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会长、原劳动保障部副部长王东进，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人社部原副部长胡晓义，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司长刘喜堂，人社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司长刘从龙，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吴玉韶，人社部医疗保险司副司长颜清辉，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教授童星，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健康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教授等在下午的大会上做主题报告。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丛树海分别主持下午的两场主题报告会。
韩启德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与改善民生的根本性制度安排，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一直在不断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现行制度还存在着不平稳不充分发展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努力，也需要包括企业与老百姓在内的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特别是****们要做充分的研究，为社保改革与发展提供学界智慧与理性建议。他强调，新时代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目标、新要求，当前首先需要厘清社会保障的发展理念，真正把握社会保险互助共济、共建共享的本质。目前社会保险中的个人账户和新农合个人责任比例的持续下降并不符合社会保险的常识与基本规律，需要尽快调整，同时应该更加注重统筹层次的提升，以缓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制度不公。而商业保险发展非常滞后，应更多地考虑保险的真正功能和参保的激励性。在保障水平上，社会保险重在保基本，各方均应对此有客观、合理的认识和期待。相对于社会保险的筹资问题而言，社会保障服务的短缺问题更为严重，如何才能够跟得上人民对养老等服务的需求是社会保障发展应该考虑的重要问题。因此，政府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需要有科学的顶层设计，全民的社会保障观念也要有适应制度客观规律和时代发展的变化。他还特别表示，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作为这一领域专家****的学术共同体，成立三年所取得的卓越成效表明其走在全国社会团体的前列，在国家社会保障发展中发挥了出色的作用。
华建敏指出，我国的社会保障改革不仅构成了中国近40年来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人类社会保障史上少见的全面而深刻的制度。我国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改革发展呈现出相得益彰的局面，主要得益于三个经验：一是坚持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二是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结合，追求全覆盖、保基本；三是坚持循序渐进，逐步发展。新时代开启社会保障改革发展的新篇章，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与城乡居民的诉求，加快改革步伐，加大改革力度，优化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二要坚持共建共享，切实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确保可持续性；三要高度重视社会保障法制建设，让社会保障体系在法制化轨道上平稳运行。他指出，社会保障有三个基础—-政治哲学、经济可行和社会认同，三者缺一不可。政治哲学是本质问题，即怎么理解公平和正义的问题，是选择普遍性公共福利还是针对性公共福利的问题；经济可行包括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两个方面；社会认同则涉及最大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他还强调，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基本制度，共商、共建、共治、共享是社会体制建设的原则，也应该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原则。他希望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大有作为，承担起理性推进新时代社会保障改革的责任。
秦光荣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养老事业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工作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养老事业呈现出四个特点：中央前所未有的重视、布局战略部署和顶层设计、社会深入参与、各地积极探索新经验等。面对规模大、未富先老、健康老龄化程度低、农村养老任务繁重、家庭结构小型化、社会化服务功能不够的养老现状，养老事业的发展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一是突出强化居家养老的主体地位，重点要解决好居家养老当中的社区服务与功能问题；二是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重点是解决准入政策和体系的规范问题；三是积极推进医养结合，重点解决如何结合的体制机制问题；四是加强养老人力资源保障和人才队伍建设，重点要解决人才培养、职业规范、人员待遇问题。
陈东升指出，中国正在从工业化社会逐步向后工业化社会和服务型社会转变，从解决衣食住行向解决娱教医养转变，社会保障体系和民生工程成为最大的经济和最大的政治。他表示，随着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升，国人对更优雅、更独立、更健康的新型养老方式的需求，与当前养老现状形成了矛盾。他强调，中国迫切需要养老方式的革命性变革。这一变革的核心是改变人们对养老和生命的态度，进而改变中国老年人的生活方式，通过持续创新来降低成本，让更多人可以享受新型养老方式。
