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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创新创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本站小编 Free考研考试/2021-12-29

李东轩1,2, 刘平养,1,21.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上海 200433
2. 复旦大学国土资源经济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Willingn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new agribusiness entities

LI Dongxuan1,2, LIU Pingyang,1,21.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Center for Land and Resource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通讯作者: 刘平养,男,广东饶平人,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农村环境治理与发展方式转型。E-mail: pyliu@fudan.edu.cn

收稿日期:2019-04-12修回日期:2019-08-23网络出版日期:2019-11-25
基金资助:上海市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17692104200


Received:2019-04-12Revised:2019-08-23Online:2019-11-25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李东轩,男,甘肃白银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环境管理与公共政策E-mail:ldxsteven@sina.com。




摘要
创新创业经济是落实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重要抓手。农村农业领域的创新创业的本质是新的附加值的创造,且具有自己的内涵和特征,其形式、规模和参与主体等更加多样化。本文以创新创业较为活跃的上海大都市郊区为典型案例,在半结构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构建双变量Probit模型和解释结构方程模型,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自身特征和外部环境2个方面探索其创新创业经济意愿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从事质量农业创新创业的意愿主要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年龄、本地社会关系、土地流转年限以及资金、技术和劳动力供应等因素的影响,从事服务农业创新创业的意愿主要受其年龄、所在区位、本地社会关系、政府和村委会的支持力度、资金和劳动力供应等因素的影响。在作用机制上,个体特征和投入要素约束是浅层影响,区位、政策因素是中层影响,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本地社会关系是最根本的深层次影响因素。
关键词: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创业;社会资本;质量农业;服务农业;上海市青浦区

Abstrac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In practic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agriculture, based on its essence of creating new added values, has its own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forms, scale, and participants are diversified. Based on the result of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of a typical case of Shanghai suburb,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willingness of new agribusiness entities to engage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 bivariate Probit model and 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ISM) method were appli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 mechanism of intera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age, local social network, time limits of land transfer,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capital, technology, and labor a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quality agriculture related creative activities; and age, location, local social network, policy supports,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capital and labor a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service agriculture related creative activitie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put factors function at the superficial level, location and policy factors function at the middle level, while local social network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deep-seated factor.
Keywords:new agribusiness entities;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social capital;quality agriculture;service agriculture;Qingpu District of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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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李东轩, 刘平养.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创新创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资源科学[J], 2019, 41(11): 2071-2082 doi:10.18402/resci.2019.11.10
LI Dongxuan. Willingn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new agribusiness entities. RESOURCES SCIENCE[J], 2019, 41(11): 2071-2082 doi:10.18402/resci.2019.11.10


1 引言

创新创业是落实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路径,也是农村农业转型发展的关键动力。近年来中央和各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鼓励农民工返乡、有志青年下乡创新创业;同时不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等体制机制改革,为创新创业活动创造发展空间。但整体而言,农村农业的创新创业发展仍面临着诸多挑战。一般认为,创新创业活动只有聚集在城镇甚至中心城区才有活力,因为只有人流、物流和信息流高度聚集的地方,才能够为各种创新创业活动提供充分的资金、市场、技术、知识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等支持[1,2]。而农村农业在这方面处于天然劣势,对创新创业主体的吸引力不大;普通农户受小农经济影响,缺乏冒险精神,创新创业的意愿不强;同时创新创业活动所需的资金、技术和知识等缺乏也是制约普通农户创新创业的重要因素[3,4]

而在实践中,近年来不少农村地区的创新创业经济活动在多方面努力下得以兴起[5,6],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的郊区农村,已经涌现出许多新型的农业生产和组织形式,包括CSA(社区支持农业)农场、休闲体验农庄等[7];并且在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实施、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等不断深化的有利形势下,以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为主体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更强的创新创业能力和动力,也更适合成为农村农业创新创业的关键主体。因此,探索这部分群体的真实创新创业意愿,识别其中的影响因素和作用路径,既有助于丰富农村农业创新创业的理论研究,也能够为创新创业推动农村地区转型升级乃至乡村振兴提供重要借鉴。

