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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景观保护路径历史回顾及启示

本站小编 Free考研考试/2021-12-29
余慧容,, 杜鹏飞,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北京 100084

A review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 conservation pathways and its implications

YU Huirong,, DU Pengfei,School of Environ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通讯作者: 杜鹏飞（1970-）,男,辽宁沈阳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与城市环境规划、环境系统分析。E-mail: dupf@tsinghua.edu.cn

收稿日期:2019-06-24接受日期:2020-09-30网络出版日期:2021-01-10
基金资助: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6YFE0103100


Received:2019-06-24Accepted:2020-09-30Online:2021-01-1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余慧容（1987-）,女,福建泉州人,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与景观可持续利用。E-mail: hyu@tsinghua.edu.cn




摘要
农业景观保护是实现农业景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关系到中国粮食安全保障、农耕文明传承、乡村风貌维系、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乃至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本文借助对发达国家农业景观保护路径的长时间尺度历史回顾,总结归纳出农业景观保护路径发展的一般规律,即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一般经历传统保护、应对保护、管制保护、治理保护和管护保护五个发展阶段。从最初的传统保护阶段到最近的管护保护阶段,农业景观保护目标从自给生产维续逐渐转变为可持续发展,景观可持续性先降后升。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农业景观保护状况,提炼出增强主体管护意识、提升景观功能服务、优化信息沟通渠道、完善政策弹性结构等四方面启示。
关键词： 农业景观;保护路径;发展规律;可持续发展;景观管护

Abstrac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 is the cornerstone for ensuring food security, farming civilization, rural maintenance, eco-environmental security and even st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the vulnerability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 calls for efficient landscape conservation to ensure its sustainability. That is typically the case in China: hyper urbanization and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have highly risked the sustainability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 Learning from the rich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in conserving agricultural landscape is urgently needed. As such,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n the long-term pathways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 conservation in some typical developed countries like European countries, the USA and Japan, with the aims of exploring general pathways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 conservation, learning lessons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also providing some possible implications for agricultural landscape conservation in China.
The main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re are typically five agricultural landscape conservation patterns in the long-term pathway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gricultural landscape conservation.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many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gone through traditional-use of conservation pattern, exploitation conservation pattern, control conservation pattern, and governance conservation pattern to current stewardship conservation pattern. (2) We summari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agricultural landscape conservation pattern. It was revealed that the goals of conservation patterns gradually transformed from ancient self-fed production to curr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their landscape sustainability level first decreasing then rising. (3) We also identified that the pathway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 conservation in China generally kept consistent with the pathway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that is, following the pathway of “traditional-use of conservation pattern→exploitation conservation pattern→control conservation pattern→governance conservation pattern→stewardship conservation pattern”. Nowadays, China is pursuing long-ter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which makes it somewhere in between governance conservation pattern and stewardship conservation pattern. (4) At the end of this paper, we proposed some possible implications and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 agricultural landscape conservation in China, which include enhancing stakeholders’ awareness of landscape stewardship, optimizing multi-scale landscape patterns and services, securing information symmetry and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improving policy resilience and efficiency.
Keywords：agricultural landscape;conservation pathways;developmental patterns;sustainable development;landscape steward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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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余慧容, 杜鹏飞. 农业景观保护路径历史回顾及启示. 地理研究[J], 2021, 40(1): 152-171 doi:10.11821/dlyj020190502
YU Huirong, DU Pengfei. A review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 conservation pathways and its implications. Geographical Research[J], 2021, 40(1): 152-171 doi:10.11821/dlyj020190502


1 引言

农业景观是地球陆地表层最重要的一种景观类型,其可持续利用程度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保障、农耕文明传承、乡村风貌维系、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乃至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实现农业景观可持续性发展已成为国内外共同关注的焦点[1,2]。近些年,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对农业景观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伴随城镇化而出现的农地抛荒、农地被占用等现象致使农业景观逐渐消逝[3];另一方面,因城镇化而引致的生产集约化及农药化肥不合理使用致使面源污染问题不断涌现,农业景观的可持续性受到严重胁迫,农业景观功能退化[4,5]。农业景观保护是扭转农业景观消逝与功能退化的必要手段,涵盖为确保农业景观功能维续而采取的各种行动举措总和,对于实现农业景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现阶段对农业景观保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格局优化[6]、生物多样性[7]、生态系统服务[8]、景观技术[9]等方面,但针对长时间尺度的农业景观保护路径研究却仍匮乏。鉴于此,本文通过回顾与总结发达国家的农业景观保护路径,旨在揭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景观保护路径的一般性发展阶段规律,并为中国农业景观可持续发展及相关保护政策措施制定提供借鉴。

2 发达国家的保护路径历史回顾

2.1 欧洲

2.1.1 传统保护阶段（1800s之前） 农业景观在欧洲有着悠久的历史,从远古时代到封建时期,欧洲国家期间经历了农牧种植结构的演变以及庄园制度、农奴制、农地私有化、圈地运动等多种土地制度变迁,尽管不同国家的历史进程不一,但其农业景观整体呈现出粗放利用、自给性生产的特征[10]。豆科植物生物固氮技术、作物轮作技术等农业生产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对此阶段的欧洲农业景观生产功能的维续与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1.2 应对保护阶段（1800s—1970s） 19世纪中叶起,欧洲国家的农业生产开始呈现集约化特征,农业景观的生产功能得到极大开发[11]。这与欧洲的圈地运动、城镇化、工业革命、共同农业政策的建立密不可分,分别为农业生产集约化创造了规模、基础设施、技术、市场与制度条件。此外,这期间欧洲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得农产品的需求剧增,进一步推动了农业集约化生产,也加剧了化学肥料与无机农药的使用。此阶段各国颁布的一些法令如英国的《城乡规划法》与荷兰的《土地重划法案》分别从土地利用控制与土地整理角度来保护提升农业景观的生产功能,而部分自然保护法如法国的《自然地保护法》、德国的《自然保护法》等以及相应的自然保护协会成立则从平衡生态功能与生产功能角度对农业景观的保护起到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因不适宜开发而造成的景观功能衰退。

