指标为1995年的4.39倍以上,其中国内旅游人次与收入分别为1995年的15.8倍和27.3倍。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与闲暇时间的增加,旅游需求量迅速扩大以及需求市场地位的变化,在市场调节的影响下,必然目的地供给系统的要素与子系统在不同发展阶段发生转换,并对旅游需求主动做出响应。目的地供给来看,20年间目的地供给水平日益提升,2014年目的地各子系统对二者耦合的阶段贡献值均在0.731以上,相关供给指标为1995年的3.85倍以上,不同阶段目的地供给要素与子系统的差异与完善会对旅游需求的响应程度造成影响。旅游流系统中需求规模的扩大,旅游效益的提升,目的地系统中基础设施的完善,产业与经济结构的转变,以及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塑造强化,在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影响下,共同驱动二者耦合成长曲线的演进与发展。
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内部因素与子系统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转换与变化是影响二者耦合成长的内部驱动力（图6）。两大系统内部要素与子系统发展水平的此消彼长,使得不同发展阶段各因素与子系统发挥的功能与作用不同,并进一步优化两大系统内部要素与子系统的功能和组合结构,推动并导致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成长的优化升级。在旅游流与目的地耦合成长的过程中,随着两大系统结构与要素的优化演化,二者的耦合协调度也出现涨落波动现象。从图5来看,在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成长的严重失调阶段,主导两大系统耦合成长的因素集中在游客消费能力、停留时间与旅游企业效率等以及旅游规模与效益等子系统方面,目的地各要素与子系统供给水平不突出,二者的状态为低质耦合。在随后的不同演化阶段,主导二者系统演化的因素与子系统逐渐变换,数量也渐进增加,驱动旅游流需求与目的地供给结构不断进行优化,两大系统的耦合质量也不断提升,最终实现两大系统的耦合由严重失调到中级协调的嬗变。
国家政策的动态支持与特殊事件年份的出现是影响二者耦合成长的外部驱动力（图6）。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的自组织耦合演化离不开外部宏观环境的影响,国家政策是影响旅游需求与目的地供给发展的重要支持条件[32],也是国家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外在表现。特殊事件年份则是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度波动变化的转折点,也是旅游业脆弱性的外在表现。从图2和图5可知,1998年的洪灾,2003年的“非典”疫情,2008年的汶川地震与金融危机均对旅游需求造成了负面影响,导致旅游需求不同程度的下跌,致使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成长曲线发生偏离。与之伴随的是国家及时出台系列旅游政策,积极削弱特殊事件年份对旅游需求的负面影响,并进一步刺激、引导与影响旅游需求的向积极方向演化。系列重要政策与意见包括2001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快旅游业发展的通知》,2005年出台的《国民经济和社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2009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2011年国家旅游局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旅游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指导意见》,以及2013年颁布的《旅游法与国民休闲纲要（2013-2020）》等。在特殊事件年份与旅游政策的共同驱动下,旅游流与目的地耦合成长曲线呈现“三峰三谷”的波动涨落发展特征。
5 结论与讨论
（1）通过对西安市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综合发展水平与耦合成长曲线的发生学整体分析发现,旅游流综合发展水平呈现“三峰三谷”的演进特征,目的地综合发展水平呈现“平稳演进”的发展特征,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成长曲线呈现“三峰三谷”的演进特征,与旅游流综合发展水平演进特征较为一致。可见旅游流与目的地的耦合成长演变曲线受旅游流需求系统的影响与支配。（2）通过对西安市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成长曲线的发生学阶段分析发现,不同的耦合发展阶段,主导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成长的驱动因素与子系统存在转换与演变,继而促使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更加优化,并实现了两大系统由低质耦合向高质耦合的转变。严重失调阶段,主导两大系统耦合成长的主要是旅游效益、旅游规模与旅游企业子系统;中度失调阶段主导子系统除旅游企业、规模与效益外,还包括目的地社会环境子系统;轻度失调阶段主导子系统内容更加丰富,旅游流相关子系统,以及目的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基础设施子系统表现均较为突出;初—中级协调阶段,主导子系统涵盖了除旅游景区以外的各子系统,“全域旅游”发展趋势下,目的地宏观外部性因素对二者耦合的影响愈发明显。
（3）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成长的自组织演化过程中,受系统内部要素与子系统的影响,以及外部宏观环境的制约。其中,旅游流需求是引致并支配二者耦合成长的基本驱动力,旅游流需求与目的地供给的自组织发展与动态演化是决定耦合成长曲线演进的原生驱动力,系统内部因素与子系统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转换与变化是影响耦合成长曲线演进的内部驱动力,国家政策的动态支持与特殊事件年份的出现是影响耦合成长的外部驱动力。在“四位一体”驱动力的作用下,不同发展阶段系统内部要素与子系统通过转换与演化,实现系统结构与功能的优化,共同推动旅游流与目的地耦合成长曲线的发展、涨落与演化。
（4）发生学理论与方法对认识社会现象发生、发展与演化的特征与揭示其发展形态和演进规律具有重要作用。基于发生学理论,从整体视角,采取回溯式研究方法,对西安市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成长的演进过程进行回溯式审视,以尝试分析两大系统耦合成长过程的整体与阶段发展特征,剖析两大系统耦合成长演化过程中的主导因素与子系统的转换与优化过程,以明确各阶段主导目的地旅游供需耦合成长的因素与子系统。本研究与已有研究的区别在于不局限于对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实证分析,而是将协调度视为揭示系统耦合成长的外在表征,通过发生学理论与方法,认识与理解旅游流与目的地耦合成长的过程,发展特征及演进规律,为科学认识西安市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自组织耦合演变过程提供理论参考。
（5）系统论对从整体角度认识与把握社会现象的自组织演进过程与驱动机制具有重要作用。基于系统论,在剖析西安市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发生、成长与演化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影响两大系统耦合成长的基本驱动力、原生驱动力、内部驱动力与外部驱动力,在四种驱动力的共同作用下,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得以优化,两大系统协调度由低质耦合向高质耦合的嬗变也得以实现。从系统角度剖析西安市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耦合驱动机制,可从整体上把控各阶段的主导因素与子系统的转换过程,对优化目的地供给内容,保障目的地旅游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 [1] | . 入境旅游是中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外旅游者入境后,在空间上呈现出一定的流动特征及分布规律.本文根据中国旅游统计年鉴资料和项目组旅游调查资料,将全国旅游流划分为5大基本旅游流区,为加强各分区间的联合促销及客流、信息共享提供参考依据和技术支撑. . 入境旅游是中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外旅游者入境后,在空间上呈现出一定的流动特征及分布规律.本文根据中国旅游统计年鉴资料和项目组旅游调查资料,将全国旅游流划分为5大基本旅游流区,为加强各分区间的联合促销及客流、信息共享提供参考依据和技术支撑. |
| [2] | . 农民旅游流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其旅游重心能综合反映旅游流网络的空间扩散和集聚特征。运用国内农村居民旅游者的流向抽样调查数据，构建农民旅游流网络重心、旅游流向、移动距离模型，对农民旅游流的重心轨迹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农民旅游流网络重心隐含农民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双重心的内在联系特性，两种重心呈现“偏南—西南—东北—偏东”的演变轨迹，农民旅游客源地重心与目的地重心存在空间错位；农民旅游流网络重心的移动幅度东西方向大于南北方向，2003-2004 年与2004-2005 年的重心移动距离尺度大于其他时期；其网络重心与经济收入、人口、入境旅游三项重心比较明显偏西南部，呈现客源地重心向东南部、目的地重心向东转北的发展趋势，农民旅游客源地出游力存在区域差异、目的地吸引力存在空间不平衡。本研究作为旅游产业的区域布局与旅游资源的科学配置的基础工作，可为深化农民旅游市场开发以及预测旅游流的动态提供新视角。 . 农民旅游流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其旅游重心能综合反映旅游流网络的空间扩散和集聚特征。运用国内农村居民旅游者的流向抽样调查数据，构建农民旅游流网络重心、旅游流向、移动距离模型，对农民旅游流的重心轨迹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农民旅游流网络重心隐含农民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双重心的内在联系特性，两种重心呈现“偏南—西南—东北—偏东”的演变轨迹，农民旅游客源地重心与目的地重心存在空间错位；农民旅游流网络重心的移动幅度东西方向大于南北方向，2003-2004 年与2004-2005 年的重心移动距离尺度大于其他时期；其网络重心与经济收入、人口、入境旅游三项重心比较明显偏西南部，呈现客源地重心向东南部、目的地重心向东转北的发展趋势，农民旅游客源地出游力存在区域差异、目的地吸引力存在空间不平衡。本研究作为旅游产业的区域布局与旅游资源的科学配置的基础工作，可为深化农民旅游市场开发以及预测旅游流的动态提供新视角。 |