因此,本文以上海国际大都市的郊区农村为典型案例,首先从创新创业的基本理论和本质特征出发,界定农村农业领域的创新创业的基本范畴和主要特征,分析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创新创业意愿的主要因素。其次,通过构建双变量Probit模型,从个人特征、社会资本特征、关键要素的投入能力、区位因素和政策环境5个方面进行实证检验,并应用解释结构模型深入厘清各个影响因素的作用层次和路径。最后结合乡村振兴和农村农业转型升级的政策目标,提出引导、促进农村农业领域的创新创业发展的建议。

2 理论分析

2.1 农村农业领域的创新创业范畴

Schumpeter[8]指出,创新就是在生产、经营、管理等经济活动中探索、创造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创新理念也从工程、技术范畴扩展到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包括产品或服务、工作流程、营销方法以及组织方式等各个环节上的改进和创造[9]。Atkinson[10]进一步指出,在信息时代,创新理念还应当扩大到服务经济的各个方面,包括应用和利用信息技术、变革商业模式以及创造新的客户体验等。可以看出,虽然城镇地区的创新创业活动最为活跃,但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以及生产、经营、管理等环节的改进和完善等也普遍存在于农村农业领域。尤其是在大城市郊区,在中心城区的辐射带动下,农村农业的多功能性特征日益明显,转型发展的需求迫切,为文化创意、休闲体验等创新创业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11,12,13]

因此,农村农业也具有创新创业的潜力,但与城镇地区存在显著不同:①城镇地区的创新创业更多强调技术、工艺和商业模式等的重大突破,要求高强度的资本投入;而农村农业的创新创业更加分散,既包括技术和工艺的改进和应用,也包括生产组织(即人的投入)的优化;既包括经营、管理理念的改变,也包括市场、营销等环节的创新(如特色产品、农村电商)。②城镇地区创新创业的门槛相对较高,以知识密集型主体创造新知识为主;而农村创新创业的主体更为多样化,既有本地农民、返乡青年,也有外来城镇资本,主要以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以及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主,往往体现为新知识和旧知识的交流和融合[14]

2.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创业意愿的主要影响 因素

在创新理论中,个体的创新创业意愿既受到自身特征的影响,也受到外部环境(如政策环境、资源的可获得性)的影响。其中,创新主体的自身特征是最主要也是最为常见的影响因素[15,16,17,18]。它又可以分为内在特征和外在特征。内在特征除了个体的年龄、性别等信息之外,还包括其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一般认为,女性的创新创业意愿低于男性;年长者低于年轻群体。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越高,往往响应政策需求、获取市场信息的能力也越强,通过创新创业实现更好发展的需求也越迫切。

创新主体的外在特征主要包括其社会资本水平和资金、技术、土地等关键要素的投入能力。农村本质上是通过血缘、地缘建立起来的熟人社会,社会资本在村落整治、环境治理、转型发展等各个方面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19,20]。它能够帮助农民获取创新创业所需的各种资源、信息,寻求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增加抗风险的能力[21]。同时,研究发现它还有助于创业者开发识别创新性较强的创业机会[22],降低创业的交易成本[23],从而显著提升农民的创业绩效。一般而言,社会经历越丰富,社会关系网络越复杂,意味着获取各种资源以及支持帮助的能力越强[21],创新创业的意愿也越显著。此外,创新创业是风险较高的投入过程,资金、技术、土地等关键要素的投入能力直接影响到创新主体的未来预期,包括承担风险的能力。考虑到中国当前农村农业公共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市场机制发育尚不健全等问题,资金越是充裕、土地规模越大、获取技术和劳动力的能力越强,农户创新创业的意愿往往也越强[24]

