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城镇化背景下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群态化特征及演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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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小编 Free考研考试/2021-12-29

吴小影^,¹^,², 杨山^,¹^,², 尹上岗¹^,², 徐晗泽宇¹^,²

1.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南京210023

2.江苏省地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协同创新中心,南京210023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mode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agglome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nder rapid urbanization

WU Xiaoying^,¹^,², YANG Shan^,¹^,², YIN Shanggang¹^,², XU Hanzeyu¹^,²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 Jiangsu Center fo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Nanjing 210023, China

通讯作者: 杨山（1963-）,男,江苏盐城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与区域规划。E-mail: yangshan@njnu.edu.cn

收稿日期:2020-07-27接受日期:2021-01-8网络出版日期:2021-07-1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71171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KYCX20_1176

Received:2020-07-27Accepted:2021-01-8Online:2021-07-1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吴小影（1992-）,女,河南驻马店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与土地利用。E-mail: WuXiaoying154642@163.com

摘要
城市群作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表征其空间结构和组织演变的城镇建设用地具有明显“群态化”特征。借鉴群落生态学理论,利用城镇用地开发速率指数、景观指数、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1978—2017年城镇建设用地的规模分布、形态变化和集聚状态进行探讨,提炼出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镇建设用地的群态化演变模式。研究结果显示：① 随着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的不断增长,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表现出从低级向高级逐渐跃迁的层级变动特征和明显的区域分异,汇合成群态化发展的“量”的物质基础。② 在空间发展上,城镇建设用地斑块趋于紧密、均衡,其形态变化由分散、无序逐渐变为集中和规整;在空间集聚上,城镇建设用地热点区向大城市集聚,逐渐打破城市行政界线,呈组团式发展态势,催生出群态化演变的“质”的提升。③ 在40年的快速城镇化过程中,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经历了独立发育模式、优先生长模式、组团嵌套模式和圈层共生模式,最终形成“群内有群、多重嵌套”的群态化模式。本文通过分析城镇建设用地群态化的演变过程,重新解读城市群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这一现实规律,为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和促进城市群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相关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 快速城镇化;城镇建设用地;群态化模式;长三角城市群

Abstract

Urban agglomeration is a main form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in a country, which means the spatial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proces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are obviously groupe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mmunity ecology, some methods, such as urban land development rate index, landscape index,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distribution,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and the agglomeration statu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YRD) from 1978 to 2017. This paper aims at obtaining the agglomeration pattern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urbaniz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n the YRD has been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The scale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s gradually transferred from a low level to a high level, characterizing a hierarchic change and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The increased lands becam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2) For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pace, the patche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have become more clustered and balanced, and also the morphology of these patches have been changed from separated and disordered to concentrated and regular. For the agglomeration of space, the typical region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have gradually gathered to big cities. It gradually breaks the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of these cities and presents a group-like development trend, which made agglomeration evolution be essentially enhanced. (3) During the 40-year rapid urbanization, the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n the delta has experienced three important development patterns, which are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a single city, clustering and symbiot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riority development of a core city, and final agglomeration with multiple groups. In this paper,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agglomeration for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n the YRD is analyzed,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model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re explored. In addition,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reshape the spatial structure system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optimize the layout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which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basis for accelerating the new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Keywords：rapid urbanization;urban construction land;agglomeration model;Yangtze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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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吴小影, 杨山, 尹上岗, 徐晗泽宇.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群态化特征及演变模式. 地理研究[J], 2021, 40(7): 1917-1934 doi:10.11821/dlyj020200717
WU Xiaoying, YANG Shan, YIN Shanggang, XU Hanzeyu.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mode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agglome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nder rapid urbanization. Geographical Research[J], 2021, 40(7): 1917-1934 doi:10.11821/dlyj020200717

1 引言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凭借独特的发展模式,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2018年末城镇化率接近60%,预计2050年将会达到80%左右^[1]。城市群作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2],观察和测度城市群空间组织有序发展已成为国家新型城镇规划发展的重要课题^[3]。相关研究已通过数学模型和地学方法对经济、产业、人口、交通、制度等要素作用下的城市群空间结构和组织演化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4,5,6,7,8]。事实上,城市群是在特定的空间或生境下产生的城镇集群状态,具有相对完整的地域空间载体。土地要素对城市群的基础空间形态和组织结构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从城镇建设用地集群发展态势进行探究对认知城市个体向群体发展、由“一群城市”演化成“一城市群”过程、从新的视角解读城市群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以往的研究中发现,人口、土地、经济活动等要素在长三角呈现出区域性集聚,尤其是人口、经济活动得使城市群呈现独特的连绵扩散现象^[9,10],而基于土地这一要素在地域上所形成的空间集聚特征,有待于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作进一步分解研究的必要。城镇建设用地是城市土地利用中变化最明显、最剧烈的用地类型,是城市产生、发展、壮大的物质承载,是城市个体成长历程的直接映射,承载着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活动。目前对城镇建设用地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背景下对城镇建设用地的供应规模、功能演变及时空扩张特征方面进行研究,尤其突出在建设用地扩展强度、利用效率及可持续发展方面^{[11,12,13,14,15]}。② 对城镇建设用地的扩展形态、景观特征进行探究,并通过模型和算法对其进行仿真模拟和预测^[16,17,18]。③ 以土地城镇化为基点,探究城镇建设用地与人口、经济、生态等要素的交互耦合过程^[19,20,21],并进一步探究其形成机制与效应^{[22,23,24,25]}。研究范围上,区域尺度主要涉及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城市尺度主要涉及中国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成都等。在研究数据获取方面,逐渐从统计年鉴的面板数据转变为遥感监测数据,数据的动态性和精确性得到提高^[15,23]。总体来讲,城镇建设用地作为城市群实体空间的重要识别要素和范围界定标准逐渐被****们证实和剖析,其在城市生长和发育的过程中呈现出一定的“生物体”特征,这些特征对于刻画和表征城市个体向城市群体的“群态”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探索性和实际意义,对其进行研究的视角和范式有待于更新。此外,基于理论与实证相互印证基础上构建城镇建设用地群聚变化的理论框架也需要进一步进行归纳和总结^[26,27]。

