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geography in China under the support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1986-2017)
HUANGGengzhi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8-01-27
修回日期:2018-02-26
网络出版日期:2018-03-21
版权声明:2018《地理学报》编辑部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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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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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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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学科发展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因认识事物规律产生的内部张力,满足社会需求的外部拉力,数据获取技术和研究方法的革新等[1]。自然科学基金作为学科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平台,是其中一种重要的影响因素,既体现了学科发展动态,又推动学科发展。尽管科学基金对学科发展的推动显而易见,但对该作用的分析仍是一个复杂问题,不仅因为学科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而且科学基金对学科发展的作用具有长期性、累积性和间接性。在意识到这种复杂性的前提下,本文试图分析30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对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的推动。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中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差异和空间组织以及人类利用自然环境的学科,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为研究核心[2]。1978年以来,在国内社会经济变革与国际社会科学思潮演变的背景下,中国人文地理学蓬勃发展。方创琳等从人地关系论、文化地理学、行为地理学、社会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等方面梳理了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认为中国人文地理学在理论创新、研究方法、手段革新和实践应用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3]。冷疏影等2016年在《地理科学三十年：从经典到前沿》一书中,利用文献计量方法对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主题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土地利用和土地管理、城市化与城市体系、区域可持续发展、经济全球化等成为研究重点,同时发现研究主题日趋多元化,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等要素成为人地关系综合研究的命题[4]。该书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如何推动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做了总体性分析,论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完善学科研究体系、提升学科研究水平和培养人才队伍等方面的作用。例如,在提升研究水平方面,中国人文地理****发表的44.7%的SCI/SSCI主流期刊论文和48%的中文核心期刊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在壮大研究队伍方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高被引论文近80%出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人文地理学项目资金最多的前10所研究机构[4],可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推动中国人文地理学探索国际学术前沿、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
基于已有的学科研究进展梳理,本文着重从5个研究议题来细化分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些议题包括土地利用、城市体系和城市群、经济全球化、气候变化和社会文化地理,它们分别是乡村地理、城市地理、经济地理、区域可持续发展和社会文化地理等人文地理学分支方向的重要研究方向。区域可持续发展主题虽然相对比较综合,但与人文地理学交叉联系更为密切,因此本文将其纳入分析范围。本文以1986-2017年所有与上述议题相关的人文地理学资助项目为研究样本,对每个项目的研究主题、研究内容、研究队伍、主要论文成果进行剖析,探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人文地理学研究主题演变和拓展、方法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的推动作用。本文同时反映了30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人文地理学取得的重要研究进展,有助于了解中国人文地理学学科发展的特征与态势。需要说明的是,像任何总结学科进展的论文一样,本文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相关的研究成果和研究队伍。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中国人文地理学的资助概况
1986-201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人文地理学（含区域可持续发展）各类项目2479项,资助金额9.73亿元,分别占地理科学资助项目数和资助金额的16%和13%。其中,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项目是科学基金资助的重要部分,分别占资助项目总数的42%和40%。从表1看出,1986-201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的资助强度不断加大,每5年的平均增长幅度超过50%。此外,1986-201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资助了40项人文地理学重点项目,4项****基金项目和5项优秀青年基金项目,培养了一批优秀学术骨干和高端科研人才。通过不同类型项目的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促进学科协调发展、培养基本的人才队伍和学术骨干发挥了重要作用。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1986-201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人文地理学各分支方向的资助项目占比 说明：项目类型为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Fig. 1Proportions of the number of NSFC proposals for sub-disciplines of human geography from 1986 t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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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1
