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永亮^1,2, 程奥星¹, 成金华^1,21.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武汉 430074
2.湖北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武汉 430074

Willingnes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Based on questionnaire surveys from five pilot cities

BAI Yongliang^1,2, CHENG Aoxing¹, CHENG Jinhua^1,2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Ggeosciences (Wuhan), Wuhan 430074, China
2.Hubei Provinc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search Center, Wuhan 430074, China

收稿日期:2018-08-28修回日期:2019-04-11网络出版日期:2019-08-25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18VSJ037

Received:2018-08-28Revised:2019-04-11Online:2019-08-25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白永亮,男,内蒙凉城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与资源环境经济学E-mail:writebyl@163.com。





摘要
在中国快速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公众参与逐渐成为提升水生态文明建设效率的关键性因素。以湖北省5个国家级水生态文明城市的1379份调研问卷为研究样本,基于公众个体行为视角,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从环境、制度、认知3个层面划分了居民水生态文明建设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并研究其具体影响程度和存在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水生态环境状况、政府水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水生态文明认知对居民参与水生态文明建设意愿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26、0.34、0.90;就目前公众参与意愿而言,水生态环境状况和政府对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建设远不及公众对水生态文明建设的认知重要;在推进水生态环境治理和加强水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同时,当前公众参与的政策焦点应转变到提升公众的生态文明建设认知水平。
关键词： 公众参与意愿;水生态文明建设;居民认知;制度建设;湖北省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rapid promotion of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key factor to improve its efficiency.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institutional, and cognitive factors on residents’ willingness in participating i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using 1379 survey questionnaires from five national-level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pilot cities and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under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individual behavior.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fluence coefficients of wat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ment’s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ffort, and cognition of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n resident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re 0.26, 0.34, and 0.90 respectively. Residents’ cogni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positive influencing factor, and the positiv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on willingness remains to be improved. On the basis of these findings, we suggest that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should focus on strengthening the cultivation of resident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gnition while dealing with environmental problems.
Keywords：willingnes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residents’ cognition;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Hu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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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白永亮, 程奥星, 成金华. 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参与意愿——5个国家级试点城市的1379份问卷调查. 资源科学[J], 2019, 41(8): 1427-1437 doi:10.18402/resci.2019.08.04
BAI Yongliang. Willingnes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Based on questionnaire surveys from five pilot cities. RESOURCES SCIENCE[J], 2019, 41(8): 1427-1437 doi:10.18402/resci.2019.08.04

1 引言

水生态文明建设是应对当前水资源与环境问题挑战的重大战略选择,目前中国正在推行由政府主导的水生态文明建设,已取得了不俗成绩。作为重要参与主体之一的公众在具体的建设过程中的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影响了水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公众参与对解决由水生态环境引发的社会矛盾的作用越来越大,倍受社会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公众参与在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时被赋予更为基础性的力量,是建设水生态文明的强大动力和根本保障。为了更加高效地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公众参与程度成为未来水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突破方向。公众参与水生态文明建设属于一种亲环境行为,公众行为的引导与约束需要依靠公众参与制度建设的深化与落实。2018年6月5日,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等政府部门联合颁布了《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1],为推进公众参与提供了具体的制度支撑。

公众参与受公众主体的主观认知和客观的外在环境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一是从现实问题出发,公众的认知水平作为主观内在因素起作用;二是客观存在的生态环境实际状况和为生态环境服务的一系列制度规范作为外在因素同时也在起作用。从理性人假设视角来看,生态环境状况的改变会影响公众的生态环境利益,因而生态环境系统的现实状况是驱动公众参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主动的内在驱动力,而制度规范表现为一种被动的外在驱动力。公众参与行为的制度性外驱力与环境因素的内驱力孰大孰小?公众生态文明认知水平作为主观因素,与生态环境状况和生态环境制度等客观因素相比,对公众参与意愿的作用程度有何不同?获取这些基础性信息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开展公众社会调查。根据对水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的解析,本文聚焦于公众参与意愿研究,选择湖北省5个国家水生态文明试点城市进行问卷调查,对所获的1379份问卷进行数据处理,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对影响公众参与意愿的公众主观认知水平、客观生态环境和水生态文明制度等3个因素的重要性进行量化对比分析,发现并解释了3个因素的影响差异,为有效提升水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程度提供对策建议与科学路径。