城市群是高度发达的空间一体化城市形态,是参与全球竞争和国际分工的重要载体,也是区域发展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中国城市群的实体空间经历了40年快速发展,部分城市群已进入相对成熟阶段,城市群的整体空间集聚特征在一定阶段内呈稳定状态,但城市群内部各个城市的集聚变化及对城市群整体的影响一直发生着剧烈变化,只有经过长时间的空间累积效应,局部的量变才能促成城市群空间集聚的阶段嬗变,而城镇建设用地的群态化特征是阐述这一过程的最直接表征。因此,本文在城镇化背景下,从群落生态学视角出发提出“群态化”概念（下文进行详细阐述）,基于“研究框架-实证研究-模式总结”的思路设计,采用有较大空间范围、较长时间尺度以及较高时间频次的1978—2017年城镇建设用地遥感数据,通过城镇建设用地的规模分布、形态变化和集聚状态等特征探究长三角城市群的形成发展过程和规律,归纳其演化模式,并进一步提出优化策略,这对于测度城市群土地城镇化水平和区域空间一体化发育态势,指导城市群建设用地效益提升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 研究框架、数据与方法

2.1 群态化的基本概念与研究框架

生态学视角是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之一,目前从这一视角进行城市群演变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如陈绍愿等初步将生态学研究引入到城市群的研究中,并进行生态学的解读^[28];张怀志等通过借鉴群落生态学理论,建立描述城市群内部相互作用的理论模型,对城市群的共生演化与均衡性进行了研究^[29];段祖亮等运用群落生态学的理论、方法对群落中城市种群间的关系、结构特征及群落演替进行了探索^[30];王钊等通过复杂网络方法对“流”要素下的城市群空间结构进行了探讨^[31]。已有研究局限于生态学概念的初步引入和论证,对城市群中特定要素作用下形成的群态特征与过程还需进一步深化,其形成的规律与模式可进一步佐证和深入。

在生态学上,自然界中生物往往是成群生长或生活在一起的,成群生长是生物的自然属性,如果把城市比作生物个体的话,城市群就是城市成群生长的表现形式,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如同自然界中不同生物或物种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样,都是一种“生态关系”^[28]。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社会学家帕克指出：“城市人类在竞争与合作中所组成的各类群体相当于动植物群落”^[32,33],城市或城镇的集聚发展过程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学现象,具有生态演替理论中强调的“任何生物群落的演替过程都会经历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34]。由此,借鉴群落生态学中相关内容提出“群态化”这一概念^[35,36],即在特定的空间或生境下,由一定的基本个体单元或种群组成,在人口、经济、土地等多种要素作用下形成具有一定等级组织结构、空间形态变化和复杂集聚状态的群聚特征,整体上实现从个体到群体、从量变到质变的一种演替过程（见图1）。对城市群这类特殊的地域结构进行群态化研究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包括单一要素和多种要素成群过程中的规模、功能、形态等多层面的变化和耦合,在此着重从承载各要素的城镇建设用地这一基础要素作为切入基点对长三角地理空间实体的群态演变过程进行探索。将城市群整体作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群”来解读,界定城市群是一个有机的群落系统或一个复杂的自组织系统^[37,38]。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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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研究框架

Fig. 1The framework of research

具体来讲,借鉴生物群落的自然演化特征和规律,从三个方面对城镇建设用地的群态化特征进行解析：首先表现在“群”的层次性和多样性,主要体现为垂直结构特征,即城市个体的规模层级结构,以城市群来讲,一般有1至2个具有明显优势的核心城市和其他若干不同优势等级的一般城市组成,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职能分工并保持相对稳定的联系,共同维系城镇系统^[39],依此可划分为不同层级的城市,如核心城市、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边缘城市和外围城市等,各城市层级在不同生境下可相互转换;其次表现在“态”的稳定性和均匀性,主要为城镇建设用地的形态变化,通过城镇建设用地的斑块密度、香农多样性指数和分形维数来刻画它们之间的空间变化特征,奠定城市群基本空间走向和稳定的相邻关系与紧密程度;最后表现在“化”的组团性和嵌套性,主要是城市个体向群体协同演化的集聚过程,即水平结构特征,多年城镇建设用地形态变化的过程中受生长环境和资源配置作用呈现出一定的热点区和冷点区,能较为直观地展现城市群的“成群”过程。上述特征分别代表群态化这一概念框架下的不同方面特性,共同交织形成城市群独特的外化特征和演变模式,为城市群的生长过程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

2.2 研究区概况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简称长三角城市群）（115°46′E~123°25′E,32°34′N~29°20′N）,是中国最大、发育最为成熟的城市群。根据2016年5月国务院批准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江苏省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26市,国土面积21.17万km²（见图2）。2018年,占全国国土面积2.22%的长三角城市群承载了10.07%的常住人口,创造了全国19.98%的GDP,平均城镇化率达到67.38%^①(①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9》计算得出。)。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城镇集聚程度最高、城市密度最大的城镇化地区,也是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建设用地的总量变化和空间特征也在不断演化,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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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研究区域

