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构建与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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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广州 510275

2.中山大学旅游休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广州 510275

Construction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WANG Shujia^,¹^,², SUN Jiuxia^,¹^,²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Center for Tourism, Leis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通讯作者: 孙九霞(1969-), 女, 山东潍坊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08376M), 研究方向为旅游与地方发展、旅游人类学。E-mail: sunjx@mail.sysu.edu.cn

收稿日期:2020-01-24修回日期:2020-12-1网络出版日期:2021-04-25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B118

Received:2020-01-24Revised:2020-12-1Online:2021-04-25

Fund supported:

Major Project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15ZDB118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王淑佳(1986-), 女, 河北张家口人, 博士生, 主要从事乡村与遗产旅游、旅游与社会发展研究。E-mail: wangsjtr@163.com

摘要
作为中华文明重要载体的传统村落具有丰富多元的价值,虽然政府与学界进行了大量保护与研究工作,但其可持续发展之路仍任重道远。因此建立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准确评估其可持续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通过对传统村落的长期实地调研,本文提出社区和遗产两个基本属性间协调关系是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使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构建社区发展和遗产保护子系统指标体系,采用专家判断矩阵和德尔菲法确定子系统指标权重,并构建详细的数据收集、赋分与标准化方法。为了更好的评价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水平,在采用综合评价指数评估传统村落综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可持续发展类型评价体系。最后,通过测评广东省广州市、佛山市和中山市10个岭南传统村落,检验该套指标体系具有较好效度,并进一步对指标体系进行修正。该评价体系不仅可以推进传统村落、耦合度、可持续发展评估研究范式,也可以广泛指导与应用于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实践。
关键词： 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耦合协调度;实证检验

Abstract

As important carrier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endowed with rich and diversified values.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and academia have implemented lots of programmes on protections and researche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Therefore, it is of profound significance to establish an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to evalua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evel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Through long-term field survey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understanding the two basic attributes of community and heritage is the key to cogniz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hen it uses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d Delphi method to construct the index system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subsystem and heritage protection subsystem, and applies an expert judgment matrix and the Delphi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index weights of the subsystems at all levels, and constructs the systems of data collection, assignment, and standardization for each secondary index.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is used to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determine the criteria for ranking. In order to better evalua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eve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villages, a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is further introduced to construct an evaluation system. Finally, through the evaluation of 10 traditional Lingnan villages in Guangzhou, Foshan and Zhongshan citi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the validity of the index system is verified and further revised. This index system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coupling degre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sessment, but also widely guide and apply to the protection practic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hina.

Keywords：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sustainable development;evaluation system;degre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empirical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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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王淑佳, 孙九霞. 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构建与实证. 地理学报[J], 2021, 76(4): 921-938 doi:10.11821/dlxb202104010
WANG Shujia, SUN Jiuxia. Construction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Acta Geographica Sinice[J], 2021, 76(4): 921-938 doi:10.11821/dlxb202104010

1 引言

作为承载和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重要载体,传统村落在席卷城乡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面临剧烈的重组、分化与严峻的保护问题。传统村落的存亡不仅关乎文化多样性的存续,也关乎乡村重构与建设的成败,其保护与利用不仅涉及乡土建筑和人居环境的保存,更涉及传统文化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为了全面掌握中国传统村落的生存状态和构建科学有效的保护体系,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于2012年起开启了五批传统村落评选运动,共计评选6819个传统村落列入国家传统村落名录。但传统村落名录仅仅是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开端,实现其可持续发展与中华文明的传承才是最终目标,因此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仍任重道远。目前传统村落相关研究主要为定性研究,其评估指标体系则集中于村落价值^[1,2,3]、保护程度^[4,5]、乡村性^[6]、旅游环境^[7]、人居环境^[8]、空间演化^[9]、风貌演变^[10]、脆弱性^[11,12]、居民感知^[13,14]、开发潜力^[15]、利用度^[16]、旅游可持续性^[17]、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18]、公民性^[19]等,其中钟士恩等构建了古镇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20],尚未有传统村落整体可持续发展的评估体系。而可持续发展研究多为国家、区域、城市等宏观尺度评估,鲜有针对乡村社区的微观尺度研究,特别是常规社区或乡村评价体系也不适用于承载独特遗产价值的传统村落可持续评估。因此,尽管已经积累多年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但是学界与政府仍难提出切实可行的传统村落评价、保护与利用指导理论和实践方案。

在此背景下,建立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准确评估中国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和进行持续追踪监测,不仅可以进一步延续传统村落评选运动的作用、凸显传统村落价值、提高传统村落社会认同感,更可指明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方向与原则,从而更好推动中国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而在理论研究层面,传统村落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可以突破以往定性研究局限,从横向、纵向与尺度三个方面拓展传统村落时空研究。

本文基于对中国多个地区传统村落调研基础上,界定与把握传统村落的本质属性和核心矛盾,使用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和专家判断矩阵等构建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型,并以广东省10个传统村落为例进行实证检验和指标体系修正。本文对于传统村落保护和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建构