郑功成提出，新时代的社会保障改革必须适应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目标、新任务与新要求，直面社会保障领域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尽快消除阻碍新型社保体系建设的传统体制、机制性障碍，同时对以往改革中的不足进行纠偏，要完成好这样的双重改革任务，就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改革步伐。他强调，新时代社会保障改革再出发必须首先厘清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公平、落实共建共享和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的发展理念，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角度出发来统筹规划整个社保体系建设，合理构建多层次保障体系并明确不同层次的功能定位，抓住主要保障项目的制度结构与责任分担机制等关键环节发力。他主张，应当根据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在要求重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坚决打破同一类保障业务由不同部门分割管理的局面，实现同类业务、同质业务归集同一部门统一管理并集中问责，同时创新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机制，坚持分类、分层施策，凡政府负责的社会保障由公共部门或委托专业机构负责实施，凡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可以提供的真正交由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如慈善组织自主实施。
蔡昉认为，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至少约30年的时间是和人口红利时期完全重合的。人口红利一方面源于数量丰富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源于人力资本的不断改善，而改革开放时期生产率的提高也有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转向高生产率部门的贡献。据估算，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一共提高了16.7倍，其中40%多的贡献来自于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劳动力的丰裕、劳动素质的改善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共同构成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但当传统的生产要素资本边际效用开始递减，经济增长会越来越依赖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越来越依靠库兹涅茨过程。目前，我国劳动力转移还有潜力，城镇化还有潜力，就意味着可以把劳动年龄人口的存量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但认识上、体制上和实施上的障碍阻碍了这一过程。户籍制度推进改革是从供给侧、需求侧解决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改革，是可以带来改革红利的。这个改革红利是宏观的，是国家层面的正外部性，是社会效益的改革，因此需要中央政府实实在在地承担责任。地方政府承担改革成本会因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而导致改革激励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不对称，改革进程还将被拖延。
尹中卿认为，推进高质量的经济发展，社会政策要尽力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量力而行，以避免民粹主义和福利主义，注重解决好民生问题。这些政策包括积极扩大就业、调整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基本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推进精准脱贫等等。与税收相比，社保是最有效率的缩小贫富差距的手段，也是当前我们国家缩小贫富差距最好、最重要的手段。
王东进指出，深刻认识、深度解决社会保障主要矛盾，是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着力点和工作重心。新时代社会保障改革发展的一个显著时代特征，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依归。而社会保障改革发展，必然呈现一系列历史性转变和时代性特征：即从“大”到“优”；从高速度发展到高质量发展；从外延扩张型发展到内涵提质型发展；从经济型保障到服务型保障发展；从除弊性改革到建设性改革；从基本保障制度建设到多层次保障体系全面建设，等等。他认为，坚持三个基本点、打赢五个基础性关键性硬仗，是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方略和基础工程。三个基本点是：坚持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入手，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决反对民粹主义和泛福利化倾向，坚决反对吊高群众胃口和不切实际的许诺，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预期）。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原则不动摇，做到权利和义务相对应、公平与效率相统一。五个基础性、关键性的硬仗是:实施全民参保计划，精准扩面，应保尽保；完善基本养老制度；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尽快建立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公平、便捷、优质的社会保障服务。
胡晓义提出了当前社会保险发展的重点任务：第一，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第二，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第三，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第四，建立长期照护保险；第五，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第六，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要取得新的成果；第七，逐步形成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第八，增加预算资金对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投入；第九，强化社保基金的监管；第十，依法施政，推进社会保险的法制化进程。