在影响创新创业意愿的外部环境因素中,区位因素一直是诸多研究关注的焦点。一般而言,越是靠近城市中心,资源、信息、资本、技术、市场等关键要素的聚集度越高,越能够为创新创业活动提供发展空间。一些研究发现在农村农业领域也有类似的影响,越是发达地区或者靠近发达城区,农民创业的概率越高。但农村农业创新创业活动对土地、劳动力、通勤条件等的依赖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区位因素的影响。例如杨新萍等在江西省的研究发现,农民所在村距离县城越远,其加入创业园的意愿反而越强[25]

此外,政策环境也是至关重要的外部环境因素。农村农业领域的创新创业经济活动往往具有投入周期较长、成本回收缓慢、受价格波动和自然状况等偶然因素影响大等特征,同时还受到集体土地所有制、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政府的金融支持以及项目扶持政策的影响[26,27]。例如,根据本课题组的实地调查,上海郊区创新创业主体对政策环境的诉求主要集中在提供能够进行长期投入的环境(最主要是土地租期的长期稳定)和直接对创新创业活动的政策支持(包括资金补贴、金融信贷支持、相关资质认定等)2个方面。因此创新主体是否拥有稳定、安全的政策预期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创新创业的意愿[24]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创新创业意愿同时受到自身特征和区位、政策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并提出以下5个假说:

H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创业的意愿受到其个人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的影响,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男性群体具有更强的创新创业意愿。

H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创业的意愿受到其资金、技术、土地、劳动力等关键要素投入能力的影响,且关键要素投入能力越强,创新创业意愿越强。

H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创业的意愿受其社会资本的影响,且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越大,创新创业意愿越强。

H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创新创业意愿受区位因素影响,位于区位条件越好的地区其创新创业的意愿越强。

H5: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创业意愿受政策环境影响;土地租期的长期稳定以及政府对创新创业的政策支持均能对其起到正向促进作用。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案例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上海郊区的青浦区农村作为典型案例。青浦区受上海全球科创中心建设的影响比较大,区、镇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创新转型发展具有很高的认可度。同时长期以来农村农业受黄浦江上游水源地保护政策的影响,陷入“一产只能种,二产不能动,三产空对空”的困境;农村农业迫切需要摆脱传统发展模式的束缚,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双赢。因此创新创业推动农村农业转型升级就显得尤为重要。

课题组在青浦区农业委员会的支持和协助下,于2017年7—10月对青浦区8个镇(街道),即青西的朱家角、练塘、金泽,青东的华新、白鹤、赵巷、重固和香花桥,进行了实地调研,主要包括召开镇-村干部的焦点小组座谈和面向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半结构访谈。同时,面向8个镇(街道)的农户发放问卷700份(其中青东5个镇(街道)400份、青西3个镇300份),回收问卷588份。其中,324份来自流出土地而离开农业的普通农户,264份来自流入土地且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或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①问卷调研对象为家庭或组织生产经营的户主或负责人,并且专门设置问题询问了受访者所属组织形式。)。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2个关键环节进行了改进。

(1)创新创业的真实意愿的测度环节。既有研究主要采取受访主体陈述意愿(是否愿意进行创新创业)的方式来判断[28,29]。但由于农村农业的创新创业有其特殊性,而受访主体很容易受到城镇地区创新创业形态的影响,从而掩盖了其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等各个环节上的创新创业意愿,笼统地陈述意愿不能真实体现创新创业的多样性特征。因此,本文试图将抽象的创新创业具体化,以客观反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创业的真实意愿。虽然迄今为止尚未有判断某项经济活动是否属于创新创业的标准,但是从创新理论的发展以及创业政策的评估中,存在一个共同的焦点,即新的经济活动是否创造了新的附加值。此外,从中国农村农业的转型发展实践看,主要包括两大类型:一是从产量经济向质量经济转变,二是从产品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基于此,本文将农村农业领域的创新创业活动按照新增附加值的来源,具体化为两大类活动:一类是“质量农业”,包括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以质量增进为特征的经济活动,在问卷中主要通过询问“您是否考虑从事有机农业”来获取相关主体的意愿;一类是服务农业,包括教育农业、休闲农业、创意农业等,主要通过询问“您是否考虑从事农村旅游、农家乐、民宿等新型经营活动”获取相关主体的意愿。