2.1 传统村落

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21]。传统村落在长期的农耕文明发展历程中凝聚了众多历史信息、文化景观和民族记忆,在长期沉淀和积累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生态人文景观,真实记录和传承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22]。因此,不同于一般乡村聚落,传统村落具有农耕文明的物质载体、乡土社会的基层单位、历史进程的文明印记、民族和传统文化的活态遗产、民族认同的记忆纽带以及当代经济视角下的旅游资源等多维度价值。李连璞认为历史文化名村所具有的本质聚落属性、附生遗产属性以及衍生旅游资源属性决定其持续发展的三个层次：聚落属性的持续发展、遗产属性的有效保护和旅游资源属性的科学利用,并认为旅游资源属性的科学利用是纽带,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23]。

本文认为传统村落的本质属性是一直存有的社区（聚落）基本属性,即传统村落首先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最基础的社会结构单元、当代国家体系中最基本的行政管理单元和在地居民最重要的生活生产家园。社区属性是传统村落自古至今不变的本质和基本属性,当社区属性所承载的功能弱化,传统村落也将衰败。另一基本属性则是遗产（文化）属性,即在现代语境下,传统村落成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遗产,这是社会发展到当代所赋予它的新属性,也是被国家话语体系认可赋予传统村落名号、区别于一般村落的独特属性。而旅游资源属性是从两个基本属性衍生出来的价值转移所形成的新的附属属性。因此本研究更关注传统村落作为一个空间组织整体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回归到传统村落的社区和遗产基本属性来评价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可持续发展潜力。

2.2 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共同追求并不断探索的一种社会经济发展模式^[24]。其定义自1987年首次提出以来,历经****们不断发展,均包含两个基本要素：“需要”和对需要的“限制”,即在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25]。此后,国内外研究机构和****针对如何评价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从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不同学科出发,提出大量理论、分析方法、评价指标和研究框架^[24]。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2015年联合国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国于2016年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26]。即使SDGs在统计、计量与严谨性方面仍存在很大争议和难度^[27,28,29],但是其指明了可持续发展的明确方向,非常符合当今世界政治形势,也极具实践价值,已经得到全球共识。在可持续发展评价尺度方面,已有研究涵盖国家、区域、市县和社区不同尺度,但对于乡村社区尺度可操作性不强,更尚无可应用的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在可持续发展评价方法方面,黄茄莉将评价方法分为指标列举法、流量分析法和系统分析法三类,认为现有评价方法存在对可持续性评价框架背后的机理研究较少、指标选取具有一定随意性、指标标准化、赋权及集成方法的选取无统一标准、极少方法提出可持续发展阈值范围等问题^[30]。本文在遵循全球统一的SDGs原则下,试图构建中国乡村社区尺度的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并探索评价方法现存问题的解决路径。

2.3 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

通过2016—2019年间对西南、西北、华南和华北不同类型传统村落的实地走访和长期跟踪,以及对居民、政府、外来开发者、游客、公益组织等的访谈,发现目前在传统村落中普遍存在以下主要矛盾：居民现代化生活需求与传统建筑修复保存之间的矛盾、村落经济发展水平与传统建筑保护之间的矛盾、居民较低的收入水平与高昂的传统建筑保护成本之间的矛盾、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传统建筑材料获取之间的矛盾、村落旅游产业发展与传统村落原真性之间的矛盾。以上矛盾都可归结为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核心即为作为遗产的村落保护与作为社区的村落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对于社区主体性的强调也日益受到重视,即可持续发展评价的目的是评估生活在当地的人对所处环境的满意度,而不是生活在外地的人对该环境的感受。孙九霞认为已有研究对村落保护与文化传承主体关注不足,发展逻辑往往因为背离生活逻辑而使传统村落主体被搁置,应当在寻求二者的平衡中寻求传统文化保护与利用的出路^[31]。因此由表及里聚焦核心矛盾、由外向内以社区主体为核心,才能构建具有普适性和良好效度的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对于传统村落本质属性（图1）的剖析,可以清楚识别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核心矛盾产生的根源,即对传统村落社区属性与遗产属性的二元化认知,以及由此产生的时间、空间和主体维度的矛盾。在时间维度,聚焦社区属性的传统村落利益相关者秉持进步主义理念,追求社区面向未来的现代化发展;聚焦遗产属性的利益相关者则秉持浪漫主义理念,追求社区回到过去的历史性保护。在空间维度,关注社区属性的传统村落利益相关者对标现代城市社区,试图通过物质更新来实现社区城镇化发展;而关注遗产属性的利益相关者则摒弃城市发展模式,希望通过物质保存以保留传统村落在城市化浪潮中珍贵、原真的乡村风貌。在主体维度,社区属性关系社区居民“小群体”的发展利益,而遗产属性则关系地区、族群乃至国家“大群体”的身份与文化利益。因此,社区属性与遗产属性本身并不是截然对立、不可调和,而是二元化的认知与对单一属性的追求,导致了不同利益相关者间的矛盾争论。因此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就是找到均衡两个基本属性之间复杂关系至协同发展的途径。如王宁认为保护关键在于找到化解进步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之间对立的契机,找到二者和解合作的路径^[32]。张松认为整体性保护不仅是针对乡土建筑、村落建成环境和地域文化景观的整体保护,更应考虑维持社会网络结构以及对当代社会的适应性转变,恢复农村地区生产生活活力,实现真正的乡村社会发展和文化复兴^[33]。因此,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不仅应当独立衡量社区和遗产两个基本属性的发展情况,还应能够评价二者之间的协同发展关系,这一认知构成了我们构建评价体系的基本原则。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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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传统村落的本质属性

