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d use transition of mountainous rural areas in China
ZHANGBailin收稿日期:2017-05-3
修回日期:2017-11-30
网络出版日期:2018-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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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传统农业社会,“地里刨食”的生计特征体现了土地资源禀赋对农户生产和生活的极端重要性。农户首先开垦肥沃的平原,平原耕地产出不足以养活膨胀的人口时,才会到丘陵山区开垦相对贫瘠的土地[1,2]。而山区农村土地过度开发会引发水土流失等资源环境问题[3,4]。当前中国正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城市社会转型的过程,为农户生计的多样化和非农化提供了历史性机遇[5,6]。山区农村土地资源禀赋差、生态脆弱、区位边远,是中国集中连片贫困区域[7],农户依靠土地资源只能解决温饱,无法实现小康。为了寻求更好的生计来源,山区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非农经济部门[8,9]。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减轻了土地的人为扰动[10],驱动土地利用发生显著转型,并引发一系列社会经济和生态效应[11]。可见,山区农村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薄弱地带,其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极具特殊性。作为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综合研究的新途径,土地利用转型因引入了土地利用形态的概念,关注土地利用形态在长期变化过程中的趋势性转折,并对社会和环境变化的时间尺度和历史背景进行整合而受到重视[12,13,14]。城市郊区和山区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强烈的区域[15,16,17,18,19,20]。与城市郊区农地非农化不同的是,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引发的是耕地撂荒和边际化[21,22]、宅基地闲置废弃[23,24]以及林地扩张和自然植被恢 复[11, 20]等。因此,理清中国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的复杂性及其规律,是推进山区农村可持续发展,响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基于此,本文在剖析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科学内涵的基础上,从土地利用转型特征、驱动力及效应三方面系统剖析中国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的规律,据此审视当前山区农村土地整治工程并提出改进方向。理论上深化对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规律的认识,实践中为山区农村发展和土地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2 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内涵辨识
土地利用转型（Land Use Transition）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由Grainger在研究以林业为主的国家土地利用时提出[25,26]。龙花楼等将这一学术前沿引入国内并对其内涵进行了丰富和完善[12-13, 27],指出土地利用转型是在经济社会变化和革新的驱动下,一段时期内与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转型相对应的区域土地利用由一种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形态的过程[13]。土地利用形态是土地利用转型的核心研究内容[13, 28],以表征土地利用数量和空间结构属性的显性形态和表征质量、经营方式、投入—产出等属性的隐性形态构成[13]。土地利用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相互影响、相互耦合,共同表达土地利用转型的多维复杂特点和综合性特征。本文从经济社会变化和革新驱动土地利用形态变化视角,辨识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的科学内涵（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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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land use transition in mountainous 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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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是一个开放的、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和联系的社会—生态系统,具有脆弱性和复杂性等特征。中国山区农业的发展源于农业社会在平原失去土地的农民向山区迁移垦荒[29]。传统农业时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口的增长,农户开发利用土地遵循着平原—丘陵—山地的地貌格局[2]。相同的投入水平下,山区土地产出远不及平原,扩大耕地面积成为山区农户维系生计的重要手段,因此,山区林地逐渐被垦荒为农田[1]。但是,山区气候、水文、土壤、地形等自然条件有其脆弱性和限制性,过度垦殖引发了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等负生态效应[3, 19]。因此,山区农村土地开发及其造成的资源环境问题,是农业社会人地矛盾逐渐加剧的体现。
