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安宁,3Theoretical contexts and a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global cultural shift: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transnational cultural practices
QIAN Junxi,1,2, AN Ning,3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20-12-21接受日期:202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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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2020-12-21Accepted:2021-03-11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钱俊希（1987-）,男,江苏扬州人,博士,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文化地理与城市文化地理。E-mail: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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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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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俊希, 安宁. 全球文化转变的理论背景与方法论框架——兼论中国文化的跨国实践[J]. 地理研究, 2021, 40(11): 3103-3117 doi:10.11821/dlyj020201235
QIAN Junxi, AN Ning.
1 引言
迪肯（Peter Dicken）的名著《全球性转变：重塑21世纪的全球经济地图》（Global Shift: Mapping the Changing 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刻画了1960年代以来全球劳动分工和生产活动的时空组织所发生的剧烈变迁[1]。本文借鉴“全球转变”的概念,提出“全球文化转变”（global cultural shift）这一术语来勾勒21世纪以来文化全球化的时空特征。这一时空特征本质上是一种空间的辩证法,即一个在全球尺度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空间结构衍生出具有异质性、不均衡性的空间结果的过程。在这个观点里,普遍性的社会空间结构指代的是文化全球化的过程,即全球绝大部分区域都被纳入到了空前增强的流动性和空间联系之中。这一过程主要得益于航空飞行、互联网和远程通讯技术的高速普及。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的人来说,如今都有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更多的机会与“他者”的文化发生交流、邂逅乃至冲突。然而,普遍性的流动和联系并没有造成全球文化的同质化,更没有催生全人类文明大一统的和谐图景。文化全球化在某些方面消解了原有的文化壁垒,但也在其他方面使得这些壁垒更加固化。尤其是2001年的911事件以来,全球文化转变的复杂性和扰动性显得尤为明显。借鉴沃勒斯坦（Emmanuel Wallerstein）将世界体系划分为核心、半边缘和边缘的框架,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全球化正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塑造不均衡的意义系统和文化图景[2]。首先,在以欧美国家为主的世界体系核心地带,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内在矛盾、全球劳动分工带来的就业减少以及跨国移民带来的经济竞争与文化冲突,使得西方社会对全球化的态度逐渐从“外向”转为“内向”。其次,在经济起飞的半边缘地带,越来越多的国家表现出拒绝照搬西方现代性的倾向。这些国家的公共话语强调选择性吸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理念,但同时保持自身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最后,世界体系边缘地区的情形更加复杂且更悲观。这一地区的人民一方面渴望融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与市场经济,另一方面,现实却往往是跨国资本对本土劳动力大肆剥削、跨国公司大量掠夺土地与资源,金融与财政体系高度依赖发达国家,以及长期处在全球劳动分工底端难以提升。在社会普遍失权的背景下,依附于民族、宗教的极端主义、排外主义也以各种形式不断涌现。
在全球文化转变这一时空结构之下,中国文化跨国传播的机遇与挑战是什么?哪些文化容易取得好的传播效果?哪些传播的方式与实践会带来好的传播效果?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逐渐深入参与全球经济和全球治理这一历史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核心目的是判断和理解全球文化转变的背景下,中国文化与其它文明之间复杂、多样且不断变化的关系,以及搭建起全球文化转变语境下研究中国跨国文化实践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
在这一核心目的之下,本文的主体内容包括三个部分。首先,文章第二节对全球文化转变的理论脉络进行梳理,目的是突出现有理论的两个核心取态,即文化之间的汇合甚至同质化,以及文化之间的分离甚至对抗。前者强调全球文化的同质化或和谐相处的过程,即以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和流行文化为内核的美式“快餐式”文化随着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过程快速扩散到全球;而后者强调全球范围内文化壁垒的升级和基于文化认同的冲突。基于理论演变的脉络以及当前全球文化图景的变化趋势,本文的基本判断是,虽然文明并非铁板一块,互相借鉴、互相学习、互相融合的可能性会继续存在,但文化系统之间的壁垒升级、基于文化认同而非具体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激化,将是接下来世界文化图景的一个基本趋势。
在全球文化之间不断竞争和冲突的基本背景下,文章第三节试图分析对于不同文化而言,其跨地方实践会产生怎样的文化后果,藉此提出分析跨地方文化实践的方法论模型。在新文化地理学视阈下,文化不是先验、僵化和一成不变的“物体”,而是在地方化的语境下不断建构的过程。因此,文化传播不是不变的文化信息通过理性、可控制且认真规划的传播通道最后被接收者原汁原味获取的过程[3]。文章借用拉图尔(Bruno Latour)和卡隆(Michel Callon)的行动者网络理论[4],提出一个方法论模型,将文化传播看做文化在不同的行动者网络之间“转译”（translation）的过程。文化嵌入在本地的行动者网络中,这一网络包括了自然环境、经济环境、人文社会环境、技术环境、政治环境等不同因素,以及不同因素之间穿插和交织的复杂关系。文化的跨地方传播,则是从旧的网络中脱嵌出来,然后通过“转译”,又嵌入到目的地新的行动者网络的过程。理解文化传播,必须理解旧的网络与新的网络之间的异同以及相对关系。尽管被视为传统文化地理学的核心主题之一[5],文化传播在新文化地理学的讨论中并不常见,加之传播学对文化传播的关注侧重于媒介引起的空间效应,而对跨地方的空间传播过程的动态变化及机制关注尚且不够[6]。从这个视角来看,这一部分的讨论对文化地理学和传播学就文化传播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也是一个重要补充。
