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9日在意大利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外长会为起点，从6月底到10月底，G20将召开一系列部长级会议和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领导人峰会。作为轮值主席国的意大利去年12月起就开始加紧筹备，力图在G20框架下协调全球主要经济体尽快从疫情中有序恢复，并在应对气候变化、支持创新以及克服贫困和不平等方面达成一致行动的共识。而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方面，美国财长耶伦更是直接喊话，希望G20财长们能在10月底罗马峰会之前批准G7财长们不久前通过的全球税收改革建议。
　　
作为涵盖主要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经济体的沟通与协调机制，G20曾在协调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经过最近十多年的治理改革与实践，已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它之所以较G7更具权威性与代表性，不仅因其成员国人口占全球2/3，GDP总值约占全球86%，还因其自创立以来就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员国引领下，在事关全球安全与人类发展、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以及抗击新冠疫情、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国际问题上发挥着关键领导作用。
　　
众所周知，被广泛视为美国机制化霸权体系重要支点的七国集团（G7），曾长期扮演全球治理的主角。在该框架下，主要发达国家除了讨论世界政治、经济与安全等议题，控制全球话语权外，还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制度、文化与经济优越感。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十多年里，美欧和日本的经济政策走向往往是他国的风向标。不过，由于G7成员国没在世界责任和权力分享之间找到均衡点，尤其随着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崛起并在世界经济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G7渐渐蜕化为野心远大于行动能力的空谈俱乐部。


　　把时间倒拨回2008年9月，在百年一遇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曾被视为弹性和坚固代名词的美国金融体系陷入风雨飘摇。而此时的G7根本无力救助，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只能激活G20机制，提议于当年11月在华盛顿举行首脑会议，协调主要经济体和国际组织共同应对危机。在G20华盛顿峰会上，各国达成集体救市的共识，为最终稳住国际经济与金融形势奠定坚实基础。


　　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G20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它欠缺完备的执行体系，导致首脑峰会达成的协议和会议声明往往约束力不够；峰会轮流主办固然是个不错的形式，但东道国往往会借此设定对自己有利的议题，容易造成有关各方的非合作博弈，不利于提高解决重大核心问题的效率等等。但10多年来的运作机制仍然证明，G20已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定盘星”，是饱含变革因子的全球新兴公共产品。


　　近些年来，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凌主义的冲击导致全球经济治理面临块状化、集团化乃至分级化的危险，显著增加了各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与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加剧了世界经济动荡。作为全球最大新兴经济体，中国2016年担任G20主席国时提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行动框架，主张确保各国“权利、机会、规则”平等，不搞一家独大或者赢者通吃，而是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以共同构建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开放透明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格局，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在中国推动下，G20杭州峰会首次把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形成全球多边投资规则框架，并首次发布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主席声明，并把“绿色金融”列入G20议程。这彰显了中国引领G20迈向全球治理体系担保人的负责任大国担当，表明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重要议题上不仅具有前瞻性的机制设计能力，更有协调力与行动力。


（本文刊登于6月30日光明网，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章玉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