2 文献综述

2.1 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参与

公众的构成形式可以分为个体、群体和组织。通常公众可以理解为面临共同问题、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的社会群体,强调成员之间的同质性。从公众的视角进行环境治理研究成为理论创新的方向。公众参与有助于提升环境治理效果,其作用机制可以解释为：公众通过参与改善环境治理决策和推进环境治理决策的有效执行,进而产生了有利于环境治理的作用^[2]。公众参与过程具体表现为两种组织形式：一是自然人的参与。由于个人认知受限和参与行为的外部性,导致了公众参与具有变化性和相关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以自然人的身份参与;二是在一定的组织下的共同参与。并非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可以作为某一个社会问题的公众,因而公众参与形式上也通常表现为在一定的组织下的共同参与。公众参与的主体范围也经历了从一定区域的居民,到非政府组织,再到社区或家庭,最终聚焦于个人的逐渐演进过程。随着科技的发展,在大多数国家,公众参与重点关注个体行为策略^[3]。由此,本文将公众参与水生态文明建设理解为一种个体为保护或者改善水生态环境而采取的一系列主观行动的亲环境行为。

公众参与理论的发展经历了4个阶段：公众意识的觉醒与提高;在政府规划的广泛应用;在快速的技术进步过程中迅猛增加的公众参与需求;作为准则进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4,5,6]。从发展阶段来看,公众参与承载了意识形态、社会、政治、方法论的意义,公众参与在不同学科领域也有着广泛的解释^[7],特别是对于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不确定、及多尺度的环境问题而言,公众参与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包括：决策透明、环境目标的有效实现、多样化知识的融合和共同价值观的形成等4个方面^[8]。公众参与不仅应该是公民社会、个人和有组织的团体在影响他们及其环境的决定和行动中的一个参与的过程,而且也应该是有效的民主决策过程。公众参与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在环境冲突管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可以弥合政府政策与公民行为未有效对接的“真空”^[9,10]。公众参与可拓展到当前水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可作为一种解决当前中国水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突出问题的有效路径,也可作为未来水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新方向。本文尝试性地在这方面作出探索。

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的一种更高级的文明形式,其公共性决定了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公众参与。谷树忠等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内涵进行界定,认为水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11]。左其亭等指出,水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理论内涵的延伸,是以人水和谐为核心理念,是遵循人、水、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12]。水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强调以水资源高效利用与合理保护、水环境有效治理为核心,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公众参与视角研究水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成果相对不足,下文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参与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

201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提出,要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发挥民间组织和志愿者的积极作用^[13]。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要着力解决环境问题,坚持全民共治,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虽然生态文明建设自“十八大”以来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其理论内涵不断得到丰富^[14],但中国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归纳起来存在3个主要问题：一是政府在实现和维护生态文明公共利益过程中发挥着主体作用,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态势,公众与社会组织的作用未能充分凸显,治理结构失衡;二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机制有待细化,需要进一步完善政府、企业、社会、公民“四位一体”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治理和监督体系;三是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公众日益增强的参与意愿与制度空间不足的矛盾^[15]。

