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宋金平2, 王振波,3, 盛彦文2Differences in the formation paths of the jobs-housing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and non-local registered residents in Beijing based on the perception of residential location
ZHANG Xuebo,1, SONG Jinping2, WANG Zhenbo,3, SHENG Yanwen2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20-07-20接受日期:2020-09-28网络出版日期:2021-07-10
| 基金资助: |
Received:2020-07-20Accepted:2020-09-28Online:2021-07-1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张学波（1982-）,男,山东冠县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发展。E-mail:
摘要
关键词：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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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波, 宋金平, 王振波, 盛彦文. 居住区位感知下的北京与非京户籍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生成路径差异. 地理研究[J], 2021, 40(7): 2005-2019 doi:10.11821/dlyj020200684
ZHANG Xuebo, SONG Jinping, WANG Zhenbo, SHENG Yanwen.
1 引言
转型期的制度改革在中国大城市职住空间关系演化和居民职住区位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2]。随着单位制解体和住房商品化的基本完成,中国大城市职住空间关系由职住接近转变为多样化的职住分离[3]。近年来,中国部分大城市居民职住通勤时间仍在增加,职住远离甚至极端通勤日益加剧,户籍制度成为解释这种现象的因素之一[4]。户籍具有城市管理和居民社会身份的双重属性特征,既通过社会空间分异塑造城市空间结构[5],又藉由其附属的经济行为权利和社会公共福利影响居民的职住行为决策[6]。当前,以北京、上海、深圳等为代表的大城市落户条件仍十分严格,研究户籍制度下两大居民群体职住空间关系的生成路径差异能够丰富中国大城市职住空间关系理论并指导城市的管理与建设。户籍制度下,中国大城市当地和非当地户籍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出现分化的趋势,居住区位发生一定程度的空间分异。相关研究表明,相比当地户籍居民,总体上,非当地户籍居民的就业行业层次[7,8]和收入水平[9,10]较低,两大居民群体发生一定程度的教育隔离[11]和房权分异[12],当地户籍居民就医可达性优于非当地户籍居民[13],甚至出现了社会经济属性分化的倾向[14],非当地户籍居民在就业、住房、子女基础教育等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也有待进一步提升。居住空间分异方面,非当地户籍居民的居住区位表现出向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发展新区集聚的趋势[15],并表现出圈层分布的特征[16],城中村成为非户籍居民的集中分布区域[5];社区尺度上,两大居民群体居住分异显著且呈现明显的“中心-边缘”空间结构特征[17]。以上表明,户籍制度下,两大居民群体社会经济属性发生分化,形成了差别化的就业和居住区位特征,户籍制度与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的差异化密切相关。
中国大城市当地户籍和非当地户籍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的差异正逐步得到学界的关注。就业方面,非当地户籍居民的就业机会更少[18],尤其是国有企业和高收入部门[19],但对于租房群体而言,其就业区位选择相对自由。居住方面,非户籍居民总体上住房状况较差,租房率较高,且呈现向城中村、郊区等城市边缘地带集聚的趋势[5,15,20,21]。从直接反映职住空间关系的通勤指标来看,北京和广州两个城市的当地户籍居民拥有更高的职住接近水平,非当地户籍居民职住空间错位程度较高,职住通勤时间更长[6,22-24],但也有研究发现非户籍居民择业相对自由,通勤时间反而较短[25,26]。与此同时,户籍与北京居民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当地户籍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水平较高[27]。综上,大城市非当地户籍居民在就业、收入、住房、通勤以及公共资源获取等方面总体上处于不利地位。户籍制度下,居住-就业区位决策和交通方式选择的协同作用导致了两大居民群体职住分离程度和通勤成本的差异。然而,上述户籍对居民职住空间关系影响的有关结论源于对居民住房状况、通勤行为、生活满意度等其他问题的研究,对于两大居民群体职住关系差异的形成路径和内在机理仍有待探究。
职住空间关系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户籍制度下两大居民群体职住空间关系差异的成因应从多要素驱动的视角开展研究。既有研究发现,制度改革[1,2]、土地利用[28]、建成环境[29,30]、交通设施[31]等因素与宏观尺度的城市职住空间格局以及微观尺度的居民职住空间行为密切相关,居民职住空间关系是建成环境、制度、文化甚至个体价值观念等多维度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32,33,39]。由此,如何构建多要素模型进而分析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的生成机理?这些多维度要素如何交互作用形成了中国大城市当地户籍和非当地户籍居民差异化的职住空间关系?本文立足于以上尚待探究的问题,聚焦户籍制度下中国大城市居民群体职住空间关系生成路径差异这一命题,以户籍制度和居民职住空间关系极具典型性的北京市例,剖析两大居民群体职住空间关系差异的生成机理。
2 数据与模型
2.1 数据来源
采用混合随机抽样方法,使用典型地区人工调研和网络问卷调查两种方式,2016年10—11月,调研小组开展了面向北京市常住人口的居住-就业状况问卷调查。人工调研方面,分别前往位于北京都市区中部圈层的北、东、南等居住组团分布密集的方位且具有代表性的回龙观公园、天通艺园、太阳宫公园、金隅南湖公园、博大公园、南海子公园等室外公共休闲场所,发放问卷1035份;网络渠道的问卷星调查回收问卷1386份。筛选后获得有效问卷2187份,总有效率为90.3%。其中,北京市户籍（京籍）居民问卷1091份,非北京市户籍（非京籍）居民1096份。北京都市区街乡共226个,本次调查样本就业地分布的街乡有209个,居住地有190个,覆盖率较高,且通过多批次多地点的随机调查,街乡尺度上的样本数量空间分布与北京都市区职住空间格局特征吻合度较好,问卷调查具有一定可信度。调查问卷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被调查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和职住通勤情况,对部分社会经济属性特征整理发现（表1）,年龄、学历、收入、住房状况和单位性质等各属性不同人群均有涉及,被调查人群覆盖面广;各年龄段人群分布与北京人口年龄结构情况一致性较好,各收入区间人群呈正态分布;表明本次问卷调查可信度较好。分析发现,相比京籍居民,非京籍居民总体上具有年龄低、学历低、收入低等“三低”特征,住房以租房为主,私营企业就业比例大。第二部分为职住空间感知调查,从住房状况、居住环境、居住区配套设施、交通状况、住房收入与支出、住房政策与制度、个体情感与发展期望、职住空间关系感知等8个方面共设计问答题目60道,采用感知和满意度调查通常使用的李克特5级打分法,从非常赞同-非常不赞同和非常满意-非常不满意的程度递减依次赋值5~1。
