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佟连军, 魏强Spatio-temporal differenc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assessment of industrialsystem in the Songhua River Basin of Jilin Province
GUOFuyou, TONGLianjun, WEIQiang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5-05-14
修回日期:2015-08-20
网络出版日期:2016-03-25
版权声明:2016《地理学报》编辑部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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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迅猛发展态势,年均GDP增长率长期稳定在10%左右.但经济的发展严重依赖资源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高投入,高消耗,传统的"资源--产品--废物"单向流动的产业线性发展模式仍占据主流地位,产业规模的快速扩张以及经济总量的规模增长尤为盛行,引起了资源能源的供给短缺,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于是对产业系统与生态环境的良性共生,协同共赢关系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适应性研究从理论介绍和方法选择等视角为产业系统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特征,时空作用机理等方面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1],一经提出便受到广泛关注.国外对其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全球环境变化适应性问题的提出[2],目前主要集中于适应性内涵释义[3-5],相关概念辨析[6-7],适应性指标选取[8]与框架建构[9-10],评价方法的选择[11],适应性评价[12-13]以及适应性策略选择[14-15]等方面,可见,国外****对于适应性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在适应性概念解读[16],适应性指标选择[17],适应性驱动机制[18]以及适应性评价[19]等方面展开了广泛研究,并且研究尺度涉及全国[20-21],省域[22-23]及市域尺度[24],成果也较为丰富.但总体看来,对适应性理论的研究仍显匮乏,同时对适应性对策的研究相对较多,而对适应性影响因素的辨识尚着墨不多.另外现有研究对于流域产业系统与环境系统的适应性问题鲜有涉及.
流域具有显著的整体性与关联性,区段性与差异性,层次性与网络性以及开放性与耗散性等特点[25],由于流域资源环境系统的相对封闭性,上下游之间的密切联系性,以及流域产业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矛盾冲突的尖锐性,因此流域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问题亟需研究.松花江流域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的基础和命脉.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空间集聚导致松花江流域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尤其是2005年松花江发生重大水污染事件以后,该流域环境状况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持续关注.但长期形成的重型产业结构,"三高"产业链以及线性生产方式使得流域环境状况短时期内难以改善.随着吉林省增产百亿斤粮食工程,吉林市"千亿级"石化产业基地,松原市"千万吨级"油气生产基地等重大项目的建设,将对流域资源环境提出更高要求和挑战.松花江生态经济走廊作为中国产业系统快速嬗变的典型地区,产业集聚与资源环境系统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不断加剧,使得该地域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基于此,本文以适应性分析的视角,采用计量方法对吉林省松花江流域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进行研究.
2 概念解析,研究区与研究方法
2.1 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
生态学最早提出了"适应"一词,表示种群能够通过自身适当改变以适应环境变化,从而保证种群生存和延续能力.后来适应引申用于社会学,地理学等领域研究范畴,指系统通过有效调整自身应对外界干扰和压力,甚至转换成一种新的状态以适应外界变化的环境[16].适应不仅是对现有扰动以及持续存在变化的适应,而且也是对可知变化以及不可预知变化的适应;适应不仅依赖于系统自身的调整,更依赖于其周围系统作用的共同发挥;适应不是直接机械式的末端治理,而是可以在源头循环以及清洁生产等环节施加影响.另外,适应性与脆弱性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脆弱性是指系统对系统内外扰动因素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同时缺乏应对不利扰动的能力从而易使系统遭受损害的属性,是系统内部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并且在系统受到扰动时该属性才会表现出来.脆弱性产生的直接原因来源于系统的内部特征,并且脆弱性产生的主要驱动因素为系统与扰动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影响系统内部特征对脆弱性发挥放大或缩小的作用,并最终通过系统面对扰动的敏感性以及应对能力体现出来[26].敏感性,应对力,恢复力以及适应能力等已成为脆弱性概念的重要构成因素[27],共同决定着系统的脆弱性,即脆弱性是风险暴露程度,敏感性以及适应能力的函数,可以衡量系统受到干扰破坏的程度[28].与此同时,脆弱性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是动态演化的,随时间,地点,干扰强度以及系统属性而不断发生着变化.适应是降低脆弱性的重要途径,通过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分析其脆弱性,然后借助适应性策略选择改变系统状态进而降低脆弱性,从而使系统更好地适应变化了的环境.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是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依据,通过对不同产业与生态环境之间物质能量输入与输出关系的度量,所表征出的产业系统的生态亲合状态,反映了资源环境约束下产业系统的重组能力,应变能力和学习能力.产业系统具有整体性,非线性,开放性,自适应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具有适应新变化的能力[19].产业系统是生态环境的承载对象,为生态环境的发展提供必要的人力,资金以及技术支持;生态环境是产业系统的承载载体,为产业发展提供所需的生存空间和物质基础,二者互为条件,相互增益.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分析就是要改变传统的产业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简单的物质以及能量的传递与流动的线性关系,最终目的是建立起二者之间物质以及能量循环流动与不断重复利用的网络组织共生关系.
2.2 研究区域概况
研究区域为吉林省松花江从上游至下游依次流经的吉林市,长春市,松原市和白城市等4市及其所管辖区域,流域面积为133684 km2,占吉林省幅员总面积的70%[29].研究区内产业门类齐全,以化工,造纸,冶金,煤炭,制革,机械,石油,棉纺,建材,食品以及酿造业为主,产业结构的重型化特点突出,2013年流域GDP为9963.42亿元,人口为1663.84万人,分别占吉林省76.75%和62.12%[30],可见,该区的发展对于吉林省社会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研究数据来自于2001-2014年《吉林统计年鉴》[30],2000-2013年《吉林省环境质量报告书》[31]中相关数据.2.3 研究方法
2.3.1 指标体系构建构建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是对松花江流域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做出客观评价的基础和前提.遵循科学性,代表性,可比性以及可获得性的原则,参考相关研究成果[17, 19, 26, 32-35],在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内涵的基础上设计出松花江流域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研究指标体系(表1).其中第一层为目标层,反映产业系统与环境系统适应性耦合的总体状况.第二层为系统层,包括产业系统和环境系统适应力指数,反映子系统的适应性水平.第三层为准则层,包括敏感性,稳定性以及响应3个可以反映系统适应性要素,其中敏感性是指系统来自内外发展环境变化扰动的敏感程度,通常情况下适应性与敏感性呈反比例关系;稳定性是指内外发展环境发生变化时,系统能够保持原有状态的能力,是系统的固有属性,稳定性大小与系统自身因素息息相关,主要包括系统要素的相互关系以及系统结构的复杂程度;响应是指系统应对外界变化时所形成的适应与反馈效应,表征系统具有吸收干扰和重组能力,反映了系统的学习能力,重组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等主要特征.第四层为指标层,共有30项具体指标,其中多数指标可以直接通过统计资料获取,部分指标需要经过简单计算,包括:① 产业系统运行状况指数,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负债率表征.② 体制结构状态指数,用国有单位在岗职工与集体单位在岗职工人数占在岗职工人数比值表征.