基于全球文化转变的理论语境和基于“转译”概念的方法论模型,本文第四节对中国文化跨国实践中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进行了简要的思考和分析。当然,这部分的目的不是呈现一个聚焦和细致的经验案例,而是对理论语境和方法论框架提供更加直观的认识,并论证本文提出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工具对分析中国文化的跨国实践的作用和可行性。分析指出,行动者网络相对比较固化的文化（如传统文化）传播在全球文化转变的背景下会面临更多的摩擦、冲突和挑战,较难在文化传入地形成支持性强的行动者网络。相比之下,行动者网络相对比较松散的文化（如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的流行文化）传播则更加容易嵌入到文化传入地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情境之中。这一分析对于中国文化跨国传播的政策推动和具体实践也将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2 全球文化转变
2.1 20世纪后期以来的文化全球化及其理论
随着20世纪后期全球劳动分工兴起、全球市场开放以及世界运输、通讯和科技革命的潮流,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事实[7]。然而,全球化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它还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即带来了文化的全球化。一方面,日趋成熟的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具有区域特色的生产和消费方式随着资本、产品和服务突破区域边界产生碰撞和融合,从而形成了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成分。例如,文化的商业化和产业化趋势就加速了区域文化的传播和世界影响,如肯德基等北美快餐文化、好莱坞电影产业以及美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NBA）等商业化的过程,其文化意义远高于饮食、电影和体育运动本身[8]。另一方面,以互联网兴起为代表的信息革命极大的消解了人类社会的边界意识,使得人类社会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全球互联互通[9]。文化全球化有诸多表现。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从媒体景观、技术景观、民族景观、金融景观和意识形态景观五个方面详述了文化全球化表达的途径[10]。对于文化全球化的理论解释,出现较早的一种观点是全球文化的麦当劳化[11]和迪士尼化[12]。文化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并非两个孤立的过程,文化的传播往往依赖于其背后的经济力量[8],这就造成一种文化传播不均衡的后果：处于经济优势的文化通过资本和资源的渗透迅速打败并影响处于劣势的文化,因而成为世界文化。如詹姆逊（Frederic Jameson）等[13]191所观察的一样,世界文化所展现的全球同质化的一面确实呈现出不均衡的态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正在成为界定世界文化的标准,美国的音乐、好莱坞的电影、美国的电视正在取代其它民族的文化。这本质上是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全球化,甚至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14],即西方国家通过获取文化优势的方式,一方面在经济层面为自己的文化商品攫取市场,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倾销达成改造大众意识形态的目的。
在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刚刚结束的背景下,全球文化同质化看上去更是一个无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西方思想界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在全球普遍胜利的乐观情绪集中表现在福山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这部著作从黑格尔的线性史观出发,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线性演化的过程,以个体权利、选举政体和自由市场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文明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形态,所有社会的演化终将朝着这个方向进行。历史的进程将止步于资本主义全球化,而全球化终将统一全球文化[15]。福山的历史观体现了马克思笔下“时间消亡空间”的时空机制,即线性的时间终将消亡空间差异,使得空间变得不再重要[13]146。
另一种更加折中的观点认为全球化带来的文化交流未必导致同质化的结果。由于世界人口族群的复杂性、文化传统的多样性以及不同文化的主体性诉求,全球化可能呈现为相对普遍的共生关系。特殊主义导向下的文化全球化主要表现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16] 和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17]思潮的涌现。前者强调不同文化共同生存的权利和文化之间的互相尊重,后者则重新认识了跨国流动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早期的跨国迁移研究主要建立在“文化熔炉”的假设上,即移民需要被目的地的文化同化（assimilation）或涵化（acculturation）。但跨国主义认为不应强调文化的同化,而应该关注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协商、杂糅甚至冲突的关系。但是对多元文化的崇尚并不意味着不同文化有平等发展的机会。正如基维斯托（Peter Kivisto）对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主义的洞见：多元文化主义的本质是将不同的文化进行分层,对其扩展和移植进行合法化[18]。将这个过程放在全球范围内无疑是对主流文化尤其是发达国家文化的扩张起到助推作用。西方文化有意无意地被等同为普世准则和价值,而不发达、偏远地区的文化则被降格为浪漫、异域的点缀。在后现代尊重差异的伪装下,多元文化主义本质上只是在市场经济、西方现代性和白人文化价值大一统的前提下,允许对多元文化加以表达。哈维（David Harvey）便直截了当地指出,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化多样性,不过是将文化作为生产要素,纳入到资本的积累和价值的生产之中,以促进文化的产业化和商品化,本质上只是在后工业化时代为积累寻找新的途径和手段[19]。
因此,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大背景之下,文化的麦当劳化和多元文化主义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动态平衡的过程。无论是文化同化还是多元文化主义,其理论预设都是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普遍性。这些理论既不挑战西方文明在全球地缘政治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也不质疑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等价值准则的一般性和普世性。
2.2 文化全球化的终结?
