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大道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its changes of population on the two sides of Hu Line
LIJiaming, LUDadao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6-10-28
修回日期:2016-01-8
网络出版日期:2017-01-20
版权声明:2017《地理学报》编辑部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
-->
展开
摘要
关键词：
Abstract
Keywords：
-->0
PDF (4164KB)元数据多维度评价相关文章收藏文章
本文引用格式导出EndNoteRisBibtex收藏本文-->
1 前言
1935年著名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依据中国县级单元的人口疏密状况,提出了从黑龙江瑷珲（现黑河）到云南腾冲的人口地理分界线,即著名的“胡焕庸线”,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的巨大空间分异。胡焕庸线以东的中国东南半壁,面积约占全国的36%,而当时人口却占全国96%;以西的西北半壁面积占全国64%,而当时人口仅占全国4%。这是学界首次关注中国人口分布呈现的东南地狭人稠、西北地广人稀这一显著空间差异,意义重大。胡焕庸线研究成果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1-2]。1990年,胡焕庸先生利用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比较了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状况,结果表明,尽管新中国成立后,西部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是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的人口比重变化不大[3]。不少****陆续对胡焕庸线开展了深入的持续的研究和探讨。葛美玲等[4]对比了2000年与1935年的人口分布,认为胡焕庸线基本保持不变,两侧人口比重的细微变化主要是由国土面积的变化引起的（1935年外蒙古仍属于中国）;戚伟等[5]利用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对胡焕庸线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胡线两侧人口比重基本保持稳定。也有****利用人口密度、土地利用、夜间灯光数据、洛仑兹曲线等对中国人口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结果也证明了中国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是较为稳定的[6-10]。一些研究针对胡线两侧的地级城市尺度人口流动特征[11]、少数民族分布及其变动特征[12]、县域人口空间分布特征等开展了细致研究[13]。近几年来,胡焕庸线这一规律性成果更是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也在社会上引起了“是否应该突破”、“如何突破”等热议。丁金宏等[14]组织召开了跨学科对话的会议,开展了经济战略与地理约束等的深入讨论;王铮[15]深入分析了地理本性与胡焕庸线的打破及突破等问题;朱宝树[16]估算分析了东中西部人口净迁移流量,认为胡焕庸线存在破与不破的两难境地,主要在于人口东迁难以突破性逆转;王开泳等[17]经过分析认为要树立理性思维,稳妥有序推进城镇化进程,不断优化城镇化的空间分布格局。针对该问题讨论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是陆大道院士牵头、国内知名中青年地理****联合开展的热烈讨论和争鸣,受到了新华社等主流媒体的关注,总体上认为胡焕庸线的稳定性将长期存在[18],分析和提出了胡焕庸线“不破”和总理之问“有解”的特点及其背后自然地理因素影响机制,以及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总体思路与分布格局[19],基本上较为全面的回答了这一疑问。尽管已有研究成果充分表明全国尺度上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格局保持稳定,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在中观和微观尺度上人口空间分布也没有发生变化,事实上在西南和西北半壁内部的人口布局特征正在不断演化,而这种尺度上的空间分布演进变化可能会影响到宏观尺度分布特征。本文将尝试从两侧区域的整体差异性入手,主要借助地理探测器这一空间异质性分析工具,对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的异质性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究和讨论,有利于从不同空间尺度加深对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特征认识与理解。
2 数据和方法
2.1 研究数据
人口分布显然是胡焕庸线研究的核心,本文的分析主要以第一、三、四、五、六次人口普查分县人口数据为基础。尽管缺失第二次人口普查数据,但对5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已经可以反映建国以来各时期中国人口的分布状况及其变化趋势。基础空间数据采用国家地理信息中心提供的2002年全国分县数据,考虑到行政区划的调整,对各时期的人口数据也进行相应的合并和调整,使各时期数据具有可比性。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人口空间变化的原因和机制,本文还进一步收集了人均GDP、粮食产量、从业人员等社会经济数据以及高程、地形地貌、干湿分区等自然环境数据,两大类数据分别来源于各年份的地方统计年鉴和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2.2 研究方法
本文重点采用地理探测器这一空间异质性分析的软件和方法,对胡焕庸线两侧不同时期中国人口的整体差异性及其变化进行分析;然后,应用基尼系数、概率累积分布和局部Moran's I等方法研究不同时期两个区域内部人口分布特征,以反映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差异性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最后,再次使用地理测器探究各类自然和人文要素对中国人口分布的影响及不同时期各类要素作用强度的变化趋势。（1）地理探测器
该研究方法是由王劲峰研究团队提出并不断完善（http://geodetector.org/）,主要用于探测地理要素的差异性及其对研究对象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20]。该方法不仅应用在地震风险评估、作物种植以及环境健康等自然环境方面的研究[21-23],也可以较为广泛的应用在城镇化、人居环境等社会经济研究之中[24-25]。
目前,该方法大量的被应用于影响因素和机制的研究,而其对于地理空间的分异性的测度则相对较少。空间分异性和空间自相关是环境和地理现象的两个主要特征。地理探测器对于分异性的测度可以用来分析地理空间各类型区之间的整体差异性。具体来说,当各类型区内部各基本单元是完全均质的,而各类型区之间又各不相同时,分层异质性强度为1;而各类型区内不同类型基本单元都是随机分布的,则分层异质性强度为0[26]。
该方法分析的影响要素变量都是类型变量。这一特点对于自然要素的分析十分重要。因为,自然要素通常是按类型进行划分的定性指标,如干旱区、半干旱区等,是类型变量而非数值变量。在通常的回归分析模型中,使用过多的类型变量将使分析困难。因此,地理探测器更适用于自然环境等以定性的类型变量为主的研究和分析。地理探测器的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q为人口规模空间分异影响因素探测力指标;Nh为次一级区域样本单元数;N为整个区域样本单元数;L为次级区域个数;σ2为整个区域人口规模的方差;
（2）累积分布函数（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CDF）
该函数是概率分布函数的积分,表示在一个数据集中,小于等于某一数值的所有数据的概率分布,能够更加直观的显示数据的分布状况,公式如下：
本文中,首先将城市按人口规模排序,然后计算各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最后采用累积分布函数进行分析,可以得到某一百分位上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下文将对胡焕庸线两侧区域不同时期的人口分布状况进行研究,通过人口在空间中集疏变化,揭示两侧区域整体异质性变化的原因。
（3）局部Moran's I
该方法能够通过Moran显著性地图直观的反映人口在空间中的分布状况,按局部空间自相关类型将区域单元划分为高—高、低—低、高—低、低—高4种类型,明确人口集疏的空间区位,有利于更加准确的分析异质性及其变化的成因。局部Moran's I统计量的具体形式如下：
式中：xi、xj分别为空间单元i和j的观测值,在本文中为各城市中的总人口;n为县级城市数量。
3 胡焕庸线微调整后两侧人口的分异性检测
人口统计数据结果再次表明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总体份额在过去80多年中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整体上保持了94:6的大致比例（表1）。将各年份人口按倒序排列,累积人口达到94%的城市在中国国土空间中的分布如图1所示,大多数人口较多的城市都集中在东南半壁,与胡焕庸线基本吻合,胡焕庸线以东人口比重较小的城市集中在山西和陕西,而以西人口比重较大的集中在甘肃和新疆。从历次人口普查的变化来看,第一次人口普查与此后普查结果有一定差异,主要是第三次及以后各次普查结果显示,东北地区如牙克石和西北地区如克拉玛依等都有一些城市人口比重有所增加,此外历次普查中东南半壁也都有一些城市人口比重较低,但是2010年这一现象更为明显,福建北部和贵州东部等出现了较为集中的人口比重较低的城市（图1）。Tab. 1
表1
表1不同时期中国胡焕庸线两侧区域人口分布变化
Tab. 1The demographic changes on both sides of Hu Line in different periods
| 年份 | 东南半壁 | 西北半壁 | |||||
|---|---|---|---|---|---|---|---|
| 总人口(亿人) | 份额(%) | 人口密度(人/km2) | 总人口(亿人) | 份额(%) | 人口密度(人/km2) | ||
| 1953年 | 5.71 | 94.80 | 139.51 | 0.31 | 5.20 | 5.83 | |
| 1982年 | 9.45 | 94.23 | 230.25 | 0.58 | 5.77 | 10.82 | |
| 1990年 | 10.64 | 94.13 | 259.00 | 0.66 | 5.87 | 12.40 | |
| 2000年 | 11.67 | 93.89 | 283.98 | 0.76 | 6.11 | 14.18 | |
