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宁^1,2, 冯秋怡³, 朱竑^1,21. 广州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华南人文地理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广州 510006
2. 广东省城市与移民研究中心,广州 510006
3.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广州 510631

The spatial imagination of Guangzhou's African community: Analysis based on newspaper discourses

AN Ning^1,2, FENG Qiuyi³, ZHU Hong^1,21. Centre for Human Geography and Urban Development,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2. Guangdong Provincial Research Institution of Urban and Migratio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3.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收稿日期:2018-09-5修回日期:2019-02-14网络出版日期:2019-08-25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0114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7112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30635

Received:2018-09-5Revised:2019-02-14Online:2019-08-25

Fund supported: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701149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871127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630635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安宁(1987-),男,陕西汉中人,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地理和文化地理研究E-mail:anning@gzhu.edu.cn。





摘要
使用文本分析和访谈的方法,本文检视了2007-2017年广州报业对广州非裔群体及非裔社区的话语表征。研究发现,受媒体自身对新闻素材的要求以及地方政治实践对媒体的影响,早期的广州报纸构建了指向性明确、有符号意味且被污名化的非裔空间地图。早先的话语产生了消极的社会影响,且一定程度上激化了非裔群体和地方社会的矛盾。其后,随着宏观政治格局的变化,尤其是置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中非合作论坛等语境时,广州报业媒体对于非裔报道致力于塑造中非发展共同体的地理想象,构建积极的广州非裔和非裔社区的形象,以期重构非裔社区的意义。广州报业的非裔话语是族裔社区空间形象构建过程,进而成为地方政治、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持续投影、纠葛和变化的地理再现。研究从社会文化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的角度丰富了对族裔社区划界、空间生产和地理想象的理解,试图建立报业舆论与地缘政治的地理视角联结。从实践和应用的角度来讲,本文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媒体话语对跨境文化交融带来的挑战和影响,对于实现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外多元文化交融与协商、实现良性的国际关系互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空间生产;地理想象;非裔社区;话语分析;广州

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s of textual analysis and in-depth interview,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of Guangzhou-African populations and Guangzhou-African communities in Guangzhou newspaper in the past decade.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early Guangzhou newspaper has established a clear, symbolic and stigmatized Afro-space map based on the newspaper's own requirements for news materials (e.g. the novelty) and the influence of local politics on newspaper practices. The earlier newspaper discourse has produced negative social influences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intensifi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African groups and local communities. Later, with changes in the macro-political pattern,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and the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rum, the Guangzhou newspaper has devoted to the Guangzhou-African report to form a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of the China-Africa Development Community and the positive image of Guangzhou-African populations and Guangzhou-African communities, with a view to reshaping the spatial meaning of Guangzhou-African communities. In view of this, we argue that the Guangzhou-African discourse in Guangzhou newspaper industry is a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spatial image of the ethnic population and ethnic community, and thus becomes a geographical reproduction of the continuous projection, entanglement and change of local politics, national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is sense,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understanding of ethnic community demarcation, space production and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cultural geography and political geography, and attempts to establish a coupling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between newspaper public opinion and geopolitics. From the practic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hallenges and influences of media discourse on the integration of cross-border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which hence has a certain value for the integration and negotiati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realization of benign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
Keywords：space production;geographical imagination;African community;discourse analysis;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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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安宁, 冯秋怡, 朱竑. 基于报业话语的广州非裔社区的空间想象分析. 地理学报[J], 2019, 74(8): 1650-1662 doi:10.11821/dlxb201908012
AN Ning. The spatial imagination of Guangzhou's African community: Analysis based on newspaper discourses. Acta Geographica Sinice[J], 2019, 74(8): 1650-1662 doi:10.11821/dlxb201908012

1 引言

边界的消解是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一方面造成了不同地理尺度上的跨界人口流动,另一方面也对不同尺度的空间结构产生了影响,并促使其不断重构。近年来,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开始关注全球化在社区尺度上的空间影响,即族裔社区的形成。“族裔”是描述具有不同社会文化认同的族群的概念,相比“种族”来说更加宽泛^[1]。以广州为例,因其地缘优势以及长期作为中国对外开放口岸的历史渊源,成为了外国人旅居中国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形成了文化多元及边界清晰的族裔社区。在后冷战时代,国际力量多极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基本成型,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不断加强,不仅建立了日渐成熟的官方经贸关系（以“中非合作论坛”为代表）,同时刺激并推动了以跨境贸易为主的民间经济交流^[2]。作为在中国主要的对非商贸城市,广州聚居着大量非洲人,他们长期以广州为基地,建立起与本籍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联系。由于主动集聚和被动隔离的原因,在小北和三元里等地区形成了具有明显特征的非洲族裔聚居区和经济区^[3]。伴随着非裔社区的形成,关于广州非裔空间的话语也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公众话语关注的焦点之一。与之对应,很多人对非裔社区的认知并非来自与非裔群体的日常生活交流,而是通过对非裔话语的解读建立起来的,是社会建构意义上的对非裔空间的认知。鉴之,研究公众话语如何参与到对与广州非裔空间意义的构建具有重要价值。