Tab. 1
表1
表1吉林省松花江流域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研究指标体系
Tab. 1Environment adaptability indicators of industrial system of the Songhua River Basin in Jilin Province
| 系统层 | 准则层 | 指标层 | 权重 | 系统层 | 准则层 | 指标层 | 权重 |
|---|---|---|---|---|---|---|---|
| 产业系统适应性 | 敏感性 | 产业系统运行状况指数 | 0.0049 | 环境系统适应性 | 敏感性 |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 | 0.0459 |
| 二产产值比重/二产就业比重 | 0.0054 | 人均工业SO2排放量 | 0.0188 | ||||
| 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变化率绝对值之和 | 0.0253 | 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 | 0.0347 | ||||
| 体制结构状态指数 | 0.0124 | 人均水资源量变化率 | 0.1509 | ||||
| 实际利用外资额/GDP | 0.0350 | 人均耕地面积变化率 | 0.0669 | ||||
| 稳定性 | 产业系统结构熵 | 0.0127 | 稳定性 |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 0.0218 | ||
| 产业系统结构转换率 | 0.0356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0.0133 | ||||
| 产业结构高级化系数 | 0.0296 | 人均耕地面积 | 0.0304 | ||||
| 三产产业化系数 | 0.0114 | 人均水资源量 | 0.0311 | ||||
| 市场组织结构指数 | 0.0297 | 环境质量指数 | 0.0234 | ||||
| 响应 | 民营经济发展指数 | 0.0126 | 响应 | 废气治理设施数 | 0.0413 | ||
| 产业综合发展指数 | 0.1010 | 万元GDP能耗 | 0.0026 | ||||
| 科学技术和教育财政支出比例 | 0.0304 | 万元GDP电耗 | 0.0053 | ||||
|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 | 0.0540 | 万元GDP水耗 | 0.0055 | ||||
|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 0.0380 | 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 | 0.07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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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产业系统结构熵,计算公式为:
式中:Pi为第i产业所占比重;n表示产业种类.
④ 产业系统结构转换率,计算公式为:
式中:Ni和G分别为第i产业和GDP的年均增长率;Ki是第i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
⑤ 产业结构高级化系数,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单位从业人员数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单位从业人员数总和与制造业和采矿业单位从业人员总和的比值表征.⑥ 三产产业化系数,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与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的乘积表征.⑦ 市场组织结构指数,用工业总产值与工业企业总数的比值表征.⑧ 民营经济发展指数,用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占在岗职工人数比值表征.
⑨ 产业综合发展指数,计算公式为:
式中:Xim表示i城市第m个产业部门产值比重;Xin表示i城市第n个产业部门产值比重.
⑩ 环境质量指数,计算公式为:
式中:D,R,E分别表示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以及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2.3.2 熵值法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吉林省松花江流域产业系统与环境系统敏感性指数
-->Fig. 1Sensitivity index of industrial system and environmental system of the Songhua River Basin in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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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稳定性
产业系统稳定性区域特性鲜明(图2a),长春市呈现阶段性变化特征,2001-2010年阶段基本维持不变,而2010-2013年阶段则逐步提高.吉林市呈波动起伏状态,松原市则呈"U"型变化特征,而白城市则波动上升.产业系统稳定性主要来自于产业系统自身内源力作用,产业的多样化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了产业系统稳定性的提高.环境系统稳定性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图2b),但2010年以后,长春市和吉林市环境系统稳定性有所下降,主要由于2010年长吉一体化的提出促使了新一轮产业发展的热潮,对环境的干扰作用不断增强.而2001年吉林生态省建设规划西部区域为草原湿地保护和绿色产业生态经济区,促使松原市以及白城市环境系统稳定性不断提升.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吉林省松花江流域产业系统与环境系统稳定性指数
-->Fig. 2Stability index of industrial system and environmental system of the Songhua River Basin in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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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响应
产业系统响应受市场力,内源力,科技条件以及政府投资等方面的作用,由此导致了区域产业系统响应的差异性.图3表明,长春市产业系统响应呈稳步提升的态势(图3a),与其市场条件较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科技支撑雄厚以及政府大力投资直接相关.吉林市则波动起伏,松原市则先下降后上升,白城市则整体呈不断下降趋势.环境系统响应与产业发展效率以及环境治理情况等条件有关,长春市呈逐年递增趋势,吉林市呈"几"字型发展特征,而松原和白城几乎保持不变,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图3b).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吉林省松花江流域产业系统与环境系统响应指数
-->Fig. 3Response index of industrial system and environmental system of the Songhua River Basin in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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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产业系统适应力与环境系统适应力
适应力大小直接受系统的稳定性,响应以及敏感性等适应性要素影响.图4表明,长春市产业系统适应力稳步提升,吉林市和松原市则先降低后波动上升,白城市呈先增加后降低再波动上升趋势(图4a).长春市已经形成汽车工业,绿色食品业,光电子以及生物制药等四大主导产业,并且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产比重长期稳定在40%以上,产业发展自组织性以及自我调整能力高.吉林市以及松原市产业发展严重依赖于石化产业,冶金以及电力产业等重型工业,以油为主,"一业独大"的现状使得产业发展不稳定性增加.白城市农副产品加工,汽车配套,纺织业,能源,皮革,建材以及机械加工等均有一定的发展优势,已经形成了"多业并举"的发展格局,任何一种产业的变化都对整个产业系统适应力产生一定影响.长春市呈现钟摆震荡且不断下降的趋势,吉林市则平稳发展后急剧递增,松原市呈现波动变化发展,白城市环境系统适应力与产业系统适应力具有相对一致的变化趋势(图4b).以上分析说明产业系统适应力与环境系统适应力变化趋势并非完全一致,二者具有非线性变化关系特征.同时表明松花江源头吉林市的发展对整个流域的影响很大.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吉林省松花江流域产业系统与环境系统适应力指数
-->Fig. 4Adaptability index of industrial system and environmental system of the Songhua River Basin in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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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
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综合指数中,长春,松原以及白城市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指数与环境系统适应力具有相对一致的变化趋势,而吉林市则先降低后不断上升(图5),可见现阶段生态环境对于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提高具有重大影响作用,吉林省松花江流域由于重型化产业结构特点,产业清洁化以及产业轻型化速度相对迟缓,在这种情况下生态环境的治理与改善相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较为容易.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吉林省松花江流域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指数
-->Fig. 5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index of industrial system of the Songhua River Basin in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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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综合指数得分呈现出由长春市>白城市>松原市>吉林市,演化为长春市>松原市>吉林市>白城市,并且区域之间差异程度不断缩小.吉林市,长春市,松原市以及白城市作为松花江依次流经的城市,其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总体呈现出由流域自上而下依次降低到中心--外围特征逐渐形成的过程.另外也说明了长春市辐射功能作用不断增强,同时反映了流域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并非一定完全呈现流域的特征,流域内中心性城市功能的发挥也可以影响并且改变其演化发展趋势.