与全球文化同质化与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相对应的是,亨廷顿认为即使在冷战结束的背景下,也不能忽视文明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尤其是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其历史背景、意识形态与文化信条都与西方文明截然不同,西方不可能为这些文明设计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的路径[20]。卡斯特在其《信息时代》（The Information Age）三部曲中的第二部《认同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ntity）一书中也指出,信息时代信息、话语、知识和意义的高速传播只会使得国家认同和文化身份之间的紧张愈发激烈[21]。2001年的911可以看做文明的冲突最为标志性的事件,此后学术界对文化全球化的异质性、不确定性与内部扰动的关注度也明显加强。在欧洲,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以希腊和意大利为代表的许多国家深陷债务危机。欧洲国家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欧盟统一的货币政策,以及分散的财政制度之间产生了许多结构性的冲突,同时激化了经济强势国家与弱势国家之间的矛盾[22]。另外,欧盟内部不设置边界导致大量劳工移民从东欧不发达国家迁移到西欧发达国家,移民在英国等国家获得大量就业岗位,也导致社会的文化多元性空前增强[23]。再加上欧洲国家的殖民主义历史在后殖民时代的重要遗产之一是大量来自旧殖民地的跨国移民,以及近年来北非和西亚地区爆发的“阿拉伯之春”也造成数量激增的难民进入欧洲寻求居留场所[24]。体量庞大的跨国移民给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造成了很大冲击[25]。最后,恐怖主义渗入和公共安全挑战成为一些欧洲国家不能承受之重[26]。近年来,许多欧洲恐怖主义事件的发动者甚至是在欧洲土生土长的移民后代。经济文化领域的双重边缘化,使得他们将现代性中心转变成为了文明冲突的场域[27]。这一系列过程互相交织,导致了欧洲社会对“他者”的排斥增强,对文化同质性的怀念增强,多元文化主义也愈发难以为国家的文化政策提供支持和辩护。这一系列过程的标志性事件包括英国脱欧公投成功[28]以及代表反移民、反欧盟,甚至反全球化的右翼政党在奥地利、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的迅速崛起[29]。
美国也与欧洲呼应,开始表现出反移民,反自由贸易,反全球劳动分工,甚至反全球化的文化趋势。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是特朗普于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开始奉行“美国优先”的政策导向[30]。然而,特朗普并非是新的结构性力量的创造者,而是一系列的结构性矛盾的产物。特朗普的政策本质上是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生矛盾“外部化”为国与国、文化与文化之前的冲突。作为一个高度全球化的经济体,美国社会的问题和全球劳动分工、全球市场和跨国流动密不可分。在后工业化社会的背景下,全球劳动分工使得大量的制造业岗位流失到中国、拉丁美洲、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造成了工人阶层的经济剥夺。而大量移民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手段从拉丁美洲迁移到美国,加剧了劳动的弹性化与不稳定[31]。这一系列过程都是资本寻求“空间修复”（spatial fix）以及不均衡发展的内生结果[32],但在社会的层面,却是以文化政治的形式展演出来,表现为对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排斥甚至敌视,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疏离,以及一整套关于意识形态危机和文化认同危机的集体话语。
这一文化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变量是中国的崛起。原本通过承接西方的产业转移实现经济起飞的中国,近年来却在经济影响、政治影响乃至技术影响上和西方形成了明显的竞争关系。中国不仅对西方具体的经济政治利益形成了竞争,也对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和积累方式构成了潜在的挑战。由此,经济政治竞争的另一个侧面是新一波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文化建构。本文套用赛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理论将这一系列建构看做一种“新东方主义”（neo-Orientalism）[33]。除了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浓厚“兴趣”,美国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对中国的建构大致包括：“不够诚实的经济政策（例如强调对产业的补贴等）”“不够透明的行政管理（例如发生任何社会问题必然是因为瞒报等）”“工业间谍和技术剽窃（例如把中国取得的技术进步归因于技术剽窃等）”“企业和国家的密切关系（例如企业是国家利益的代言人等）”等等。
此外,在经济快速崛起的新兴核心地带和半边缘地带,全球化的结果并非是本土社会对西方文化和价值无甄别的全盘吸收,而是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塑造新的张力。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东亚发展模式的研究指出,东亚经济体的成功与儒家文化本底有密切的关系,这一文化本底的核心是国家主导、对于合作和顺从的强调、儒家社会规范、集体主义导向的组织文化和社会关系,等等[34]。近年来中国的崛起再次将这一发展模式推向了公共话语的前沿[35]。中国的发展模式强调政府主导、社会稳定、集体主义和国家对社会福利的责任,对西方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也表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坦桑尼亚[36]、埃塞俄比亚[37]等）对中国发展路径的借鉴上。在伊斯兰世界,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正义与发展党在土耳其的崛起。在该党的领导下,土耳其逐渐偏离了建国时期确立的现代世俗国家政体,伊斯兰教思想与文化在国家政策扮演的角色越来越突出[38]。经济地理学也不乏对伊斯兰金融系统的研究。伊斯兰金融将资本过程与伊斯兰伦理道德有机结合起来,使得发源自西方的市场理性在本土语境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39]。
