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凤君Implementation methods and economic impacts ofnational node strategies
QIYuanjing, JINFengjun收稿日期:2016-06-23
修回日期:2016-10-13
网络出版日期:2016-12-25
版权声明:2016《地理学报》编辑部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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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认知—评价—建构—优化”是人类改造其所处生存环境的基本路径和主要作用形式[1]。从区域空间格局构建及空间组织优化路径的视角分析,区域协调发展、主体功能区划、重点经济区（带）布局、重要开发节点选取等一系列国家空间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均有效地实现了区域空间秩序的构建及空间关系的改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了一系列针对重点城市和重点区域为核心的空间建构及空间优化政策[2],这种以试点改革为特色、围绕关键节点的区域开发战略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性作用。陆大道等认为以“点”带“轴”、以“轴”促“面”的发展模式在中国区域空间开发中具有重要的意义[3-4]。因此,探索具有试点改革特色的关键节点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性及其战略意义对促进区域发展和优化空间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将这种以试点改革为特色、围绕关键城市节点的区域开发战略称为国家节点战略,该战略是国家开展空间格局有序建构的重要手段,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开展的重要的地域空间组织实践行动。中国区域发展的实践表明,国家节点战略是新时期区域开发战略理论体系下的卓有成效的科学探索[5-8]。从中国区域空间开发的战略制定及引导策略的实施效果分析,国家节点战略的推行和实施已经并将持续对中国的区域空间组织过程产生一系列重要影响,已有一些实证研究对国家节点战略的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估。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国家节点战略实施过程的经济效果评价。国内外****分布从不同视角,从定性和定量分析和评价了重要城市群[9]、核心城市[10-11]、国家级开发区[12]等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重要节点的开发对全国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带动和扩散作用,其影响程度受到与重要节点空间位置的影响。二是国家节点战略对区域经济发展带动效应的形成机制研究。部分****认为国家节点战略在区域中具有重要的先导作用,但不同国家节点战略的影响机制可能不同,广东沿海地区是探索融入世界和进行局部试验的重要地区,而以上海为首的长三角地区则是推广成功经验带动全国发展的重要地区[13];深圳特区、浦东新区、滨海新区等国家节点战略则通过直接带动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城镇群的发展,进而带动更大区域发展[14];国家级开发区的建设和发展则通过发挥自身的集聚与扩散效应,带动城市整体发展[15-16]。整体上看,现有研究大多针对特定形式的国家节点战略,缺乏对各类战略内在统一性的系统思考和全面考察;更多地侧重于国家战略节点对经济效果评价和影响因素的总结,而缺乏其对区域发展的作用方式、传导机制和作用模式的理论总结。
近年来,作为国家综合空间开发与治理的重要着力点和先导区的国家级新区的集中推出,丰富了国家节点战略的表现形式,也将对中国区域持续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在国家新型城镇化、“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战略不断推进、基于主体功能区划分的空间开发格局不断优化等发展背景下,国家节点战略仍将作为国家在不同地区、不同层面进行区域综合资源整合、空间组织形态重构的重要策略及发展路径。因此,在对中国区域政策演进过程及内在机理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国家节点战略的理论基础和基本特征,评估其实施过程中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必要而迫切的实践意义。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政策的演进过程与特征
2.1 中国区域政策的演进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先后设立以经济特区为龙头的各类开发区,构建沿海、沿边、沿江、沿线优先开放的城市发展格局,提出东、中、西和东北四大板块协调发展的宏大战略和搭建国家级新区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主的改革新版图等四次大的区域试验,对中国的区域开发格局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推动了中国国土空间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陆的有序开发[17]。结合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演变特征和国际国内发展环境,以改革开放不同时期的标志性事件为界,可以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政策的演进划分为三个阶段[2, 18]（图1,图2）。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1978年以来中国区域政策的时空演进图
-->Fig. 1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since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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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1978年以来中国区域政策重点发展区空间格局
-->Fig. 2Evolving spatial patterns of priority development zones in China since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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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经济特区为龙头的探索阶段（1979-1990年）。该时期的区域政策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国家相继布设了深圳特区等4大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14个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一系列重要开发节点,通过提供税收及政策优惠和中央放权让利等形式推动这些重要节点率先发展,逐步推动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区域开发,与之相适应建立起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等涉及7个省和2个直辖市的沿海经济开放区。该阶段的区域政策,总体上是以空间让利的方式,以拉动经济增长为目标,数量比较有限、主要集中在有限的国土区域当中,具备一定的探索性和试验性特征,其中,深圳特区的试验成功起到了关键性的示范作用。
（2）以开发区为主导的推广阶段（1991-2005年）。以上海浦东新区开发为标志,为推动东部沿海地区进一步开放和推动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协调发展、推广沿海开发经验,国家相继设定了13个国家级保税区、35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区、23个省会城市和长江沿岸开放城市以及14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等,其总体思路主要以已有经验与模式推广为主,数量大量增加、分布地域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内陆地区扩展,层次更加多样,呈现以经济结构优化为主的总体特征。同时,经过改革开放10多年的快速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实现快速发展,与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为缩小区域差距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国家相继推出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逐步形成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四大板块协调发展的总体格局。
（3）以国家级新区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为载体的全面优化阶段（2006年至今）。以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标志,国家相继颁布了18个国家级新区、12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11个国家自贸区和4个国家重点开发区域。该时期的区域政策目标导向更加明确,不仅承担了率先发展形成增长极的自身发展目标,同时兼具了带动区域发展的空间引领使命和推动改革创新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使命,呈现出了内涵综合化、类型多元化、结构层次化的总体特征。
2.2 中国区域政策的演进特征
从中国区域政策演进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区域政策的演进及区域经济格局的演变是系统的、循环渐进的过程（图3）。首先,依托重要节点的试点改革在中国的区域政策演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并推动了中国区域政策由点及面的螺旋式演进。改革开放之初,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对改革的方向并不明确,因此选择了以试点改革为特点的重要节点空间开发区战略,这些重要的节点是国家制度创新的重要载体。但这些重要节点一经形成,由于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作用,尤其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试探性改革策略,导致之后的政策是对经济发展结果的适应性调整,也即是对之前的试点改革实施效果的适应。就区域政策的演化分析,国家首先采取了远离国家经济和政治中心、毗邻亚洲金融中心香港的深圳特区进行试点改革,通过深圳特区的制度创新,实现了率先发展,成为区域增长极。深圳特区的成功验证了依托重要节点的试点改革战略的有效性,同时在外资及内资自下而上的推动下,国家采取了更多的模式、开放更多的节点,如开发区、开放城市等,推动了这些重要节点地区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地,通过这些重要节点的集聚与扩散作用,逐步带动了整个东部沿海地区的率先发展。由此导致了两个结果：其一,此时中国的区域差异已不再是点与面的差异,而是面和面的差异,区域和区域的差异,因此政府的区域政策也不可能再是点状的,必然是区域的。为应对日益扩大的区域差距,国家相继出台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应对性区域战略。其二,为进一步推进东部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带动区域发展,国家推出上海浦东新区的重要节点,改革从劳动密集性的第二产业向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变,改革的深度不断深入,同时出现了更加优惠的开放政策和区域。从制度创新层面看,此时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差异并非来源于改革的深度,而仅在于规模,属于量上的差异,沿海地区与内地地区在发展模式和制度水平上并没有根本的区别。进一步讲,在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制度创新已经停滞,只是最初在东部沿海试点改革地区上的制度创新在空间上向区域及全国层面的推广。于是,国家战略进入了螺旋式上升的新阶段,重新回归沿海地区的围绕重要节点的试点改革,推动下一轮的制度创新。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基于“试点改革”的中国区域政策演进模式
-->Fig. 3Pilot reform and evolution mode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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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进一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更好的引领全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国家相继出台了“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等三大战略,这将对中国区域开发格局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从区域发展格局构建的角度,上述国家战略实施的初级阶段必然依托前期国家节点战略开发形成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特大城市区域;这些战略的实施也为上述区域的进一步功能提升和空间重构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更重要的是,国家节点战略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能够促使我们从区域开发的角度理解新阶段的新战略。三大战略的提出和实施过程中,必然依托内陆和沿海、国际和国内的若干重大战略节点推进制度创新和优先发展,进而通过以点带面、以点带线的形式,逐步促进国家和国际经贸和政治新格局的重塑和优化。同时,新战略的推进也为国家节点战略理论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践模式和观察基础,极有可能带动本领域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形成理论与实践良性互促的格局。