表1
表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青年基金项目对人文地理学的资助
Tab. 1Funding of NSFC general program and young scientists fund for human geography proposals
| 资助年份 | 面上 项目数(项) | 青年 项目数(项) | 面上项目 经费(万元) | 青年项目 经费(万元) | 面上项目资助 强度(万元/项) | 青年项目资助 强度(万元/项) |
|---|---|---|---|---|---|---|
| 1986-1990年 | 55 | 7 | 235.5 | 18.5 | 4.3 | 2.6 |
| 1991-1995年 | 64 | 13 | 478.5 | 78.4 | 7.5 | 6.0 |
| 1996-2000年 | 76 | 16 | 1136.5 | 207 | 15.0 | 12.9 |
| 2001-2005年 | 117 | 39 | 2856 | 880 | 24.4 | 22.6 |
| 2006-2010年 | 202 | 165 | 7079 | 3076 | 35.0 | 18.6 |
| 2011-2015年 | 375 | 540 | 25748 | 12545 | 68.7 | 23.2 |
| 2016-2017年 | 163 | 209 | 11551.6 | 5317.5 | 70.9 | 2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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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人文地理学的资助既发挥了学术前沿的引领作用,又体现了服务国家重大社会经济需求的战略导向。1978年以来,中国发展最重要的特征是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全面展开的快速城镇化。在此背景下,1986-2000年人文地理学研究集中在经济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这两个方向项目的资助比重合计达到70%~80%（图1）。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尤其在1998年中国签署《京都议定书》之后,以研究资源环境效应和人地关系调控为主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引起地理****的重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开始加大相关研究项目的资助,2000年以后对区域可持续发展项目的资助比重维持在25%左右。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问题逐渐凸显,社会、政治、文化因素开始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命题[4,5],同时受国际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的影响,近10年来社会、文化地理研究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从社会、文化、政治、制度视角开展人地关系的研究日渐增多。2011年以后,社会文化地理学资助项目比重已经与经济地理、城市地理和区域可持续发展项目基本持平。在此期间,在国家日益重视农村问题的背景下,乡村地理学亦得到快速发展,资助项目比重上升到近10%（图1）。可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推动人文地理学各分支方向协调发展、培育学科生长点、提升学科研究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促进学科接轨国际前沿、服务国家发展需求。5个研究议题的资助概况如表2所示。
Tab. 2
表2
表2所选人文地理研究议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情况(截至2017年底)
Tab. 2Number and funding amount of NSFC proposals on the five focused research areas in human geography (as of 2017)
| 研究议题 | 土地利用 | 城市体系和城市群 | 经济全球化 | 气候变化 | 社会文化地理 |
|---|---|---|---|---|---|
| 资助项目数(项) | 183 | 122 | 92 | 165 | 197 |
| 资助金额(万元) | 7259 | 9255 | 4656 | 7252 | 79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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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中国人文地理学主要研究领域发展的推动
3.1 推动土地利用跨学科交叉研究,丰富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中国城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土地利用是一个自然与人文结合紧密的复杂系统[2],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界相互影响与交互作用最直接和最密切的关系[6],因此一直是中国人文地理****研究人地关系的主要领域。吴传钧先生指出,土地利用是人类生产活动及科学研究和自然环境关系表现得最为具体的景观,从土地利用入手可了解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主要问题[7]。截至2017年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人文地理学（含区域可持续发展）土地利用项目共183项,资助金额7259万元,分别占地理科学土地利用资助项目数和资助额的20.7%和14.3%。项目在研究对象上体现了中国的现实需求和地域特色,主要针对快速城市化地区（沿海城市）、生态脆弱区（如三江平原、农牧交错地带、西北干旱区）和农区等地域类型的土地利用问题,在研究主题上切合国际LUCC研究计划,围绕土地利用变化的过程和格局、人文驱动因素、环境效应、优化配置等开展研究。主要进展包括：① 利用遥感和GIS方法刻画了土地利用变化的格局和过程;② 从城市化、人口增长、资源开发、交通设施、旅游发展、土地制度、农业政策、农户行为等宏观和微观角度揭示了土地利用变化的人文因素和作用机理;③ 从水土环境、区域气候、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碳排放、粮食生产、农户生计等方面评估了土地利用变化产生的环境和社会影响;④ 探讨了土地利用优化调控和生态重建的机制和措施。研究体现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理论思想,以土地利用为切入点研究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形成过程、结构特点与优化调控模型[2]。土地利用变化涉及自然和人文因素,在类型、结构、功能、机制上具有高度复杂性,因此客观上要求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推动土地利用跨学科交叉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表3显示,59%的项目选择2个申请代码,其中,42%的项目属于跨学科交叉（即人文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17%的项目为学科内部交叉（即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之间的交叉）。与此同时,获得资助的学科交叉项目呈现愈来愈多的态势,由2000-2004年的5项上升到2005-2009年的29项,2010-2014年达到58项。与人文地理学交叉最多的方向是综合自然地理学、自然资源管理、区域环境质量与安全以及地理信息系统（GIS）。其中,与GIS交叉的项目主要分析和模拟土地利用变化的过程、格局与演化,与区域环境质量交叉的项目侧重研究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效应,与自然地理学和资源管理交叉的项目侧重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因素、环境效应和调控模式的综合研究。可以说土地利用是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地理信息系统交叉最紧密的研究领域之一,反映了地理学日益注重学科交叉和综合研究的趋势[8]。