| [3] | . <p>文章通过系统梳理旅游流研究在数量、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方面的相关进展，对其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旅游流研究趋势和未来展望。从结果来看，近年来旅游流研究数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国内****研究成果的增长趋势明显；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方面主要以借鉴相关学科为主；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理论框架、时空模式、流量特征、流动效应以及机理机制等5个方面。总体来看，旅游流的研究是从地理学角度对旅游学研究框架的重构。从未来研究趋势来看，旅游流研究数量还将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理论方法将向体系创新及模型构建的纵深方向发展，呈现出多学科理论方法的“修正式”融合态势；研究内容将向抽象理论研究、人地关系研究以及深层机理等方面延伸和发展。</p> . <p>文章通过系统梳理旅游流研究在数量、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方面的相关进展，对其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旅游流研究趋势和未来展望。从结果来看，近年来旅游流研究数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国内****研究成果的增长趋势明显；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方面主要以借鉴相关学科为主；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理论框架、时空模式、流量特征、流动效应以及机理机制等5个方面。总体来看，旅游流的研究是从地理学角度对旅游学研究框架的重构。从未来研究趋势来看，旅游流研究数量还将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理论方法将向体系创新及模型构建的纵深方向发展，呈现出多学科理论方法的“修正式”融合态势；研究内容将向抽象理论研究、人地关系研究以及深层机理等方面延伸和发展。</p> |
| [4] | . 基于供-需视角,对国内外旅游耦合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与审视.研究发现,国内外旅游耦合相关研究共性与差异性并存.共性表现在:研究多基于供给视角,供需结合视角的研究较少;部分研究主题内容一致;研究方法偏重实证分析.差异性表现在:国外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并重,国内研究偏重实证分析,理论研究相对较少;国外研究主题相对国内研究较为丰富;国外研究视角以微观研究为主,兼顾宏观研究,而国内主要侧重于宏观研究;国外研究方法较为多样,国内研究方法相对单一,侧重于耦合协调度实证模型.基于研究进展分析,提出深化"旅游耦合"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研究;强化"旅游耦合"思想及理论体系的探索;突出"旅游耦合调控"思想在旅游研究领域中的应用;融合以系统论、自组织理论、协调发展理论和控制论为指导的"旅游耦合"研究并拓展其研究的宽度和深度. . 基于供-需视角,对国内外旅游耦合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与审视.研究发现,国内外旅游耦合相关研究共性与差异性并存.共性表现在:研究多基于供给视角,供需结合视角的研究较少;部分研究主题内容一致;研究方法偏重实证分析.差异性表现在:国外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并重,国内研究偏重实证分析,理论研究相对较少;国外研究主题相对国内研究较为丰富;国外研究视角以微观研究为主,兼顾宏观研究,而国内主要侧重于宏观研究;国外研究方法较为多样,国内研究方法相对单一,侧重于耦合协调度实证模型.基于研究进展分析,提出深化"旅游耦合"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研究;强化"旅游耦合"思想及理论体系的探索;突出"旅游耦合调控"思想在旅游研究领域中的应用;融合以系统论、自组织理论、协调发展理论和控制论为指导的"旅游耦合"研究并拓展其研究的宽度和深度. |
| [5] | . Tourism planning : basics, concepts, cases Clare A. Gunn with Turgut Var Routledge, 2002 4th ed : pbk |
| [6] | . The literature on attractions is reviewed and a model of attractions is proposed. A tourist attraction system is defined as an empirical connection of tourist, nucleus, and marker. Tourists are travellers or visitors seeking leisure-related experiences, which involve nuclear and marker elements. Nuclei are discussed in terms of a hierarchy, clusters, and their inviolate zones. Markers are analy... |
| [7] | . |
| [8] | .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ain international tourism flows in terms of supply-sid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its production in destination countries. Unlike demand-oriented analysis,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re are parallels between tourism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flows that are typically explained from the supply-side variables,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the exporting countries. A simple model is proposed and tested. The results render strong support for the relevance of supply-side factors such as natural endowments, technology, and infrastructure in 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tourism flows.</p><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Résumé</h2><p id="">Avantage comparatif: une explication des flux du tourisme. L’objectif de cet article est d’expliquer les flux du tourisme international en termes des facteurs de l’offre associés à sa production dans les pays de destination. À la différence de l’analyse axée sur la demande, cette recherche suggère qu’il y a des parallèles entre le tourisme et les flux du commerce international qui sont expliqués typiquement à partir des variables de l’offre, l’avantage comparatif des pays exportateurs. On propose un modèle simple et le met à l’essai. Les résultats fournissent un fort appui à l’importance des facteurs de l’offre tels que qualités naturelles, technologie et infrastructure pour expliquer les flux du tourisme international.</p> |