2.1.3 管制保护阶段（1970s—1990s） 在此阶段,欧洲国家在注重农业生产功能的同时,加大对农业景观生态功能的保护力度。前期过度放牧及化肥农药不合理使用致使欧洲的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丧失、水体污染等环境问题日益凸显[12],引起各国政府的重视。特别是1972年在瑞典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极大推动了欧洲的环境立法,如《欧洲土壤宪章》《关于保护欧洲野生动物和自然栖息地的公约》、荷兰的《土壤保护法》、英国的《野生动植物和乡村法案》、罗马尼亚的《环境保护法》、瑞典的《环境法典》等均在此阶段颁布实施,这些法规通过有针对性地强化对土壤、生物、水等景观要素的保护来保障农业景观的生态功能。

2.1.4 治理保护阶段（1990s—2010s） 20世纪90年代,农业景观多功能性受到关注[13],欧盟也着力对农业景观的多功能性进行保护,特别体现在共同农业政策在1992年、2000年及2003年的改革。1992年的改革通过建立休耕制度、引入农业环境计划和直接支付等方式,对农民进行生产补贴,促进农民进行环境友好型生产;2000年的改革引入乡村发展计划,通过设立自下而上的行动方案,调动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积极性;2003年的改革将补贴与产量脱钩,并强制要求补贴受益者必须遵守环境、食品安全、动物健康和动物福利标准等法规要求,以进一步保障农业景观的多功能性。同时,借助《生物多样性公约》、Natura 2000保护地网络及《欧盟景观公约》等法规条文的制定来进一步保护农业景观的多功能性。

2.1.5 管护保护阶段（2010s—至今） 欧洲在此阶段的农业景观保护中,更注重创新、公平以及提升利益相关者参与保护的自愿自主性,以保障农业景观多功能的可持续发展。标志性事件有欧盟2013年共同农业政策改革、LIFE计划土地管护（Land Stewardship）项目、英国的乡村管护（Countryside Stewardship）计划等。2013年改革后共同农业政策确立了六个发展优先资助领域：知识转化与创新、提升农业竞争力、食物链优化、生态系统、资源效率与低碳经济、社会包容与减贫及经济发展[14],并设立了弹性预算以及对青年农民与小农场的专项补贴;LIFE的土地管护项目于2011年设立,通过合同、奖惩分明及提供详细的保护技术支持等方式,鼓励引导农民主动参与农业景观保护;英国的2015年乡村管护计划是对其2005年环境管护计划的扩充,强调对景观要素与功能的综合管护,通过设立优先资助领域、资助等级、评价机制与竞争机制等方式,调动多景观主体参与农业景观保护的积极性。

2.2 美国

2.2.1 传统保护阶段（1840s之前） 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美国农业活动主要依靠铁木农具及长期积累下的农事技术与经验[15]。美国大陆的农业景观最早始于印第安人的原始农业,当时已培育出向日葵等多种农作物;17世纪后,欧洲移民至北美进行大面积拓荒,并引进欧洲的传统农业技术,进一步开发了农业景观的生产功能;期间,尽管在利用制度方面存在空间差异（北部以自耕小农场为主、中部为贵族大土地所有制、南部为奴隶种植园制等）,但整体上美国农业景观利用呈现出传统粗放的特征[16]。

2.2.2 应对保护阶段（1840s—1962年） 随着农用机械在19世纪40年代的兴起与推广,美国步入了农业机械化进程,进一步加剧了对未利用地的农业景观开发与利用[17]。尽管美国农业部在1862年已经成立,但当时美国政府的注意力仍集中在共有土地的分配以及农业生产功能的开发。直至步入20世纪,随着过度开发而造成的水土流失、风蚀等土壤侵蚀现象愈发严重,威胁到农业生产,农业景观的保护才愈发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美国政府通过建立绿道、国家公园及动植物保护区地,开展土壤侵蚀调查,成立民间资源保护队,颁布应对过度放牧和水土流失的《泰勒放牧法》以及针对土壤保护成本分配的《土壤保护和国内配额法》,确立土壤银行计划、农业保护计划及生产和保护计划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业景观的生产功能,缓解了农业景观功能衰退的趋势。

2.2.3 管制保护阶段（1962—1990年） 此阶段标志性事件是1962年《寂静的春天》出版,农药化学化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引起了大众的关注,也激起美国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前所未有的重视。在这一阶段。美国加大了生态环境保护力度,进一步加速了环境立法的进程,先后出台了多部农业景观相关的保护法律,对影响农业景观生态功能的水、土等景观要素进行保护。其中,针对水要素的法规有《水质法》《联邦水污染控制法》《联邦杀虫剂控制法》《清洁水法修正案》,水土综合保护类的法规有《土壤和水资源保护法》《美国环境政策法》《环境质量提升法案》《食品安全法案》等。此外,美国政府于1970年成立了环境保护局来主持各项环保工程实施,同时配套执行耕地保护计划、耕地调整计划、绿化计划、农村清洁水计划、土壤保护储备计划等多种计划来加大对农业景观生态功能的保护力度。

2.2.4 治理保护阶段（1990—2005年） 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农业景观保护逐渐从单一景观要素的保护转向综合景观多功能的保护。标志事件为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食物、农业、资源保护和贸易法》。这是美国史上包含内容最广的一部法律,涵盖农产品计划、资源保护、农业研究、乡村发展、全球气候变化等25个章节。随后,1994年美国农业部结构调整,设立自然资源保护服务署和农村发展署,从农产品保障、自然资源保护、清洁水源供给、水土污染防控、生物多样性保护、乡村发展等多角度综合考虑对农业景观的多功能性进行保护。此外,湿地恢复计划、环境激励保护计划、保护安全计划、农场和牧场保护计划等一系列计划的配套实施,进一步保障了农业景观的综合保护,并借助资金补贴、技术支持、规范化条款等多种方式综合运用来进一步规范农场主行为,激发其农业景观保护的积极性。