Tab. 3
表3
表3人文地理学土地利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学科交叉特点
Tab. 3Interdisciplinary feature of NSFC proposals on land use research in human geography
| 学科交叉 | 人文地理学 申请项目 | 区域可持续 发展申请项目 | 合计 |
|---|---|---|---|
| 资助项目数(项) | 109 | 74 | 183 |
| 交叉项目数(项) | 66 | 42 | 108 |
| 交叉项目比例(%) | 61 | 57 | 59 |
| 学科内部交叉(项) | 27 | 4 | 31 |
| 跨学科交叉(项) | 39 | 38 | 77 |
| 自然地理学 | 6 | 10 | 16 |
| 综合自然地理学 | 5 | 7 | 12 |
| 人文地理学 | - | 7 | 7 |
| 环境变化与预测 | 2 | 0 | 2 |
| 土壤学 | 0 | 1 | 1 |
| 地理信息系统 | 6 | 1 | 7 |
| 区域环境质量与安全 | 4 | 4 | 8 |
| 自然资源管理 | 8 | 11 | 19 |
| 区域可持续发展 | 12 | - | 12 |
| 生态学(跨学部) | 0 | 1 | 1 |
| 宏观管理与政策(跨学部) | 1 | 2 | 3 |
| 农林经济管理(跨学部) | 0 | 1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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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文地理学项目申请框架内,46%的土地利用研究属于乡村地理学,这说明中国人文地理****开展土地利用研究注重与农业地理的结合,体现了吴传钧先生倡导的“把土地利用与农业地理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的研究指导思想[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培养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土地利用研究力量[4]。早期,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佘之祥在重点项目支持下,研究了长江三角洲土地利用变化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对策[10]。目前,在人文地理学科主要形成了两支较为稳定的土地利用研究队伍（表4）。第一支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彦随、龙花楼团队。该团队主要在3项重点项目、9项面上项目和5项青年基金的持续资助下,对中国农牧交错区、黄淮海平原区、沿海地区等不同地域类型的农区土地利用变化的过程、驱动机制、效应与调控模式开展了较系统的研究。重点研究了中国的农村空心化,提出空心村是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的一种特殊形态的概念,揭示了不同地域类型空心村的演化特征和驱动机制,评价了空心村的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危害,提出了空心村整治模式[11,12]。注重利用大尺度、高分辨率遥感数据和GIS方法进行空心村的识别和分析,同时通过入户调查,从农户视角进行机制解释。该团队在国际刊物发表了大量成果,成为国际人文地理学研究中国乡村地理和土地利用的重要代表。研究成果为国家“三农”政策制定、城乡协调发展和农村扶贫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13]。
Tab. 4
表4
表4人文地理学主要团队获得的土地利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Tab. 4Number and funding amount of NSFC proposals on land use for main research teams in human geography
| 研究团队 | 项目类别 | 资助项数(项) | 资助金额(万元) |
|---|---|---|---|
| 刘彦随 | 面上项目、重点项目 | 5 | 558 |
| 龙花楼 | 青年基金、面上项目、重点项目 | 4 | 443 |
| 团队主要成员 | 青年基金、面上项目 | 8 | 362 |
| 黄贤金 | 青年基金、面上项目 | 3 | 129 |
| 团队主要成员 | 青年基金、面上项目 | 6 | 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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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支主要研究力量是南京大学黄贤金团队,其特色是利用社会调查方法和计量经济模型,研究在不同经济和制度条件下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变化及其对农区土地变化和水土环境的影响。宏观上揭示了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城市化是农村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动力,微观上揭示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农产品市场发展、农地市场发育、非农就业机会等区域经济因素对农户土地利用方式改变和农村土地覆被变化的作用[14,15]。从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改革、退耕还林、农业补贴政策、土地租税、土地审批等多个方面分析制度因素对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和耕地占用的影响[16],为引导农业可持续土地利用、提高农户收益和优化农区人地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3.2 长期支持城市体系研究,推动形成中国城市地理特色研究,为国家城市群建设建言献策