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驱动下,向山区要粮吃饭的时代已经过去。山区农村社会—生态系统要素发生剧烈变化,体现在劳动力转移,教育、医疗资源流失,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凹陷等。在工业化、城镇化革新的外部环境变化和山区农村社会—生态系统要素变化的共同驱动下,山区农村土地的人为扰动得以减轻,引发土地利用形态发生显著变化,由农业社会的土地过度开垦和林地收缩演变为耕地撂荒及边际化、林地扩张和自然植被恢复等。上述土地利用形态的变化,即构成了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土地利用转型是土地利用系统对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系统综合作用的响应,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系统演化的总体趋势,因而,其转型的结果/影响是决定性的[14]。正是由于这种决定性,可以在准确把握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特征、机制及效应的基础上,借助土地政策来助推山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系统优化。
3 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特征
土地利用转型即土地利用形态的变化[12, 26],通过对山区农村土地利用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趋势性转折的解析,以及对土地利用转型表征指标和测度方法的探索,梳理山区农村土地利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城镇化社会演进过程中的转型特征与规律（表1）。Tab. 1
表1
表1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特征
Tab. 1Characteristic of land use transition in mountainous rural areas
| 土地利用转型 | 表征属性 | 表征指标 | 内涵诊断 |
|---|---|---|---|
| 土地利用显性形态转型 | 数量结构变化/用途转换 | 地类面积及其占比、耕地撂荒率、林草覆盖度… | 耕地由持续开垦演变为撂荒,林地由持续收缩转为恢复性增长 |
| 空间布局变化 | 耕地撂荒的地形梯度、林草覆盖的地形梯度、土地利用的景观形态学特征… | 耕地撂荒与自然植被恢复首先发生在坡度大、土层薄的劣质土地 | |
| 土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 | 土地利用强度变化 | 投入—产出指标、劳均实际耕作面积、地均劳动投入… | 土地压力指数降低,发生了土地的边际化 |
| 土地功能变化 | 生物性产品生产能力、生产性用地比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生态用地比例… | 土地生态功能由退化转为恢复,土地生产功能重要性相对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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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山区农村土地利用显性形态转型特征
耕地撂荒[30,31,32,33]、宅基地闲置废弃[23,24]及其带来的森林和自然生态空间的持续扩张[20, 34]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山区农村最为显著的土地利用显性形态变化。山区耕地撂荒是在中国土地利用转型大背景下出现的人地关系的新变化。诸多国家和地区的实证已经表明在丘陵山区发生了显著的弃耕和撂荒现象[35,36,37],日本农业部调查数据显示,日本山地农业区耕地撂荒率为平原农业区的3倍左右[30]。中国山区农村耕地撂荒也很普遍,尤其是在西南和西北山区（表2）。调研发现,重庆山区4个村2012年的耕地撂荒率高达90.71%[38]。山区坡耕地和旱地首先被撂荒[10],重庆石柱山区2002-2011年旱地撂荒占耕地撂荒的83.99%[39]。农村宅基地和耕地是土地利用转型的重要源头[40],当前山区农村由于劳动力转移造成“人走屋空”,存在大量宅基地闲置和废弃现象[41,42],相比较平原区和丘岗区,中国山区农村宅基地空心化率最高[24]。林地的恢复性增长是和农户迁徙山区开荒定居导致的土地过度开发,转向劳动力转移引发的耕地撂荒、宅基地闲置废弃这一趋势性转折相伴而生的过程,均为山区农村土地利用显性形态转型的重要特征[43]。耕地撂荒的终极形态为土地退出农业生产,半自然人工生态系统随时间逐渐演替为自然系统,恢复到接近山区自然条件的植被覆盖状况[20],即“森林转型”,表现为退化林地恢复为次生林、次生林生态完整性进一步提高、退化原始林恢复为原始林、耕地边际化为次生林等[44]。Tab. 2
表2
表2中国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特征
Tab. 2Characteristic of land use transition in mountainous rural areas of China
| 转型内容 | 区域 | 转型特征 |
|---|---|---|
| 耕地撂荒 | 重庆山区 | 2011年重庆武隆县耕地撂荒率为12.8%,中高山区乡镇撂荒比例高,达20%[32]。 |
| 2011年重庆石柱、巫山和酉阳3县耕地撂荒率分别为14%、19.9%和19.2%,平均撂荒率为18%,旱地撂荒率(20.4%)大于水田撂荒率(11.5%)[45]。 | ||
| 宁夏南部山区 | 2008-2009年,耕地撂荒率为37.5%,尤其以坡耕地和旱地撂荒最为严重,水浇地撂荒较轻[10]。 | |
| 陕西山区 | 2014年米脂县撂荒地块占32.54%,主要分布在山的阳面和坡度较大区域,山阳面耕地撂荒可能性大于山阴面[46]。 | |
