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重阳院长助理贾晋京首先作引导发言，他谈到，“中国与世界经济”这个题目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期间非常重要。在“十一”之前的三天，国新办专门发布了一本白皮书《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可见在中国面临新的历史方位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个话题越来越重要，中国和世界相互谁也离不开谁。
翟东升首先阐述了新中国三个30年的对比及其内在关系。第一个30年，是1949年-1979年，特点是社会革命和继续革命，也是中国游移在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之外的30年：中国先跟东方阵营融合，然后又脱离苏联自立。第二个30年，是1979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但是从中国内部来看，这个时期应该是持续到2012年。这是中国融入全球市场体系的30年。第三个30年，从后金融危机时代或者说从十八大开始。总体来看，这个新的时代也会持续至少一代人的时间。
翟东升认为，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有两大动力源：一是中国内部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的延续，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对外经济关系也是内部经济关系的延续；二是它又受到外部战略格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约束和塑造。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与新三十年，是历史辩证法中的“正题、反题与合题”的关系。
中国制度与政策的30年，翟东升从四个维度解读。从选择合作学习的对象来看，第一个30年主要学的是苏联，学习他们的现代国家组织体系，引进156个工业项目。第二个30年主要学习美国，学习其市场经济的运作经验。第三个30年可以多向欧洲看，强调国民公平分配，劳动者权益，绿色环保，多边主义等等，但是也要吸取欧洲发展模式的各种教训。
从经济模式与资本形式来看，前30年学了苏联的计划经济，主要发展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后30年，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学习西方，搞市场化、对外开放，允许民营资本竞争。新时代是混合资本，国有资本要做大做强做优，民营资本要做得更大，外资也不排斥。
从对世界市场体系的态度来看，前30年，中国是革命的态度，打破不公平、不正义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1979年开始，中国选择融入世界，在它的体系里不断吸取能量、知识，不断成长。未来的新时代，中国对全球市场体系既不是革命态度，也不是简单的融入态度，而是重塑和引领。
从执政合法性表述来看，新中国建立政权的合法性表述，核心逻辑是“只有中国才能救中国”。到1970年代，“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核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了2012年前后，中国人诉求多元化，新的论述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国人的中国梦”。
从倚重阶层来看，第一个30年倚重的主要是工农；第二个30年主要是国际化精英；下面我们要做的是做大做强中国的中产阶级。
两个30年之间， 前30年，重要的是政府干预，政府要有所作为；后30年，重要的是市场行为，政府要减少干预。表面上看起来许多东西是对立的，但翟东升认为，两者完全可以统一起来，他提出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来解释。
经济繁荣从何而来？政府首先要为私人部门提供恰当的、符合市场需要的公共产品，从而支撑私人部门的生产、交易、消费等经济活动，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公共产品。经济发展，首先是源自公共部门的有力支持，其次才是私人部门的勤奋。
翟东升还解释了中国工业化成功的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同苏联和美国之间究竟什么关系？他认为，中国同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性质上完全相反，一个强调公共部门很重要，一个强调私人部门很重要，各执一端、互相对抗。中国融合了两者各自最强基因，创造出新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第二，1979年以来，中国是不是搭便车者？他认为，一方面，中国的确是美国开的全球化“班车”上最大的乘客、最成功的乘客，但搭便车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也付出了昂贵的车票。
第三，逆全球化与中美脱钩。他分析，英美带头搞逆全球化背后的原因，一是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通胀率已经到了接近零的位置甚至通缩；二是民主与自由之间的反目，蓝领工人成为全球化的输家，民粹主义盛行。他认为，中美脱钩其实并不可怕，中国应该主动掌握节奏，有序地去美国化。
第四，“一带一路”与全球化。中国推动“一带一路”能提供什么，或者发展中国家需要什么？他认为是公共物品。绝大部分国家没有经历过革命与社会革命，因而也就无法打破原有社会僵局，创造一个有效、有力的公共部门来提供公共产品。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要追求的是年轻人口而不是自然资源，而且更多是追求作为消费者而不仅仅是劳动者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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