4 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影响因素
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是由自然因素,经济因素以及社会因素等多种因素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相互制约,相互耦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因此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影响因素涉及到多个层面.但当前对其研究定性描述层面居多,对于定量分析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并且具体因子作用力程度强弱的研究尚着墨不多,为此,参考相关研究成果[42-43],结合松花江流域(吉林省段)具体情况,最终选取人均G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ED),工业总产值占GDP比重代表产业结构(IS),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代表产业发展外向力(IO),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代表政府调控能力(GA),万人科技活动人员数代表科学技术因素(TF),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代表环境管理力度(EG),定量分析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IE)的影响因素.首先,根据相关性分析验证了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与产业发展外向力以及环境管理力度的Pearson系数均小于0.5,而其余因素的Pearson系数均大于0.9,所以刨除产业发展外向力以及环境管理力度因素的影响.
其次,在Eviews 6.0软件中对5个指标进行单位根检验,验证了5个指标的一阶差分的t检验值均小于其在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即通过了一阶单位根检验,验证了序列具备平稳性.Granger分析显示,在滞后一期时,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调控以及科学技术与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互为Granger原因,由此运用OLS回归,回归结果为:
IE = 0.870ED-3.069IS-0.784GA+1.363TF-15.15
式中:解释变量ED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IS,GA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TF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4.1 产业结构
从影响因素作用强弱程度分析,对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起主导作用的是产业结构,其影响系数高达-3.069,是最低值-政府调控能力(GA=-0.784)的3.91倍,但符号为负,说明产业结构对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起负向作用,主要是由于研究区资源型产业较为发育,形成了"三高"的重工业产业结构,增加了产业系统的结构脆弱性,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重化工业为核心的重污染产业链,由此造成了流域环境恶化,尤其是流域水环境污染十分严重,严重影响了环境系统的适应性,受此双重路径作用下,降低了流域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4.2 科学技术
回归结果显示科学技术因素的作用强度为1.363,显示了科学技术因素对于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的重要促进作用.科技进步不仅可以创建高效的产业和产业部门,而且还可以采用新的工业技术装备改造原有产业,不断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另外,科学技术不仅可以促进企业清洁生产,延伸产业链,促进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源的排放与扩散,而且还可以末端治理污染,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与破坏.吉林省松花江流域科技实力雄厚,2001-2013年,万人拥有科技活动人员数从21人增加至50人[30],年均增长率高达11.5%,区域新兴产业光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医药,新材料,新兴化工,新能源以及商贸旅游发展态势良好,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产业结构的重型化特征,不断使产业变"轻"和"清",势必促进流域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的提升.4.3 经济发展水平
回归结果显示人均GDP每提高1个单位,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指数提升0.87个单位,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极大地促进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指数的提升.经济发展可以促进规模效应的形成及其作用的发挥,并不断改善生产技术,同时可以不断推进治污设施建设.另外在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同时,居民生活水平也在不断的改善,人们快速增长的物质需求也会促进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工业技术的提升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在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后,居民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由此促进了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指数的增长.4.4 政府调控
回归结果表明政府调控作用对于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指数的提升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负相关作用,主要由于政府仍热衷于传统高耗能产业的投资,尤其是流域内占有绝对比重的"三高"产业的投资,而对于环境保护的支出严重不足.2013年财政支出中用于环境保护的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5.11%,仅占GDP比重为0.65%,对环境保护的投入不足势必影响环境系统适应性.持续不断地对"三高"产业的投资,无疑将会加重环境系统的破坏程度,而环境系统作为产业系统的载体以及生态本底,环境系统的负反馈机制将会对产业系统施加一定的负向作用,甚至会使产业系统变得不可持续,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必将降低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指数.5 结论与讨论
(1)吉林省松花江流域产业系统的发展深受"内源力"和"外向力"双重扰动作用,以油为主,"一业独大"的产业发展现实导致了产业系统运行状况不佳,同时产业发展依赖于投资拉动,相对具有"指令性"经济的性质.另外本区工业化的大力发展对环境干扰作用将会不断增强.(2)不同适应性要素时空分异特征显著.长春市产业系统敏感性波动上升,吉林市,松原市以及白城市均波动下降,而环境系统敏感性均显著呈现阶段性发展特征;长春市产业系统稳定性呈阶段性变化特征,吉林市则波动起伏,松原市呈"U"型特征,白城市波动上升.而环境系统稳定性总体逐年上升;长春市产业系统响应稳步提升,吉林市波动起伏,松原市先下降后上升,白城市则不断下降.而环境系统响应中,长春市逐年递增,吉林市呈现"几"字型发展特征,松原市和白城市几乎保持不变,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
(3)不同适应力子系统时空分异特征显著.长春市产业系统适应力稳步提升,吉林市和松原市则先降低后波动上升,白城市呈现先增加后降低再波动上升趋势.长春市环境系统适应力呈钟摆震荡不断下降趋势,吉林市则平稳发展后急剧递增,松原市则波动变化,白城市环境系统适应力与产业系统适应力变化趋势相对一致;相较于产业系统适应力而言,环境系统适应力的提升对于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的优化改善具有更为重要作用.
(4)产业结构,科学技术,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府调控作用是影响产业系统环境适应性的重要因素,对于吉林省松花江流域而言,其影响程度强弱具有产业结构>科学技术>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调控作用,未来要积极利用科学技术优化调整现有产业结构,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主体地位,加强环境保护与治理,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力争使其对环境的干扰作用降至最小化.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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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Adaptation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for protecting human health, ecosystems, and economic systems from the risks posed by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change, and for exploiting beneficial opportunities provided by a changing climate. This paper presents 9 fundamental principles that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designing adaptation policy, for example, a s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potential regional effects of climate on human and ecological systems is required to target appropriate investments in adaptive responses. The distribution of potential impacts across different populations and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these impacts occur are also key to effective adaptation measures. Options for coping with climatic changes must be considered in the context of multiple stressors. Further, adaptation is likely to exhibit varying levels of effectiveness as demonstrated by current efforts to deal with climate variability. Potential adverse side effects of adaptive strategies must also be accounted for to avoid solutions that are worse than the problem. These issues and others are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with examples from various impacts studies to illustrate key points. |
| [3] | . |