Fig. 1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基于此,提出本文中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建构基本逻辑（图2）,即将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按照其基本属性和矛盾焦点划分为社区发展和遗产保护两个子系统,分别评估各子系统的发展水平,然后通过考查综合评价指数以及子系统间耦合关系确定传统村落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及类型。即只有两个子系统间协调且都处于较高发展水平,该传统村落才是可持续的。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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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基本逻辑

Fig. 2The basic logic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valu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3 基于AHP的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构建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也称为多层次权重解析方法,是20世纪70年代应用网络系统理论和多目标综合评价方法提出的一种层次权重决策分析方法。AHP主要应用系统分析方法,对评价总体目标进行逐层分解得到各层评价目标,综合定性与定量,是一种十分有效的系统分析方法。

3.1 指标遴选

基于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本文采用文件研究、文献分析、实地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遴选社区发展与遗产保护两个子系统指标体系。① 梳理、归纳国内传统村落与乡村社区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及政府文件,建立指标初选库。② 通过对不同地区、类型及发展状况的传统村落的实地调查,评估各指标的有效性、科学性、同质性、识别性、可获得性与可操作性。③ 邀请传统村落相关****、政府工作人员、旅游开发商、社区居民、公益组织及游客进行深度访谈,从不同利益相关者视角审视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要素。④ 在指标体系初选后,进行由长期关注传统村落的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博士后8人组成的焦点小组讨论。

3.1.1 社区发展子系统指标遴选 SDGs对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导向意义,是指导全球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概念和中轴原理^[34]。将传统村落社区发展与SDGs相衔接,有助于提升指标科学性和全球性,助力中国可持续发展承诺的实现,推动中国乡村地区可持续发展进程和中国传统村落发展经验传播。SDGs涵盖17项目标和169项具体目标以及IAEG-SDGs初步制定的231个具体指标,《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中详细阐述了中国落实SDGs的具体方案。考虑到诸多具体目标的实现时间为2020年,因此结合2019年9月发布的《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和对多地区传统村落的实地考察,考虑本指标体系的适用年度（2020—2030）、指标间差异显著性和指标体系简洁性,对以下几类指标按序进行剔除：① 仅适用于全球、区域、国家或城市宏观层面评价的指标,如应对气候变化、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婴幼儿死亡率等。② 由上级行政部门管理或以县域以上范围进行统计的指标,如小学教育、万人公路通车里程、万人病床数、河道湖泊治理等。③ 由国家统一制定与落实、村落间不具有显著差异的政策类指标。④ 2020年已实现的目标,如贫困率、全民参保计划、通电率等,仅保留2020—2030年度需进一步落实的具体目标。⑤ 与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相矛盾的指标,如住宅建筑时间、户均住宅数、住宅等级（钢混>砖混>传统）等。

SDGs指标初选后,进一步对社区可持续发展、乡村振兴、美丽乡村等已有文献中的指标体系进行梳理,增加若干指标（图3）。考虑到SDGs一级指标间的重复和交叉,以及与乡村发展政策和实践的对接,最终选择按照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建构一级指标,并新增人口稳定和整体感知2个一级指标。已遴选出的具体指标作为二级指标,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对于总目标的阐述进一步确定各二级指标对应一级指标的归属关系。最终形成包括7个一级指标和44个二级指标的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社区发展子系统指标体系（表1）。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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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社区发展子系统指标遴选过程

Fig. 3The index selection process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subsystem for traditional villag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valuation system