| [9] | .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and the environment is important due to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in environmental effects induced by tourism. This paper aims at introducing an index system and developing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evaluat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tourism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aggregated index system comprised two hierarchies, five aspects and 20 indexes, which were weighted by the information entropy weight (IEW). Furthermore, a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CCDM) was established using panel data from 1995 to 2012 for Heilongjiang Province, China.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the degre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showed an upward tendency. Specifically, economic benefit and ecological quality had the greatest effect on the coupling system, indicating that they are the critical factors to be considered during macro policy-mak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thod combining CCDM with IEW can be implemented as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evaluating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
| [10] | .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dentify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destination choice process. In addition to prices and income factors, the supply factor is introduced as an explanatory variable in the econometric model. Co-integration analysis and error correction models (ECMs) are used to estimate the long run tourism demand elasticities and to forecast the quarterly European tourism demand for a 1-year-ahead horizon. The main finding of this study is that the behaviour of European tourists varies from one country to another. The co-integrating relationships show that the large elasticity magnitude may be the reflection of the relatively expensive services often sought after by tourists from these countries. The estimated values of the supply elasticity corroborate the supply induced demand hypothesis. Finally, compared to the basic structural model and using the root mean squared error, the ECM provides more precise forecasts.</p> |
| [11] | .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the Korean television (TV) drama series titled, <em>Winter Sonata,</em> on the potential or actual Japanese tourist flow to Korea. More specifically, this research explored the reasons for the popularity of the Korean TV drama series, the change of perceived image as an impact of the melodrama, and the preferred products of soap opera-induced tourism.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were achieved through two ways: (1) review of articles in newspapers, magazines, and reports; (2) analyses of a survey of Japanese tourists visiting featured locations of the <em>Winter Sonata</em> TV drama seri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this Korean TV series had a variety of impacts in relation to Korea and Japan. Interestingly, Japanese respondents in their 40s and over-preferred Korean TV dramas and indicated a stronger desire to take a <em>Hallyu</em> trip. Additionally, a high level of interest and empathy for leading actors and actresses were the key reasons for their preference for Korean dramas. Results of the canonical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respondents preferred the Korean TV dramas due to all five reason dimensions which demonstrated higher levels and agree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ive out of the eight product types from this study.</p> |
| [12] | |
| [13] | . This paper looks at capacity expansion relating to an airport and the derived tourist demand that this facilitates. The context is the airport relocation planned for the tourist destination of Eilat, Israel. The paper addresses three issues. First, using a multi-regional input output model for Israel, we estimate the magnitude of the static inter-sectoral impacts associated with airport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regional and national economy. Second, we focus on the lag effects in this process as increased tourism demand does not elicit an immediate response on the supply side in terms of new hotel investment. Third, on the demand side, we estimate additional tourism expenditure in non-hotel activities over the period that the market adjusts and beyond. |
| [14] | . The tourism industry, particularly the hotel sector,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and dynamic as a result of the pressures of globalized supply and demand in a context of uncertainty.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the efficiency of hotel companies in the Algarve (Portugal), a tourist destination of excellence in southwest Europe. In particular, we intend to assess the efficiency of the hotels in terms of star rating (four and five-star hotels), their location (Windward and Leeward), owning or not golf courses and owning just a single hotel or more than one. This analysis will be based on the parametric method of 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 using a revenue function. We found relevant levels of inefficiency. The results also point out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operational environment, particularly the hotel location and the existence of golf facilities. Star rating and owning multiples hotels do not seem to be so relevant. |