| [4] | . Adaptation, a venerable icon in archaeology, often is afforded the vacuous role of being an ex-post-facto argument used to "explain" the appearance and persistence of traits among prehistoric groups-a position that has seriously impeded development of a selectionist perspective in archaeology. Bi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definitions of adaptation-and by extension, definitions of adaptedness-vary considerably, but all are far removed from those usually employed in archaeology. The prevailing view in biology is that adaptations are features that were shaped by natural selection and that increase the adaptedness of an organism. Thus adaptations are separated from other features that may contribute to adaptedness but are products of other evolutionary processes. Analysis of adaptation comprises two stages: showing that a feature was under selection and how the feature functioned relative to the potential adaptedness of its bearers.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contains a wealth of information pertinent to examining the adaptedness of prehistoric groups, but attempts to use it will prove successful only if a clear understanding exists of what adaptation is and is not. |
| [5] | . We present a set of indicators of vulnerability and capacity to adapt to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by extension climate change, derived using a novel empirical analysis of data aggregated at the national level on a decadal timescale. The analysis is based 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in which risk is viewed in terms of outcome, and is a function of physically defined climate hazards and socially constructed vulnerability. Climate outcomes are represented by mortality from climate-related disasters, using the emergency events database data set, statist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mortality and a shortlist of potential proxies for vulnerability are used to identify key vulnerability indicators. We find that 11 key indicators exhibit a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decadally aggregated mortality associated with climate-related disasters. Validation of indicators, relationships between vulnerability and adaptive capacity, and the sensitivity of subsequent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s to different sets of weightings are explored using expert judgement data, collected through a focus group exercise. The data are used to provide a robust assessment of vulnerability to climate-related mortality at the national level, and represent an entry point to more detailed explorations of vulnerability and adaptive capacity. They indicate that the most vulnerable nations are those situated in sub-Saharan Africa and those that have recently experienced conflict. Adaptive capacity鈥攐ne element of vulnerability鈥攊s associated predominantly with governance,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and literacy. |
| [6] | .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oncept of adaptation of human communities to global changes, especially climate change, in the context of adaptive capacity and vulnerability. It focuses on scholarship that contributes to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of adaptations at the community scale. In numerous social science fields, adaptations are considered as responses to risks associated with the interaction of environmental hazards and human vulnerability or adaptive capacity. In the climate change field, adaptation analyses have been undertaken for several distinct purposes. Impact assessments assume adaptations to estimate damages to longer term climate scenarios with and without adjustments. Evaluations of specified adaptation options aim to identify preferred measures. Vulnerability indices seek to provide relative vulnerability scores for countries, regions or communities. The main purpose of participatory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s is to identify adaptation strategies that are feasible and practical in communitie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adaptation analyses with this purpose are outlined, and common elements of this approach are described. Practical adaptation initiatives tend to focus on risks that are already problematic, climate is considered together with other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stresses, and adaptations are mostly integrated or mainstreamed into other resource management, disaster preparednes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grams. |
| [7] | . This article uses a systemic perspective to identify and analyze the conceptual relations among vulnerability, resilience, and adaptive capacity within socio-ecological systems (SES). Since different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use the terms in different, sometimes incompatible, ways, they emerge as strongly related but unclear in the precise nature of their relationships. A set of diagnostic questions is proposed regarding the specification of the terms to develop a shared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natur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of global change. Also, development of a general theory of change in SESs is suggested as an important agenda item for research on global change. |
| [8] | . We discuss approaches to the assessment of vulnerability to climatevariability and change andattempt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cepts of vulnerability andadaptation. In searchof a robust, policy-relevant framework, we define vulnerability in terms ofthe capacity ofindividuals and social groups to respond to, that is, to cope with, recoverfrom or adapt to, anyexternal stress placed on their livelihoods and well-being. The approach thatwe develop placesthe social and economic well-being of society at the centre of the analysis,focussing on thesocio-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that limit the capacity torespond. From thisperspective, the vulnerability or security of any group is determined byresource availability andby the entitlement of individuals and groups to call on these resources. Weillustrate theapplication of this approach through the results of field research in coastalVietnam, highlightingshifting patterns of vulnerability to tropical storm impacts at the household-and community-levelin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process of economic renovation and drawingconclusions concerningmeans of supporting the adaptive response to climate stress. Four prioritiesfor action areidentified that would improve the situation of the most exposed members ofmany communities:poverty reduction; risk-spreading through income diversification; respectingcommon propertymanagement rights; and promoting collective security. A sustainable response,we argue, mustalso address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social vulnerability, including theinequitable distributionof resources. |