Tab. 1
表1
表1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社区发展子系统初选指标体系
Tab. 1The initial index system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subsystem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来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来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来源
产业兴旺	特色产业发展	Ⅰ/Ⅱ/Ⅳ^[35]	乡风文明	幼儿园入园率	Ⅰ/Ⅱ/Ⅲ	生态宜居	产业友好度	Ⅱ/Ⅲ
	农业收入占比	Ⅴ	乡风文明	正规教育水平	Ⅰ/Ⅱ/Ⅳ^{[8, 37]}	生态宜居	村庄绿化度	Ⅳ^[35]
	产业多样化	Ⅳ^[36,37]		培训参与率	Ⅰ/Ⅱ		污水与废弃物处理	Ⅰ/Ⅱ/Ⅲ/Ⅳ^[38]
	本地就业机会	Ⅳ^[35]		绿色教育	Ⅰ/Ⅱ		环境卫生整治	Ⅳ
生活富裕	家庭人均年收入	Ⅰ/Ⅱ/Ⅳ^[37]		卫生医疗服务	Ⅰ/Ⅱ/Ⅲ		灾害防范能力	Ⅰ/Ⅱ
生活富裕	家庭负债率	Ⅰ/Ⅱ		女性参与管理	Ⅰ/Ⅱ/Ⅲ		交通设施便利度	Ⅱ/Ⅲ
	城乡收入差距	Ⅰ/Ⅱ		邻里关系	Ⅳ^[36]		村域道路硬化率	Ⅳ^[39]
	社区贫富差距	Ⅰ/Ⅱ	治理有效	政策透明度	Ⅰ/Ⅱ		村域照明覆盖率	Ⅴ
	私人汽车拥有率	Ⅳ^{[25, 35]}	治理有效	政策包容度	Ⅰ/Ⅱ		安全饮用水比率	Ⅰ/Ⅱ/Ⅲ
	家庭生活设施	Ⅳ^[35]		管理公正度	Ⅳ^[35]		卫生户厕普及率	Ⅰ/Ⅱ/Ⅲ
人口稳定	人口定居率	Ⅴ		政府清廉度	Ⅰ/Ⅱ		公共设施完善度	Ⅰ/Ⅱ/Ⅲ
人口稳定	原住民常住率	Ⅳ^{[6, 40]}		村民参与度	Ⅳ^[35]		人口上网率	Ⅰ/Ⅱ
整体感知	生活满意度	Ⅳ^[3]		服务满意度	Ⅱ		金融服务便利度	Ⅰ/Ⅱ/Ⅲ
整体感知	居民幸福感	Ⅳ^[35]		司法救助	Ⅰ/Ⅱ		住房情况满意度	Ⅳ^[3]
	相对剥夺感	Ⅲ		治安稳定指数	Ⅰ/Ⅱ

注：Ⅰ：IAEG-SDGs;Ⅱ：国别方案;Ⅲ：进展报告;Ⅳ：文献;Ⅴ：焦点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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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遗产保护子系统指标遴选目前传统村落评价指标体系分为两类。① 官方印发、用于传统村落评定的指标体系,主要为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印发的《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试行）》（建村[2012]125号）,包容性地涵盖传统建筑、选址和格局、非物质文化遗产三大部分。但一方面,其评价重点仍然是物质现状和列入省级以上非遗名录的遗产,地方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与传统生产生活内容被排除在评价体系之外^[16];另一方面,其重点是村落遗产价值认定,不适于保护情况的持续追踪,也忽略遗产的活化利用及社区在遗产保护中的重要角色。② 各学科研究者所建立的指标体系,聚焦于传统村落的价值^[2]、风貌演变^[10]、保护度^[4]、旅游环境^[7]、景观价值^[14]、商业空间^[41]、人居环境^[8]、环境影响^[42]等,尚没有单独评价遗产可持续的指标体系。因此,为了保持政策稳定性和指标体系有效性,本文在《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试行）》（建村[2012]125号）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实地调研和焦点小组讨论,新增遗产认同、遗产记录与保护、遗产活化与传承三个一级指标,并将原指标体系中4个二级指标调整到遗产活化与传承指标下,最终形成包括6个一级指标和29个二级指标的遗产保护子系统（表2）。

Tab. 2
表2
表2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遗产保护子系统初选指标体系
Tab. 2The initial index system of heritage protection subsystem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来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来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来源
传统建筑价值	久远度	Ⅵ	村落选址和格局	久远度	Ⅵ	遗产记录与保护	保护规划编制	Ⅳ^{[3, 40]}
	稀缺度	Ⅵ	村落选址和格局	丰富度	Ⅵ	遗产记录与保护	建筑登记修复	Ⅳ^{[3, 40]}
	规模	Ⅵ		格局完整性	Ⅵ		非遗记录存档	Ⅴ
	比例	Ⅵ		科学文化价值	Ⅵ		保障机制	Ⅳ^{[17, 40]}
	丰富度	Ⅵ		协调性	Ⅵ	遗产活化与传承	建筑活化	Ⅳ
	完整性	Ⅵ	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	稀缺度	Ⅵ	遗产活化与传承	传统营造工艺传承	Ⅵ
	工艺美学价值	Ⅵ	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	丰富度	Ⅵ		非遗活动规模	Ⅵ
	建筑原真度	Ⅳ^[4]		连续性	Ⅵ		非遗传承人	Ⅵ
遗产认同	居民认同度	Ⅳ^[1]		依存性	Ⅵ		非遗活态性	Ⅵ
遗产认同	情感依恋度	Ⅳ^[13]		非遗原真度	Ⅳ^[4]

注：Ⅳ：文献;Ⅴ：焦点小组;Ⅵ：《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试行）》（建村[2012]1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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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指标剔除