(2)创新创业的主体识别。已有研究主要选择普通农户或者失地农民、返乡农民工等特殊群体作为问卷调查对象,但是,对三权分置改革以后的农村农业发展的主力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缺乏关注。实际上,在三权分置改革以后,大部分小农户选择流转出土地,基本上失去了在农业领域进行创新创业的可能[30]。以青浦区为例,目前青浦区的土地向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普通农户流出土地以后基本退出了农业生产。换言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才是农村农业发展的主体,才具备创新创业的潜力[31]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选择流入土地的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共264份样本作为研究对象。为确保问卷的真实有效性,课题组随机抽取了10%的问卷(26份)进行电话核实,结果26份问卷信息均无误。可以看到,77.27%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都有从事有机农业的意愿,54.17%的主体有从事教育、休闲、体验以及民宿等新型经营活动的意愿(表1)。

Table 1
表1
表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创新创业意愿情况
Table 1The willingnes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new agribusiness entities
组织类型意愿从事有机农业意愿从事新型经营活动
数量占比/%数量占比/%
种植大户5465.123846.13
家庭农场8683.464846.61
农业合作社4983.594475.77
农业企业6100.006100.00
其他975.84758.04
总计20477.2714354.17
注: a.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组织类型根据问卷中受访者的选择汇总而成。b. “其他”指的是问卷中选择“其他”的群体,其经营面积与大户和家庭农场较为接近。c. 本文假定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的负责人在其发展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故以问卷调研中负责人的意愿、特征表征其所在的组织的意愿和个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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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模型构建

描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事质量农业和服务农业意愿的变量是二元离散变量,并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这两类创新创业意愿之间存在相关性。分析表明,样本中有从事质量农业意愿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有62.5%的人也有从事服务农业的意愿;有从事服务农业意愿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有88.8%的人也有从事质量农业的意愿。由此可得到4种结果,即“有从事质量农业的意愿,有从事服务农业的意愿”“有从事质量农业的意愿、无从事服务农业的意愿”“无从事质量农业的意愿、有从事服务农业的意愿”“无从事质量农业的意愿,无从事服务农业的意愿”。因此,有必要构建双变量Probit模型进行分析。具体形式如下:

y1*=β1'x1+ε1y2*=β2'x2+ε2
式中:y1y2分别表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事质量农业和服务农业的意愿:用y=1表示有意愿,y=0表示无意愿,则4种情况可表示为:(1,1)、(1,0)、(0,1)和(0,0)。x1x2分别表示影响y1y2的自变量向量,β1β2是待估参数向量,扰动项(ε1,ε2)服从二维联合正态分布,即:

ε1ε2~N00,1ρρ1
式中:ρ为2个扰动项的相关系数,对于可观测变量y1y2有:

y1=1,y1*>00,y1*0y2=1,y2*>00,y2*0
由于两个方程唯一的联系是扰动项的相关性,当ρ=0时,则此模型等价于2个独立的Probit模型。当ρ≠0时,可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对y1y2的取值概率进行最大似然估计。在实际操作中,先假定H0ρ=0,然后通过沃尔德检验对假设进行检验来判断有无必要使用双变量Probit模型。

在自变量的选择方面,从创新主体的自身特征(个人特征、社会资本水平和关键要素投入能力)和外部环境(区位、政策环境)因素两方面进行分析:

(1)个人特征。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是否接受农业技能培训作为指标。

(2)关键要素投入能力。以创新创业的投入要素(资金、技术、土地和劳动力)的可获得性进行评价,分别选择“是否有资金压力”“近三年是否使用新的技术或者管理方法”“土地经营规模”以及“是否有充足劳动力供应”作为指标。