Fig. 2Study area

2.3 数据来源与处理

以1978—2017年中国不透水地表遥感监测结果作为城镇建设用地基础数据,数据获取自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地球观测数据平台（ http://data.ess.tsinghua.edu.cn/）^[40]。该数据为使用时间序列Landsat影像数据进行逐年分类得到的专题栅格数据产品,空间分辨率为30 m,平均总体精度（Overall Accuracy）为93.42%,东部沿海地区各省数据平均总体精度均大于95%,选取长三角城市群范围26市的不透水地表数据作为城镇建设用地基础数据,采用ESRI ArcMap10.6软件作为图像处理工具,通过矢量行政边界掩膜提取研究区数据。

2.4 研究方法

2.4.1 城镇用地开发速率指数城镇用地开发速率指数表示整个研究时期内不同阶段城镇用地开发面积的年增长速率 ^[41]。计算公式为：

（1）

U_{v} = \frac{D U_{ea}}{D_{t} \times U_{oa}} \times 100 %

式中：U_v为城镇用地开发速率指数;

D U_{ea}

为某一时间段城镇用地开发数量;D_t为时间段（一般以年为单位）;

U_{oa}

为某一时间段初期的城镇用地面积。

2.4.2 景观指数景观指数是能够高度浓缩景观信息,反映城镇用地的空间生长方式和城市形状变化,是城市形态的定量表征工具。随着遥感技术和地理信息技术的进步,利用景观格局指数量化城镇建设用地的空间特征,进一步评估城市形态具有重要的实证意义^[42]。在此基于长三角数据集,选取景观指数中的斑块密度（PD）、香农多样性指数（SHDI）和分形维数（FRACT）等指标来描述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的形态特征。相关景观指数经过Fragstats4.2软件计算得出,具体计算公式和生态学意义见参考文献^[43]。

2.4.3 核密度估计及其冷热点分布核密度估计（KDE）方法是现代非参数统计方法的代表。核函数根据点或折线要素计算每单位面积的量值以将各个点或折线拟合为光滑锥状表面,主要用来反映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44]。该方法基于地理学第一定律,即距离越近的事物关联越紧密,与核心要素越近的位置获取的密度扩张值越大^[45],在搜索半径中,计算每个要素的密度值,越靠近搜索中心的点权重值越大,越远离中心的点权重值将越小。计算公式如下：

（2）

f (x) = \frac{1}{n h_{n}} \sum_{i = 1}^{n} k (\frac{x - x_{i}}{h})

式中：

k (\frac{x - x_{i}}{h})

为核函数;n为样本数;h_n为带宽;是与n有关的正数。

核密度估计的研究逐渐应用到国内外的热点分析与监测研究中,主要在于它易于理解和实施^[46]。通过使用核密度估计城镇建设用地冷热点分布,有利于充分挖掘城镇建设用地的原始数据,探索其空间格局的总体分异情况。在二维空间中,核密度函数的一般形式可表示为：

（3）

δ (s) = \sum_{i = 1}^{n} \frac{1}{π r^{2}} φ (\frac{d_{1 s}}{r})

式中：

δ (s)

是地点s处的核密度估计;r为带宽,即核密度函数的搜索半径;n为样本数;

φ

是地点1与s之间距离

d_{1 s}

的权重。

3 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的群态化特征分析

3.1 城镇建设用地群态化的分布与组成

3.1.1 “群”的总量分布特征由图3可知,40年以来,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总量呈现不断增加趋势,具有明显阶段性特征。通过计算得到,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在1978—1990年、1991—2000年、2001—2010年、2011—2017年四个时期的年均增长面积分别为191.52 km²、277.52 km²、872.65 km²和1858.52 km²。年均城镇建设用地开发速率分别为16.28%、7.59%、13.55%和8.58%,1978—1990年由于建设用地基数较小,使得开发速率较高,至1991—2000年有所下降,两时期的用地增长均为缓慢发展时期;2000年以后明显加快,在2010之后开始进入平稳增长时期,长三角总体表现为缓慢-快速-平稳增长的特征。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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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78—2017年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分布

Fig. 3Distribut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1978-2017)

3.1.2 “群”的组成及层级性依据各年份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的增长趋势,结合自然断裂点法,将面积划分为I、II、III、IV、V五个层级,分别对应前文中核心城市、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边缘城市和外围城市五种类型（面积分别为1560~3186 km ²、741~1559 km²、491~740 km²、273~490 km²和18~272 km²）,对40年来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的层级性特征进行分析（图4,见第1923页）。1990年,长三角城市基本处于较低层级,其中上海处于第III层级,南京处于第IV层级,两城市的年均增长面积均为11~50 km²,其他城市均处于第V层级,其中杭州、扬州、镇江、苏州、常州、无锡的年均增长面积为11~50 km²,具有较快的增长趋势。2000年,长三角城市层级性开始发生变化,其中多年较快年均增长面积的上海率先进入第II层级,南京进入第III层级,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宁波和金华均实现较快发展,进入第IV层级。2010年,长三角城市层级性发生较大变化,年均增长面积超过100 km²的上海和苏州率先进入第I层级,领先于其他城市;杭州、宁波和无锡面积增长速度变快,进入第II层级,同为这一层级的常州和南京的增长速度依然保持在11~50 km²;南通、绍兴、金华和台州保持年均增长面积在11~50 km²进入第III层级;合肥、芜湖、扬州、镇江、台州、盐城、湖州和嘉兴加快发展速度,开始进入第IV层级;仅有滁州、马鞍山、宣城、铜陵、池州和安庆的安徽西南部城市依然处于第V层级,但发展速度较前期已有较大提高。2017年,长三角城市层级性变动最为剧烈。首先进入第I层级的城市数量有较大增加,并保持较高面积增长速度,包括上海、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和宁波;其次江苏和浙江两省除进入第I级的城市外其他全部进入II层级,整体的城市面积增长较快,区域的协同发展势头较猛;安徽省内层级差异较为明显,合肥、滁州和芜湖进入第III层级,马鞍山、安庆和宣城进入第IV层级,池州和铜陵依然处于第V层级,除合肥实现年均增长面积51~100 km²之间,其他城市均增长速度较为缓慢。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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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978—2017年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及年均增长面积