| 全国 | 2011年和2013年对全国29个省、262个县市调查发现,分别有13.5%和15%的农用地处于闲置状态[30],基于县样本统计的 2014-2015年全国山区县耕地撂荒率为 14.32%,山区耕地撂荒率在省级尺度上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其中,长江流域一带的山区耕地撂荒率最高,东北的长白山区最低[19]。 | |
| 宅基地闲置废弃 | 全国典型村庄 | 2010中国典型调研村平均空心化率为10.15%,山地区村庄宅基地的空心化率(12.24%)高于平原区(9.91%)和丘岗区(5.86%)[24]。 |
| 林地扩张 | 重庆 | 重庆市森林覆盖率由2000年的23.1%提高到2012年的42.1%,其中荒山荒地退耕面积贡献比重为40%,退耕地造林为28%[47]。 |
| 三峡库区 | 1992-2012年三峡库区森林面积占比由54.66%提高到55.05%[44]。 | |
| 全国 | 中国林地由持续减少转为恢复性增长发生在1980-1990年间,退耕还林及封山育林发挥了重要作用[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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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研究从生态退化倒逼造林政策,或是劳动力转移引发自然植被恢复等角度,阐述山区林地面积由持续萎缩转为恢复性增长,发生趋势性转折这一现象来揭示山区土地利用转型的规律性特征[20, 48-49]。但是,“森林转型”无法涵盖山区这一地理连续统一体,基于森林面积变化的研究和测度思路虽然可以直观表达山区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特点,却无法全面体现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的科学内涵和整体转型规律。山区耕地收缩、森林扩张等显性形态转型背后隐藏着土地投入和开发强度降低,土地生态功能恢复等更为复杂的土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
3.2 山区农村土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特征
山区农村土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可归纳为土地边际化及其生态功能恢复等。土地边际化是山区农村发展较快的土地利用形态变化[21, 32],是耕地利用的净收益由多到少的过程,其呈现形式是劳动力投入减少和集约度下降[50,51]。山区质量差、位置偏远、地块破碎的耕地最容易被边际化[52]。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继续深入推进,山区坡耕地被边际化的可能性越来越高[20]。除此之外,土地功能转型也是山区农村土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的突出特征[14],表现在土地生产功能的弱化和生态功能的提升。在传统农业社会,农户对土地生产功能需求强烈,持续垦殖山区耕地并加大对土地的投入,导致原本脆弱的山区土地生态系统进一步退化;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山区农户有了新的生计来源,对土地生产功能需求降低,人地矛盾得到缓解,促使耕地撂荒和自然植被恢复,土地生态功能得以恢复。当前研究多关注山区农村土地利用显性形态及其转型,尤其是耕地撂荒问题持续成为关注的焦点,这与当前中国土地资源管理关注的重点领域——耕地保护有关。山区农村土地利用隐性形态及其转型更能反映山区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深层次的问题,因此是未来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重点。通过管控山区农村土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来创新山区农村土地资源管理手段,是增强山区农村土地资源管理决策科学性的重要基础。
3.3 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的表征及测度
土地利用形态指标的遴选及其转型测度是土地利用转型特征剖析的前提和基础。当前土地利用转型测度仍延续了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测度思路（表3）,基于土地利用结构等土地利用显性形态指标,采取简单的用地占比变化或土地利用类型转换,土地利用隐性形态指标考虑不足。山区农村土地利用显性形态转型主要体现在人为扰动强烈的土地利用类型的逐步退出,隐性形态转型主要体现在土地的边际化及其生态功能的恢复,正是这种隐性形态（功能形态）的转型,促使山区生态环境整体向好的方向发展。应在地理学结构与功能综合研究理念的指导下,深入理解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的内涵,从山区农村土地利用类型组合特征及其空间布局变化、显著性变化地类的数量及格局变化视角提炼土地利用显性形态指标;从山区土地开发强度及时序、农户对土地的功能需求变化视角提炼土地利用隐性形态指标。耦合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构建土地利用转型的表征指标,将复杂的土地利用形态指标加以量化,运用多种方法对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进行综合测度[60,61,62],多角度、多层次探究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特征与规律。Tab. 3
表3
表3当前土地利用转型的表征及测度方法
Tab. 3Measurement and characteristic index of current land use transition
| 土地利用形态指标 | 土地利用转型测度方法 | 文献出处 |
|---|---|---|
| 农村宅基地在总的建设用地中的占比(单一地类在时间序列内的变化) | 农村宅基地/增加的建设用地 | 龙花楼[53] |
| 区域土地利用类型在时间序列内的数量变化 | 土地利用动态度 | 郭椿阳等[54] |