| 2010年 | 12.49 | 93.68 | 303.92 | 0.84 | 6.32 | 15.72 | |
新窗口打开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不同时期中国人口累计达到94%的县(区)分布
-->Fig. 1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unties with population cumulative reaching 94% in different periods
-->
因此,从东南和西北两壁的总体规模来看,胡焕庸线所揭示的人口分布规律在历次人口普查中都较为稳定,与多数研究结果一致。但是,严格从空间统计学意义上讲,这条线是否是识别东西两侧的理论上的最佳分界线?也就是测算这条线两侧人口分布的空间异质性是否是最大值,还有待更为严格的统计学检验。本文以分层异质性为依据,在空间统计意义上检验胡焕庸线作为东西两壁人口分界线的空间位置是否最优。首先将城市按人口规模降序排列,然后把人口累计达到94%的城市进行标识（图1）,发现不同时期的变化主要在中国的东北部地区,西南地区基本保持不变。因此,本文设定以下3种情形：以云南腾冲为轴心,将胡焕庸线逆时针旋转10°（即向北偏转10°）和顺时针旋转10°（即向南偏转10°）形成两条参照线,并与原始胡焕庸线作对比,分析这3条线在历次人口普查结果中的分层异质性。结果显示,胡焕庸线向北偏转10°后,两侧区域的分层异质性更小;胡焕庸线顺时针旋转10°（即向南偏转10°）后,分异性在1953年、2000年和2010年3个年份增加,而在1982年和1990年则更小。这表明胡焕庸线在一些年份仍然优化的可能,即能够使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在两侧区域之间差异明显而各自内部人口较为均质,从而更加准确的反映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集疏特征（表2）。
Tab. 2
表2
表2胡焕庸线及其调整后的分层异质性q值
Tab. 2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 between Hu Line and adjusted Hu Line
| 1953年 | 1982年 | 1990年 | 2000年 | 2010年 | |
|---|---|---|---|---|---|
| 胡焕庸线 | 0.097 | 0.121 | 0.102 | 0.023 | 0.022 |
| 胡焕庸线偏移10(向西北) | 0.086 | 0.105 | 0.090 | 0.019 | 0.018 |
| 胡焕庸线偏移-10°(向东南) | 0.119 | 0.077 | 0.062 | 0.027 | 0.025 |
新窗口打开
4 胡焕庸线两侧分异性的具体分析与空间集聚特征差异
从历次人口普查来看,胡焕庸线两侧人口的分异性（q-值）总体呈现不断降低的趋势,特别是2000年以后,分异性明显低于以前各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这样的结果表明中国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的人口分布格局有逐渐趋同的趋势,2000年以后这一趋同的状况愈发明显。从各城市人口累积分布的分析结果来看,造成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格局差异性总体上不断降低的原因是东南半壁人口格局主要是由均衡状态向集聚状态转变,而西北半壁的人口集聚态势则有所减弱（图2）。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不同时期中国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人口累积分布对比分析
-->Fig. 2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southeastern and northwestern sides in different periods
-->
具体来说,东南半壁人口规模在前百分之五的城市,其人口总量占东南半壁所有城市总人口的比重在1953年、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分别为18.10%、16.00%、16.44%、33.40%和33.54%。前百分之十的城市人口占比也是相同的状况,在经历了1953-1982年的下降后（分别为29.06%和26.21%）,也开始稳步增长,尤其是1990-2000年间,人口占比由26.55%快速增长到42.64%。从各组别城市人口占比的变化来看,前百分之五的城市人口总量的占比增加最为明显,2010年前百分之五城市的人口占比是1953年的近2倍,除前百分之十的城市外,其他各组城市总人口占比都明显下降（图3）。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不同时期中国东南半壁人口分布状况及其变化趋势
-->Fig. 3The demographic changes on the southeastern side of Hu Line in different periods
-->
与东南半壁不同的是,西北半壁前百分之五的城市人口占比在23%左右上下小范围的浮动,没有出现大规模上升的状况（5个年份的比重分别为22.71%、21.32%、22.38%、23.44%和22.79%）,前百分之二十的城市人口总体占比甚至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降低。西北半壁其他组别的城市人口占比都不同程度有所增加,后百分之五十的城市占比增长更为明显,从1953年的12.92%,增加到2010年的14.72%,期间仅2000年略有下降（图4）。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不同时期中国西北半壁人口分布状况及其变化趋势
-->Fig. 4The demographic changes on the northwestern side of Hu Line in different periods
-->
就空间集聚特征和具体城市而言,1953年东南半壁人口在安徽、山东、江苏、四川、重庆以及湖南和湖北中部等多个地区都相对较为集中,此后人口集中分布的区域范围不断缩小,到2010年人口较为集中的区域已经集中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少数大城市及周边较小的范围（图5）。而西北半壁人口集中区域范围在不断扩大,但不同时期扩张的区域有所差异,2000年之前主要是围绕兰州、西宁、银川以及呼和浩特附近区域扩张,而2000年之后新疆克拉玛依以及南疆地区也出现了人口较为集中的区域（图6）。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不同时期中国东南半壁人口集聚模式变化趋势
-->Fig. 5The changes of agglomeration pattern on the southeastern side of Hu Line in different periods
-->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6不同时期中国西北半壁人口集聚模式变化趋势
-->Fig. 6The changes of agglomeration pattern on the northwestern side of Hu Line
-->
基尼系数的分析结果更加清晰的表明了人口格局的变化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南半壁人口在各个城市中的分布是较为集中的（基尼系数0.408）,但是到改革开放前人口不断趋于均衡（基尼系数下降到0.370）,甚至到1990年之间依然延续了这一趋势（基尼系数进一步下降到0.367）,但是之后的10年中人口迅速向少数大城市集中（基尼系数大幅提升到0.508）,2000年以后也保持了这样的集聚状态;而西北半壁则是集中在少数城市的人口不断向其他城市转移和扩散的趋势（表3）。
Tab. 3
表3
表3胡焕庸线两侧地区人口基尼系数变化趋势
Tab. 3The changes of demographic Gini coefficient on both sides of Hu Line
| 1953年 | 1982年 | 1990年 | 2000年 | 2010年 | |
|---|---|---|---|---|---|
| 东南半壁 | 0.408 | 0.370 | 0.367 | 0.508 | 0.508 |
| 西北半壁 | 0.546 | 0.480 | 0.466 | 0.473 | 0.458 |
新窗口打开
已有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过程。如葛美玲等[4]对2000年人口分布的研究表明在东南半壁,人口密度超过500人/km2的人口密集区,在东南部占总人口规模的48.16%,而密度在10~100人/km2人口集聚度相对较低的区域,其占比仅为5.96%;但是就西南半壁来看,人口密度超过500人/km2的人口密集区,占其总人口规模的13.85%,而人口集聚度相对较低的区域,其占比则高达39.15%。戚伟等[5]的研究也表明1982-2010年东南半壁人口负增长的区域快速增加,而人口增长的区域却在减少,呈现明显的马太效应;而西北半壁人口正增长区的面积规模要显著高于负增长区,呈现相对均势的状况。陈明星等[19]对1953-2010年间人口密度空间格局变化的分析也表明,东南半壁人口快速向少数人口密集的区域集中。这些从人口密度、土地面积以及人口份额等角度的研究都表明,中国人口分布出现东南半壁不断极化,而西北半壁则一定程度上走向分散。
5 人口空间分布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胡焕庸先生在1990年《中国人口的分布、区划和展望》一文中已经指出人口分布受到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历史条件3个方面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通过对干旱/湿润分区、高程、地形地貌、人均GDP、从业人员、每万人拥有医生数量、人均粮食产量、工业化水平以及少数民族人口比重9个指标的定量分析,探究自然、经济与社会历史三大类因素对于人口分布的影响。这里再次应用地理探测器对影响中国人口分布因素的空间异质性进行测算,进而揭示人口空间分布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自然环境类因素包括干旱/湿润分区、高程和地形地貌3个指标;干湿分区依据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对全国干湿状况的划分,分为干旱、半干旱、半湿润、湿润/半湿润、湿润五大类型区;高程依据中国三大阶梯进行划分,具体参考蒋捷等[27]的划分标准,海拔600 m以下为一级阶梯,海拔600~2600 m之间为二级阶梯,海拔2600 m以上为三级阶梯;地形地貌依据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对全国地形地貌的划分,将26个地貌类型综合为平原、台地、丘陵、山地4种类型。经济发展类因素包括人均GDP、从业人员、每万人拥有医生数量、人均粮食产量和工业化水平5个指标。人均G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从业人员表示地区吸纳就业的能力,每万人拥有医生数量代表了地区公用服务设施水平,人均粮食产量代表一个地区供养人口的水平,工业化水平代表了产业结构及发展阶段。各时期的人均GDP、从业人员规模、每万人拥有医生数、人均粮食产量5个指标均按自然断裂点法分为5类;工业化水平则参考库兹涅茨的产业结构三阶段理论,将中国工业化水平划分为工业化前期、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5个阶段[28];社会历史类因素选取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作为表征。本文按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对地区进行划分,以10%和30%为分界值,将全国地区分为3类。