埃森施塔特（Shumel Eisenstadt）的“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理论强调,很多发展中社会挑战了西方现代性能够吸纳全球不同文化的假设。现代性不仅是一个经济工程,也是一个文化工程,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被不断塑造的过程。本土社会选择性地吸纳、理解和重塑西方现代性的理念内核,并与本土的历史和传统结合起来[40] 。瓦茨（Michael Watts）也指出,911事件清楚地证明,历史不是线性的从“落后”到“先进”的演化过程。现代性与伊斯兰世界的邂逅,反而促成了宗教身份、伦理和价值的复兴,甚至在某些语境下发生激进化和极端化,最终酿成了911的悲剧[41]。
这一系列历史过程使我们看到,世界不同区域的人们对一个和谐、均质的多元文化时代的兴趣和信心正在衰弱。当然,文化同质化和多元文化主义并没有被完全消解或取代。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文化融合和文明的冲突这两大历史过程将处在此消彼长、动态平衡、互相杂糅的关系中。全球消费主义和市场文化将继续作为连接不同本土语境的纽带,不会也没有必要被全盘否定。西方国家会继续推动个人主义、消费主义、自由市场和选举政体的普世化。然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会促使西方社会不断捍卫其对全球经济秩序和财富分配的主导权,经济上的竞争会加剧文化上的对立。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一大批的“他者”可能永远不会被同化,因此对自身的边境安全和“文化纯洁”会更加敏感。而在西方以外的社会,人们会继续消费西方文化工业生产的电影、电视和流行文化,但有可能采用更加批判或审慎的视角,或者将西方消费文化创造性地引入到本土的文化反思中。
再次借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文章在此对这一小节进行简要的总结。在世界体系的核心地带,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和拥抱文化差异的思潮和视野正在逐渐褪色,认为“本土的”经济利益和文化认同优先于“全球的”经济与社会融合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逐渐兴起。在半边缘地带,新兴国家的政府和社会不仅要回应西方社会的警惕和排斥,更需要不断地证明和捍卫自身发展模式的合法性,因此可能会陷入与西方长期的论战之中。最后,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将继续充斥对发展主义的失望,以及基于民族、宗教和传统的抵抗政治。这些本土社区也许对西方国家充满怀疑,但对新兴经济体也未必有很大的信心,更何况他们往往成为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接触地带,被复杂的话语体系所裹挟,文化政治也必然处在不断波动之中。
需要重视的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得这些冲突不再是国家层面的和间歇性的,而是下移到民间层面并且在共有的话语平台上不间断地展演。社交媒体上的话语权威是去中心化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判断对错的标准,理性、克制和政治正确被认为是过时的精英主义理念,道德准则也变得高度相对化。带有污名化、妖魔化、种族主义和双重标准的评论可能大行其道而不必担心背后的道义责任。社交媒体与地缘政治的叠加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前沿问题,而这些场域发生的文化政治过程还亟待未来细致、系统的研究。
本节所述全球文化转变的理论背景其对回答文章核心问题的启示在于,跨地方的文化实践不是顺理成章的,而是文化融合和文化冲突之间不断互动和动态平衡的结果。跨地方文化实践会面对很多张力、冲突、摩擦甚至阻力,需要经历复杂的协商和重构。随着全球地缘政治关系的变化,摩擦和阻力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变得更加显著。在这一宏观背景之下,如何在中、微观尺度上捕捉文化嵌入不同地方,并产生在地化的文化效应的具体过程?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建构一个具有整体性的分析框架。文章下一部分将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提出一个文化跨地方实践的“转译”模型,试图将微观尺度的文化实践与宏观尺度的地缘政治关系和过程,以及中观尺度的区域背景结合起来进行整体性考察,从而建立一个关于文化跨地方实践的方法论模型。
3 跨地方文化实践的“转译”模型
文化的跨地方实践本质上是一个跨文化传播的问题[42]。“文化传播”原本是传统文化地理学五大研究主题之一,主要研究文化现象伴随的空间迁移、扩散和整合。但是,由于传统文化地理学对文化传播的理解局限在僵化的空间分布而没有考察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动态变化,新文化地理学已经很少关注“文化传播”这一命题。除了对迁移或流动产生的文化重构过程的研究以外,极少有研究关注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传播所产生的社会空间后果。现有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主要在传播学的视阈下展开,尤其是“媒介地理学”概念的提出。但是,当前媒介地理学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媒介引致的空间效应,而缺乏对社会文化地理学基本理论的呼应。所以,其呈现出三个主要不足：① 集中讨论个人的跨文化交际和文化适应技能,缺乏对文化的区域嵌入性的理解,也没有关注到跨地方传播过程中涉及到的地缘关系和过程。② 对文化的理解是先验和一成不变的,而非在一定的地理背景下动态建构,这也不符合新文化地理学对于文化的社会性和空间性的理解。