2.2.5 管护保护阶段（2005年—至今） 此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2005年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提出了环境管护愿景,对环境管护进行概念界定（一种对环境质量担负责任的价值观、行动及承诺,主体是个人、社区、企业/机构或政府等一切受环境影响者）,并认定环境管护是实现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18]。2008年,美国农业部在保护安全计划的基础上设立了保护管护计划（Conservation Stewardship Program）,用以奖励农民可持续土地利用行为。该项目是在农民自愿提出申请的基础上,通过提供技术支持、财政支持及明晰环境管护目标的一对一方式（5年合同期）,激发农民对土地的自主管护责任,从而促进农业景观的可持续发展。现阶段,该管护计划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保护项目,现约有近3000万hm2生产性农业和林地参与到该计划中（https://www.nrcs.usda.gov/wps/portal/nrcs/detailfull/national/programs/financial/csp/?cid=nrcseprd1288524）,对美国的农业景观多功能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2.3 日本

2.3.1 传统保护阶段（1868年之前） 日本农业景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从最初的流动耕种方式到固定耕种方式,历经私有制、封建土地领主制、石高制等多种农地制度[19]。此阶段的农业景观利用以传统的小农生产和精耕细作为主要特征,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技术体系,农用工具以锄为中心,肥料由传统的堆肥、厩肥、绿肥、人粪、灰以及油粕、干鰯等有机肥料构成,在水肥管理方面充分利用地势,自发在村落内部形成水利利用惯例[20]3,且有《农业自得》等农事著作形成[21]。这些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对其农业景观的自给生产功能维续起到积极作用。

2.3.2 应对保护阶段（1868—1970年） 此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1868年的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后,日本步入现代化进程,提倡“富国强兵”“增产兴业”与“兴农论策”,通过引进欧美农学理论以及先进农业技术,并通过设立农业试验场、农业学校等多种方式开展农学教育,促进农耕集约化,加速商品性农业发展,推动了农业现代化[20]11-20。尽管其后日本农业经历了二战起伏,但提高农业景观的生产功能始终是此阶段的主旋律。期间,日本的产业革命在促使农业生产开发的同时,也危及其农业景观生产功能的可持续性：一方面源于农药化肥的推广与不合理使用;另一方面由于不合理的矿山开发及轻工业发展,其所引致的景观要素土壤、河流污染,并造成骨痛病、水俣病等公害病。此阶段所颁发的应对水土公害污染的《公害对策基本法》《有关公共水域水质保护的法律》以及提升农地及农业生产人员地位的《农地法》《农振法》《农业基本法》等法规,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农地资源并抑制日本农业景观生产功能的衰退,缓解了公害危机。

2.3.3 管制保护阶段（1970—1992年） 日本的公害病以及农业现代化的负面影响（包含土壤板结、地力减退、农药污染及生态系统破坏等农业可持续性危机）唤起了其国民及政府对生态环境及农业景观生态功能的保护意识。1970年7月日本政府成立了公害对策本部,并于当年年底召开“公害国会”,会上通过了《农药取缔法》《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止法》等14个公害管制相关法案,公害相关法律体系基本形成[22]。1971年日本环境厅设立,之后《自然环境保护法》《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等法律的颁布、以横滨国立大学环境科学研究中心为首的多家环境科研机构设立以及可持续农用运动的开展,日本农业景观的生态功能逐步得到了实质性的保护。

2.3.4 治理管护保护阶段（1992—至今） 此阶段的标志事件是1992年日本农林水省通过《新的食品·农业·农场法》,首次提出“环境保全型农业”的概念,强调利用农业物质循环来减少农药化肥的投入,增进土壤肥力,恢复农业多样化功能[23]。《环境基本法》（1993年）及每隔六年公布的环境基本计划（始于1994年）,确立了日本环境政策的基本依据,推动了循环社会理念的现实运用[24]。随后,针对水土等景观要素保护的《土壤污染对策法》《保护和提高农地、水、环境对策措施》以及规范与激励景观利用主体开展可持续生产利用的《循环型社会建立推进基本法》《持续农业法》《景观法》《农业环境规范》《环保型农业直接支付对策措施》《实施农业多功能性发挥促进法》等相关政策法规的颁布与实施,外加绿色农产品认证与标识制度的确立及环保型农户认证与补贴等制度的实施,都极大促进了日本的农业景观保护[25,26,27,28]。虽然此阶段相关政策中鲜有提及管护一词,但仍体现管护的理念：环境保全型农业、循环社会等一系列政策均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多主体的参与和协作在相关法规中愈发受到重视,例如《景观法》规定了国家与地方政府、企业及个人等多主体在景观形成中的责任与义务,最新《环境基本计划》（2018年）强调鼓励多相关利益主体间协同合作关系的构建等。各保护阶段的描述汇总见表1。