随着中国科学技术水平快速提高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改造和适应能力显著增强,市场也逐步成为支配经济活动的主要力量,同时经济发展也会引起地区社会结构等发生变化,这些都使得影响中国人口分布格局的主要因素及驱动力不断变化。本文通过各表征指标相对重要性的变化,反映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社会历史3类因素对人口分布影响强度变动,进而揭示导致胡焕庸线两侧区域整体差异性降低的作用机制。总体来看,自然环境类因素和历史社会类因素对于中国人口分布的相对影响不断降低,而经济发展类因素则不断增强,这一结果符合本文的总体预期。1953年3个自然类因素的总体影响力（q值为0.3132）明显高于经济发展类因素（q值为0.2428）,到1990年是两类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就十分接近（q值分别为0.3239和0.3225）,2000年以后经济发展类因素对人口分布的影响力就超过了自然环境类因素（表4）。
Tab. 4
表4
表4不同时期三大类影响因素作用强度(地理探测器q值)的变化趋势
Tab. 4The changes of relative effect of three categories of factors
| 年份 | 自然环境类因素 | 经济发展类因素 | 社会历史类因素 |
|---|---|---|---|
| 1953年 | 0.313 | 0.243 | 0.061 |
| 1982年 | 0.383 | 0.314 | 0.091 |
| 1990年 | 0.324 | 0.323 | 0.064 |
| 2000年 | 0.094 | 0.101 | 0.017 |
| 2010年 | 0.094 | 0.139 | 0.0169 |
新窗口打开
具体来说,多数经济发展类因素的相对影响呈现较为明显增强趋势,而仅少数自然类因素相对影响略有提升（表5）。一方面,表征发展水平的人均GDP、表征产业发展阶段的工业化水平和表征公共服务水平的万人拥有医生数3个指标对于中国人口分布的影响尽管有一定的波动但整体上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人均GDP和工业化水平两个要素的变化趋势十分一致,改革开放之前和初期影响力都较弱,20世纪90年代影响力开始提升,2010年成为两个十分重要的要素;而万人拥有医生数的影响力则是到2010年才有显著提升,之前其相对影响一直很低,这样的结果表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经济发展对于人口的吸引力不断增强,从而显著的影响了中国的人口空间格局,而且从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对人口分布影响的先后顺序来看,只有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公共服务才会对人口分布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另一方面,不是所有的自然要素的影响力都是不断降低的,地形地貌的相对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出现一定的提升,超过了干旱或湿润气候条件的影响。三大类影响因素中都有一些要素对于人口分布的相对影响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表5）。如自然因素中的干湿分区对于人口分布的相对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是仅次于高程的第二大要素,但是之后其影响力快速降低;经济发展因素中,从业规模的相对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甚至2000年以前都是各经济发展要素中最高的,2000年以后出现显著降低,其相对影响也低于人均GDP和工业化水平;表征历史社会因素的少数民族占比也有同样的趋势,在改革开发之前和初期阶段对于中国人口分布具有一定影响力,但是2000年以来成为各要素中影响力最低的。自然因素中以三大阶梯为表征的高程,其对中国人口分布的影响力尽管由于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改革不断下降,但是长期以来一直稳定的作为影响中国人口格局最重要力量,表明尽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约束越来越小,但是一些大的自然环境条件依然对于人口分布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表5）。
Tab. 5
表5
表5不同时期各因素作用强度(地理探测器q值)的变化趋势
Tab. 5The changes of relative effect of factors in different periods
| 年份 | 干湿分区 | 高程 | 地形地貌 | 人均GDP | 从业人员 | 每万人口拥医生数 | 人均粮食 产量 | 工业化 水平 | 少数民族 人口占比 |
|---|---|---|---|---|---|---|---|---|---|
| 1953年 | 0.097 | 0.155 | 0.062 | 0.053 | 0.086 | 0.036 | 0.020 | 0.047 | 0.061 |
| 1982年 | 0.117 | 0.194 | 0.072 | 0.044 | 0.101 | 0.071 | 0.086 | 0.012 | 0.091 |
| 1990年 | 0.096 | 0.163 | 0.065 | 0.072 | 0.104 | 0.039 | 0.039 | 0.070 | 0.064 |
| 2000年 | 0.023 | 0.045 | 0.026 | 0.026 | 0.028 | 0.018 | 0.030 | 0.026 | 0.017 |
| 2010年 | 0.022 | 0.044 | 0.028 | 0.038 | 0.024 | 0.025 | 0.020 | 0.031 | 0.017 |
新窗口打开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整体上经历了经济发展对人口的吸引力由弱转强而自然环境、社会历史及制度等约束则是由强转弱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对于中国人口分布的相对影响迅速提升,与上节分析中东南半壁人口快速向长三角、珠三角等少数地区是比较吻合的。而与此同时自然环境对人口分布约束的下降,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克拉玛依等一些自然承载力较低的城市能够快速的扩张。制度约束的减弱使得人们能够自由的流动,不再束缚于特定的岗位,而可以追求更高的收入,导致人均GDP相对影响力的上升和从业人员规模的下降。
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导致了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格局在相同的发展环境下朝相反的两个方向转变。20世纪90年代以前,在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约束下,使得东南半壁人口趋于均衡,而西北半壁更加集中。① 严格的户籍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解决城市大量的失业工人,政府积极推动失业人口到农村从事生产劳动;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为了进一步控制农村人口大规模的向城市流动,中国建立了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限制的人口向城市集中。同时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上山下乡”运动,使得大量城市人口向农村转移。人口向农村转移的前提条件是有足够的耕地,东南半壁自然条件较好,可开垦土地较多,因此承接了大量的城市转移人口,导致人口在空间上的均衡化;而西北半壁大片的荒漠等,不适于耕作开垦,因此难以承载大量的转移人口。② 中国长期以来“限制大城市,鼓励中小城市发展”的城市建设导向也促进了东南半壁的人口均衡化。20世纪80年代开始提出“限制大城市,鼓励中小城市发展”的城市建设导向,并载入了1989年颁布的《城市规划法》中,限制了大城市的发展,促进东南半壁城市间、区域间趋于均衡。而西北半壁城市规模普遍不大,因此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③ 重工业化的经济发展策略推动了西北半壁人口的集中。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一直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重工业的发展对于矿产资源的依赖性很强,因此,国家在西部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集中建设了一批以资源型工业为主的城市,推动人口大规模向这些矿业城市集中。而在东部地区由于重工业吸纳就业能力较差,促使人口进一步向农村转移。户籍制度、城市发展导向和重工化优先发展的战略等导致中国城镇化长期落后于工业化。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在经济吸引力的增强而其他各方面约束的减弱,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东南半壁人口开始不断集聚,而西北半壁由于矿业城市的衰落以及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使得人口逐步趋于均衡。
6 结论与讨论
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提出的从黑龙江瑷珲（现黑河）到云南腾冲的人口地理分界线,揭示了中国人口东密西疏的特点。本文主要采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对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异质性特征、空间集聚模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结果表明：（1）胡焕庸线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人口分界线,其揭示出的东密西疏人口分布规律及其两侧人口大致94:6的比例,经历80多年来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变化,仍基本保持稳定。这一规律性现象得到了充分证实。然而,从空间统计学分异特征来看该人口分界线可进一步优化调整,在1953年、2000年和2010年向东南方向偏转能够使两侧区域内部各城市之间人口规模更趋均质,从而使两侧区域整体差异性更大。