城市体系刻画了城市化发展产生的城市间关系,城市群刻画了特定空间尺度下具有特定结构的一组城市的关系,两者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期支持的重要城市地理研究课题[4]。1986年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资助了122项城市体系和城市群研究项目,资助金额达9255万元。主要进展包括：① 受20世纪90年代全球城市网络研究的影响,对城市体系的认识从等级视角转向网络视角,从国家/省域尺度转向全球尺度;②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入到较高级阶段,研究侧重点逐渐从基于行政区划的省域城市体系转向基于经济联系的城市群城市体系;③ 在协调和绿色发展的战略背景下,研究区域从东部城市群扩展至中西部城市群,研究内容从空间组织拓展至资源环境效应与调控。城市体系和城市群研究吸引了众多****的关注（表5）。由北京大学周一星率领的团队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下形成的较稳定的一支主要研究力量,对中国城市体系结构的演化过程、绩效和机理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国城市地域指标体系研究”和“辽宁都市连绵区”两个面上项目的资助下,他提出城镇规模等级体系的波浪式循环上升理论,对公认的城市规模分布演化规律提出了异议[17]。在2001年结题的项目“开放条件下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中,周一星提出用主要经济联系方向论指导城市体系规划[18],并开始以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城市体系为背景,用与世界经济联系的指标对中国城市进入国际城市体系进行了研究,从铁路客货流、航空客流、进出口贸易流、信件流等“流空间”视角分析中国城市联系的空间格局[19],为后来城市群发展现象的提出提供了理论基础[17],其视角的转变对其团队成员后来从网络视角研究城市体系具有深刻影响。例如,原来在周一星团队下、现在首都师范大学王茂军在2010年后获得的3项面上项目均从网络视角研究中国城市体系。
Tab. 5
表5
表5主要团队获得的城市体系和城市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Tab. 5Number and funding amount of NSFC proposals on urban system and urban agglomeration for main research teams
| 研究团队 | 项目类别 | 资助项数(项) | 资助金额(万元) |
|---|---|---|---|
| 周一星 | 面上项目、重点项目 | 4 | 117 |
| 团队主要成员 | 青年基金、面上项目 | 6 | 223 |
| 许学强 | 面上项目、重点项目 | 3 | 118 |
| 团队主要成员 | 青年基金、面上项目 | 3 | 156 |
| 宁越敏 | 面上项目 | 3 | 112 |
| 团队主要成员 | 青年基金、面上项目 | 5 | 216 |
| 顾朝林 | 面上项目、重点项目、****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 | 5 | 642 |
| 陆玉麒 | 面上项目、重点项目 | 5 | 445 |
| 王士君 | 面上项目、重点项目 | 5 | 523 |
| 修春亮 | 面上项目 | 3 | 98 |
| 薛德升 | 重点项目、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 2 | 620 |
| 方创琳 | 面上项目、重大项目 | 4 | 2142 |
| 团队主要成员 | 青年基金、面上项目 | 4 | 2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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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体系保持长期关注的团队还包括中山大学许学强、华东师范大学宁越敏、南京大学顾朝林、南京师范大学陆玉麒、东北师范大学王士君和修春亮,他们对珠三角、长三角、东北等地区的城市体系和城市群开展了专门研究,推动城市地理学在中国城市体系格局与演变、区域空间结构、城市群概念与功能、城市群空间组织与形成机制、城市群和城市体系规划理论和方法等方面不断加深认识[20,21,22,23,24]。此外,许多****从不同视角丰富城市体系研究,主要包括：闫小培主要在****基金资助下,探讨信息产业兴起对城市体系的影响;姚士谋、金凤君在多个面上项目资助下,从交通地理的角度研究城市群内部的空间联系及高铁系统对城市体系的影响;陈雯从区域合作的角度探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模式。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愈来愈多的研究转向从网络的视角,在全球尺度上理解中国城市体系及其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涌现的其中一支主要研究力量是中山大学的薛德升,在重点项目和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的支持下,研究中国背景下世界城市发展的过程和动力,批判了西方世界城市研究的经济主义视角,从政治、历史、文化角度探索世界城市发展的多样性[25,26]。与此同时,伴随国家推进中西部发展,对川渝、长株潭、新疆天山北坡等地区的城市群研究的项目增多,促进了中国城市体系和城市群知识架构的完善。
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方创琳带领的团队专注研究中国城市群体系,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1998年,在第一个基金项目“西北干旱地区生态重建与可持续发展—以两西地区为例”的支持下,方创琳主要从人地关系优化的视角研究干旱区城市化的资源约束和生态环境问题。2009年,在第二个基金项目“城市群空间拓展的生态影响机理与紧凑度调控的计算实验系统”的资助下,开始转向城市群研究,早期对干旱区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为其从生态环境视角研究城市群提供了基础。2015年,方创琳联合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周成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陈利顶、清华大学顾朝林、北京大学李双成申请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机理及交互胁迫效应”的资助,进一步对中国城市群的生态环境效应和调控开展研究。方创琳团队提出了识别城市群空间范围的标准,分析了中国城市群的空间格局、紧凑度和生态效率,认为中国城市群将形成由23大城市群、6大城市群集聚区和“π”字型城市群连绵带组成的国家城市群体系[27],提出城市群分级培育战略[28]。最近,引入城市能值代谢方法,测度了京津冀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近远程耦合代谢效率及环境负荷压力,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和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定量决策依据[29]。
3.3 不断完善认识中国区域发展要素,推动经济全球化研究“由内向外”扩展,服务不同时期国家经济发展需求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有关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技术创新、高速交通、产业集群等研究项目,从不同侧面揭示了1978年以来中国区域发展要素的构成和作用机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陆大道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持续支持下,侧重从地理学综合的视角研究中国区域发展的格局、要素和支撑体系,早期提出“点—轴系统”理论来解释中国区域发展的结构和指导国土开发实践[30],近年来在“中国区域发展地学基础的综合研究”和“我国经济发展支撑体系分析与‘人—地系统’动力学研究”2项重点项目的支持下,从人地关系综合系统和优化的角度,致力于研究影响区域发展的地学要素的耦合机制与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系统[31,32]。