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顾锋，上海报业集团副社长季颖，ICA现任主席、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Mary Beth Oliver在开幕式致辞。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院长李本乾教授主持开幕式。
本届论坛特设“院长论坛”，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同济大学、湖南大学、重庆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暨南大学、苏州大学、扬州大学、上海大学、浙江传媒学院、西南交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河南大学、郑州大学、新疆大学、宁夏大学、深圳大学、河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近30家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齐聚一堂，共同研讨智能时代新闻传播教育创新的路径、机遇与挑战。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韦路就智能媒体时代的人才培养问题提出想法。人才培养目标应与时俱进，除了重视人文底蕴与科学素养外，还要加强对学生智能媒体素养的培育；在人才培养方式上，不仅要统筹通识课程、专业课程和智能媒体课程，还应与业界协同，为学生提供更多实习实践机会；在智能媒体对社会渗透程度加深的时代背景下，新闻传播学子就业范围日益扩大，因此，学校也应深入思考人才培养和就业方向的适配性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吕新雨介绍了该院主要的学科发展方向及学科建设的具体举措。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以批判传播学/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学、媒介社会史、视听艺术传播作为该院主打学科方向。在课程体系上，立足学院特色、打通一级学科，设置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媒体技术基础、中外人文经典及艺术概论等通识课程。此外，还创新性地设立了“延安记者养成记”与“崇明岛生态环境报道”两个虚拟仿真实验项目。该院以新文科建设为抓手，同时也落在史论的层面上实现守正创新，通过富有特色的学科建设来回应新时代人才培养的诉求。
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龙耘教授作题为《平台语境下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评价模式与策略》的演讲。她认为，平台社会的到来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了新契机和传播场景。她通过对Youtube李子柒的视频、“中国旅游文化周”及B站郭杰瑞三个案例的解读，呈现了非官方“自塑”、官方“自塑”及非官方“他塑”的三种海外传播类型及其效果评估，并对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提出了如下建议：政府背景的自塑主体需更强调自身作为权威信息发布者、主导价值观解释者的定位；通过对非政府自塑主体传播规模的测量，准确衡量其在全球文化传播格局中的位置，进而与官方传播形成合力；注重跨文化传播的“他者”视角，以此弥补思维盲区，实现精准传播。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董天策在线上带来题为《汇聚人才，追求卓越——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的探索》的发言，从学院优势、专业建设、师资队伍等角度介绍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的探索道路。他指出，重庆大学以汇聚人才、追求卓越为方向，以“入主流、有特色、成品牌”为目标，将师资队伍视为根本，不断完善专业建设。在制度与机制、学院文化和具体工作的框架下不断跟上时代的步伐。
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李麟学以《全媒体时代新闻传播学的教育》为主题作报告。他以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的学科建设为例，提出新闻传播学应“以全媒体为抓手，融合不同的学科”。同时他认为，新闻传播学学生的未来培养目标是——能说、能写、能做。据李麟学院长介绍，同济大学新闻传播学以全媒体为特色，确立主流、前沿、交叉三条主线，聚焦媒介文化、智能传播、城乡传播三大研究方向。目前同济大学正在进行一系列积极的教育改革和探索，包括成立全媒体工作坊、建立城乡实践点等。李麟学希望，在全媒体的思路下，未来新闻传播学学科之间的专业边界能够不断弱化。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严三九介绍了在AI、5G等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短视频应该如何科学构建内容生态的五点想法。严三九院长从短视频内容生态构建的机遇、瓶颈、驱动因素、构建方法与注意事项等五个方面进行阐述，他指出，“在短视频生产、传播与消费方式发生颠覆式变化的过程中，大众需要重新思考其传播逻辑、把握住技术优势，形成有效的引导理念与规划方案，从而推动短视频内容生态科学健康发展”。
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彭祝斌主要探讨“后疫情时代”文旅业的新特征。他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公众的消费习惯，进而带来了行业性的生态变化，具体表现为：从“远程低频”到“近程高频”，从空间在场到遥在体验，从无差别经营到分众化经营，以及管理方式的数字化转变。彭祝斌表示，“在 ‘后疫情时代’，文旅产业要顺势而为，紧跟科技创新发展步伐，利用先进技术加快产业转型，推进业态融合。”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韩立新作《批判的武器：新媒体是机器》主题报告。他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具与机器区别的思想出发，提出“新媒体是机器，不是工具”的观点。通过检索中国知网以“新媒体”为篇名的3271篇文献（1997年—2020年），他发现当前研究者关于新媒体的理解，比较突出地表现在“新媒体工具”的意义上，忽视了新媒体的生产力意义。他提出，“新媒体不是纯粹的技术，是技术与资本的统一体。”而从机器意义上审视新媒体有助于从新的视角理解新媒体带来的变革性力量，观察其背后的资本逻辑和机器伦理问题，同时更全面地观察正在发生的媒介融合和以技术为主的社会逻辑。