本文使用德尔菲（Delphi）法对评价指标实施剔除与筛选。德尔菲法是美国兰德公司于1964年提出的一种可广泛应用于各领域的咨询决策技术^[43],通过客观聚合多数专家意见,可以对大量非技术性、无法定量的因素做出概率估算。其核心是以匿名方式进行几轮函询征求专家意见。组织者对每一轮意见进行汇总整理,作为参考资料再寄发给每位专家,供专家们分析判断提出新的论证意见。多次反复,直到专家意见趋于一致,得到一个比较一致且可靠的结论或方案。3.2.1 专家选择及专家积极系数、权威系数专家选择是德尔菲法预测成败的关键^[44]。根据德尔菲法咨询专家遴选标准,专家不能局限于一个领域的权威,并且专家选择应当是有目的的程序选择,一般以15~50人为宜^[45]。考虑到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涉及专业领域较多,本文遴选来自城乡规划与建筑景观（6位）、地理（4位）、旅游（3位）、文化历史（2位）、社会人类（2位）领域的17位****和来自自然资源、住建和农业部门的3位政府高层管理人员。20位专家来自华北、东南、西南和西北不同地区,其中教授7位、副教授11位,从事传统村落相关工作年限为（13.6±6.3）年。专家积极系数由问卷回收率表示。第一轮问卷回收率为100%,第二轮问卷回收率为95%,说明专家对该研究项目的关心与积极程度很高。专家权威系数由熟悉系数与判断系数的算术平均值表示。熟悉系数为专家对传统村落发展与保护的熟悉程度,不熟悉0分,较不熟悉0.25分,一般0.50分,较熟悉0.75分,很熟悉1.00分。判断系数为专家对该指标体系各指标重要性的判断依据（表3）,包括理论分析、实践经验、同行了解和直觉4类。本文咨询专家熟悉系数为0.72,判断系数为0.76,得出专家权威系数为0.74。

Tab. 3
表3
表3专家判断依据及其赋值
Tab. 3Expert judgment basis and its assignment

判断依据	对专家判断的影响程度
判断依据	大	中	小
理论分析	0.40	0.30	0.20
实践经验	0.40	0.30	0.20
同行了解	0.10	0.10	0.10
直觉	0.10	0.1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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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专家咨询过程及结果本文使用李克特5点量表（不重要1分,不太重要2分,一般重要3分,比较重要4分,很重要5分）,于2019年10月29日—11月10日进行了第一轮询函,提供说明信并请专家对两个子系统初选指标重要性进行评分和填写专家信息。第一轮询函结束后计算专家评分结果的平均数（N）、第一四分位数（Q1）、第三四分位数（Q3）、标准差（SD）和变异系数（CV）,剔除重要性低（N<3.5、Q1<3、Q3<4）的4个指标,分别为村域道路硬化率、村域照明覆盖率、金融服务便利度和私人汽车拥有率,尚有协调性低（SD>1、CV>0.25）的指标8个。2019年11月18日—11月22日进行了第二轮询函,将第一轮专家打分各指标均值反馈给专家,并请专家对修正后的指标再次打分。根据第二轮询函结果,剔除8个指标,分别为农业收入比重、培训参与率、女性参与管理、传统建筑规模、非遗丰富度、非遗连续性、非遗原真度和非遗活动规模,剩余指标在重要性和协调性方面都达到了要求。进一步对专家打分结果进行肯德尔协调系数（Kendall's Wa）检验,p = 0.000,表明专家评分存在显著一致性,预测结果可靠。最终形成涵盖2个子系统、61个指标的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表4）。

Tab. 4
表4
表4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
Tab. 4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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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指标权重

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社区发展和遗产保护子系统中,各指标效应和影响力具有差异,因此需为各指标赋予权重。考虑到传统村落实际情况和指标体系复杂性,本文采用主观赋权法中的层次分析法。在构造层次结构模型后分为两个阶段获取各层指标权重。第一阶段为对一级指标层通过专家判断矩阵^[46,47]获取权重,获取过程分为3个步骤：① 构建一级指标间两两比较判断矩阵;② 邀请19位专家分别对两个子系统内的一级指标判断矩阵进行比较评分;③ 使用Yaahp 12.3软件专家群决策计算一级指标层权重结果并进行一致性检验。第二阶段为对二级指标进一步分配权重,根据第二轮德尔菲法中获取的专家重要性平均分对二级指标进行权重分配,最终一级及二级指标权重结果如表4所示。

3.4 数据处理

3.4.1 潜在问题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是对行政村或自然村所进行的指标评价,具有研究和管理两个取向。该评价指标体系不仅需要具有科学严谨性以用于更为深入的科学研究,更要用于各级部门对传统村落的管理评估中,因此也必须强调该指标体系的实用性和操作性。在数据来源方面,传统村落存在村级统计数据匮乏、准确性低、获取难度大、来源复杂、最优值未知等诸多问题。而在数据处理方面,则存在不同原始数据之间量级、方向差异,无法进行跨年度和跨地区比较的问题。以往指标体系研究往往采用极差标准化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以使不同指标在跨地区和跨年份之间具有可比性以及消除原始数据间量级、方向差异。极差标准化公式如下：

