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圣吉是全球十大管理大师之一，麻省理工学院(MIT)资深教授，国际组织学习协会(SoL)创始人、主席，著有《第五项修炼》《变革之舞》《第五项修炼?心灵篇》以及《必要的革命》等畅销书，被誉为继彼得·杜拉克之后最具影响力的管理大师。
在简短的演讲过后，彼得?圣吉以“观众提问与互动”的方式与现场师生进行了一场心灵和思维的交流，充分展现了其在场域中对话的能力。本文将围绕“如何通过赋能进行系统变革？”的主题，对彼得·圣吉的演讲与部分现场互动内容进行了整合梳理。
（以下内容整理自现场录音，有删节）
如今的我们，正身处一个巨大变革的时代。而今天，我们在杭州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思考“变革”，也格外意义非凡。
1994年，《第五项修炼》在台湾出版，紧接着又在中国大陆出版。我意外地发现，这本书在中国非常受欢迎，也很好奇一本并没有提到“中国”的书，为何会让中国人感兴趣？虽然我内心倍感欢欣鼓舞。
“连接感”与“和谐”，感知商业与人的关系
我自幼在洛杉矶长大，儿时最好的伙伴是个日本人。所以在上大学之前，我对东亚的文化、哲学非常着迷。
我第一次踏足中国是1996年去香港，然后1998、1999年去北京。我一到中国就会问大家这本书为何中国如此受欢迎。他们说，尽管看过很多西方的管理理念和理论，但只有这本书讲述“人与人的事情”，给人以连接感。同时，书中提到的系统观、整体观以及“世界各地的传统有一致性”“人与人的和谐”“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等，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相一致。
如何创造一个内部和谐，且与社区和谐、与自然环境和谐的企业，这是一个重要且无可争议的命题。这样一种古老的智慧，在我们本能当中是很有连接感的，但在西方物质至上、追求更快更多的理念里是被遗忘的。所以在这样的理念下，我们发现公司只是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投资回报率最大化的载体。
企业也是个体的聚合体，公司的英语“company”源于法语词汇，指大家一起来吃面包。再比如瑞典语中“商业”的意思是给予生命以滋养。所以，“商业”一词在最初不仅仅指赚钱，而是一群人在一起为社会创造价值，同时这个组织也一起成长。
我最初定期来中国，是因为我在中国的老师南怀瑾先生。我们曾经有过一次对话：南老师说，尽管中国现在经济蓬勃，但没有真正的企业家。我对此惊讶不已，中国不是遍地都是企业家吗？南老师说，不，在中国传统语境意义下的企业家应该是造福一方人，而现在的企业家只想着怎么赚更多的钱。
如果回溯地久远一些，我们会发现，以前的人对于商业、社会、人有非常不同的理解，与20世纪以后西方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念不同。我们现在的商业教育更多地聚焦后者这种理解，而丧失了最原始的、基于和谐的理解。所以我们今天很重要的工作，是去重新发现基于和谐的“商业与人的关系”。
在“赋能”点上努力，促进组织变革成长
如何定义“赋能”这个词语？组织变革时代，如何通过“赋能”来促进组织的成长？大组织中，是哪个具体的部分在赋能？组织结构中，我们应该从哪一点发力？在整个成熟且老化的官僚组织系统中，我们该如何变革？作为90后的新创一代，又如何才能成长为企业家......这些疑问，相信萦绕在大家心头已久。
在传统企业中，管理者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激励员工，因为激励对每个人都有动力作用。在组织学习中，有一个心理学概念，叫外在激励和内在激励。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要回归到内在的核心动力。不是说外部激励不重要，而是要分清楚优先级，哪种激励更核心。
刚刚有老师提到一个小工具叫Check in，它能连接到人内在的部分，能挖掘他人的内在关注，所以当人人都分享之后，就与他人自然地建立了连接感。同时，当我们那样做的时候，我们也能深刻体会赋能在做什么。
