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史稿》书影
《旗袍史稿》是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国服旗袍史稿》（17FYS016）的结项成果。该项目自2017年9月立项以来，根据专家评审意见进行修改，并通过各地档案馆、博物馆以及民间收藏等渠道搜集了大量史料，成书较报审稿增加了近三分之一的内容，共补充文献 140 余篇(部)、图像史料70 余幅、标本6例，极大提升了成果内容的丰富性和史料价值。特别是在立项后，作者在台湾、香港和澳门进行的学术调查，弥补了旗袍历史三个分期理论中定型时期的重要史料和实证。作者在执行过程中严格遵照《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实施办法》等规定，根据项目申请书的计划在2018年底前完成了书稿的撰写，并参考《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技术标准》同步进行成果的版式和装帧设计，在规定时间内顺利完成鉴定工作。成果经出版社四审四校和两次核红样调整，基于学术专著的考虑在四审时更名为《旗袍史稿》，历时三年九个月于本月付印。
作者与香港服装业工会同仁合影 （右起陈惠贤、劳智荣、冯婉娴、刘瑞璞、
冯万如、邱复兴、梁子俊、朱博伟）
《国服旗袍史稿》结项证书（证书号：20195278）
本书基于文献、图像、实物史料的系统研究和整理，总结出旗袍古典、改良和定型的三个分期理论，并梳理了旗袍结构的史料谱系。当今学界普遍认为旗袍从初兴、繁盛到衰落，主要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但基本表现为有史无据。系统的史料研究表明旗袍历史存在三个分期，即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古典时期，30年代初到50年代末的改良时期和60年代以后的定型时期，传统研究的重点落到了“改良旗袍”上，时间也大概是整个民国时期。然而依照史学研究的逻辑，一种历史事项总会有产生的基础、过渡和演成的结果，就文献完整性而言，“改良旗袍”无论再怎么研究，既不能释明产生的基础，也不能揭示演成的结果，它只是旗袍的过渡形态。旗袍史稿试图完善这种史料系统，也是它的基本任务。
事实上，旗袍三个分期的关键不在于事时的市井文献（杂志、报刊等）、文艺作品和小说上，而在于对官方文献（文书、条例等）、技术文献和标本的研究上，这也正是破解传统研究“有史无据”的良方。官方文献一定会涉及到“服制”内容和执行情况的记录，“条例”清楚地记录了旗袍从古典到改良的线索。结合技术文献的考证与实物互证研究显示，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改良旗袍标志性的“独幅旗袍料”裁剪和“挖大襟”技术才出现，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初，由此以确凿的证据划定了改良旗袍之前的古典旗袍与之后的定型旗袍的范围。定型期作为旗袍的最后辉煌，发生在我国香港和台湾，也是技术文献和实物研究互证得出的结论，并填补了这个时期的空白。
因此说，本书首次以全方位的史料文献和实物研究，将旗袍三个分期的系统面貌呈现出来。命名“史稿”则是基于当今研究现状的考量，现在为旗袍修史还为时过早，毕竟有史无据是旗袍研究的现状，为史考据正是本书的基本任务，成果提出的旗袍三个分期理论及其历史发展脉络与结构特征，特别是技术文献整理和实物研究只是修史的基础性工作，力求还旗袍一个完整、客观、真实的史稿。当然，针对旗袍三个分期理论的历史价值、学术贡献和如何适应新时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背景下的旗袍文化发展与实践仍有继续深入研究的空间。
《旗袍史稿》作为刘瑞璞教授创立的中华传统服饰结构考据学派又一力作，亦是近40年学术积累的成果，同时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抢救传承与设计创新博士项目”近现代中国服装史的重要课题，从硕士研究生到博士研究生的专题研究至今也已有8年多的学术探索。最终形成了以史学研究为纲、以结构研究为据、以应用研究为鉴的“旗袍史稿”研究新思路，亦是我国旗袍理论研究、文献建设的一次开创性工作与实践，对中国近代服装史研究提供了一种学术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