③ 重媒介而轻行动者,对文化跨地域传播过程的动态变化和机制研究不足[43]。从这个角度来讲,现有的无论是文化地理学还是传播学领域的关于文化的跨地方实践的方法论模型都不适用于解答前述全球文化转变背景下的跨文化实践所产生的问题。因此,本节将着重建立一个新的跨文化实践的方法论模型。塞雷斯（Michel Serres）在他建构的科学哲学理论中,用“转译”这一术语指代表征、符号、意义与理念在不同领域之间的对话和交流[44],这一概念也启发了后来的行动者网络理论[45]。借鉴这一概念,本文构建一个文化跨地方实践的方法论模型,阐释文化从发源地的行动者网络（N1）脱嵌出来,经过“转译”,再嵌入到接收地的行动者网络（N2）的过程（见图1）。这一模型一方面发挥地理学多尺度、跨地方和区域综合的优势,将微观尺度的文化实践和宏观尺度的地缘政治关系,以及中观尺度的区域背景结合起来。另一方面,采用建构、动态的文化观,观察文化在“跨地方”的过程中发生的再生产和再建构。模型中转译的四个步骤是卡隆（Michel Callon）提出的理论框架[46]196,而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其应用到跨地方文化传播的研究中。本文的论述重点是文化的跨国传播,但模型的适用范围并不局限于国与国之间的边界。概括来讲,模型适用于两个或若干个文化网络生成机制相似度较低的地方之间的跨文化实践,相似度越低,模型适用度越高,相似度越高,模型适用度越低。本文将这一过程中的不同环节阐释如下：
图1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文化跨地方实践的“转译”模型
Fig. 1The “translation” model of trans-local cultural practices
（1）文化发源地的行动者网络（N1）。文化意义不是先验和固定的,而是取决于特定的文化要素与区域的众多行动者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关系。这些行动者既包括人类行动者,也包括非人类的行动者,例如区域的经济、政治、社会、技术、自然条件,以及其它文化意义和价值观。由于不同行动者之间存在复杂、动态和充满不确定的互动关系,每个行动者必然处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之中。文化要素嵌入这一复杂、动态网络的方式决定了文化意义以及文化变迁的趋势。本文将这一过程称为文化的网络化生成机制（the networked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culture）。
（2）文化的“转译”。当特定的文化要素从原有的行动者网络脱嵌出来以后,必须经过复杂的“转译”过程才能重新嵌入新的行动者网络之中。根据卡隆划分的转译的四个步骤[46]203,本文对文化的“转译”过程阐释如下：
提出问题（problematization）：在新的行动者网络形成之前,个人或群体首先需要找到与不同行动者都具有相关性、可以把不同行动者聚集起来的命题。获取这个答案或方案是行动者之间共同的目的和最基本的共识,也就是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在文化的跨境实践中,初始的命题通常包括：文化传播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文化是值得传播的,文化传播的方式是什么,哪些传播的方式是有效的,等等。
确定利益（interessement）：在确定共同的命题和基本的共识后,所有通过了强制通行点的行动者都被正式接纳为行动者网络的成员（包括人类成员和非人类成员）。这个时候,需要进一步确定命题对不同行动者的相关性、对行动者的影响,以及不同行动者所能获取的利益。这样,不同的行动者便可以被“锁定”到明确的位置上,行动者之间的相对关系因此得以配置,而不同行动者的相对作用也可以被进一步厘清。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这一环节主要在于厘清了目的地行动者网络中的各要素对新嵌入的文化要素如何反馈、提供何种支持或反对、对传播中的文化要素会产生什么影响、又如何反过来被该文化要素影响。
吸纳结盟（enrollment）：不同的行动者通过频繁的互动和试探,或者通过一些有意的战术和谋略,逐渐找到和自己有共同利益的行动者,并且吸纳彼此形成同盟。形成同盟的行动者之间的联系增强,并形成了明确的身份认同。不同的利益联盟之间充满张力,这些张力的作用使得网络结构逐渐明朗。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目的地行动者网络中的行动者对新嵌入的文化要素有着不同的态度和利益诉求,他们之间互相吸纳、互相结盟,再相互冲突、相互协商,逐渐形成了行动者网络的基本结构。
行动动员（mobilization）：当行动者网络的结构明晰、不同行动者的角色和相互关系基本确定时,行动者网络变得更为稳定,不同行动者共同作用为前期确定的命题提供路径和方案。网络之中的行动者对于共同命题产生的作用不一定都是正向的,亦有可能是负向的,而不同行动者之间互相结盟或互相对峙的关系使得网络永远都充满张力,蕴含了冲突、解构和重构的可能性。这时候,不同阵营会出现一定的代言人,统一阵营内的行动和诉求。
（3）文化接收地的行动者网络（N2）。在完成复杂的转译过程后,文化要素通过与新的行动者网络中的行动者发生联系,原有的文化意义被重新解读以及重构,从而获得新的文化意义,原理与发源地的行动者网络相同。这些新生的文化意义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但在长的历史时段里也是动态和不断建构的。
（4）“转译”的介质。拉图尔和卡隆的理论着重分析了“转译”的过程,但较少分析“转译”发生的语境即介质。本文的方法论模型认为文化传播的介质对“转译”的过程和方向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作为单独的研究话题进行细致的考察。文化传播发生的介质,可能是相对可控、制度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空间（例如孔子学院）,但也可能是数字媒体、社交媒体、日常生活空间等制度化程度低、不确定性高的场域,没有任何的政府或组织有能力对这些场域中发生的行为和舆论进行理性的规划和控制。更何况,当今社会很大程度上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后真实”（post-truth）的时代[47]。人们对信息的反馈,并不在于信息与现实之间的联系,而在于信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激发人的情绪反应,即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生活提供一个“情绪的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48]。信息的意义,不在于指征现实,而在于让受众得到情绪呼应和情绪宣泄。这些变迁的新趋势使得文化编码-解码过程的不确定性空前增强,也进一步彰显了传播介质在传播过程中日益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4 中国文化跨国实践的挑战与机遇