| 区域土地利用类型转换 |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 陈龙等[55],刘永强等[56] |
| 生产/生活/生态用地面积的空间变化 | 重心模型 | 吕立刚等[57] |
| 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转型耦合 | 相关分析、耕地—宅基地变化耦合系数 | 龙花楼[40] |
| 人均耕地面积、单位耕地面积农作物产量的空间变化 | Moran's I指数、Local Moran's I指数 | 向敬伟等[58] |
| 地均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及其变化 | 辖区内第三产业生产总值/辖区面积 | 曲艺和龙花楼[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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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驱动力
土地利用转型驱动力研究多集成社会经济和自然因素[56],认为当前发生的土地利用转型,社会经济因素的驱动更大[55],而经济因素往往是首要驱动力[63]。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的强烈程度取决于人类活动的强度,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背景下,山区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非农经济部门。劳动力转移减轻了土地的人为扰动,缓解了人地矛盾,是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最直接的驱动力[30, 64]（图2）。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一方面导致农户对土地投入减少,表现为以较低的租金转租或赠送土地、粗放利用土地[22],使耕地进入“被边际化”的过程[20],另一方面致使农户无暇顾及所有土地,农户重新配置劳动力资源,质量差、耕作成本较高、耕作半径较远的劣质耕地被撂荒[47],耕地撂荒面积与劳动力外出数量和外出时间呈正相关[10]。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驱动机理
-->Fig. 2Mechanism of land use transition in mountainous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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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山区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如农业机会成本上升、恶劣的生存环境等则是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更为根本的驱动力[30]。近些年中国农村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持续上升,1986-2006年间普通劳动者工资的增长幅度是粮食价格上涨幅度的3倍以上[65],促使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2004年中国出现全国性的劳动力短缺,迎来了“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供给增长速度的转折点,意味着各经济部门特别是低端劳动力密集部门,将面临着劳动力成本的较快上升[20]。在此背景下,山区耕地边际化和撂荒将会持续加剧[33]。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与其恶劣的生产生活环境也密切相关,为应对劳动力减少或务农成本攀升带来的利润减损,平原区农民会利用省工性机械替代日益昂贵的农业劳动力,但是在山区,以坡耕地为代表的劳动力密集型农地利用方式,由于地块破碎、坡度大、耕作半径大及生态脆弱等自然条件限制难以实现机械化,劳动生产率与平原区农业的差距将越来越大,被“边际化”的可能性越来越高[19,20]。此外,山区由于地势较高、交通不便、水源缺乏、地质灾害等影响,农户选择迁至交通等条件较好的地区或在城里定居,导致原居民点闲置废弃及其附近的耕地被撂荒[66]。未来应加强对驱动劳动力转移的山区自然和社会经济因子的剖析,例如,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边远的区位导致山区农村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凹地,由于撤校并点、医疗集中等措施导致山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资源流失,均引发劳动力转移进而驱动了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要按照“自然、社会经济驱动因子—劳动力转移—土地利用转型”的思路,对驱动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的独特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因子加以识别和定量化。
除了上述社会经济和自然因素之外,在中国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的初期,政策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67],其驱动力即为生态退化倒逼的造林政策的“森林稀缺路径”[20]。这是由于中国山区生态脆弱,为保护和恢复生态,20世纪80年代国家实行退耕还林政策。根据全国森林资源调查数据,过去30年森林面积的增加,来自人工造林的贡献接近50%[68]。农业技术推广促使优质土地集约利用,使得较少的土地上产出更多的食物,致使劣质耕地边际化,即平原优质土地集约度的持续提高对山区劣质土地有挤出效应,也为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提供了驱动力[31]。