（1）

v_{ij} = \frac{V_{ij} - \min (V_{ij})}{\max (V_{ij}) - \min (V_{ij})}, v_{ij} 为正向指标

（2）

v_{ij} = \frac{\max (V_{ij}) - V_{ij}}{\max (V_{ij}) - \min (V_{ij})}, v_{ij} 为逆向指标

式中：v_ij为系统i的第j项指标的标准化值;V_ij为系统i的第j项指标的原始值;max(V_ij)、min(V_ij)分别为系统i的第j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因此,各指标的标准化值显著受到该指标所有年份和地区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影响。① 当年份或地区范围发生变更,该指标所有的值中最大最小值出现变化,就会导致所有指标的标准化值发生变化,进而导致最终子系统值不稳定。② 进行极差标准化需要获取一定量的对象数据,才可进行标准化处理,而单个或少量传统村落数据无法进行标准化处理,因此不具有实用性。③ 对于政府等管理部门人员,收集数据后再进行复杂的标准化处理,不具有操作可行性。因此,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必须重视和解决数据的操作性和标准化问题。

3.4.2 数据来源与标准化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使用居民问卷和研究/使用者评估获取数据。居民问卷包括家庭基本情况抽样和居民参与式评估（PRA）。居民抽样应以典型和随机抽样结合的方法获取每村30个常住（居住5年及以上）村民样本,其中典型抽样分别获取5户最富裕和5户最贫穷农户样本,其他20个样本按照随机抽样方法获取。评估包括从村委会等各级政府获取相关资料和实地走访评估。按照表5中所列方法对各二级指标赋1~5分,除以5得到该传统村落各指标标准值。

Tab. 5
表5
表5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指标赋分方法
Tab. 5The index assignment method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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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综合计算

3.5.1 综合评价指数计算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中的社区发展与遗产保护子系统的计算采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其函数表达公式为：

（3）

U = \overset{n}{\sum_{i = 1}} (I_{i} \times w_{i})

式中：U为社区发展或遗产保护子系统评价值;I_i、w_i分别为第i个指标标准化值和其权重。

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指数为T,因采用几何加权计算会降低T值范围,同时综合评价指数应当体现各子系统间的互补关系^[48],故综合评价指数T采用算数加权计算,其计算公式为：

（4）

T = \overset{n}{\sum_{i = 1}} (α_{i} \times U_{i}), \overset{n}{\sum_{i = 1}} α_{i} = 1

式中：U_i和α_i分别为第i个子系统值和其权重。本文中n = 2,且认为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中社区发展与遗产保护同等重要,故α_社区= α_遗产= 0.5,即：

（5）

T = α_{社区} \times U_{社区} + α_{遗产} \times U_{遗产} = \frac{1}{2} (U_{社区} + U_{遗产})

综合评价指数T分布于[0, 1],可使用其评价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综合水平,其评价标准如表6所示。

Tab. 6
表6
表6综合评价指数、协调等级及协调发展度的划分标准
Tab. 6Classification criteria for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coordination level and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degree

区间	[0, 0.1)	[0.1, 0.2)	[0.2, 0.3)	[0.3, 0.4)	[0.4, 0.5)	[0.5, 0.6)	[0.6, 0.7)	[0.7, 0.8)	[0.8, 0.9)	[0.9, 1]
U子系统评价	极劣	较劣	劣	极差	较差	差	合格	良好	优秀	极优
T综合评价	极劣	较劣	劣	极差	较差	差	合格	良好	优秀	极优
C耦合协调类型	极度失调	严重失调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D协调发展类型	极度失调衰退类	严重失调衰退类	中度失调衰退类	轻度失调衰退类	濒临失调衰退类	勉强协调发展类	初级协调发展类	中级协调发展类	良好协调发展类	优质协调发展类
大类	失调衰退类				过渡发展类		协调发展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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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协调发展度计算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资源、生态、经济、社会等不同系统之间存在多元内在耦合关系。耦合协调度模型是借助物理学系统科学知识,使用耦合度阐释若干子系统间相互关系,使用协调发展度对整个系统进行综合评价与研究。目前普遍采用的耦合度模型的规范公式为：

（6）

C = {[\frac{\overset{n}{\prod_{i = 1}} U_{i}}{{(\frac{1}{n} \overset{n}{\sum_{i = 1}} U_{i})}^{n}}]}^{\frac{1}{n}}

式中：n为子系统个数;U_i为各个子系统值,区间为[0, 1],故耦合度C值区间为[0, 1]。C值越大,子系统间离散程度越小,耦合度越高;反之,子系统间耦合度越低。但此模型计算公式存在耦合度C值的效度较低与模型在计算中被简化的问题,因此选用修正模型^[49]：

（7）

C = \sqrt[]{[1 - \frac{\overset{n}{\sum_{i > j, j = 1}} \sqrt[]{(U_{i} - U_{j})^{2}}}{\overset{n - 1}{\sum_{m = 1}} m}] \times {[\overset{n}{\prod_{i = 1}} \frac{U_{i}}{\max (U_{i})}]}^{\frac{1}{n - 1}}}

n = 2时,假定max(U₁)为U₂：

（8）

C = \sqrt[]{[1 - \sqrt[]{(U_{2} - U_{1})^{2}}] \times \frac{U_{1}}{U_{2}}} = \sqrt[]{[1 - (U_{2} - U_{1})] \times \frac{U_{1}}{U_{2}}}