至此,文章阐述了在全球文化转变语境下理解跨地方文化实践的两个工具。首先是理论语境,即全球范围内多元文化主义的衰弱和文明冲突的可能,其次是一个方法论的视角,即如何用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转译”模型解释文化的跨国实践。本节将借助这两个工具,对中国文化跨国传播过程中的两个经验案例进行事后评价,目的是说明理论视角与方法论框架的适用性与有效性。这一分析并不能产生普世性的结论,也不代表所有的跨地方文化传播的案例都可以用这个模型解释,但可以对相似案例之间的比较性考察提供一些启示①(①理论上讲,本文提出的方法论模型不仅可以对已经发生的事物进行事后分析,也可以通过演绎的方法对事物发展的方向进行预测。但这两种分析之间有一个递归(recursive)的关系,即充分的事后分析积累的经验证据有助于提高预测分析的有效性。)。根据“转译”模型,文化的跨国实践能否取得好的效果,取决于文化、行动者以及传播介质之间的互动关系,核心问题包括：① 文化如何吸引更多的行动者。② 如何促使行动者认同自身与这一文化的关系,认为该文化符合自身的利益。③ 如何形成捍卫这一文化的利益同盟。以及④ 什么是这一同盟行动的逻辑和路径,有怎样的代言人去执行这些路径。那么,在全球文化转变的最新阶段,即不同文明之间不断冲突、不断竞争的背景下,中国的跨国文化实践的挑战和机遇,又会呈现怎样的空间过程和结果?4.1 中国文化跨国实践的挑战：孔子学院案例
我们讨论的第一个案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跨国实践。近15年来,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最重要也是最有代表性的途径之一是孔子学院。自2004年11月在韩国首尔挂牌以来,目前（2020年3月）已经在全球162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45所孔子学院,这个数字可能还会持续增长。孔子学院承担的课程主要包括汉语教学,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历史哲学。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跨国传播的努力不可谓不巨大,但目前看来虽然在亚非拉国家明显提升了中国文化的显示度,在西方国家并没有显著提升中国文化在公共话语中的形象。更有甚者,有来自西方国家的声音认为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中国地缘政治战略中的一个环节,是一种文化输出的行为,会影响西方国家的国家安全,孔子学院因而也屡受挫折甚至是打压[49]。从“转译”模型的视角来看,在全球文化转变的背景下,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跨国传播面临三个主要挑战。首先,在现代社会,传统文化的欣赏需要高度专业化的文化知识。例如哲学、戏曲、书法等文化和技艺,即使在文化发源地的行动者网络中也只能和很少的行动者发生真正的连接。第二,在文化发源地的行动者网络中,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与东方社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联系密切,例如对集体主义、长者权威、社会秩序和差序制度的强调。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前提下,西方社会也许还会对这些来自东方的社会文化系统投以好奇的目光,但在“文明的冲突”逐渐重燃的背景下,排斥的情绪会逐渐提升。第三,改革开放依赖传统文化充当重要的媒介作用,为中国外交开辟了一定的空间,即所谓的“公共外交”或“文化外交”[50]。国家成为传统文化的推动者,这也决定了传统文化的文化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国家-文化之间的联系。在西方社会对“中国模式”不甚友好的背景下,文化外交的空间也正被不断挤压。
从转译模型出发可以看到,原因1和原因2意味着在转译过程的“提出问题”和“确定利益”阶段所吸纳的行动者之中,由于文化壁垒的存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真正感兴趣的人并非很多。同时,由于中国文化与传入地的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的差异,被吸纳进行动者网络的行动者很多对中国文化抱有负面态度。后者攫取利益的方式是对中国文化进行排斥和意识形态建构,因此发挥的是负向作用。原因2和原因3则决定了在“吸纳联盟”和“行动动员”阶段,许多发挥负向作用的行动者缔结成一个或多个反对中国文化的联盟,与发挥正向作用的联盟不断摩擦、冲突,使得行动者网络充满斗争和紧张,中国文化也由此上升到公共舆论和政治话题的层面。“行动动员”阶段高度依赖具有核心作用的代言人对群体行动的激励和动员作用,而发挥负向作用的代言人的声音常常比正向作用代言人更大、影响力更广,例如积极反对孔子学院的美国参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
当然,就案例本身而言,孔子学院也具有内部多元性,不是所有孔子学院都面临如此严峻的挑战,譬如位于斯德哥尔摩的北欧孔子学院就相对比较受欢迎。这与瑞典有较好的汉学传统以及中瑞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并不紧张有必然的联系。从转译模型来看,这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在瑞典的嵌入程度相对稳固,在“吸纳联盟”和“行动动员”阶段发挥正向作用的行动者影响力更大。综上所述,当理解孔子学院等跨国文化机构的发展策略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其所处的地缘政治条件以及与本地背景的嵌入关系,与歌德学院、塞万提斯学院、但丁学院等西方同类机构截然不同,需要在传播文化的类型（传统文化或是传统文化与流行文化结合）、传播途径（官方主导或是官方与社会资源结合）等方面加以考量。
4.2 中国文化跨国实践的机遇：李子柒现象案例