Tab. 1
表1
表1样本部分社会经济属性特征及比例
Tab. 1
| 属性 | 分类 | 京籍 | 非京籍 | 属性 | 分类 | 京籍 | 非京籍 |
|---|---|---|---|---|---|---|---|
| 性别 | 男 | 26.1 | 30.2 | 个人月收入 | ≤3000元 | 1.4 | 4.3 |
| 女 | 23.8 | 19.9 | 3000~5999元 | 4.8 | 25.6 | ||
| 年龄 | ≤30岁 | 15.9 | 22.3 | 6000~8999元 | 12.1 | 17.3 | |
| 31~40岁 | 17.7 | 23.7 | 9000~15000元 | 18.1 | 2.6 | ||
| 41~50岁 | 13.8 | 1.9 | >15000元 | 13.5 | 0.3 | ||
| 51~60岁 | 3.9 | 0.2 | 住房性质 | 普通租房 | 0.5 | 36.6 | |
| >60岁 | 0.6 | 0 | 自有商品房 | 31.2 | 7.0 | ||
| 婚姻状况 | 已婚 | 37.2 | 29.1 | 自有经济适用房 | 7.6 | 0 | |
| 未婚 | 12.7 | 21.0 | 自有单位公房 | 4.4 | 0 | ||
| 使用权单位公房 | 2.3 | 1.2 | |||||
| 学龄子女 | 有 | 36.4 | 9.5 | 拆迁房 | 2.5 | 0 | |
| 无 | 13.5 | 40.6 | 其他 | 1.4 | 5.3 | ||
| 学历 | 初中及以下 | 0 | 3.3 | ||||
| 高中 | 0.2 | 10.1 | 单位性质 | 事业单位 | 14.6 | 2.2 | |
| 大专 | 6.0 | 14.3 | 国有企业 | 13.1 | 2.9 | ||
| 大学本科 | 27.8 | 20.3 | 私人企业 | 11.2 | 27.7 | ||
| 研究生以上 | 15.9 | 2.1 | 股份制公司 | 7.6 | 5.9 | ||
| 外资独资企业 | 1.6 | 3.8 | |||||
| 中外合资企业 | 0.6 | 2.3 | |||||
| 其他 | 1.3 | 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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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住通勤是定量反映职住空间关系最直接也最常用的指标,整理样本的职住通勤数据发现：通勤时间上,非京籍居民的通勤时间为47.7 min,高于京籍居民的43.1 min;通勤距离上,京籍居民为14.9 km,略高于非京籍居民的14.1 km;通勤费用上,京籍居民月费用为408.7元,非京籍居民300.4元;京籍居民拥有私家车的比例为75.8%,明显高于非京籍居民的34.8%,且京籍居民私家车通勤在各方式中占比最大,而非京籍居民地铁通勤占比最高;通勤耐受度上,京籍居民最大可接受的通勤时间在46~60 min的占比高于非京籍居民,而非京籍居民在61~90 min的比例高于京籍居民。综上,两大居民群体在职住通勤的成本、方式和耐受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表明二者的职住空间关系存在群体性差异。为了进一步验证户籍群体划分的合理性,将户籍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是否有学龄子女、学历、个人收入、住房性质等其他社会经济属性变量作为自变量,以表征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的指标通勤距离为因变量,构建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户籍因素对通勤距离具有显著影响,表明户籍可以作为居民群体划分的依据。
2.2 职住空间关系生成路径模型
根据德赛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个体行为是行为主体在各种机制力量、心理欲望和特定环境中小心翼翼地探求各方面微妙平衡的结果[34]。居民的职住空间关系则是个体在物质性环境要素和非物质性规训机制共同约束和影响下的生活实践,是其发挥主观能动性并进行居住-就业区位决策、适应和调整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居民对物质性环境和非物质性规训机制形成认知和感知。行为主体的空间认知、想象的世界和环境感知等能够表征客观环境和行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35]。既有相关研究从居民主观感受和满意度的视角对北京的宜居性和居民迁居意向等职住空间行为做了有益探讨[36,37]。由此,通过对群体性日常生活实践认知和感知的研究可以推断多元规制和多维因素影响下该现象的发生机理。基于以上论述,借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的“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及其在人居环境研究中的应用[38],形成本研究的“职住环境-职住状态-职住感知”逻辑假设构架。职住环境包括物质性要素和非物质性要素,住房状况、居住环境、配套设施和交通状况为物质要素,市场机制下的居民收入与支出、政府制定的政策与制度以及居民个体的情感与发展期望为非物质性要素。同时,市场、政府及居民个体是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状态和物质性职住环境形成的隐性行为主体。一般地,在自身职住关系状态下,居民首先对物质性要素形成直接感知,其次是对市场、政府和居民个体等非物质性要素的隐性感知。对于物质性要素的感知归根结底是对隐性驱动主体的感知。构建物质性要素感知与非物质性要素感知的影响假设,可以分析三大行为主体在居民职住环境和职住空间关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基于以上逻辑推理,构建了居民感知下的囊括多维度要素的职住空间关系生成路径分析假设模型[39]（图1）。
图1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职住空间关系生成的结构方程模型及变量作用路径假设
Fig. 1Hypothetica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d the variable action paths
居民个体的职住空间关系是其基于自身社会经济状况进行居住区位和就业区位选择的结果,但二者又相互作用和影响,在研究居民职住关系的生成机理时难以完全分割。其次,户籍制度下,非当地户籍居民在购房、基础教育等方面受到的限制与居住区位决策更为相关,且相比居住区位,其就业行业及区位的选择更为自由。由此,本文将影响居住区位决策的各要素及其感知作为职住关系生成路径研究的出发点和观测点,一定程度上也克服了职住空间关系与居住区位决策的内生性问题。此外,虽然本文的出发点和观测点侧重了居住区位决策的要素,但在观测变量设计时关注了居民居住区位和就业区位决策的权衡过程以及影响就业区位决策的因素,实现了二者的统一。
