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前程，男，1974年9月生，湖南麻阳人，哲学博士，“贺麟青年哲学奖”获得者。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副教授、学术与党建“双带头人”培育对象。1998年湘潭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2001年湘潭大学中国哲学专业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2010年中山大学中国哲学专业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

【学术方向】中国哲学、哲学方法论、哲学话语。在《哲学动态》《贵州社会科学》《广东社会科学》《管子学刊》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多篇；出版专著1部；主持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开放基金项目和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等7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4项。
【主讲课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本科生）、《中国哲学前沿问题研究》（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研究》（研究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研究生）。
【主要论文】
1.文质论：中国传统治道的一个视角，广东社会科学，2010（6）
2.汉魏之际的名法思想及其形成，贵州社会科学，2010（5）
3.名法思想的学术性质献疑，河南社会科学， 2012（9）
4.汉魏之际的霸道思想论析，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2（3）
5.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新诠，吉首大学学报，2013（9）
6.整体论概念的梳理与整合，长沙理工大学学报， 2013（9 ）
7.文化管理在管理发展史中的定位， 贵州社会科学， 2013（3）
8.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理论基础、历史经验与当下思考，贵州社会科学，2016（12）
9.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机理模型的当代构建，贵州社会科学，2018（12）
10.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方法论检视，哲学动态，2015（6）
11.中国现代哲学观的缘起，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9）
12.追寻形上智慧的史思之合：冯契“智慧说”体系及其形成再认识，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9（3）
13.论冯契哲学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西南石油大学学报，2018（5）
14.自己讲自己——汉语哲学的登场、进路与前景

【论文摘引】
1、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新诠，新华文摘，2014年1期转摘
2、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机理模型的当代构建，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9年2期转摘
3、文质论：中国传统治道的一个视角，《治道新诠》选录（中山大学，2011年）
【学术著作】

1.文质相争与汉魏之际的治道嬗变，湘潭大学出版社，2017

在本书，文质论作为“中国传统治道”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一种表述社会政治运行过程和特征的思想学说，其核心是“质文代变，文质互救”的社会政治史观。“质文代变”是通过文质相争，即一个社会内文、质两种因素的相互竞争（争斗），互有胜出实现的。以此观之，汉魏之际的社会政治史，就体现“质文代变，文质互救”的演变过程，即：汉末文弊，曹魏争之以质，曹魏中期以后，治道又由质趋文。这样汉魏之际的治道运行，表现为一个文质矛盾运动发展的过程，构成了一个“质文代变”的历史圆圈。其中，曹魏代汉实际上就是一个“以质救文”的社会政治过程，是对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进行大力摧廓的过程。因此，汉魏之际的社会政治史，也可以理解为一段“事功派”对“浮华派”的斗争史。
本书是笔者长期探索整体论方法的一个初步成果，即选择了对汉魏之际的社会政治运行(治道嬗变)进行整体性研究的一个结果。它也反映了笔者对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一个倾向与选择，即尝试一种“以叙事为中心”的哲学书写方式；笔者认为，“以叙事为中心”的哲学书写方式与中国哲学性质与特征是相契合的。
中国哲学的根本性质就在其整体理性，它可称为整体哲学。整体哲学的思想核心是，哲学如何从局部出发，通过跨越式的把捉，获得关于事物整体的超越性认识，即获得一种整体智慧。这种整体智慧的最高层面，也就是苏格拉底所谓的 “神圣智慧”。借用冯契先生的话说，它就是宇宙人生的总见解，是世界统一原理和发展原理。但苏格拉底认为“神圣智慧”是人所不能达的，从而实际上开出了一个不可知论的形而上学传统。与之不同，中国哲学信守形而上学；在它这里形而上学就是追求最高“整体智慧”的学问。因此，如果说哲学追求的是存在整体、是整体智慧，则中国哲学所追求的正是存在整体，也正是整体智慧。一般所谓的知识论问题，并不是中国哲学最重要的问题。对这种存在整体，中国哲学的把握方式（认识方式）也是整体性的，这种方式“是把握相对中的绝对、有限中的无限、有条件东西中的无条件的东西。这是超名言之域，要通过转识成智，凭理性的直觉才能把握的。”
整体智慧的追求，需要的是“广义认识论”，它不限于知识的理论，而是研究智慧的学说，关乎“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广义的认识是整体理性，在这种理性作用中，认识就会在实现认识、实践、人格相统一的基础上，生成理性直观的“智慧”。这样看来，诠释学（经典诠释）就可能成为整体哲学的一个实践样式。因为诠释学承续“从生命本身去认识生命”的精神科学方法，基于生命关联的体验、表达、理解、意味等范畴，承载着探测存在整体的方式。换句话说，现代诠释学在认识论上也体现为广义认识论。实际上，正是在寻找整体的存在形象，综合形上理性和分析理性的使命中，产生了哲学诠释学。
就中国哲学传统来说，面向生活世界的诠释学（中国经典诠释学）无疑是中国哲学非常合适的一种现代哲学建构形态。中国有着悠久的经典诠释传统和诠释方法，它是我们建构诠释学的重要哲学文化资源。中国哲学的经典诠释，就诠释的对象（内容）层面看，它包含了语言文字注释、文化背景揭示、人格心理探析、普遍意义解读和应然之义创构等。即它既可从语言文字方面弄清文字含义(文字注解)和文本内容（文意疏解），又可从社会历史背景和人格心理因素方面来发掘文本意蘊（言外之意、或然之义），还可就当下现实解读文本的普遍意义（必然之义），甚至可以从理想图景出发创构文本的应然之义。这也就是说，中国哲学的经典诠释能努力做到让传统作为整体统一到场，作为整体统一绽出。
哲学方法论（哲学创作方法），最终要落实到写作方法，或者说书写方式上。本书写作选择运用了“以叙事为中心”的哲学书写方式。它既适合本书关于中国传统治道研究的主题，也能彰显中国哲学的性质。实际上，正是基于中国哲学具有整体哲学特点的认知，于是尝试一种“以叙事为中心”的哲学书写方式，着手发掘文质论的治道内涵以考察汉魏之际的社会政治变迁，构成了本书写作的基本思路。
【获奖荣誉】
1．2019年第二届“贺麟青年哲学奖”提名奖
2．2019年湖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征文二等奖
3．2015年湖南省社会科学学术年会征文二等奖
4．2014年度长沙理工大学优秀教师
【社会兼职】
1.湖南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研究会理事
2.长沙市雨花区委“初心讲师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