（2）基于地理探测器q-值结果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东西两侧人口分布的整体差异性趋于下降,两侧内部人口集聚模式发生着明显变化。东南半壁人口分布由改革开放之前和初期的相对均衡状态,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迅速转变为以长三角、珠三角等少数区域为中心的集聚模式;西北半壁人口分布则由于克拉玛依等一些新兴城市的发展,使得人口集聚程度有所下降。人口基尼系数和累积分布函数的定量分析也都验证了这一变化过程。
（3）从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看,经济发展类因素对于人口空间分布影响不断增强,而自然环境类、社会历史类因素影响降低,以及制度等约束在减弱。可能的原因是交通技术、信息化等条件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或降低了自然地理要素影响。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自然类要素对人口分布影响逐渐下降,但是自然地理的三大阶梯等地理本底依然是中国人口空间格局的重要基础。
（4）地理探测器结合了GIS空间叠加技术和集合论,该方法以空间数据层内方差最小、层间方差最大为条件,可以有效地判别变量的空间分层异质性、识别多因子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地理探测器用于胡焕庸线两侧人口空间分布特征识别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该方法可以更加广泛的运用到人文与经济地理过程和现象的空间异质性识别以及多因子关系认知。
目前中国处于快速城镇化的阶段,人口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仍是城镇化研究的重要方向。从本文的结果来看,由于经济发展因素在人口分布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而自然环境、制度等影响降低,人口将逐步向国家重点发展的城市群区域集中,未来人口格局可能形成以城市群为核心的多个大型人口集聚区。由于国家十三五重点发展的城市群中仅兰西城市群、乌昌石城市群等少数城市群位于胡焕庸线以西的地区,因此,可以预期胡焕庸线仍将十分稳定。但城市群地区尤其是其核心城市,与非城市群地区之间人口集疏状况将发生深刻变化,使得区域内部人口格局的变化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 [1] | 2015年11月7-8日，以“中国人口地理格局与城市化未来”为题的纪念胡焕庸线发现8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国际地理联合会（IGU）秘书长Michael Meadows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傅伯杰（俞立中副理事长代表）、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等专家****从各个方面审视中国的人口地理格局和“胡焕庸线”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意义，回应李克强总理之问，探索未来中国的城市化道路。 . 2015年11月7-8日，以“中国人口地理格局与城市化未来”为题的纪念胡焕庸线发现8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国际地理联合会（IGU）秘书长Michael Meadows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傅伯杰（俞立中副理事长代表）、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等专家****从各个方面审视中国的人口地理格局和“胡焕庸线”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意义，回应李克强总理之问，探索未来中国的城市化道路。 |
| [2] | |
| [3] | 我国地势西高东低。东部第一台阶为湿润的平原和丘陵,人口稠密。第二台阶分布在中部和西北部,大部为干旱半干旱气候。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属高寒气候,人口稀少。一条分界线东北起于黑龙江省的黑河,西南至云南省的腾冲。此线以东居住着全国96％的人口。以西居住着4％的人口。作者把全国分为八大人口区。在未来岁月里,我国人口分布的总格局不会有很大改变。 . 我国地势西高东低。东部第一台阶为湿润的平原和丘陵,人口稠密。第二台阶分布在中部和西北部,大部为干旱半干旱气候。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属高寒气候,人口稀少。一条分界线东北起于黑龙江省的黑河,西南至云南省的腾冲。此线以东居住着全国96％的人口。以西居住着4％的人口。作者把全国分为八大人口区。在未来岁月里,我国人口分布的总格局不会有很大改变。 |
| [4] | 人口地理研究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以ArcGIS为工具,以第五次人口普查分县数据为基础,定量分析了中国2000年之人口分布,并在GIS支持下,直观显示了中国2000年人口密度图。研究表明,中国2000年人口分布仍保持东密西疏,东南部人口密中有疏,西北部人口疏中有密的空间格局;人口密度在100人/km2以上的地区占全国人口的91.19%,占国土面积的32.24%;人口密度在100人/km2以下的地区人口比重只有8.81%,面积占67.76%;在GIS工具帮助下,清楚界定了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四川盆地和浙闽沿海地区等若干人口密度超过500人/km2的人口密集地区。研究认为,1960年来中国人口分布的地理格局并未发生大的改变。 . 人口地理研究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以ArcGIS为工具,以第五次人口普查分县数据为基础,定量分析了中国2000年之人口分布,并在GIS支持下,直观显示了中国2000年人口密度图。研究表明,中国2000年人口分布仍保持东密西疏,东南部人口密中有疏,西北部人口疏中有密的空间格局;人口密度在100人/km2以上的地区占全国人口的91.19%,占国土面积的32.24%;人口密度在100人/km2以下的地区人口比重只有8.81%,面积占67.76%;在GIS工具帮助下,清楚界定了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四川盆地和浙闽沿海地区等若干人口密度超过500人/km2的人口密集地区。研究认为,1960年来中国人口分布的地理格局并未发生大的改变。 |
| [5] | <p>“胡焕庸线”是反映中国人地关系的重要地理发现之一。在当今中国经济社会背景下,“胡焕庸线”所表达地理意义及其对城镇化发展的指导作用受到广泛关注。在GIS的支持下,构建了改革开放以来4次人口普查的县级空间数据库,提出人口时空扩张的识别方法,对“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数量、集疏格局进行统计、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① “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数量94:6的大数一直相对稳定,但东南半壁人口持续微减、西北半壁人口持续微增。得益于较高的自然增长率,西北半壁具有较高的人口增长速度。② “胡焕庸线”两侧呈现出迥然不同的人口集疏模式。东南半壁人口集中化程度提升较快,负增长区在“秦岭—淮河”以南、东北等地区大面积扩张、人口正增长优势逐步极化到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少数地区,呈现“马太效应”式的集疏模式。主要是由于东南半壁内部区域经济差异及快速城镇化带来的剧烈人口流动。③ 西北半壁则呈现“相对均势”的人口集疏模式,多数地区的人口普遍表现为正增长,但是空间分布广袤、增长不集中,人口集中化程度提升缓慢。主要是由于少数民族“多分散、少聚居”造成了自然增长优势的不集中。然而均势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同样存在一定的负增长区,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和“新欧亚大陆桥”两条带上。④ 未来时期,“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分布及集疏格局将进一步演化,东南半壁应关注内陆腹地及中小城镇对人口的吸纳作用,西北半壁应关注将分散的人口增长优势向少数城镇进行集聚,以期为人口地理学研究以及城镇化发展提供参考。</p> . <p>“胡焕庸线”是反映中国人地关系的重要地理发现之一。在当今中国经济社会背景下,“胡焕庸线”所表达地理意义及其对城镇化发展的指导作用受到广泛关注。在GIS的支持下,构建了改革开放以来4次人口普查的县级空间数据库,提出人口时空扩张的识别方法,对“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数量、集疏格局进行统计、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① “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数量94:6的大数一直相对稳定,但东南半壁人口持续微减、西北半壁人口持续微增。得益于较高的自然增长率,西北半壁具有较高的人口增长速度。② “胡焕庸线”两侧呈现出迥然不同的人口集疏模式。东南半壁人口集中化程度提升较快,负增长区在“秦岭—淮河”以南、东北等地区大面积扩张、人口正增长优势逐步极化到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少数地区,呈现“马太效应”式的集疏模式。主要是由于东南半壁内部区域经济差异及快速城镇化带来的剧烈人口流动。③ 西北半壁则呈现“相对均势”的人口集疏模式,多数地区的人口普遍表现为正增长,但是空间分布广袤、增长不集中,人口集中化程度提升缓慢。主要是由于少数民族“多分散、少聚居”造成了自然增长优势的不集中。然而均势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同样存在一定的负增长区,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和“新欧亚大陆桥”两条带上。④ 未来时期,“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分布及集疏格局将进一步演化,东南半壁应关注内陆腹地及中小城镇对人口的吸纳作用,西北半壁应关注将分散的人口增长优势向少数城镇进行集聚,以期为人口地理学研究以及城镇化发展提供参考。</p> |