协调发展度D的计算公式为：

（9）

D = \sqrt[]{C \times T}

较多研究采用廖重斌所界定的协调等级划分标准^[50],并推演出协调发展度D划分标准（表6）。

4 广东省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

4.1 实证对象概况

广东省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多元丰富的传统文化与广阔成熟的旅游市场,其中广州、佛山和中山是岭南传统村落主要集聚区。本文充分考虑传统村落入选批次、遗产类型、区位交通、产业发展、旅游开发、保护情况差异基础上（表7）,选取10个传统村落作为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实证检验对象（图4）。2019年11月26日—12月8日在上述村落进行抽样调查和实地走访,一方面检验该指标体系的效度,另一方面则根据实测修正问卷中各指标的数据获取、题项表述与赋分标准。

Tab. 7
表7
表7广东实证对象基本信息
Tab. 7Basic information of empirical test objec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地级市	名称	批次	村落类型	主要产业	名称	批次	村落类型	主要产业
广州市	黄埔村	二	城中村	旅游业	小洲村	二	城中村	房屋租赁/旅游业/林果业
	沙湾北村	二	城边村	电子制造业/旅游业	深井村	五	城边村	农业
佛山市	松塘村	一	城边村	农业/纺织业/旅游业	长岐村	四	远郊村	农业/旅游业/养殖业
	马东村	四	远郊村	农业/旅游业	逢简村	四	城边村	卫浴五金业/旅游业/农业
中山市	翠亨村	一	远郊村	农业/养殖业/旅游业	安堂村	五	城边村	家具制造业/制衣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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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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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广东实证检验对象分布

Fig. 4Distribution of empirical test objec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4.2 实证结果分析

4.2.1 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结果所评估10个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水平整体较好。如图5所示,社区发展子系统与遗产保护子系统整体水平均较高,且社区发展子系统整体优于遗产保护子系统,而遗产保护子系统村落间差异更显著。社区发展子系统指数为0.673~0.823,其中翠亨村社区发展水平为合格,安堂村、长岐村、逢简村、小洲村、深井村、黄埔村和沙湾北村为良好,松塘村和马东村为优秀。遗产保护子系统指数为0.532~0.883,其中安堂村和翠亨村为差,黄埔村、长岐村、马东村和小洲村为合格,深井村和逢简村为良好,沙湾北村和松塘村为优秀。传统村落综合评价指数为0.626~0.844,其中安堂村、翠亨村和长岐村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指数为合格,黄埔村、小洲村、深井村和马东村为良好,沙湾北村和松塘村为优秀。社区发展与遗产保护子系统间的耦合度C为0.775~0.978,均为协调类,其中安堂村处于中级协调,黄埔村、马东村、长岐村、翠亨村处于良好协调,深井村、松塘村、小洲村、逢简村、沙湾北村处于优质协调。村落协调发展度D为0.696~0.885,均为协调发展类,其中安堂村为初级协调发展类,黄埔村、翠亨村、长岐村和马东村处于中级协调发展类,小洲村、深井村、逢简村、松塘村和沙湾北村为良好协调发展类。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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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广东省10个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测评结果

Fig. 5Evaluation resul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10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4.2.2 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分析对珠三角10个岭南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中,可以看到不同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差异较为显著,可从指标权重（系数）、实际发展（自变量）、协调关系（因变量）三个层次分析影响因素。

（1）经由专家判断矩阵形成的各子系统指标权重,可视为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的稳定系数,是专家基于自身长期研究与实践经验对于影响因素形成的判断,并不因评价对象发生变化。在一级指标层,生态宜居（0.17）、乡风文明（0.17）、生活富裕（0.16）和整体感知（0.15）依次为社区发展子系统最主要影响因素,遗产活化与传承（0.22）、遗产认同（0.20）、传统建筑价值（0.17）及村落选址和格局（0.17）依次为遗产保护子系统最主要影响因素。在二级指标层,常住人口比率（0.055）、户籍人口比率（0.055）、生活满意度（0.052）、居民幸福感（0.052）、相对剥夺感（0.046）依次为社区发展子系统影响最大的单指标因素,居民遗产认同度（0.101）、情感依恋度（0.099）、非遗依存性（0.062）、建筑活化（0.060）、非遗稀缺度（0.058）、传统营造工艺传承（0.058）、非遗传承人（0.051）、非遗活态性（0.051）依次为遗产保护子系统影响最大的单指标因素。