| [15] | . 随着互联网在旅游中的应用不断增多, 很多旅游目的地逐渐重视网络营销, 以期吸引更多的游客。为了探讨区域旅游流对在线旅游信息的响应, 文章提出了外向在线旅游信息流概念, 并以美国和加拿大的15大旅游网站作为研究样本, 通过文本挖掘方法, 测度出了中国城市的外向在线旅游信息指数。通过统计数据分析美加来华游客入境旅游流偏好值, 探讨我国城市外向在线旅游信息流与入境旅游流之间的耦合关系。研究发现, 外向在线旅游信息流指数较高的中国城市在国际上都有较高的知名度, 且旅游资源禀赋高;美加来华旅游者主要集中前往中国东部地区;我国城市外向在线旅游信息流与入境旅游流之间的耦合关系表现出4种形态。结果表明,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外向在线旅游信息流与入境旅游流之间并非直接的对应关系。 . 随着互联网在旅游中的应用不断增多, 很多旅游目的地逐渐重视网络营销, 以期吸引更多的游客。为了探讨区域旅游流对在线旅游信息的响应, 文章提出了外向在线旅游信息流概念, 并以美国和加拿大的15大旅游网站作为研究样本, 通过文本挖掘方法, 测度出了中国城市的外向在线旅游信息指数。通过统计数据分析美加来华游客入境旅游流偏好值, 探讨我国城市外向在线旅游信息流与入境旅游流之间的耦合关系。研究发现, 外向在线旅游信息流指数较高的中国城市在国际上都有较高的知名度, 且旅游资源禀赋高;美加来华旅游者主要集中前往中国东部地区;我国城市外向在线旅游信息流与入境旅游流之间的耦合关系表现出4种形态。结果表明,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外向在线旅游信息流与入境旅游流之间并非直接的对应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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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 区域入境旅游流与航空运输网络协同演化规律及差异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文章探讨了入境旅游流与航空运输网络空间演化的协同关系和动力机制,并利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重心模型,从入境旅游流和航空运输网络的客流关联度、空间结构、网络结点连接强度等层面,对1999～2009年西南地区入境旅游流与航空运输网络的协同演化规律及差异性进行深入分析。结果显示:(1)西南地区入境旅游流与航空客流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互动效应明显,但入境旅游流对航空客流的促进作用更强;(2)入境旅游流和航空客流的空间结构变动特征和趋势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3)入境旅游流和航空运输网络中的结点连接强度存在着较强的耦合性,其耦合程度受到了其它交通运输方式的影响;(4)西南6省区中仅有西藏的入境旅游流流量与航空客流量相关关系不显著,而其他5省区则较显著,但区域内部也存在较大差异。 . 区域入境旅游流与航空运输网络协同演化规律及差异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文章探讨了入境旅游流与航空运输网络空间演化的协同关系和动力机制,并利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重心模型,从入境旅游流和航空运输网络的客流关联度、空间结构、网络结点连接强度等层面,对1999～2009年西南地区入境旅游流与航空运输网络的协同演化规律及差异性进行深入分析。结果显示:(1)西南地区入境旅游流与航空客流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互动效应明显,但入境旅游流对航空客流的促进作用更强;(2)入境旅游流和航空客流的空间结构变动特征和趋势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3)入境旅游流和航空运输网络中的结点连接强度存在着较强的耦合性,其耦合程度受到了其它交通运输方式的影响;(4)西南6省区中仅有西藏的入境旅游流流量与航空客流量相关关系不显著,而其他5省区则较显著,但区域内部也存在较大差异。 |
| [19] | . 在构建城市入境旅游流和旅游环境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利用了耦合协调度函数及其量化模型，以西安市为例分析了城市入境旅游流和旅游环境两个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表明：西安入境旅游流和城市旅游环境在2001—2010年间经历了从轻度失调到中度失调再到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的过程，尽管期间有过波动，但总体态势趋向良性发展。城市入境旅游的发展不再简单地依赖于城市旅游资源的品质和数量，旅游环境已经成为城市目的地发展入境旅游的重要基础和吸引要素。如何进一步优化城市的旅游环境来加强入境旅游的发展是城市旅游管理部门应该重视的课题。 . 在构建城市入境旅游流和旅游环境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利用了耦合协调度函数及其量化模型，以西安市为例分析了城市入境旅游流和旅游环境两个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表明：西安入境旅游流和城市旅游环境在2001—2010年间经历了从轻度失调到中度失调再到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的过程，尽管期间有过波动，但总体态势趋向良性发展。城市入境旅游的发展不再简单地依赖于城市旅游资源的品质和数量，旅游环境已经成为城市目的地发展入境旅游的重要基础和吸引要素。如何进一步优化城市的旅游环境来加强入境旅游的发展是城市旅游管理部门应该重视的课题。 |
| [20] | . 基于供需视角构建入境旅游流和星级饭店系统耦合模型和评价指标体系,选用1993—2012年相关数据,分析北京市入境旅游流与星级饭店系统耦合协调状况.结果表明：两个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基本呈现上升态势,系统间耦合作用显著,耦合协调度稳步提高.运用实地问卷调研数据,分析北京市入境旅游流和星级饭店系统的耦合现状,结果显示北京市的住宿和餐饮可较好地满足入境游客的需要,但服务质量评价值低于服务设施评价值.影响两系统耦合协调的因素有系统发展水平、需求变化、供需状况以及饭店服务质量等. . 基于供需视角构建入境旅游流和星级饭店系统耦合模型和评价指标体系,选用1993—2012年相关数据,分析北京市入境旅游流与星级饭店系统耦合协调状况.结果表明：两个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基本呈现上升态势,系统间耦合作用显著,耦合协调度稳步提高.运用实地问卷调研数据,分析北京市入境旅游流和星级饭店系统的耦合现状,结果显示北京市的住宿和餐饮可较好地满足入境游客的需要,但服务质量评价值低于服务设施评价值.影响两系统耦合协调的因素有系统发展水平、需求变化、供需状况以及饭店服务质量等. |
| [21] | . 通过构建入境旅游流与省域目的地耦合系统指标体系，对2000、2005和2010年我国西部12省（区市）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分异特征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显示：①我国西部省份入境旅游流与目的地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缓慢提升，但仍未进入协调发展阶段。②入境旅游需求发展滞后为普遍现象，即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约西部入境旅游发展的关键问题，而供给发展滞后省份数量呈现扩大趋势。③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格局特征为，胡焕庸线经过及其以东省份耦合协调度水平较高，而以西省份水平较低。④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逐步扩大并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其主要原因在于入境旅游流系统发展水平差距的扩大，而且，旅游区内部省际差异，是整个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总体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其中又以西北地区省际差异为主。 . 通过构建入境旅游流与省域目的地耦合系统指标体系，对2000、2005和2010年我国西部12省（区市）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分异特征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显示：①我国西部省份入境旅游流与目的地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缓慢提升，但仍未进入协调发展阶段。②入境旅游需求发展滞后为普遍现象，即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约西部入境旅游发展的关键问题，而供给发展滞后省份数量呈现扩大趋势。③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格局特征为，胡焕庸线经过及其以东省份耦合协调度水平较高，而以西省份水平较低。④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逐步扩大并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其主要原因在于入境旅游流系统发展水平差距的扩大，而且，旅游区内部省际差异，是整个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总体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其中又以西北地区省际差异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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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 <p>遗产廊道是针对大尺度文化景观保护的一种区域化的遗产保护途径。遗产廊道构成的确定是中国大运河遗产廊道保护与管理的首要任务。本文基于发生学方法,通过历史模型的建构阐释了运河在各历史时期演变进程中构成要素的功能与相互关系,明确了大运河遗产廊道的构成及特征。大运河遗产廊道由自然系统、遗产系统与支持系统3大部分构成。