针对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区域发展可持续性问题,刘毅在重点项目“中国现代人地关系演进的资源环境基础研究”的支持下,致力于解决社会财富有效积累与资源环境的合理开发之间的协调发展模式。樊杰在2项重点项目的支持下,主要采用综合集成研究的思路,致力于探索自然生态系统与人文系统协调均衡发展的地域功能理论和国土空间开发模式,构建了识别地域功能和评价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技术流程,提出了综合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区域发展均衡模型,阐释了中国主体功能区划的科学基础[33,34]。这些区域发展的综合研究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和国土空间优化开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应用指导。虽然区域发展是自然—人文多要素综合作用下的过程,但由于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外资驱动的工业化,外商直接投资、跨国公司、国际贸易等经济全球化要素吸引了众多****的关注。截至2017年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资助了92项有关经济全球化研究的项目,资助金额达4656万元。河南大学李小建是最早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开展外商直接投资的****。1996-2002年,他在“外国跨国公司与中国沿海区域发展：以上海为例”和“大型中外合资企业空间网络研究”2个项目的支持下,较早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区位特征与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不平衡的影响[35]。此后开展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愈来愈多,特别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在华外资出现新特点,外资成为经济地理研究的热点,涌现的主要研究力量包括（表6）：北京大学王缉慈主要在重点项目支持下,研究了中国外向型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形成和转型升级[36];北京大学贺灿飞在青年基金、面上项目、重点项目、****基金的连续资助下,较系统地研究了外资和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地理集聚机制、区位模式、技术溢出效应以及对区域发展和城市体系的影响,发现集聚效应对外资产业分布和跨国公司功能区位的重要影响,加深了对中国经济全球化过程和机制的理解,对传统投资理论和跨国公司区位理论形成了重要补充[37,38];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卫东在面上项目、重点项目、****基金的资助下,着重研究外资与地方制度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与外资对区域发展格局的影响,提出了“被动嵌入”模型,认为全球化是依赖于地方制度环境的一个过程,地区如何在全球化中获得益处取决于自身的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39,40];华东师范大学杜德斌着重研究跨国公司R&D的空间集聚和知识溢出效应[41],曾刚侧重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研究产业集群的演化,揭示了跨国公司对地方产业网络升级的影响[42]。这些研究为中国制定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Tab. 6
表6
表6主要团队获得的经济全球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Tab. 6Number and funding amount of NSFC proposals o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for main research teams
| 负责人 | 项目类别 | 资助项数(项) | 资助金额(万元) |
|---|---|---|---|
| 李小建 | 面上项目 | 2 | 30 |
| 王缉慈 | 面上项目、重点项目 | 2 | 133 |
| 贺灿飞 | 青年基金、面上项目、 重点项目、****基金 | 5 | 797 |
| 刘卫东 | 面上项目、重点项目、****基金 | 3 | 586 |
| 杜德斌 | 面上项目 | 2 | 70 |
| 曾刚 | 面上项目 | 2 |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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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伴随“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的提出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利用外资[43],中国开始步入以“走出去”为鲜明特征的全球化新阶段[44],为中国地理****提出了新的科学问题。在此背景下,近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加大了有关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地缘经济、地缘政治研究的项目资助。事实上,2014年以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已资助12项此类项目,体现了科学基金资助的前瞻性,之后顺应新时代国家发展需求和学科发展趋势,资助数达到25项。这些项目对中资的海外布局、油气资源国际合作模式、跨境经济合作区、中国周边地缘政治格局等进行研究,揭示了新时期影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和区域发展的新要素。最近,陆大道、杜德斌开始重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45],刘毅关注世界能源地理[46],贺灿飞、刘卫东亦由在华外资研究拓展至中国对外贸易地理和对外投资研究[47,48]。可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促进了新时代下学科生长点的发展,推动经济地理学由服务“引进来”扩展至服务“走出去”。
3.4 推动气候变化的人文因素研究,拓展学科研究方向,为国家气候变化谈判和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已成为全球社会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自从1998年中国签署《京都议定书》之后,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得到国内****的重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自2000年开始资助人文地理****开展气候变化的相关研究。在2009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化峰会之后,资助项目数出现爆发式增长,至2013年达到高峰24项,此后有所下降,但在2015年中国签署新的气候协议《巴黎协定》之后,2017年资助数再次出现增长（图2）。