Tab. 1
表1
表1农业景观保护路径回顾
Tab. 1Pathways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 conservation
阶段欧洲美国日本中国
传统保护阶段（1800s之前）
? 远古至今悠久历史
? 历经庄园制度、农奴制、农地私有化、圈地运动等多种土地制度变迁
? 粗放利用、自给性生产特征
? 生物固氮、作物轮作等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应用与推广		（1840s之前）
? 始于印第安人的原始农业
? 欧洲移民带来大面积拓荒,此后经历小农场、贵族大土地所有制、奴隶制等不同制度变迁
? 整体上以传统粗放为主要特征
? 依靠铁木农具、传统农事技术经验及引进欧洲的传统农业技术		（1868年之前）
? 农业生产可追溯至1000B.C.
? 历经私有制、封建土地领主制、石高制等多种农地制度
? 小农生产和精耕细作为主要特征
? 充分利用地势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技术体系		（1840年之前）
? 世界上最早出现农业景观的国家之一
? 经历奴隶制、领主封建制、地主封建制等制度变迁
? 但整体上以传统精耕细作为主要特征,重视因时、因地、因物制宜原则
? 在特殊遗传资源保护、水土资源合理利用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
应对保护阶段（1800s—1970s）
? 农业生产呈现集约化
? 圈地运动、城镇化、工业革命、共同农业政策为农业集约化创造了规模、基础设施、技术、市场与制度条件
? 两次世界大战推动集约化生产,加剧化肥与无机农药的使用
? 景观保护相关法律颁布及保护协会成立一定程度上减缓农业景观生产功能衰退		（1840s—1962年）
? 农业机械化与化学化兴起
? 机械、技术和管理的改革极大提升农业生产力,农业生产趋向专业化和商品化
? 过度开发而造成的水土流失、风蚀等土壤侵蚀现象愈发严重
? 土壤侵蚀调查、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建立及相关法律的颁布对农业景观生产功能的保护起到积极作用		（1868—1970年）
? 农耕集约化
? 欧美农学理论以及先进农业技术引进,加速商品性农业发展,推动了农业现代化
? 产业革命引致公害病并促使化肥农药大规模推广施用
? 水、土等景观要素保护法律颁布在一定程度抑制了农业景观生产功能衰退,缓解了公害危机		（1840—1978年）
? 农业生产逐步商品生产化
? 西方先进的农学理论与科技随着宣教士引入中国,建立多层次农业教育体系
? 因战争等特殊历史、社会经济条件限制,农业景观保护并未成为当时政府关注的焦点
? 部分相关法律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业景观的生产功能
管制保护阶段（1970s—1990s）
? 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丧失、水体污染等环境问题引起各国政府的重视
? 加大对农业景观的生态功能保护力度
? 瑞典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极大推动了欧洲的环境立法
? 各国的环境立法从土壤、自然栖息地、生物多样性等多方面对农业景观生态功能进行保护		（1962—1990年）
? 《寂静的春天》出版激发政府及大众对景观生态功能的关注
? 生态环境保护加大,环境立法加速
? 先后出台了多部农业景观保护相关的法律,并成立环境保护局来主持各项环保工程实施
? 配套执行绿化计划、农村清洁水计划、土壤保护储备计划等方式对农业景观的水、土、生物栖息地等景观要素进行保护		（1970—1992年）
? 公害病及现代化负面影响唤起了国民及政府对景观生态功能的保护意识
? “公害国会”召开,公害法律体系基本形成
? 环境厅设立,综合推进农业景观在内的环境保护方面行政工作
? 环境科研机构的设立、可持续农用运动开展及相关法律颁布使农业景观生态功能得到实质性保护		（1978—2006年）
? 快速城镇化及农业集约化引致了农业景观的消逝以及景观生态功能的衰退
? 将“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列入宪法,确定为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责
? 加快环境保护立法的进程,设立环保部门及环境科研机构,从土壤、水、用地分配、农药、营养盐管理、固废等多方面对农业景观生态功能进行保护
阶段欧洲美国日本中国
治理保护阶段（1990s—2010s）
? 农业景观多功能性逐渐受到关注
?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日益强调对农业景观的多功能性进行保护
? 引入农业环境计划和直接支付等方式,对农民进行生产补贴,促进农民形成环境友好型生产
? 借助《生物多样性公约》、Natura 2000保护地网络及《欧盟景观公约》等法律条文的制定来保护农业景观的多功能性		（1990—2005年）
? 逐渐从单一景观要素的保护转向综合景观多功能的保护
? 美国农业部结构调整,对农业景观进行综合保护
? 综合运用资金补贴、技术支持、规范化条款等方式规范农场主行为,激发其农业景观保护的积极性
? 借助农场和牧场保护计划等一系列计划的配套实施,综合保护农业景观		（1992年—至今）
? 提出“环境保全型农业”,强调农业物质循环及农业景观多功能恢复
? 综合借助绿色农产品认证与标识制度的确立、环保型农户认证与补贴制度的实施及多部相关政策法规的颁布与实施等多种措施保护农业景观
?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为主导
? 多主体的参与和协作在相关法规中愈发受到重视		（2007年—至今）
? 关注农业景观的食品保障、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多功能性
? 提出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
? 农业景观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部分而受到进一步重视
? 逐步从产权清晰、多元主体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角度对农业景观进行全面保护
管护保护阶段（2010s—至今）
? 注重创新、公平以及提升利益相关者参与保护的自愿自主性
? 以保障农业景观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 借助设立乡村管护计划等计划对景观要素与功能的综合管护
? 通过设立优先资助领域、激励机制、评价机制等方式,调动多景观利用主体参与农业景观保护的积极性		（2005年—至今）
? 环境保护局提出了环境管护愿景
? 强调环境管护是实现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 界定管护主体包含个人、社区、企业/机构或政府等一切受环境影响者
? 通过设立保护管护计划,激发主体的自主可持续土地利用行为,对美国的农业景观保护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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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业景观保护路径的发展规律

由上述的历史回顾可知,发达国家的农业景观保护发展路径一般经历传统、应对、管制、治理、管护等五个保护阶段,其景观可持续性先降后升（图1,表2）。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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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农业景观保护路径的发展规律

注：基于对Chapin观点[29]的改进。
Fig. 1Developmental pathways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 conservation



Tab. 2
表2
表2农业景观保护演变阶段特征
Tab. 2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 conservation pathways
保护特征传统保护阶段应对保护阶段管制保护阶段治理保护阶段管护保护阶段
目标自给生产维续贸易生产维续单功能保护多功能保护可持续发展
重要主体农户政府/农户政府/农户政府/农户多主体
对象综合单一单一综合综合
方式非正式制度法规、技术法规、技术综合创新
政策干预导向—强制强制混合自愿
应对不确定性—减少减少弹性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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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统保护阶段。此阶段的农业景观保护是传统人地关系的典型写照,以维续农业景观的生产功能为首要目标。欧洲、美洲大陆及日本农业景观均有悠久的历史,尽管因地势地貌及社会经济条件差异,具体景观利用特征有所迥异（欧洲与美国以传统粗放为主,而在人多地少的日本则以精耕细作为特点）,但均以自给性生产为主要特征。此时的农业景观在人地长期共处中形成稳态,景观可持续性维持在一定范围内,而这稳态主要依靠农户的经验积累以及当地的非正式制度来维续。