Fig. 4Construction land area and annual increase area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1978-2017)

总体来说,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规模逐渐扩大并表现出从低层级向高层级逐渐提升的趋势,随时间变化表现出越来越剧烈的层级变动性,其中上海、江苏和浙江的层级差距均在逐渐缩小,而安徽的层级差距在逐渐拉大。从年均扩张面积变化来看,各层级城市存在接替性特征,处于较高层级的城市增长较快,优先起到示范和带头作用,后续发展阶段中等层级城市逐渐发展成为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增加的主导力量,处于较低层级的城市如合肥、安庆等成为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增加的重要储备力量。

3.2 城镇建设用地群态化的形态与分异

3.2.1 空间形态分布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经历了由无序到有序的过程,伴随着城镇建设用地的规模增长趋势不断加强,其向“群”集聚的形态特征也在不断发生着重要变化。景观指数是研究城市形态变化的重要工具,由图5景观指数值可知,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的斑块密度逐渐增大,地域空间联系趋于紧密、均衡,整体城市形态较为规则和完整。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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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978—2017年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景观指数

Fig. 5Landscape index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1978-2017)

随着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的增加,斑块密度也呈增加趋势（见图5a）。各城市斑块密度在1990年之后开始有较为明显变化,这一时期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各城镇建设用地开发较多,发展迅速;2010年的斑块密度低于2000年,主要在于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新增开发建设地区较多,地域上的连通性逐渐增强,使得斑块合并较多,小斑块逐渐集中形成大斑块分布;至2017年城镇建设用地面积显著持续增加,这一时期城市更加注重城市内部改造和土地集约利用使得斑块密度进一步紧实。

香农多样性指数不仅能反映景观的丰富程度和复杂度,也能描述某一景观元素面积比例分布的均匀程度,指数值增大表明景观类型呈均衡化趋势。长三角各城市的香农多样性指数在40年间呈持续上升趋势,表明斑块丰富度上升,分布更加均匀（见图5b）。1978年时各城市指数基本稳定在同一水平,1990年和2000年是指数变化较为剧烈的年份,也是城镇建设用地变化较之上一年份变化最为明显的时期;2010年之后,各城市的香农多样性指数保持在较为稳定发展的阶段,各城市的城镇空间结构较为均衡,均匀度更加趋同。

分形维数的变化反应城市各阶段发展的状态和趋势。一般来说,分形维数处在1~2之间,分形维数越大,城市形态越复杂;分形维数小于1.5时,城市形态较为规则、完整;分形维数大于1.5时,城市形态较为复杂、曲折^[45]。长三角各城市经过40年的发展,其分形维数呈持续下降的趋势且均小于1.5,表明整体城市形态由较为曲折逐渐转变为较为规整（见图5c）。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从1978—2017年,分形维数变化最大,减少了0.215,表明上海在40年间城市形态变化较为剧烈,由分散趋向集中。

3.2.2 空间形态类型划分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的空间形态变化是城市个体自然发展或竞合选择的外貌特征,其类型划分是研究城市群发展样态的重要参考基础,反映出城市个体独自生长或个体向种群集聚生长的基本发育过程。文中采用“图解式分类法”^[47]对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所形成的空间形态类型进行划分,主要分为单核型、双核型、多核性、带型、环形和马蹄型六中基本类型（见图6）。其中,上海、南京、合肥、湖州、南通、宣城、安庆、池州、滁州和盐城等城市个体发育过程属于单核型,上海最为典型,表现在城镇建设用地为圈层开发结构,不断向外围拓展,郊区化趋势明显;金华和台州分别在双核型和多核型形态结构中较为典型,城市内部有多个较为分散的功能核心区,城市形态分布较为分散;苏州-无锡-常州和铜陵-芜湖-马鞍山属于带型,前者沿太湖环线和高铁、高速公路发展,后者沿长江沿岸发展,逐渐形成连带状;嘉兴-杭州-绍兴-宁波属于环形,受杭州湾的地形影响,城镇建设形成连片环状发展,区域内具有明显的空间发展指向,杭州、宁波属于浙江省内中心城市,境内小城镇的发展实力较强,不同层级之间的地域连接性较好;镇江-扬州-泰州属于马蹄型,城市发展沿高速公路发展,沿途带动丹徒和泰兴等小城镇的发展。总体来说,各种形态类型的城市基本空间走向搭建成城市个体逐渐向群态演变的基本骨架,在由简单向复杂、由分散向集聚的整体演变趋势中,小城镇作为过渡性区域发挥了重要的延伸和连接作用。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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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主要空间形态类型划分

注：图中数据年份为1978年、1985—2017年,1979—1984年数据缺失。
Fig. 6Classification of main spatial form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3.3 城镇建设用地群态化的组合与演变

利用核密度函数估计城镇建设用地的冷热点分布,可对城镇建设用地群态化演变的方向性和动态性进行探析。通过ArcGIS软件把1978—2017年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斑块用Fishnet切割成5 km×5 km的10605个格网,之后把统计的面积值关联到格网。把每年格网面积值最大的一类作为热点区,面积值最小的作为冷点区,再把每一年的格网面积删除空值后进行排序,取前30%和后30%的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分别做热点（见图7）和冷点（见图8）的核密度分布。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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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热点区的核密度分布（1978—2017）