本文采用广泛应用于基于问卷调查通过获取个体感知并分析群体态度、动机、行为等发生机制的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开展研究。图1中的变量均为潜在变量,每个潜在变量设计若干观测变量,即调查问卷第二部分中的问答题目。对住房状况、居住环境、配套设施和交通状况等要素的感知作为职住空间关系生成路径分析的解释变量;收入与支出、政策与制度以及情感与发展期望分别代表了市场、政府和个体等三个行为主体,作为中介变量;职住感知和职住特征反映了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的现状和主观感受,作为结果变量。其中,职住感知是居民对于职住空间关系状态的满意度;职住特征是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的定量化表达,作为居民职住感知的补充性和验证性指标,以消除居民对职住空间关系感知的可能性偏差。职住通勤的时间、距离或费用均是量化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的常用指标,但通勤时间和通勤费用受通勤方式影响较大,且分别对三个指标与职住感知进行回归分析,发现通勤距离与职住感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为显著,因此,本文选择职住通勤距离。
3 结果分析
3.1 信度效度检验与模型修正
首先,使用项目-总体相关系数（ITC）对观测数据的一致性和稳定性进行检验,核对并剔除ITC<0.3的观测变量,各潜在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达到0.649和0.627,高于统计学的标准值0.5,表明数据信度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次,使用KMO统计量和Bartlett球形检验进行数据效度检验,结果显示,京籍和非京籍居民模型潜在变量的KMO统计量分别为0.69和0.67,表明潜在变量间具有较好的相关性,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水平均达到0.000,拒绝各变量相互独立的假设,表明数据效度也达到了统计学要求。最后,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获取观测变量的因子载荷,删除累积解释方差小于70%的变量。最终,京籍和非京籍居民职住关系修正模型的观测变量分别精简为47个和46个。运用AMOS17.0软件,从绝对适配度、增值适配度和简约适配度等三个方面对京籍和非京籍结构方程预设模型分别拟合检验并进一步修正。建立部分观测变量间的联系,提升预设模型优度,整理Model Fit输出的部分代表性指标（表2）,所有指标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京籍和非京籍职住空间关系生成路径假设模型与样本数据契合度高,修正模型输出数据可靠,可用来分析两大居民群体的职住空间关系生成路径。
Tab. 2
表2
表2京籍和非京籍居民职住关系修正模型拟合度指标
Tab. 2
| 适配度指标 | 绝对适配度指标 | 增值适配度指标 | 简约适配度指标 | ||||||||
|---|---|---|---|---|---|---|---|---|---|---|---|
| CMIN/DF | GFI | RMR | RMSEA | NFI | TLI | CFI | PGFI | PNFI | |||
| 理想值 | （1, 5） | >0.900 | <0.080 | <0.080 | >0.900 | >0.900 | >0.900 | >0.500 | >0.500 | ||
| 京籍居民修正模型 | 2.852 | 0.941 | 0.06 | 0.061 | 0.914 | 0.924 | 0.933 | 0.794 | 0.757 | ||
| 非京籍居民修正模型 | 2.933 | 0.927 | 0.07 | 0.062 | 0.906 | 0.915 | 0.907 | 0.683 | 0.75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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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籍和非京籍居民差别化的职住状态导致住房状况、居住环境、配套设施以及交通状况等方面感知的差异,进而通过收入与支出感知、政策与制度感知以及情感与发展期望感知传导并影响职住空间感知和职住空间关系特征。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变量影响系数估计,从观测变量对潜在变量（图2、图3）、潜在变量对中介变量（图4,图5见第 2012页）、中介变量对结果变量（图4,图5见第2012页）等三个方面的影响路径分析京籍与非京籍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生成路径的差异。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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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Observed variable influence path of Beijing registered residents′ jobs-housing spatial relationship model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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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Observed variable influence path of non-Beijing registered residents′ jobs-housing spatial relationship model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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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Latent variable influence path of Beijing registered residents′ jobs-housing spatial relationship model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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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Latent variable influence path of non-Beijing registered residents′ jobs-housing spatial relationship model
3.2 观测变量影响路径的差异
（1）住房状况感知方面。差异变量上,京籍居民模型多出变量X5,表明非京籍居民在住房状况决策时难以顾及通勤时间;非京籍居民模型多出变量X3,说明住房的基本条件对非京籍居民的住房状况感知影响更大。共有变量方面,差异最大的为变量X6,表明住房政策更有利于改善京籍居民的住房状况;其次,京籍居民居住位置决策时更能兼顾通勤距离（X1）,非京籍居民的住房决策更倾向于兼顾交通支出（X2）;购买商品房对两大居民群体都造成较大的经济压力（X4）。（2）居住环境感知方面。差异变量上,京籍居民模型多出变量X9,表明京籍居民的住房支出能力与居住环境匹配性较好。共有变量方面,京籍居民在居住区位决策时更关注邻里素养（X7）,而非京籍居民更看重社会阶层的一致性（X8）;在治安环境（X10）、公共服务（X11）和安全性（X12）等方面,京籍居民也有更高的要求。总体来看,相比非京籍居民,京籍居民对居住区的软环境有更高的要求,即软环境对其居住区位决策影响更大。