由于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保护、治理等相关问题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可将学术界对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①在理论基础上阐释公众参与的重要性,梳理当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赵万忠^[16]从民主治理理论角度上指出公众能够有效监督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决策。秦书生等^[17]认为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能发挥社会的合力作用与整体功能。张静等^[18]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研究中提出公众参与是弥补基层行政力量的有效途径。王书明等^[19]认为中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参与缺乏可操作的法律制度保障,参与机制不健全,参与渠道不通畅。施生旭等^[20]从经济、政治、文化3个层面出发,总结了当前存在公众责任意识不高、参与面不广、参与动力不足、参与方式有限等问题。曹永森等^[21]主张通过改革、创新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公众参与,认为当务之急是改革政府职能,从“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②基于问卷调查的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机制的实证研究。刘珊等^[22]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进行调查,得出结论认为需要从政府耦合、信息平台、公众自身素质 和议事协调等4个因子出发来构建公众参与机制。③公众在环境问题中的参与行为研究。曾婧婧等^[23]利用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得出地区与个人的经济发展都促进公众环境参与,水资源污染最能影响公众参与。张国兴等^[24]认为公众参与环境污染监督也属于参与环境治理的行为,以2006—2014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公众环保监督行为与公众参与政策对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总结以上文献可以得出：个体主观行为可以作为研究公众参与可行的切入点;问卷调查可为获得个体主观行为提供有效方法;针对性的调查问卷设计为聚焦具体建设内容,保证政策有效性提供合理取向。

2.2 计划行为理论与公众参与意愿

计划行为理论的理论渊源。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起源于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25]。理性行为理论（TRA）是由美国****Ajzen等于1975年提出的,为研究人类行为最基础且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由行为意愿引起,行为意愿由个体对行为的态度和关于行为的主观规范两个因素共同决定。行为态度是个体对某一行为是否喜欢的具体评价,是在行为信念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学习积累而形成的一种倾向。主观规范是个人对某项行为感知的社会压力,属于社会学范畴,由标准信念和个体遵守标准信念的动机决定。理性行为理论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假设：人是理性的,在执行某个行为前会综合各种信息考虑自身行为的意义和后果。但实际上个人对行为的意志控制程度往往会受到时间、金钱、信息和能力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此背景下,Ajzen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26,27]。

计划行为理论的贡献。在理性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引入感知行为控制这一预测变量;认为行为意愿是最直接影响个人实际行为的因素,并受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3个因素的共同影响^[28];感知某项行为的难易程度会受到资源、机会、能力、时间等多种客观因素的影响。计划行为理论可被应用于亲环境行为的解释。目前学界对于亲环境行为意愿的基本共识为：参与行为发生的前提是行为意愿,意愿对行为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29]。

计划行为理论的实证研究。大量实证研究证明了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3个因素能更加准确地预测行为意愿和具体行动,计划行为理论对个人行为的解释具有极强的效力。计划行为理论在亲环境行为方面的实证研究有：Kaiser等^[30]对瑞士3000多名会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环境知识和环境价值观对环境行为意愿的解释能力为40%,环境行为意愿对环境行为的解释能力为70%,表明行为意愿对行为的实施有着显著的影响。Leeuw等^[31]运用计划行为理论识别高中生的亲环境的行为信念,其结果与标准的TPB模型惊人的匹配,研究的结果也有助于对未来行为变化的有效干预。Chen^[32]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从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方面研究了接受绿色产品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态度、感知行为控制、环境意识、环境伦理与信念对环境行为意愿具有积极作用,而主观规范和环境压力具有消极作用。还有一些****在低碳出行^[33]、日用品循环利用^[34]、绿色酒店消费选择^[35]等环境友好行为决策中,也使用了TPB模型,也都给出了有效的解释。以上研究充分证明计划行为理论对亲环境行为研究的适应性。公众个人是否愿意参加水生态文明建设是典型的个人行为,因此本文尝试性地运用计划行为理论,通过问卷调查获取公众参与水生态文明建设的行为意愿。

通过以上文献综述,学界对公众参与水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存在3点不足：一是大部分研究主要是从理论上对公众参与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实证研究相对缺乏。二是对各类影响因素的分类不够系统,对影响程度大小没有深层次的比较分析,对公众参与的路径解释缺乏理论深度。三是未考虑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内容和相关的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基于以上3点不足,本文针对水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内容,以参与者的行为意愿为切入点设计调查问卷,对湖北省5个国家级水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城市进行调查,获得1379份有效问卷,结合调研所获得的综合信息,在计划行为理论（TPB）的基础框架上构建了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参与意愿理论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影响行为意愿的居民水生态文明认知水平、水生态环境、制度建设等3个因素对行为意愿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对水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有了更全面的认知,可为公众行为的有效干预和水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提供理论指导。