这一方面体现地理学对国家重大需求的及时响应,另一方面表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把握学术前沿和时代背景,促进学科新生长点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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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Number of NSFC proposals on climate change in research areas of human geography and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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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7年底,在人文地理学申请框架内（含区域可持续发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资助165项气候变化研究项目,资助金额7252万元。其中,经济地理和城市地理是人文地理学研究气候变化的两个主要分支方向,区域可持续发展方向也有较大部分项目关注经济和城市方面的议题（表7）。人文地理****主要从两个视角介入气候变化研究：一是研究气候变化的效应与人类的认知和适应行为;二是从气候保护政策出发,研究碳排放、碳减排和低碳相关研究议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推动了各分支学科从不同的视角和侧重点介入这些议题,主要包括：① 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碳排放的核算、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低碳经济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以及碳减排的区域配额、碳交易和碳减排路径。此外,碳减排目标下的环境规制对经济空间格局产生的影响也使环境经济地理学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② 城市地理学主要研究城市形态、空间结构、居民出行模式对碳排放的影响,探索低碳导向下的城市空间模式。③ 社会文化地理学主要研究旅游业的碳排放测度以及气候变化对旅游时令变化的影响和人类的适应行为。④ 乡村地理学主要研究气候变暖对粮食产能、作物种植的影响,以及农户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与适应的行为模式。⑤ 区域可持续发展方向下的气候变化研究基本涉及上述研究议题,但主要关注两点：一是研究水文、湖泊、土地覆被、农业等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和适应,研究偏自然地理和环境科学方向;二是研究碳排放机理、碳交易、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等经济地理议题。研究成果为中国低碳经济、低碳城市建设和制定气候变化适应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Tab. 7
表7
表7人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方向获得的气候变化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Tab. 7Number and funding amount of NSFC proposals on climate change for sub-disciplines of human geography
| 分支学科 | 经济地理 | 社会文化地理 | 城市地理 | 乡村地理 | 人文地理 | 区域可持续发展 | 合计 |
|---|---|---|---|---|---|---|---|
| 资助项目数(项) | 35 | 16 | 25 | 3 | 79 | 86 | 165 |
| 资助金额(万元) | 1658 | 871 | 1022 | 166 | 3717 | 3535 | 72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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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对中国人文地理学而言还是一个方兴未艾的领域,目前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持续资助并长期从事气候变化的人文地理研究队伍还未成形,毕竟60%的项目在近5年才启动。尽管如此,由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和华东师范大学的王铮率领的团队是一支主要的研究力量。2007年以来,王铮团队主要在6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持续资助下,在全球气候保护合作方案、中国碳排放估算和峰值预测、碳减排方案和碳交易模拟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王铮团队通过模型分析认为,在当前技术进步速率下中国将在2040年达到碳排放高峰[49];在最优增长路径条件下,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在2031年达到高峰[50]。在比较国内外多种碳减排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合理的基于帕累托改进的全球碳减排合作方案[51]。为中国在国际上的气候变化和碳减排方案谈判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3.5 顺应社会需求和学科发展潮流,推动社会、文化地理学建立和发展,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地理学理论
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的发展主要受到两股力量的影响。一方面,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社会问题逐渐显露,社会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政治、社会、文化要素成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主题。另一方面,在后现代主义和批判主义哲学思想潮流下,近20年西方人文地理学经历了“文化转向”,更加关注社会、文化议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顺应学科发展的“内外”动力,自2008年起在人文地理学申请框架内设立社会、文化地理学申请代码,为该研究方向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以社会、文化地理为研究方向的资助项目数从1990-1994年的7项上升至2010-2014年的77项（图3）。截至2017年底,共资助了197项社会、文化地理研究项目,资助金额7943万元。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1990-2017年社会、文化地理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的变化