（2）应对保护阶段。随着农业生产的商品化,此阶段的农业景观保护主要以维续贸易生产为目标,农业景观利用也呈现集约化、规模化、机械化和化学化等特征。产业革命及农业生产商品化是农业景观大规模开发利用的重要推动力,致使传统保护阶段的非正式制度约束力逐渐被削弱,农业景观受到前所未有的大力度开发。当这种开发程度超过了农业景观生态的自身弹性阈值时,农业景观难以维续,引发水污染、土壤侵蚀等现象,农业景观功能衰退,景观可持续性剧降,进而影响农产品的商品化生产与贸易。为了应对景观功能衰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维续农业景观的贸易生产功能及其带来的社会经济收益,政府开始通过法律颁布、技术引导等多种形式来保护农业景观,减少其生产利用的不确定性,使得农业景观生产功能的衰退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减缓。

（3）管制保护阶段。此阶段农业景观保护的重点体现在对农业景观的生态功能保护方面。这一阶段的农业景观保护由政府主导,往往采取“污染者付费”原则和减少不确定性的方式,以强制性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农户及其他生产者的景观利用行为。其背景在于上一阶段的过度开发而引发的农业景观功能衰退及一系列环境问题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为了进一步控制农业景观功能的衰退,并应对因农业景观不合理利用而带来的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丧失、水体污染等环境问题,政府愈发重视对农业景观的生态功能保护,加速环境立法进程及保护技术规范形成,从水、土壤、自然栖息地、生物多样性等多方面对农业景观及其景观要素进行保护,农业景观的可持续性所有上升。

（4）治理保护阶段。此保护阶段与前一阶段的差异主要在于治理保护更强调景观多功能保护和主体间的协同合作,且启用“受益者付费”原则对农户的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进行补贴,其目的在于改善和解决前一阶段强制性单一功能管制保护措施所带来的主体参与保护积极性低下以及生态系统被分割保护等问题[30,31]。政府通过综合运用命令与控制（如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市场手段（如补贴）、沟通和信息手段（如自愿协议）等方式[32],从系统角度着手对农业景观多功能进行权衡与保护,并借此鼓励与激发农户参与农业景观保护的积极主动性,优化保护政策弹性结构,提高农业生态系统弹性,农业景观可持续性因此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5）管护保护阶段。此阶段的农业景观保护更注重多主体自主参与性及景观功能服务在代际间的长期可持续性。较于前一阶段,本阶段将农业景观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主要目标,且顾及了城乡遥相关效应[33],扩充了景观保护的利益相关主体范围,强调保护参与主体不仅限于政府与农户,还包括城市消费者、社区、企业等多主体。提升主体参与保护的自愿自主性是该阶段的政策干预主导方向,政府借助设立保护计划、申请合同制、优先资助领域、资助等级、评价机制、配套保障政策等多组合创新方式,提升政策弹性,激发各主体的景观保护责任及主体参与农业景观保护的积极主动性,对景观要素与功能进行综合管护,进而促进农业景观可持续性的提升。

4 中国农业景观保护历程

4.1 传统保护阶段（1840之前）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农业景观的国家之一,据考古发现约有上万年历史,远早于欧美大陆国家[34]。尽管在此阶段中国经历了奴隶制、领主封建制、地主封建制等制度变迁,但农业景观利用整体上以自给生产和传统农业精耕细作为主要特征,重视因时、因地、因物制宜原则,在特殊遗传资源保护、景观生态结构优化、水土资源合理利用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不仅产生连作制、轮作、间套作、绿肥养地、桑基鱼塘系统等耕作制度,而且在农具发明、果蔬栽培、农田水利、农业气象、病虫害防治等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形成《齐民要术》等多部重要的农业著作[35,36,37],为农业景观生产功能的维续发挥积极作用。

4.2 应对保护阶段（1840—1978年）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对外开放,西方先进的农学理论与科技随着宣教士进入中国,外加当时西学东渐的思潮日盛,农科院校得以兴办,到民国时期,中国已建立了涵盖研究生/留学生、大学、中初等、农民补习等四个层次的农业教育体系[38,39]。随着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引入,中国农业生产也逐步从自给自足向商品生产转化。因战争、“文革”等特殊历史缘由,农业景观保护并未成为当时政府关注的焦点。但部分相关法律,如1949年之前的《森林法》中保安林的设立、《土地法》中农地使用制度的规定、《水利法》中农田水利建设,以及1949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暂行纲要》《森林保护条例》《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等分别从水土保持、森林护田、环境规划等多方面进行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业景观的生产功能。

4.3 管制保护阶段（1978—2006年）

此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1978年中国将“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列入宪法,确定其为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责。此后,中国加快了环境保护立法的进程,先后颁布了多项相关的政策法规,其中包含综合性保护法规如《关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关于发展生态农业,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及对水土等农业景观要素保护进行较为详细规定的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以强制保护为主要方式来遏制因快速城镇化和农业集约化而带来的农业景观消逝并减缓其生态功能的衰退。

4.4 治理管护保护阶段（2007年—至今）

此阶段的标志事件是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强调农业具有食品保障、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以及当年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中国农业景观保护步入新时期。十八大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中,构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015年,国务院颁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指出构建由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的市场体系以及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构成的生态文明体制;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农业景观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部分而受到进一步重视,中国正按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向,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逐步从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角度对农业景观进行全面保护。相关法规的具体描述详见表3。

