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杨保军的学术著作《新闻规律论》出版发行，该书是“新闻十论”的第十论，其出版标志着他历时20年的“新闻十论”创作最终完成。
（二十年，《新闻规律论》为“新闻十论”划上句号）
“新闻十论”，包括杨保军自1999年至2019年写作的十本专著：《新闻事实论》(2001)、《新闻价值论》(2003)、《新闻真实论》(2006)、《新闻活动论》（2006)、《新闻精神论》(2007)、《新闻本体论》(2008)、《新闻道德论》(2010)、《新闻观念论》(2014)、《新闻主体论》（2016）、《新闻规律论》（2019）。每部专著围绕一个新闻学基本范畴，结合新闻活动实际，展开深入分析阐释，构建了关于这一范畴的系统研究体系。
比如最新出版的《新闻规律论》，就是在既有相对比较零散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对新闻规律的性质与特征、新闻规律的形成、新闻规律的系统构成、新闻系统要素演变规律、新闻活动核心规律、新闻活动的宏观规律、“党媒”的特殊规律、新闻规律的实践体现以及新闻规律的作用机制做了全面的探讨，建构起关于新闻规律研究的基本概念体系与理论框架，为新闻规律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重要参照。
整体来看，“新闻十论”致力于阐释、解决新闻学领域重大的基础性理论问题，有****评价：“杨保军的系列专著，都带有拓荒的性质，它们对理论新闻学体系建设形成了稳固的支撑作用。”
创作缘起：自己把自己“逼上梁山”
1999年开始写作“第一论”《新闻事实论》时，杨保军还只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一位 “高龄”博士研究生。1998年入学时，他已36岁。2001年1月，他提前半年博士毕业，留校任教。
“自己并没有想到要写这么多论。2001年《新闻事实论》出版时，我有了新的写作计划，但也只是想写‘三论’：即除了《新闻事实论》之外，再写《新闻价值论》和《新闻自由论》。” 杨保军回想创作的开始时说。
杨保军的博士生导师童兵先生在给《新闻事实论》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三部曲”搞成了，是对中国新闻传播学基础研究的一个贡献。杨保军直言，“童兵先生的这句话大大鼓舞了我的士气，也增强了我做基础研究的信心”。
2003年，《新闻价值论》出版了，杨保军的《新闻自由论》两三万字的写作大纲也基本完成。“我想着再用两三年时间，写完《新闻自由论》，‘三部曲’就结束了，然后再做其他问题的研究。”
但历史似乎没有“同意”杨保军的想法。
2003年11月的一天夜里近11点，一位老先生给杨保军家打来电话。“他不紧不慢、‘笑眯眯’地告知我：‘祝贺你，保军，你这个小老鼠掉到大米缸里啦，你的论文《新闻事实论》入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啦！’”
这位老先生，正是现年94岁高龄的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方汉奇。
“方先生电话里又鼓励了我几句，我表示了感谢，还表达了继续努力的决心”，杨保军回忆说，“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不仅名声听起来还不错，同时也是件比较实惠的事情，因为可以申报特别资助基金。我申报了‘新闻理论基础系列专论’研究的课题，承诺写三部专著——《新闻本体论》《新闻真实论》《新闻道德论》。这一下子等于把自己‘逼上梁山’，但也因此我正式规划起‘新闻十论’的写作”。
后来估计连杨保军也没想到，这一规划，就是20年的人生，20年的“新闻十论”。
(《新闻规律论》外的“九论”)
“每天写1500字，一年只要写200余天，一本30多万字的著作就基本写成了”
对于高校教师来说，协调好教学和科研非常重要。“高校教师，除了教学是首位的事情，下来最重要的就是科研，何况这两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没有好的科研，本质上很难有好的教学。教学是前台，科研是幕后”。杨保军认为，“科研就是为教学准备教案，但却是一件细水长流、老牛慢车的事情，需要观察实际、阅读文献、适当交流、独立思考、不断写作”。
“写作过程，要说不辛苦，那是假话，但要说多么辛苦，也不完全是那么回事。作为研究者，能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与更多的人分享，也是很美的事情”。
谈及他的写作方法，杨保军说：“很多人以为我写作速度快，其实不是，我写得比较慢，但有一个可能不错的习惯：一旦一本著作比较成熟的写作大纲形成，正式写作开始，我就进入比较‘死板的程序’或写作模式了。只要没有课，没有其他特殊的事情，每天写1500字，不多写，多写基本是灌水。这样一年只要写200余天，一本30多万字的著作就基本写成了，再拿出一年半载的修改，也就基本成形了。”