（3）配套设施感知方面。分别从配套设施与住房支出、长距离通勤等两个方面的可替代性进行考查。差异变量方面,京籍居民模型多出变量X15,非京籍居民模型多出变量X13,表明京籍居民更倾向于享有优质教育资源,非京籍居民则更关注医疗设施的空间可达性。共有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差异表明,京籍居民的居住区位决策更关注医疗（X14）和休憩（X20、X21）等配套和休闲设施的便利性,而非京籍居民则更关注购物（X16、X17）和娱乐设施（X18、X19）的空间可达性。
（4）交通状况感知方面。二者变量构成相同,体现的共同特征有：居民为了解决职住通勤问题,倾向于居住在地铁站附近（X22）,但为此支付高住房费用的意愿较低（X23）,居民对交通费用也有较高的支付能力和意愿（X26、X27）。二者的差异为：非京籍居民认为地铁通勤更便捷（X24）;长距离通勤更大程度地降低了京籍居民的生活幸福感（X25）。
（5）收入与支出感知方面。差异变量方面,非京籍居民模型多出变量X32,表明较低的收入水平更大程度地降低了其在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上的便利性。共有变量上,收入对住房支出的满足能力均较低（X31）,但相比非京籍居民,京籍居民拥有更为稳定的工作（X28）,且对住房和通勤费用的支付能力也更高（X29、X30）。
（6）政策与制度感知方面。二者的差异体现在变量影响的显著性水平上。相比非京籍居民,政府的限购政策（X33）、公积金和住房改革（X37）以及工作单位的住房福利（X36）等对京籍居民住房问题的解决起到了更为积极的作用,但也固化了其居住区位（X34）。非京籍居民则对工作单位在其住房问题解决上提供的帮助满意水平较高（X35）。
（7）情感与发展期望感知方面。差异变量方面,京籍居民模型多出变量X42,表明京籍居民对北京形成了更为稳定的地方认同。共有变量在影响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一定差异：相比京籍居民,非京籍居民认为北京有更多的就业机会（X38）、更好的发展前景（X39）和期望（X40）;而京籍居民则在京有美好的回忆（X41）,建立了稳定的社会关系（X43）,且为了后代的未来忍受长距离职住通勤的意愿更强（X44）。
（8）职住感知与职住特征方面。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存在差异,完善教育医疗设施（Y1）、提升购房能力（Y2）、改善交通状况减少通勤时间（Y3）更有利于提升京籍居民的职住空间关系满意度;而对非京籍居民来说,改善居住地治安、卫生等环境条件（Y4）、提升购物娱乐的便捷性（Y5）以及缩短通勤距离（Y6）则更为有效。以上变量显著水平的差异反映了影响两大居民群体职住区位决策的职住空间要素的差别。
3.3 潜在变量影响路径的差异
（1）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路径差异。收入与支出感知的影响路径。潜在变量中,仅住房状况感知和收入与支出感知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说明两大居民群体在住房上的支付能力不足,并成为居住区位决策的障碍性因素;相比非京籍居民,京籍居民的这一影响路径更为显著,这可能与京籍居民在购房上受到的政策限制较少有关。京籍居民模型中,居住环境感知对收入与支出感知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非京籍居民模型为弱的正向影响,表明非京籍居民的居住环境与收入支出能力的匹配性较好。配套设施感知和交通状况感知与收入与支出感知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且京籍居民模型更为显著,说明其居住地的配套设施和交通状况与收入支出能力匹配性更好。以上分析表明,收入与支出能力是影响居民尤其京籍居民居住区位决策的重要因素,且京籍居民居住地的配套设施、交通状况与住房支付能力匹配性更好。政策与制度感知的影响路径。住房状况感知和政策与制度感知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结合前文分析,表明政策与制度对居民居住区位决策和住房状况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相比京籍模型,非京籍居民模型的显著性水平更高,说明非京籍居民受政策与制度的负向影响更大。其他方面,居住环境感知、配套设施感知以及交通状况感知等与政策与制度感知呈正相关关系,且京籍居民模型为显著性水平更高的正向效应,表明相比非京籍居民,政策制度在改善京籍居民的居住环境、配套设施和交通状况等职住空间要素状况方面发挥了更为积极作用。非京籍居民模型中,收入与支出感知与政策与制度感知之间表现为弱的负相关关系,结合前文,影响收入与支出感知最为显著的是住房支出,进一步验证了政策制度对非京籍居民的居住区位决策的限制性作用。
情感与发展期望感知的影响路径。京籍居民模型中,居住环境感知、交通状况感知和情感与发展期望感知之间均呈正相关关系,配套设施感知与其呈现弱的负相关关系,表明京籍居民的居住环境和交通状况能够提升情感与发展期望感知并进而提升职住空间感知水平,但在当前的职住空间关系状态下,对配套设施的满意度水平较低。而非京籍居民模型中,除居住环境感知外,住房状况感知、配套设施感知和交通状况感知等与情感和发展期望感知均呈负相关关系,表明非京籍居民在当前的职住空间关系状态下,住房状况、配套设施和交通状况等降低了情感与发展期望满意度水平。总体来看,两大居民群体的职住空间要素水平与情感与发展期望的匹配性较差,非京籍居民则更是降低了情感与发展期望感知。
（2）中介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影响路径差异。收入与支出对职住感知与职住特征的影响方面。京籍和非京籍居民模型均为负向影响,由于影响收入与支出感知的主要因素为高住房成本,说明居民的低住房支付能力限制了居住区位决策和教育、医疗等资源的可达性,降低了职住空间满意度,阻碍了职住接近的实现。对比发现,非京籍居民模型系数估计的显著性水平更高,说明市场驱动下的收入与支出能力对非京籍居民职住空间感知和职住通勤的负向影响更大,这可能与非京籍居民的收入总体上低于京籍居民有关,非京籍居民则通常采用增加通勤时间的方式降低住房成本。
政策与制度对职住感知与职住特征的影响方面。京籍居民模型的影响路径系数为正,而非京籍居民模型为负,由此表明,政策与制度总体上有利于提升京籍居民的职住区位决策、职住空间要素的可达性以及职住接近的实现,能够提升京籍居民的职住空间满意度;非京籍居民则为负向效应,表明对其职住区位决策和职住空间满意度具有显著的不利影响,增加了远距离职住通勤的发生概率。结合前文推断,代表政府行为的户籍制度是京籍和非京籍居民职住空间关系差异形成的主导因素。
情感与发展期望对职住感知与职住特征的影响方面。京籍和非京籍居民模型均为显著的正向影响,结合前文情感与发展期望的影响因素分析,对京籍居民而言,地方认同和稳定的社会关系提升了职住空间满意度,降低了长距离职住通勤对职住空间满意度的负向影响;对非京籍居民来说,较好的发展预期缓解了长距离通勤带来对职住空间满意度的负面影响。
3.4 京籍与非京籍居民职住空间关系差异的发生机理
基于两大居民群体职住空间关系模型变量作用路径的差异分析,结合北京户籍制度的变迁及其相关既有研究成果[2-4,15,18,24,25],进一步剖析总结户籍制度下两大居民群体职住空间关系差异的发生机理。北京市户籍制度始于1995年的《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在1999年、2001年、2003年、2006年、2011年及2015等年份做了多次调整,2016年实施积分落户政策。虽然落户门槛持续放低,但京籍和非京籍居民在就业、住房、购车、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二元化状况,驱动了北京市人口的社会分化,进而形成了职住空间分异和职住空间关系的差异化,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差异化过程。