Tab. 3
表3
表3农业景观保护相关法规条文
Tab. 3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agricultural landscape conservation
地区时间段相关法规对农业景观保护的主要影响文献来源
欧洲
1800s—
1970s
英国《城乡规划法》
(Town and Country Act, 1947)		首次从城市蔓延遏制及土地利用控制两个方面来直接保障农业景观的生产功能。[40,41]
荷兰《土地重划法》
(Land Consolidation Act, 1924/ Wet op de Ruilverkaveling 1924)		荷兰第一部有关土地整理的法律,通过土地整理来提高农业景观的生产能力。[42]
法国《自然地保护法》
(Natural Monuments and Sites Act, 1930 /Loi sur les monumentsnaturels et les sites, 1930)		法国景观保护的基石法规,借助分类、注册及开发许可等方式来平衡农业景观的生产与生态功能。[43]
德国《自然保护法》
(Reichsnaturschutzgesetz 1935, Reich Conservation Act 1935)		二战前德国有关景观保护的重要法律,通过设立保护地的方式促进了保护地内有机农业的发展和农业景观生态功能的保护。[44]
1970s—
1990s
《欧洲土壤宪章》
(European Soil Charter, 1972)		对农业景观中的土壤这一景观要素进行保护,进而保障农业景观的生态功能与生产功能。[45]
荷兰《土壤保护法》
(Soil Protection Act,1987/ Wet
bodembescherming,1987)		[46]
《关于保护欧洲野生动物和自然栖息地的公约》
(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European Wildlife and Natural Habitats,1982)		通过对生物多样性和生物栖息地的保护来促进农业景观的生态功能保护。[47]
英国《野生动植物和乡村法案》(Wildlife and Countryside Act, 1981)[48]
罗马尼亚《环境保护法》
(Law No. 9/1973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罗马尼亚第一个全国性环保法,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业景观的土壤、水、生物等景观要素。[49]
瑞典《环境法典》(The Swedish Environmental Code, 1998)
世界上第一部具有实质编撰意义的环境法典,涵盖领域,全面,对农业景观生态功能保护起到积极作用。[50,51]
1990s—
2010s
共同农业政策
（EU’s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1992, 2000, 2003）		对农业景观多功能性进行保护。[52]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1992)		从生物多样性和生物栖息地保护角度对农业景观的生态功能进行保护。[53]
Natura 2000保护地网络[54]
《欧盟景观公约》
(European Landscape Convention, 2000)		促进农业景观的保护、管理、规划及国际合作。[55]
地区时间段相关法规对农业景观保护的主要影响文献来源
美国
1840s—
1962年
《泰勒放牧法》(Taylor Grazing Act of 1934)美国政府开始对牧草地进行调控的标志性文件,通过制止过度放牧和水土流失来保障农业景观的生产功能。[56,57]
《土壤保护和国内配额法》
(Soil Conservation and Domestic Allotment Act of 1935)		开创性提出土壤保护成本由政府和农场主共同分摊,借此将农业景观的土壤要素保护与农业生产调控结合起来,调动农场主进行农业景观保护的积极性。[58,59]
1962—
1990年
《水质法》
(Water Quality Act of 1965)		将水质标准纳入管制,保护了农业景观的生态功能。[60]
《美国环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 of 1969）奠定了美国环境立法的基调,对农业景观的生态功能进行保护。[61]
《环境质量提升法案》
(Environmental Quality Improvement Act of 1970)		对农业景观的水、土两大景观要素进行保护。[62]
《联邦水污染控制法》
(Federal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Act 1972)		构建了美国水污染防控的基本框架,强调地域性和公众参与,对区域农业景观的生态功能保护起到积极作用。[63]
《联邦杀虫剂控制法》
(Federal Environmental Pesticide Control Act of 1972)		美国杀虫剂监管制度的基础法律,对杀虫剂的使用和销售加以管制,保护农业景观的生态功能。[64,65]
《土壤和水资源保护法》
(Soil and Water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ct of 1977)		其赋予美国农业部对土壤、水及相关资源保护进行战略评价与规划的权力,对农业景观的土壤及水等要素保护起到积极作用。[66]
《清洁水法修正案》
（Clean Water Act Amendments 1977）		进一步完善水污染控制条例,突出美国环保署在水污染控制中的作用,保护农业景观的生态功能。[67]
《食品安全法案》
(Food Security Act of 1985)		通过保护土壤和作物亏损补贴等方式,保护农业景观的生态与生产功能。[68,69]
1990—2005年《食物、农业、资源保护和贸易法》
(Food, Agriculture, Conservation, and Trade Act of 1990)		美国史上包含内容最广的一部法律,涵盖农产品计划、资源保护、农业研究、乡村发展、全球气候变化等方面,对农业景观的多功能性进行保护[70,71]
日本
1868—
1970年
《农地法》
(農地法1952)		通过保护和强化农地耕作者的地位来保护农业景观。[72]
《农振法》
(農振法 1969)		设立“农业振兴区域”,抑制农地非农化,保护农业景观。[73]
《有关公共水域水质保护的法律》
(公共用水域の水質の保全に関する法律1958)		通过对灌溉渠水体等公共水体进行界定及水质保护来保护农业景观的生产功能。[74]
《农业基本法》
(農業基本法1961)		将促进农业发展和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经济地位作为基本目标,对农业景观的生产功能进行保护。[72,75]
《公害对策基本法》
(公害対策基本法1967)		规定政府等主体在防治水、土壤等公害污染的职责,为明晰农业景观保护的职责认定奠定基础。[76]
1970—
1992年
《农药取缔法》
(農薬取締法1978)		对土壤残留性农药严加管控,对农业景观的生态功能进行保护。[27,77]
《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止法》
(農用地の土壌の汚染防止等に関する法律1970)		通过防止和除去特定有害物质对农用地土壤来保障农业生产,对农业景观的生产和生态功能进行保护。[27,78]
地区时间段相关法规对农业景观保护的主要影响文献来源
日本1970—
1992年		《自然环境保护法》
（自然環境保全法1972）		通过对自然环境的保护间接保护农业景观的生态功能。[79]
《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
(資源有効利用促進法1991)		通过对农业生产所涉及化肥袋等容器和包装进行资源回收利用规定,对保护农业景观生态功能和减少面源污染起到积极作用。[80]
1992年—
至今
《土壤污染对策法》
（土 壌 汚 染 対 策 法2002）
日本土壤污染防治的主要法律依据,,制定土壤污染的环境标准,通过对土壤的保护来保护农业景观。[27,81]
《循环型社会建立推进基本法》
(循環型社会形成推進基本法2000)		促进循环农业,强调国家与地方政府、企业及个人等多主体共同保护农业景观。[82]
《持续农业法》
(持続農業法1999)		通过促进采用可持续农业生产方式来保障农业景观的可持续发展。[83]
《景观法》
(景観法2005)		通过规定国家与地方政府、企业及个人等多主体在景观形成中的责任与义务来保护农业景观。[84]
《农业环境规范》
（環境と調和のとれた農業生産活動規範/農業環境規範2005）		通过制定详细的环境和谐型农业生产活动守则来对农业景观进行保护[85]
《保护和提高农地、水、环境对策措施》
(農地?水?環境保全向上対策 2007)		通过财政支持维护和改善农田、水和环境活动等措施,组织农民、当地居民、居民协会、学校、非营利组织等参与农业景观保护。[86]
《环保型农业直接支付对策措施》
(環境保全型農業直接支払交付金 2011)		借助直接支付的方式鼓励农民开展环境友好型的农业生产,从而保护农业景观的生态功能。[23,87]
《实施农业多功能性发挥促进法》
(農業の有する多面的機能の発揮の促進に関する法律2014)		通过促进对农业景观多功能的认识及充分合理利用来保障农业景观的可持续性。[88]
《环境基本计划》
（第五次環境基本計画2018）		从鼓励绿色生产消费、提倡多相关利益主体间协同合作、提升技术支持、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等多方面对农业景观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保护。[89]
中国
1840—
1978年
《森林法》(1914)通过设立保安林进行水源涵养及水土保持来保护农业景观的生产功能。
[90]
《土地法》（1936）中国近代第一步比较系统的土地法,对农地的使用制度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对于缓解农地使用纠纷、保障农业景观生产功能起到积极作用。[91]
《水利法》(1943)中国第一部把水权、水利工程、水资源保护、土地征用等集中在一起,对水资源保护、减少和协调水利相关矛盾进行规定,保护农业景观生产功能。[9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暂行纲要》(1957)明确规定水土保持相关业务部门的职责,并提出具体水土保持措施,从水土保持方面对农业景观的生产和生态功能进行保护。[93]
《森林保护条例》（1963）规定护田及水土保持区域内的森林禁止主伐,对农业景观生产与生态功能进行保护。[94]
《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1973）中国第一部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法规,对规划、改良土壤、农药控制、有机肥使用等方面给出了相关规定,对农业景观的生产功能保护起到积极作用。[95]
地区时间段相关法规对农业景观保护的主要影响文献来源
中国1978—
200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1984)对农田灌溉标准、农药使用做出规定,保护农业景观的生产与生态功能。[96]
《关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1990）提出实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强调在资源开发利用中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要求控制农药、化肥、农膜对环境的污染,对农药景观的生态功能进行保护。[97]
《关于发展生态农业,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1985）第一次将生态农业建设正式写入国家政策文件,对农业景观的生态功能进行保护。[98]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提出防治土壤污染、土地沙化、盐渍化、贫瘠化、沼泽化、地面沉降和防治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源枯竭、种源灭绝以及其他生态失调现象的发生和发展,推广植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及植物生长激素等措施,保护农业景观的生态与生产功能。[9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1991）对水土保持的预防、治理、监督、法律责任等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对保护农业景观的生产与生态功能起到积极作用。[1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1993, 2003)从生产全过程、产业链、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等方面对农业景观的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进行较为全面的保护。[101,1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1997, 2001)农药登记、生产、经营及责罚等方面对农药的使用进行管制,保护农业景观的生态功能。[103,104]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1999)通过设立基本农田保护区来防止农业景观消逝,保护农业景观的生产功能。[105]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2001)提出了畜禽废渣还田等措施,保护农业景观的生态功能。[10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6)对农用薄膜和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的固废处理进行较为详细的规定,保护农业景观的生态功能。[107]
2007年
—至今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2015）指出构建生态文明体制,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从系统角度对农业景观进行全面保护。[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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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中国农业景观保护整体上遵循与发达国家一致的发展路径（即传统→应对→管制→治理→管护）：曾经中国依靠传统的农业景观保护方式积累了丰富的可持续农作经验,创造出早期的农业文明;但近代以来,中国农业发展和农业景观保护却滞后于发达国家,制约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在发展新时期,中国通过生态文明体制构建寻求农业景观的可持续发展,但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众多未知与不确定性。而发达国家在农业景观保护历史路径中所积累的经验,尤其是其在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管护阶段相关研究与实践,可为中国新时期的农业景观保护带来借鉴与启示。