第二个案例是中国日常生活方式的跨国实践。例如堪称2019年中国第一网红的“李子柒现象”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有思考价值的经验案例。作为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李子柒通过不带有东方主义刻板印象的文化符号、没有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甚至没有声音的短视频展示了鲜活的中国乡村形象。她的文化作品虽然一定程度上浪漫化了中国乡村,但也表现了工业化、现代化背景下中国乡村的动态性和与时俱进的一面。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化作品对中国日常生活的展现,她提供了对现代性（包括工业化、全球化、资本化和同质化）的一种反思和理解,以及一个认识中国的替代性视角。2021年1月,李子柒以1410万的YouTube订阅量刷新了由她自己创下的“最多订阅量的YouTube中文频道”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从评论来看,海外粉丝占了非常大比例,且评论充满对中国日常生活的赞美和向往。从某种意义上讲,李子柒是当前为中国国家形象输入最多“正能量”的代言者之一。文章同样用“转译”模型对李子柒现象做一个阐释。李子柒的文化实践在发源地的行动者网络中与其它行动者发生的联系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对传统技艺和本土知识保持敬畏,与社区中成员保持淳朴、本真的关系,在经济层面上追求生计和精神的满足而非利润的最大化,对现代经济逻辑保持反思的态度,等等。这一系列的关系模式在中国以外尤其是西方的呼应者众多,因为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是西方后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李子柒的文化表达更加容易嵌入到输入地的行动者网络之中。李子柒的文化表达虽然以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为内核,但也杂糅了文化全球化、全球现代性和消费主义的色彩,即使在“文明的冲突”逐渐兴起的当下,也不容易被贴上“他者”的刻板标签。从“提出问题”和“确定利益”的角度分析,李子柒的文化实践在进入到转译阶段之时,便有大量的行动者感受到与自己的相关性,认为李子柒的文化实践符合自身的“利益”（文化需要、情感认同、精神需求等等）,愿意参与到新的行动者网络里,并为命题的解决提供方案,而且这个网络的行动者发挥的作用以正向为主,极少有发挥负向作用的行动者。在“吸纳结盟”的阶段,这个网络中虽然也按照不同的兴趣倾向形成利益联盟,但分异的依据主要是不同订阅者关注的不同话题,联盟彼此之间的紧张不强烈,网络整体上比较和谐,结构也更稳定。就“行动动员”阶段而言,转译过程发生的介质（社交媒体）决定了信息是即时性、无延时的,一旦中心性较强的用户（即所谓的“大号”,“大V”）成为了行动者网络中的代言人,信息传播的速度极为迅速,很快便会吸纳大量且关系稳定的行动者,这些特征都非常有利于代言人吸纳和动员行动者,并形成联盟内的集体文化、集体行动和集体认同。在这个介质中,行动者之间有很强的的情感关系,同时源源不断地吸引新的行动者加入到网络中来。
换而言之,经济的全球化是一个重塑日常生活方式与文化意义的过程,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不断融合,中国社会在日常生活尺度发生的文化创新亦可以为其它国家的人民提供有趣且有益的经验。中国经济和科技在21世纪的高速发展,催生了一系列体现中国社会自下而上的多样性和创造力,展示积极的价值与人性,同时对社会关系和凝聚力有益的文化要素。例如短视频软件抖音（海外版本名为TikTok）利用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为平台,为草根群体提供自由记录和表达的机会。至2020年初,抖音在中国国内的日活跃用户数为4亿;而根据全球最权威的移动数据分析机构App Annie的报告,截止2020年初,抖音在全球有8亿活跃用户,49%的美国青少年都对抖音感兴趣②(②资料来源：
5 结论
当前全球文化的空间格局正在经历二战以来最为剧烈的转变。历史远未终结,而是处在新一轮的螺旋上升的过程之中。本文所描述的“全球文化转变”体现出三个核心的特征：① 全球文化转变是文化的“去在地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再在地化”（re-territorialization）之间不断互动、动态平衡的过程。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跨国的文化传播与融合不会停止,但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正在逐渐侵蚀世界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地位,文化政治变得更加“内向化”。② 在这一背景之下,强调文化同质性与在地性的本质主义也逐渐对文化杂糅的观点提出挑战,全球文明地图的边界更加清晰和固化。③ 在地缘政治层面的竞争逐渐与模式、路线、文化和价值之争交缠在一起,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的意义不是先验和固定的,而是在地方和跨地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中协商和重构的。从近年来全球政治的发展趋势也可以看出,文化不仅是社会结构的产物,也可以成为社会成员积极利用的工具,推动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时,本文提出的文化跨地方实践的“转译”模型在方法论层面呈现出三个主要的创新点。首先,模型发挥了地理学多尺度和区域综合的优势,有助于分析微观尺度的文化实践和宏观、中观等不同尺度的政治经济过程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尤其是对于“转译”的关注要求地理****考察跨地方尺度上的地缘政治过程和关系。其次,模型打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在认识论层面的边界,将社会系统的不同领域放置在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网络中,探讨经济社会变迁如何影响文化变迁,以及文化如何为社会变迁提供意义和话语层面的依据和资源。最后,文化“转译”的四个步骤也可以为不同尺度的研究整合提供一个分析的框架,理解不同行动者在微观层面的关系和互动如何在中观层面催生具有共有利益和认同的联盟,再进一步在宏观层面形成社会结构和社会现实。