（1）就业职业和行业的差异化过程。早期的户籍政策尤其是2003年以前,教育、医疗、公共管理等行业招聘中存在严格的户籍限制,虽然之后有所放宽,但大量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为了减小落户压力,倾向于选择拥有北京市户籍的毕业生,从而导致了京籍居民和非京籍居民就业行业上的差异。总体上,京籍居民的就业行业稳定性和社会保障状况相对较好,非京户籍居民从事流动性更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例相对更大。
（2）居住形式与居住环境的差异化过程。除就业行业的差异形成了两大群体在经济收入和购房保障上的差异外,北京当前的购房和住房保障政策一定程度上仍有利于京籍居民住房问题的解决。非京籍居民租住比例高,居住条件较差,且倾向于就近租房和居住于远离中心城区的郊区等两种极端情况,居住地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也相对较差。
（3）通勤方式和通勤模式的差异化过程。一般来说,居民选择何种通勤方式取决于通勤成本与住房成本权衡下的职住实际需求以及能够承受的通勤费用。不论购房还是租房,住房成本远高于通勤成本,居民往往通过牺牲通勤时间来节省住房成本。非京籍居民的工作稳定性和经济收入总体上差于京籍居民,因此,非京籍居民对有利于长距离通勤的地铁的依赖性更强。另外,北京的购车摇号政策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加剧了非京籍居民对公共交通的依赖性,最终导致两大居民群体通勤特征及其感知上的差异。
由此,京籍居民和非京籍居民的职住空间关系差异是中国大城市转型发展过程中制度驱动下的人口社会再分化的结果。户籍制度下,京籍和非京籍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分化转化为就业行业、居住形式和居住环境、通勤工具和通勤模式以及家庭结构等方面的差异。社会经济属性分化与居住空间分异同步发生,形成了户籍门槛限制下的居民职住区位决策的差异,进而导致了居民职住感知和职住空间关系特征的群体性差异,并形成了两大居民群体在住房条件、居住环境、配套设施和职住交通等方面的差异化诉求。总结认为,北京两大居民群体职住空间关系的差异是在政府主导的体制制度改革背景下,多元主体共同驱动、耦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政府行为下的户籍及其他相关制度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市场通过住房商品化、就业空间转移、配套设施市场化等途径助推了两大居民群体职住空间关系的差异化,居民个体则基于物质环境和政策制度规制以及自身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调整和适应。
4 结论与讨论
基于居住区位感知的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生成路径模型和北京市居民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本文剖析了北京户籍和非京户籍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生成路径的差异及其发生的机理。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影响居民居住区位决策空间要素的差异。住房状况方面,住房位置和房价是影响京籍居民居住区位决策的主要因素,而非京籍居民则更关注住房支出和住房的面积等基本条件。居住环境上,京籍居民对邻里素养和安全性等软环境有更高的要求,非京籍居民则更关注公共服务和治安等基本条件。配套设施上,教育、医疗和休憩等设施对京籍居民居住区位决策影响显著,而非京籍居民则关注购物、娱乐等设施的便利性。交通设施方面,地铁对非京籍居民居住区位决策的影响更为显著,但他们为此支付高住房费用的意愿均较低。
（2）职住空间要素影响职住关系的传导路径存在差异。收入与支出感知与住房状况感知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居住环境感知等其他三个要素呈正相关关系,且京籍居民模型更为显著;表明收入与支出能力是影响居民尤其京籍居民居住区位选择的限制性因素。政策与制度感知与住房状况感知呈负相关关系,且非京籍居民模型更为显著;与其他三个要素呈正相关关系,而京籍居民模型更为显著;表明政策制度更大程度地限制了非京籍居民住房状况的提升,但有利于改善京籍居民的职住空间要素状况。情感与发展期望感知方面,京籍模型中与居住环境感知和交通状况感知呈正相关关系,非京籍模型中仅与居住环境感知呈正相关关系,表明情感与发展期望和职住空间要素感知的协调度京籍居民相对较好。
（3）职住空间关系生成的行为主体影响的差异。收入和支出感知对两大居民群体尤其非京籍居民职住感知和职住特征具有负向影响,表明市场通过住房成本更为显著地阻碍了非京籍居民职住空间要素的可达性和职住接近的实现。政策与制度感知对职住感知和职住特征的影响京籍居民模型为正向效应而非京籍居民模型为负向效应,表明代表政府行为的政策与制度尤其户籍制度及其附带的住房政策是京籍和非京籍居民职住空间关系差异形成的主导驱动力。情感与发展期望感知对职住感知与职住特征均存在正向影响,且京籍居民模型更为显著,表明代表居民本体特征的文化价值观在提升居民尤其京籍居民的职住空间满意度水平、增加长距离职住通勤耐受度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4）京籍居民和非京籍居民的职住空间关系差异是中国大城市转型发展过程中制度驱动下的人口社会再分化的结果。户籍制度下,两大居民群体发生职业和就业行业、居住形式和居住环境、通勤工具和通勤模式以及家庭结构等方面的分化,形成了在住房条件、居住环境、配套设施和职住通勤等空间要素上的差异化诉求,进而表现为职住空间感知和职住空间关系特征的群体性差异。
本文基于构建的囊括多要素的职住空间关系生成路径模型,以北京为例,分析了户籍因素下两大居民群体职住空间关系生成路径的差异。基于德赛图日常生活实践和行为地理学理论构建的职住空间关系生成路径模型对大城市职住关系形成机制研究及其理论体系做了一定补充,以北京这一典型城市为案例的研究对中国其他大城市户籍制度下的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研究有一定借鉴意义。但仍有一些议题需要深入探究：第一,本文聚焦居民的户籍状况并剖析了两大居民群体职住空间关系生成机理差异,对户籍制度下居民就业行业细分的研究存在不足,户籍状况相同但就业行业不同的居民居住就业空间分布和职住空间关系状况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两大居民群体分行业就业地和居住地空间分布规律的刻画和表达可能是本研究的有效补充;第二,城市设施建设的持续推进和户籍制度的渐进式改革可能导致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的变迁,户籍制度下两大居民群体职住空间关系的演化过程有待剖析;第三,不可否认,户籍制度仍是促进转型期大城市规模有序扩张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但两大居民群体对职住状况改善和提升的诉求也十分迫切,如何差异化、针对性地进行制度改革和城市建设等实践问题有待深入探讨。
致谢：