3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基于以上文献梳理提出水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意愿的理论模型（图1）,将公众参与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意愿从3个方面进行解释,并提出如下3个研究假设：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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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水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意愿理论模型

Figure 1Conceptual model of willingnes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1）良好的水生态环境能影响居民参与水生态文明建设的行为态度。行为态度更多地强调个体根据现实情境对行为的整体综合预期评价,实际上是一种对行为的喜好程度^[36]。水生态环境质量是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决定的,质量越好说明社会成员的环保成效显著。在良好的水环境状态下,居民的水生态文明建设行为存在正反馈机制,居民参与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态度越积极,水环境质量的改善的成效越显著,居民的参与意愿会变得更加强烈。可提出如下假设：

H1：良好的生态环境状况对公众参与水生态文明建设意愿存在正向影响。

（2）目前中国水生态文明建设还处于政府主导的起步阶段,各级政府在不断地推进水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引导和规范居民的水生态文明建设相关行为。根据计划行为理论,这种由政府推动的制度建设可解释为主观规范。主观规范实质上是由于系列的制度建设对个体形成一种外界的社会压力,迫使个体进行自我调节,不断规范其行为^[37]。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H2：政府积极推进水生态文明相关工作对公众参与水生态文明建设意愿存在正向影响。

（3）居民对水生态文明的认知水平可以理解为公众参与水生态文明建设的知觉行为控制。知觉行为控制是指个体基于自身的知识、机会、能力等因素对行为难易程度的感知。知觉行为控制能力强度越大,行为实现的可能性越大^[38]。居民对水生态文明内涵认识越深刻,参与意愿也会越强烈。可提出如下假设：

H3：居民对水生态文明的良好认知对公众参与水生态文明建设意愿存在正向影响。

4 实证研究

4.1 问卷设计

本文根据所构建的理论模型,充分考虑3个假设,针对性设计了包括水环境、公民意识、政府宣传、政府治理等方面的21个单项选择题和7个多项选择题,涵盖了居民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行为意愿4个方面。由于数据类型的不同,采取单项选择题数据进行建模分析,多项选择题数据则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4.2 调研与数据收集

研究区域选取湖北省的武汉、鄂州、潜江、襄阳、咸宁5个国家级水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城市。课题组组建了由教师、研究生与本科生共同组成的9人调研团队。采取简单随机抽样,在2016年9月至11月间分5期在5个试点城市多个地点随机发放题目为“水生态文明建设调查问卷”,居民当场填写完毕立即收回,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1379份。本次调查主要在水务管理部门、城乡河流及水利设施附近开展,调查对象主要包括农民、个体户、公务员和学生。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和各城市问卷发放数均比较合理,能够满足研究需要。运用SPSS 20.0作描述性统计（表1）。

Table 1
表1
表1研究地区居民样本特征
Table 1Demographic composition of the samples

样本特征	类别	频数/人	比例/%	样本特征	类别	频数/人	比例/%
性别	男	612	44.4	教育水平	小学	32	2.3
	女	767	55.6		初中	242	17.6
年龄	18岁及以下	120	8.7		高中	337	24.5
	19~25岁	489	35.5		大专	352	25.6
	26~35岁	380	27.5		本科	367	26.7
	36~45岁	197	14.3		硕士及以上	46	3.3
	46~55岁	114	8.3	地区	武汉	244	17.7
	56岁及以上	79	5.7		襄阳	387	28.1
职业	农民	73	5.3		潜江	256	18.5
	个体户	249	18.1		咸宁	263	19.1
	公务员	97	7.1		鄂州	229	16.6
	学生	372	27.1	总计		1379	100
	其他	583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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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数据处理