Fig. 7Kernel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hotspot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1978-201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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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冷点区的核密度分布（1978—2017）

Fig. 8Kernel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cold spot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1978-2017)

由图7可知,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热点区的群态化演变呈现出由“个体式”向“组团式”的集群分布,最终形成“连片式”并相互嵌套的特征。1978年,长三角主要以“个体式”空间分布,城镇建设用地热点区主要以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单个核心城市和中心城市为中心独立开发,苏州、无锡、常州三个副中心城市之间的围合区域成为下一阶段的重点拓展区域。1990年,“圈层式”集聚格局逐渐被打破,开始出现“组团式”扩散发展态势,依长江沿岸开发的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无锡-常州成为热点区,并初步形成条带状连片发展;而上海、合肥依然向周围摊大饼式开发。2000年,“组团式”发展更加强化,沿江集聚较为明显。上海热点区开始向西辐射,苏州向东扩散,两者地域开始出现连接;南京继续向南、向北连片发展;同时杭州和宁波也开始出现连片发展。2010年,长三角“Z”字型格局初步形成,“连片式”集聚开始出现。核心城市进一步扩展,小城镇有所发展,并承担中心城市地域实体的空间连接作用,促使形成相互嵌套的“复合群”特征。2017年,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集聚程度达到最高,“Z”字型格局进一步强化,“连片式”集聚最为明显。江苏北部盐城、安徽西南部安庆、浙江西南部金华等边缘城市也开始向热点区靠拢,长三角整体空间扩展较为均衡。通过热点区的演变可知,长三角城市在向群态化演变过程中各层级城市的发展“各担其职”,核心城市和中心城市的热点区持续强化并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其他各层级城市成为城市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空间连接地带,不断完善和强化长三角地域空间连接,共同形成长三角稳定的城镇建设用地群态化格局。

1978—2017年,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冷点区具有一定的空间稳定性（见图8）,主要存在于城市边缘交错地带和生态功能区。盐城、泰州北部、湖州北部和宣城东北部均为城市建设用地开发的冷点区,先前由于自然条件较为受限制未得到开发,后来因地制宜建立生态湿地和野生动物栖息地,主要承担生态功能,城镇建设用地开发受到严格管控。除此之外,绍兴和宁波交界地带城镇建设用地也处于冷点区,主要由于浙江省内多山地,城镇生存发展环境受限,对行政管理边界地区的关注也较为有限。

4 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的群态化演变模式

4.1 快速城镇化背景与群态化发育过程

城镇建设用地总量及其用地结构动态变化的合理性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城镇化进程是否健康、城镇化发展质量是否高效的晴雨表^[48]。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的群态化发展过程既受到城镇无意识的自然生长作用,也受到人为有意识的规划推动,两者交替影响共同促进区域实体空间组织形式的变化,并形成独特发展阶段。从城镇建设用地的群态化发展历程,结合改革开放40年来长三角推进快速城镇化的关键时间节点,大致可以10年为间隔,划分为4个阶段（见图9）。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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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群态化发育背景及其响应

Fig. 9The background and response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agglome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1）初期阶段（1978—1990年）。改革开放开启后,长三角进入低速城镇化时期,乡村城镇化最为典型。20世纪80年代初,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得中小城镇出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状况,乡镇企业在农村地区占用农业用地而发展起来,形成较为分散的城镇建设用地分布格局,苏南地区成为扩展最快的地区。

（2）发展阶段（1991—2000年）。中国确定走中国特色的快速城镇化道路阶段,加之经济体制与税制改革的推进,长三角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期。农村人口开始大规模地流入城市,加之撤乡设镇、撤县设市和撤行署设市的扩张,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得到进一步扩大。城市化的推进增加了外部全球化和跨国资本力量的带动,上海、南京等核心和中心城市成为城市化先行区和首选地^[49,50],城镇建设用地扩展剧烈并成为扩展最快的地区。

（3）加速阶段（2001—201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推动了区域融合与一体化进程,长三角城镇化进入加速发展期。跨区域基础设施的快速建设,极大促进了交通轴线上城市的建设用地规模扩大,各级地方政府继续主导城市开发区、新城新区建设使得建设用地进一步扩展,上海、南京等核心和中心城市已进入城市内部更新改造阶段,副核心城市得到较快发展和推进。

（4）后期阶段（2011—2017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颁布,明确中国走新型城镇化道路,长三角城镇化进入后期调整期。外围城市和边缘城市的城镇建设用地缓慢扩展,其他层级城市逐渐把追求土地城镇化发展质量成为重点内容,推动城市群城镇建设用地的绿色健康可持续式集约增长。

4.2 群态化演变规律与模式

前文通过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群态化的特征研究,从规模、形态和集聚三个方面对城镇建设用地变化呈现出的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量变到质变的群态化演变过程进行了论证,在此拟通过抽象化的手法对40年来城镇化背景下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的群态化演变模式进行刻画,旨在提高对城市群空间发展组织模式的进一步认识。结合群态化演变过程及城镇化这一现实背景的阶段划分,此处分为4个阶段进行如下归纳（见图10）。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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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群态化演变模式

Fig. 10Evolution mode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agglome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1）以单个城市独立发育模式为主的萌芽期。这一时期的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发展较为缓慢,组织发展以单个城市独立生长为主,城市形态较为松散,城市与城市之间联系较少,整体的群聚功能还未得到发挥,处于群态化发展的“萌芽”水平。