-->Fig. 3The change of the number of NSFC proposals on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ies during 199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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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地理研究项目主要在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典型社会空间（跨国移民区、流动人口聚居区、贫困社区、老龄化社区等）形成与演化、社会空间重构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第一个社会地理研究项目是西安外国语大学王兴中负责的“西安经济区域中心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式研究”,此后持续资助其开展了中国城市生活空间和商娱场所微区位研究,使其完成了《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中国城市生活空间结构研究》和《中国城市商娱场所微区位原理》三部曲,揭示了居住空间结构模式、日常生活行为规律与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划分的原理,构建了城市社区体系生活质量的评价框架,为中国社区规划提供了理论基础。吴传钧先生对王兴中的研究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构筑了中国城市社会地理学的理论框架,填补了这一空白领域,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52]。
社会地理学的另一支主要研究力量是中山大学李志刚（现任职武汉大学）和何深静（现任职香港大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从青年基金、面上项目到优秀青年基金给予了大力支持（表8）。资助李志刚对广州黑人社区、新移民社区、保障房社区的社会分异、隔离与融合开展研究,揭示了制度、市场和社会网络因素对典型社会空间分异和融合的影响机制[53,54]。资助何深静对广州、上海城市更新改造引发的社会阶层更替（即绅士化）开展研究,揭示了中国大城市绅士化的类型、过程、动力和社会空间效应,解释了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重构背后的政府、市场和社会因素[55,56]。李志刚和何深静的研究接轨国际前沿,在国际高水平刊物发表了大量成果,成为国际上研究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的代表人物[4]。
Tab. 8
表8
表8王兴中、李志刚、何深静获得的社会地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Tab. 8Number and funding amount of NSFC proposals on social geographies directed by Wang Xingzhong, Li Zhigang and He Shenjing
| 负责人 | 项目类别 | 资助项数(项) | 资助金额(万元) |
|---|---|---|---|
| 王兴中 | 面上项目 | 3 | 49.5 |
| 李志刚 | 青年基金、面上项目、优秀青年基金 | 5 | 309 |
| 何深静 | 青年基金、面上项目、优秀青年基金 | 4 | 2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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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文化地理学发展的推动主要沿着两条线,支持形成三支主要的研究力量（表9）。第一条线是顺应国际上新文化地理学的兴起,推动中国文化地理研究的转型和拓展。早期中国文化地理学以研究地域文化景观（如人才、聚落、地名、书法）的类型、分布、形成和演变为主,被称为传统文化地理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第一个文化地理学项目是中山大学司徒尚纪负责的“广东文化地理研究”,此后陆续资助北京大学邓辉、复旦大学张伟然、衡阳师范学院刘沛林开展了中国其他主要区域文化特质、形成和演变的研究。进入21世纪以后,除了一些****延续传统文化地理研究以外,大部分****转向以研究文化的社会性和空间性、探索文化景观背后的意义（价值观、权力关系等）为主的新文化地理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新文化地理学项目从1990-2000年的0项增长至2001-2017年的89项,而同时期资助的传统文化地理项目仅从11项增长至18项。最主要的表现是司徒尚纪的学生朱竑（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在2006年完成青年基金项目“海岛型区域文化的形成及发展研究”这一传统文化地理课题后,在面上项目“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城市文化发展演进的地理学解读”、“转型时期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地方感与文化身份认同研究”和重点项目“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移民的人地互动与地方协商研究”的连续资助下,全面转向新文化地理研究。目前形成的两支主要的新文化地理研究力量,一支是由朱竑带领的以研究移民身份认同、地方感、社会建构、文化政治等为主的团队,近年来在国际高水平杂志发表了研究成果。另一支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周尚意带领的以研究城市文化空间演替、地方性建构和城市移民的文化适应为主的团队。研究从文化批判的视角阐释了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人地关系重构背后的文化和政治意义。
第二条线是推动传统文化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及应用转化,主要研究力量是衡阳师范学院的刘沛林（表9）。2001年刘沛林获得第一个国家基金项目,开展中国南方传统聚落景观的研究,此后在“中国传统聚落景观群系及其景观基因图谱研究”和“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镇景观的个性化保护与GIS管理”2个面上项目的资助下,将生物学的“基因分析法”和地理信息科学的GIS技术引入传统聚落景观和乡村文化景观研究中,提出景观基因的概念、识别方法以及基于GIS的村镇个性化保护模式,提出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区划的方法[57],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留住乡愁”的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Tab. 9
表9
表9主要团队获得的文化地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Tab. 9Number and funding amount of NSFC proposals on cultural geographies for main research teams
| 研究团队 | 项目类别 | 资助项数(项目) | 资助金额(万元) |
|---|---|---|---|
| 朱竑 | 青年基金、面上项目、重点项目 | 4 | 372 |
| 团队主要成员 | 青年基金、面上项目 | 11 | 310 |
| 周尚意 | 面上项目 | 4 | 188 |
| 团队主要成员 | 青年基金、面上项目 | 2 | 98 |
| 刘沛林 | 面上项目 | 3 | 128 |
| 团队主要成员 | 面上项目 | 2 | 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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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学科人才培养的推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过设立青年基金、面上项目、重点项目以及优秀青年基金、****基金等不同类型的项目,培养学科人才的梯队结构。从直观的角度看,自然科学基金对人才培养的作用体现在资助项目负责人开展研究,使其在某个研究领域成长壮大。1986-2017年共资助和培养了1746位人文地理学项目负责人（含区域可持续发展）,包括重点项目负责人37位,面上项目负责人720位,青年基金项目负责人988位,地区项目负责人207位（表10）。项目负责人在执行项目过程中,通过完善学科知识、提升学科价值起到吸引更多人才加入本学科的间接作用,同时也直接培养了项目参与人员,在其所属研究领域建立起专门研究队伍,起到壮大学科人才队伍的作用。下面通过两个案例,从负责人和参与人关系的角度来论述自然科学基金对人才培养的作用。与上一节对学科主要研究力量的分析不同,本节对研究队伍的分析是从人才成长和学术传承的角度来展开。Tab. 1