对于问卷调查中的多项选择题,本文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直接统计其各个答案的频数以及所占百分比,直观反映出所调查居民对于问题认识的趋同程度。特别是公众对以下几个问题的认知相似度超过70%,具体包括：导致河湖水质污染的主要因素是工业污水排放;当前水环境的主要问题是漂浮垃圾;居住地发生洪涝灾害的主要原因是城市排水系统不完善;公众认为解决洪涝灾害最有效的办法是政府增加排涝工程投入。具体统计结果如表2。对于单项选择题,本文将其作为观测变量进行模型构建。首先对其赋值处理：根据研究假设将负向指标到正向指标依次从小到大赋值,例如问题答案为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很满意,非常满意,依次赋值1~5。然后,通过SPSS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水生态环境、政府水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居民水生态文明认知、参与意愿等4个潜在变量,并得出了12个观测变量与4个潜在变量存在对应关系,具体情况如表3所示。变量累计解释方差的百分比为49%,4个潜在变量的Cronbach’s α值均大于0.67,说明问卷的信度可以接受,具有一致性和可靠性。

Table 2
表2
表2多项选择题统计频数表
Table 2Statistics of multiple-choice question answers

变量符号	变量名	选项	频数/个	比例/%	个案比例/%
X22	导致城市内涝或农村洪涝的原因	A排水系统覆盖面不够	674	26.1	49.1
		B排水工程质量不好	736	28.5	53.6
		C降雨强度大,范围集中	599	23.2	43.7
		D地形原因	307	11.9	22.4
		E地表硬化面积过大	167	6.5	12.2
		F其他	98	3.8	7.1
		总计	2581	100	188.1
X23	当前居住地产生洪涝灾害可能的原因	A过度砍伐,植被破坏严重	448	19.4	32.8
		B降水过多	538	23.4	39.4
		C城市排水系统不完善	961	41.7	70.4
		D河道弯曲,水流缓慢,地势低洼	358	15.5	26.2
		总计	2305	100	168.8
X24	防治当前居住地洪涝灾害的可行办法	A政府增加防洪和排涝工程投入	972	37.5	71.1
		B增加植被覆盖面积	696	26.9	50.9
		C较少水泥硬化路面	270	10.4	19.8
		D政府给予相关政策支持	531	20.5	38.8
		E其他	120	4.7	8.8
		总计	2589	100	189.4
X25	导致附近河湖水质恶化的原因	A工业污水排放	1010	37.2	74.3
		B居民生活用水排放	773	28.5	56.8
		C家禽或水产养殖	411	15.2	30.2
		D不文明旅游和出行导致	391	14.4	28.8
		E其他	127	4.7	9.3
		总计	2712	100	199.4
X26	当前水环境的主要问题	A河床淤泥、水流不畅	536	14.4	39.3
		B漂浮垃圾	968	25.9	71
		C气味难闻	719	19.3	52.7
		D水浑浊	784	21	57.5
		E鱼类稀少	384	10.3	28.2
		F水华现象	239	6.4	17.5
		G其他	102	2.7	7.5
		总计	3732	100	273.7
X27	居住地水环境问题不能有效治理的主要原因	A政府治污力度不够	829	27.8	60.8
		B企业不配合	546	18.3	40.1
		C居民水环境意识弱	893	29.9	65.5
		D环保组织介入少	574	19.2	42.1
		E其他	144	4.8	10.6
		总计	2986	100	219.1
X28	当前水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	A政府采取措施力度不够	840	23.3	62.1
		B相关职能部门工作效率低	837	23.2	61.9
		C法治不健全	575	15.9	42.5
		D惩处力度不够	758	21	56
		E媒体宣传不到位	599	16.6	44.3
		总计	3609	100	2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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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表3
表3结构方程模型潜在变量的度量表
Table 3Variables 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潜在变量名	指标符号	观测变量
水生态环境状况（H）	h1	附近河湖塘堰水质满意度
	h2	居住地水环境状况
	h3	对居住地水环境治理满意度
政府水生态文明建设工作（Z）	z1	当地对生态文明建设宣传力度
	z2	居住地绿化工作满意度
	z3	对政府实施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满意度
	z4	对政府在洪涝灾害后的应急措施满意度
居民水生态文明建设认知（R）	r1	对本市以水生态修复为主题的建设项目个数的了解
	r2	认为政府处罚破坏水生态行为的力度如何
水生态文明建设参与意愿（Y）	y1	了解本市进行水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城市程度
	y2	了解水资源管理制度的程度
	y3	了解节水、污水治理、水检测等技术的程度