（2）以核心城市优先生长模式为主的雏形期。这一时期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得到一定增长,城市形态趋向集中,群态化趋势不明显。其中具有较好资源本底和政策优势的核心城市较早发展起来,奠定群态化演变过程中的“优势种”基调,并不断向周围地区辐射和“虹吸”,优先获取有利的“生长营养”,组团带动发展趋势开始出现。

（3）以组团嵌套模式为主的发展期。这一时期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得到快速增长,城市形态逐渐紧密,群态化趋势逐渐加强。城市之间的空间协同性开始增强,组团式发展更加明显,层级的嵌套性日渐显著。核心城市和中心城市不断向周边城市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形成各自的联系腹地,空间的地域阻隔逐渐打破,空间距离逐渐缩短。

（4）以圈层共生模式为主的成熟期。这一时期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城市形态逐渐规整,群态化趋势稳定。在各组团嵌套发展的过程中,开始呈现各圈层各层级城市共生发展模式,不同层级城市分别承担能发挥各自优势的职能分工,城市网络化发展逐渐形成。核心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城镇建设用地扩展逐渐放缓,其他层级的城市开始进入高速建设时期,并开始形成新的小集聚组团。

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国家对中小城镇的发展更加关注,全国百强区、百强县、特色小镇等阶段性成果的取得,使长三角的小城镇得到较快发展,其建设用地集中成片并逐渐向上一级城市延伸,进一步巩固和促进了长三角均衡性和协同性功能的发挥。总体来说,城镇化的有力推动,促进城镇建设用地的地域空间逐渐连接、成片成群,促使长三角空间组织不断进行重新分工和组合,形成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和谐有机共同体。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从群落生态学视角对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的规模、形态和集聚状态进行研究,是“回归自然,探索本质”的城市发展观点,有利于提升对城市群的再认识,促进其功能群的发挥。主要结论如下：

（1）不断增长的城镇建设用地面积是城市群态演化的重要物质基础。40年来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经历了较大变化,呈现出缓慢-快速-平稳增长的趋势;各层级城市表现出从低层级向高层级逐渐提升的趋势,分地区来看,上海、江苏、浙江的层级差距均在缩小,而安徽内部的层级差距在逐渐拉大。

（2）随着时间变化城镇建设用地的斑块密度逐渐增大,整体空间形态的集中趋势逐渐明显,形态变化逐渐趋于完整、规则,地域联系趋向紧密、均衡,各种不同形态类型的城市搭建成城市个体逐渐向城市群态化演变的基本骨架。

（3）城镇建设用地呈现出各城市独立发展逐渐向多中心空间聚合发展态势,长三角集聚过程表现出“个体式”“组团式”和“连片式”的动态变化。在此过程中城市逐渐打破行政边界限制并最终形成“Z”字型格局,其中热点区处于不断地演化和变迁中,冷点区则较为稳定。

（4）城镇化发展过程与城镇建设用地的群态化演变过程具有一致性,在这一过程中,长三角城镇建设用地经历了以单个城市独立发育模式为主的萌芽期、以核心城市优先生长模式为主的雏形期、以组团嵌套模式为主的发展期和以圈层共生模式为主的成熟期,最终形成具有稳定结构的“群内有群、多重嵌套”的群态化模式。

5.2 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进快速城镇化进程,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在空间上逐步形成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群历时性共存这一新型城镇化的空间主体形态^[51]。城镇建设用地是土地城镇化的最直接体现,从群态化演变视角出发对这一要素在地域实体空间上表现出由分散到集聚、由零散到连片、由静态到动态的演变过程进行研究,为探究这一主体空间形态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范式。基于前文研究结论,认为目前制定城镇化规划和城市群规划,应以多层嵌套、共生发展的城镇群态化体系支撑重塑中国城市空间发展体系,“以点带线,以线带面,以面带群”共同促进城市群空间结构和组织的优化与协调。

《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2019-05/05/content_5388880.htm）中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需求,对城镇建设用地的优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调整和强化城市群空间组织上,应实现各城市个体发挥所在层级的独特作用和有序发展,注重不同层级城市对地域空间的合理性、可持续的发展需求,促进有限空间的优质、高效开发和利用,推进城镇建设用地的秩序开发和合理竞争,并不断提升城市空间的立体利用价值。

本文对城镇建设用地在整体上表现出规模持续扩大,形态逐渐集中规整,热点逐渐强化的探讨是从群态化视角进行的一次有意义尝试,关于如何从微观个体视角探究城镇建设用地局部表现出的离散化、不均衡化等特征,如何从其他要素出发研究其群态化特征与模式及其与城镇建设用地的耦合与作用机制等问题将在后续研究中作进一步的探讨和论证。