(3)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影响很大但其测量存在争议。根据本文实地调研,创新创业者的社会资本在获取资源、土地流转、雇佣劳动力以及各种争议的解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且本地人和外来人、村干部与普通村民等身份差异影响尤为明显。因此,本文以“是否担任村干部”和“是否本地人(或在本地有亲戚)”作为衡量其社会关系网络强弱的指标。

(4)区位因素。青浦区分为青东和青西两大部分。其中青西地区包括朱家角、练塘和金泽三镇,都是较为落后的远郊农业区,且绝大部分属于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区;青东地区是较为发达的近郊区,城市化程度高。本文将以属于青东或青西作区位因素的具体指标。

(5)政策环境。实地调查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政策支持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土地的稳定性方面。因此本文对“土地流转期限合理与否”的态度来描述创新创业长期投入环境,用对“政府和村委会对创新创业活动的支持力度是否充足”的态度作为描述政府对创新创业的支持情况。各个自变量的统计及分布描述见表2

Table 2
表2
表2自变量统计及分布描述
Table 2Independent variable statistics and distribution description
变量名称含义及赋值样本数占比/%均值标准差
个人特征1.性别男=123689.401.110.31
女=22810.60
2.年龄≤40岁=13914.801.960.50
40~60岁=219774.80
≥60岁=32810.60
3.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15219.702.210.88
初中=213450.80
高中或中专=35018.90
大专及以上=42810.60
4.是否接受过农业培训是=116361.700.620.49
否=010138.30
社会关系网络5.本地关系(户口是否在本村/本村是否有亲戚)是=118971.600.720.45
否=07528.40
6.是否担任过村干部是=19736.700.370.48
否=016763.30
关键要素投入能力资金7.是否有资金压力是=14918.600.810.39
否=021581.40
技术8.近三年是否用过农业新技术或管理方法用过=111744.300.440.50
没用过=014755.70
土地9.经营总面积≤100亩=115960.201.530.72
100~200亩=26926.10
≥200亩=33613.60
劳动力10. a是否需要充足劳动力支持(有机农业)是=120276.500.770.43
否=06223.50
10. b是否需要充足劳动力支持(新型经营活动)是=123488.600.890.32
否=03011.40
区位因素11.位于青东还是青西青东=012145.800.540.50
青西=114354.20
政策环境12.土地流转合同年限是否长期稳定是=113751.900.480.50
否=012748.10
13.政府和村委会的支持力度支持力度足够或者无所谓=112145.800.460.50
支持力度不足=014354.20
注:3类创新创业活动需要的劳动力质量和数量各不相同,问卷中均独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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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识别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判断各个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和逻辑层次结构,本文借助关联矩阵原理对各因素相互关系信息进行处理,最终将复杂的研究系统分解成一个层级清晰的多极递阶解释结构模型(ISM解释结构模型)[32]。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事质量农业的意愿为例,假设通过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得的影响因素总公有n个,用Sii=1,2,3,……,n)表示,用S01表示从事质量农业的意愿。首先构建S01Si的两两因素逻辑关系图,再根据逻辑关系图确定邻接矩阵R。该矩阵的元素由S01Si的两两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构成:若两因素之间有逻辑关系,则对应矩阵的元素为1;若没有逻辑关系则为0。

在确定邻接矩阵的基础上通过(4)式确定可达矩阵M(其中I为单位矩阵)。

M=(R+I)γ+1=(R+I)γR+Iγ-1(R+I)
式中:2≤γn。在确定可达矩阵后,按照式(5)对各个因素进行分层处理。

L1,2,3m=Si|PSi?QSi=PSi,i=0,1n
式中: PSi表示可达矩阵中从Si出发可以到达的全部因素的集合,Q(Si)表示从可达矩阵中可以到达因素Si的全部因素集合,m表示总共分层的数量。在确定层级时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首先确定第一层,然后在原可达矩阵中删除第一层因素对应的行与列,继续依据式(5)在新的矩阵中确定第二层因素,依次循环,直到所有因素都被分层。最后用有向箭头连接各个层次之间的因素,得到各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层次结构。