其次,在中国区域政策演进过程中,政府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但其具体的角色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首先,政府从区域发展的促进者变成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推动者,政府的着力点首先通过空间让利等手段选择深圳特区等重要节点,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的目的虽然也是区域开发,但与深圳特区等重要节点的设立存在很大不同,是为了实现地区间的协调发展。其次,政府从政策的创新者变成政策的推广者,特区及开发区之后的区域政策,更加强调投资和税收优惠等政策,属于制度推广范畴。对比沿海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可以发现,国家促进地区发展的手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试点地区的制度创新到更多“点”和“面”上的投资促进转变。最后,政府从制度的设计者变成被动执行者。在制度演进及其与经济发展、区域格局变迁的交互作用过程中,政府不再是外生的力量,而变成了区域经济系统和空间发展的内生主体。
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发展的实践中,具有中国特色的试点改革策略发挥了重要的引擎作用。这种引擎作用是通过复杂的辐射关系实现的,这种辐射关系既可以是通过试点改革检验政策的可行性,待试点改革成功后再进行区域推广;也可以是“点—轴”理论提到的由增长点到轴带,再到区域的影响方式;也可能是由节点,到发散式的连线,再到网络式空间体系的影响方式;甚至可能是距离衰减的扩散型的影响方式。无论何种影响方式,诱发区域增长引擎和制度创新的初始点,都是整个网络或区域系统的核心,也是区域经济发展和空间结构演变的根本动力。因此,本文将使用“节点”一词定义这种承担引擎功能的核心地区,用以强调其在制度创新、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等各方面的核心枢纽作用,而将这种以试点改革为特色、依托重要节点推进区域开发的战略称为国家节点战略。
3 国家节点战略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内涵
3.1 国家节点战略的概念界定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重要节点的识别、引导与控制这一经验体现了优势区位地区率先发展及其对相关地区带动发展的思路[19]。基于地理学视角,从中国区域政策演进的特征及规律出发,国家节点战略是指以某种预设目标为前提,选择某些重要城市或地区,通过倾斜政策干预、制度创新引导和要素主动投入等手段,促进其率先发展,在区域内发挥其增长极效用,并最终带动周边区域发展以及整个经济系统演进升级的一种区域发展战略。先导性、引领性和预期性建构设计是基本特色。实践证明,这一战略的使用,可以在区域发展中营造出目标导向明确、特质性强的发展空间,形成区域发展的增长极或枢纽,并通过其空间效应的逐步显现,引导既有区域空间结构的改变,不断接近并最终实现区域有序化发展的目标。因此,国家节点战略可以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开展空间格局有序建构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与中国不同阶段的区域发展重点与发展战略相适应,中国国家节点战略呈现不同的形式,其发展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表1）,既有经济特区、开发区、新区等形式,又有城市的形式,但无论哪种尺度,其实质还是促进重要城市的发展进而带动广大区域发展,这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采取城市节点带动国家非均衡发展的区域战略相吻合。国家节点战略具有多尺度嵌套性的特点,其本身强调的是节点对区域的带动作用,节点对区域的影响是通过“节点—城市”这个共同体来实现的。因此,在理解和分析国家节点战略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时,不应把国家节点战略地区简单看成特定的政策地区,而应以整个城市的增长和转型升级为出发点和动力来源。
Tab. 1
表1
表1不同类型国家节点战略的发展重点和特征
Tab. 1Details of national node strategies by type
| 政策特点 | 发展重点 | 现状 | 竞争优势 | 面临问题 | |
|---|---|---|---|---|---|
| 国家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 | ?改革开放的“政策特区” 审批和管理的便利性 ?特区成功经验推广和放大 ?吸收国际资本和产业转移 | 工业 | 现有 219家 | ?低价土地 ?税收优惠 | ?土地资源浪费 ?产业同质化、效益 低、抗风险能力差 ?工业空城与房地产化 并存,潮汐式通勤 |
| 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 ?自主创新 ?政产学研结合 | 知识、技术 密集型产业 | 现有 145家 | ?人才政策 ?资金扶持 ?创新支持 | ?创新扶持效果有效 ?自主创新能力待提高 ?走经开区竞争的老路 |
| 自由 贸易区 | ?境内关外 ?海关特殊监管政策 ?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 国际贸易 国际金融 现代服务 高端制造 | 现有 11个 | ?特殊关税和 监管政策 ?寻求更多的 政策空间 ?辐射带动区域发展 | ?政策不明确 ?新特区与老体制关系 处理 |
| 综合配套改革 试验区 | ?目标多元 ?内容典型 ?地域性强 ?自主创新 ?综合配套 | 开发开放 统筹城乡 两型社会 新型工业化 农业现代化 资源型经济转型 | 12个,多类型,2011年 截止 | ?地方特色凸显 ?政策自主性 | ?制度创新动力不足 ?地方与全局制度冲突 ?实质性政策进展不大 ?区域发展带动力不强 |
| 国家级 新区 | ?城市空间整合,产城融合 ?区域发展龙头,带动全局 ?全面改革开放,转型样板 | 产业整合创新 产城融合发展 城镇化发展示范 | 1992浦东开始,现有 18家 | ?整合城市和 区域资源 ?寻求更多的 政策空间 | ?与中心城区的关系 ?区域带动能力的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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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国家节点战略的理论基础
从基本内涵分析,国家节点战略作为增长极理论的一种具体践行方式,传统增长极理论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诸多研究对增长极战略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区域空间开发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及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评估。已有研究结论认为,这种以重要战略节点为主体的空间引导战略在促进技术进步、推动区域增长、协调区域发展以及经济和空间规划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20-24]。增长极理论指导下的区域发展实践不仅促进了增长极的快速增长,也大多出现了极化之后的涓滴效应,带动了区域整体的协调发展。然而,后者的实现往往需要进一步的区域发展政策与之配套,否则可能出现过度极化的不良效应[25]。这种广泛实践与理论反思的交互进行巩固了增长极理论在经济地理学中的地位,同时也成为地域空间组织的重要理论基础[24, 26]。在中国,增长极理论的内涵在应用中得到了延伸和发展。一方面,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市场和社会力量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7];另一方面,国家和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和空间重构方面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引导角色,这也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核心特点之一。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摸着石头过河”,很多制度创新和改革都是先在个别地区进行试点,实施成功后再向全国推广[28-31]。这些试点地区也逐渐成为全国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战略节点,在这些战略节点地区进行的制度改革尝试,是国家节点战略的特色,是增长极理论在制度变革领域的全新应用。因此,国家节点战略不仅是传统意义上行业或地区优先发展的增长极,同时也承担了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的重要任务。在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增长极战略并非完全适用于中国转型发展的实践,国家节点战略既是对增长极理论在经济转型和制度变革领域的创新性应用,也是对增长极理论自身的创新性发展。
3.3 国家节点战略的基本特征
国家节点战略作为改革开发以来政府引导与调控区域发展的重要手段,是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和制度创新重要载体。第一,国家节点战略是区域发展的“引擎”和重要增长极。国家节点战略旨在通过倾斜政策干预、制度创新引导和要素主动投入等手段对区域空间系统添加政策型扰动因素的主动干预途径,使其成为空间组织形态中的异质点,从而形成区域空间演进的极化动力,以此发挥增长极效用影响区域的整体空间组织行为,从而达到实现区域空间开发秩序重构的引导性目的。一方面,国家节点战略内生于区域经济格局,是撬动区域经济系统升级与空间结构演进的重要支点,其选取需要针对区域发展的特定阶段所面临的特定问题与特定目标划设,避免脱离区域发展实际而成为区域发展的“孤岛”。另一方面,国家节点战略又是人类在认识区域发展规律及其面临的问题的基础上,通过优惠政策、产业扶持、资金支持等主动干预的途径打破该节点的常规发展路径而培育为区域发展的“引擎”的主观能动选择,具备预期建构性的特点。当然,国家节点战略所设定的特殊优惠政策体系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与针对性,并非一成不变。例如,作为新时期国家节点战略的国家级新区,其增长极效用的发挥主要依赖于其作为区域门户、产业引领、辐射带动、示范创新等四大功能的培育[32]。首先,国家级新区通常集陆海空港等交通优势为一体,是区域对外联系的重要门户和区域内开放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区域内其他地区往往通过国家级新区实现与外界地区的高层次经济与交通联系,如上海浦东新区定位为国际门户,天津滨海新区定位为北方门户,而重庆两江新区则确定为内陆门户。其次,国家级新区并不仅仅是城市传统产业的外溢,更加强调区域新兴高端职能和新兴高端产业的培育与孵化,具备引领区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培育新兴产业带动区域发展的特征。再次,国家级新区不以自身的发展为主要目标,更加强调对更大区域的辐射与带动,如上海浦东新区致力于带动长三角乃至全国的发展,天津滨海新区强调对中国“三北”地区的辐射带动,重庆两江新区则强调对中国西南地区的辐射带动。最后,国家级新区以解决区域发展面临的共性问题和难点问题为突破口,通过先行先试,引发制度创新和探索科学发展模式,成为区域制度创新和科学发展模式的增长极,进而其他地区通过借鉴与模仿,实现区域整体转型与升级[33]。第二,国家节点战略是制度创新的重要载体,是一种独特的“政策型”增长极。国家节点战略是根源于区域经济发展内在要求的、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这与中国采取的以“摸着石头过河”的试探性改革的策略相吻合,制度创新在国家节点战略地区,实践在广大区域。国家节点战略的主体空间形式不断变换,但突出的政策先导性则是其贯穿始终的核心内涵,其意义都在于以点的发展带动面的发展,在于引领区域空间结构的有序演化。国家节点战略在改革开放之初主要以特殊经济区的形式出现,魏后凯对特殊经济区产生的背景及其政策内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认为特殊经济区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核心是在特定的有限空间范围内提供财政税收、土地、外贸等政策,在管理体制上给予一定的更大自主权,中央和地方都以特殊经济区作为其资源配置和政策支持的重点,形成了一套特殊经济区政策体系[34]。特殊经济区的形成和发展对经济增长、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国家节点战略的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以国家级新区为载体、以国家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为重要内涵的转变。郝寿义认为与改革开放之初制度导入的开发区模式存在不同,近年来布设的国家节点战略是一种内在制度变迁引导的“制度创新”增长极,并内生于区域发展格局[33]。近年集中批复的多个国家级新区同样承担了国家或区域性的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任务,如浦东新区的行政体制改革成为已有大城市行政体制创新的重要示范,张江高科技园区、陆家嘴金融区和外高桥保税区是国内首批以服务业为核心的特殊政策区,滨海新区重点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通过引进、吸收、转化,推动国家战略性产业的突破等[35]。由此可见,尽管国家节点战略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其内涵却一直是国家通过倾向政策干预、制度创新引导和要素主动投入等手段并与区域特质交互作用,促进了国家节点战略地区的发展及其对周边区域的带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策型”增长极。根据国家节点战略制度创新的内容,可以将国家节点战略分为全面型和特色型两类,如国家近年批复的18个国家级新区就属于前者,需要在经济社会发展、制度创新等方面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而义乌（国际贸易）、厦门（深化两岸交流合作）、14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则属于特色型的国家节点战略,强调在某些方面与领域的改革探索。