杨保军还有一种特殊的著书方式，他称之为“遍地开花”：“我自己感觉效果还不错。一本书，不管篇幅多大、章节多少，我采取的不是从前到后一章一节地写，而是哪一章、哪一节想好了、资料比较充实了，就先写，不管前后顺序。这种方法的一个好处是写作始终是整体推进，另一个更大的好处是，进入写作状态后，不管从那个渠道获得的材料，只要有用，一下子就知道该用到哪里，不仅不浪费材料，也提高了写作效率。”
（“对于一个读书人、教书人、写书人来说，出版几本书是份内的事，也是生活过程的自然呈现”）
“‘新闻十论’确实记录了我作为一名高校老师和新闻理论研究者的历程，对我国当代新闻基础理论研究可能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作为学术研究成果，到底能有什么样的价值，要留给时间去评判”。杨保军认为，“学问的事，本就是寂寞的，用不着张扬。写出来的东西有无价值，价值大小，不是自己说了算的，充满自信也没用，要交给时间去评判，交给历史去检验。这既不是我的矫情，也绝不是所谓的谦虚，而是我真实的看法”。
在杨保军看来，这20年创作“新闻十论”，是做了一件他自己想做的事，并且在自己的能力、水平范围内做完了，算是给自己也有了一个交代。
“对于一个读书人、教书人、写书人来说，出版几本书是份内的事情，也是生活过程的自然呈现，没有什么过多值得说的东西，但在自己的背后，却有许许多多要感谢的人，要说的事。”
“读书、写作需要时间、需要清净，但自己有了时间、有了清净，有些人就得为你忙起来、跑起来。人们容易看到台前的人，很难看见幕后的人，但没有幕后的辛劳，台前的人是表演不好的。”
杨保军想感谢的人，他在“新闻十论”的每一论后记中都有记录。
“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爱人。对她来说，‘感谢’一词实在过于轻淡了，即使给前面加上各种各样的修饰词，也增加不了多少感谢的分量。语言的能量其实太有限了。也许，带出更好的学生、写出更好的著作，是最好的感谢方式。”
“新闻十论”已经写完了，准备再写什么？
杨保军身边不少朋友问过他：“新闻十论”已经写完了，准备再写什么？
“我想做的研究很多，想写的东西也很多，实际上，已经有大量的思想随笔、读书眉批等着我整理，但时间精力有限，我得量力而行。第一位的还是教学，这对教师来说是职责，是天职。”
至于写作，杨保军认为当下就要做的事情是：着手整理“新闻十论”的集纳出版，虽然这可能是相当费力的一件事。
“但在我心中更加重要的事情，其实已经念叨很多年了，也写了好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就是要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给本科生写一本原理性的新闻理论教材，为我国的新闻理论教材建设做一点新贡献。”
杨保军一直记得方汉奇先生说过的话：“一般说来，新闻教育质量的高低，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两个因素：一个是师资，一个是教材。两者之间，教材的作用更大，因为师资的多少和良窳，往往受办学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教材一旦完成，就可以直接嘉惠于学子，风行四海，无远弗届。进一步说，一部好的教材，不仅可以满足教学的需要，培养出一大批人才，而且还可以同时拥有一定的学术含量，推动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
“当然除此之外，我还要完成一些课题研究任务，并且根据新闻活动的不断变化，探索撰写一些关于最新问题的研究论文。但我的出发点，仍然像过去一样，着重于基础研究。”
杨保军，教育部“****奖励计划”****，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杰出****支持计划”****（A岗）；《国际新闻界》副主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曾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两次出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曾长期担任人大新闻学院史论教研部主任。 主要学术著作有“新闻十论”，另出版有本科教材《新闻理论教程》（2004、2009、2014、2019）、研究生教材《新闻理论研究引论》（2009）。中国知网收入论文220余篇。“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获得者，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获得者，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首届优秀教材奖一等奖获得者，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奖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