（2）评价对象各指标的实际发展水平是形成不同传统村落间乃至更为广阔时空差异的变化影响因素,可将其视为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影响的自变量。如图6所示,测评对象村落社区发展子系统中,产业兴旺和人口稳定是地区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虚线波动幅度）,整体感知、生活富裕和产业兴旺普遍有待提升（虚线与实线距离）。而不同对象社区发展子系统的内部优劣势各有不同,如翠亨村为产业兴旺和乡风文明发展滞后,而逢简村则为人口稳定和治理有效滞后。如图7所示,测评对象遗产保护子系统中,遗产活化与传承、传统建筑价值、村落选址和格局是造成地区差异的主要因素,测评对象的遗产活化与传承普遍有待提升。不同对象遗产保护子系统的优劣势也不同,如马东村传统建筑价值与村落选址和格局滞后,而长岐村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及遗产活化与传承滞后。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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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广东省10个传统村落社区发展子系统测评结果

Fig. 6Evaluation results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subsystem of 10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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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广东省10个传统村落遗产保护子系统测评结果

Fig. 7Evaluation results of heritage protection subsystem of 10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3）社区发展子系统和遗产保护子系统即因变量间的协调关系是影响传统村落协调发展类型的重要因素。仅使用传统综合发展指数进行评价时,考量的是两个子系统算术平均值,不能完全反映实际发展水平。如翠亨村与安堂村综合发展指数T值相近（图5）,即使用传统评估方法二者发展水平一致。但当以耦合协调发展的视角审视,安堂村两个子系统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其耦合协调度C低于翠亨村,导致协调发展度D低于安堂村,最终分属于不同的协调发展类型。马东村综合发展指数优于小洲村,但马东村两个子系统间协调度C较低,最终小洲村协调发展度D优于马东村。故社区发展与遗产保护子系统间的协调关系显著影响到最终协调发展类型的评价,可以有效弥补仅计算综合评价指数的不足之处,也更为有效体现传统村落社区发展与遗产保护协调发展的核心思想。

4.2.3 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效度通过对珠三角10个岭南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证实该评价体系效度较好。将评价结果与实地调研走访情况对比,并反馈给3位长期关注岭南传统村落的****,均认为该评价体系能够较为客观综合的反映实际情况。同时,为验证该评价体系能否有效反映评价对象间的差异,本文选取小范围、同类型的传统村落进行评价。珠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最富生机活力的地区之一,其乡村社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普遍处于全国前列,广州、佛山与中山传统村落的传统建筑类型、村落格局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评价结果仍具有较为显著的区分效度和对微观差异的解释力度。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构建了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首先,通过对全国范围内传统村落的长期实地调研,提出社区和遗产两个基本属性间关系是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进而使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分别构建包含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人口稳定、整体感知7个一级指标、37个二级指标的社区发展子系统和包含传统建筑价值、村落选址和格局、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遗产认同、遗产记录与保护、遗产活化与传承6个一级指标、24个二级指标的遗产保护子系统。采用专家判断矩阵和德尔菲法专家赋值分别确定各子系统的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权重,构建各二级指标的数据收集、赋分与标准化方法,采用综合评价指数T评估传统村落的综合发展水平。为更好评估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水平,进一步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了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类型的评价体系。最后通过对广东省广州市、佛山市和中山市10个岭南传统村落的测评,表明该套评价体系具有较好效度,并进一步对指标体系进行了修正。

5.2 讨论

本文所构建的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通过严谨的指标体系构建过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的引入,可以更为准确和全面评估中国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同时,通过将以往对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定性研究扩展至定量研究,未来可以进行时空分异研究,既可以对特定村落或地区进行持续追踪研究,也可以对从村落到区域不同地理尺度传统村落发展水平进行对比研究,以及进行系统内部差异分析,是对传统村落研究范式的重要推进。此外,本研究所构建的数据来源、指标赋分与多层次结果划分标准体系,通过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标准化处理所导致的数据波动性、无可比性问题,不仅可以推进耦合度研究和传统发展评估范式,还可提高评价体系的实用性和操作性,普遍应用于传统村落的评价和指导工作中。

但该评价体系仍有诸多需要继续推进的地方。① 效度检验。本文仅针对华南地区若干传统村落进行检验,未来仍需对其他地区具有不同发展特点和水平的传统村落进行实证,以验证该指标体系在全国范围内的效度。特别是跨地域和时间的追踪评价,可以检验发展类型划分是否准确有效、区分度显著。② 体系精简。目前该指标体系二级指标数量仍较多,数据采集过程比较费时费力,尚需通过收集大量传统村落评估数据后对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以进一步剔除相关系数较高的指标,从而构建一个更为精炼的评价体系。③ 赋分修正。目前二级指标赋分是通过实地调研和大量资料分析得出,并通过广东省传统村落评估进行修正,考虑到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前列,未来仍需根据全国范围内大量村落实证情况采集大规模数据,对于指标赋分标准进行修正。

致谢

感谢中山大学孙九霞教授研究组全体成员在本研究前期讨论中所给予的宝贵意见;感谢20位参与德尔菲法的专家在百忙之中数次完成冗长问卷,并对于指标筛选提出良多建设性意见;感谢匿名审稿专家为本文提出的深入细致的宝贵意见和修改建议。谨此深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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