3.4 国家节点战略的作用模式
国家节点战略是政府引导与调控区域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国内外相关理论在空间上的表征。根据经济地理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体系的演进是集聚力和扩散力（离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增长极、“中心—外围”和“点—轴”理论均强调了集聚效应在区域经济发展及其空间格局演变过程中的核心作用,认为“中心”的持续发展是集聚经济强有力的论据,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城市和经济发展也会受到离心力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整体上,国家节点战略的发挥在于通过集聚与扩散作用推动所依托城市的功能升级与空间扩展,进而实现对所依托城镇群及更大区域的辐射带动,形成“由核心到外围”的自“国家节点战略地区—核心城市—城镇群—广大区域”的梯次区域开发模式[14]。整体上,国家节点战略的实施路径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图4）：① 培育“节点”,针对改革开放不同时期的区域开发目标设定相应的国家节点战略,通过国家及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与制度创新,打破国家节点战略地区常规发展路径,率先形成区域发展的增长极与撬动所依托城市功能升级与空间结构性拓展的重要节点。② 强化“核心”,国家节点战略地区与其所依托城市及区域的良性互动是国家节点战略设立的初衷与最终目标,在国家节点战略的推动下,国家节点战略地区设施条件与投资环境的快速改变将为主城区加快“退二进三”进程创造了条件,从而为主城区实现传统功能的外溢与现代服务业发展和新兴高端功能培育提供了空间支撑。另一方面,作为改革开放不同时期融入全球化的重要平台和产业高地,国家节点战略地区依托空间优势和政策优势,不再单纯的以承接城市传统功能外溢为重点,而成为区域新兴高端职能的重要集聚区,通过技术扩散与产业孵化等将改变所在城市及区域的传统工业结构,并推动城市与区域的功能升级。如上海浦东新区在设立之初,其动力主要来自于主城区的功能外溢,发展相对缓慢;在其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后,浦东新区则成为区域先进制造业与金融、物流等现代服务业的重要集聚区,其发展不仅带动了上海市服务业的功能升级,经历了带动发展到整合互动的功能演替过程,同时也带动了上海市工业体系的升级。③ 整合“边缘”,核心城市的快速发展将通过传统功能向边缘城镇的转移和新兴功能的联动发展而重构城镇群地区的功能体系,推动城镇群地区的功能升级与结构优化。国家节点战略地区既有通过产业扩散与技术外溢而实现对周围地区及城镇群地区的直接辐射带动,但其作用的发挥更多的是通过“节点—城市”这个复合体来实现的,国家节点战略地区与所依托城市的良性互动推动了城市功能与辐射水平的整体升级,进而通过集聚与扩散作用带动城镇群地区的发展。④ 带动“外围”,通过人口经济要素集散、区域功能空间联动等效应,城镇群地区的快速发展将降低外围地区的资源环境压力,引导外围地区实现专业化特色化发展。如京津冀城镇群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山西、内蒙古等地区作为京津冀地区重要的能源原材料保障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与休闲旅游度假基地等功能的发展。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国家节点战略的作用模式分析
-->Fig. 4Action mode of national node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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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家节点战略对中国区域经济格局演变的影响检验
作为全国性区域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国家节点战略对中国区域经济格局产生了深刻而持续的影响。部分****根据对经济地理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模型的推演,认为由于节省交通成本等因素的存在,越接近中心城市,就会拥有更大的市场和更强的集聚经济;而到中心城市有一定距离的区域则只能为中心城市提供更为基础的产品和服务来参与区域经济竞争,其市场潜力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减弱;当到中心城市的距离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区域间的竞争会大幅下降,而其自身周边的市场规模也会更少地受到中心城市的分享,因此其市场潜力也会较大[36-38]。在此基础上,Dobkins等将这种市场潜力的分析与城市发展的空间关系结合起来[39],提出“∽”型空间关系存在的可能性,由此引发了集聚经济和城市体系领域一系列的相关研究[40-41]。然而,这些理论成果的实证检验存在着诸多困难,相关的实证研究并不多。少量对于美国区域经济增长、工资水平和城镇体系演进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发现离心力的显著影响,没有对这些理论研究成果提供正面的实证支持[39, 42-43]。而在中国,集聚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似乎十分显著,大量的实证研究为此提供了积极正面的支持,认为沿海地区和大城市经济增长更快[44-45]。从空间距离视角,许政等考察了上海和香港两个国际性大港口对中国131个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进一步验证了“∽”型空间关系的存在[11]。现有研究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均论证了国家节点战略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然而受研究年份较早国家节点战略的经济效应尚未完全呈现,以及1990年至今中国的地级城市数量几乎增长了近一倍而已有研究则尚未考虑等限制,现有研究难以完整的刻画国家节点战略对区域经济格局的影响。4.1 模型与数据
根据中国区域政策的演进过程与特征,结合2011年后国家级新区等形式的国家节点战略大量涌现而对区域交叉影响等因素,本文选择以2010-2011年全国338个地级行政单元的经济增速为研究对象,利用经济增长模型对改革开放不同时期的深圳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等三大典型的国家节点战略对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影响进行实证估计[11]。本文的模型设定如下：模型的因变量是各地级市或其他地级单元2010-2011年GDP的增长率。核心自变量disnodei是城市i到深圳、上海、天津三大国家节点战略所在城市的距离。到国家节点战略所在城市的距离有两种常用的度量指标：一是交通距离,二是空间的直线距离。由于前者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理论上会产生严重的模型内生性,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更可能成为区域交通建设的重点地区,缩短其与国家节点战略城市之间的交通距离,却不会影响到二者的直线距离这个外生变量。因此本文选取各城市到三大战略节点的直线距离（disSZ,disSH和disTJ）,并计算三者中的最近距离,这也是学术界对空间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的通用做法。由于要考察这些距离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梯度性和识别可能的空间转折点,模型中还包括了这些距离变量的平方项和立方项。然而,各地经济增速与其到节点战略城市距离的关系仅能证明二者的相关性,为考察距离对增长影响的因果关系,必须控制可能影响城市经济增速的其他重要变量。因此,基于经济增长研究的现有成果,模型中控制了初始经济发展水平、要素投入、对外开放和政府能力等重要变量的影响,相关变量（Xi）包括初始GDP的对数、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人均受教育年限、外商直接投资与GDP的比值和地方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等;其他控制变量还包括中国经济增长研究中普遍采用的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所表征的区域城镇化水平,以每平方公里土地上承载的人口数量表征的区域人口密度及其平方项、是否为直辖市、省会城市或计划单列市及中部和西部三个虚拟变量。
模型中所有解释变量均选用基准年2010年的数据。在以上诸多变量,尤其是地带性的虚拟变量、对外开放程度被加入模型之后,完全有理由相信到三大国家节点战略所在城市的距离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地理因素,而是本文所要考察的国家节点战略对全国经济增长空间格局的影响。本文的数据来源包括三部分：一是《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1年和2012年）;二是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分县数据;三是由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提供的GIS底图计算出的距离、面积等空间变量。
4.2 实证结果分析
利用截面数据的OLS估计方法,同时加入城市到三大国家节点战略所在城市的最近距离及其平方项、立方项,发现立方项并不显著（模型I）,于是将其剔除后重新估计（模型II）;为了考察设立时代、战略目的和区位条件均不同的3个国家级战略各自的影响,使用类似的方法对其进行估计（模型III,模型IV）。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Tab. 2
表2
表2国家节点战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Tab. 2Estimation resultsof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national node strategy
| 变量 | 模型I | 模型II | 模型III | 模型四IV |
|---|---|---|---|---|
| lnGDP | -0.194 | -0.123 | -0.141 | -0.124 |
| (-0.80) | (-0.52) | (-0.58) | (-0.51) | |
| disnode | 0.00645*** | 0.00376*** | ||
| (3.13) | (3.65) | |||
| disnode_2 | -0.00000379** | -0.00000122*** | ||
| (-2.19) | (-3.92) | |||
| disnode_3 | 6.14e-10 | |||
| (1.51) | ||||
| disTJ | 0.00687*** | 0.00296** | ||
| (2.73) | (2.52) | |||
| disSH | 0.00691*** | 0.00286*** | ||
| (2.81) | (3.63) | |||
| disSZ | 0.00414* | 0.00380*** | ||
| (1.88) | (3.62) | |||
| disTJ_2 | -0.00000302 | -0.000000648 | ||
| (-1.29) | (-1.56) | |||
| disSH_2 | -0.00000416* | -0.000000836** | ||
| (-1.83) | (-2.52) | |||
| disSZ_2 | -0.000000559 | -0.00000102*** | ||
| (-0.41) | (-3.75) | |||
| disTJ_3 | 4.97e-10 | |||
| (0.91) | ||||
| disSH_3 | 6.57e-10 | |||
| (1.47) | ||||
| disSZ_3 | -1.66e-10 | |||
| (-0.60) | ||||
| N | 338 | 338 | 338 | 338 |
| R2 | 0.174 | 0.169 | 0.227 | 0.212 |
| 调整后R2 | 0.136 | 0.133 | 0.176 | 0.1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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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绘制区域经济增长率与其到国家节点战略所在城市距离的关系图（图5）。结果显示：① 经过数年或数十年的快速发展和扩散作用之后,国家节点战略所在城市已经不再是经济增长中心。相反,控制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其他要素之后,各地与国家节点战略所在城市的经济增长率差均为正值,也即国家节点战略所在城市已经成为经济增长最慢的城市类型之一。② 国家节点战略所在城市周边区域已经逐步进入经济调整阶段。随着到国家节点战略所在城市距离的增加,其经济增长率并非降低反而是持续提高。对这种现象的合理解释是国家节点战略周边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普遍较高,大多经过了快速的粗放式增长阶段,进入结构调整和稳定增长阶段。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国家节点战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正在扩大化。③ 国家节点战略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范围已经扩展到1200~1500 km左右,而这个距离大约能够覆盖整个中部地区,而这个地区恰恰是近年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在这个距离之内,距离国家节点战略城市越近,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结构调整压力越大,其经济增长速度越低;在这个距离之外,国家节点战略对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弱化,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慢。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国家节点战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Fig. 5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economic impacts ofnational node strategy