从学理角度而论,当今是高度信息化的社会,人们对空间意义的解读不仅受到个人经验及其知识积累的影响,还取决于不同话语体系（尤其是公共话语体系）所提供的间接信息^[4]。受新文化地理学的影响,尤其是其对“文化转向”的引导,地理学家们也开始关注话语对空间意义的构建,将文化视为空间意义营建的媒介,人们可以通过文化对现实世界中的真实景观进行转化,创造出将意义和价值赋予其中的象征性景观^[5,6,7]。在这个过程中,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媒介,对空间的理解扮演着重要角色。鉴于此,要体会现实世界的空间文化现象,不仅要关注真实存在的物质世界,还需关注媒体文化所表征的拟象（simulacra）世界及其传递和共享的文化意义^[8,9]。即使是所谓“客观”的报道,媒体对于特定空间意义的表征,事实上也是通过对于地理“现实”进行再现的地理景观描述,是对于真实存在的地理空间的“地理想象”^[10,11]。这一概念被逐渐应用到国家认同、地方建构、旅游等方向的研究中,探讨大众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话语体系如何在话语权的支配下实现不同尺度的地方建构^[12,13,14]。回归本文对广州非裔空间的关注,自“中非合作论坛”持续举办以来,广州迎来非裔人员来穗高峰,广州非裔社区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社会边界。然而,由于空间隔离、交流障碍、文化差异等因素,人们对非裔社区空间的认识主要停留在媒体话语建构的层面。从目前关于广州非裔的研究来看,地理****主要关注了社区的实体空间,着眼于广州非裔群体的社会空间网络^[15]、非裔群体在广州的文化（宗教）体验^[16]以及族裔经济区的形成发展^[17,18]等内容。然而,从既有研究的分析角度观之,目前对媒体表征所塑造的族裔拟象空间的探讨尚存不足。

基于对上述现实和理论层面的考量,本文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南方报业集团和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等3个广州主流报业集团2007-2017年间对广州非裔的相关报道为研究对象,结合族裔社区、空间生产和地理想象等研究视角,探讨大众话语体系对广州非裔群体及空间形象的建构方式、特征和机制,以期为族裔社区（尤其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外国人社区）的空间形象的研究以及族裔群体的管理等提供新的思考方向,并对信息时代跨国移民社区空间形象的塑造以及全球化背景下实现中外文化的交融与保持良好的国际关系提供具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2 族裔社区、空间生产与地理想象

近年来,人文地理学对族裔社区的关注度逐渐升温。目前,相关研究整体上主要关注了族裔社区的形态特征、形成路径和机制等,其中不乏城市与区域地理、社会文化地理、旅游地理和经济地理等多方面的分析视角。其中,从城市和区域规划的角度来说,以北京^[19]、上海^[20]和广州^[21]等城市的族裔社区为例,人文地理****分别讨论了韩国人和日本人在北京望京地区、上海古北地区和广州天河北地区的族裔特性,包括聚居区形态、规模大小、从业特征、形成过程和路径以及社会经济影响等。此外,以广州华侨新村和建设六马路为案例,讨论了在全球政治经济变革影响下跨国流动人群聚居区的形态演变机制以及相应的城市管理模式的变化^[22],以及跨国族裔群体如何通过消费景观和饮食行为与当地其他社会群体以及移入地的社会经济背景进行融入和协商^[23]。社会文化地理****更加关注与族裔空间相关的身份认同话题,例如以在韩中国朝鲜族的社会网络地理特征及其对中国认同的影响为分析对象,讨论了跨境流动背景下流动人口的族群认同、国家认同的变化机制及其影响要素^[24]。此外,从旅游和经济地理的角度来看,族裔消费和族裔经济也是人文地理****关注的方向。例如,以浙江德清外籍人士投资经营的乡村旅游项目为例,探讨了洋家乐族裔经济的经济业态、空间分布、规模、运作模式、社会网络以及路径和机制等,分析了族裔经济在不同地理空间背景下的发展条件,为中国乡村旅游转型升级与国际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参考^[25]。

已有的广州非裔社区相关研究,其中大部分是从社区尺度展开的。如李志刚等^[15]以小北路非裔聚居区为例,讨论了全球化背景下非裔社区的空间特征和演进机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城市所出现的新型的跨境人群的社会空间的地方适应和地方响应^[3]。再如,Bodomo将广州新兴的非裔社区视为桥接中非关系的重要桥梁,指出其在促进中非社会经济关系过程中的意义,并强烈建议双边政府应努力消除非裔社区中的不公正现象^[26];Ma等讨论了食物和食物制作过程在促进族裔社区形成和社区身份塑造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27];Lyons等关注了移民企业家在涉及移民的城市空间构建过程中的贡献^[28]。还有****分析了小北非裔社区的形成路径,指出基于族裔性的链式迁移和聚群居住是小北非裔社区形成的主要路径^[29]。此外,其他学科也关注了广州的非裔社区现象,例如,从人口学的角度讨论非裔人口流动的动机、机制及其空间效应^[30];从文化视角,以居住在小北的来自尼日利亚的伊博（Igbo）族为研究对象,分析宗教及宗教文化对于旅居的族裔群体的社会意义,其结论指出宗教活动成为连系族裔共同体的精神纽带^[31]。基于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本文发现：既有的研究,无论是从宏观层面对族裔的讨论,还是从本文关注的广州非裔相关的研究,都比较注重“形而下”的分析,“形而上”的分析却相对缺乏（《易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具体到本案例而言,已有的研究过于关注族裔社区的空间形态,而对话语体系中的族裔空间以及族裔群体的拟像空间意义的关注却十分缺乏,这是本文的主要理论出发点之一。