作为大运河发生背景, 与大运河生态功能维护相关的湿地、林地、农田等区域环境要素构成廊道的自然系统；与大运河漕运功能相关的水利工程遗产,与大运河发生发展历史相关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与大运河无发生学关联,仅空间距离相关的其他非运河类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廊道的遗产系统；游憩道、解说系统、公共服务设施构成廊道的支持系统。三者为沿运地区可持续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自然资产、文化资产和社会资产。整合构成集生态与遗产保护、休闲游憩、审美启智与教育为一体的大运河遗产廊道。</p> . <p>遗产廊道是针对大尺度文化景观保护的一种区域化的遗产保护途径。遗产廊道构成的确定是中国大运河遗产廊道保护与管理的首要任务。本文基于发生学方法,通过历史模型的建构阐释了运河在各历史时期演变进程中构成要素的功能与相互关系,明确了大运河遗产廊道的构成及特征。大运河遗产廊道由自然系统、遗产系统与支持系统3大部分构成。作为大运河发生背景, 与大运河生态功能维护相关的湿地、林地、农田等区域环境要素构成廊道的自然系统；与大运河漕运功能相关的水利工程遗产,与大运河发生发展历史相关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与大运河无发生学关联,仅空间距离相关的其他非运河类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廊道的遗产系统；游憩道、解说系统、公共服务设施构成廊道的支持系统。三者为沿运地区可持续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自然资产、文化资产和社会资产。整合构成集生态与遗产保护、休闲游憩、审美启智与教育为一体的大运河遗产廊道。</p> |
| [26] | . 发生学方法兴起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随后被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所采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使这一方法走向科学，从而形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发生学方法。它是对现实及其发生前提和发生过程进行研究的方法，具有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特征，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它是历史研究的唯一方法。这对我们加深理解唯物史观与历史学理论方法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 发生学方法兴起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随后被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所采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使这一方法走向科学，从而形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发生学方法。它是对现实及其发生前提和发生过程进行研究的方法，具有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特征，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它是历史研究的唯一方法。这对我们加深理解唯物史观与历史学理论方法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
| [27] | . 当代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但无论如何,科学化应是人文地理学的基调,是中国人文地理学未来发展的基本选择和必由之路。无论是学科属性还是我国经济社会建设需求,人文地理学科学化不仅不是一个被动的目标而应该成为我们的主动追求。其基本目标有2个:一是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区域空间结构理论体系,需要进一步发现新的区域空间结构模式、构建中心地等级体系演化模型,以及从类型学和发生学2个角度梳理不同空间结构模式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等;二是构建一套相对成型的空间分析方法。将区域分为均质区域和功能区域,并进一步分解为点状、线状和面状3大要素,寻找处理这3大要素各自及相互之间内在空间耦合的表达技术,成为本文展开人文地理学空间分析理论框架的基本思路。其中,可达性分析技术的拓展、计量经济模型与空间分析技术的融合、综合性时空谱系空间分析方法体系的构建、依赖于空间概念拓展的新的空间分析技术的出现等,则是未来人文地理学空间分析的重要领域。为实现上述目标,需要树立科学的思维方式、融合资源环境基础、基于发生学视角的历史过程的长时段分析,以及充分利用现代分析技术等。 . 当代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但无论如何,科学化应是人文地理学的基调,是中国人文地理学未来发展的基本选择和必由之路。无论是学科属性还是我国经济社会建设需求,人文地理学科学化不仅不是一个被动的目标而应该成为我们的主动追求。其基本目标有2个:一是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区域空间结构理论体系,需要进一步发现新的区域空间结构模式、构建中心地等级体系演化模型,以及从类型学和发生学2个角度梳理不同空间结构模式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等;二是构建一套相对成型的空间分析方法。将区域分为均质区域和功能区域,并进一步分解为点状、线状和面状3大要素,寻找处理这3大要素各自及相互之间内在空间耦合的表达技术,成为本文展开人文地理学空间分析理论框架的基本思路。其中,可达性分析技术的拓展、计量经济模型与空间分析技术的融合、综合性时空谱系空间分析方法体系的构建、依赖于空间概念拓展的新的空间分析技术的出现等,则是未来人文地理学空间分析的重要领域。为实现上述目标,需要树立科学的思维方式、融合资源环境基础、基于发生学视角的历史过程的长时段分析,以及充分利用现代分析技术等。 |
| [28] | . 采用城市形态发生学研究方法,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利用历史文献、考古调查,结合古地图、航片、遥感影像等资料,对河南商丘归德府古城的城市形态进行了复原与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归德府古城呈圆形的外边缘带,与呈方形的内边缘带,分别修筑于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功能,“外圆内方”的空间形态实际上是城市变化的结果,反映了文化与自然环境两方面的作用。归德府城市形态各组成部分的变化并不一致,其中外郭城的变化最大,内城的变化相对较小,内城的街道、街区格局基本与清代的格局一致。内城的城墙城门护城河、棋盘格式街道格局、标志性建筑物（如文庙、府学等）,以及少量的呈点片状分布的古建筑和民居,构成了归德府城市形态主体,在中原地区具有典型性和唯一性,值得特别关注和保护。 . 采用城市形态发生学研究方法,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利用历史文献、考古调查,结合古地图、航片、遥感影像等资料,对河南商丘归德府古城的城市形态进行了复原与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归德府古城呈圆形的外边缘带,与呈方形的内边缘带,分别修筑于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功能,“外圆内方”的空间形态实际上是城市变化的结果,反映了文化与自然环境两方面的作用。归德府城市形态各组成部分的变化并不一致,其中外郭城的变化最大,内城的变化相对较小,内城的街道、街区格局基本与清代的格局一致。内城的城墙城门护城河、棋盘格式街道格局、标志性建筑物（如文庙、府学等）,以及少量的呈点片状分布的古建筑和民居,构成了归德府城市形态主体,在中原地区具有典型性和唯一性,值得特别关注和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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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 . 现阶段旅游地复杂系统演化相关研究成果一方面很难辨析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及其个案论争，另一方面由于无法深入研究系统演化背后的运行机制及其规律性，从而无法形成理论研究体系与范式。有鉴于此，本文作者以系统科学为指导，在明确旅游地复杂系统演化涵义的基础上，以旅游地 . 现阶段旅游地复杂系统演化相关研究成果一方面很难辨析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及其个案论争，另一方面由于无法深入研究系统演化背后的运行机制及其规律性，从而无法形成理论研究体系与范式。有鉴于此，本文作者以系统科学为指导，在明确旅游地复杂系统演化涵义的基础上，以旅游地 |
| [34] | . 旅游本质问题是旅游学研究的重要命题之一。本文在综合分析中外相关旅游本质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人学对人的本质属性的观点和系统论自组优化原理分析了旅游的本质，并提出：旅游的本质是人的一种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自觉活动或经历，其目的是追求身心愉悦。 . 旅游本质问题是旅游学研究的重要命题之一。本文在综合分析中外相关旅游本质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人学对人的本质属性的观点和系统论自组优化原理分析了旅游的本质，并提出：旅游的本质是人的一种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自觉活动或经历，其目的是追求身心愉悦。 |