| [9] | . This paper outlines what is meant by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and how it might be addressed in the Assessments. Two roles of adaptation in the climate change field are identified: adaptation as part of impact assessment (where the key question is: what adaptations are likely?), and adaptation as part of the policy response (where the central question is: what adaptations are recommended?). The concept of adaptation has been adopted in several fields including climate impact assessment and policy development, risk management, and natural hazards research. A framework for systematically defining adaptations is based on three questions: (i) adaptation to what? (ii) who or what adapts? and (iii) how does adaptation occur?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for adaptation purposes, climate extremes and variability are integral parts of climate change, along with shifts in mean conditions. Attributes for differentiating adaptations include purposefulness, timing, temporal and spatial scope, effects, form and performance. The framework provides a guide for the treatment of adaptation in the assessments, both in the assessment of impacts and in the evaluation of adaptive policy options. |
| [10] | . ABSTRACT Adaptation is a process of deliberate change in anticipation of or in reaction to external stimuli and stress. The dominant research tradition on adaptation to environmental change primarily takes an actor-centered view, focusing on the agency of social actors to respond to specific environmental stimuli and emphasizing the reduction of vulnerabilities. The resilience approach is systems orientated, takes a more dynamic view, and sees adaptive capacity as a core feature of resilient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The two approaches converge in identifying necessary components of adaptation. We argue that resilience provides a useful framework to analyze adaptation processes and to identify appropriate policy responses. We distinguish between incremental adjustments and transformative action and demonstrate that the sources of resilience for taking adaptive action are common across scales. These are the inherent system characteristics that absorb perturbations without losing function, networks and social capital that allow autonomous action, and resources that promote institutional learning. |
| [11] | Many countries are preparing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action plans that describe specific measures they are taking to mitigat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adapt to the potential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Among the reasons for preparing such plans are that climate change is likely to occur, and many anticipatory measures that would be taken in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are 鈥渘o regret鈥 measures that will produce benefits even if climate does not change. Additionally, these plans can serve as communications required by the 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We propose here an assessment process for anticipatory adaptation measures that will enable countries to identify and select measures to adapt to climate change. These measures anticipate potential climate changes and are flexible enough to meet objectives under a wide variety of future climate conditions. The process builds on assessments of vulnerability by focusing on adaptation measures for the most sensitive regions, or populations, within a country. Potential anticipatory adaptation measures are identified, and two or three are chosen based on expert judgment and analysis regarding which measures would produce the greatest benefits and be easiest to implement. Analytic techniques are used to assess 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each of the measures and evaluate barriers to implementation. The measure that is most cost-effective and is easiest to implement is selected. We illustrat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ocess by examining a hypothetical forest threatened by climate chan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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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Vulnerability to climate change and other hazards constitutes a critical set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As transitional economies emerging from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republics of Central Asia are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due to (1) physical geography (which dominated by temperate deserts and semi-deserts), (2) relative underdevelopment resulting from an economic focus on monoculture agricultural exports before 1991, and (3) traumatic social, economic, institutional upheavals following independence. Aridity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across the entire Central Asian region, but especially in the western parts of Turkmenistan, Uzbekistan, and Kazakhstan. Temperature increases are projected to be particularly high in summer and fall, accompanied by decreases in precipitation. We examine the concepts of vulnerability, adaptation, and mitig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in Central Asia. We explore three major aspects of human vulnerability—food security, water stress, and human health—and propose a set of indicators suitable for their assessment. Non-climatic stresses are likely to increase regional vulnerability to climate change and reduce adaptive capacity due to resource deployment to competing needs.</p> |
| [14] | . <a name="Abs1"></a>This paper explores several features of, and changes in, innovation capacity in Asia. The growth of technology-based industries has been a critically important element of Asi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has required extensive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learning. As a number of Asian countries reach the global technological frontier they need to develop new capabilities for creating “radical” innovations in order to sustain thei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Using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s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nd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paper reviews some systemic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encouraging and constraining these developments. By referring to illustrative case studies of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within Taiwan’s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technological entrepreneurship in Korea, the paper argues that whilst there are major developments in models of innovation support, emulating those found in liberal market economies, enduring cultural legacies can remain influential. It highlights the central importance of social as well as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Some management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is attribute are considered, and a future research agenda is propos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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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 <p>弹性、脆弱性和适应是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 IHDP) 中三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概念。 由于各自学科研究传统的差异, 不同学科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其含义有很大差异, 有的甚至是不可 比的。本文主要根据《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2006 年第3 期发表的IHDP 学术委员会专题 研讨会成果, 结合UNU 关于脆弱性的研究成果, 重点介绍了这三个核心概念的演变以及相互联 系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p> . <p>弹性、脆弱性和适应是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 IHDP) 中三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概念。 由于各自学科研究传统的差异, 不同学科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其含义有很大差异, 有的甚至是不可 比的。本文主要根据《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2006 年第3 期发表的IHDP 学术委员会专题 研讨会成果, 结合UNU 关于脆弱性的研究成果, 重点介绍了这三个核心概念的演变以及相互联 系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p> |