5 对中国农业景观保护的启示

5.1 增强主体管护意识

管护（Stewardship）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保护行动,其特点在于强调各相关主体对景观保护的自发重视性、责任感及协同合作性,被视为人类世时期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关键[109,110]。农业景观管护不仅限于农田水肥管控,更是受到农产品供需模式影响,涉及农户、政府、消费者等城乡多相关主体。从前面分析可知,欧美发达国家步入21世纪后愈发重视对管护理念的实践,通过制定管护计划等方式来提升景观利用主体的景观管护意识,激发多主体参与景观保护的自主性与积极性,进而提升政策实施效率。在中国,主体景观管护意识薄弱是实现农业景观可持续性的一大阻力,如何综合运用命令与控制、市场、沟通与信息手段等多种政策工具,借助教育、宣传、培训、自愿协议等多种方式来激发地方政府、农户、企业、社区等多主体的农业景观管护意识是急需攻克的难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农业景观所涉及的管护主体多样,既有生产端的农户、企业,又有消费端的社区、消费者以及管理端的政府、非政府组织,且各主体间具有区域差异性。因此,在制定相关措施之前,不可忽视对当地的农业景观管护主体进行识别、行为特征分析、利益权衡分析等基础研究工作,以保障因地制宜地增强优化主体管护意识。