| [35] | . 从耗散结构理论的视角,认为千岛湖旅游地是以外部自然与社会经济环境为支撑,以吸引物子系统、设施子系统、服务子系统和支持子系统为基础的旅游地耗散结构系统（TDSS）。分析了其演化过程,认为从1959年新安江水库建成到1981年“富春江—新安江”被确定为国家首批重点风景名胜区,千岛湖旅游系统处于萌芽状态,各子系统尚未完善成形;1982年至1994年为系统形成期,各子系统发展逐渐完善,旅游系统整体效应开始初步显现;从1995年起,千岛湖旅游地系统进入发展期,各子系统基本上发育成熟完善,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明显,系统的整体效应显著;2000年以后,千岛湖旅游地系统处于优化发展状态,各子系统之间进一步协调发展,旅游系统整体效应大大增强,并推动了旅游地的转型发展。探讨了其演化机制,认为旅游地系统演化的本质是耗散结构的负熵输入过程,系统要素的非线性作用是其演化动力,并通过基于外部环境和政府主导的中心控制的系统他组织与基于供给与需求、人地关系、区域协调以及利益主体平衡四类非线性作用的系统自组织而实现。 . 从耗散结构理论的视角,认为千岛湖旅游地是以外部自然与社会经济环境为支撑,以吸引物子系统、设施子系统、服务子系统和支持子系统为基础的旅游地耗散结构系统（TDSS）。分析了其演化过程,认为从1959年新安江水库建成到1981年“富春江—新安江”被确定为国家首批重点风景名胜区,千岛湖旅游系统处于萌芽状态,各子系统尚未完善成形;1982年至1994年为系统形成期,各子系统发展逐渐完善,旅游系统整体效应开始初步显现;从1995年起,千岛湖旅游地系统进入发展期,各子系统基本上发育成熟完善,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明显,系统的整体效应显著;2000年以后,千岛湖旅游地系统处于优化发展状态,各子系统之间进一步协调发展,旅游系统整体效应大大增强,并推动了旅游地的转型发展。探讨了其演化机制,认为旅游地系统演化的本质是耗散结构的负熵输入过程,系统要素的非线性作用是其演化动力,并通过基于外部环境和政府主导的中心控制的系统他组织与基于供给与需求、人地关系、区域协调以及利益主体平衡四类非线性作用的系统自组织而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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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 . <p>在分析现代服务业与城市化互动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理论,分析了现代服务业系统与城市化系统之间协调发展的机制,构建了两个系统的耦合评价模型及指标体系,并以常熟市为例,对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城市,其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存在不同的互动关系,对一般综合性城市而言,现代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存在明显的耦合关系,二者相互作用,彼此影响。2003-2012年常熟市现代服务业与城市化综合评价函数值总体均呈上升趋势;耦合度在十年间变化极小,基本保持在0.49左右;耦合协调度呈不断上升趋势,实现了从2003-2008年失调阶段向2009-2012年协调阶段的转变。但总体上,两系统耦合协调等级较低,到2012年尚处于初级协调阶段;耦合协调度的类型也长期是城市化发展滞后型。</p> . <p>在分析现代服务业与城市化互动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理论,分析了现代服务业系统与城市化系统之间协调发展的机制,构建了两个系统的耦合评价模型及指标体系,并以常熟市为例,对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城市,其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存在不同的互动关系,对一般综合性城市而言,现代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存在明显的耦合关系,二者相互作用,彼此影响。2003-2012年常熟市现代服务业与城市化综合评价函数值总体均呈上升趋势;耦合度在十年间变化极小,基本保持在0.49左右;耦合协调度呈不断上升趋势,实现了从2003-2008年失调阶段向2009-2012年协调阶段的转变。但总体上,两系统耦合协调等级较低,到2012年尚处于初级协调阶段;耦合协调度的类型也长期是城市化发展滞后型。</p> |
| [38] | . 城市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点,为旅游活动顺利开展提供必要的旅游供给。旅游流是旅游需求的直观显性表现。入境旅游对旅游业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其发展水平能够反映出旅游业发展的外向度水平。在城市旅游发展过程中,旅游供需间存在不平衡现象,追求供需平衡是城市旅游发展永恒的主题。耦合协调度模型是判定城市旅游供需耦合协调性的一种非常有利的工具,耦合协调级别标准影响着最终结果的判定。耦合协调水平级别标准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研究不足的现状,使之成为旅游供需平衡研究中亟需解决的研究命题之一本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旅游流与目的地耦合：因素、模型及机制研究》(NO.41271158)支持。在旅游学、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及系统理论指导下,本研究建立了城市旅游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在上海市和西安市市场调研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因子分析方法建立了城市旅游耦合协调验证指标体系。运用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比较分析和数学建模等研究方法,努力做到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对现有4种耦合协调水平分级标准进行甄选,确定了城市旅游供需耦合协调水平级别标准,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个较为适用的分级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对上海市和西安市旅游供需耦合协调水平进行评价,并对两城市供需耦合协调水平的异同展开对比分析。主要研究结论：(1)构建了城市旅游供需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系统层由入境旅游需求系统和入境旅游供给系统组成；目标层中入境旅游需求系统包含7个指标,入境旅游供给系统由核心供给、基本供给和辅助供给组成,包含28个指标。(2)构建了用于游客评价的城市旅游供需耦合协调验证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主要由旅游资源禀赋、城市社会文化、城市经济活动、旅游交通状况、旅游基础服务、城市环境卫生、旅游信息促销、旅游安全状况等8个供给要素组成,并且形成了由核心供给系统、基本供给系统和辅助供给系统组成的城市旅游供给结构,总共包含39个指标。(3)甄选出城市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分级标准。研究发现“十分法”和“六分法”在实践层面的适应性存在不足,耦合协调度模型与市场调查的游客评价结果不一致；在分级理论的概括性和明确性的讨论中,“四分法”存在分级模糊、用词不够精确的问题；因此,在对城市旅游供需耦合协调级别标准的确定过程中舍弃了“四分法”“六分法”和“十分法”等分级标准,最终认定“七分法”在耦合协调度级别判定上具有良好的适应性。(4)研究发现,在应对事件影响的反映上,上海市与西安市的旅游供需耦合协调水平的表现存在差异,面对金融危机类事件时,上海表现较为平稳,呈现较强的适应性；西安表现较为敏感,2008年前后协调水平波动巨大。世博会对上海旅游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耦合协调水平达到峰值。在供需关系上,上海属于旅游供给驱动型,西安则基本属于旅游需求驱动型,受需求影响较大。主要创新之处：(1)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城市旅游供需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和验证体系,两个指标体系在结构层面相互匹配,最终实现相互比对的目的。率先尝试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宏观层面进行测评,从微观层面进行对比验证,突破单纯使用统计数据或单纯使用调查数据的约束,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相结合地开展研究。(2)本研究针对耦合协调级别水平标准混乱的局面,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践验证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现有的4种耦合协调水平分级标准进行甄选,确定了“七分法”分级标准在实践和理论上的良好适应性,形成了城市旅游供需耦合协调水平级别标准,将其分为协调与失调两大类、七个协调水平层次,按照旅游供需关系又将其划分了21个耦合协调发展类型。这一标准的确立填补了耦合协调度级别适应性研究方面的不足。主要不足之处：(1)在数据使用上,验证数据只包含末年数据,缺少追踪年的数据；(2)在案例地上,仅仅选择了两个城市,缺乏对不同尺度、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城市间比较研究；(3)在研究对象上,仅仅以入境旅游流为例,未涉及游客群体更为庞大的国内旅游流。后续研究过程中应对以上这些问题予以更多关注。 . 城市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点,为旅游活动顺利开展提供必要的旅游供给。旅游流是旅游需求的直观显性表现。入境旅游对旅游业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其发展水平能够反映出旅游业发展的外向度水平。在城市旅游发展过程中,旅游供需间存在不平衡现象,追求供需平衡是城市旅游发展永恒的主题。耦合协调度模型是判定城市旅游供需耦合协调性的一种非常有利的工具,耦合协调级别标准影响着最终结果的判定。耦合协调水平级别标准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研究不足的现状,使之成为旅游供需平衡研究中亟需解决的研究命题之一本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旅游流与目的地耦合：因素、模型及机制研究》(NO.41271158)支持。在旅游学、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及系统理论指导下,本研究建立了城市旅游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在上海市和西安市市场调研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因子分析方法建立了城市旅游耦合协调验证指标体系。