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国际期刊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李浩副研究员与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Matt Lotter博士对大荔人遗址石制品的最新研究成果。
遗址两次发掘共出土石制品582件。石制品埋藏于河流砾石层，经历了一定程度搬运和磨蚀。因此，研究人员对这批材料进行了重新鉴定，排除了在水流作用下碰撞形成的假石器，譬如表面具有重叠、浅层波纹状疤痕的“石制品”。大荔人遗址人工性质明确的石制品共140件，其中石核9件，石片95件（完整石片73件、裂片9件、残片13件），断块9件，成型工具25件，不定型工具2件。
据研究人员介绍，石制品主要采用石英岩（n=79）为原料，其次为燧石（n=47）和石英（n=14）。石制品平均长、宽小于5cm。石核剥片以简单的单面-单向为主，同时包含1件两面不对称型的向心剥片。石片台面主要为石皮台面（57.5%），其次为素台面（21.9%），单楞脊台面（8.2%）、线状台面（8.2%）和点状台面（4.1%）的比例较小，缺乏预制台面。石片背面片疤方向多样，以从近端的单向剥片为主（54.8%）。71.2% 的石片打击泡显著，表明硬锤锤击法是主要的剥片方法。成型工具的类型多样，包括14件锯齿刃器、5件刮削器、5件凹缺器和1件尖状器，这些工具的修理目的性强、修疤连续。
综合分析表明，大荔人遗址没有出现西方同期遗址中具有的预制石核技术，而呈现出与华北地区早、中更新世遗址石核技术的相似性和连续性。在小型石片工具方面，大荔人遗址出现多样的工具类型以及较为精致的修理技术，这一点有别于简单的奥杜威技术。与华北地区早更新世遗址相比，大荔人遗址体现出石器技术上的发展和进步。研究人员认为，大荔人石器技术表现出的连续性和进步性，与大荔人头骨化石显示的镶嵌演化模式具有一定的协同关系。
本研究得到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计划、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项目的资助。
原文链接：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2520-018-0626-6
图1 大荔人遗址地理位置（A、B）、地貌（C）、地层和年代（D、E）信息 （李浩供图）
图2 大荔人遗址出土的石核、石片（E、F、G石片的背面具有三角形片疤） （李浩供图）
图3 大荔人遗址出土的各类工具 （李浩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