本文旨在探讨大众话语对族裔空间意义的营建,空间想象是涉及的重要概念。狭义上,空间想象是对想象地理的一种解读。具体来讲,想象地理主要被指代为一种福柯式（Foucauldian）的知识与权力的纠葛,它强调知识生产的主观性和想象性,并倡导去解构这种主观和想象背后的权力结构^[32]。尽管想象地理是一个西方****所倡导的概念,也有不少国内****对这一概念及理论进行了引介和阐释^{[4, 33-35]}。然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想象地理研究都被置于空间认识论的前提之下,即强调空间意义的社会营建过程,并充分强调这个过程中权力的作用,简言之：空间的意义是权力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大多数想象地理研究都局限于对后殖民主义这一议题的讨论。例如,Cole等^[36]以旅居在迪拜的英国外籍人士为研究对象,讨论了他/她们在日常文化实践（社交俱乐部、服装、食物和短途旅行）过程中对阿联酋以及英国自身的地理想象,研究发现这种地理想象无论是在殖民语境下还是在后殖民语境下都构成了影响英国侨民社区自我身份建构的重要原因。又如Bialasiewicz等^[37]对美国文学作品中地理想象的关注,他指出大众文化对美国安全战略结构下的世界地理格局的描述,并剖析了其支持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逻辑以及其他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政治议题的机制。

相比于想象地理对权力对空间意义营建的作用的强调,另一种较为广义的对空间想象的理解就是空间生产。Graham^[38]、Lefebvre^[39]、Harvey^[40]和Soja^[41]等都是空间生产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们对空间的理解与想象地理理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从更加宽泛的角度强调空间的社会性。在空间生产的理论体系下,空间被认为是不断参与到社会生产并被社会生产的,不同的社会生产出不同的空间;从空间属性上来说,空间既是物质的又是象征的、既是真实的又是想象的、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空间生产的过程,无论是物质的空间还是象征的空间,其意义营建的过程都是受资本、政治、社会关系、文化和艺术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由此观之,对空间（尤其是具有社会建构属性的空间）的理解不必拘泥于权力结构,而是一种多元因素影响的结构。以保继刚等^[42]对深圳华侨城的空间生产的研究为例,他们讨论了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地方意义的构建及其流变过程和特征,通过对地方命名和广告文本的分析,指出政治、资本、文化和社会网络等都是影响地方物质性建设以及空间想象意义的因素。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可以发现,国内外****对与空间想象相关的概念和理论有了密切的关注和深刻的认识,并开展了一定数量的实证研究,构筑了系统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框架。然而,已有的研究却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想象地理过度将空间想象的概念、理论和分析框架置于福柯式的“知识—权力”结构之中,且往往将其置于后殖民主义议题的讨论中。以学科的偏好角度而言,既有的研究过于偏重在政治地理和旅游地理学方向的应用,对于其他人文地理学科分支的运用尝试较少。如本文所关注的广州非裔群体,由于社会空间隔离和文化情感等的差异,媒体等话语体系通过其想象式的表征往往塑造了其刻板印象般的地方形象,使其与地方社会间划分了无形的边界。有****认为,媒体对于族裔的空间形象建构具有重要影响,其塑造、传递和共享给公众的少数族裔空间形象往往会影响主流社会对少数族裔及其空间的理解和看法^[43]。然而如本文开头所述,类似的研究却十分缺乏。

因此,无论是从族裔空间的切入点来说,还是从空间和地理想象的切入点来说,两类研究的不足正好提供了一种桥接的可能。鉴于此,本文将与空间想象相关的概念、理论与广州非裔社区研究相结合,把报业话语对广州非裔的表征视为对该族裔社区构建和重构的一个空间想象过程,探究媒体通过其表征对跨国移民社区地方形象的构建和塑造,旨在弥补族裔群体研究视角的不足,以期丰富空间想象研究的范围。

3 数据和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了电子档案分析、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

研究选取2007年9月1日-2017年8月31日期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南方报业集团和羊城晚报报业集团3个报业集团电子数据库作为数据样本。在上述数据库中,分别以“广州”或“穗”为地点关键词,以“黑人”“非洲人”“非裔”或“非籍”等为人物关键词进行电子档案搜索,查找目标话语中关于广州非裔人群及空间的报道,并剔除无关信息。无关信息主要包括：不在广州的非裔新闻报道（如关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歌王杰克逊等不在中国的非裔以及在中国上海或北京等地的非裔报道等）以及报道内容与广州非裔不相关的新闻报道（如只是简单提及但内容与广州非裔无关的报道等）。经过筛选,最终获得样本报道286篇。