-->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6本文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的比较
-->Fig. 6Comparison of the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is paper with the previous study
-->
如果将本文的分析结果与许政等利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数据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11],可以发现二者大相径庭（图6）。由于本文与该文使用的数据和方法基本一致,这种迥异的结果并非模型设定的问题,而是背后一定存在一致的理论解释,只是在不同时期体现出不同的结果而已。国家节点战略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典型的阶段性,从这个角度能够完全理解这种迥异的结果。① 在战略实施的初期,制度创新、国家资源投入对国家节点战略所在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快速增长有着极其重要的刺激作用,因此国家节点战略城市及其周边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其他地区。而且,这种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是巨大的,许政等的模型拟合结果中[11],国家节点战略所在城市的经济增速甚至会比600 km以外城市的增速高14~15个百分点,这种差异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依然是可以理解的。② 国家节点战略实施初期,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空间上是迅速递减的,因为这种超快速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国家节点战略所附带的制度创新和资源投入,而这些要素的空间扩散速度并不快,且范围较为有限。而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国家节点战略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早已从简单的促进增长向更深层次的转型升级转变,因此国家节点战略城市所在的整个城镇群甚至更大区域范围内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已远低于全国水平。但是,这种效应已经不再是战略实施初期的短期就能见效的经济飞跃,而是长期积累、逐渐出现的结构调整效应。因此,与战略实施初期的情况相比,这种效应的作用范围更广,达到1000 km以上;但效应强度很弱,对经济增长普遍只有2~3个百分点的负面效应。
进一步讲,本文将三大国家节点战略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分开检验,与综合效应的模型拟合结果类似,三次项均不显著,因此采用二次方程。而由于战略实施时间有限,天津滨海新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因此图7仅比较了实施较早的深圳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两大国家节点战略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二者的空间影响范围比较一致,但强度不同。实施较早的深圳特区周边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更慢,这与近年来珠三角高强度的“腾笼换鸟”等一系列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相呼应,反映了国家节点战略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进入新阶段。这种情况在长三角也类似,但由于战略实施期相对较短,强度远低于珠三角。在可预见的将来,长三角也很难保持之前的经济高速增长,结构调整也将是长三角必须面对的核心议题,与之相对应的便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低走。由此,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区域内陆化趋势将长期持续并不断强化。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7深圳特区与浦东新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
-->Fig. 7Comparison of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and Pudong New Area
-->
5 结论与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政策的演进及区域经济格局的演变是系统的、循环渐进的过程,经历了以经济特区为龙头的探索阶段（1979-1990年）、以开发区为主导的推广阶段（1991-2005年）和以国家级新区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载体的优化阶段（2006年至今）等三个阶段,在其中依托重要节点的试点改革在中国区域政策演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并推动了中国区域政策由点及面的螺旋式演进。与此同时,政府实现了从区域发展的促进者向区域协调发展的推动者转变,从制度的创新者向政策的推广者转变,从制度的设计者向被动执行者转变。本文将这种以试点改革为特色依托重要节点推进区域开发的战略称为国家节点战略,国家节点战略是经济地理学中地域空间组织形态构建和空间干预问题研究的典型体现和增长极理论在中国转型时期的创新性应用与发展。从基本特征分析,国家节点战略既是区域发展“引擎”和重要增长极,也是转型期中国制度创新的重要载体,是一种独特的“政策型”增长极。从作用模式看,国家节点战略地区与区域发展实现了良好的耦合互动,形成了“国家节点战略地区—中心城市—城镇群—更大区域”的梯次区域开发模式。实证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不同时期的深圳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对中国区域经济格局产生深刻而持续的影响。在国家节点战略实施初期,以国家主导的经济资源投入和包含一系列倾斜性政策的制度创新迅速而有效地刺激了国家节点战略所在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经济的快速腾飞;但这种效应的强度很大而空间范围有限,从而导致国家经济增长中心在国家节点战略地区周边的高度集聚。随着政策倾斜的弱化和国家投入的减少,国家节点战略所在城市逐渐进入持续稳定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阶段,这种特征在持续积累的同时逐渐向周边区域扩散,与之相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也会逐渐扩散,这种影响的速度较慢、强度较低,但空间范围却很广泛。与之相伴的必然结果是经济快速增长区域的内陆化,从国家层面分析,区域经济增长空间格局的内陆化趋势是国家节点战略长期实施之后的必然结果,经济增长的内陆化背后伴随着国家节点战略周边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而后者同样具有空间扩散的典型特征,也将成为影响下一阶段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核心力量之一。值得提出的是,全国尺度的拟合结果并不一定适用于区域或地方尺度,以地级市为基本单元的分析与以县市为基本单元的分析结果也同样不可比。不同时间、样本和空间尺度的分析结果可能出现很大的差异性,对这些结果的综合分析才是空间效应分析的应由之路。未来应在城市和区域尺度对国家节点战略的空间效应做进一步的分析,以勾勒更为全面的现实轮廓。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 [1] | 本书从空间透视的理论视角, 围绕人类经济社会空间组织的两大目标——建构功效空间和营造空间福利, 系统阐释了人类空间活动的机理和模式。 本书从空间透视的理论视角, 围绕人类经济社会空间组织的两大目标——建构功效空间和营造空间福利, 系统阐释了人类空间活动的机理和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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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民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确立的宏观背景下，区域开发与发展问题愈来愈成为各级政府规划决策和学术界关注的重大问题。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针对区域发展问题开展研究，并每两年编制《中国区域发展报告》，上全国及各地区为国土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和动态；分析各地区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对经济增长，结构改善及生态环境产生的效果，揭示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和地区间差异的形成机制与变化 .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民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确立的宏观背景下，区域开发与发展问题愈来愈成为各级政府规划决策和学术界关注的重大问题。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针对区域发展问题开展研究，并每两年编制《中国区域发展报告》，上全国及各地区为国土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和动态；分析各地区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对经济增长，结构改善及生态环境产生的效果，揭示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和地区间差异的形成机制与变化 |
| [4]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十分活跃，形成了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局面，但这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是单纯的“政策说”可以完全解释的，其中，地学因素是基础性的影响因素，所谓地学因素指人地关系中的“地“要素以及人地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空间结构基础；它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是相对比较稳定和长久的，本文从强调地学因素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在国家制定区域政策中应起到的作用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分析论述影响我国区域发展的地学因素，包括自然条件、区位因素、资源禀赋、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等。并基于对地学因素的分析提出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构想。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十分活跃，形成了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局面，但这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是单纯的“政策说”可以完全解释的，其中，地学因素是基础性的影响因素，所谓地学因素指人地关系中的“地“要素以及人地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空间结构基础；它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是相对比较稳定和长久的，本文从强调地学因素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在国家制定区域政策中应起到的作用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分析论述影响我国区域发展的地学因素，包括自然条件、区位因素、资源禀赋、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等。并基于对地学因素的分析提出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构想。 |