5 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效应
5.1 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的生态效应
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有利于环境保护和自然恢复,促使山区生态恢复到与区域水热条件相适应的格局,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的土地利用形态转型（即代表自然生态空间的森林面积降至低谷后反转向上）即是生态状况从整体恶化向整体改善转变的最直接原因[20]。大量研究从实验观测角度证实,作为农地利用集约化的逆过程,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边际化和弃耕提高了地表的植被覆盖度,将增加土壤入渗率,减少地表水流和增加土壤田间持水量[31, 69],有效减轻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提高土壤肥力[67, 70];也有研究从山区整体层面探讨了土地边际化和撂荒,特别是生态脆弱的耕地撂荒避免了对山区土地生态系统的进一步破坏,土地和生态的压力得到缓解[71,72],有助于生态环境建设[10, 60],并定量证实西南丘陵山区耕地向林地的转换对生态环境的改善贡献率最大[71]。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生态效应研究应提升到区域土地生态系统安全层面。脆弱性和生态安全屏障是山区土地利用系统的重要特征。人类活动和土地利用会导致山区土地生态系统脆弱性体现出来,这是土地生态系统外界物质和能量的输入所致;而山区土地生态系统的屏障作用反映的是其物质和能量的输出,降低了土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因而成为区域生态安全的保障。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伴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山区土地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能量的输入输出均发生了显著变化,提升了山区土地生态系统的屏障功能并降低了其脆弱性。应重视对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带来的生物多样化指数、水土保存、水源涵养、土壤环境及碳源/汇效应进行综合集成,并剖析土地生态系统物质和能量输入及输出的变化,准确把握山区农村土地生态系统安全的演化规律。
5.2 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的社会经济效应
作为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的重要特征,耕地边际化和撂荒影响农作物播种面积,因此理论上,宏观层面可能影响到国家粮食安全,区域和微观层面可能影响到山区农村发展及农户生计安全。但有研究认为,探讨粮食安全问题的意义更多在于国家尺度[30],中国大规模以坡耕地为主的退耕还林工程造成的全国粮食减产程度有限[73],总体影响程度估计只有2%~3%[74],这既是因为山区土地质量差,单位土地生产率低,也是由于平原优质耕地的集约化利用带来的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会抵消山区劣质耕地撂荒带来的粮食减产[75],并在西欧和美国得到了证实[11]。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对农村发展的影响方面,耕地撂荒和宅基地闲置废弃意味着农村经济的衰落,这对山区农村可持续发展而言可能是消极的,但若将其置于更大的区域层面来看,山区农村经济的衰落却是社会新陈代谢的必经过程,因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土地单产的提高和集聚经济的发展,使得耕地肥沃、区位优越地区的人口承载力得以提高,为山区人地矛盾的缓解提供了可能。因此,山区农村经济衰落意味着区域整体土地利用格局和社会经济发展布局的优化。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对农户生计安全影响方面,关注的焦点在于撂荒和边际化后农业收入减少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程度[30],研究认为由于劳动力转移带来的非农收益增加可能会弥补务农收益的减少,因为劳动力转移是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的自发追求,促进了农户收入增加和可持续生计能力的提 升[76]。但是,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社会经济效应利弊的确定亟需实证和定量化研究予以支撑[77],并加强与土地利用转型生态效应的集成研究,以探究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的规律,更精准地助推生态文明建设和山区农村发展管理。
6 对山区土地整治工程的启示
土地利用转型研究可为土地整治提供理论指导,土地整治则可助推土地利用转型进程[78]。当前,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在山区实施以耕地占补平衡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整治工程,是由于中国平原区耕地后备资源已基本开垦殆尽,不得不在山区开垦补充耕地[79,80],在近郊区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拆迁补偿成本太高,于是转向拆迁复垦边远山区的农村居民点换取城市周边的建设用地指标[19]。但是,一方面,山区农村土地资源禀赋差、生态脆弱,无论是耕地后备资源开发,还是农村居民点复垦,新增耕地在质量和利用条件上,均无法与近郊区和平原区相比[81,82]。另一方面,由于山区地形陡峭、地块畸零狭小、机械化耕作困难,因此耕地无法实现规模经营,大量生态脆弱和边际的耕地被撂荒。因此,无论是开发耕地后备资源还是拆并农村居民点,新增的耕地都鲜有人耕种。以日本为例,20世纪70年代在基本完成工业化、城镇化后,政府开始对山区农村实施振兴和再生计划,通过农地整备、城市基础设施下乡等措施,以求恢复山区农村经济、解决人口过疏问题[83,84]。但是,人口回流和经济恢复的山区农村鲜有,人口萎缩、耕地荒芜仍是主要趋势[85,86]。