如果将这一模型在经验案例层面加以应用,对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则有两个方面的启示。首先,社会文化地理****除了关注微观和中观尺度的文化现象与事项之外,也应当关注宏观尺度的社会变迁过程的文化维度,以及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推动性、建构性和生产性的作用。普罗大众很难直接推动政治经济的进程,因此文化往往是他们施展能动性首要的工具。类似微博、脸书、YouTube、抖音这样的社交媒体或新媒体平台,表面上是和谐、平静的社会交际和文化交流的场域,与政治竞争和地缘政治无关,但实际上却是全球地缘政治竞争最新的前沿。因此,文化地理学需要从不同的介质和场域出发,关注文化与全球政治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复杂交织。
另一方面,社会文化地理****需要通过研究方法的创新将文化变迁的空间模式勾勒出来,同时与经济和政治变迁的空间模式进行细致的交叉分析。对于非传统的文化传播介质,例如社交媒体,海量的信息在数以亿计的使用者之间的即时传递,使得观察和访谈等传统的文化地理学研究方法很难胜任研究的需要。为了厘清不同行动者之间或结盟或紧张的复杂关系,必须将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研究问题与数据挖掘、时空大数据、社会网络分析、机器学习等社会文化地理****迄今不常使用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总而言之,本文勾勒的“全球文化转变”强调一个多尺度和区域综合的社会文化地理研究图景,这在概念、理论和方法上都对文化地理学研究提出了机遇和挑战。
致谢
真诚感谢二位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结构调整、模型改进以及支撑案例材料的组织等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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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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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1/dlyj201503003 [本文引用: 1]
新文化地理学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是对传统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激进反思甚至颠覆。首先,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理论基础的统一性。其反对伯克利学派“超有机体”的文化观,认为“文化”并非具象的“物体”,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情景或社会关系之下由社会群体自下而上地建构或生产的。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也并非“文化”被动的表达或容器,而是建构意义与价值系统的关键维度。其次,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研究话题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应该被简单理解为研究视角的分散性或破碎性,而是新文化地理学的文化观带来的必然结果。新文化地理学关注草根群体自下而上的文化实践、不同群体与不同尺度的文化事项、以及瞬息万变的日常生活经验。因此,这极大地拓展了其研究话题的广度。目前,中国地理学中有关文化的研究还处在比较边缘化的位置,但现代中国社会的高速变迁迫切地要求文化地理****从文化的社会性与空间性出发,探讨社会成员赋予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的文化意义,以及文化这一维度在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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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1/dlxb201410011 [本文引用: 1]
梳理近年中国大陆文化地理学进展,需要说明近年代表性的研究课题或著述与文化地理学学科体系之间的关系。1990-2005年中国大陆文化地理学主要从五个文化地理学主题开展研究。然而这五个主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十分清晰,也没有说清主要概念和理论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首先搭建文化地理学的“学科树”。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地方和区域”,文化地理学的目标是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地方”的形成机制。本文将这个研究目标作为文化地理学“学科树”的主干,此外建立了“层间关系”和“尺度转换”两个分支,它们是探究地方性的两类方法。本文其次将文化地理学涉及的主要概念和理论分别挂在主干和两个分支上,并努力呈现出主要概念和理论出现的先后顺序,揭示文化地理学的发展进程。本文最后用“学科树”,分析了中国大陆主要文化地理学研究者自己提出的代表性著述。分析的结果是：第一,关于地方形成机制的案例类型多样,多是基于结构主义认识论的分析。第二,关于层间关系的研究已经突破了自然与文化两层关系的分析,延展到文化各层之间的关系。第三,在不同尺度文化区转换的领域研究较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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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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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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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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