| [5] | .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是时下被频繁使用的一个词汇，但对它内涵的解读和全面研究却并不多。显 然，理论研究的缺乏势必制约改革试验进程的推进。在本文中，我们首先通过解释中央政府为什么提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一问题，引发出试验区生成的的理 论判据、基本特征和选择依据；进而从实践层面上剖析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深圳特区的综合配套改革的基本内容，并尝试比较三区的差异性及其产生的原 因；最后就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可能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进行前瞻性讨论，以期能够为政府推进试验区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和可资借鉴的素材。 .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是时下被频繁使用的一个词汇，但对它内涵的解读和全面研究却并不多。显 然，理论研究的缺乏势必制约改革试验进程的推进。在本文中，我们首先通过解释中央政府为什么提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一问题，引发出试验区生成的的理 论判据、基本特征和选择依据；进而从实践层面上剖析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深圳特区的综合配套改革的基本内容，并尝试比较三区的差异性及其产生的原 因；最后就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可能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进行前瞻性讨论，以期能够为政府推进试验区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和可资借鉴的素材。 |
| [6] | Many studies of regional disparity in China have focused on the preferential policies received by the coastal provinces. We decomposed the location dummies in provincial growth regressions to obtain estimates of the effects of geography and policy on provincial growth rates in 1996鈥99. Their respective contributions in percentage points were 2.5 and 3.5 for the province-level metropolises, 0.6 and 2.3 for th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2.8 and 2.8 for the coastal provinces, 2.0 and 1.6 for the central provinces, 0 and 1.6 for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and 0.1 and 1.8 for the southwestern provinces. Because the so-called preferential policies are largely deregulation policies that have allowed coastal Chinese provinces to integrate into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t is far superior to reduce regional disparity by extending these deregulation policies to the interior provinces than by re-regulating the coastal provinces. Two additional inhibitions to income convergence are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which makes the movement of the rural poor to prosperous areas illegal, and the monopoly state bank system that, because of its bureaucratic nature, disburses most of its funds to its large traditional customers, few of whom are located in the western provinces.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 to overcome geographic barriers is fundamental to increasing western growth, but increasing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education and medical care) is also crucial because only it can come up with new better ideas to solve centuries-old problems like unbalanced growth. |
| [7] | A noted American authority and investigator of China's economy outlines the general features of the ongoing reorientation of Chinese economic policymaking toward increased state activism, which has gained momentum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 initial section of the paper describes the marketization and privatization initiatives of China's late reform period to provide a baseline against which to measure the subsequent shift toward increased state intervention and guidance in the economy. The author traces the shift in three critical policy arenas (social polic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industrial and technology policy) and demonstrates how state involvement in each intensified dur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He then proceeds to explore the implications of accelerated state activism in the future, identifying potential rewards as well as large risks. Among the latter are macroeconomic imbalances, a "softening" of budget constraints, difficulties in recognizing and terminating unsuccessful economic programs, and tensions with trading partner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Numbers: E600, H100, H500, P210. 4 tables, 25 references. |
| [8] | **** |
| [9] | . 本文通过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技术，从最终产品对总产品生产的影响角度分析了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这三大增长极对中国内陆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区域间的后向关联系数的测度表明，三大增长极对中国内陆地区的外溢效应只有10．9％，而且主要集中在对中部地区的外溢效应上，对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的外溢效应则十分有限。从三大增长极最终产品生产的实际影响力看，也呈现同样的特征。就三大增长极对内陆地区外溢效应的比较来看，长三角最大，其次分别是珠三角与环渤海；对东北与西北地区的影响，环渤海最大，而珠三角对西南地区的影响力居三者之首。产业层面的分析揭示出对中国内陆外溢性影响排在前5位的产业在三大增长极中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它们占到了三大增长极对内陆地区总外溢效应的40％左右，这些产业的发展无疑对内陆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带动作用。 . 本文通过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技术，从最终产品对总产品生产的影响角度分析了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这三大增长极对中国内陆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区域间的后向关联系数的测度表明，三大增长极对中国内陆地区的外溢效应只有10．9％，而且主要集中在对中部地区的外溢效应上，对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的外溢效应则十分有限。从三大增长极最终产品生产的实际影响力看，也呈现同样的特征。就三大增长极对内陆地区外溢效应的比较来看，长三角最大，其次分别是珠三角与环渤海；对东北与西北地区的影响，环渤海最大，而珠三角对西南地区的影响力居三者之首。产业层面的分析揭示出对中国内陆外溢性影响排在前5位的产业在三大增长极中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它们占到了三大增长极对内陆地区总外溢效应的40％左右，这些产业的发展无疑对内陆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带动作用。 |
| [10] | 二战后,非均衡理论迅速发展,并被各国政府纷纷用之指导其区域规 划,有的已取得一定成效.本文简要阐述国内外主要的非均衡理论,进而分析长江三角洲的经济特点和经济扩散的空间过程,并利用转移-份额法分析20世纪 80-90年代中国实行非均衡战略的效果,发现上海这一区域"增长极"的经济发展对全国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带动和扩散作用.新的一个世纪即将到来,"增长 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将依然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上海作为一个很好的增长极必将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产业带的发展,因此本文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对长江 三角洲的产业布局提出一些建议.最后本文讨论了转移-份额法分析问题的局限性. . 二战后,非均衡理论迅速发展,并被各国政府纷纷用之指导其区域规 划,有的已取得一定成效.本文简要阐述国内外主要的非均衡理论,进而分析长江三角洲的经济特点和经济扩散的空间过程,并利用转移-份额法分析20世纪 80-90年代中国实行非均衡战略的效果,发现上海这一区域"增长极"的经济发展对全国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带动和扩散作用.新的一个世纪即将到来,"增长 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将依然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上海作为一个很好的增长极必将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产业带的发展,因此本文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对长江 三角洲的产业布局提出一些建议.最后本文讨论了转移-份额法分析问题的局限性. |
| [11] | 本文利用中国城市级面板数据，考察了到大港口和大城市的距离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发现，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和到大港口（香港或上海）的地理距离存在“y型”关系，这与新经济地理学的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模式”是一致的。同时，我们也发现，距离区域性的大城市越近，越有利于城市经济增长，但省际行政边界的存在降低了区域性大城市对外省城市的吸纳效应，这也证实了省际市场分割的存在。 本文利用中国城市级面板数据，考察了到大港口和大城市的距离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发现，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和到大港口（香港或上海）的地理距离存在“y型”关系，这与新经济地理学的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模式”是一致的。同时，我们也发现，距离区域性的大城市越近，越有利于城市经济增长，但省际行政边界的存在降低了区域性大城市对外省城市的吸纳效应，这也证实了省际市场分割的存在。 |