基于上述数据本文使用了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等方法进行数据处理。具体来说,一方面对搜集到的文本数据进行分类分析和释义分析,讨论样本数据的报道类型、偏好及其特征;另一方面,结合访谈（与媒体记者、广州公务人员、专家****、广州市民及非裔群体的访谈9人次）和政策解读（对地方政府关于族裔人群及社区管理的政策的解读）等方法对搜集到的文本进行话语分析,将这些文本置于特定语境中进行解读。研究将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的结果呈现如下。

4 广州报业话语中非裔社区的空间想象

根据样本报道所涉及的议题以及对报道内容的分类分析,本文将样本报道的主题初步分为：城市安全、社会融入、城市资源利用、城市贡献以及其他等5种类型。其中,城市安全报道主要包括社会治安和公共卫生等话题;社会融入主要包括广州非裔群体与当地社会文化的融合情况;城市资源利用主要包括广州非裔群体对当地住房、就业和医疗等资源的利用情况;城市贡献主要包括广州非裔涉及的社会道德以及经济贡献等话题;如报道不能归类为以上4类,则划分为其他主题。分析发现,广州报业话语对于非裔群体及其在广州的城市生活报道主要侧重于“城市安全”与“社会融入”两个方面,分别占到样本总量的35.7%和39.5%（表1）。更为重要的是,在2007-2017年的报道中,上述5种报道类型（尤其是“城市安全”与“社会融入”两种主要报道类型）呈现出明显的时间特征,即在不同的时间维度对非裔群体及其城市生活的报道侧重点有所不同。本文将“7·15”事件（2009年7月15日）(报道参见：http://news.sohu.com/20090716/n265251515.shtml.)和“6·18”事件（2012年6月18日）(报道参见：http://society.people.com.cn/GB/18237907.html.)这两件涉及非裔群体的公共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作为划分的依据,可以发现,“7·15”事件发生前,广州报业话语主要关注一些城市安全和社会管理问题;“7·15”事件发生后,非裔人群与地方社会的矛盾激化受到关注,广州报业话语受到多元话语主体的介入和协商的影响,除城市安全话题外,也开始关注社会融入和城市资源利用等话题,其他方面的话题也逐渐有所增加;“6·18”事件发生后,广州非裔群体的话题被置于更为广泛的中非合作等国际政治话语之下,非裔群体与当地社会的矛盾激化进一步受到关注,因此在这一阶段广州的报业话语中,非裔群体的社会融入等话题的报道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表1）。值得强调的是,上述的划分依据得到来自媒体声音（纸媒记者H的访谈）和地方政府声音（地方公务员L的访谈）以及地方政府政策文件的印证,都将这两起公共事件视为公共媒体对广州非裔群体及其城市生活关注的转折点。考虑到本文主要关注广州报业话语对非裔群体及其生活空间形象建构,下文将着重从上述3个不同的时间维度展开论述。

Tab. 1
表1
表1广州报业话语对广州非裔群体及其生活空间报道的分析结果
Tab. 1The analysis of Guangzhou local newspapers' reports on Guangzhou-African ethnic groups and spaces

报道主题	报道数量 (同期比例/%)	第一阶段报道数量(同期比例/%)	第二阶段报道数量(同期比例/%)	第三阶段报道数量(同期比例/%)
城市安全	102(35.7)	30(66.7)	30(32.9)	42(28.0)
社会融入	113(39.5)	10(22.2)	34(37.4)	69(46.0)
城市资源利用	31(10.8)	3(6.7)	18(19.8)	10(6.7)
城市贡献	9(3.2)	1(2.2)	3(3.3)	5(3.3)
其他	31(10.8)	1(2.2)	6(6.6)	24(16.0)
合计	286(100)	45(100)	91(100)	1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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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符号化的非裔社区——广州的“布鲁克林”

李志刚等对广州非裔社区的研究指出,非裔群体在广州空间聚居的现象确实存在,而且比较明显,尤其是在三元里和环市东等区域^[15]。然而,非裔群体聚居与其他社区空间并没有十分明显的物理边界,反而更多的是社会空间层面的边界^[15]。此外,有鉴于此类群体所接触到的中国人群数量少、交流范围狭窄、生活习惯差异大以及语言沟通障碍等因素,广大市民对非裔社区的认知往往并非来自日常生活中与非裔群体的交流。因此,从很大程度上来讲,大众对广州非裔社区的认知更多地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这里既包括官方话语对非裔群体及其聚居空间的理解（如来自政府的声音和行为）,又包括权威话语对非裔群体及其聚居空间的理解（如来自专家****的声音）,也包括公共话语对非裔群体及其聚居空间的理解（如来自大众媒体的声音）。诚然,广州非裔社区更大程度上是被表征的符号化空间,是被社会话语建构的印象。

从大众话语的视角,本文通过三大报业集团电子数据库分析,发现广州报业对非裔群体及其活动空间的比较早期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城市安全”和“社会融入”两方面,其中“城市安全”议题尤其受关注,占据了同期报道的66.7%,而“社会融入”的相关报道仅占约22.2%。综合这些报道进行文本分析,研究发现广州报业话语一方面勾勒出广州非裔群体较为集中和活跃的城市空间地图,其中主要包含了小北路（包括天秀大厦、登峰街和秀山楼等）、淘金路、花园酒店和建设六马路等区域。如《广州日报》2007年12月13日“广州黑人部落全纪录”一文所描述的：