致谢：

真诚感谢二位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群态化”研究的内涵与创新性、实证分析、结论梳理与讨论提升等方面的修改建议,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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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群是近30年来伴随国家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产物,自21世纪初期城市群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之后,中国连续10年把城市群提升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空间主体,首次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进一步明确了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地位。然而,城市群在中国的研究目前尚处在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系统总结从1934-2013年的80年间发表在地理学报的城市群主题论文,只有不到19篇,仅占总篇数的0.55%,不仅发表篇数少,而且发表时间短,首次发表城市群研究成果不到10年,研究单位和作者群体集中,研究内容瞄准国家需求但比较发散。即便如此,仅有的城市群研究成果还是对国家城市群总体格局的形成起到了引领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具体体现在,提出的城市群空间格局推动国家形成了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基本框架,引导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把城市群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提出的城市群空间范围识别标准与技术流程对界定国家城市群范围起到了重要作用,提出的城市群系列研究领域带动城市群的研究向着纵深与实用方向拓展,提出的中国城市群形成发育中存在的问题对未来城市群的选择与发展起到了警示作用。以这些研究进展和成果为基础,未来中国城市群选择与培育的重点方向为：以问题为导向,深刻反思检讨中国城市群选择与发育中暴露出的新问题;以城市群为主体,重点推动形成“5+9+6”的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新格局;以城市群为依托,重点推动形成“以轴串群、以群托轴”的国家城镇化新格局;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继续深化对城市群形成发育中重大科学问题的新认知,包括深入研究城市群高密度集聚的资源环境效应,科学求解城市群高密度集聚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创新城市群形成发育的管理体制和政府协调机制,研究建立城市群公共财政制度与公共财政储备机制,研究制定城市群规划编制技术规程与城市群空间范围界定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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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化的空间组织是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的城乡空间组织过程与状态,主要通过促进城乡主体的互动以及各类要素在城乡之间的高效配置与有序流动,来建构城乡社会经济生态空间联系与相互作用秩序,以实现空间结构的优化与空间功能的提升。城市群地区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其城乡一体化的空间组织较一般区域更为复杂。城市群地区多中心、高密度、强流动和网络化的特征决定了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形态的网络化、空间组织尺度的层级性、空间要素流动的多向性、空间组织效应的叠加性、空间组织功能的多样性;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内容涉及城乡物质空间的建构、城乡要素系统的优化配置、城乡主体行为范式的确立、城乡地域功能的整合提升等四个方面;“集聚与扩散”、“冲突与均衡”、“协同与共生”三大机理,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城市群地区城乡一体化的空间组织优化;复杂网络与多智能体的集成分析可以有效诠释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过程与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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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间模式而言,城市群的本质是人口和经济活动在更大范围城市地域实体内的集聚。在这一集聚体内,原乡村地区密集参与着工业化、经济发展。在国内外经典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论文将城市群这一特征概括为分散性区域集聚,并认为分散性区域集聚是信息技术革命以来经济全球化空间选择的结果,也是中国政策制度背景的产物。作为全球制造业生产平台和协调控制中心在空间上的独特反映,这一根本属性使得城市群区别于传统区域,在空间上并不遍在;其分散性的发展特征使得它同时代表着最为严重的资源环境约束,值得特别关注。从分散性的地域单元入手的规划策略较目前的城市群整体战略而言,可能较易实施和取得效果。同时,随着中国内需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城市群发生发展的国内外背景正在发生重要转变。分散性区域集聚的空间模式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所有区域,在进行规划管理时,必须审慎对待这一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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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建设用地不断扩张,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一系列影响.为了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必须对国土开发空间布局做出科学的规划.为此,一些****开展了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方案研究,其研究成果支持了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制定,该规划于2010年底颁布实施.为分析各类主体功能区在规划颁布前后城乡建设用地变化的特征,评估规划对区域开发的指导作用,及时发现规划实施中的问题,有必要采取有效手段对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的国土开发活动进行监测和评估.为此,本研究团队在已完成的2000年和2010年两期全国土地利用变化数据库的基础上,更新了2013年全国土地利用数据库,生成分期的城乡建设用地空间数据集;并对国家尺度各类主体功能区,以及东部,中部,西部,东北4大区域在主体功能区规划颁布前10年间(2000-2010年)和后3年内(2010-2013年)城乡建设用地扩张特征与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 总体而言,2013年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城乡建设用地在该类主体功能区国土面积中的占比明显不同,体现了国土开发按照不同主体功能布局的梯级特征.② 与2000-2010年相比,2010-2013年优化开发区城乡建设用地年增长率明显降低,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用地年增长率均大幅增加;其中重点开发区和农产品主产区的城乡建设用地年均扩张面积已经超过了优化开发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城乡建设用地年均扩张面积和动态度仍处于最低的水平.③ 在区域尺度,优化开发区中,长江三角洲地区建设用地年均增量明显高于其他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中,西部地区在年增加面积和增加速率两方面均高于其他区域;农产品主产区中,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内城乡建设用地年增加面积均超过前10年的2倍,西部地区的年增加速率更是达到前10年的3倍以上;重点生态功能区中,中部地区城乡建设用地的年变化率和动态度的增长均最为显著.④ 2010-2013年中国城乡建设用地扩张的空间格局和变化特征,在总体上体现了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梯级开发特征.但是,局部优化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用地的扩张速度过快,必须切实加强空间管控.研究表明,采用空间格局变化的分析方法,开展主体功能区规划颁布前后两个时期城乡建设用地扩张特征与分阶段区域差异的分析,清晰刻画出不同功能区和不同地区建设用地变化规律及其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契合程度,证明了该分析方法的有效性,可据此为未来国土开发空间格局的优化和城乡建设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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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鹰, 陈云, 李静芝, 等. 基于土地集约利用的长株潭城市群建设用地供需仿真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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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http://www.dlyj.ac.cn/article/2021/1000-0585/10.11821/dlxb201803013 [本文引用: 1]

土地集约利用反映了土地利用的综合状态,是协调土地供需平衡的重要指标。运用系统动力学（SD）构建城市建设用地供需反馈关系回路以及指标变量函数,在此基础上,建立长株潭城市群建设用地供需系统模型,仿真模拟低土地集约利用度、中等土地集约利用度、高土地集约利用度三种不同状态条件下,2016-2030年区域的建设用地、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供需变化趋势。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用地规模仍处于扩张状态,城市建设用地数量增长速度总体较快。但三种发展状态下用地增长规模、速度存有差异;② 在低集约度模式下,建设用地规模及供地数量大,易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高集约度模式下,建设用地供给紧缩,用地规模增长缓慢,总规模偏小,不利于城镇化的良性发展;中等集约度模式则在用地规模和供给量上均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能体现现代城市发展理念;③ 工业用地占建设用地比例保持在15%~21%之间,其中低集约度模式下比例逐年上升,中等和高集约度模式下呈缓慢下降并趋于稳定之势;居住用地占建设用地的比例维持在27%~35%之间,其中低集约度和中等集约度模式用地占比呈下降趋势,高集约度模式比例总体维持在较高水平。研究通过对三种发展模式的设定,确定了不同指标在三种模式下的变化趋势,可为土地供需决策优化、城市建设规划及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科学参考。