| [6] | <p>人口集聚和疏散是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最直观和最集中的体现，研究一个地区人口集疏的空间格局，不仅可以揭示该地区人口集疏的内在规律，也有利于深入研究该地区的整体人口分布的态势和规律，更能够体现出区域内经济格局以及城市化格局的发展。基于人口集聚度的中国人口集疏空间格局的研究，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基本脉络，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本研究采用了人口集聚度分级评价的方法，依据人口集聚度的不同，将各个地区划分为不同等级的人口集聚区，并对其分别讨论。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人口分布格局、自然条件空间格局、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评价结果以及经济发展格局和城市化格局，对中国的人口集疏的空间格局进行了归纳，得出了中国人口分布“西疏东密”的传统空间格局突出，人口集聚以平原地区为依托并呈现“沿海、沿江、沿线”高度集聚的特征的结论。</p> . <p>人口集聚和疏散是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最直观和最集中的体现，研究一个地区人口集疏的空间格局，不仅可以揭示该地区人口集疏的内在规律，也有利于深入研究该地区的整体人口分布的态势和规律，更能够体现出区域内经济格局以及城市化格局的发展。基于人口集聚度的中国人口集疏空间格局的研究，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基本脉络，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本研究采用了人口集聚度分级评价的方法，依据人口集聚度的不同，将各个地区划分为不同等级的人口集聚区，并对其分别讨论。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人口分布格局、自然条件空间格局、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评价结果以及经济发展格局和城市化格局，对中国的人口集疏的空间格局进行了归纳，得出了中国人口分布“西疏东密”的传统空间格局突出，人口集聚以平原地区为依托并呈现“沿海、沿江、沿线”高度集聚的特征的结论。</p> |
| [7] | . 与传统上地图分级的研究重点关注分级统计精度和图面效果不同,本文提出了一种用于表达和传输人口密度空间分布知识的自动化地图分级方法。该方法基于人口密度分布Lorenz曲线,根据知识传递的需要确定制图分级数,通过Lorenz曲线化简的方法确定分级间隔,以更好地表达人口空间分布的规律性知识,增强地图信息的传输效果。试验表明,分为两级时该方法能够自动地得出"胡焕庸线"的基本轮廓,分为多级时能够很好地体现人口空间分布的基本规律和特例知识。 . 与传统上地图分级的研究重点关注分级统计精度和图面效果不同,本文提出了一种用于表达和传输人口密度空间分布知识的自动化地图分级方法。该方法基于人口密度分布Lorenz曲线,根据知识传递的需要确定制图分级数,通过Lorenz曲线化简的方法确定分级间隔,以更好地表达人口空间分布的规律性知识,增强地图信息的传输效果。试验表明,分为两级时该方法能够自动地得出"胡焕庸线"的基本轮廓,分为多级时能够很好地体现人口空间分布的基本规律和特例知识。 |
| [8] | <p>土地利用数据综合了影响人口分布的众多因素的信息。根据分县控制、分城乡、分区建模的思路，建立基于土地利用的中国1km栅格人口模型。对农村人口采用线性加权模型进行模拟，根据全国12个农业生态区内人口与各类农业用地之间的相关关系选取指标，采用逐步回归计算各指标的回归系数，并结合土地的生产力及其与人口的相关性，确定各指标的加权系数。对城市人口，建立基于城镇规模的人口距离衰减加幂指数模型。结果分析表明，“胡焕庸”线以东人口占全国的94.58%，人口密度是该线以西的21倍；东部人口集中于黄淮海地区、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东北平原及沿海地区，东南沿海又表现为“点轴”分布的特点。验证表明，模拟结果具有较高的精度。</p> . <p>土地利用数据综合了影响人口分布的众多因素的信息。根据分县控制、分城乡、分区建模的思路，建立基于土地利用的中国1km栅格人口模型。对农村人口采用线性加权模型进行模拟，根据全国12个农业生态区内人口与各类农业用地之间的相关关系选取指标，采用逐步回归计算各指标的回归系数，并结合土地的生产力及其与人口的相关性，确定各指标的加权系数。对城市人口，建立基于城镇规模的人口距离衰减加幂指数模型。结果分析表明，“胡焕庸”线以东人口占全国的94.58%，人口密度是该线以西的21倍；东部人口集中于黄淮海地区、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东北平原及沿海地区，东南沿海又表现为“点轴”分布的特点。验证表明，模拟结果具有较高的精度。</p> |
| [9] | <p>人口密度网格化比人口密度行政单元化更接近人口的实际分布,而且是实现人口数据与其他社会经济统计数据、资源数据、环境数据复合,提高人口、资源、环境综合管理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选用专门针对亚洲地区开发的DMSP/OLS非辐射定标夜间灯光平均强度遥感数据模拟了中国的人口密度：基于灯光强度信息模拟了灯光区内部的人口密度,基于人口—距离衰减规律和电场叠加理论模拟了灯光区外部的人口密度,是应用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模拟人口密度研究的拓展和深入,研究结果与其他研究基本一致,但所需数据量较少,更适合于大尺度人口密度的快速估算,为决策提供参考依据。结果表明,DMSP/OLS夜间灯光强度数据具有实现人口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数据空间网格化的巨大潜力。</p> . <p>人口密度网格化比人口密度行政单元化更接近人口的实际分布,而且是实现人口数据与其他社会经济统计数据、资源数据、环境数据复合,提高人口、资源、环境综合管理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选用专门针对亚洲地区开发的DMSP/OLS非辐射定标夜间灯光平均强度遥感数据模拟了中国的人口密度：基于灯光强度信息模拟了灯光区内部的人口密度,基于人口—距离衰减规律和电场叠加理论模拟了灯光区外部的人口密度,是应用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模拟人口密度研究的拓展和深入,研究结果与其他研究基本一致,但所需数据量较少,更适合于大尺度人口密度的快速估算,为决策提供参考依据。结果表明,DMSP/OLS夜间灯光强度数据具有实现人口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数据空间网格化的巨大潜力。</p> |
| [10] | Radiance-calibrated DMSP-OLS nighttime lights data of China acquired between March 1996 and January-February 1997 were evaluated for their potential as a source of population data at the provincial, county, and city levels. The light clusters were classified into six categories of light intensity, and their areal extents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image. Mean pixel values of light clusters corresponding to the settlements were also extracted. A light volume measure was developed to gauge the three-dimensional capacity of a settlement. A density of light cluster measure known as percent light area was also calculated for each spatial unit. Allometric growth models and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were developed to estimate the Chinese population and population densities at the three spatial levels using light area, light volume, pixel mean, and percent light area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It was found that the DMSP-OLS nighttime data produced reasonably accurate estimates of non-agricultural (urban) population at both the county and city levels using the allometric growth model and the light area or light volume as input.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density was best estimated using percent light area in a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at the county level. The total sums of the estimates for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and even population overall closely approximated the true values given by the Chinese statistics at all three spatial level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1-km resolution radiance-calibrated DMSP-OLS nighttime lights image has the potential to provide population estimates of a country and shed light on its urban population from space. |