4 结果与分析

4.1 双变量Probit模型回归结果

首先,利用SPSS 23.0对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容差最小值为0.418,VIF(方差膨胀因子)最大值为2.394,因此认为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随后使用Stata 12.0将变量代入双变量Probit模型进行参数检验,结果显示,沃尔德检验的p值为0.0069,这个结果拒绝了“H0ρ=0”的原假设,因此有必要使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Table 3
表3
表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创业意愿影响因素双变量Probit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3Estimation of bivariate Probit model of new agribusiness entitie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从事质量农业的意愿从事服务农业的意愿
CoefStd.ErrpCoefStd.Errp
个人特征1.性别-0.0130.3110.9670.0150.2750.956
2.年龄-0.439*0.2400.067-0.314*0.1690.063
3.文化程度0.0700.1340.5990.1360.1050.196
4.农业技能-0.1660.2020.410-0.1540.1860.407
社会资本5.与本地关系0.725***0.2250.0010.513**0.2130.016
6.是否担任过村干部0.500**0.2220.0240.369**0.1870.048
关键要素投入能力资金7.是否有资金压力-1.080***0.3820.005-0.898***0.2200.000
技术8.新技术或新管理的应用0.841***0.2430.0010.0560.1730.746
土地9.总经营面积0.0730.1510.6280.1680.1180.157
劳动力10.劳动力供应0.502**0.2280.0270.459*0.2780.098
区位因素11.位于青东还是青西0.0970.2110.647-0.578***0.1920.003
政策环境12.土地流转年限是否长期稳定0.501**0.2110.017-0.0030.1760.987
13.政府和村委会的支持力度0.0790.0700.2630.145**0.0580.012
常数0.6870.9080.4490.7600.6500.242
Number of obs264
Log pseudolikelihood-254.491
p0.000
注:***、**、*分别表示通过1%、5%和10%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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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解释结构模型(ISM)分析结果

根据双变量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本文用S表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事质量农业的意愿,用X表示从事服务农业的意愿,分别用S1-S7表示S的影响因素年龄、本地关系、是否担任过村干部、是否拥有充足的经营资金、是否使用新的技术或者管理方法、劳动力供应是否充足、土地流转期限是否长期稳定。分别用X1-X7表示X的影响因素年龄、本地关系、是否担任过村干部、区位因素、是否拥有充足的经营资金、劳动力供应是否充足、政府和村委会的支持力度是否充足。在各因素两两逻辑关系的确定上,本文采用德尔菲法,通过咨询8名专家(包括4名科研单位相关领域****和4名政府部门长期从事农村农业管理的专家)构建逻辑关系图:用“A”表示列因素对行因素有影响,用“V”表示行因素对列因素有影响,0表示因素之间没有关系。逻辑关系图如图1所示。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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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向质量农业(a)、服务农业(b)转型意愿影响因素逻辑关系图

Figure 1Logical relationship diagram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transformation willingness of new agribusiness entities to quality agriculture (a) and service agriculture (b)



根据图1分别得到邻接矩阵,再利用Matlab 7.0分别求出相对应的可达矩阵,结合式(5)得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事质量农业意愿各层要素集为: L1=S,L2=S5,L3=S1,S4,S6,L4=S7,L5=S2,S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事服务农业意愿各层要素集为: H1=X,H2=X1,X5,X6,H3=X4,X7,H4=X2,X3,根据分层情况可以得到重新排序后的可达矩阵如图2所示。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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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影响因素ISM分析排序后的可达矩阵:质量农业(a)和服务农业(b)

Figure 2Reachability matrix of influencing factors after ranking by 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ISM) analysis: quality agriculture(a) and service agriculture(b)