真诚地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在完善论文题目、阐明研究思路以及优化结果分析等方面提出了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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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http://www.dlyj.ac.cn/article/2021/1000-0585/10.1016/j.habitatint.2016.08.004URL [本文引用: 2]
DOI:http://www.dlyj.ac.cn/article/2021/1000-0585/10.11821/dlyj201812016 [本文引用: 3]
在居住空间相异指数基础上,构建了集聚—分散度、中心—边缘度和极化—均质度指数,进一步挖掘由于人口聚居形态、居住区位和居住质量等方面差异导致的居住空间分异的多维内涵,及其所揭示出的社会经济空间现象、成因及空间治理重点。利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开展深圳实证研究,在计算全市及各区分维指数的基础上,分析深圳人口居住空间相异指数特征及空间尺度差异,多维居住空间分异格局特征及成因,并通过聚类分析将深圳非户籍与户籍人口居住空间分异类型划分为三类,分类提出空间治理政策建议。从而为深入理解中国大城市日益出现的居住分异现象及机制提供新鲜视角和多样化测度方法,为解决其带来的社会及空间治理问题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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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广州市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通过房权指数T、房权分异指数ID和房权集中指数II三指标对广州市城市社区的房权分异进行测算,并使用“六普”数据从人口、制度、市场、住房四项维度对影响广州城市房权指数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广州城市房权指数的平均水平为0.71,属较高水平;各区房权指数存在明显差异,其分布由城市核心到边缘可分为“中—低—高”三类,中心区较为混合,而郊区则呈现较为极化的格局;广州中心区城市房权分布以越秀、荔湾、海珠三区交接处为中心,房权指数最高,老城区外围房权指数最低,呈现一种“差序格局”。第二,就空间分异而言,广州不同房权住房的空间分异度为0.45,集中指数为0.68,属中等水平,说明广州的房权分异并不明显,不同房权类型的住房呈现相对混合的空间分布;但各区则呈现差异化格局：近郊区的房权分异强 (空间极化)、远郊区房权分异弱 (空间混合),近郊区房权分异最为突出。在机制上,婚姻状况、年龄构成、学历状况、户籍制度、社区居住条件等5个要素对社区房权有显著影响;总体模型表明,婚姻和户籍是影响社区房权分异的决定性因素,说明当前中国城市的住房房权的分布格局主要由家庭和制度因素驱动,而非由市场因素驱动,以此展现和强调了中国城市社会地理与西方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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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http://www.dlyj.ac.cn/article/2021/1000-0585/10.18306/dlkxjz.2018.08.007 [本文引用: 1]
医疗设施可达性关乎民生健康、生活质量和社会公平等重大社会议题,受到广泛关注。将空间视角和社会视角相结合,考虑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在城市不同区域内可达性的差异,将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反映当前城市医疗服务的资源配置及其社会公平问题。本文以上海市不同等级医疗设施的可达性为研究对象,利用改进潜能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城市中不同区域内医疗设施的可达性、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就医可达性差异及其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医疗设施可达性自内城区向郊区逐渐降低,郊区可达性的波动程度较大;户籍人口的就医可达性优于流动人口,2类人群的差异在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最为明显;居住地区位显著影响居民的就医可达性,但对于户籍人口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可为上海市医疗资源的空间配置优化和改善流动人口就医条件提供实证研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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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http://www.dlyj.ac.cn/article/2021/1000-0585/10.1016/j.jpubeco.2014.12.011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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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http://www.dlyj.ac.cn/article/2021/1000-0585/10.18306/dlkxjz.2017.01.012 [本文引用: 1]
基于深圳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将迁移人口按照户籍地划分为市内迁移、省内迁移和省际迁移3种类型。通过计算区位熵分析街道迁移人口比重在全市中的水平,并用空间自相关来识别其空间集聚状况,以揭示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异格局,进而用分异指数刻画迁移人口的分异程度。然后以街道迁移人口比重为因变量,住房因素和就业因素为自变量,采用OLS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来分析和解释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迁移人口区位熵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圈层结构分布特征,以南山区和福田区为中心向外依次为市内、省内和省外迁移人口;②迁移人口的居住分布存在空间集聚,市内迁移人口集聚分布在行政中心周围,省内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商业中心周围,省外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工业园区较多的关外街道;③省外迁移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居住分异程度最高;④省外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显著地受住房因素的影响,省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则受就业因素的影响,住房和就业因素对市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的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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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http://www.dlyj.ac.cn/article/2021/1000-0585/10.11821/dlyj201811009 [本文引用: 1]