| [11] | . 利用2000和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通过GIS分析中国地级层面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和地域类型,并采用空间Durbin模型衡量人口流动对城镇化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入人口空间分布不平衡,以“胡焕庸线”为界,其东南半壁持续增加,西北半壁基本没变;2)从2000到2010年流出人口由“多核心”变为“双核心”,高流出区与高流入区在“胡焕庸线”东南半壁整体成互补关系,低流出区与低流入区在“胡焕庸线”西北半壁基本一致;3)流动人口地域类型在“胡焕庸线”东南半壁为净流入型活跃区和净流出型活跃区,西北半壁为非活跃区;4)空间Durbin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流人人口和流出人口均对城镇化溢出效应为正,其中,流入人口的影响大于流出人口,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资源禀赋对城镇化的影响最大,投资、消费和工业化对城镇化同样有正向促进作用. . 利用2000和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通过GIS分析中国地级层面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和地域类型,并采用空间Durbin模型衡量人口流动对城镇化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入人口空间分布不平衡,以“胡焕庸线”为界,其东南半壁持续增加,西北半壁基本没变;2)从2000到2010年流出人口由“多核心”变为“双核心”,高流出区与高流入区在“胡焕庸线”东南半壁整体成互补关系,低流出区与低流入区在“胡焕庸线”西北半壁基本一致;3)流动人口地域类型在“胡焕庸线”东南半壁为净流入型活跃区和净流出型活跃区,西北半壁为非活跃区;4)空间Durbin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流人人口和流出人口均对城镇化溢出效应为正,其中,流入人口的影响大于流出人口,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资源禀赋对城镇化的影响最大,投资、消费和工业化对城镇化同样有正向促进作用. |
| [12] | "胡焕庸线"作为中国人口的突变线,从1935年提出至今的80余年里,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深刻的思考。文章从民族人口的视角出发,收集和整理1953~2010年期间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县级资料,运用Arc GIS、Geo Data的空间分析技术,对"胡焕庸线"两侧的民族人口分布状况、变动趋势进行统计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少数民族人口在传统分布区形成多个热点分布区域;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广泛,民族人口向东部地区乃至全国范围迁移扩散的态势显著;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格局具有非凡的稳定性。从1953~2010年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少数民族人口75∶25的比重一直相对稳定,可以说"胡焕庸线"也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突变线。 . "胡焕庸线"作为中国人口的突变线,从1935年提出至今的80余年里,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深刻的思考。文章从民族人口的视角出发,收集和整理1953~2010年期间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县级资料,运用Arc GIS、Geo Data的空间分析技术,对"胡焕庸线"两侧的民族人口分布状况、变动趋势进行统计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少数民族人口在传统分布区形成多个热点分布区域;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广泛,民族人口向东部地区乃至全国范围迁移扩散的态势显著;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格局具有非凡的稳定性。从1953~2010年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少数民族人口75∶25的比重一直相对稳定,可以说"胡焕庸线"也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突变线。 |
| [13] | 人口空间分布是人类活动在地球表层空间上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人口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受自然及人文两方面的影响,胡焕庸线成为中国人口空间分布差异的基线。本文以2010年中国县级行政区人口数据为基础,应用ArcGIS空间分析工具,定量分析2010年中国人口空间分布格局。通过分析各级人口密度空间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剖面图可以发现,2010年中国县级行政区人口密度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态势,人口密集区用接近20%的国土面积承载了接近80%的人口;东南—西北两部分人口比重为93.77∶6.23,胡焕庸线仍然是2010年中国人口的地理分界线。 . 人口空间分布是人类活动在地球表层空间上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人口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受自然及人文两方面的影响,胡焕庸线成为中国人口空间分布差异的基线。本文以2010年中国县级行政区人口数据为基础,应用ArcGIS空间分析工具,定量分析2010年中国人口空间分布格局。通过分析各级人口密度空间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剖面图可以发现,2010年中国县级行政区人口密度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态势,人口密集区用接近20%的国土面积承载了接近80%的人口;东南—西北两部分人口比重为93.77∶6.23,胡焕庸线仍然是2010年中国人口的地理分界线。 |
| [14] | . . |
| [15] | 今天我们要讨论打破胡焕庸线问题或者突破胡焕庸线问题。 . 今天我们要讨论打破胡焕庸线问题或者突破胡焕庸线问题。 |
| [16] | . 本文对2 0 0 5 一 2 0 1 0 年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净迁移流量作了两种推算一是根据“ 六普” 资料直接推算,二是按地区人口增量扣除自然增长量的方法间接推算,发现两种推算结果有较大出入.推算结果还显示＊ 5 岁以下儿童的净迁移流向正好与“ 一江春水向东流” 的大势相反.笔者认为：胡焕庸线破与不破两难,主要难在人口东迁难以突破性逆转.人口均衡分布之义,在于“ 均而不衡,衡而不均”,过份追求均匀分布,只会加剧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不平衡.区域人口与经济一 资源承载力的相对平衡,应着力寻求区域内平衡和跨区域平衡之间的最佳平衡点. . 本文对2 0 0 5 一 2 0 1 0 年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净迁移流量作了两种推算一是根据“ 六普” 资料直接推算,二是按地区人口增量扣除自然增长量的方法间接推算,发现两种推算结果有较大出入.推算结果还显示＊ 5 岁以下儿童的净迁移流向正好与“ 一江春水向东流” 的大势相反.笔者认为：胡焕庸线破与不破两难,主要难在人口东迁难以突破性逆转.人口均衡分布之义,在于“ 均而不衡,衡而不均”,过份追求均匀分布,只会加剧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不平衡.区域人口与经济一 资源承载力的相对平衡,应着力寻求区域内平衡和跨区域平衡之间的最佳平衡点. |
| [17] | “胡焕庸线”提出 80年来,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全面推进,对胡焕庸线的研究急剧升温.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如何客观看待胡焕庸线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研究认为:胡焕庸线不仅是中国人口分布的分界线,也是重要的自然生态界线,这条界线的形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宜人为去“打破”同时,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该树立理性思维,稳妥有序地推进城镇化进程,不断优化城镇化的空间分布格局.在全面放开二孩的新政策推动下,由于中国区域人口政策的差异性,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人口有望实现较为明显的增长,西部地区增长相对缓慢,由此可能对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空间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 . “胡焕庸线”提出 80年来,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全面推进,对胡焕庸线的研究急剧升温.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如何客观看待胡焕庸线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研究认为:胡焕庸线不仅是中国人口分布的分界线,也是重要的自然生态界线,这条界线的形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宜人为去“打破”同时,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该树立理性思维,稳妥有序地推进城镇化进程,不断优化城镇化的空间分布格局.在全面放开二孩的新政策推动下,由于中国区域人口政策的差异性,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人口有望实现较为明显的增长,西部地区增长相对缓慢,由此可能对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空间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 |