表1
表1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人文地理学研究项目负责人
Tab. 10 Number of principal investigators of NSFC proposals on human geography
| 申请框架 | 负责人 总数 | 负责人 所在机构数 | 重点项目 负责人数 | 面上项目 负责人数 | 青年基金 负责人数 | 地区基金 负责人数 |
|---|---|---|---|---|---|---|
| 人文地理学和区域可持续发展 | 1746 | 356 | 37 | 720 | 988 | 207 |
| 人文地理学 | 1285 | 273 | 21 | 559 | 734 | 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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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案例是城市地理学领域以城市化和城市体系为研究方向的北京大学周一星团队。周一星在主持完成3个有关城市化的面上项目之后,于2003年承担重点项目“中国的城市变化及其自组织的空间动力学”。在该项目带动下,周一星培养了陈彦光、冯健、王茂军、郑国和于海波等新生科研力量,他们后来陆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从不同方面丰富中国城市化和城市体系研究（图4）。陈彦光在3个面上项目的资助下,致力于从数学模型和概念理解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组织系统。冯健在2005年获得青年基金资助后,连续获得2个面上项目资助,致力于从郊区化和社会空间的视角理解中国城市化的过程和结果。王茂军在2006年获得青年基金后,连续获得3个面上项目资助,致力于从全球化的视角研究中国城市网络的结构和机理。与此同时,他们逐渐建立自己的团队,在项目资助下培养更年轻的研究力量。例如,王茂军于2005年在周一星指导下完成博士学业之后,在首都师范大学初步建立了一支研究队伍,其2010年第一个面上项目的参与人蔺雪芹在2011年获得青年基金的资助,开展北京郊区经济研究。可见,在重点项目带动下,周一星培养了研究中国城市化和城市体系的专门研究队伍,并带动其他研究机构的发展。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基金项目带动下的人才培养：周一星团队案例
-->Fig. 4Talent training promoted by NSFC: The case of Zhou Yixing research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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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案例是经济地理学领域以中国农户地理为研究方向的河南大学李小建团队。2005年以前,李小建在3个面上项目的支持下主要从事外资企业地理研究,此后在重点项目“农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下的中部农区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的资助下,转向具有河南省地域特色的农区地理研究。在该项目带动下,苗长虹、覃成林、乔家君、高更和、樊新生和李二玲等学术力量形成集聚（图5）。其中,乔家君、高更和、樊新生和李二玲均沿着农户地理的方向,从不同方面丰富农区经济地理研究。乔家君在2008年获得青年基金后,获得2项面上项目的资助,致力于研究专业村的空间集聚。高更和在2项面上项目的资助下,致力于研究农民工外出务工与回流的区位模式。樊新生在青年基金、面上项目的资助下,致力于研究农户生计模式。李二玲在2项面上项目的支持下,致力于研究农区产业集群与创新。同样地,他们在项目资助下逐渐组建自己的团队,成长为区域性的学科带头人。例如,乔家君是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高更和是河南省地理学重点学科带头人。可见,在重点项目支持下,李小建建立了一支稳定的具有地域特色的中国农户地理专业研究队伍,推动河南大学和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发展成为中国农户经济地理研究的中心。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基金项目带动下的人才培养：李小建团队案例
-->Fig. 5Talent training promoted by NSFC: The case of Li Xiaojian research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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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培养专门研究领域的领军人才,建设专业领域人才队伍,推动科学进步与学术传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不同领域项目的资助,推动学科人才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文地理学人才队伍的分布格局。当然,国家其他部委的科技计划、地方政府以及研究机构自身的投入也对人文地理学人才发展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5 结语
30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中国人文地理学的蓬勃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支持和引导作用,主要表现在：① 推动人文地理学自由开展基础研究,接轨和对话国际前沿,努力探索具有全球视野又立足本土的学科理论体系;② 推动人文地理学服务不同时期国家发展战略需求,支持其在城镇化、工业化、可持续发展、全球化、气候变化、社会治理等国家经济社会重大发展领域发挥实践指导作用,提升学科的应用价值和地位;③ 推动人文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支持空间数据获取技术、空间分析方法在人文地理研究中的应用,不断推进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综合研究;④ 培育学科在新时代下出现的生长点,如新文化地理、对外投资和贸易地理、地缘政治、低碳经济等,支持学科研究范畴的拓展,不断推动学科研究体系与时俱进;⑤ 促进学科基本人才队伍结构的建设,培养形成稳定的、有影响力的专攻特定领域的研究团队,起到传承学术、激发创新的作用。我们看到,在国际社会科学思潮影响下,中国人文地理****始终坚持在自然地理科学基础上开展人文—经济系统的研究,这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地理学的综合性。当然,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人文地理学在理论创新、前沿探索、国际引领等方面还存在提升的空间[58,59]。中国拥有全球范围内独特而鲜活的人文地理现象,是探索人地关系理论的理想场所。我们期盼在自然科学基金的引导和支持下以及学科共同体的努力下,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成为符合中国国情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地理科学。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