| [12] | 从企业经济联系的角度系统分析 了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域带动效应的历史演进,估算了当前开发区的区域带动能力,并从我国国情和社会经济结构分析了影响开发区与区域发展关系的内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开发区的区域带动效应经历了一个由弱到强的过程,目前总体上略弱于韩国和台湾的出口加工区而明显强于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决定我国开 发区与区域发展关系的内在原因有2个方面:一是巨大的市场容量和不断升级的需求结构;二是开发区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协同关系。最后就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 未来的区域带动效应进行了预测,并就促进开发区与区域统筹发展和正确评价增长极理论提出了建议。 . 从企业经济联系的角度系统分析 了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域带动效应的历史演进,估算了当前开发区的区域带动能力,并从我国国情和社会经济结构分析了影响开发区与区域发展关系的内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开发区的区域带动效应经历了一个由弱到强的过程,目前总体上略弱于韩国和台湾的出口加工区而明显强于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决定我国开 发区与区域发展关系的内在原因有2个方面:一是巨大的市场容量和不断升级的需求结构;二是开发区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协同关系。最后就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 未来的区域带动效应进行了预测,并就促进开发区与区域统筹发展和正确评价增长极理论提出了建议。 |
| [13] | 制度供给成为影响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对 两地的区域发展进行空间制度供给的主体与方式有两个,一是国家主导的政策供给,另一是地方政府中间扩散的制度供给.在国家主导的空间制度供给层面始终维持 着同样的供给逻辑,即:当中国需要探索世界或进行局部试验时,往往会选择广东沿海地区进行先行的制度创新;而当需要面向全国或者是带动国内的发展时,往往 首先会将探索成功的制度运用于以上海为首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这种区域发展的空间制度供给逻辑的恒定性使国家层面的制度变迁表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性.以国家 的政策供给为逻辑起点,两地地方政府空间制度的供给深受各地资本结构及其市场导向所需的空间准入要求的影响,因而表现出较强的制度供给路径锁定.顺应国家 层面制度供给的路径依赖,珠江三角洲地区地方政府的空间制度供给应当朝着与港、澳开展制度性整合的方向前进,建立大珠江三角洲自由贸易区更像是符合两岸三 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空间制度安排;而针对地方政府空间制度供给的路径锁定,则需要国家在开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许可空间时,制定一定的准则与门 槛,规避路径锁定带来的空间发展绩效低下的局面. 制度供给成为影响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对 两地的区域发展进行空间制度供给的主体与方式有两个,一是国家主导的政策供给,另一是地方政府中间扩散的制度供给.在国家主导的空间制度供给层面始终维持 着同样的供给逻辑,即:当中国需要探索世界或进行局部试验时,往往会选择广东沿海地区进行先行的制度创新;而当需要面向全国或者是带动国内的发展时,往往 首先会将探索成功的制度运用于以上海为首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这种区域发展的空间制度供给逻辑的恒定性使国家层面的制度变迁表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性.以国家 的政策供给为逻辑起点,两地地方政府空间制度的供给深受各地资本结构及其市场导向所需的空间准入要求的影响,因而表现出较强的制度供给路径锁定.顺应国家 层面制度供给的路径依赖,珠江三角洲地区地方政府的空间制度供给应当朝着与港、澳开展制度性整合的方向前进,建立大珠江三角洲自由贸易区更像是符合两岸三 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空间制度安排;而针对地方政府空间制度供给的路径锁定,则需要国家在开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许可空间时,制定一定的准则与门 槛,规避路径锁定带来的空间发展绩效低下的局面. |
| [14] | 文章从空间视角考察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区域发展整体战略的演变路径和作用机制。分析认为,从不平衡向相对协调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转变取得了总体效率和空间平等相对较好的结合,区域改革开放也取得许多成功的经验,但由于东中西部地区联动发展的机制尚未形成,致使区域差距在不断扩大。因此,我国未来区域发展整体战略的目标应该是形成合理的空间结构,实现总体效率与空间结构的相对均衡,并通过空间集聚及加强区域经济联动等方式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四轮驱动和主体功能区建设也将有助于我国经济在区域协调发展中保持持续稳定增长。 . 文章从空间视角考察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区域发展整体战略的演变路径和作用机制。分析认为,从不平衡向相对协调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转变取得了总体效率和空间平等相对较好的结合,区域改革开放也取得许多成功的经验,但由于东中西部地区联动发展的机制尚未形成,致使区域差距在不断扩大。因此,我国未来区域发展整体战略的目标应该是形成合理的空间结构,实现总体效率与空间结构的相对均衡,并通过空间集聚及加强区域经济联动等方式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四轮驱动和主体功能区建设也将有助于我国经济在区域协调发展中保持持续稳定增长。 |
| [15] | 论文利用近50年来长序列统计资料对赤峰市耕地动态变化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1950年-2000年赤峰市耕地总量经历了3个增长期和2个减少期；耕地变化除具有以全市总量变化为代表的普遍特征外，南部和中北部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主要表现为，50年来，与中北部各旗（县）相比，以敖汉旗为代表的南部3旗（县）耕地相对变化率较小，但1961年-1990年耕地减幅较大；通过文献调研和定量研究得知，50年来赤峰市耕地变化主要受5次大的政策因素驱动，并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总人口、年末牲畜存栏总头数、粮食单产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等人口和经济发展因素显著相关。 . 论文利用近50年来长序列统计资料对赤峰市耕地动态变化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1950年-2000年赤峰市耕地总量经历了3个增长期和2个减少期；耕地变化除具有以全市总量变化为代表的普遍特征外，南部和中北部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主要表现为，50年来，与中北部各旗（县）相比，以敖汉旗为代表的南部3旗（县）耕地相对变化率较小，但1961年-1990年耕地减幅较大；通过文献调研和定量研究得知，50年来赤峰市耕地变化主要受5次大的政策因素驱动，并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总人口、年末牲畜存栏总头数、粮食单产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等人口和经济发展因素显著相关。 |
| [16] | 基于人口统计、基本产业单位普查、房地产开发、城市规划与建设档案等多渠道翔实资料，从土地开发、经济活动、人口与居住等多个方面，对开发区发展带动下的西安城市扩张之动态与趋势予以介绍；并通过将这一城市扩张发展过程与中外典型郊区化发展模式相比较，对其特征与性质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能否将这一城市扩张发展过程定义为一种“非典型性”城市郊区化进程之问题，供专家****商榷研讨。 . 基于人口统计、基本产业单位普查、房地产开发、城市规划与建设档案等多渠道翔实资料，从土地开发、经济活动、人口与居住等多个方面，对开发区发展带动下的西安城市扩张之动态与趋势予以介绍；并通过将这一城市扩张发展过程与中外典型郊区化发展模式相比较，对其特征与性质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能否将这一城市扩张发展过程定义为一种“非典型性”城市郊区化进程之问题，供专家****商榷研讨。 |
| [17] | 地级行政单元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是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的重要空间依托。现有研究中缺乏针对中国地级行政单元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时空格局演变的实证研究。本文在对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标准进行辨析的基础上,从全国和地级两个层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及其时空特征进行系统分析,并通过Global Moran's I 指数和Getis-Ord Gi<sup>*</sup>指数探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演变规律。研究发现:①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发展一直处于相对的集聚状态,自1990 年到2010 年由初级产品生产阶段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经济发展格局呈现出“均衡—不均衡—逐步均衡”的演变特征。② 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由沿海向内陆地区推进的总体趋势,中西部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主要是区域性中心城市和资源富集型城市两种类型。③ 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区域呈现出“北移西进”的态势,东部沿海地区空间联动发展的效应有所减弱,呈现出“南上北下”的趋势,中西部地区城市仍以单体式发展为主,区域带动效应较弱,联动发展态势不明显。④ 从时间趋势来看,虽然全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放缓的趋势,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却快速提高,已经明显高于沿海地区。⑤ 资源富集地区是中西部经济增长的热点地区,采用人均GDP单一指标测算的部分资源富集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存在“虚高化”的特征,资源大规模集中开发带动经济总量迅速膨胀的同时,却掩盖了背后的经济结构失调和社会发展滞后等诸多问题,应引起决策者和学术界的持续关注。 . 地级行政单元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是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的重要空间依托。现有研究中缺乏针对中国地级行政单元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时空格局演变的实证研究。本文在对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标准进行辨析的基础上,从全国和地级两个层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及其时空特征进行系统分析,并通过Global Moran's I 指数和Getis-Ord Gi<sup>*</sup>指数探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演变规律。研究发现:①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发展一直处于相对的集聚状态,自1990 年到2010 年由初级产品生产阶段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经济发展格局呈现出“均衡—不均衡—逐步均衡”的演变特征。② 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由沿海向内陆地区推进的总体趋势,中西部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主要是区域性中心城市和资源富集型城市两种类型。③ 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区域呈现出“北移西进”的态势,东部沿海地区空间联动发展的效应有所减弱,呈现出“南上北下”的趋势,中西部地区城市仍以单体式发展为主,区域带动效应较弱,联动发展态势不明显。④ 从时间趋势来看,虽然全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放缓的趋势,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却快速提高,已经明显高于沿海地区。⑤ 资源富集地区是中西部经济增长的热点地区,采用人均GDP单一指标测算的部分资源富集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存在“虚高化”的特征,资源大规模集中开发带动经济总量迅速膨胀的同时,却掩盖了背后的经济结构失调和社会发展滞后等诸多问题,应引起决策者和学术界的持续关注。 |
| [18] | 本书是关于研究中国区域政策与区域发展的著作，书中具体包括了：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的总框架、东部率先发展战略和政策、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和政策、经济特区的战略和政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政策等内容。 本书是关于研究中国区域政策与区域发展的著作，书中具体包括了：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的总框架、东部率先发展战略和政策、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和政策、经济特区的战略和政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政策等内容。 |