| [17] | . 在对矿业城市产业生态系统适应 性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基于易损性、敏感性、稳定性和弹性等适应性要素构建了矿业城市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并据此对东北地区矿业 城市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分异特征、类型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发现:东北矿业城市产业生态系统适应能力呈正态分布;从资源类型看,东北矿业城市产业生 态系统系统适应性呈现冶金类综合类煤炭类石油类的特征;从空间格局看,呈现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的变化趋势;从发展阶段看,呈现老年期中年期幼年期的递变 规律;从城市规模看,呈现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的递变规律。据此,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将东北矿业城市产业生态系统分为4种类型,即高适应能力、协调发展 类型;高适应能力、环境优先类型;低适应能力、协调发展类型;低适应能力、环境优先类型。 . 在对矿业城市产业生态系统适应 性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基于易损性、敏感性、稳定性和弹性等适应性要素构建了矿业城市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并据此对东北地区矿业 城市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分异特征、类型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发现:东北矿业城市产业生态系统适应能力呈正态分布;从资源类型看,东北矿业城市产业生 态系统系统适应性呈现冶金类综合类煤炭类石油类的特征;从空间格局看,呈现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的变化趋势;从发展阶段看,呈现老年期中年期幼年期的递变 规律;从城市规模看,呈现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的递变规律。据此,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将东北矿业城市产业生态系统分为4种类型,即高适应能力、协调发展 类型;高适应能力、环境优先类型;低适应能力、协调发展类型;低适应能力、环境优先类型。 |
| [18] | 复杂多变的环境使得企业组织生存日益艰难，组织适应性受到更多挑战。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 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对驱动组织适应性形成的因素进行梳理，构建了一个综合的组织适应性驱动理论模型，研究了这一模型的作用机制，为企业探寻组织适应性的形 成并制定正确的适应性战略提供指导，也为组织适应性领域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 复杂多变的环境使得企业组织生存日益艰难，组织适应性受到更多挑战。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 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对驱动组织适应性形成的因素进行梳理，构建了一个综合的组织适应性驱动理论模型，研究了这一模型的作用机制，为企业探寻组织适应性的形 成并制定正确的适应性战略提供指导，也为组织适应性领域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 |
| [19] | . 本文借鉴适应性分析范式,提出 产业系统适应性概念和测算模型,并应用于吉林省产业系统适应性分析。结果表明:①吉林省产业系统敏感性以延边州最高,长春市次之,松源市和辽源市最小,而 应对力以长春市最高,吉林市、通化市和延边州居中,其余地区较低;②未来吉林省各市州在积极参与产业分工的同时,还应重视污染治理、产业结构优化调控,以 及产业创新能力建设;③吉林省各市州适应性可分为六类,高敏感性高应对力高适应型、低敏感性高应对力高适应型、低敏感性低应对力中等适应型、高敏感性低应 对力中等适应型、低敏感性低应对力低适应型、高敏感性低应对力低适应型;④敏感性和应对力都是决定产业系统适应力的关键因子,产业系统的开放性造就了敏感 性,也提高了应对力,敏感性与应对力相互协调、相互适应促进了产业系统适应力的发展。 . 本文借鉴适应性分析范式,提出 产业系统适应性概念和测算模型,并应用于吉林省产业系统适应性分析。结果表明:①吉林省产业系统敏感性以延边州最高,长春市次之,松源市和辽源市最小,而 应对力以长春市最高,吉林市、通化市和延边州居中,其余地区较低;②未来吉林省各市州在积极参与产业分工的同时,还应重视污染治理、产业结构优化调控,以 及产业创新能力建设;③吉林省各市州适应性可分为六类,高敏感性高应对力高适应型、低敏感性高应对力高适应型、低敏感性低应对力中等适应型、高敏感性低应 对力中等适应型、低敏感性低应对力低适应型、高敏感性低应对力低适应型;④敏感性和应对力都是决定产业系统适应力的关键因子,产业系统的开放性造就了敏感 性,也提高了应对力,敏感性与应对力相互协调、相互适应促进了产业系统适应力的发展。 |
| [20] | . 针对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研究了确定生态系统影响阈值的有关科学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影响的阈值的定义；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过程；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指标；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评价等。通过CEVSA模型和基于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对中国生态系统的模拟和评价，初步结果显示，自然生态系统基本上处于基准态、轻度和中度不适应状态，目前模拟、评价的结果尚未发现生态系统不适应的情况。由SRES描述的B2和A2情景模拟结果初步对比显示，B2情景（大约升温3.2℃）对东北地区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更为明显，且大多数为正影响；A2情景（大约升温3.9℃）对华东地区自然生态系统有不利影响。 . 针对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研究了确定生态系统影响阈值的有关科学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影响的阈值的定义；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过程；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指标；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评价等。通过CEVSA模型和基于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对中国生态系统的模拟和评价，初步结果显示，自然生态系统基本上处于基准态、轻度和中度不适应状态，目前模拟、评价的结果尚未发现生态系统不适应的情况。由SRES描述的B2和A2情景模拟结果初步对比显示，B2情景（大约升温3.2℃）对东北地区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更为明显，且大多数为正影响；A2情景（大约升温3.9℃）对华东地区自然生态系统有不利影响。 |
| [21] | . 已经观测到的气候变化影响是显著的、多方面的。各个领域和地区都存在有利和不利影响，但以不利影响为主，未来的气候变暖将会对中国的生态系统、农业以及水资源等部门和沿海地区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采取适应措施可以减轻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应将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逐步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中。由于我国科学研究的相对不足和科学认识能力的局限，目前的气候变化影响评估方法和结果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应当加强区域适应气候变化的案例研究、扩大研究领域、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影响的研究，以降低影响评估的不确定性，并提出切实可行的适应对策。 . 已经观测到的气候变化影响是显著的、多方面的。各个领域和地区都存在有利和不利影响，但以不利影响为主，未来的气候变暖将会对中国的生态系统、农业以及水资源等部门和沿海地区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采取适应措施可以减轻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应将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逐步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中。由于我国科学研究的相对不足和科学认识能力的局限，目前的气候变化影响评估方法和结果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应当加强区域适应气候变化的案例研究、扩大研究领域、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影响的研究，以降低影响评估的不确定性，并提出切实可行的适应对策。 |
| [22] | . 文章分析了清代中后期山东发生动乱与旱涝的时空关系及该时期山东人口、田赋、政策等因素,以期了解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区域适应行为方式的变化和机制。结果显示:1800～1850年,山东动乱与干旱在时空分布上都呈现较好的对应关系,动乱是封建社会农民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一种极端响应方式。随着人地矛盾深化和赋税的日益增重,1870年后动乱与干旱的对应关系反而不再显著,移民作为一种新的适应方式改变了山东省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机制,减缓了气候变化对动乱的影响。 . 文章分析了清代中后期山东发生动乱与旱涝的时空关系及该时期山东人口、田赋、政策等因素,以期了解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区域适应行为方式的变化和机制。结果显示:1800～1850年,山东动乱与干旱在时空分布上都呈现较好的对应关系,动乱是封建社会农民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一种极端响应方式。随着人地矛盾深化和赋税的日益增重,1870年后动乱与干旱的对应关系反而不再显著,移民作为一种新的适应方式改变了山东省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机制,减缓了气候变化对动乱的影响。 |
| [23] | . <p>与气候变暖相联系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及其影响的研究正日益受到重视,极端事件与气候变化直接相关,而极端事件的影响还与人类的适应行为密切相关。本文以农业对温度变化最敏感的黑龙江省为例,分析了变暖对夏季低温冷害事件的影响。结果显示,变暖后夏季出现低温冷害临界气温的概率减小;但由于人们追求更高经济效益的适应行为,在变暖的情况下种植更适应较暖气候条件的农作物,低温冷害的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并不一定随变暖而减少,但作物单产期望值还是会增加。</p> . <p>与气候变暖相联系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及其影响的研究正日益受到重视,极端事件与气候变化直接相关,而极端事件的影响还与人类的适应行为密切相关。本文以农业对温度变化最敏感的黑龙江省为例,分析了变暖对夏季低温冷害事件的影响。结果显示,变暖后夏季出现低温冷害临界气温的概率减小;但由于人们追求更高经济效益的适应行为,在变暖的情况下种植更适应较暖气候条件的农作物,低温冷害的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并不一定随变暖而减少,但作物单产期望值还是会增加。</p> |