4.4 结构方程模型与参数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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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理论模型的指导下,将居民水生态文明认知水平、水生态环境、制度建设作为3个外生潜在变量,参与意愿作为内生潜在变量,通过问卷所得观测变量来反映潜在变量,构建多元方程探索其相关关系。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归纳潜在因子间的关系,实现因子分析与路径分析相结合,进一步解释变量之间关系,验证了所提出的假设。

结构方程模型可分为结构模型和测量模型两部分。测量模型描述潜变量ξ、η与观测变量X、Y之间的关系。

（1）Y=ΛYη+ε
（2）X=ΛXξ+σ
式中：Y为内生观测变量组成的向量;X为外生观测变量组成的向量;η为内生潜变量;ξ为外生潜变量;Λ_Y为内生观测变量在内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载荷矩阵,表示η与Y之间的关系;Λ_X为外生观测变量在外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载荷矩阵,表示ξ与X之间的关系;ε、σ表示测量方程的残差矩阵。

结构模型表明外生潜变量与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下式表达的路径图：

（3）η=Bη+Γξ+ζ
式中：B为结构系数矩阵,表示结构模型中内生潜变量η的构成因素间的相互影响;Γ为结构系数矩阵,表示结构模型中外生潜变量ξ对内生潜变量η的影响;ζ为结构模型的残差矩阵。

在上述数据处理的基础上,利用AMOS21.0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潜在变量进行路径分析,探索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3个外生潜在变量：水生态环境状况、政府水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水生态文明认知,即式（2）中的ξ,与之分别对应的观测变量构成向量X,如表3中所示。水生态文明建设参与意愿为内生潜在变量,即式（1）中的η,同理其对应的观测变量为向量Y。最后通过软件计算出结构系数矩阵,参数估计得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参与意愿模型相应的路径系数,同时进行假设检验,并对模型不断进行修正,最终得到拟合通过的模型。

4.5 假设检验与分析

利用AMOS21.0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软件,验证理论分析框架中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由软件计算直接输出,得到本文的路径分析模型如图2所示。其中H、Z、R、Y为潜在变量,与之分别对应的是观测变量,即通过问卷统计结果反映,潜在变量间的直线上的数字代表其路径系数,e为残差项。分析结果显示：相对拟合指数（CFI）为0.81;近似均方根误差指数（RMSEA）为0.11,研究模型能通过拟合。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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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水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图

Figure 2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of willingnes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假设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所有假设都得到了支持。良好的环境状况、政府积极推进水生态文明相关工作、居民对水生态文明认知对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意愿确实有正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26、0.34、0.90,均在P<0.001的水平上达到了显著,接受原假设1、假设2、假设3。

Table 4
表4
表4结构模型拟合结果与假设检验
Table 4Fitting result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and hypothesis testing

假设	作用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P	假设检验结果
1	H→Y	0.26	***	支持
2	Z→Y	0.34	***	支持
3	R→Y	0.90	***	支持

注：***表示在P<0.001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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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2中各路径的参数可知,每一个观测指标从属的潜在变量的标准化参数估计值能够有效地反映该指标与相应潜在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说明潜在变量对相应观测指标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表明水生态环境状况、政府生态文明工作与生态文明认知可以作为提升公众参与水生态文明建设意愿的有效路径。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构建研究框架,通过水生态环境状况、政府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与公众水生态文明认知3个维度,探讨了居民参与水生态文明建设的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以5个国家级水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城市的当地居民为样本,论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即良好的水生态环境状况、政府积极推进与水生态文明相关的制度建设、居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认知等对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意愿存在正向影响。研究发现：