运用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比较分析和数学建模等研究方法,努力做到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对现有4种耦合协调水平分级标准进行甄选,确定了城市旅游供需耦合协调水平级别标准,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个较为适用的分级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对上海市和西安市旅游供需耦合协调水平进行评价,并对两城市供需耦合协调水平的异同展开对比分析。主要研究结论：(1)构建了城市旅游供需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系统层由入境旅游需求系统和入境旅游供给系统组成；目标层中入境旅游需求系统包含7个指标,入境旅游供给系统由核心供给、基本供给和辅助供给组成,包含28个指标。(2)构建了用于游客评价的城市旅游供需耦合协调验证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主要由旅游资源禀赋、城市社会文化、城市经济活动、旅游交通状况、旅游基础服务、城市环境卫生、旅游信息促销、旅游安全状况等8个供给要素组成,并且形成了由核心供给系统、基本供给系统和辅助供给系统组成的城市旅游供给结构,总共包含39个指标。(3)甄选出城市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分级标准。研究发现“十分法”和“六分法”在实践层面的适应性存在不足,耦合协调度模型与市场调查的游客评价结果不一致；在分级理论的概括性和明确性的讨论中,“四分法”存在分级模糊、用词不够精确的问题；因此,在对城市旅游供需耦合协调级别标准的确定过程中舍弃了“四分法”“六分法”和“十分法”等分级标准,最终认定“七分法”在耦合协调度级别判定上具有良好的适应性。(4)研究发现,在应对事件影响的反映上,上海市与西安市的旅游供需耦合协调水平的表现存在差异,面对金融危机类事件时,上海表现较为平稳,呈现较强的适应性；西安表现较为敏感,2008年前后协调水平波动巨大。世博会对上海旅游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耦合协调水平达到峰值。在供需关系上,上海属于旅游供给驱动型,西安则基本属于旅游需求驱动型,受需求影响较大。主要创新之处：(1)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城市旅游供需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和验证体系,两个指标体系在结构层面相互匹配,最终实现相互比对的目的。率先尝试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宏观层面进行测评,从微观层面进行对比验证,突破单纯使用统计数据或单纯使用调查数据的约束,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相结合地开展研究。(2)本研究针对耦合协调级别水平标准混乱的局面,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践验证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现有的4种耦合协调水平分级标准进行甄选,确定了“七分法”分级标准在实践和理论上的良好适应性,形成了城市旅游供需耦合协调水平级别标准,将其分为协调与失调两大类、七个协调水平层次,按照旅游供需关系又将其划分了21个耦合协调发展类型。这一标准的确立填补了耦合协调度级别适应性研究方面的不足。主要不足之处：(1)在数据使用上,验证数据只包含末年数据,缺少追踪年的数据；(2)在案例地上,仅仅选择了两个城市,缺乏对不同尺度、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城市间比较研究；(3)在研究对象上,仅仅以入境旅游流为例,未涉及游客群体更为庞大的国内旅游流。后续研究过程中应对以上这些问题予以更多关注。 |
| [39] | . 以西安市为样本区域,构建了反映城市旅游经济系统与交通系统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0-2007年西安市旅游经济系统与交通系统耦合协调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西安市旅游经济系统和交通系统综合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两系统耦合互动效应明显,耦合协调度也在逐年提升;但总体来看两系统协调等级较低,主要受交通系统发展的"短板效应"影响.西安市应努力提升航空和铁路交通系统的发展水平,构建旅游交通集散体系,使城市旅游经济系统和交通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得到稳步提升. . 以西安市为样本区域,构建了反映城市旅游经济系统与交通系统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0-2007年西安市旅游经济系统与交通系统耦合协调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西安市旅游经济系统和交通系统综合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两系统耦合互动效应明显,耦合协调度也在逐年提升;但总体来看两系统协调等级较低,主要受交通系统发展的"短板效应"影响.西安市应努力提升航空和铁路交通系统的发展水平,构建旅游交通集散体系,使城市旅游经济系统和交通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得到稳步提升. |
| [40] | . 对旅游流与目的地的互动关系展开“系统整合研究”,有利于构建整体旅游复杂系统的理论框架,可有效推动旅游系统内部要素关系、发展演化规律以及供需平衡预测和调控等问题的解决.本文以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和昆明的入境旅游为例,构建旅游流与城市目的地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灰色关联模型对1993-2012年六大典型城市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互动关联耦合程度进行了定量评价,并分析了系统内部要素耦合作用强度分异特征.研究结果显示:①入境旅游流系统内的耦合主导要素是游客流量和流速,目的地系统内的耦合主导要素是旅游服务设施与服务人员和目的地经济环境;②典型旅游城市的入境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长期处于磨合发展阶段,北京、上海的耦合度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广州、西安、成都和昆明的耦合度则表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③在入境旅游流系统的耦合主导要素上:东部三大城市主导要素分化明显,而西部三大城市均以旅游客流规模主导,其他要素为辅;④在目的地系统的耦合主导要素上:东部三大城市的自然、经济和社会环境要素的主导作用更强,而西部三大城市的旅游服务设施与服务人员以及基础设施要素主导作用更强,这表明两系统耦合质量的提升更需要依赖目的地整体环境的支撑,但西部城市由于受到较差的区位条件和较低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对目的地系统的核心供给要素和媒介支撑要素的投入仍处于边际报酬递增阶段. . 对旅游流与目的地的互动关系展开“系统整合研究”,有利于构建整体旅游复杂系统的理论框架,可有效推动旅游系统内部要素关系、发展演化规律以及供需平衡预测和调控等问题的解决.本文以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和昆明的入境旅游为例,构建旅游流与城市目的地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灰色关联模型对1993-2012年六大典型城市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互动关联耦合程度进行了定量评价,并分析了系统内部要素耦合作用强度分异特征.研究结果显示:①入境旅游流系统内的耦合主导要素是游客流量和流速,目的地系统内的耦合主导要素是旅游服务设施与服务人员和目的地经济环境;②典型旅游城市的入境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长期处于磨合发展阶段,北京、上海的耦合度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广州、西安、成都和昆明的耦合度则表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③在入境旅游流系统的耦合主导要素上:东部三大城市主导要素分化明显,而西部三大城市均以旅游客流规模主导,其他要素为辅;④在目的地系统的耦合主导要素上:东部三大城市的自然、经济和社会环境要素的主导作用更强,而西部三大城市的旅游服务设施与服务人员以及基础设施要素主导作用更强,这表明两系统耦合质量的提升更需要依赖目的地整体环境的支撑,但西部城市由于受到较差的区位条件和较低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对目的地系统的核心供给要素和媒介支撑要素的投入仍处于边际报酬递增阶段. |
| [41] | . . |
