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喜欢唱歌，中学时代曾参加进步歌咏活动。上海解放（1949年5月25日）后不久，我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华东军区）特种纵队文工团，从事小提琴演奏和创作工作。后来特纵文工团解散，我又到师文工队，还当了一年文化教员。1955年夏，为报考音乐学院，我复员返沪，分别跟随作曲家陈歌辛和上海乐团辛上德老师学习作曲和钢琴。1956年我同时被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录取，并最终选择北上天津。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将战略重心转入和平建设，军队进行精简整编，像我这样从部队文工团考到音乐学院的还有很多。
16岁入伍，在部队文工团工作的钟子林。
在作曲系和音乐学系分别学习三年
我最初考入的是作曲系，系主任是江定仙教授，另外还有姚锦新、陈培勋、萧淑娴、王震亚、苏夏等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姚锦新先生。她因为很少有著述留下来，所以好像没有特别大的名气，但实际上教学非常有质量，除了我们班同学，还有很多老师和干修班的学生也来听她的课。姚先生早年曾在德国学习钢琴，后又到美国学习作曲和音乐理论，师从欣德米特、艾斯勒等著名音乐家，所以有一肚子学问。并且她的教学也非常认真、严谨，每堂课都要进行精心准备，让我们在音乐上都能有所提高、有所领悟。她曾经说过：“再好的老师，上课都是需要备课的。”她教我们“作品分析”，有时，会先播放音响，让大家说自己的感受，一条条写在黑板上。然后，她再对作品的内容表现、音乐结构进行分析，并将分析结果与之前在黑板上写的内容一一对照，把不恰当的表述擦去后，剩下的两三个观点就是大家的共识了。这种将感性与理性有机结合的教学，给了我很大启示：音乐学家在评论作品时，必须以音乐分析为基础，需要花大量的功夫，不是随意地用文学语言想怎么说都可以。
左，1956年刚刚考入中央音乐学院的钟子林在学校门前留影。
右，在作曲系学习期间，钟子林（右1）与同学关遒忠、杨振维、丁丕业、魏作凡、于大成、牟洪（从左至右）合影。
除了上课，我们还有自学，特别是听各种音乐会。那时候的音乐会不像现在这么多，但只要有，我们都会去听。我们还在宿舍里听各种唱片。那时同年级的同学都住在一间由教室改成的大宿舍，且每个房间都有一个手摇唱机。我们每个人都从图书馆借来好多唱片，一起轮流放，从早到晚都不停。有时大家还把总谱借出来，边听边看，熟悉了不少西方经典音乐作品。
同学们围坐在一起认真听唱片，是20世纪50年代“央音”校园的一道独特风景。
1958年我被学校派到青海参加少数民族社会调查工作。一年后从青海回来，领导安排我转到音乐学系，半工半读，从事少数民族音乐教学和研究工作。我当时应在作曲系读四年级，而音乐学系的最高班是三年级（该系于1957年才正式招生）。我觉得音乐学系有很多课我都没学过，就自动降了一年级，又学了三年。音乐学系也有很多很棒的老师，如张洪岛（首任系主任）、廖辅叔、蓝玉崧等教授。虽然当时尚在初建时期，但中国古代音乐史、西方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的民歌、戏曲这些课程都已经有了。我听过张洪岛先生讲的西方音乐史。张老师也是学富五车，讲课内容都在他的肚子里。上课时他从来不看教案，就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粉笔写曲名、作家名，附上英文和其他外文，而且铃声一响课一定是刚好讲完的。他的课生动、严谨、清晰。
上，音乐学系首任系主任张洪岛教授。
下，1981年5月来学校访问的著名作曲家赵元任（左2），与作曲系江定仙（右2）、姚锦新（右1）、萧淑娴（左1）教授合影。
令人难忘的青海采风之行