| [24] | 将生态学中的“适应观”引入高速增长下的城市形态研究,对适应性的思想基础和国内外城市形态中有关适应性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建构适应性城市形态的原则和方法. 将生态学中的“适应观”引入高速增长下的城市形态研究,对适应性的思想基础和国内外城市形态中有关适应性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建构适应性城市形态的原则和方法. |
| [25] | . 作者对流域的概念、特点及开发原则进行了综合的论述,并从资源优势,生态环境、开发现状以及协调区际关系等方面阐述我国七大河流域的战略地位。 . 作者对流域的概念、特点及开发原则进行了综合的论述,并从资源优势,生态环境、开发现状以及协调区际关系等方面阐述我国七大河流域的战略地位。 |
| [26] | . <p>将脆弱性分析应用到矿业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提出区域经济系统脆弱性的概念和评价模型，对东北地区14个典型矿业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经济系统脆弱性高的矿业城市集中分布于辽宁省；不同矿产资源类型的矿业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指数平均值具有煤炭类＞冶金类＞综合类＞油气类的趋势；矿业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随着其生命周期的推进逐渐增大；矿业城市经济系统对可采矿产资源逐渐枯竭的应对能力对决定其脆弱程度作用显著.最后依据不同矿业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特征将案例城市划分为4种类型.</p> . <p>将脆弱性分析应用到矿业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提出区域经济系统脆弱性的概念和评价模型，对东北地区14个典型矿业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经济系统脆弱性高的矿业城市集中分布于辽宁省；不同矿产资源类型的矿业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指数平均值具有煤炭类＞冶金类＞综合类＞油气类的趋势；矿业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随着其生命周期的推进逐渐增大；矿业城市经济系统对可采矿产资源逐渐枯竭的应对能力对决定其脆弱程度作用显著.最后依据不同矿业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特征将案例城市划分为4种类型.</p> |
| [27] | . <p>脆弱性研究是全球变化及可持续性科学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重要的分析工具， 随着脆弱性研究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 对脆弱性的概念和评价方法的研究日益深入。对国内外相关研究中出现的脆弱性概念进行了归纳 总结， 并深入讨论了不同****就脆弱性概念初步达成的共识及存在的分歧， 在此基础上明确了脆弱性概念的内涵。 依据脆弱性评价的思路， 将国内外脆弱性研究中出现脆弱性评价方法分为五大类， 分析了各种评价方法的优缺点， 指出了脆弱性评价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最后， 结合脆弱性研究的发展趋势， 指出面向多重扰动的脆弱性评价、耦 合系统的脆弱性评价、复杂系统的不确定问题、脆弱性评价的尺度问题等是目前脆弱性评价研究中亟待开展的研 究内容。</p> . <p>脆弱性研究是全球变化及可持续性科学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重要的分析工具， 随着脆弱性研究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 对脆弱性的概念和评价方法的研究日益深入。对国内外相关研究中出现的脆弱性概念进行了归纳 总结， 并深入讨论了不同****就脆弱性概念初步达成的共识及存在的分歧， 在此基础上明确了脆弱性概念的内涵。 依据脆弱性评价的思路， 将国内外脆弱性研究中出现脆弱性评价方法分为五大类， 分析了各种评价方法的优缺点， 指出了脆弱性评价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最后， 结合脆弱性研究的发展趋势， 指出面向多重扰动的脆弱性评价、耦 合系统的脆弱性评价、复杂系统的不确定问题、脆弱性评价的尺度问题等是目前脆弱性评价研究中亟待开展的研 究内容。</p> |
| [28] | . 适应性研究是全球变化科学研究的重点领域。本文基于对适应性概念的辨析,探讨了全球变化背景下适应性的科学内涵,总结了适应性研究的途径。通过文献分析与归纳,将适应性研究途径分为敏感性-脆弱性-适应性框架、暴露-适应能力-脆弱性框架与弹性-脆弱性-适应性框架。从“适应对象”、“适应者”以及“如何适应”的角度概述了适应性研究的实践与应用,最后指出了未来的研究重点和发展方向。 . 适应性研究是全球变化科学研究的重点领域。本文基于对适应性概念的辨析,探讨了全球变化背景下适应性的科学内涵,总结了适应性研究的途径。通过文献分析与归纳,将适应性研究途径分为敏感性-脆弱性-适应性框架、暴露-适应能力-脆弱性框架与弹性-脆弱性-适应性框架。从“适应对象”、“适应者”以及“如何适应”的角度概述了适应性研究的实践与应用,最后指出了未来的研究重点和发展方向。 |
| [29] | . 运用份额偏离方法分析吉林省松 花江流域内主要污染物年际变化,评估污染物类别、竞争力和结构特征.研究表明:1)研究期内流域整体环境污染物排放变化幅度不大,年均增长率为 0.4%;2)污染强度呈下降趋势;3)从污染物类别看,样本城市既存在共性也存在差异性.共性表现在主要污染物均为工业SO2,差异性表现在污染物的结 构组成不同.造成差异性的原因在于城市产业结构不同,农产品加工业和造纸业对污染物结构的形成影响最大. . 运用份额偏离方法分析吉林省松 花江流域内主要污染物年际变化,评估污染物类别、竞争力和结构特征.研究表明:1)研究期内流域整体环境污染物排放变化幅度不大,年均增长率为 0.4%;2)污染强度呈下降趋势;3)从污染物类别看,样本城市既存在共性也存在差异性.共性表现在主要污染物均为工业SO2,差异性表现在污染物的结 构组成不同.造成差异性的原因在于城市产业结构不同,农产品加工业和造纸业对污染物结构的形成影响最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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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 . <p>利用"脆弱性"这一新的研究范式对东北地区矿业城市社会就业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东北地区矿业城市社会就业具有典型的脆弱性特征。从矿业城市社会就业的敏感性及其应对下岗失业问题的能力两方面建立社会就业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结合BP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和脆弱性评价指数模型对东北地区矿业城市社会就业脆弱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东北地区矿业城市社会就业敏感性普遍较高,不同矿业城市应对下岗失业问题的能力差异较大,二者之间并无明显相关关系,应对下岗失业问题能力的强弱在决定东北地区矿业城市社会就业脆弱性程度方面作用更为明显;东北地区不同资源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矿业城市社会就业脆弱性差异较为明显,石油类矿业城市社会就业脆弱性相对较低,煤炭类矿业城市社会就业脆弱性普遍较高,老年期矿业城市社会就业脆弱性普遍高于中、幼年期矿业城市。</p> . <p>利用"脆弱性"这一新的研究范式对东北地区矿业城市社会就业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东北地区矿业城市社会就业具有典型的脆弱性特征。从矿业城市社会就业的敏感性及其应对下岗失业问题的能力两方面建立社会就业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结合BP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和脆弱性评价指数模型对东北地区矿业城市社会就业脆弱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东北地区矿业城市社会就业敏感性普遍较高,不同矿业城市应对下岗失业问题的能力差异较大,二者之间并无明显相关关系,应对下岗失业问题能力的强弱在决定东北地区矿业城市社会就业脆弱性程度方面作用更为明显;东北地区不同资源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矿业城市社会就业脆弱性差异较为明显,石油类矿业城市社会就业脆弱性相对较低,煤炭类矿业城市社会就业脆弱性普遍较高,老年期矿业城市社会就业脆弱性普遍高于中、幼年期矿业城市。</p> |
| [33] | . <div >利用耦合度模型对1991—2010年吉林省松花江流域经济发展与水环境质量进行动态耦合和空间格局分析.结果表明： 研究期间，研究区经济发展指数和水环境指数呈同步上升趋势，基本处于协调状态；从耦合协调度来看，经济发展与水环境系统交互耦合具有复杂性、非线性和时变性的特点，整体上经历了较低水平耦合阶段、拮抗时期和磨合阶段3个阶段；从耦合度来看，耦合度始终处于第一象限，为基本协调的发展阶段；从耦合度的空间差异性来看，位于河流上游的长春、吉林的耦合度高于下游的松原、白城地区.耦合度不仅与经济发展相关，同时受区域之间的联系和区域内部的产业结构等影响.上游城市的经济发展明显高于下游的城市，其在环境质量保护以及减少污染排放方面采取了更严格的措施，水环境质量-较高.</div><div ></br> </div> . <div >利用耦合度模型对1991—2010年吉林省松花江流域经济发展与水环境质量进行动态耦合和空间格局分析.结果表明： 研究期间，研究区经济发展指数和水环境指数呈同步上升趋势，基本处于协调状态；从耦合协调度来看，经济发展与水环境系统交互耦合具有复杂性、非线性和时变性的特点，整体上经历了较低水平耦合阶段、拮抗时期和磨合阶段3个阶段；从耦合度来看，耦合度始终处于第一象限，为基本协调的发展阶段；从耦合度的空间差异性来看，位于河流上游的长春、吉林的耦合度高于下游的松原、白城地区.耦合度不仅与经济发展相关，同时受区域之间的联系和区域内部的产业结构等影响.上游城市的经济发展明显高于下游的城市，其在环境质量保护以及减少污染排放方面采取了更严格的措施，水环境质量-较高.</div><div ></br> </div> |
| [34] | . 脆弱性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时间函数和空间函数,区域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抑制脆弱性实现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矿业城市经济发展的脆弱性具有典型的"压力 ( <em>P</em> ) -敏感 ( <em>S</em> ) -弹性(<em>E</em>)"的特征。据此,构建了一个矿业城市经济发展脆弱性评价模型,结合主成分分析法和熵值法,选取东北地区矿业城市作为案例进行评价,从脆弱性的视角来研究矿业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评价结果表明:(1)脆弱度在地域上主要集中分布于辽宁省;(2)脆弱度在资源类型上具有煤炭类>综合类>冶金类>油气类的趋势;(3)脆弱度随其生命周期的推进逐渐增大;(4)城市经济发展自身的弹性度对决定其脆弱性程度的作用更为显著。 . 脆弱性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时间函数和空间函数,区域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抑制脆弱性实现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矿业城市经济发展的脆弱性具有典型的"压力 ( <em>P</em> ) -敏感 ( <em>S</em> ) -弹性(<em>E</em>)"的特征。据此,构建了一个矿业城市经济发展脆弱性评价模型,结合主成分分析法和熵值法,选取东北地区矿业城市作为案例进行评价,从脆弱性的视角来研究矿业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评价结果表明:(1)脆弱度在地域上主要集中分布于辽宁省;(2)脆弱度在资源类型上具有煤炭类>综合类>冶金类>油气类的趋势;(3)脆弱度随其生命周期的推进逐渐增大;(4)城市经济发展自身的弹性度对决定其脆弱性程度的作用更为显著。 |