基于上海市人口地理信息库与2000年、2010年两期人口普查分居村委统计数据,采用局部分异指数及空间分析方法,从职业和户籍两个维度刻画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上海城市社会空间的演化特征。结果表明：中观尺度上,上海市在职业和户籍两个维度的居住分异特征明显,“中心—边缘”的社会空间结构特征较为稳定,中心城绅士化、白领化发展,普通白领阶层、跨省移民居住空间边缘化发展。在中观尺度上职业维度的居住分异较之户籍维度的居住分异更为明显,微观社区尺度上存在超越职业身份的户籍维度居住分异现象,居住隔离程度快速攀升。弱势群体在边缘社会空间集聚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平问题,应重视空间维度上的城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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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http://www.dlyj.ac.cn/article/2021/1000-0585/10.3828/idpr.2010.13URL [本文引用: 2]
DOI:http://www.dlyj.ac.cn/article/2021/1000-0585/10.1016/j.chieco.2014.04.012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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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http://www.dlyj.ac.cn/article/2021/1000-0585/10.11821/dlyj201405008 [本文引用: 1]
住房是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采用住房拥有率、租住房率、住房面积指数、住房不受干扰指数、住房质量指数和住房费用指数6 个指标考察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并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自相关和系统聚类法揭示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属性特征、空间分布与集聚类型。研究发现,与城镇常住人口相比,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较差。从空间分布看,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各项指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在空间分布上不仅存在集聚现象,而且有明显的集聚中心。研究结果还表明,流动人口住房条件综合状况可划分为较好、中等、中等偏下、较差4 级类型区,在全国尺度上的空间分布除个别类型外具有团块聚合的结构特征。在考虑社会公平的前提下,应分类解决不同类型区域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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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http://www.dlyj.ac.cn/article/2021/1000-0585/10.1016/j.tranpol.2018.05.012URL [本文引用: 1]
DOI:http://www.dlyj.ac.cn/article/2021/1000-0585/10.1016/j.jtrangeo.2009.06.011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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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http://www.dlyj.ac.cn/article/2021/1000-0585/10.1016/j.tranpol.2017.08.003URL [本文引用: 2]
DOI:http://www.dlyj.ac.cn/article/2021/1000-0585/10.1016/j.jtrangeo.2018.06.024URL [本文引用: 1]
DOI:http://www.dlyj.ac.cn/article/2021/1000-0585/10.1016/j.cities.2017.12.008URL [本文引用: 1]
DOI:http://www.dlyj.ac.cn/article/2021/1000-0585/10.11821/dlxb201506006 [本文引用: 1]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方式发生巨大变化,深刻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尽管国内外****关注土地利用方式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然而其研究方法均采用简单的单层模型,未能将数据的多层嵌套关系纳入模型中。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采用多层线性模型（Multilevel Models）,以北京为例,同时分析了在居住地和工作地层级上的街道土地利用混合度对居民职住分离的影响,以及居民住房情况和社会经济属性对其职住分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微观层面的土地利用混合度的提升的确有利于减轻个体的职住分离;个体所在的工作地土地利用方式也对其职住分离产生影响,而且工作地对个体的影响要比居住地的影响更大;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住房情况等对其职住分离程度存在显著的影响;交叉分类多层线性模型适用于解决存在复杂嵌套关系的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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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http://www.dlyj.ac.cn/article/2021/1000-0585/10.11821/dlxb201510011 [本文引用: 1]