| [19] | 在分析了对中国区域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基础上，探讨西部开发的重大问题，就国家－地方－个人利益的协调、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以及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等进行经济地理学理论层面的思考，论证了西部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进而提出了“富民”优先、缩小社会发展差距、建设特色经济、非均衡开发、东西合作等西部开发战略创新的基本思路． . 在分析了对中国区域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基础上，探讨西部开发的重大问题，就国家－地方－个人利益的协调、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以及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等进行经济地理学理论层面的思考，论证了西部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进而提出了“富民”优先、缩小社会发展差距、建设特色经济、非均衡开发、东西合作等西部开发战略创新的基本思路． |
| [20] | First page of article |
| [21] |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and index |
| [22] | The paper continues from Part 1 which appeared in the previous issue of the journal. The primary concern is with neglected aspects of the growth-pole strategy, particularly as these relate to its implementation. Of importance here are the spatial configuration of the planned poles, the economic activity to be located within these,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a planned pole, and the presence of a pole within an existing urban system. Consideration is also given to the failure, abandonment and non-adoption of the strategy and to the reasons for this. It is argued that growth-pole strategy has never been evaluated in terms of an adequate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the rudiments of one such framework are outlined. |
| [23] | The paper continues from Part 1 which appeared in the previous issue of the journal. The primary concern is with neglected aspects of the growth-pole strategy, particularly as these relate to its implementation. Of importance here are the spatial configuration of the planned poles, the economic activity to be located within these,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a planned pole, and the presence of a pole within an existing urban system. Consideration is also given to the failure, abandonment and non-adoption of the strategy and to the reasons for this. It is argued that growth-pole strategy has never been evaluated in terms of an adequate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the rudiments of one such framework are outlined. |
| [24] |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spread–backwash effects associated with non-agricultur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nd employment growth across 922 cities and counties in Central China between 2000 and 2005. Simultaneous equation estimates find mixed spread–backwash effects from prefecture and higher-level cities to comparable or lower-level cities and counties. Spread effects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nd employment growths are also indicated between county-level cities. However, county-level cities exerted backwash effects on rural countie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in rela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economic growth zones in Central China as an important strategy of Central Rise. |
| [25] | “增长极”理论是由法国经济学家F·佩鲁克斯于50年代初提出来的。被认为是西方空间经济学中经济区域观念的基石,应用于对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体系形成规律的分析和探讨,后来又成为东西方区域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之一。 目前国外有关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已成为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倾向之一。在我国,经济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也日受重视, . “增长极”理论是由法国经济学家F·佩鲁克斯于50年代初提出来的。被认为是西方空间经济学中经济区域观念的基石,应用于对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体系形成规律的分析和探讨,后来又成为东西方区域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之一。 目前国外有关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已成为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倾向之一。在我国,经济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也日受重视, |
| [26] | ABSTRACT Ciudad Guayana in Venezuela is one of the leading examples in the world of a city plan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comprehensive rational planning. It was started in the 1960s as a “growth pole” in an isolated part of Venezuela, built around a large steel plant and hydroelectric projects. In the 1990s, the model of planning shifted from centralized to decentralized as a result of the election victories of a radical political party and neoliberal restructuring that weakened central government. The story of this dramatic change contains lessons for plann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cent wave of expans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 |
| [27] | There has been much discussion of the economic rise of Asia and an emerging Pacific community. This is nowhere more true than in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yet an interesting by-product of the tremendous change in Asia is that it has contributed directly to a drift i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anberra and Washington. Notwithstanding the universally enthusiastic official rhetoric about Asia, the region is in fact of much greater importance to Australia than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as Australia finds itself being increasingly pulled towards Asia, its traditionally very close relations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s gradually weakening. This trend can be illustrated by focusing on developments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differential way they are affecting US and Australian interests in three key policy areas: trade, politics and human rights, and secur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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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The article discusses China's impact to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t is inferred that the country'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is a result of its global market prices. However, its ability to influence international market rules depends on policy makers' ability to employ new regulatory capabilities, by constructing a fledgling regulatory state to provide policy makers with new tools to impose and enforce market rules. In effect, its positive direct control over the economy is reduced. |
| [30] | China's post-Mao economic reforms have generated rapid and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unprecedented rises in real income and living standards, and have transformed what was once one of the world's most insular economies into a major trading nation. The contrast betwee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nd those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could not be more striking. Where the latter struggle with severe recessions and pronounced declines in real income, China has looked more like a sprinting East Asian “tiger” than a plodding Soviet-style dinosaur mired in the swamps of transition. The realization that reform measures and energetic growth continue even after the political crisis of 1989 has made China a subject of intense interest far outside the customary confines of the China field. Understood increasingly as a genuine success story, it is moving to the centre of international policy debates about what is to be done to transform the stagnating economies of Eastern Europe, and various aspects of its case now figure prominently in academic analyses ranging from theories of the firm and property rights to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growth. |