[ Xi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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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春亮, 魏冶, 王绮. 基于“规模-密度-形态”的大连市城市韧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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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http://www.dlyj.ac.cn/article/2021/1000-0585/10.11821/dlxb201812004 [本文引用: 1]

以建设安全城市为目标,依据地理学和景观生态思想方法,构建基于“规模—密度—形态”的三维城市韧性研究框架,并对2000-2016年大连市各县市区的城市韧性进行评估。其中规模韧性利用生态基础设施工具进行度量,密度韧性利用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工具进行度量,形态韧性基于源汇景观平均距离指数进行度量。还对各年份三类韧性的组合形式进行综合评判。本文认为,“规模—密度—形态”三位一体的韧性评估方法可有效识别城市的韧性特征,是建立城市规划与城市韧性研究之间有效联系的纽带。研究发现：① 规模安全是城市空间扩张的基本约束条件;② 生态承载力是城市密度的安全阈值;③ “源—汇”景观的空间耦合是优良城市形态的基本特征;④ 是“规模—密度—形态”三个韧性的组合状况而不是某一单项指标决定城市的安全性。基于规模、密度、形态韧性及其组合特征判定,为未来大连的城市发展提出建议：① 严格限制中心城区与金州区开发强度,遏制其蔓延式增长趋势;② 严格控制海岸带开发,维持山体和绿色植被斑块的完整性;③ 促进市域均衡开发,提升城市整体韧性;④ 优化新市区开发战略,形成良好城市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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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作为中国城镇化的主要载体,社会经济要素将会向城市群大规模的集中,人口和经济集聚对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对1995-2010年间中国20个城市群人口和经济集聚程度进行研究,表明中国城市群集聚程度整体仍是一个增加的过程,且经济集聚度高于人口集聚度,两者呈现很高的线性正相关关系；进一步采用城市基尼指数和首位城市集聚度两种方法分别对城市群集聚程度进行测度和分析,认为20个城市群可以分为强单中心、弱单中心、多（双）中心以及弱中心4 种城市群集聚类型；使用局部加权回归的方法对城市群集聚水平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性分析,发现城市群经济集聚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整体上符合倒U型假说的特征,而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规律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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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城市群地区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核心区和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区,担当着世界经济重心转移承载地的历史重任,但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资源与生态环境的胁迫压力。开展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效应的研究,是未来10 年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和高优先研究主题。本文系统解析了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效应的基本理论框架。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特大城市群系统各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交互作用的非线性耦合关系及耦合特征,科学辨识近远程主控要素作用下城市群系统内外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的胁迫强度、近远程耦合机理与规律,总结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圈理论,进一步构建多要素—多尺度—多情景—多模块—多智能体集成的时空耦合动力学模型,研发特大城市群地区可持续发展优化智能调控决策支持系统；其次从方法上将特大城市群地区视为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在建立同一标准化共享数据库的基础上,采用多要素—多目标—多模型—多情景环境下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集成技术方法、大数据支持下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技术方法,构建多尺度—多技术—多智能体集成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技术框架,按照分析时空演变特征—寻求主控要素—辨识耦合关系—揭示胁迫机制—发现耦合规律—筛选调控变量—求解临界阈值—进行调控试验—完成情景模拟—提出优化方案—完成情景模拟—提出优化方案—实现国家目标这样一条技术路径,提出解决问题的整体优化方案。本文旨在为特大城市群地区由问题集中区转为可持续发展区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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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间扩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响应研究备受关注。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为例,借助1977—2014年遥感影像,基于城市用地扩展定量分析及相关评估方法,从资源、环境、景观、生态服务价值及生态环境质量与生态风险变化等角度,对其空间扩展所致生态环境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呼和浩特市建成区面积扩大5.65倍,生态用地减少18.18%,城市排污总量增加1.62倍,热岛比例指数升高0.40倍,斑块数量增加1.12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降低8.30%,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下降8.37%,生态压力指数升高6.11倍。可见,呼和浩特城市空间扩展已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是导致生态用地减少、环境污染加重、热岛效应显著、景观格局破碎、生态功能减退、环境质量降低、生态风险加剧的原因之一。研究结论可为有效遏制城市用地扩张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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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收入比是衡量房地产健康状况和探测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的重要指标。以2008—2018年长三角307个区县为研究单元,运用数值-位序法则和趋势面分析对房价收入比的总体分布特征进行探究,利用LISA时间路径分析房价收入比的时空动态性特征,并检验区域房价收入比的收敛性。结果表明： ① 长三角房价收入比总体上呈上升趋势,空间上表现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格局,上海、浙江、江苏和安徽依次降低。② 上海和浙江南部房价收入比的空间结构更具动态性,而江苏和安徽更加稳定;长三角房价收入比的空间演化整体上具有较强的空间锁定效应和空间整合性。③ 长三角区县房价收入比整体上不存在σ收敛,但各时间段上均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且各省份内部也均存在着俱乐部收敛现象。城市群房价收入比的变动对居民的流动有着重要的指示作用,并具有扩散效应和虹吸效应。加强城市群房地产市场一体化建设,是促进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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