20世纪50年代中叶，为了加强民族研究，摸清我国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基本情况，毛主席提出要抓紧收集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资料，开展社会调查工作。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精神，1956年6月，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召开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会议。会后，由中央民委、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共同组织8个调查组，第一批调查了20个民族。1958年，该工作改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具体组织，在原有基础上又新增8个调查组，人员最多时达到千人以上。调查组的主要任务，是对已确认的50多个少数民族开展社会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考察、调查、资料搜集工作，并给每个少数民族都写出《简史》《简志》（或《简史·简志合编》）。我校也有部分师生参与其中，主要是收集民歌，考察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其中，何乾三、沈灿赴四川甘孜和阿坝藏族地区，郑小瑛赴广西畲族地区，方暨申赴贵州侗族地区，郑伯农赴湖南苗族和土家族地区，我报名去了青海土族、撒拉族、藏族地区。此外，还有金文达、陈宗群、陈恩光、郭石夫、陈梅、黄继堃等人也参加了此次活动。
青海组一共60多人，主要由北京大学和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的老师和学生组成，只有我来自艺术院校。到了青海，大家一起学习几天之后，就分别行动了。我一只手拿着装满了书的脸盆，一只手拎着很大、很重的录音机，背着一个塞有冬天被褥的背包，就这样上路了。那会儿，到哪里都要用自己的被褥。从青海西宁到玉树没有火车，也没有长途汽车，唯一的交通工具是几天一趟的货车，人坐在装满货物的车顶上拽着绳子，单程就要五天。高原气候多变、道路崎岖，经常可以看到翻在路边的车。我记得有一次下雪，司机看不清路，就让我们下车走路，大家饥寒交迫，十分狼狈。还有一天晚上，我们到的时候食宿站的床铺已经满了，只能临时找一块潮湿的木板躺着。说是食宿站，其实就是在一望无际、白雪茫茫的高原上搭了两座孤零零的小帐篷。高寒气候容易导致风湿，我的手关节后来有点畸形，跟这个是有关系的。这些生活上的困难我都可以克服，但由于物质条件所限，采风工作也受到了较大影响，留下了许多遗憾。录音需要电，但全州只有州统战部每天向省里发电报的时候，才会发电一个小时，而且电压也不稳。藏族民歌很好听，有一次我请了几个女孩唱山歌，可能内容多是关于爱情的，而且原本是在野外唱的，她们既不好意思，又不习惯在室内录音，互相笑个不停。我通过翻译使劲动员：“就12点到1点有电，你们快唱嘛”。但还没录几首，电就停了。这些录音资料都非常珍贵，希望能够得到很好的保存。
1959年钟子林在青海玉树采集民歌，调查少数民族音乐文化。
回忆起60余年前青海采风的难忘经历，钟子林教授依然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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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西方音乐史教学研究的新领域
1962年，我作为音乐学系第一届毕业生留校任教。因为各个专业岗位都很需要师资，工作几经变换，从少数民族音乐到汉族民歌，再到亚非拉音乐（即现世界民族音乐），又搞了一段时间苏联音乐，直至改革开放后从事西方现代音乐教学研究工作，这才稳定下来。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除了知道西方现代主义音乐“颓废没落”以外，再一无所知。改革开放后，美籍华裔作曲家周文中先生首先于1977年11月带回一批美国出版的西方现代音乐唱片。后来又从其他渠道，包括我们图书馆自己通过图书进出口公司买来很多西方现代音乐唱片。当时，我是有多少听多少，边听、边看乐曲说明，然后在学校举办唱片欣赏会。第一次唱片欣赏会是1978年1月，来了很多人，把原一号楼约五百平方米的小礼堂挤得水泄不通，音响设备旁边需要一个谱架，都是有人把它举过头顶递过来的。而且像江定仙、喻宜萱这样的老教授都来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李佺民和正巧在京的廖乃雄老师也远道赶来。那次我介绍了周文中的《渔歌》、瓦雷兹的《沙漠》、乔治?克拉姆的《远古童声》等作品。后来还陆续介绍过大家现在已比较熟悉的勋伯格的《华沙幸存者》《五首管弦乐小品》、贝尔格的歌剧《沃采克》选曲、潘德列茨基的《广岛罹难者的哀歌》、梅西安的《异国鸟》等作品。