| [31] | This research applies a transaction-focused institutional analysis to compare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apital in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domains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apital is associated with institutional domains of the economy in which agents can use political connections to secure advantages. Political capital is most fungible in institutional domains where government restricts economic activity. In this sense,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in China does not differ fundamentally from patterns observable in established market economies. We interpret this as evidence suggesting China may have experienced a tipping point in its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around the turn of the new century. |
| [32] | 通过对中规院主持的两江、天府、兰州和贵安等西部国家级(准国家级)新区的前期研究、规划设计和后续实施咨询服务等工作,以及新区相应所在省(直辖市)的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的规划编制工作的总结,从实证的角度出发,提出西部国家级(准国家级)新区的设立不是东部先发地区的翻版,而是国家从战略高度给西部发展提供平台,使西部地区发挥国家层面应有作用。 . 通过对中规院主持的两江、天府、兰州和贵安等西部国家级(准国家级)新区的前期研究、规划设计和后续实施咨询服务等工作,以及新区相应所在省(直辖市)的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的规划编制工作的总结,从实证的角度出发,提出西部国家级(准国家级)新区的设立不是东部先发地区的翻版,而是国家从战略高度给西部发展提供平台,使西部地区发挥国家层面应有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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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 基于对核心城镇群、国家中心城市、国家新区发展的持续实践与观察,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空间战略的演进过程,将其归纳为“钻石结构”的概念.从城镇群、中心城市、“国家新区”三个空间尺度入手,试图解析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空间轨迹的特征与规律.并从国际竞争、国家区域发展、产业功能体系和地域文化等不同角度探寻这一国家空间战略结构的意义.最后,在“钻石结构”空间架构的基础上,对未来国家经济社会空间格局的演化趋势作出开放性的推测. . 基于对核心城镇群、国家中心城市、国家新区发展的持续实践与观察,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空间战略的演进过程,将其归纳为“钻石结构”的概念.从城镇群、中心城市、“国家新区”三个空间尺度入手,试图解析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空间轨迹的特征与规律.并从国际竞争、国家区域发展、产业功能体系和地域文化等不同角度探寻这一国家空间战略结构的意义.最后,在“钻石结构”空间架构的基础上,对未来国家经济社会空间格局的演化趋势作出开放性的推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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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 The rapid urbanization trend of the world economy implies an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cities as basic units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Given that the cities within an economy constitute some form of hierarchical structure, we model the endogenous formation of a hierarchical urban system. To overcome the multiplicity of equilibria, we propose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which combines 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with an adjustment dynamics.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as the economy's population size increases gradually, the urban system self-organizes into a highly regular hierarchical system a la Christall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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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 Although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NEG) has been used extensively to formally explain the emergence of the American urban system, few studies investigate its success in explaining current population dynamics in a more established urban system. This study explores whether proximity to same-sized and higher-tiered urban centres affected the patterns of 1990-2006 US county population growth. Rather than casting NEG agglomeration shadows on nearby growth, larger urban centres generally appear to have positive growth effects for more proximate places of less than 250,000 people. However, there is some evidence the largest urban areas cast growth shadows on proximate medium-sized metropolitan areas and of spatial competition among small metropolitan areas. Copyright (c) 2009 the author(s). Journal compilation (c) 2009 RSA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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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 In this paper, I examine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wages and consumer purchasing power across U.S. counties to see whether regional demand linkages contribute to spatial agglomeration. First, I estimate a simple market-potential function, in which wages are associated with proximity to consumer markets. Second, I estimate an augmented market-potential function derived from the Krugman model of economic geography, parameter estimates for which reflect the importance of scale economies and transport costs. The estimation results suggest that demand linkages between regions are strong and growing over time, but quite limited in geographic scope. |
| [44] |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geographic effects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under market reforms. We develop a model for the regional growth pattern of the Chinese economy during the period, characterized b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nd mobilization of rural surplus labor. The FDI and labor migration are directed by the differentials in the expected returns from the capital investment and in the wage rate. The differentials are, to a large extent, explained by geographic factors. In the context of market reforms and the open-door policy, the spatial and topographic advantages of the coastal provinces are realized. As a result, the returns to the capital investment in the coastal provinces are higher than in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thus attracting more FDIs and migrant labor into the region and causing the growth disparity. Our empirical test supports this hypothesis. It finds that geographic factor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explaining the regional disparity in China. This disparity is mainly a coast versus noncoast gap.</p> |
| [45]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urban output per capita across Chinese cities in post-reform era. Our results suggest no evidence of output convergence across cities from 1984 to 2003. We find that cities with comparable output per capita are likely to be located in the same region; furthermore, cities tend to mirror the mobility of their counterparts located in the same province, but not the same region. The divergence in urban output per capita across the nation will continue if the current economic growth pattern persists in the futur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