山区劳动力转移、耕地撂荒与边际化以及自然植被恢复,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山区自然生态优化的良性过程,有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在此背景下,山区土地整治如果再注重新增耕地目标而开发生态脆弱的边际土地,可能被农户主动撂荒而造成“过程性”浪费,也极易造成山区生态的再度破坏[87],与党和国家确立的生态文明战略相悖。与此同时,山区（含丘陵）约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70%,居住着全国约45%的人口,其社会经济福祉的提升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局。土地整治等人为恢复工程措施有助于山区居民福祉的提升和生态的优化（图3）。因此,山区农村土地整治应摒弃以补充耕地为主导的目标,顺应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规律,转向生态环境保护和农户福祉的提升[88,89]。具体而言,一是要明确土地利用性质和开发强度阈值,给予山区土地整治更多的生态安全考量[90],避免开发带来的生态破坏,使山区土地生态安全屏障功能充分发挥;二是要测算土地整治前后山区农村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并将生态系统服务提升作为评估山区土地整治工程的重要标准,通过财政支付转移,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补偿作为提升农户经济福祉的重要手段,最终实现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和社会经济福祉协同提升。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山区农村土地整治方向
-->Fig. 3Land consolidation of mountainous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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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与讨论
7.1 结论
（1）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城镇化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山区农村土地利用发生深刻转型,体现出土地利用形态在长期变化过程中的趋势性转折。山区农村土地利用显性形态转型即由农业社会的耕地扩张和林地收缩演变为城镇化进程中的耕地撂荒和林地恢复性增长,隐性形态转型即伴随这一过程发生的土地边际化及生态功能恢复。未来应耦合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构建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的表征指标,尝试运用多种方法对土地利用转型进行综合测度,多角度、多层次探究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特征和规律。（2）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是在工业化、城镇化革新的外部环境和山区社会—生态系统要素变化共同驱动下形成的,社会经济因素主导山区土地利用转型过程,劳动力转移引发人地矛盾的缓解是直接驱动力,务农机会成本上升、恶劣的生存环境等是引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则是更为根本的驱动力。未来应按照“自然、社会经济驱动因子—劳动力转移—土地利用转型”的思路,加强对驱动劳动力转移的山区独特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因子的识别和定量化。
（3）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促使其生态恢复到与区域水热条件相适应的格局,降低了山区土地生态系统脆弱性,并提高了其生态安全屏障功能。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社会经济效应的考察应将山区置于区域社会—生态系统层面,探究对山区农村发展及农户生计安全的影响,其效应的利弊亟需实证和定量化研究予以支撑。
（4）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是自然恢复和生态优化的良性过程,有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山区农村土地整治工程要顺应其土地利用转型规律,实行“生态优先”战略,目标导向从耕地数量增加转向生态环境保护与区域社会经济福祉协同提升。
7.2 讨论
未来研究不能仅围绕着现行土地政策开展论证性或演绎性研究,更要根据土地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规律,准确把握中国山区农村土地利用形态及其变化特征,理清土地利用转型的驱动机理和效应,多角度全面系统剖析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规律,并将其作为评估和改进现行山区农村土地政策的依据。另外,本文探讨的是区位边远、经济发展落后的山区农村,都市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的特征虽然也是林地扩张和植被恢复,但驱动力不是劳动力转移和要素外流,而是伴随着都市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市民对休闲旅游需求的增加驱动都市山区农户生计和土地利用决策发生变化,未来应加强都市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驱动力及其与边远山区的对比研究。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