1977年11月12日，著名美籍华裔作曲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周文中（右4）访问我校。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钟子林在学校举办的西方现代音乐唱片欣赏讲座，场场爆满。
1993年，钟子林（右1）与何乾三教授（中间）在美国纽约谭盾（左1）家中。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的西方现代音乐资料更加丰富，不仅唱片越来越多，还有多位外国专家来校访问、讲学。如，1980年5月英国剑桥大学亚历山大·葛尔教授在学校举办了十讲“现代音乐创作”讲座。此外，有关西方现代音乐的书籍和辞典也被陆续引进。还有一位好友从美国给我寄来了一本刚发行的马克利斯（J. Machlis）写的《现代音乐概论》第二版，这都使我受益匪浅。
1980年英国皇家音乐学院葛尔教授来校讲学，在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系统介绍20世纪西方当代音乐创作技法。
上，1983年，钟子林（右3）等与来校讲学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曼特尔·胡德合影留念。
下，1998年，学校领导热情接待来访的波兰著名作曲家潘德列茨基，钟子林教授参与会见。
1981年，我在讲座基础上正式开设《西方现代音乐》课，此后，又不断阅读、学习（包括1985年第一次赴美国访学），扩充曲目，充实课程讲稿，于1991年正式出版《西方现代音乐概述》（2016年再次出版修订版）。当时这门课，特别是对于作曲系的同学，可以说是为他们打开了学习、了解西方音乐的一个新的窗口。谭盾他们班（研究生班）的一些同学都听过这门课（选修）。之所以能够领全国之先在中央音乐学院开设此课，我认为，首先是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其次是中央音乐学院处于有利位置，率先拥有了很多资料；第三个是学校所具有的团结协作的良好学风——很多老师热情、义务地帮我翻译各种外文资料，不少作品的歌词或唱片说明原本是德文、俄文或日文，懂这些语言的人有求必应——有老师、有同学，有熟悉的、有不熟悉的，让我至今无法忘怀。所以，《西方现代音乐》这门课是集体努力的成果，它体现了那个年代一种无私的合作精神。
《西方现代音乐概述》手稿及书稿。
继西方现代音乐之后，我又着手研究美国流行音乐。因为我认为没有流行音乐的音乐史不是完整的音乐史。我从70年代末开始收集流行音乐资料，1990年开设了选修课《美国流行音乐》。1993年利用再次去美国考察的机会，我去现场听了百老汇音乐剧、实验性爵士乐、摇滚乐演唱会，并搜集了很多参考资料。在此基础上，我又于1996年开设选修课《摇滚乐的历史与风格》（1998年出版同名著作）。西方现、当代音乐已然呈现出多元文化融合发展的趋势，专业音乐学习流行音乐丰富的节奏和独特的韵味，流行音乐也从古典音乐的大型曲式和复杂的调性体系中开辟出新的道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音乐学家开始重视流行音乐，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上，1985年，钟子林在美国新英格兰音乐学院讲授“中国民间音乐与艺术音乐”课。
下左，1994年，钟子林与美国作曲家乔治·克拉姆夫妇合影。
下右，1993年，钟子林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音乐系举办讲座。
钟子林编著的《摇滚乐的历史与风格》。
从1956年入学至今，我在学校已待了60多年。我很幸运，感谢学校对我的培养。今天的年轻人所拥有的条件比我们好，我相信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会比一代强。
学校原来有5个楼，每个楼我都住过，一草一木都很熟悉。如今我虽然已经退休了，但仍然特别喜欢在校园里散步，这是我的家，我永远属于这个集体。
本文为原创内容，文章及图片（其中部分由钟子林教授提供）版权归中央音乐学院档案馆（校史馆）所有，未经同意，禁止商用、转载。
采访：王小夕、王乾越（视频）
文字整理：李欣阳、宋学军
视频剪辑：李欣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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