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开题

深化供给侧改革 研究调整艺术人才培养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中办、国办《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要求：坚持政府主导，科学规划，分类指导；激发各类社会主体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积极性；优化配置各方资源，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总书记和党中央、国务院关注的文艺创作和公共文化都与艺术人才培养密切相关。这一领域也是有‘高原’但缺‘高峰’，还有些地方只是‘平原’甚至是‘洼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首席专家、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孙惠柱在10月9日举行的开题论证会上表示，改革开放近40年、大学扩招近20年来，艺术人才培养机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规模急剧扩大，不少综合性及工科大学也办起艺术专业，让千百万青少年圆了“艺术梦”。然而，培养的毕业生有很多高不成低不就，没能成为有用的人才。
高端人才培养不足

普及型人才分布不均
高校艺术专业扩招在社会上一直存在争议。据初步统计，2015年艺术学本科学生人数是1978年的436倍，同年大学本科的招生人数是1978年的34倍，也就是说，艺术扩招是大学扩招总体规模的十几倍。然而从总体上看，中国的艺术人才还有不小的缺口，问题就出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不对应。“例如，被称为‘草台班子’的民间职业剧团为老百姓提供大量演出，却基本上吸纳不到院校毕业生；而数百个艺术院系每年培养的部分毕业生却进不了专业团体，这是极大的悖论。”孙惠柱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深化供给侧改革，研究、调整艺术人才的培养模式。
孙惠柱认为，目前看来，艺术人才培养有两大短板：高端精英艺术人才培养力度不够、普及应用型艺术人才培养资源分布不均。当下，很多院系定位不准确，在培养高精尖人才还是应用技能型人才、重文化教育还是重专业教育等问题上游移不定，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很多新办的艺术专业师资严重不足。《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的问题，如“学生适应社会和就业创业能力不强，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紧缺”等在艺术领域更为突出。2017年《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要求：“实现人才队伍总量稳步增长、结构更加合理、活力不断增强、效能充分发挥……充分发挥用人主体在人才培养、吸引和使用中的主导作用。”“艺术人才的培养如何分层、分类管理，需要具体切实的研究、论证和实践、总结——这就是‘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这一课题的任务。”他说。
艺术人才培养面临四大挑战
“我们计划先尽可能摸清艺术人才需求侧的情况，再对照培养院校的情况，看看二者究竟在哪些方面不对应，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孙惠柱说，艺术人才培养应以实践为主，理论为辅，研究培养模式也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一定要落到实处，认真应对目前我国艺术人才培养工作面临的四大挑战：
首先是扩招带来的挑战。院校规模扩大迅速，如何做到因需施教、因材施教？需要多少种、什么样的培养模式？目前初步分出了三大类型的院校培养模式：主要培养专门人才的艺术院校、主要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综合性大学、主要培养各类师资的师范院校，今后还将在3个相关子课题的研究中进一步细化。
其次是开放带来的挑战。越来越多学生出国深造，外国教材大批引进，外国学校也在中国办学的现状下，艺术人才如何培养？有的院校照搬西方理论，盲目推崇不适合国情的先锋形式，没有经过认真研究后根据国情进行挑选和改造。作为人才培养机构，大多数院校应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主流和经典为主要范本，扎扎实实打好基础，不宜在教学中盲目追逐那些昙花一现的先锋花样，让师生无所适从。
再次是艺术人才培养模式中优秀传统所占比重偏低——从总体思路到具体课程均如此。如何让艺术人才既放眼世界，又会讲中国故事？不但要加强国粹如戏曲、民乐、中国舞、国画等具体艺术形式的教学，还要着力研究如何在总体模式中突出传统文化的特色。
最后是面对日渐深入文艺领域、催生新艺术形式的高科技，艺术人才培养应如何应对？运用电子手段不能仅仅为了节省经费，更应该抓住科技高速发展的机遇，大胆实验，孵化新型艺术，锻炼培养新型人才。
合理构建
“道”与“术”的培养体系
总结长期的教学实践，孙惠柱表示，艺术人才培养主要聚焦于专业训练和通识教育两大模式，要建设好分层、分类模式所构成的国家艺术人才培养体系，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从内涵来说，包括指导思想、艺术史论、创作方法和实际创作4个方面——关键在于前二者如何与后二者有机结合，将人格修养、知识积累的“道”，融合到大量“术”的训练中去。从教学形式来说，有讲座课、讨论课、操作课、与院团合作的实习课4种主要形态，配合师生比、师资结构及教学设备，可以体现出不同培养模式的特点。
