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2009—2010年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犹如打开了“潘多拉之匣”，触发了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的连锁反应。从那时起至今的十余年间，西方内部的贫富分化与社会撕裂日益加剧，国际战略格局也在经历深刻调整。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危机不断，这一秩序支撑的全球化进程也频遭挫折。变局之中，经济民族主义在一些国家重获青睐，其决策者和社会精英重新审视经济民族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企图从中寻找应对当前国际战略竞争的方案。

理论沿革及实践变化。经济民族主义理论认为，在经济领域的国际战略竞争中，一国的政治领导层应借助具有对外排他性和垄断性的政策架构，实施强有力的干预，使本国经济免受外国产品、技术与资本的竞争，并通过本国自主决定的路径选择，以最快的速度最大限度地实现本国的技术更新、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具体而言，在技术与产业层面，借助产业政策，由政府向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部门及特定企业输送资源，提供扶持，使其抢占高附加值的尖端技术与前沿产业的“制高点”；在贸易与投资层面，通过高关税或非关税壁垒建立保护主义架构，阻止外国资本渗透本国战略性产业；在对外金融层面，通过操控汇率和货币政策助推本国出口和对外投资；在外交层面，则尽力构建有利于本国企业的国际经济合作架构，帮助本国企业拓展外国市场，获取垄断利润。
早在15—17世纪前期的欧洲商业竞争中，就已出现重商主义思想，认为应通过净出口尽可能多地积累由本国掌控的贵金属财富，这成为经济民族主义的重要渊源。18世纪末美国财政部部长汉密尔顿提出的以关税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观点，19世纪40年代普鲁士****李斯特提出的由国家主导工业化的思想，为经济民族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石。当时技术落后的农业国难以在自由贸易中同工业化国家争夺市场，很容易沦为单纯提供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的单一经济体，经济民族主义成为这些国家应对国际竞争的思想武器。为了与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展开竞争，美国和德国在整个19世纪，日本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半期，都曾推行系统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最终摆脱了农业国的落后地位，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转型。二战以后，一方面，经济民族主义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得到认可和践行，另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进口替代型”战略、“战略性贸易政策”和“发展型国家”等理论架构逐渐成熟，共同构成经济民族主义的理论内核。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新自由主义理论大行其道，美国积极构建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和全球治理架构，全球化驶入快车道，进入高光时刻，经济民族主义逐渐被各国政治精英冷落。
大国战略竞争推动经济民族主义回归。经济民族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对立和论战从15—17世纪启蒙运动时代延续至今，并交替指引着政治精英的决策实践，既构成了经济思想史的一条重要脉络，又塑造着全球化进程与国际战略格局的演进路径与节奏。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各国都能从技术变革的红利中分得一杯羹，世界范围出现普遍的经济快速增长，国际秩序较为稳定。此时，地缘政治竞争会趋于平缓，贸易与投资跨国流动的壁垒减少，全球化进程加速，自由主义的理念更容易获得精英的认同，而经济民族主义则可能被暂时遗忘。但在另一些阶段，技术变革的速度放缓或其红利不能均衡分布，金融危机将世界经济拖入持续低迷的状态，各国内部的财富分配和各国之间的发展速度严重失衡。这样的时代里，地缘政治成为驱动国际关系的主要机制，原本稳定的国际秩序趋于瓦解，大国间战略对抗日趋激烈，跨国经济活动急剧减速。此时，经济民族主义更容易获得决策层的青睐。纵观历史，经济民族主义总是与大国权力斗争主导的地缘政治和战略竞争保持同频共振，而与国际经济的自由化和国际秩序的稳定性之间保持反向的此起彼伏。
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导致欧洲和北美主要工业强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和经济增速出现严重失衡，频繁出现的银行业危机使各国内部的社会矛盾更趋激化，也使英国构建的以金本位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摇摇欲坠。在此背景下，欧美主要工业强国争相采取以高关税为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并加剧了以争夺殖民地为目标的地缘政治竞争，最终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半导体技术的突破开启了西方世界产业空心化的进程，伦敦投机风潮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1973年出现的能源危机更是雪上加霜，整个70年代被美国社会视为“失去的十年”。经济的持续萧条，美苏冷战的态势转变，迫使美国出台了“尼克松主义”，部分放弃了由美国单边主导西方阵营的意向，引发了全球地缘政治的又一轮重组，同时也使西方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不断升级。美国在1974年贸易法案中设立了恶名昭著的贸易保护主义大棒——301条款和201条款；而西欧则在1968年建立了“欧洲关税同盟”，对外构筑统一的贸易壁垒。
当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力量重组进入关键阶段，一方面，西方内部的社会矛盾因贫富差距和族群矛盾而愈加激化，催生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政治运动，传统政治精英推崇的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与秩序遇到空前的质疑与挑战。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发展，国际战略格局的力量对比出现新的失衡，中美欧三方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竞争。在形势变化的压力下，美国与欧洲回归经济民族主义，显示出大国战略竞争推动下的又一次历史轮回。
“脱钩”与“战略自主”是美欧战略重点。2017年特朗普上台以后，经济民族主义成为美国经济政策与对外战略的基本意向，今年初上任的拜登政府虽然部分修正了特朗普某些较为极端的做法，但并未改变这一战略方向。当前美国政治精英和战略研究聚焦于“脱钩”这一核心理念，构筑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优势。在技术与产业领域，特朗普政府先后出台了近百份产业政策文件，投入大量资源，扶持美国在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新能源开发等领域的技术研发与产业升级，同时尽力阻挠美中之间的技术流转；而当前美国国会正在热议《创新与竞争法案》的草案文本，打算在未来投入2500亿美元，用于资助针对中国的技术竞争。在贸易领域，美国在2018年3月同时启动了针对中国和欧洲的贸易战，挥舞关税大棒抵制外来产品，针对中国的高额关税至今没有根本改观。在全球治理领域，特朗普政府直言世贸组织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变迁”，打算另起炉灶，构筑美国主导的新的国际多边与双边自由贸易架构；拜登政府虽未直接否定世贸组织，但也认为现有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需要接受结构性的改革。
与此同时，欧盟和法国、德国等欧洲主要大国也在采取新的应对战略。欧盟领导层从2020年初以来逐步构建起“欧洲战略自主”的政策体系，涵盖了产业战略、贸易政策、欧元区金融架构、处理美欧关系的战略和增强欧洲主体地位的全球治理构想等多方面，一再强调要确立由欧盟自主掌控的“经济主权”与“技术主权”，表明欧洲政治精英正在着手推行欧洲区域层面的经济民族主义理念。
也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世界经济变迁的不确定性推动了经济民族主义的回归。因而，经济民族主义总是与全球地缘政治和大国战略竞争相伴而生，同步起伏。当前美国、欧盟和一些欧洲主要国家等竞相出台了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体系，以产业战略为基础，涵盖技术垄断、贸易保护、投资审查、战略安全、经济外交等各方面，聚焦于“脱钩”和“战略自主”等理念，意图在当前战略竞争中获得优势。这种经济民族主义的回归，将成为中国未来外部战略环境的重要塑造因素。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