| [42] | . <p>当旅游目的地城市旅游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旅游产业会成为促进旅游目的地城市化发展的独立系统，与城市化系统互为背景、相互作用、彼此影响。文章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理论,分析了旅游产业系统与城市化系统之间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建构了两个系统的耦合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定量研究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西安市为例，对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2000～2009年西安市旅游产业与城市化综合评价函数值呈现上升的趋势；耦合度经历了2000～2002年快速变化和2003～2009年缓慢变化两个阶段；耦合协调度呈现持续快速上升趋势，实现了从2000～2005年失调阶段向2006～2009年协调阶段的转变。</p> . <p>当旅游目的地城市旅游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旅游产业会成为促进旅游目的地城市化发展的独立系统，与城市化系统互为背景、相互作用、彼此影响。文章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理论,分析了旅游产业系统与城市化系统之间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建构了两个系统的耦合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定量研究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西安市为例，对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2000～2009年西安市旅游产业与城市化综合评价函数值呈现上升的趋势；耦合度经历了2000～2002年快速变化和2003～2009年缓慢变化两个阶段；耦合协调度呈现持续快速上升趋势，实现了从2000～2005年失调阶段向2006～2009年协调阶段的转变。</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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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 .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迫在眉睫、新的旅游需求不断涌现,旅游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问题和矛盾也急剧增加。有些问题和矛盾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自发调节解决,而有些问题和矛盾则需要国家根据市场需求调整或出台新的旅游政策。学术界对于旅游政策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研究的深度还不够,研究的手段也较单一。旅游政策的经济效应及空间分异研究有助于旅游政策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旅游政策科学决策,对于优化旅游生产要素的空间布局、改善地区经济结构、促进旅游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研究遵循"现象梳理——问题分析——规律探讨"的研究思路,在国家旅游局项目(KBI14001531)支持下,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关于旅游政策和政策空间差异的研究,基于生产函数、非均衡发展、政策有效性等理论,对我国旅游政策的有效性及政策经济效应的空间分异进行研究。一方面,扩展经济学的生产函数模型,构建旅游政策经济效应评估模型,研究旅游政策经济效应的测量问题。采用"投射-实施后"对比分析法分析旅游政策的有效性,以31个省区市的旅游发展统计数据为基础,测算出两类旅游政策经济效应的大小,对该理论框架进行实证分析。另一方面,运用地理学的空间统计方法,探讨旅游政策经济效应的空间分异及时空演进规律。借助ESDA-GIS方法直观展示我国旅游政策经济效应的空间分布、空间联系及空间差异特点,综合收入水平和闲暇时间两个因素将研究时限划分成两个阶段,分析旅游政策经济效应的演化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旅游政策的配置建议。通过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纳入研究的我国旅游政策对旅游业的发展均产生了正效应。其中,制度性旅游政策比措施性旅游政策更有效。制度性旅游政策从宏观角度决定着旅游业的发展方向,措施性旅游政策从微观层面解决了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两类旅游政策从不同角度弥补单一政策的缺陷,相辅相成地为扩大旅游需求、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平稳增长提供政策支持。(2)旅游政策的经济效应具有空间差异性。总体而言,两类政策对东部地区的作用最强,而对中部地区作用最弱。31个省区市制度性旅游政策变量弹性系数和措施性旅游政策变量弹性系数均为正,但各省区市两类政策变量的弹性系数大小各异,相同的旅游政策在不同的空间作用效果不同。(3)制度性旅游政策和措施性旅游政策的经济效应均不存在全局空间自相关关系。资源丰富的地区对制度性旅游政策的响应度高,经济发达的地区对措施性旅游政策的响应度高。不同的发展空间需要不同的旅游政策支持,应根据地方旅游业发展实际来制定并推行差异化的旅游发展政策,从而提升旅游发展质量。(4)旅游政策的经济效应具有阶段性特征。总体上来看第二阶段制度性政策和措施性政策均比第一阶段更有效,应按照市场规律来制定旅游政策。统一的旅游政策作用在不同的空间上产生的效应不同,应正视旅游业发展地域差异的影响,特别是在不同发展阶段更要注重旅游政策与国民旅游需求的良性互动,依据市场变化来制定旅游政策。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包括:(1)从定量研究的角度对旅游政策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避免旅游政策经济效应定性评价的单一、片面,使得研究结论更为科学可信,准确呈现旅游政策与旅游经济发展之间的数量关系,独特的研究视角在旅游政策研究中具有新义。(2)构建旅游政策评估模型,使得旅游政策经济效应变得可测量,利用可以收集到的数据信息及相关计量手段加以分析并对计算结果科学阐述,以检测旅游政策的实际效率,使生产函数理论在旅游研究领域得到进一步的验证与发展,同时弥补了旅游政策理论研究上的不足。(3)从地理学的视角分析旅游政策经济效应的空间分异和演进规律,判断全国颁布统一的旅游政策其政策经济效应是否相同,有利于制定具有针对性的、高效率的旅游政策,引导旅游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提升旅游业产业地位。 .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迫在眉睫、新的旅游需求不断涌现,旅游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问题和矛盾也急剧增加。有些问题和矛盾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自发调节解决,而有些问题和矛盾则需要国家根据市场需求调整或出台新的旅游政策。学术界对于旅游政策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研究的深度还不够,研究的手段也较单一。旅游政策的经济效应及空间分异研究有助于旅游政策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旅游政策科学决策,对于优化旅游生产要素的空间布局、改善地区经济结构、促进旅游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研究遵循"现象梳理——问题分析——规律探讨"的研究思路,在国家旅游局项目(KBI14001531)支持下,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关于旅游政策和政策空间差异的研究,基于生产函数、非均衡发展、政策有效性等理论,对我国旅游政策的有效性及政策经济效应的空间分异进行研究。一方面,扩展经济学的生产函数模型,构建旅游政策经济效应评估模型,研究旅游政策经济效应的测量问题。采用"投射-实施后"对比分析法分析旅游政策的有效性,以31个省区市的旅游发展统计数据为基础,测算出两类旅游政策经济效应的大小,对该理论框架进行实证分析。另一方面,运用地理学的空间统计方法,探讨旅游政策经济效应的空间分异及时空演进规律。借助ESDA-GIS方法直观展示我国旅游政策经济效应的空间分布、空间联系及空间差异特点,综合收入水平和闲暇时间两个因素将研究时限划分成两个阶段,分析旅游政策经济效应的演化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旅游政策的配置建议。通过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纳入研究的我国旅游政策对旅游业的发展均产生了正效应。其中,制度性旅游政策比措施性旅游政策更有效。制度性旅游政策从宏观角度决定着旅游业的发展方向,措施性旅游政策从微观层面解决了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两类旅游政策从不同角度弥补单一政策的缺陷,相辅相成地为扩大旅游需求、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平稳增长提供政策支持。(2)旅游政策的经济效应具有空间差异性。总体而言,两类政策对东部地区的作用最强,而对中部地区作用最弱。31个省区市制度性旅游政策变量弹性系数和措施性旅游政策变量弹性系数均为正,但各省区市两类政策变量的弹性系数大小各异,相同的旅游政策在不同的空间作用效果不同。(3)制度性旅游政策和措施性旅游政策的经济效应均不存在全局空间自相关关系。资源丰富的地区对制度性旅游政策的响应度高,经济发达的地区对措施性旅游政策的响应度高。不同的发展空间需要不同的旅游政策支持,应根据地方旅游业发展实际来制定并推行差异化的旅游发展政策,从而提升旅游发展质量。(4)旅游政策的经济效应具有阶段性特征。总体上来看第二阶段制度性政策和措施性政策均比第一阶段更有效,应按照市场规律来制定旅游政策。统一的旅游政策作用在不同的空间上产生的效应不同,应正视旅游业发展地域差异的影响,特别是在不同发展阶段更要注重旅游政策与国民旅游需求的良性互动,依据市场变化来制定旅游政策。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包括:(1)从定量研究的角度对旅游政策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避免旅游政策经济效应定性评价的单一、片面,使得研究结论更为科学可信,准确呈现旅游政策与旅游经济发展之间的数量关系,独特的研究视角在旅游政策研究中具有新义。(2)构建旅游政策评估模型,使得旅游政策经济效应变得可测量,利用可以收集到的数据信息及相关计量手段加以分析并对计算结果科学阐述,以检测旅游政策的实际效率,使生产函数理论在旅游研究领域得到进一步的验证与发展,同时弥补了旅游政策理论研究上的不足。(3)从地理学的视角分析旅游政策经济效应的空间分异和演进规律,判断全国颁布统一的旅游政策其政策经济效应是否相同,有利于制定具有针对性的、高效率的旅游政策,引导旅游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提升旅游业产业地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