孙惠柱表示，目前我国专门艺术院校大致上是“实践占70%，理论研究占30%”；美国综合性大学的艺术院系大致是本专业艺术课程占30%、其他各种科学及人文课程占70%，培养的是复合型艺术人才，并且，在艺术课程中实践操作课占2/3。有些艺术史论课和通识类的人文课重叠，如莎士比亚研究、音乐史、美术流派等，本专业和其他专业的学生都可以修，有助于不同背景的学生展开头脑风暴。我国一些综合性大学也有这样的艺术课程，但往往只有理想范本的介绍，没有时间空间进行艺术实践，而且专业分工过于细碎，缺乏善于理论联系实践的艺术教师。这就牵涉到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的另一大类——艺术师资。我国的师资培训工作主要是由师范院校完成，但近年来很多师范院校的艺术专业越来越“非师范化”，靠向专门艺术院校，忽略了社会对各类艺术师资的需求。因此，如何把艺术技能的钻研和教学能力的提高结合起来，是健全、改善各种师资型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大课题。
当前，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对艺术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对培养模式的改革创新不断提出新的要求。除院校教育外，还需要各种针对专业艺术人才的高水平、非学历培训，例如专业院校举办的短期国际“大师班”、艺术协会针对会员的特殊需要举办的“读书班”、院校或协会为院团推荐的艺术人才举办的提升各类专门技能的高级培训班等。“这些培养模式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显现出一些问题，如有的主办方过分强调提供范本的大师的单向传授，学生很少有机会在大师指导下进行自主呈现。如何运用高科技，更好地发挥高端培养模式的作用，让更多学生在大师的具体指点下进行创作、得到提高；如何适应高科技不断催生的新艺术形式，在实践中锻炼新型人才、孵化新型艺术，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孙惠柱说。
为艺术人才培养做出贡献
“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共分为5个子课题，孙惠柱承担子课题一“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的奥秘：理想范本和自主呈现的博弈”；子课题二“关于‘专门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的思考”由曾任云南艺术学院院长、现任云南省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的吴卫民承担；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副院长康尔承担子课题三“复合型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子课题四“师资型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由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郑慧慧承担；上海戏剧学院党委书记、教授楼巍承担子课题五“艺术人才培养的政策建议研究”。
“5个子课题的研究计划总体可分为：对社会艺术人才的需求和当前人才培养模式不能完全对应的具体矛盾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对值得借鉴的古今中外有效的艺术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系统的考察分析；对理想的艺术人才培养的分层、分类模式所构成的国家体系提出建设性构想并就相关实践进行总结。”孙惠柱表示。
上海市教卫工委副书记、市教委副主任高德毅表示，希望上海戏剧学院总结经验，尤其是在艺术培养和德育教育相结合方面的经验，并与上戏的学科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希望课题组这个高度专业化的团队所进行的研究和探索能为全国的艺术教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楼巍在开题会上表示，课题组要从封闭走向开放。目前课题已经集聚了很多优秀专家和教授，但是还要吸纳社会上更新更好的想法和资源；也不能寄希望于一个课题就能穷尽今天的所有问题，还要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开拓。好的课题成果要让人有思考、有借鉴，从而长期地延续下去。
参加开题会的评议专家从不同角度对项目的研究思路和具体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评价，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改革与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原司长于平提出，对国内的分析调研可以借助资料，相对容易；对国外的多种办学模式调研时则要有选择的眼光。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电影、电视等各艺术门类的培养模式都不一样，以后需要进一步具体化。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对项目的重要性给予高度肯定，她表示，要有跨文化的视角，吸收先进的艺术人才培训经验，同时也要发展民族化的艺术人才培养模式，只有这些方面结合起来，才会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果。国际剧协主席比安科内认为，可以从美国、欧洲或是俄罗斯的艺术教育领域里学习一些好的课程为中国所用，但是不要照抄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