| [35] | . <p>集对分析是研究客观事物之间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联系的一种有效的系统理论与方法。将多个评价指标合成一个与最优评价集的相对贴近度,用来评价经济系统的脆弱性程度。基于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内涵,从经济系统对区域可采石油资源逐渐枯竭的敏感性及应对能力两个方面建立了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运用集对分析法构建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估模型。以典型石油城市大庆为例,分析1991年以来大庆经济系统脆弱性的演变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大庆经济系统对不利扰动的敏感性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由1991年的0.504增至2007年的0.573;区域应对不利扰动的能力不断增强,由1991年的0.268增至2007年的0.771;经济系统脆弱性整体上呈现不断下降趋势,由初期的0.619降至2007年的0.402。②应对能力的强弱对大庆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影响具有主导作用。③原油产量增长率、人均GDP和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等是影响经济系统脆弱性程度的关键因子。④区域应对能力的"障碍度"分析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密度一直是第一障碍因素,而产业结构的限制集中出现在2000年以前。研究认为,大庆经济系统脆弱性呈下降趋势,但仍处于中等脆弱状态,需要重点关注主要敏感因子与障碍因子的发展变化。</p> . <p>集对分析是研究客观事物之间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联系的一种有效的系统理论与方法。将多个评价指标合成一个与最优评价集的相对贴近度,用来评价经济系统的脆弱性程度。基于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内涵,从经济系统对区域可采石油资源逐渐枯竭的敏感性及应对能力两个方面建立了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运用集对分析法构建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估模型。以典型石油城市大庆为例,分析1991年以来大庆经济系统脆弱性的演变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大庆经济系统对不利扰动的敏感性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由1991年的0.504增至2007年的0.573;区域应对不利扰动的能力不断增强,由1991年的0.268增至2007年的0.771;经济系统脆弱性整体上呈现不断下降趋势,由初期的0.619降至2007年的0.402。②应对能力的强弱对大庆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影响具有主导作用。③原油产量增长率、人均GDP和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等是影响经济系统脆弱性程度的关键因子。④区域应对能力的"障碍度"分析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密度一直是第一障碍因素,而产业结构的限制集中出现在2000年以前。研究认为,大庆经济系统脆弱性呈下降趋势,但仍处于中等脆弱状态,需要重点关注主要敏感因子与障碍因子的发展变化。</p> |
| [36] | . <p>根据城市化的内涵,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生活方式城市化和地域景观城市化等4个方面,构建区域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1991~2005年江苏省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发现江苏省城市化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同时,主要表现为经济城市化和地域景观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而人口城市化对区域城市化的总体贡献不断减弱;在此基础上,结合多元线型回归模型对城市化的主要动力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市场力、内源力、外向力和行政力依次是江苏省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其中,市场力和行政力是促进江苏省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理想动力。</p> . <p>根据城市化的内涵,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生活方式城市化和地域景观城市化等4个方面,构建区域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1991~2005年江苏省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发现江苏省城市化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同时,主要表现为经济城市化和地域景观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而人口城市化对区域城市化的总体贡献不断减弱;在此基础上,结合多元线型回归模型对城市化的主要动力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市场力、内源力、外向力和行政力依次是江苏省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其中,市场力和行政力是促进江苏省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理想动力。</p> |
| [37] | . <p>从城市化内涵的人口、经济、社会、土地四个方面, 构建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 对1981-2006 年的中国城市化进行综合测度, 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化 综合水平持续提高, 以经济增长和地域景观的快速演进为主要特征, 其次是人口城市化, 最 后是社会城市化中的医疗水平, 其中各子系统有不同的演变特点。多元回归模型分析表明, 城市化动力因子呈现多元化特征, 市场力是最主要的驱动力, 后面依次是内源力、行政力和 外向力。从城市化发展阶段上看, 市场力、外向力和行政力对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呈上升 趋势, 而内源力呈明显下降趋势。本文认为, 中国城市化主要是内生过程, 应强化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 统筹城乡发展。</p> . <p>从城市化内涵的人口、经济、社会、土地四个方面, 构建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 对1981-2006 年的中国城市化进行综合测度, 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化 综合水平持续提高, 以经济增长和地域景观的快速演进为主要特征, 其次是人口城市化, 最 后是社会城市化中的医疗水平, 其中各子系统有不同的演变特点。多元回归模型分析表明, 城市化动力因子呈现多元化特征, 市场力是最主要的驱动力, 后面依次是内源力、行政力和 外向力。从城市化发展阶段上看, 市场力、外向力和行政力对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呈上升 趋势, 而内源力呈明显下降趋势。本文认为, 中国城市化主要是内生过程, 应强化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 统筹城乡发展。</p> |
| [38] | . <p>以黑牛河小流域为例,在详细分析东北低山丘陵区小流域可持续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该小流域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定量评价：从效益显著性、资源与环境可支撑性和系统运行稳定性3个方面,选择31个因素作为参评因子,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精度较高的均方差法确定指标权重,以消除人为经验主观判断,提高评价的客观性和准确率;运用递阶多层次综合法建立二级层次指标 (效益显著性、资源与环境可支撑性和系统运行稳定性) 评价模型,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建立流域系统综合评价模型,评判出了该区小流域的二级层次指标和综合指标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小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对策和建议。</p> . <p>以黑牛河小流域为例,在详细分析东北低山丘陵区小流域可持续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该小流域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定量评价：从效益显著性、资源与环境可支撑性和系统运行稳定性3个方面,选择31个因素作为参评因子,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精度较高的均方差法确定指标权重,以消除人为经验主观判断,提高评价的客观性和准确率;运用递阶多层次综合法建立二级层次指标 (效益显著性、资源与环境可支撑性和系统运行稳定性) 评价模型,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建立流域系统综合评价模型,评判出了该区小流域的二级层次指标和综合指标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小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对策和建议。</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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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 本文从系统整体协同视角整合产业系统不同生产环节效率，构建了产业系统生态效率度量模型，测 度西部地区2005--2010年产业系统生态效率，并实证分析产业系统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西部地区产业系统生态效率呈现倒“U”型趋势，地 区间产业系统生态效率差异逐步拉大，不同生产环节生态效率协同性较差；资本投入的增加和技术进步会促进清洁生产效率的提高，但产业结构的变动和市场化水平 的提高会弱化清洁生产效率的提升；FDI对生态环境的作用表现在“节能”方面，而非“减排”；结构因素对产业系统生态效率的影响比制度因素更加重要。 本文从系统整体协同视角整合产业系统不同生产环节效率，构建了产业系统生态效率度量模型，测 度西部地区2005--2010年产业系统生态效率，并实证分析产业系统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西部地区产业系统生态效率呈现倒“U”型趋势，地 区间产业系统生态效率差异逐步拉大，不同生产环节生态效率协同性较差；资本投入的增加和技术进步会促进清洁生产效率的提高，但产业结构的变动和市场化水平 的提高会弱化清洁生产效率的提升；FDI对生态环境的作用表现在“节能”方面，而非“减排”；结构因素对产业系统生态效率的影响比制度因素更加重要。 |
| [43] | . 环境效率是生态效率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环境效率对于指导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以重工业基地辽宁沿海经济带为例作环境效率研究,应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和随机前沿分析(SFA)测算辽宁沿海经济带2001~2009年工业环境效率和产出弹性。在此基础上利用Tobit模型构建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工业环境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1~2009年辽宁沿海经济带工业环境效率有大幅提高,但与理想状况仍有一定差距。其中大连的工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推动,对环境成本的依赖正在减小,丹东、营口和葫芦岛3 市的工业增长需要牺牲更多的环境成本。重工业化、资本密集化和高新技术化不利于工业环境效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则极大地促进了工业环境效率的提高。所有制结构、生产规模、外商投资和环境管理力度等因素因其作用的两面性,对工业环境效率无有效影响。 . 环境效率是生态效率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环境效率对于指导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以重工业基地辽宁沿海经济带为例作环境效率研究,应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和随机前沿分析(SFA)测算辽宁沿海经济带2001~2009年工业环境效率和产出弹性。在此基础上利用Tobit模型构建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工业环境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1~2009年辽宁沿海经济带工业环境效率有大幅提高,但与理想状况仍有一定差距。其中大连的工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推动,对环境成本的依赖正在减小,丹东、营口和葫芦岛3 市的工业增长需要牺牲更多的环境成本。重工业化、资本密集化和高新技术化不利于工业环境效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则极大地促进了工业环境效率的提高。所有制结构、生产规模、外商投资和环境管理力度等因素因其作用的两面性,对工业环境效率无有效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