| [18] | <span class="J_zhaiyao">02 <span class="J_zhaiyao">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于1935年提出中国人口地理的重要分界线（简称“胡焕庸线”）,被广泛认可和引用,是中国地理学发展的重要成果。2014年底,李克强总理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高度关注胡焕庸线,并提出了胡焕庸线能否突破的问题。胡焕庸线因而再度引起争论和热议。据此,组织了一些地理****围绕该问题进行学术讨论,力图从不同层面展现****们对胡焕庸线的理解与反思,从而深化胡焕庸线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进而指导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和区域实践。 . <span class="J_zhaiyao">02 <span class="J_zhaiyao">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于1935年提出中国人口地理的重要分界线（简称“胡焕庸线”）,被广泛认可和引用,是中国地理学发展的重要成果。2014年底,李克强总理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高度关注胡焕庸线,并提出了胡焕庸线能否突破的问题。胡焕庸线因而再度引起争论和热议。据此,组织了一些地理****围绕该问题进行学术讨论,力图从不同层面展现****们对胡焕庸线的理解与反思,从而深化胡焕庸线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进而指导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和区域实践。 |
| [19] | . |
| [20] | Abstract Physical environment, man‐made pollution, nutrition and their mutual interactions can be major causes of human diseases. These disease determinants have distinct spatial distributions across geographical units, so that their adequate study involves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associated geographical strata. We propose four geographical detectors based on spatial variation analysis of the geographical strata to assess the environmental risks of health: the risk detector indicates where the risk areas are; the factor detector identifies factors that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risk; the ecological detector discloses relative importance between the factors; and the interaction detector reveals whether the risk factors interact or lead to disease independently. In a real‐world study, the primary physical environment (watershed, lithozone and soil) was found to strongly control the neural tube defects (NTD) occurrences in the Heshun region (China). Basic nutrition (food) was found to be more important than man‐made pollution (chemical fertilizer) in the control of the spatial NTD pattern. Ancient materials released from geological faults and subsequently spread along slopes dramatically increase the NTD risk. These findings constitute valuable input to diseas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in the region of interest. |
| [21] | Abstract On 12 May, 2008, a devastating earthquake registering 8.0 on the Richter scale occurred in Sichuan Province, China, taking tens of thousands of lives and destroying the homes of millions of people. Many of the deceased were children, particular children less than five years old who were more vulnerable to such a huge disaster than the adult. In order to obtain information specifically relevant to further researches and future preventive measures, potential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earthquake-related child mortality need to be identified. We used four geographical detectors (risk detector, factor detector, ecological detector, and interaction detector) based on spatial variation analysis of some potential factors to assess their effects on the under-five mortality. It was found that three factors are responsible for child mortality: earthquake intensity, collapsed house, and slope. The study, despite some limitations,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both researchers and policy makers. |
| [22] | . Abstract Recent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e persistence of antibiotics in soil, especially in areas of vegetable cultivation. However, there are very few studies of the influence of planting regimes on the levels of antibiotic pollution. This work introduces geographical-detector model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nting patterns (vegetable planting model, manure type and quantity, planting age, greenhouse area, and topographic elevation) and residual fluoroquinolones (FQs) in soil in a pilot project in Shouguang County, Shandong Province (the largest vegetable-producing area in China). The results led to the following findings. 1. The vegetable planting model is the major determinant of the spatial stratification of FQ in the soil. For example, the "cucumber-cucumber" model (growing cucumbers after cucumbers) has a three-fold power of determinant compared to the "pepper-melon" model (growing melons after peppers). 2. Planting age (years with continuous vegetable cultiva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affec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Q owing to their relatively short degradation period. 3. Interactions between risk factors were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individual factors for FQ pollution. In particula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vegetable planting model and amount of manure resulted in the highest pollution level. The findings of the present study make it possible to introduce effective and practical measures to alleviate pollution of soils by FQ in the study area. Adjustment of the vegetable cultivation models and application of chicken manure (less than 6kg/m(2) manure annually with a more dry than fresh manure) could be an effective and flexible approach to alleviate FQ pollution. |