5.2 提升景观功能服务

农业景观保护的关键在于对其景观功能服务的保护,而景观功能服务的发挥往往受制于其景观结构布局[111]。农业景观结构布局具有多尺度性,不仅限于田块尺度的种植结构布局,更包含景观尺度的斑块-廊道-基质格局。发达国家在景观尺度的保护研究与实践已较为成熟,如欧洲的Natura 2000保护地生态网络及《欧盟景观公约》、美国的绿道与国家公园建设、日本的《景观法》,而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112]。对此,对中国农业景观开展大尺度的景观结构布局优化研究,识别景观格局中的关键节点与区域,并将其与小尺度种植结构布局结合起来,构建集成多尺度的农业景观保护体系,是目前中国农业景观功能服务提升的关键之一。这其中所涉及的景观功能系统性、各景观功能之间关联性、景观多功能权衡与优选、多尺度景观功能协同问题等重要基础研究工作不容忽视。此外,由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可以预测,未来中国公众对农业景观功能的需求将进一步多样化。对此,建议将多样化需求与景观功能服务提升综合考虑,构建多样化需求预案,将有助于实现供需平衡及农业景观功能服务的可持续供给。

5.3 优化信息沟通渠道

在中国,多尺度农业景观保护体系的构建将涉及纵向多层级主体（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到农户及个体）及横向多部门主体（如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各层级、各部门主体之间无障碍的信息沟通渠道是实现农业景观有效保护的基础保障。现阶段,中国信息沟通渠道的优化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保障纵向自上而下的信息对称,借助网络、宣传等方式进行信息公开与政务公开,确保各主体之间的信息对称性;二是构建纵向自下而上的政策反馈机制,目前中国农业景观保护方面的自下而上反馈渠道仍旧匮乏,反馈机制的构建有利于及时修正政策预定与实际实施效果之间的偏差;三是促进横向各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可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借助利益权衡以及跨部门信息平台共建等方式来实现。可见,信息沟通渠道的优化不仅限于信息技术方面,更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其不仅受制于景观管护主体意识,更是关系到景观功能服务的提升。近年来,中国加强了自上而下的政务信息公开并借助部门改革、联合发文等方式促进部门间协同合作,但自下而上的政策反馈机制建设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可以将信息沟通渠道的建设与主体管护意识增强、景观功能服务提升等措施相结合,从系统角度保障集成多尺度的农业景观保护体系构建。

5.4 完善政策弹性结构

中国广袤的地域及特殊的气候土壤地质条件造就了其农业景观的多样性及较大的区域差异性,这也对中国政策的弹性结构提出了特殊要求。当保护政策的弹性较低时,意味着政策必须严格执行,但也意味着政策的延展性、灵活性及变通性较低,难以顾及区域差异性;反之,当保护政策弹性较高时,意味着政策可以根据区域差异进行适当的延展、变通,灵活性较高,但存在“寻租”空间大的困境,直接影响其执行效率[113,114]。其中政策弹性结构的困境可以借助动态监测、信息监管、绩效考核等多种方式来破解[115]。例如,欧盟在后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中增加了财政政策的弹性预算,将原本的刚性政策与新增的弹性政策及其监督机制进行有效结合,提升了政策执行效率。但需留意的是,政策的弹性需求往往与管理对象及管理层级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所涉及的管理层级愈高,其相关政策弹性需求往往愈大。对于中国的农业景观保护,涉及国家、省级、县市级、乡镇级及村级等多个管理层级,各个管理层级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如何梳理各个管理层级之间的社会关联关系,并将其与农业景观自身的多尺度自然关联相结合,是中国现阶段优化完善农业景观保护政策急需攻克的难题。

致谢

真诚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在论文评审过程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研究结构优化、概念界定明晰及研究内容完善等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特别感谢中国农业大学刘黎明教授在论文成稿初期所提出的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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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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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system stewardship is an action-oriented framework intended to foster the social-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of a rapidly changing planet. Recent developments identify three strategies that make optimal use of current understanding in an environment of inevitable uncertainty and abrupt change: reducing the magnitude of, and exposure and sensitivity to, known stresses; focusing on proactive policies that shape change; and avoiding or escaping unsustainable social-ecological traps. As we discuss here, all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are vulnerable to recent and projected changes but have sources of adaptive capacity and resilience that can sustain ecosystem services and human well-being through active ecosystem steward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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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ed areas cover over 12% of the terrestrial surface of Earth, and yet many fail to protect species and ecological processes as originally envisioned. Results of recent studies suggest that a critical reason for this failure is an increasing contrast between the protected lands and the surrounding matrix of often highly altered land cover. We measured the isolation of 114 protected areas distributed worldwide by comparing vegetation-cover heterogeneity inside protected areas with heterogeneity outside the protected areas. We quantified heterogeneity as the contagion of greenness on the basis of NDVI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values, for which a higher value of contagion indicates less heterogeneous land cover. We then measured isolation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an contagion inside the protected area and mean contagion in 3 buffer areas of increasing distance from the protected-area border. The isolation of protected areas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 110 of the 114 areas, indicating that vegetation cover was consistently more heterogeneous 10-20 km outside protected areas than inside their borders. Unlike previous researchers, we found that protected areas in which low levels of human activity are allowed were more isolated than areas in which high levels are allowed. Our method is a novel way to assess the isolation of protected areas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contexts and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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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total material wealth of humanity has been enhanced. Howev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e face scarcity in critical resources, the degrad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he erosion of the planet's capability to absorb our wastes. Equity issues remain stubbornly difficult to solve. This situation is novel in its speed, its global scale and its threat to the resilience of the Earth System. The advent of the Anthropence, the time interval in which human activities now rival global geophysical processes, suggests that we need to fundamentally alter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planet we inhabit. Many approaches could be adopted, ranging from geoengineering solutions that purposefully manipulate parts of the Earth System to becoming active stewards of our own life support system. The Anthropocene is a reminder that the Holocene, during which complex human societies have developed, has been a stable, accommodating environment and is the only state of the Earth System that we know for sure can support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 need to achieve effective planetary stewardship is urgent. As we go further into the Anthropocene, we risk driving the Earth System onto a trajectory toward more hostile states from which we cannot easily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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