“每当夜幕降临,漫步在以广州市环市东路为中心的秀山楼、小北路、淘金路、花园酒店、建设六马路等一带,朦胧的夜灯,夹杂着空气中独特香水味,恍然会生出非洲某城市的意味。因此,有人把这里冠以广州的‘布鲁克林’称号。”

此外,《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日报》《新快报》《信息时报》和《羊城晚报》等报纸都时间不一地刊载过标记广州非裔群体空间聚集的信息,如“非洲客爱住火车站批发市场旁”“登峰街的巧克力商人”“广州‘街坊’狂欢”“非洲人在广州”和“巧克力城,非洲人寻梦中国”之类的文章,构建起带有“巧克力味道”的族裔特征空间。

另一方面,通过对“城市安全”话题的关注,广州报纸对非裔群体涉及的违法犯罪行为、社会治安问题、公共卫生问题以及城市安全等问题进行了详尽且数量颇多的报道。如《广州日报》在早期的报道中多次提及非裔群体影响社会治安的现象,如“外籍男子抢手机被擒”（2008年7月23日）、“8名外籍人贩毒9公斤判死缓”（2008年11月26日）以及“黑人老板裤裆藏毒兜售”（2009年2月25日）等;同一时间范围内,《南方都市报》《南方日报》《新快报》和《羊城晚报》等其他媒体都针对非裔群体所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进行了报道,如“冰箱惊现肢解黑人,同屋非洲男子下落不明”（2007年7月23日）、“老外贩毒越来越多”（2008年10月24日）、“老外在‘穗’猖狂走私贩卖毒品”（2008年11月26日）及“广州清查‘三非’外国人”（2009年5月21日）等报道都明确地将非裔群体与城市治安问题联系在一起。起初,这些报道描述的对象大都是非裔群体,而非非裔社区。然而,这样的报道迅速产生了主体转移,本来是报道一小部分非裔群体,但是却在更广泛的层面造成了整个非裔群体及其生活和活动空间的污名化。有****指出,地方媒体报道在此过程中与其他媒体（如国家和国际媒体）缺乏互动,实际上忽略了非裔群体作为中非交流和国际关系维护的桥梁的作用^[26]。值得强调的是,报纸对非裔群体的报道与对非裔社区的报道是两个完全不同却又紧密联系的概念,前者关注的对象是在广州生活和居住的非洲人,而后者关注的是广州非洲人聚居的社区空间;但对非裔群体的报道却往往引导和影响了对非裔社区的空间想象。当然,以“城市安全”为主题对非裔群体报道对非裔空间形象的塑造并不是绝对的。例如,同一时期也有关于广州非裔见义勇为等为城市作贡献的积极报道,如《广州日报》“见义勇为黑人兄弟你在哪里”（2008年10月21日）,不能忽视这些报道对广州非裔空间意义营建的积极作用。然而,对特定群体和空间赋予特定的符号意义,加上语言符号不断被重复和被诠释的过程中,会形成特定群体和空间被标签化或刻板印象化的过程^[44,45,46]。即对于特定现象的报道频率与其对空间意义营建的强度有正相关关系。因此,广州报纸对广州非裔犯罪等行为的高频报道事实上对广州非裔社区的空间形象造成了巨大影响。

整体而论,广州报业话语构建了指向性明确的非裔空间地图及符号景观,并借以城市安全等话语对非裔群体及社区进行了描述。进而产生了主体转移,使得其对一小部分非裔群体的关注转移到对更广泛的非裔群体及其城市活动空间的污名化。究其原因,本文通过访谈和政策解读了解到,非裔群体和社区空间的刻板印象形成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① 媒体自身的角度,日渐增多的非裔群体及其在中国聚居现象是全球化流动地理背景下的社会文化景观,具有新奇性和新闻性,针对非裔群体的报道显然更加能够吸引眼球。② 媒体关注的侧重点,广州报业话语对非裔群体涉及“城市安全”的报道并非偶然,而是对地方政治实践的投影。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对外开放政策不断深化和推进,来中国的外国人规模也与日俱增。广州作为中国对外开放最为重要的口岸之一,更加受到外国人的亲睐。然而,随着来穗外国人的增多,其一方面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极大地挑战了现有地方治理模式。对于广州来说,挑战主要来自外国人的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问题（简称“三非”）。针对“三非”问题,广州海关和公安部门在21世纪初（尤其是第一个年代末）开展了惩治“三非”问题专项行动。这样的行动使得很多外国人犯罪事件（尤其是本文关注的非裔群体城市治安问题）暴露在媒体话语之下。因此,这一时期广州报业话语对非裔群体“城市安全”问题的指向性报道并非有意而为,更大程度上来说而是一种地方政治的影射。然则,作为公共话语,其对特定群体和空间的消极形象建构,以及对非裔群体作为国际关系维护的桥梁的作用的忽视,都是值得注意和警惕的。