赋能，即通过集体的聆听所产生的一种“能量”被赋予到某个场域空间里，并形成能量场。学习的效率和效果取决于人们在聆听中所塑造出来的能量场。在传统的管理当中，之所以会存在“用恐惧管理大家”和“用鼓励激励大家”的说法，正是因为我们没有考虑到“当人们真正在意的东西被发现后，会有一种能量，会有一种自发的动力生长出来”这一状况。同时这也蕴含了在更大的系统中做变革的“点”。
太湖大学堂，主要做12岁以前的小学教育。小朋友学书法、太极、经典诵读，虽然这在现在的中国比较常见，但当时还挺特别的。南怀瑾先生在刚刚创办这所学堂时，我问他，怎么通过一所学校来改变整个中国的教育体系？他说，一所学校的确只是一所学校，但如果中国的名山大川，每一处都有这么一所学校就足够了。也就是说，当你在很重要的一些“点”上进行努力和尝试之后，整个气场都被改变了。
“管理”不应是机械的，要重视“能量场”
回到“空中飞人”这一始于西方的科学革命、传统而机械式的管理方式。诚然，它给世界带来了重大影响，但其思潮的根源仅仅是物质的、机械式的宇宙。牛顿把宇宙称为上帝的钟表，科学家的工作只是去理解钟表是怎样运转的。在这种牛顿式的世界观的影响下，我们现在的管理也是机械论的。事实上，我们的生命更多的是基于“场”，而不是被切割的片段，这是一种更古老的世界观。
我们的身心系统有一个“场”，这个“场”使得我们物理性的东西可以展现出来。比如我们的手，其实你只看到了物质呈现，但其周围是有“能量场”的，现在的照相摄影技术就可以捕捉到这个“能量场”。所以“场”这个概念，对大家来说并不陌生，传统智慧中的医学就有“能量场”。
对西方人而言，这样的理念非常抽象，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但其实它只是比较精微。斯坦福大学有一位老师，既是物理学家，也是材料学家，他就发明了刚才我说的可以拍出“能量场”的摄像技术。
所以，当系统变得庞大，我们如何保持对系统的高度敏感和感知呢？也是从每一场对话开始的。刚才提到我们身体有“能量场”，实际上很多对话、关系当中也有“能量场”的存在，我们可以学习去感知和捕捉那些“能量场”。一个人对“能量场”的理解越深刻，越能以“不存在任何评判之心”与那个人当下的状态去沟通。
所以在当今的变革时代，不合时宜的机械思维方式让我们面临重重挑战。因为现在的时空概念已经和我们传统中的不尽相同，这就使得理解起来有些挑战。
代际不是科技问题，是成年人的觉知缺失
人们很多时候有这样的误解：数字时代里的代际是由于技术不同而造成的，毕竟新一代人生来就在数字世界里成长。然而，这是我们太关注物质层面的因素，比如科技，而忽略了更为精微的精神层面因素。
我致力于教育多年，看7、8岁孩子的对话过程，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经历。他们之间可以随意交谈，而大人却只能看，不能说。令人惊讶地是，他们所有的话题最后都会回归到贫困和环境变化或者社会的不平等上。
因为孩子们知道，这是他们将要走进的未来。他们非常焦虑的是，成人并没有努力去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商人只想赚钱，政客只想当权。我们惊讶地发现，孩子们对于所处系统里的问题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所以，代际不是科技的问题，科技只是一种我们成年人觉知缺失的象征。
同时这也存在一种悖论。因为科技带来的都是关于“我”，比如大家发给我什么，我给朋友看我吃了什么，我拍了一个自拍，这都是“我”。为什么有这么多“我”？因为这背后是商业力量在不断推动我们的消费，通过消费来定义“我”是什么。从这样的角度出发，你是很难理解赋能的。因为赋能所指的是超越了单独从“我”的角度所能看到的。
因为年轻，所以可拥抱更多“不确定性”
我想，“空中飞人”的诀窍就是去想象并相信一个还不存在的现实，比如想象自己能抓到对面的杆子，因此就一直带着一种恐惧——害怕抓不到杆子，那最后我肯定会抓不到杆子。
为什么说年轻人的领导力在这样的变革时代至关重要呢？因为年轻人可以拥抱更多的不确定性。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大学都没上完，却可以把企业经营得风生水起。因为学校代表的就是确定性和知识。当然，我这里要强调的，不是说学校没用，而是别把学校看得太重，别过多的去依赖确定性和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