| [23] | Human health is affected by many environmental factors. Geographical detector is software based on spatial variation analysis of the geographical strata of variables to assess the environmental risks to human health: the risk detector indicates where the risk areas are; the factor detector identifies which factor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risk; the ecological detector discloses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 factors; and the interaction detector reveals whether the risk factors interact or lead independently to disease. (C) 2012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 [24] | 本文综合运用样带、地统计、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研究方法,分析了1990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表明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时空动态的差异特征显著,北方边境县域高城镇化和东部沿海县域高城镇化形成的“人字形”空间形态逐渐凸显;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的两湖地区、成渝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县域城镇化水平提升较快,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保持较低的城镇化水平;②2000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其变化速度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陇海兰新线、长江沿线、北方边境、106国道、东部沿海样带县域城镇化差异明显;县域经济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离中心城市距离、二三产业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口密度是影响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同时粮食生产主导定位、非农业人口统计口径、城镇设置标准等因素也影响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发展过程。未来城镇化发展应遵循地域差异,凸显主导功能,推进优化与重点发展区的集约型城镇化、耕地与粮食主产区的分流型城镇化、生态与水源保护区的迁移型城镇化,以及园区与城镇近郊区的融入型城镇化,实现城乡土地资源集约利用,促进城镇化进程中人—地—业耦合与协调发展。 . 本文综合运用样带、地统计、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研究方法,分析了1990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表明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时空动态的差异特征显著,北方边境县域高城镇化和东部沿海县域高城镇化形成的“人字形”空间形态逐渐凸显;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的两湖地区、成渝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县域城镇化水平提升较快,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保持较低的城镇化水平;②2000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其变化速度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陇海兰新线、长江沿线、北方边境、106国道、东部沿海样带县域城镇化差异明显;县域经济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离中心城市距离、二三产业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口密度是影响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同时粮食生产主导定位、非农业人口统计口径、城镇设置标准等因素也影响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发展过程。未来城镇化发展应遵循地域差异,凸显主导功能,推进优化与重点发展区的集约型城镇化、耕地与粮食主产区的分流型城镇化、生态与水源保护区的迁移型城镇化,以及园区与城镇近郊区的融入型城镇化,实现城乡土地资源集约利用,促进城镇化进程中人—地—业耦合与协调发展。 |
| [25] | 城市宜居性是与居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科学议题,深入探讨宜居满意度影响机理对把握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环境需求、促进宜居城市建设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北京市为案例,基于2013年宜居城市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提取了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主要感知因素,并分别从居民宜居感知因素、个体与家庭属性因素两个视角,借助地理探测器方法揭示了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特征与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主要由污染噪声因子、生活设施因子、人文环境因子、出行便捷因子、自然环境因子、安全环境因子和休闲活动因子等7个维度构成。2宜居满意度受到宜居感知因素和个体与家庭属性共同影响,但宜居感知因素的解释力明显要强,其中污染噪声因子、自然环境因子和出行便捷因子等因素是关键因子。3宜居满意度与宜居感知因素具有相对一致性,且存在个体与家庭属性差异。通常宜居感知因素得分低居民,其宜居满意度也相对较低;另外,远郊区、租赁房、有迁居经历、男性、30~39岁、高中学历、家庭月收入5000元以下和外地户口等社会群体的宜居满意度明显要低。 . 城市宜居性是与居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科学议题,深入探讨宜居满意度影响机理对把握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环境需求、促进宜居城市建设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北京市为案例,基于2013年宜居城市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提取了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主要感知因素,并分别从居民宜居感知因素、个体与家庭属性因素两个视角,借助地理探测器方法揭示了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特征与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主要由污染噪声因子、生活设施因子、人文环境因子、出行便捷因子、自然环境因子、安全环境因子和休闲活动因子等7个维度构成。2宜居满意度受到宜居感知因素和个体与家庭属性共同影响,但宜居感知因素的解释力明显要强,其中污染噪声因子、自然环境因子和出行便捷因子等因素是关键因子。3宜居满意度与宜居感知因素具有相对一致性,且存在个体与家庭属性差异。通常宜居感知因素得分低居民,其宜居满意度也相对较低;另外,远郊区、租赁房、有迁居经历、男性、30~39岁、高中学历、家庭月收入5000元以下和外地户口等社会群体的宜居满意度明显要低。 |
| [26] | Abstract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 referring to the within-strata variance less than the between strata-variance, is ubiquitous in ecological phenomena, such as ecological zones and many ecological variables.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 reflects the essence of nature, implies potential distinct mechanisms by strata, suggests possible determinants of the observed process, allows the representativeness of observations of the earth, and enforces the applicability of statistical inferences.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q-statistic method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 and to test its significance. The q value is within [0,1] (0 if a spatial stratification of heterogeneity is not significant, and 1 if there is a perfect spatial stratification of heterogeneity). The exact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is derived. The q-statistic is illustrated by two examples, wherein we assess the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ies of a hand map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annual NDVI in China. |
| [27] | "三大阶梯"是对我国地势起伏的总体描述,准确且形象地刻画了中国地势变化的总体特征,然而对于三大阶梯的具体分界线只是有大致描述,一直比较模糊。本文基于我国1:1000000DEM数据,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实现了对三大阶梯的划分,确定了具体的分界线。实验结果显示利用DEM数据进行三大阶梯的划分可得到确定的分界线,在位置上与传统的三大阶梯基本一致,在细节上更为精细、合理。该研究是对我国小比例尺DEM数据的知识挖掘,同时也丰富了数字地形分析方法的应用。 . "三大阶梯"是对我国地势起伏的总体描述,准确且形象地刻画了中国地势变化的总体特征,然而对于三大阶梯的具体分界线只是有大致描述,一直比较模糊。本文基于我国1:1000000DEM数据,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实现了对三大阶梯的划分,确定了具体的分界线。实验结果显示利用DEM数据进行三大阶梯的划分可得到确定的分界线,在位置上与传统的三大阶梯基本一致,在细节上更为精细、合理。该研究是对我国小比例尺DEM数据的知识挖掘,同时也丰富了数字地形分析方法的应用。 |
| [2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