郊区化导致的汽车出行增加及相关的城市环境与社会问题日益成为城市研究关注的焦点,但目前国内对建成环境与汽车出行行为的研究刚刚起步。基于GPS与活动日志相结合的居民一周活动与出行数据,利用GIS空间分析分别以居住地、工作地和活动空间作为地理背景,分析建成环境对于郊区居民汽车出行距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建成环境对工作日汽车出行的影响因地理背景的选择而有不同。整日出行受到工作地和活动空间的影响,工作地与活动空间建设密度增高汽车出行减少,但是居住空间的影响不显著;通勤出行受到居住地、工作地和活动空间的影响,居住地商业密度提高和建设密度降低、工作地和活动空间建设密度提高,汽车出行减少;非工作活动出行也受到居住地、工作地和活动空间的影响,居住地、工作地和活动空间的公交密度低、工作地和活动空间建设密度高,汽车出行少。基于研究结果,本文对地理背景不确定性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出行行为的研究需要考虑居住地以外其他地理背景的影响,并对控制汽车使用的公共政策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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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http://www.dlyj.ac.cn/article/2021/1000-0585/10.11821/dlxb201510010 [本文引用: 1]
伴随中国快速城市化与机动化进程,私人汽车拥有量不断增长,由此引起的交通拥堵和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难题。基于上海市区的居民通勤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项Logit模型检验了街道尺度城市建成环境对于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提高居住地的人口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与十字路口比重,可以减少小汽车通勤方式的选择,而就业地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方式选择影响相对较弱;建成环境对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会因个体的社会经济异质性而不同。这些结论为通过优化土地利用规划来优化居民通勤结构的城市交通和城市规划政策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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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1/xb201206011 [本文引用: 1]
在城市快速转型与变迁过程中,中国城市居民的住房选择既受限于传统文化价值观长期根深蒂固的影响,又受到西方国家现代文化思潮的不断冲击,从而确立了随时代变迁的多样化的文化价值观体系。基于文化价值观视角,分析了中国城市居民的住房选择模式和机理,初步构建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和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住房选择的理论模型。进而,以成都市为例,采用大规模面对面深度访谈式调查方法获取原始数据,揭示了文化价值观对中国居民住房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文化价值观一般会通过宏观和微观区位选择观、教育观、抚养和赡养观、婚姻观和养老观等四大途径单独或耦合影响城市居民住房的选择方式和结果,且随着后辈的成长和长辈年龄的增长,代际居住模式呈现出一种中国特有的家庭周期性分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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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1/dlyj201402012 [本文引用: 1]
提高居民居住满意度是促进宜居城市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传统研究多关注客观物质设施建设,而忽略居民居住需求的实际感知,对转型期中国大城市居民居住满意度影响机制与行为意向研究还相对薄弱。选取北京市不同类型社区居民作为研究对象,采用2012年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调查数据,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构建了“居住满意度—居住流动性意向”概念模型,重点探讨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因素及其与居住流动性意向相互关系。结果显示：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主要由居住环境、住房条件、配套设施和交通出行四个维度构成,且各维度的影响效应呈现出住房条件>居住环境>配套设施>交通出行的递减趋势。居住满意度对居住流动性意向具有显著地负面感知效应。另外,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特征也对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和居住流动性意向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为深入了解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环境需求与偏好提供较好的实证案例,同时对指导居住区开发和宜居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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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http://www.dlyj.ac.cn/article/2021/1000-0585/10.11821/dlxb202102010 [本文引用: 2]
职住空间关系是洞悉城市功能空间结构并揭示城市成长与演化规律的重要研究视域。本文构建了生活实践及其感知视角下的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生成路径分析框架和结构变量作用路径假设模型,基于居民职住空间关系感知调查数据,借助结构方程模型方法,从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两个方面剖析了北京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的生成机理。研究表明：① 房价和住房支付能力在居民职住区位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相比物质性居住环境条件,政策与制度、邻里状况以及居民的观念和发展期望等非物质性因素对职住空间关系形成的影响更为显著。② 政府行为下的土地供给和户籍制度、城市演化中的圈层蔓延式扩张和产业空间转移、市场机制下的就业分布和房产溢价以及居民的经济状况和价值取向是职住空间关系形成的微观主导性驱动因素。③ 在居民职住关系的生成过程中,政府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城市空间重构是政府向市场传导信息的中介,市场起了助推器的作用,居民则基于自身的住房支付能力对职住区位进行主动调整或胁迫适应,并通过职住空间诉求进行职住关系状态和信息的反馈。研究结论丰富了中国大城市职住空间关系形成的规律性认识,对北京市住房、交通、公共服务供给以及城市规划建设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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