4.2 广州非裔空间形象的“事件性”重构

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来讲,Gerbner的“培养理论”认为：即使媒体培养或创造可能不准确的“象征性现实”,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也会成为公众所接受和相信的“客观现实”^[47]。当人们缺乏直接认识和接触非裔群体的机会时,媒体所建构的非裔群体及其空间形象,即使有失偏颇,也会使得人们去接受和认同。对于上述案例中报业话语对非裔群体及其城市活动空间形象的培养来说,广州的公共话语显然极大地影响着社会以及公众对非裔群体及其生活空间的看法。这种影响在现实生活当中最直观的体现就是非裔群体在中国（广州）社会的融入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甚至是发生误解和冲突。如访谈中发现,广州市民（尤其是在非裔社区附近居住的市民群体）对于非裔群体有较明显的排斥情绪,对于非裔群体比较活跃的空间（如聚居区和高频活动区）会产生恐惧等情绪;而通过非裔群体的访谈也映证了这一观点,他们表示在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多少遇到一些“麻烦”。当然,非裔群体在融入中国社会过程中遇到的麻烦的极端表现就是发生冲突。例如,前文提到的“7·15”事件就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从本文分析的视角,该事件主要有两方面的影响。首先,通过看似偶发的事件将日渐发酵的非裔群体融入中国社会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暴露在公众眼前,使得地方管理部门、地方媒体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不得不反思非裔群体在广州的社会融入问题。其次,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语境下,此类社会事件的发生给地方治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基于上述影响,如政府管理人员和媒体工作人员的访谈资料所显示的,地方管理部门、媒体本身和相关持份者（尤其是非裔群体）都开始介入公众话语对非裔群体及其活动空间的符号化表征。因此,“7·15”事件后,广州报纸对非裔群体及社区的表征迅速发生变化。考虑到这方面话语的变化是源于偶发性的事件,如“7·15”事件,本文将话语的这种变化称为“事件性”重构。

通过这一阶段的文本特征和话语内容分析发现,广州报纸对非裔群体及其活动空间的表征主要体现在两个策略上：① 报纸对非裔群体涉及的城市安全话题的关注度开始下降。“7·15”事件之前媒体对城市安全议题的报道比例约为66.7%,而“7·15”事件之后同类报道所占比例则骤降为32.9%。更为重要的是,在城市安全相关报道中,一些显眼位置的措辞发生了细微却非常重要的变化,如在标题、副标题或其他显眼位置避免了提及“非裔”“非洲”或具体的非洲国家等字眼,转而采用“外国人”或“外籍人士”来代替,减少了城市安全问题与广州非裔相联系的指向性。② 广州报纸对非裔群体及其活动空间的报道明显增加了对其“社会融入”和“城市资源利用”等方面的关注,报道比例分别由“7·15”事件之前的22.2%和6.7%增加到“7·15”事件之后的37.4%和19.8%。从报纸具体的内容来说,报道主题开始变得多元,有小部分报道甚至抱以积极的态度去讨论非裔群体在广州的社会融入情况,试图通过大众话语对广州非裔群体及其空间形象进行重构。如《南方都市报》《新快报》《羊城晚报》和《南方人物周刊》等报刊都刊发了如“我想娶个中国媳妇”（2009年7月18日）、“非洲人在穗品尝‘中国年’”（2010年2月18日）、“终于换来非洲兄弟的‘喜欢’”（2010年6月27日）、“他是嘻哈歌手,也是微博控”（2011年9月28日）及“爱与痛的边缘：非洲商人广州生活纪实”（2009年8月17日）等文章,对广州非裔社会融入的情况展开了详尽、客观和积极的报道。《南方日报》于2010年12月30日刊发的“摈弃对非洲人的偏见”一文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

尽管确实存在非法移民和犯罪等问题,但在广州的非洲人绝大多数是好的,他们来广州最为主要的目的是通过贸易往来以获得经济上的收益。然而中国民间存在着对非洲人的不同看法。例如,一些人私下里以轻蔑的语气称呼非洲人,很多人觉得非洲人体味混合着香水味让人难以忍受,他们对中国女性“过分热情”;此外,极少数非洲人暴力犯罪的个案在经过媒体报道后被无限放大,严重影响了非洲人在中国的形象。广州市民应该用一种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看待在广州的非洲人问题。在与非洲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对于他们的某些风俗习惯,应该学会尊重。非洲人有自己的文化传统,相对于中国人的内敛,非洲人在表达自己情感的时候比较张扬。但是,这些现象仅仅反映了他们文化中的一种特性,不能因为他们的这种外向情绪的表露就否定了他们整个群体。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广州报业话语对非裔群体及其空间的关注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体现在关注焦点的转移,从对涉及非裔群体“城市安全”议题的博眼球式关注逐渐转移到对“城市安全”“社会融入”以及“城市资源利用”等为主要关注点的多元性关注;另一方面体现在广州报业话语对非裔群体报道措辞细节的考究,在报道非裔群体和空间的时候除了避免强调“非洲”和“非裔”等指向性话语之外,还大幅增加了对该群体及其活动空间的正向指引,力图扭转非裔群体及空间被符号化和刻板印象化的现实。这一转型看似是由偶发性事件引起的,事实上更多地是对国家政治和地方治理话语的一种投影。而这类偶发性事件只是引起对国家政治和地方治理反思的一个矛盾爆发点。通过偶发性事件,非裔群体在中国（广州）的社会融入问题才得以在公众面前呈现,其对国家政治（如维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地方治理带来的挑战才得以被正视,其背后的原因（如对非裔群体及其空间的刻板印象化）才得以被察觉,不同话语主体才得以有机会进行话语权力的博弈和协商,非裔群体及其空间形象的符号化建构及其刻板印象才有机会得以改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事件性”空间重构也标示着非裔空间想象由自发性向有意而为之的空间形象建构的转变,说明了空间意义营建过程中权力的显性作用日渐凸显。