刘喜堂指出，当前我国社会救助工作还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是社会救助的法规制度不断健全完善，但社会救助制度功能定位、救助理念、城乡统筹发展和区域统筹发展等方面与新时代的要求不相适应。二是社会救助部门协调机制普遍建立，但救助资源仍然比较分散，统筹衔接仍显不够。三是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查方法不断改进，但仍存在收入财产难以准确核定，对象认定不精准问题。四是社会救助效果不断显现，但救助水平仍然不高。他认为，面对新时代社会救助工作的新要求，一要夯实社会救助在脱贫攻坚中的兜底保障作用。二要统筹推进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三要加强部门之间的协同，开展《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实施情况的评估，完善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四要组织开展农村低保专项整治活动。
刘从龙指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在改善城乡老年居民的基本生活、促进城乡消费和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城乡家庭和睦和社会和谐、助力精准扶贫、扶持老弱，彰显社会公平正义、改善党群关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一是不同地区、不同年龄参保及续保的情况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二是多数城乡居民选择最低档次缴费，三是现在的待遇差距比较大。
吴玉韶指出，养老服务领域的不平衡不充分可以用“缺”来概括：缺资金、缺设施、缺服务、缺人员，其中最缺的就是社区的居家养老服务。居家养老服务的难表现在总量不足、结构失衡、质量低等方面。主要原因一是社区服务薄弱，二是政策扶持聚焦不够，三是专业化的养老服务社会组织和企业发育不足，四是缺少服务支付机制。他认为，发展居家养老服务，一要树立新理念，引领老年人过上有为、积极、健康的新时代养老生活；第二，设施建设是基础，要把居家养老服务设施作为公共服务设施由政府提供。第三，聚焦需求是关键，对老年人的需求和服务类别进行分类。第四，整合资源是途径，整合改造利用社区内机关单位、物业、家政、商业的各类资源。第五，发展是方向，通过标准化、专业化、规模化、连锁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第六，社会参与是补充，发挥慈善公益、志愿服务、自助互助等社会力量的巨大潜力，同时，发动低龄健康老年人帮助照顾失能失智老年人的积极性。
颜清辉提出，基本医保在十八大以来成效显著，个人支出占到全口径的卫生总费用的支出比例2017年降到了28.8%，30年以来第一次降到了30%以下。完善基本医保制度和服务体系，一要按照十九大要求统筹推进城乡制度整合；二要健全基本医保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三要完善基本医保区域之间的平衡机制；四要创新医保管理服务的方式方法，增强老百姓的医疗服务的获得感。建立多层次的医保体系，一是要建立定位明确、衔接顺畅，能够化解各类人群的各种健康风险的制度体系；二是明确基本医疗保基本；三是鼓励商业健康险更好更快发展。他强调，要明确医保和在医改的功能和机制，发挥其基础性作用。一要从行政主导向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协商转变；二要从质量控制向协议管理转变；三要从主观性评价向客观性评价转变。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教授童星指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全局性、历史性的变化。建国以来，三次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转向以人民为中心；政府的任务和职能由行使“管制型政府”转向主导经济发展的“建设行政府”，再转向提供公共物品、公共服务的“服务型政府”；普通老百姓也由原来的一心追求政治正确的“政治人”转向一心发家致富的“经济人”，再转向追求美好生活的“社会人”。他认为，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点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一是在扩大项目范围的时候，要消除认知误区（如长期把就业收入问题摆到经济建设里面，而不是社会建设里面），坚持与时俱进；二是健全公共服务的递送体系；三是扩充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四是允许人民群众自我服务。他还提出，民生建设是党和政府的试金石，狭义的民生专指教育、就业、医疗、居住、养老等，广义的民生包括以公共安全体系建设为中心的社会治理。
卢德之在报告中提到，任何一种制度的设计都离不开时代背景和所处的文明建设背景。他指出，共享文明是当今人类共同创造、共同认同、共同拥有的现代文明形态，是人类与自然、社会与人本身所有关系的核心价值总和，是在现代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共同遵循和促进全球化生产、生活需要的国际秩序、制度设计、文化教育、生活习性等新文明的集合。共享文明的形态包括五个方面：享权与产权并存、享权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以共享为目标、民主自由的政治形态；官民共治的社会形态；强调融合与超越的文化形态；天人合一的环境形态。
李玲指出，中国社会保障在不断地变革，新时代中国社保改革再出发应该回归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不能简单复制西方国家，因为西方国家建立福利制度的社会理念是为少数人服务，在根本上是不可持续的。社保改革再出发更重要的是从理念、制度到人财物配置的再次顶层设计，着力解决新时代的公平，满足老百姓对公平正义的要求。她强调，新时代的社保制度应该红利共享、风险共担，尤其是在现阶段智能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更要建立公平、有效率、可持续的共建共享机制，并与整个国家的改革联系在一起，构成各个领域相互关系的有机整体。她还提出，新时代社保改革要开始研究制定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税，以改革目前支离破碎的收费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新时代社保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兼容，短期利益和长期目标的协调，以及在全球化、老龄化、信息化时代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
26日举行的养老金、医疗保障、贫困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长期护理保险等分论坛上，70余位专家****与政府官员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