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沃斯特，美国堪萨斯大学赫尔荣誉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环境史学的创始人与权威****之一，剑桥大学“环境与历史”系列丛书主编。他于2012年入选国家外专局“引进海外高层次文教专家重点支持计划”项目，并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其主要著作包括《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尘暴：1930年代的美国南部大平原》《帝国之河：水、旱、与美国西部的成长》《自然的财富》《向西奔腾的河流：约翰卫斯理鲍威尔的一生》《热爱自然：约翰缪尔的一生》《萎缩的地球：美国丰裕之兴衰》等。曾获1980年Bancroft奖、1997年世界生物资源保护协会杰出成就奖、2004年美国环境史协会杰出成就奖、2009年苏格兰文学最高奖、2009年英语语言联盟最佳传记奖、2012年美国历史学会终身成就奖等。
沃斯特以“什么是星球史”为主题，他首先介绍了自己对于“星球史”概念的认识，以及对未来历史书写发展的展望。他借用老子《道德经》中“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描述来概括在前现代社会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水平，及其历史书写的狭小范围。他认为，这种村庄的世界带给人们的想象难以突破农业生活的局限，也影响了历史写作的方式。后来，虽然有了托勒密在天文学和地理学研究上的突破，但是他的注意力仍然局限在地中海地区。直到哥伦布发现了“第二个半球”之后，人类才走上了不断发现“新世界”的道路，由此引发了民主和资本主义革命的浪潮。正是这些革命结合在一起，才迎来了现代世界的到来。托勒密以来制作的地图正反映了人类对这个世界认识上的逐步变化。在今天，虽然对世界地理的描绘变得更加科学和准确了，但观察视角的不同仍旧会影响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地图上标画出来的黑色疆界线条实际上都是人为的政治对世界的分割。这意味着旧有的思维定势仍然统治着我们书写历史的方式。沃斯特教授认为，历史研究和写作的“星球革命”就应当成为突破这一藩篱的曙光。
沃斯特指出，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奠定了“星球史”写作的基础。作为书写生命历史的生物学家，他所创造的价值和产生的影响可以与哥伦布的发现等量齐观。然而，我们今天的历史书写在很大程度上又回到了那种“狭窄想象”的牢笼中，因为地图上划定的人为疆界束缚了我们的思考和世界史的研究。作为19世纪民族国家崛起年代的遗产，“民族主义”的思想意识让我们始终处于肤浅的政治史的视野中。现在，虽然出现了一些反对民族主义的声音，但是我们仍然在民族主义的遗产中裹足不前。而“星球史”，作为一种超越原有范式的历史，它立足的基础是革命性的、新的自然科学知识，它将为历史搭建一个新的框架，它是关于这整个星球的新的世界史。
沃斯特进一步指出了书写“星球史”的路径。传统史学家重视并推崇阅读档案和研究档案，这值得尊重。但是由于档案的编纂主体始终是政府，而且档案的覆盖范围有限，因此有一大批被档案遗忘的人就成了没有历史的人。如果没有这些“无历史的人”，我们也就无法写出“自下而上”的历史。目前，历史研究的成果数量越来越多，但是研究的范围却越来越狭窄。沃斯特教授提出，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有历史，都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档案”。“星球史”的档案应当到档案馆外去寻找，它存在于所有生命留下的“痕迹”中，而阅读这种“痕迹”，就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力量，比如，要想探讨人类大脑进化的过程与人类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或者撰写我们人类的存在对生物圈造成了什么影响，就必须具备相当多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储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寻找的档案或许就处于泥土中，在冰川之下，在整个生态系统里。
最后，沃斯特重申了他所始终关切的两个“大问题”：一是我们究竟是谁；二是我们究竟怎样改变了这个世界。对于前者，他认为，人类由共同的基因构成，在地球上共同完成了进化的过程，在更深的层次上应当分享共同的历史。但目前的现状是，我们对历史整体的认识至少有一半以上都是缺失的，如果没有自然对我们的塑造，我们就不能完全理解人类的整体历史。而对于后一个问题，沃斯特教授指出，在人类文明对这个星球的改造能力已经越来越强的趋势下，我们在这条路上还能够走多远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伦理学问题，“星球史”虽然不能简单地给予好的或者坏的答案，但是它提供了一个可以继续探讨的平台。我们所居住的星球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历史比任何王朝的历史都要伟大，毕竟它才是人类所拥有的真正的共同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