4.3 广州非裔空间形象的尺度性重构

尽管“7·15”事件之后广州报纸对非裔群体及空间的描述开始有所转向,但这种转向并非彻底的调转方向（即其没有完全排除对非裔群体及空间的指向性报道）,加之非裔群体及活动空间经过公众话语的第一印象刻画已经有所固化,在日常生活中非裔群体及其空间仍存在被误解的现象。本文不否定上述媒体转向对消解非裔群体及空间刻板印象的积极作用,然而,与“7·15”事件不同,前文提到的“6·18”事件涉及外籍人士死亡并受到境外媒体（如《卫报》）的关注并和外事机构（如尼日利亚领事馆）产生了联系,其尺度发生了重大升级,甚至演化成为外交事件。事件发生后,原本横亘在广州非裔和当地社会的融合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国际关注,甚至对中非关系以及日渐升温的中非合作论坛都有可能产生不良的影响。鉴于此,一些更强大和更复杂的力量更进一步对涉及非裔群体的公众话语进行了协商和介入。分析发现,这一事件发生后,广州报业话语对非裔群体的报道发生了新的变化。

通过对“6·18”事件发生后广州报业对非裔群体及空间的话语表述分析发现,广州报业对非裔群体的“城市安全”问题的关注度进一步弱化,从第二阶段32.9%的比例进一步缩小到28.0%。而对非裔群体在广州的“社会融入”的关注度,尤其是积极正面的话语引导,则显著增加,由第二阶段37.4%的比例迅速增加到46.0%。从细节上看,如果说第二阶段媒体话语开始有意识对非裔群体及空间刻板印象进行纠正的话,这一阶段的媒体报道则更加大强度和更加直接地对公众印象进行了引导。如《广州日报》于2014年12月17日刊发的“非洲人有50万?其实只有1.6万”对非裔人口在广州的规模、活动特征、聚居原因、犯罪率高等方面失实的认知进行了纠正。其中,该报道强调了非裔人口在广州的规模并非如“讹传”中的那么庞大,非籍人士在广州聚居的地方和原因主要取决于自身的文化特征以及贸易的便利,而非籍人口的犯罪率与整个社会的犯罪率也无太大差别。类似的报道有很多,如“非中跨国婚姻在广州激增,他们会天长地久吗?”（《南方都市报》2014年6月9日）、“非洲兄弟你在广州过得好吗”（《南方都市报》2014年12月29日）、“广州街坊对非洲文化了解太少”（《新快报》2014年10月22日）以及“帮助非洲的‘鱼儿’适应广州的‘水土’”（《羊城晚报》2014年11月24日）等报道文章从不同角度对非裔人口在广州的社会融入进行了深入报道,强调了国际多元文化主义在广州的呈现。有的报道甚至对非裔人口聚居的空间形象偏差进行了纠正。如“无人不知的广州‘小非洲’”（《新快报》2014年10月29日）以及“白云街画出美丽街景,登峰街非洲村大变身”（《广州日报》2016年9月27日）等报道都描述了非裔群体聚居空间多元文化和有特色的一面,而非治安混乱的形象。

总体来说,这一阶段广州报纸对非裔群体及空间的话语有了更加显著的变化,尤其是相比于第一阶段对非裔群体及其城市活动空间的符号化和标签化构建,这一阶段的纸媒话语更大篇幅上构建了非洲人口积极融入广州社会、广州市民积极接纳非洲人口和文化的国际多元主义景象。研究发现媒体这样的叙事变化主要原因在于其在“6·18”事件在“7·15”事件基础之上,进一步将非裔群体及其在中国社会的地方融入问题与挑战放置在更加宏大的尺度上和语境下讨论。综上而言,非裔群体在中国社会的地方融入问题被置于“中非合作”等国际外交和地缘政治语境之下,因而受到更多的关注,而媒体在报道时则会更加谨慎,更加需要去平衡各种话语力量之间的关系。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使用文本分析和访谈的方法从族裔社区、空间生产和地理想象的视角检视了2007-2017年广州三大报业集团对非裔人口及其城市活动空间的报道情况。研究发现,广州非裔群体及非裔空间的想象地理是一个多主体和多尺度的现象,它不仅是广州地方的社会文化问题,更加是地方政治、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在广州非裔社区这个小的地理单元的呈现。诚然,非洲人在广州的确存在聚居现象,这呼应了之前关于广州非洲人的研究结论^{[15,16,17,18]}。然而,受限于此类群体接触到的中国人体量小、文化差异大等因素,大众市民对非洲人和非洲人聚居空间的认知往往是来自媒体。但是,媒体对非洲人和非洲社区的构建往往受到新闻媒体自身对新闻素材要求（如新奇度）的影响以及地方政治实践（如广州“三非”专项行动）的投影,因此在早期的广州非洲人和非裔空间的报道中构建了一个指向性明确、有强烈符号意味且被污名化的非裔空间地图。舆论话语在非裔空间构建中不断通过文化霸权规训公众的族群感知,从而将族群在本土融入过程的公众事件以恐惧地理想象方式无意植入了广州市民对非裔认知体系。而后,置于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中非合作论坛等不同的政治语境下,媒体舆论致力于构建中非友好合作的联结而通过话语重构非裔的族群认知,去标签化是其中重要的话语重构内容。由此可见,媒体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是地方政治、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不断投影、纠葛和变化的过程。