（1）作为主观层面的一个影响因素,居民水生态文明认知对居民参与水生态文明建设意愿的影响系数为0.90,解释了当前公众对水生态文明建设的认知是影响参与行为意愿的根本原因。居民是水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的践行者和推动者,社会需要加强对居民的水生态文明教育,提升居民认知水平,从根本上强化水生态文明意识,有效提高居民参与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意愿,切实参与让居民参与到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工作中。

（2）政府水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对公众参与意愿影响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34,表明政府工作对公众参与意愿的影响不容忽视。充分说明公众对于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调查中发现,居民认为城市洪涝与内涝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排水系统的不完善;居民认为当前水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政府采取措施力度不够和相关职能部门工作效率低下。以上调查结果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目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参与仍处于政府主导阶段,居民对政府有很强的依赖性,水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动性不够。因此,政府部门在如何引导公众参与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切实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工作透明度和生态文明建设效率,塑造过硬的服务形象,提升公众参与水生态文明建设的热情;二是通过水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化制度建设,环境公共利益和卫生健康教育,社会组织号召等系列措施来引导公众参与水生态文明建设。

（3）水生态环境状况对公众参与水生态文明建设意愿影响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6。良好的水生态环境状况能促进居民的亲环境行为意愿,但这种正向作用从目前来看不太显著。近年来中国的环境治理初见成效,政府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而居民的参与度不高。环境状况是居民参与水生态文明建设正反馈机制的循环的起始和终端,不断改善的水生态环境能提高居民参与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意愿,从而吸引更多的居民真正参与其中,进而继续促进环境的改善,形成良性循环。因此,应该继续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充分利用这种正反馈机制来引导更多居民参与水生态文明建设。

5.2 建议

综上所述,本文的发现对推进公众参与水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应从加强教育、完善制度建设、强化信息管理等几个方面凸显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参与效果。同时也深入地阐释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加强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为提升公众参与水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构建水生态文明教育体系,纳入国民教育系统。居民认知水平是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石,教育是提高居民认知水平的有效途径和工具,水生态文明教育是落实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提高水生态文明认知水平的实质是使居民在水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接受能力和行为能力,是在不断的理性思考和发觉的过程中形成的知识积累。水生态文明教育需要立足个体和现实、放眼人类和未来的教育,本质是个体以内向的精神增强控制甚至克制外向的过度欲求,关注修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文化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水生态文明教育的对象归根结底是居民的内在素养,提高居民德行,最终目标仍然是满足个体和社会发展需要,因此应以水生态文明价值观作为根基。当前,公众参与受到政府和社会的普遍关注,为了更好地推进公众参与水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从顶层设计水生态文明教育体系,并纳入国民教育系统,构建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行动体系,形成全面行动的水生态文明建设新格局。

第二,完善水生态文明公众参与的法律与政策,以制度供给促进行为规范。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面向新时代,水生态文明建设赋予了新目标和新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途径,以法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显得更为迫切。通过立法可以明确相关责任与义务规定,为公众参与提供制度保证,消除公众在水生态文明建设过程的“发力心虚”、“利益主体虚位”和“关系难断”等症结,可提升公众参与的“主动性”,也可作为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提供制度保证。根据本次调查发现,居民未能被全面调动参与水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公民参与水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政策供给缺乏;二是参与的渠道不畅,居民参与环境相关公共决策的机会过少,这也是导致居民认知水平低的原因之一。坚持以制度供给来促进行为意愿,进而提升公众参与能力,也是未来提升公众参与的有效路径之一。

第三,大力建设生态环境信息公共平台,为公众参与提供基本信息服务。为了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新目标,应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信息公共平台建设。通过信息平台,让公民切身全面感知环境基本状况及其变化,为水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基础性的数据支撑,为指导水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领域、重要工程、政策工具构建等提供重要依据。精准信息有助于公众对水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实现有效监督,进而提升公众参与的力度。另外,也有助于提高相关部门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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