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21-04-20修回日期:2021-04-25网络出版日期:2021-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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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卫东. “中国碳达峰研究”专栏序言. 资源科学[J], 2021, 43(4): 637-638 doi:
全球气候变化及应对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社会经济发展方式,以及人们的思维观念。无论还有多少对于全球变暖的质疑,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将本世纪末的升温控制在2 ℃以内（力争1.5 ℃以内）,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政治共识,其标志是2015年底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通过的“巴黎协定”。目前,已经有50多个国家（含欧盟共27个国家）提出了碳中和目标;其中,欧盟提出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日本提出在本世纪后半叶尽早的时间内实现碳中和。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时期退出了“巴黎协定”,但在拜登执政后决定重返该协定,而且很有可能提出到2050年碳中和的目标。因此,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世界治理的核心议题之一,以及世界各国政治角力的重要战场,也很有可能改变世界竞争格局。
中国政府在2015年“巴黎气候峰会”上正式承诺到2030年实现碳排放峰值目标。2020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气候雄心大会上,中国再次承诺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争取于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相应地,“十四五”规划提出,“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同时,2021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
目前,中国的碳达峰工作已经进入关键期,到2030年只有不到10年的时间;而碳达峰之后只有30年的时间去完成碳中和,是已提出碳中和目标的国家中完成时间最短的。与此同时,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努力实现中高速经济增长也是国家发展的核心目标。《“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了到2035年人均GDP再翻一番的目标。如何在确保人均GDP翻番的背景下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妥善设计的重大决策问题。一个时期以来,国内乐观派占据了主导地位,认为我国可以轻而易举地在2030年前达到碳峰值,忽视了碳达峰面临的挑战、风险和代价,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出现了“大跃进”倾向。
近5年来,很多****试图分析中国能否实现碳达峰以及相应的途径。例如,Tollefson[1]在Nature发表论文称中国将提前实现碳排放峰值,依据是中国将于2020年达到煤炭消费峰值以及中国政府巨额的可再生能源投资。Elzen等[2]基于能源及土地利用模型对2030年中国碳排放进行了预测,认为中国当前的减排政策不足以保障在2030年实现峰值,需要更加积极的产业结构调整。Niu等[3]的模拟结果显示,中国若想在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需要适当放缓经济增长速度。程路等[4]、柴麒敏等[5]认为,能源结构调整是中国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到峰值目标的主要举措。
在此背景下,2016年,科技部“全球变化及应对”专项设立了“中国实现2030 年碳排放峰值目标的优化路径研究”项目。该项目旨在探索新的碳达峰路径研究方法,认为碳达峰不仅取决于碳强度下降速度,也与GDP增速目标有关。通过利用机器学习方法,该项目揭示了世界主要国家碳强度变化规律,研制了模拟碳强度的数学模型,通过与GDP增速目标的对比,分析了不同情景下达峰可能性。同时,对能源结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减排政策（如碳税）等因素对于碳强度的影响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基于该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及自由投稿论文,《资源科学》组织了“中国碳达峰研究”专栏。共包含10篇论文,分别就风电成本比较、有色金属行业碳排放、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和区际流动、关键金属-低碳能源关联、全球视角下的中国碳排放、中国碳达峰路径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对于优化中国碳达峰路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洪竞科等的“多情景视角下的中国碳达峰路径模拟——基于RICE-LEAP模型”一文,利用RICE-LEAP模型,动态模拟了2020—2050年中国碳达峰路径及全球气候变化趋势,认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情景下中国将于2029年实现碳达峰。周迪等的“绿色税收视角下产业结构变迁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税收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来有效促进碳减排,但在跨越一定的门槛后其作用发生显著变化。屈秋实等则在“中国有色金属产业链碳排放及碳减排潜力省际差异”中核算了中国各省区市有色金属不同生产环节潜在的碳减排规模,认为内蒙古、河南和山东是有色金属工业碳减排需重点关注的地区。
众所周知,产业结构“去制造业化”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碳达峰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中国将不会走那样的老路,而是要打造“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在此背景下,调整能源结构、发展清洁能源成为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主要途径。因而,有关管理部门提出了年装机1亿千瓦以上的风、光发电发展目标。风、光发电如此“大干快上”有什么问题和风险,很少有人去关注。在本专栏中,向宁等在“基于生命周期评估的海、陆风电系统排放对比”中利用生命周期评估分析方法比较了海上、陆上风电系统的碳排放,认为海上风电场全生命周期污染物的排放量要小于陆上风电场,且具有更短的能源回报时间。汪鹏等在“全球关键金属-低碳能源关联研究综述及其启示”中通过文献分析关注了清洁能源发展与关键金属资源的关联关系,认为能源低碳转型将驱动多种关键金属的开采量和贸易量持续快速增长,加剧关键金属供应国的生态环境污染,加深世界各国对关键金属资源的依赖和争夺,应警惕能源系统低碳转型带来的新型地缘政治风险。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发展中大国,产业门类齐全,各地区的发展阶段及其在全国的主体功能不同,碳排放强度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和行业差异性,因而不能“一刀切”地要求各地区和各行业同时实现碳达峰。如何实现碳达峰的区域差异化管理是保障全国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前提。在本专栏中,姜宛贝等的“中国经济空间格局演变及其CO2排放效应”从经济行业层面探析了经济空间格局演化对中国碳排放的作用机制,为制定科学的碳达峰区域路径提供了基础。韩梦瑶等的“中国省域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及脱钩趋势演变”则刻画了中国各省份2005—2017年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相对关系,揭示了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及脱钩指数的演变趋势。郭珊等在“中国省际隐含能源流动及能效冗余解析”一文中测度了中国区域间隐含能源流动的能效冗余,发现中国区域间隐含能源流动主要从华北、华东、华中、东北地区流向华南、西北、西南地区,整体隐含能源冗余情况有所改善,但河北、辽宁、山西等隐含能源供给省份的能源利用效率仍有待提升。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世界各国通过贸易和投资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商品生产地和消费地日趋分离,因而各国的碳排放实际上是紧密关联的。对于“碳泄漏”的研究一直是碳排放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刘宏笪等的“全球供应链视角下的中国碳排放责任与形象”从全球供应链视角分析了中国碳排放的责任与形象,发现中国的碳减排率远高于美国、俄罗斯等大国,但碳供应链质量有待提升。李晖等的“全球贸易隐含碳净转移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则基于Eora多区域投入产出数据库,揭示了全球贸易隐含碳排放网络全局性演化特点及网络板块角色功能特征,发现全球贸易隐含碳净转移网络连接稠密,空间关联溢出效应显著,网络核心边缘结构清晰,但隐含碳净流入和净流出关系不平衡性加剧。
总体上,碳达峰、碳中和是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由于中国仍处于中高速经济发展阶段,此项工作宜稳中求进,不能出现“大跃进”,否则将会给社会经济系统带来过大的冲击,造成巨大负面影响。对此,学术界需要开展大量扎实的研究工作,做好支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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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38/531425aPMID:27008947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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