在学理对话层面,本文从文化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的视角强化和丰富了对空间的理解。一方面,本文强调了报纸等公众话语对广州非裔人群和非裔空间的意义构建,并讨论了此类话语在广州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和意义,因此强化了“空间是不断参与到社会生产并被社会生产的”的概念^{[38,39,40,41]},尤其是强化了文化和社会网络对空间意义营建的理解。另一方面,研究发现广州报业话语对非裔人群和非裔空间意义的构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流变的。其从早期的刻板印象化的非裔社区意义构建,随着特定的社会事件的发生逐渐演变成为对非裔社区形象的积极引导。这说明,空间的社会生产不仅是社会文化的,而且还是政治的,很大程度上呼应和强化了空间结构的权力要素^[40]。此外,本文还强调了理解和解释空间需要关注空间的相关性。具体来说,空间虽然有其独特的尺度性,但是往往与其他尺度切息相关,因此在理解和解释空间的时候不能将其独立于其他尺度的空间现象之外。如本文所关注的广州非裔空间的想象,其意义营建流变的过程往往与其他空间尺度的地理现象联系在一起。综上,本文丰富了族裔社区、空间生产和地理想象等话题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拓展,提供了新的思考。

在实证以及实践的层面,本文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媒体表征给跨境文化交融带来的挑战。作为日常生活生产地理知识的重要场所之一,大众媒体对不同尺度的地理想象都有显著作用。即便是微观尺度的地理想象,无论对国家或地方政府进行城市管理活动,还是对国际化城市文化多样性以及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互动都有较为深远的影响,例如消极的地方想象可能会将地方进一步他者化,进而激化社会矛盾、阻碍文化交融,甚至影响良好国际关系的维系。简而言之,本文建议从媒体知识生产的角度对有关跨境群体的报道进行必要的疏导对于地方治理、国家政治亦或是国际政治实践都具有积极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不仅要求媒体自身具备较高的社会政治素养（如能够抵抗新闻素材新奇性的诉求等）,同时也需要其他主体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跨境群体的话语协商中。进而,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说,文化交流中的不同文化是互为他者的关系,因而在跨境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应该具有他者意识,认识和发扬文化间的共通性,尊重和化解其他文化的他者性或异质性。尤其是从公共话语构建而言,作为重要的地方协商及融合的文化规训途径,媒体可以给予文化多样性积极的空间想象,以空间资源合理分配的话语构建跨国移民市民权,最终通过不断的话语协商,在求同存异的道路上交流互动,使其及其文化不再被边缘化,而是被地方及其主流文化所认同,对真正实现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外文化交融和实现良性的国际关系互动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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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sci [本文引用: 1]
<p>以深圳华侨城为例, 以地方命名和广告文本为分析对象, 通过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意义的建构及其流变过程和特征的分析, 讨论文化转型对地方意义流变的影响。研究指出, 文化转型期产生多股文化时尚。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借助空间想象化, 透过建筑名称、形式、结构、景观、生活方式和社会网络等符号和关系的文化生产, 并配合空间物质性建设, 赋予地方新的文化意义, 构筑符合主流社会阶层和时代菁英的想象的社区。在此过程中, 空间的文化生产是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文化时尚为主流, 其他文化共同参与, 而地方意义可能呈现多元性。空间文化生产与再生产方式具有多样性, 在某一时期某种文化生产方式占主导, 其他方式共同发挥作用, 导致地方意义形式的多样性。同一时期地方意义所呈现的复合性和多种形式可能满足了不同时代菁英多元的文化认同。</p>
[ 梁增贤, 保继刚 . 文化转型对地方意义流变的影响: 以深圳华侨城空间文化生产为例
地理科学, 2015,35(5):544-550.]
Magsci [本文引用: 1]
<p>以深圳华侨城为例, 以地方命名和广告文本为分析对象, 通过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意义的建构及其流变过程和特征的分析, 讨论文化转型对地方意义流变的影响。研究指出, 文化转型期产生多股文化时尚。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借助空间想象化, 透过建筑名称、形式、结构、景观、生活方式和社会网络等符号和关系的文化生产, 并配合空间物质性建设, 赋予地方新的文化意义, 构筑符合主流社会阶层和时代菁英的想象的社区。在此过程中, 空间的文化生产是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文化时尚为主流, 其他文化共同参与, 而地方意义可能呈现多元性。空间文化生产与再生产方式具有多样性, 在某一时期某种文化生产方式占主导, 其他方式共同发挥作用, 导致地方意义形式的多样性。同一时期地方意义所呈现的复合性和多种形式可能满足了不同时代菁英多元的文化认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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