河南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杨萌芽提出了协作育人的理念，他认为人类即将进入一个全面协作共享的时代。传媒行业与技术联系密切的特点，使其遭受的挑战更为严峻，因此协作育人是传媒教育的必然性结果。杨萌芽书记指出产学研创是国家之倡导，高校应该注意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让业界深入于人才培养之中，挖掘其制约性因素，发挥好政府、高校以及企业多方面作用，从而推动产学研融合，达成横向合作。
宁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李世举认为，在媒体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新闻传播院校需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他介绍了宁夏大学传播学院为此做出的努力：首先，坚持以培养学生深厚的人文底蕴为基础，同时训练学生敏锐的新闻获取能力和准确的新闻表达能力；其次，重视校媒联动，为学生提供多种实训化项目；另外，把创新创业与专业课程体系相结合，培养学生“双创”能力；最后，依托“部校共建”优势，为学生搭建实践平台。由此，宁夏大学传播学院形成了学校、企业、政府“三位一体”的培养体系，拓展了培养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广度和深度。
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徐兆寿作题为《智能媒体时代的人文构建》的发言。他将人类传播划分为口语、语言文字和视听传播三个阶段，并认为智能媒体已成为大众传播的利器，同时也在解构着以往的一切知识和体系。最后，徐兆寿从未来智能媒体的维度，对视听传播时代的困局做出了一些前瞻性的思考。
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张允教授提出当前亟需转换学科建设思维，不断寻找突破，从互联网的主体逻辑出发，积极利用网络资源开展合作。同时要重视集中组织化生产的建设内容，对内进行融合性组织生产，注重和自然科学的跨界合作，重视大文科内部的融合重构，加快学界科研队伍跨界合作，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更加精准为社会服务；对外则要集中力量关注中亚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话语权，共同致力于中国对外传播。
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院长冯锐在线上分享了名为《智能媒体、智能传播与人的适应性》的主题发言。他指出，智能媒体的最大特征是主动感知后的信息传递，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媒介空间，实现了人类传播活动的智能化。而另一面，智能传播使得受众信息域窄化，消解受众主体性、能动性。其强调智能传播应建立在受众心理适应性的基础上，这一课题的思考也决定、影响着智能传播的社会价值和人类福祉。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院长胡易容以《迈向“数智人文”的川大新闻传播》为主题，对四川大学中华文化全球传播数字融合实验室的新文科途径探索进行报告。四川大学数字融合实验室主要有三个分实验室，即数字人文典籍大数据实验室、数字文学场景沉浸实验室、数字多模态符号认知实验室。实验室融合数字前沿科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符号”、“典籍”和“故事”展开研究，开创了“数字人文”研究新典范。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曾一果详尽介绍了学院的学科建设特点与独特的人才培养方式。他表示，暨南大学作为百年侨校，其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港澳学生占比高达60%以上，在国内极具特殊性。因此，学院的发展方针是“立足于大湾区，服务于国家战略，致力于中华文化海外发展”。 在学科建设中，学院着重培养重点人才、团队，不断孵化重点工程与重点项目。在人才培养上，与顶级报业媒体保持积极联系，并且调动学生走向基层，扎根于中国大地，在融媒体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不断开创新局面。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张淑华总结了学科建设之中所遇到的三大窘境：学生就业率较低、研究生扩招后师生比例失调、国际人才培养受疫情影响停滞。张副院长指出，面对自然科学急速发展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挤压，新闻传播专业的发展应该更具有规划性，顺应智能化发展之浪潮，加强与理工学科之沟通，以人文情怀引领科学研究的发展。
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李欣介绍了该院长久以来在高级应用传播人才培养上的深耕。该院历史悠久，重视学科与业界的合作：新闻学专业与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紧密合作，传播学专业与浙江省委网信办共建，广播电视学专业与浙江广电集团共建，每个专业都依托一个浙江省的政府部门或企业集团，充分利用丰富的实践资源优势，人才培养成效不俗。与此同时，学院也在科研项目上突出应用性与实践性的特点，充分结合学院的特色与优势，产出了包括1项国家级社科重大项目、5项一般项目在内的多项成果。
最后，各位嘉宾相聚云端，共同合影，共祝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取得更大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