根据各个因素的层次结构以及重新排序后的可达矩阵,得到如图3所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事质量农业和服务农业意愿影响因素之间的解释结构图。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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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向质量农业(a)和服务农业(b)转型意愿影响因素的关联层次和结构

Figure 3Correlation and hierarchy betwee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ew agribusiness entities’ transformation to quality agriculture(a) and service agriculture(b)



4.3 结果分析

从双变量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质量农业相关的创新创业的意愿主要受年龄(个体特征)、本地关系和担任村干部的经历(社会资本)、土地流转年限(政策环境)以及资金、技术和劳动力供应(关键要素投入能力)等因素的影响,H1、H2、H3、H5得到验证;进行服务经济相关的创新创业的意愿主要受年龄(个体特征)、本地关系和村干部的经历(社会资本)、区位因素、政策环境(政府和村委会的支持力度)、资金和劳动力供应(经济实力)的影响,H1、H2、H3、H4、H5均得到验证。

经解释结构模型对影响因素的层次分析,分别得到质量农业和服务农业相关的创新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图3)。可以看出:

(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创业意愿的直接影响因素是技术、资金、劳动力投入以及年龄因素。

4种投入要素中除了土地经营规模影响不显著外,劳动力和资金的投入对质量农业和服务农业相关的创新创业意愿都有显著影响。不同的是,对前者,投入要素(劳动力和资金)的影响主要通过影响新技术或新方法的应用来实现;而对后者,投入要素与创新主体的个体因素(年龄)直接发挥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技术和管理的应用能力是质量农业的基础,与其相关的创新被视为质量农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33],也是质量农业区别于传统的数量农业的核心特征。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从事质量农业意愿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采用新型技术或者管理方法的占53.1%,而没有意愿的采用新技术或者管理方法的占比仅仅为13.3%。因此,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很大程度上都转化为新技术或新方法的应用[34]

服务农业相关的创新创业对技术的依赖性远不如质量农业,但无论是休闲体验农业还是新民宿等经济活动,相应的投入水平更高。因此,创新主体是否具有冒险精神、是否拥有充足的资金实力、能不能有成本可接受的人力投入,就成为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2)土地流转的长期稳定性是质量农业相关创新创业意愿的中间层影响因素,而区位因素、政府和村委会的支持力度则是服务农业相关创新创业意愿的中间层影响因素。

质量农业的重要特征,是对农业长期投入的增加:精准农业等需要在设施设备方面投入,有机农业等需要在地力恢复方面长期投入[35]。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土地绝大部分都是流转而来。因此,能不能获得长期稳定的经营权,是农户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新业态的关键因素[36]。而对于服务农业,土地上的投入所占比重很小,主要投入集中在房屋设计装饰、营销策划、人力投入等方面。换言之,服务农业对潜在的市场规模和稳定的运营环境更为敏感[37]。因此,区位的影响就尤为重要:休闲、教育、体验等服务农业主要面向中心城区的客源市场,便利的交通条件、可接受的时间成本直接影响目标消费群体的进入和在地消费决策。因此,距离城区相对较近的青东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事服务农业相关的创新创业意愿更加显著。区位因素对质量农业的影响并不显著,主要是因为其对在地消费的依赖较低。根据课题组的实地调查,大部分从事有机农业等的创新创业主体,都采用了微信、微博营销+物流配送的方式[38]。另外,远郊地区更高的土地质量、较低的租金水平等进一步抵消了其在区位上的劣势。

此外,服务农业相关的创新创业意愿受政府和村委会的支持力度的影响也比较大。这是因为,一方面,政府和村委会的支持能够减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创业的交易成本,降低创业风险[39];另一方面,服务农业的创新创业活动中,大部分属于新产业新业态,在集体建设用地利用、生产经营等诸多方面目前仍缺乏比较明确的管理制度[40]。没有政府的政策支持,类似新民宿等新产业就很难生存;而没有村委会的支持,各种服务农业不仅很难维持稳定的经营环境,甚至连人都招不到。实际上,质量农业相关的创新创业对政策支持的需求同样强烈,只是更加集中地体现在土地经营权的长期稳定方面。

