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玉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玉料是中国玉文化的载体和基石，不充分了解不同产地、不同来源的玉料属性，就会影响玉料的文化赋予。新疆和田玉在中国玉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玉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史上书写了最为灿烂辉煌的篇章，举国上下几乎无人不知其珍稀与美丽，以往的相关学术研究多集中在对玉器的研究，而对新疆和田玉料开采的研究却相对滞后。
于明老师全面研究整理了关于新疆和田玉开采开发和运输贸易的历史文献，全面深入地实地考察了新疆昆仑山—阿尔金山一线的产玉矿区和重要矿口以及历史遗迹遗存。在全面调查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做出成果，填补了新疆和田玉玉料开采及贸易历史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在讲座之初，于明老师强调了三个重要的知识点。其一，和田玉其名中的“和田”是一个广义地理概念（古称“于阗”），不能和现在的行政区域单位划等号。其二，和田玉出产于昆仑山-阿尔金山一带。其三，和田玉是以微晶—隐晶透闪石为主的玉石。在2020年新出台的国家标准（GB/T38821-2020）中，不再限制透闪石所占的具体比例，即是说若一种石头的成分以透闪石为主，便可称其为和田玉。换言之，在世界范围内无论何地出产的透闪石玉，都可以成为和田玉。以产状而论，和田玉分为籽料、山料、山流水料和戈壁料四种类型，其中以籽料最为名贵。糖色是在地表氧化条件下，三氧化二铁溶液沿着玉石的微裂隙和颗粒间隙渗透扩散所致的一种次生色。糖色在籽料和山料上的表现颇为相同。尽管新疆和田地区出产的籽料也是从山料转化而来，但基本不带糖色，以至于产生“籽料无糖”的说法。而以白色基调为主的透闪石山料接近地表的部分绝大多数都带有糖色。在介绍完关于和田玉的基本要点之后，于明老师对一些考古学文化涉及的玉料展开了详细讲述。
过去普遍认为，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器是中原地区使用新疆料加工成玉器的代表，并且认为商代至汉代早期出土玉器，诸如陕西沣西张家坡西周遗址、山西晋侯墓地、河南虢国墓地、湖北随县战国初期曾侯乙墓、河北中山靖王刘胜墓等地所出玉器都是新疆的和田玉。许多****对这些玉器做了地质检测，因其成分都是透闪石故而判断原料来自新疆昆仑山。但是，于明老师观察到这一时期出土玉器大部分都带有糖色，而且是很重的糖色，据这一重要的指标，判断当时七成以上的玉器都是用了山料，从而排除和田籽料这一结论。于老师强调早期出土玉器表面红色有两种情况，一种为糖色，另一种为沁色，二者存在区别，同时需要谨慎判断。比如妇好墓出土的小羊头，疑似籽料，测验高Mn，实为沁色。
此外，汉代之前的新疆山料开采因为及其恶劣的环境和工具的限制几乎无法实践。在多重证据的支持下，于明老师提出，商代至汉代早期玉料不是来自新疆和田。对于可能的出于地点，于老师认为是在甘青地区。具体而言，有祁连山、三危山旱峡玉矿、马鬃山、格尔木纳赤台玉矿和野牛沟玉矿等。新疆和田玉进入中原的准确年代是汉代中期，和田玉籽料的发现者是汉代使者张骞。从新石器时期起，中国人就一直在寻找寄托灵魂的物质载体，当找到透闪石玉这种石头，并将其作为精神的物质载体后，就一直在中华大地上各处寻找透闪石玉料。于阗料的发现，其内质符合华夏子孙对玉料的一切梦想：质地细腻、皮色华美、内外一致，大小适中、开采便利、便于加工等等。这一切，都使于阗料成为透闪石中的佼佼者，迅速占领市场，在不长的时间内，将其他产地的透闪石比拼下去，成为中国玉器的主要玉料，更成为以后数芊年中国玉文化的基石。
汉代中期至宋代所用玉料具有共同特征。中国玉器艺术史的重大转变可以汉元帝渭陵出土玉器成器为开端，这一时期以原材料的基本形式为依托，最大限度的利用籽料。元代和田玉的开采不亚于以前，察合台汗国大力发展玉石贸易，开辟喀什为新疆境内新的玉料开采地点，从狭义的于阗地区扩展到了整个新疆地区，此时和田玉的概念第一次扩大，新疆玉都可表述为和田玉。和田玉山料的开发时间是在明代，《天工开物》、《本草纲目》等文献均有或显或隐的记载，此时是利用了黑火药沿着玉矿绺裂处炸出更大的缝隙使其崩落。清代和田玉料开始开采大料，且用料极精，引领玉雕艺术达到新的层阶。
于明老师认为，和田玉的开采、贸易历史就是一部内地和新疆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经济互促发展的历史，对于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最后，在场听众积极提问，与于明老师就治玉工具、玉器用料差异、古人对玉石颜色的认识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讲座结束后，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教工党支部书记罗武干副教授向于明老师赠送了【谷雨计划·国科大文化遗产保护宣教公益行动】讲座嘉宾纪念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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