(3)社会关系网络是质量农业或服务农业相关的创新创业意愿的深层次影响因素。

尽管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社区趋于解体,但是农村熟人社会的运行规则依然在发挥作用[41]。创新创业主体的社会资本,无论对于质量农业还是服务农业的创新创业,都发挥着最深层次的作用。这是因为,在城乡二元结构和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影响下,农村宅基地、农用地等资源的流转都缺乏规范,各种长短期的纠纷比较多;加上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处于转型期,仍以各种调解机制为主。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相当部分是外村、外乡镇甚至是城镇进入农村的新农人。外来人的身份使得他们在融入农村社区、进行有效的沟通协商等方面存在许多困难,这反过来影响了他们流转的土地、房屋等的长期稳定性,导致综合交易成本上升。因此,社会资本被视为有效降低未来风险的主要保障。例如,在村落寻找可靠的联系(亲戚朋友关系),或与村长、村书记保持密切关系等。问卷调研表明,有从事质量农业相关的创新创业意愿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里,有本地关系的只有40%认为自己的土地流转期限过短,而没有本地关系的达到51%;有从事服务农业相关的创新创业意愿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有本地关系的有65%认为获得的各种支持不足,而没有本地关系的达到了77%。与此类似,本地村民中,有担任村干部经历的无论在村落里还是在接触政府、市场资本等方面都拥有更大的关系网络,有较好的权威,能够在资源流转、冲突化解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42]。这些软实力都有助于增强其创新创业的信心。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结论

本文聚焦大都市郊区农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事质量农业和服务农业相关的创新创业意愿,构建双变量Probit模型和解释结构模型,深入探索了影响农村农业领域创新创业意愿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得到以下结论:

(1)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向质量农业转型的意愿形成正向影响的因素是:本地关系、担任村干部的经历、土地流转年限以及关键投入要素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的供应。对服务农业转型的意愿形成正向影响的因素是:本地关系、担任村干部的经历、区位因素、政府和村委会的支持力度以及资金和劳动力的供应。而年龄因素则对两者都产生负向影响。

(2)技术、资金、劳动力等投入要素以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年龄是质量农业和服务农业相关的创新创业意愿的表层或浅层影响因素,区位因素和政策环境属于中间层影响因素,但是对质量农业和服务农业相关的创新创业意愿影响机制各不相同。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社会资本(本地关系和担任村干部的经历)则属于深层次影响因素。

5.2 政策建议

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构建针对性、差别化的创新创业经济活动支持体系。质量农业和服务农业的创新创业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需要探索针对性、差别化的解决路径。质量农业方面应着重加强对各种高新技术、生态环保技术引进推广等环节的补贴,确保土地流转的稳定性,降低经营主体的投入压力和风险;而服务农业需要充分考虑区位因素的影响,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建设、行政服务等方面给予倾斜。

(2)鼓励扶持来自城市的年轻经营主体的进入和发展,壮大大都市郊区农村农业创新创业的基础。年轻人依然是农村农业创新创业活动的关键主体。应当进一步支持有志于农村农业的年轻人到农村发展,努力消除身份因素引发的各种障碍,为其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依托当前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鼓励土地等资源合理、有序流转到“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年轻经营主体手中,以激发创新创业的热情和潜力。

(3)提高和完善农村创新创业的制度支持。在大都市郊区农村,社会资本对创新创业政策环境的影响深远,客观上要求不断完善正式制度进行替代,主要包括:消除外来新农民融入本地农村社区壁垒;降低土地流转的综合交易成本,合理平衡土地经营权的长期稳定和农户的长短期利益保障;完善对新产业、新业态的激励和规制措施,既要为新型经营活动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又要尽可能降低其环境、社会层面的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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